《青春祭坛》错错错

这一天，三角洲村激动得发抖！

“噼噼啪啪……”鞭炮从它发明的那天起，就与中国人的喜庆结下了不解之缘。

“仁茂结婚！快看看去！”

全村的男女老幼脸上带着喜气，拥到贴着大红喜字的李家。

在一片恭喜声中，新郎李仁茂有点晕乎乎的。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新娘，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罩衣，秀丽的圆脸红扑扑的。

在他的眼里，她是陌生的，从谈恋爱到结婚，整整三年他们才见过四五次面！

新房里，家具没有上油漆，穿衣柜上没有镜子，一切都是那么简朴。可是，这种简朴更加深了人们对新娘骆姣枝的敬重。然而，新娘的心里却涌动着一股苦涩味…

1973年，骆姣枝被卷进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一个初春的早晨，汽车载着她和同学们向离县城30多里地的联心大队奔去。同车的同学，有的在暗暗抹眼泪，有的兴致勃勃地高声谈笑。骆姣枝茫然地望着车外，她刚刚遭受了一场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

高中毕业前夕，部队到县城招女兵，姣枝在几百名应征女青年的竞争中，成了唯一的佼佼者。接兵的首长给她发了新军装。当她穿着新军装站在镜子前时，一种坚实的快乐充溢了她的身心。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妈妈，高兴得抹泪。在外地工作的大哥赶回家给妹妹送行。骆姣枝成了只有几万人的小县城里的新闻人物。

可是就在新兵启程的前一天，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她，把她的全家震呆了：县里一位科长的女儿悄悄地挤掉了她！得知这一切，姣枝悲叫一声，昏倒在地上。

晚上，接兵的张指导员脸上积着铅云，脚步沉重地来到她家。他把一份材料递到姣枝面前：“干部的女儿能当兵，难道工人的女儿就不能当兵?”

“你签个字吧，我到上面去帮你告！”这两天他在县里已经为姣枝作了最大的努力。

姣枝一下子扑到妈妈面前，悲愤地哭喊着：“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当兵，为什么啊！”母亲流着泪颤抖着嘴唇吐出几句话：“孩子啊，你没有好爸爸，没有当官的亲戚。你，你就别怨爸爸妈妈吧…，，”

姣枝不吃不喝，她哭啊，哭得嗓子嘶哑，哭得气息奄奄，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县城里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纷纷找上门，愤愤不平地叫她去告。

“去告，告得赢吗?”大哥看看虚弱的老母亲，看看躺在床上瘫痪的姐姐和几个年幼的弟妹，他摇了摇头，“姣枝，你就忍了吧。要记住，你没有靠山，只有靠自己。”

是啊，哥哥的话是对的。靠自己，我要靠自己走出一条路！骆姣枝坐在颠簸的车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她开始“靠自己”了。百把斤的担子，她挑起来就跑，那件打了不知多少块补丁已看不出本色的衬衣，一天到晚湿淋淋的。插秧薅草她总跑在前面，收工她走在最后。

一起来的同学们十天半月回县城一趟，带回些鱼肉，零用钱。骆姣枝不回去，她咬着牙忍住对母亲和弟妹们的渴念，默默地拼命地干着，她要用汗水引起领导和乡亲们对自己的注意，她不为别的干，就为了一个好印象，就为了将来有人推荐她走出这块土地。

人们终于注意上了这个穿得比他们还要差，吃的比他们还要坏，跟他们一样拼命干活的瘦弱的姑娘。她被抽到大队民办小学教书。

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们身上，每天夜晚，她都在教室昏暗的灯光下给学生补课。孩子们喜欢她，家长们敬重她。

大队领导看她是棵好苗子，又把她从学校调出来，担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看到当地文盲多，她办起了大队扫盲班。半年后，成绩卓著，团县委在这里召开了扫盲现场会。

姣枝的名字终于被大队以外的许多人知道了，被公社领导知道了，他们欣喜地发现，这个女知青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典型。于是，她被调到公社扫盲学校当了校长。不久，又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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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她经受更大的锻炼，公社党委又让骆姣枝回大队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她没日没夜地干，足迹踏遍了全大队的角角落落；她风里雨里，几乎每块田里都洒下了她的汗水，脸上晒得脱了皮，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

骆姣枝的名字在一次又一次的宣传中，越传越远，她成了全县知识青年中小有名气的先进典型了！

典型，在那个年代里，意味着什么?对于“靠自己”的她来说，当上了典型，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对她的个性，究竟是一种完善还是一种压抑?姑娘还太年轻，对于这些，她没有想，也不愿想，只是暗暗感到庆幸。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县知青办主任的家的。周围笼罩着深沉与神圣的寂静，暮色无声地降落在天地之间。

“小骆，你是党员，是典型，任何时候都要起带头作用。你想想，这些年没有组织上的培养，你能有今天吗?党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你要听话啊……·”她的眼前出现了知青办主任那张忧心忡忡的脸。老主任高烧40度，脸烧得通红，说话有气无力，但是，她还是把骆姣枝喊到床边，对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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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上午的全县知识青年大会上，不少知识青年跑上台，慷慨激昂地表态，要扎根农村，要一辈子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大家的情绪都是那么高涨，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些人都是有门路有办法的，我能和他们比吗?骆姣枝没有上台表态。她拘谨不安地低着头坐着。她感到背上有许多双希望的、疑惑的眼睛盯着她。上台吧，一个声音在叫她，你是党员，又是典型，这种场合你应该带头。不，我不愿意扎根，我不说假话，我想离开农村。当初，我并没有想入党，想当典型，我只是想好好干，早点被推荐走…这种话，当然不能说。不能说就不说，总比说假话好。

她用一种执拗的天真，保持了缄默。

散会了，她站起来，这寒冬腊月里，她的衬衣竟全湿透了。几个刚才在会上表了态的姑娘，昂着头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向她投过来一撤冷冷的，鄙视的眼光。她到食堂吃饭，一些人端着碗，交头接耳，朝她指指点点。她感到脸上发烧，好像一下子矮了一大截。

下午，学习班临时改变了原来的日程安排，不接着开大会了，党员过组织生活。会的议题是：对骆姣枝同志进行帮助。各种言辞激烈的指责包围了她，使她感到震惊，感到头晕。她想申辩，但话没出口，就感到那辩白是那样地无力。她潸然泪下。主持会议的人见她哭了，以为她觉醒了，悔悟了，宣布散会。

在这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寒冬的夜里，骆姣枝踟蹰在县党校的院子里。老主任的话，生活会上同志们的批评，使她自责，她为自己的思想不纯洁感到羞愧。她在内心深深地自省：我愧对党啊，没有党，哪有我骆姣枝。父亲去世后，组织上每个月都给我们送来生活费，使我能上到高中毕业。我愧对组织的培养，这几年，各级领导，一步步扶我成长，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分成绩，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我怎么能忘记这些。…可是，我靠自己的努力，难道就是为了换一个扎根的典型吗?只有像她这样真诚的人，才会有这么多的自责和矛盾。

“小骆，今天晚上的大会，你可要发言啊，”她记起了老主任的话，快步向礼堂走去。

在一双双眼睛的注目下，她向台上走去，不知怎么，她感到两条腿是那样地沉重无力。站在台上，她抖索着嘴唇终于说出了：“我，我坚决扎根农村，在农村干一辈子……”该死的眼泪却在这时夺眶而出，她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跑下了台。

她哭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哭。但是，领导的解释和台下听众的解释是一致的：她是激动得哭了。

骆姣枝成了典型中的典型。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当时那么多人都表了态，为什么只有她成了典型中的典型。事情过去了若干年后，她苦笑着说，或许是当时的领导认为我没有靠山没有后台，飞不了，抓我这个典型保险，靠得住。而今，她有过瞬间的动摇，这样的典型更有教育意义，更有说服力，更具有典型性。她这个普通的工人女儿的手，被县长握过，被县委书记握过，被一个个含着钦佩眼光的知识青年们握过，她成了全县知识青年中引人注目的一面旗帜。

时间一晃，到了1976年下半年，骆姣枝带着农村户口，借调到县知青办工作。当初表态扎根农村连舌头都不弯一下，并且指责批评过她的知青，却有不少已经远走高飞了。

一天，公社书记和妇联主任来找骆姣枝。“姣枝，你23了，该找对象了。你是扎根典型，要真正扎下根，就要找个农村对象…...”

姣枝愣住了。她还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是呀，扎根就意味着在农村定居，就意味着要找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对象，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子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才是真扎根。当初，自己不是表了态么，说出去的话，怎么能收回来呢？

看她不吭声，公社书记说：“姣枝，我们帮你物色了一个，就看你的态度了。”

谁?

李仁茂！

他?

李仁茂和姣枝是一个大队的，仁茂住6队，姣枝住7队。姣枝离开大队前不久，仁茂才从部队复员回乡，担任大队民兵连长。

没几天，姣枝就到县知青办来了。她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觉得这个小伙子话不多，好像很憨厚，虽然长得不算好看，在农村的男青年中，也算是个出众的。

姣枝点了头。

没几天，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大队级以上的农村于部都聚集在县城里。李仁茂红着脸来找姣枝。

“你来了。”

“嗯。”

两个人尴尬地坐着，都想找个话题打破难堪，可是搜肠刮肚怎么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坐了一会儿，仁茂起身告辞，他眼睛望着旁边丢下一句话：“有事写信。”

“嗯。”

这一分手，将近半年，他们没有见面。断断续续通了几封信，那信上也无非是谈谈近况，问问寒暖。没有缠绵悱恻的思念，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诺言。他们的恋爱按照农村那种古朴的方式进行着。

骆姣枝自己也没想到，最后她会作出那种让大家惊愕，又让大家无可奈何的决定。

她到知青办后，老主任放心地把知青档案柜的钥匙交给了她。从最底层浮到上面，使她看到和听到了许多使她震惊，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事。县里那些干部的子女竟没有一个在农村扎根的。

靠着爸爸妈妈，早就回城了。当年和她一起表态扎根的坚定派，也快走完了。

一天深夜，急切的敲门声把她惊醒了。来的是一位武汉下乡知青。当年，扎根表态会上，她是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的；在党员生活会上，也是她指着骆姣枝说她不配党员的光荣称号，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有事吗?”姣枝问。

“嗯，是这样，我父亲……”她结结巴巴地说着，脸色通红。

骆姣枝终于听明白了。这姑娘父亲的单位来招工，点着要她。她是来取档案的。

骆姣枝掏出钥匙，给她取出了档案。她高兴地拿着档案道了谢。

不知怎么，骆姣枝从那眼神里，看到了得意、怜悯和一丝讥讽。她可怜她，可怜她没有一个好爸爸，只能永远在这里扎根。她讥讽她，典型有什么用，充其量也不过当个农村干部。她肯定听说了自己在农村找对象的事。

突然，一种幻灭感产生了。她感到躯体内有一种什么东西正在悄悄离去。她摇摇晃晃地向宿舍走去。

什么扎根，什么干一辈子，都是骗人，都是为了捞一张到城里去的通行证。她感到自己被欺骗，被愚弄了。

她又想起了那次当兵所受到的屈辱，一个科长，就可以把她踢得远远的。她又想起了妈妈的话：“你没有一个好爸爸，没有当官的亲戚……”她又一次实实在在地认识到权势的力量。

“我不当这个典型，我要让你们失望，我要走……”瞬间她下了决心。

凡是真诚的人都是固执的。真诚而固执的骆姣枝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她要报复那些愚弄、欺骗了自己的人！

没多久，武汉市一家建筑公司到县里招工。那时，知识青年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况且这个单位流动性大，工作艰苦，没多少人愿去。骆姣枝找上了门。招工的已耳闻了她的表现，当然满口答应。

她去找公社书记，提出要走。书记愣了半天，问：“小骆，你怎么突然想走了，你不是决心扎根么?还有仁茂，这怎么行呢！”

骆姣枝这次是破釜沉舟了。她咬咬牙：“书记，这次放我走，我和仁茂的婚事就成；不放，这婚事就不成！”

那么多的扎根典型不是都走了么?骆姣枝完全可以据理反驳，可是，她还把连同扎根一起施加给她的婚姻，作为恪守的“信物”。

“软弱，你的名字叫女人！”连处在固执的反抗之中的骆姣枝，也仍然被这位西方哲人不幸言中了！

从填表到办完户口只用了三天。当听说姣枝要走时，仁茂没说什么，他只是默默地东跑西跑，帮她办好了一切手续。

汽车开动了，看着渐渐远逝的村庄，她的眼睛潮湿了。能说她对这里没有依恋么，这里毕竟是她生活了4年多的地方啊！她在这里流过泪，洒过汗！在这里，她苦恼过，但她也欢笑过，她在这里做过圣洁的梦，虽然这梦破灭后，留给她那么多的苦涩。

远处，那片村庄像团灰色的云，低垂着。她感到自己身上还被根扯不断的线拴在那里。是啊，那里还有她的对象李仁茂。

“小骆，你的信！”有人喊她。谁来的呢?是仁茂吗?这段时间，她心烦意乱，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给他去信了。

信封上的字是陌生的。她拆开信一看，是公社书记写来的。

“……小骆，听说你好长时间没给仁茂写信了。你是党员，要注意影响，不要做不讲良心道德的事。你是我们看着成长起来的，我不能看你犯错误……”

进城两年来，和仁茂的关系一直这么不冷不热地维持着。学徒期间不能恋爱，她向一切人隐瞒着这个秘密。但是，这桩婚事却直像个包袱压在她的心上。她犹豫徘徊，她感到痛苦，但这种痛苦又无处诉说。如果他们曾经深深地相爱过，也许甜蜜的回忆会加固爱情的基石。可是他们相识，并不相知、相爱。进城两年多来只见过一次面，断断续续地通着干巴巴的信。她千百次地嘲笑自己当初太荒唐，太幼稚，但是，却不敢在生活的道路上，重新迈出哪怕半步。甚至想一想都不寒而栗。舆论，舆论是可以杀人的呀！

学徒期满后，不少热心的老大姐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了。一天，一位老大姐笑着问她：“小骆，别人给你提对象，你总推，是不是有了哇?”她脸一红，只好点点头。

“在哪儿?”

“乡下。”

“干么事的?”

“农民。”

“咦……”老大姐惊奇地张着嘴。

姣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关心，但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是啊，如果这桩婚事成了，她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别人会施舍给她多得盛不下的同情和怜悯。她也会遭人议论，议论她傻，嫁了个农民。可是，如果她抛弃了农村的对象，那些准备送给她同情和怜悯的人们，那些议论她傻的人们，马上会聚到一起谴责她，指着她的脊梁骨骂。

喜新厌旧，历来是千夫所指、十恶不赦的啊！

人们可不管你这桩婚姻形成的背景、原因。他们只知道，抛弃别人的人是不道德的，被抛弃的是可怜的，人们向来只同情弱者。

他们宁愿看着你背着痛苦的十字架，在人生的路上蹒跚，陪着你洒一掬同情的泪，也不愿你扔掉十字架，重新开始生活。

善良、率真、愚昧、糊涂的人啊！

何去何从?！她提起笔给李仁茂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她准备回三角洲。

一列慢车喘着粗气在一个小站停下了。骆姣枝走下火车。绵绵不断的雨丝，在大地上空扯起了一张密密的网，远处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不清。她在雨中，朝五六里外的三角洲村走去。

还是泥泞的小路，还是灰蒙蒙的村庄。这几年，外面的世界在剧烈地变化，而这里似乎还是那样安静，那样古朴，它安静古朴得像一只古老的石磨，严肃地、单调地唱着一只沉重的歌！

当她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三角洲村人惊呆了，他们窃窃低语：她回来干什么?退婚?……然而，他们马上又脸堆着笑围上来。

姣枝，回来啦，我说你不是那种不讲良心道德的人，这不，到底回来了。”

姣枝，仁茂等了你几年，没白等啊！”

她笑着和大家寒暄着，心里却在暗暗地哭泣。

她和仁茂默默地沿着村外的河沟走着。他们自相识以来，还是第一次在一起散步。他们都感到心情沉重，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在沟边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仁茂双手抱着头坐着，一动不动。姣枝侧过脸，蓦然，她看见一张满是泪水的脸。这张脸在痛苦地抽搐，厚厚的嘴唇抑制不住地哆嗦着，却没有哭声，甚至没有一声叹息。他要用多么大的毅力才能压抑住那从胸腔内冲出来的哭声啊！

她突然觉得自己太自私，自己千百次地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可是命运对他公平吗?在部队，他也是个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入了党，正准备提干时，部队改编，让他脱下军装回乡了，这几年，没有一句怨言地苦苦等了自己几年，他今年30岁了啊！

过了好一会，仁茂从胸腔里迸出一声重重的叹息。这几年，他承受了多么大的舆论压力啊，村里人说他攀高枝，总有一天，要摔个嘴啃泥，连弟弟都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许，他早该自知之明，趁早撒手，但是自尊心，还有那么一点虚荣心，使他不愿让别人看笑话。他知道，如果他一个跟头栽下来，在三角洲村人的眼里，他就会成了一个永远被嘲弄、被耻笑的可怜虫。他又常常在内心自责，鄙视自己的自私。这种难言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姣枝，我们的事，你自己拿主意，我不会怨你……只希望你早点告诉我。”

第二天，她离开了三角洲，沿着泥泞的路，赶回了县城老家。

“妈，我要结婚了。”

“对象是谁?”母亲紧张地问。女儿那年离开农村进城时告诉她，在农村找了对象。她又急又气，把女儿狠狠地骂了一顿，告诉她，要是那小子敢进门，非打断他的腿！这几年，从没见那小子来，女儿每次回家来，又总是心事重重的，她也不敢多问。

“李仁茂。”

“他！”母亲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你在哪找不到个对象，偏找他，背上这个包袱，以后怎么办？

母亲哭着说。她从心里可怜女儿，从小吃了那么多苦，参加工作后，为了补贴家里，每个月只留10元生活费。20几岁的大姑娘了，从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常常想起来就落泪，她不能看着女儿过一辈子苦日子。

“妈，你就答应了吧。”姣枝凄苦地哀求。

“妈不认这门亲，也不认你这个女儿。”母亲狠狠心说出这两句话，又老泪纵横。

女儿哭着离开了家。

结婚前夕，她将同事们凑的200多块钱寄给仁茂的弟弟，让他帮在县城里买几床被子，买两口皮箱，工作几年了，她身上竟无一分钱积蓄。

1979年11月24日，她拎着一个旅行包来到三角洲与仁茂结合了。

婚后的生活是平淡清苦的，也是平静和谐的。仁茂仍然在三角洲种田。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俊俊。孩子给这个平静的家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苦恼。姣枝的产假满了，要回武汉上班，可是孩子怎么办！这时，她已经是公司团委书记了。她常常要跟着施工队东南西北地奔波，怎么带孩子呢！

“俊俊放在家里吧，我带。”仁茂说。

她流着泪亲亲儿子，狠狠心走了。

从此，仁茂当爹又当妈。孩子突然断奶，嗓子都哭哑了。他整夜整夜不能睡，抱着孩子在屋子里不停地走着、哄着。俊俊的衣服破了，他笨拙地拿起针，一针一针地给孩子补。小俊俊终于会在地上走了，他常常喊着妈妈，可是妈妈呢?妈妈在他的记忆里是模糊的。虽然妈妈也回来过两次，每次回来都不离手地抱着俊俊，但他却记不起妈妈的模样。

三角洲在200多里外，姣枝虽然日日夜夜牵挂着儿子，思念着儿子，但是她却很少回家，连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也放弃了。公司团委就她一个人，工作千头万绪，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她遏制住对儿子的渴念，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到工作上。

1984年5月的一天，仁茂牵着儿子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姣枝扑上去抱住儿子，她发现儿子瘦多了，小脸黄黄的，大大的眼睛里没有了以前的灵气。

“俊俊怎么啦?”她抬头问丈夫，这时，她才发现仁茂的脸蜡黄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原来，仁茂两个多月前就感到头晕乏力，食欲不振，但他不敢去医院看，看病要花钱，他舍不得。后来他发现儿子也有了和自己相似的病症，这才慌了…

虽然，姣枝每个月将工资的大部分都寄回去，但父子俩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的。为了让俊俊上幼儿园，父子俩两年前就搬到县城姣枝的家了。善良的母亲看女儿的婚事已生米煮成熟饭，也就默认了。她只有用默默的操劳帮女儿分担一点困苦。仁茂在县里做临时工，但是在频繁地清退临时工的情况下，他在这里干一天，那里干两天，有时，一连两个月找不到事干，就靠妻子寄回来的二三十元钱生活。为了让儿子吃得好一些，他总吃着看不见几颗油花的萝卜白菜。粗壮的汉子日渐衰弱。

检查结果出来了，父子俩患的是一样的病：肝炎！医生开了药，嘱咐回家要多休息，要加强营养。去拿药，仁茂倒抽了口凉气，药费花了几十元。吃完药，妻子又要领她去医院，他怎么也不肯去，他说：“不用看，养养就会好的。”妻子又气又怜，硬把他拖到医院。

这时，他们的生活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困境。姣枝每个月四五十元基本工资，加上粮贴等零头碎脑，也不过五十块钱挂点零。要看病、要吃饭，每个月要买几十厅议价米。孩子有病，不能让他苦着，但是也只能三两天给他煮个鸡蛋。他们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到了月尾，也常常还是浑身找不出个钢鏰儿。

仁茂死活再不肯去医院看病了，姣枝看着丈夫虚弱的身体暗暗伤心。无可奈何，只好红着脸去找患过相同病的同事，问有没有吃剩的药。同事同情她的境遇，将没吃完的药全给了她。她感激不尽地把药拿回家，让仁茂服下去。

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仁茂的病不见好，俊俊的病情虽有好转，但还是很虚弱。肝炎病要营养，可他们没有钱。每顿饭，端上桌的不是白菜就是榨菜。有时，姣枝抠出块把钱买点荤的，让丈夫和儿子吃，仁茂又常趁她不注意，把盛在他碗里的肉扒拉到她碗里。最难的时候，他们连几分钱一斤的白菜也买不回来了，仁茂就到野外去挖野马齿苋，这种红秆绿叶的野菜，虽然有点涩口，但总比开水泡饭强。

生活的困窘压得姣枝喘不过气来，她面黄肌瘦，心力交瘁，自尊心又使她不愿向任何人吐露出自己的困窘。她仍然是那样拼命地工作，在人前，她尽量做出轻松愉快的笑。只有在夜深人静，丈夫和孩子都睡着的时候，她才敢偷偷地饮泣。她不知道这苦日子何时有个尽头。

把丈夫的户口转到城里来，是遥遥无期的希冀，是没有任何希望影子的等待。这人生痛苦的十字架，难道一直要背进坟墓?有时，骆姣枝真想一死了之，那样就可以得到永久的解脱，不会像现在这样时时刻刻受着痛苦的折磨。可是看到儿子那双只有大人才会有的忧郁的眼神，她下不了这个决心。儿子不能没有妈妈。可怜的孩子，只有几岁，就已经跟着大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有谁相信，他连巧克力都没吃过。那天，一位阿姨给了他两颗巧克力，他拿在手上半天不敢吃。他不知道那是糖！他从没有像一般孩子那样天真地撒娇，从不开口要爸爸妈妈买这买那。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酸！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谁的家里像我们这样寒酸，竟然连台收音机都没有！她想起那次去总公司开会丢的丑。。

每次外出开会，她总穿着一件已很少有人穿的春秋衫，那是70年代初流行的式样。一起开会的同伴说：“小骆，你也该换换样子，买件时髦的衣服穿穿。”她脸一红，没吭声。

她也是年轻的女人，她也爱美。但是，她能拿出几十元钱去买衣服吗！那次总公司又要开会，她不好意思再穿那件衣服去了。恰巧，公司给每人发了一件雨衣，浅黄色的，还带腰带。她穿在身上照照镜子，很像风衣。她穿着这件衣服去了。恰逢那天气温高，雨衣裹在身上热烘烘的，不一会儿，里面的衣服全湿透了。她坐在那里开会，又不好意思把衣服脱下来。不料，坐在后面的一位同志发现了，叫起来：“你怎么穿雨衣来了！”当时，她羞得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些心酸，这些苦楚，找谁说去。就在她偷偷饮泣的时候，仁茂并没睡着，他的心也在哭泣。

结婚这几年来，他默默地把全部家务都扛在肩上，他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这样做。他觉得自己欠了姣枝一笔债，一笔也许永远也还不清的债！他看妻子的脸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润和光泽，额上过早地爬上了密密的皱纹，他心疼得暗暗落泪，他深深地悔恨和谴责自己当初的自私。

一天深夜，这两颗都在掩饰着的痛苦的心终于相撞了。

姣枝，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当初我真没想到路会这样难走啊！你跟着我，只会受罪吃苦，我们还是分手吧。让俊俊跟着我，仁茂哽咽着。

别说了，别说了，已经到这一步了，再苦也苦在一起…”妻子靠着丈夫的肩哭了。静寂的夜，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这哀哀的哭声听了让人心伤，使人落泪。

不知哭了多久，姣枝突然停住了哭声：我们到县里去！找他们去！当初，是他们让我当典型，让我扎根，让我找农村对象；今天，他们不能不管啊！

“奶奶，关心关心我们吧……”俊俊脸上挂着泪珠站在妈妈身后，低低地哀哀地说。

这个才5岁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从小跟着父亲，他得到的是不完整的爱。他也和一般孩子一样渴望母亲的抚爱。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在一起。这几天，他跟着爸爸妈妈东奔西跑，从妈妈流着泪的诉说和凄苦的神情中，他已朦胧地知道这个家庭的不幸。

县长的老伴抚摸着孩子的头掉了泪。县长不在家，她答应，等县长回来后，一定跟他说。

走出县长的家，姣枝感到全身无力。这几天，她把所有当年的领导找遍了，除了同情的泪水和叹息，除了对她始终没抛弃农民丈夫的赞叹，好像大家都无能为力。

在原知青办主任的家里，老主任已退休在家。听了姣枝的诉说，她眼圈一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都是当年极‘左’路线害的。当时，从上到下都要抓扎根的典型，我们也是听上面的…谁想到今天会这样呢……”听说这位老太太后来还去找了有关部门，帮姣枝申述，请示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公社书记听了姣枝的诉说，跺跺脚说：“这都是我办的糊涂事。可是也不全怪我啊，当时层层抓扎根典型，公社典型抓得少了，上面怪罪下来，我也吃不消啊！……这样吧，我帮你写个证明，证明在当时‘左’的路线下，是我们做工作让你扎根，让你找农村对象的，看县里能不能给你落实政策。”

姣枝拿着证明去找县有关部门。他们听了她的申述，看了原公社书记的证明后，为难地说：“你这件事不好办啊，给地富摘帽，给右派’平反，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中央都有文件，可是没有哪份文件说要给当时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落实政策啊！

失望和痛苦折磨着她，她想不通：当年，我不是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么?“左”的路线种下的苦果，难道要我独吞?她心里暗暗有股怨恨。可是，怨恨谁呢?恨那位知青办主任和公社书记么?不能。恨那些在知青扎根表态会上指责她的人么?也不能。这到底是谁的错啊！这到底是谁的错！！她脚步踉跄地走着，口在问，心在问。

也许由于良心上的不安，和对不幸者的同情，那位公社书记又主动来找姣枝，带她去找县长。听了公社书记的叙述和请求，县长摇着头苦笑：“同志，你真是办了一件糊涂事啊！” 一听这话，公社书记急了：你们县里不也抓了这个典型吗?那时候怕她跑了，让她在农村找对象，千方百计保住这个典型，你们不也是这个想法吗?……

县长默然。真的，这到底是谁的错呢?这是历史铸成的错！左’的路线铸成的错！

后来，在一次会上，县长提出了骆姣枝的问题。不料，具体办事的人顶住了：她那问题是“左”的路线造成的，值得同情，但是，她人已经走了，让我们解决她爱人的户口问题……可是我们自己还有那么多干部工人的家属在农村，这个指标不如解决我们自己的人。

大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肥水不落他人田，何况她已经走了。县长只好又一次默然了。

她的这一切鲜为人知。

人们只注意从她的婚姻事实中，去挖掘和追寻传统的美德，而不知道，一颗苦涩的心是怎样在痛苦中挣扎、哭泣。

人们只凭着一颗善良的心，去理解它、赞美它、歌颂它，却不知道，这一切更加深了她的痛苦。

所以，她拒绝一切采访，她不愿当那种身上镀着一层金光的典型，她当典型已经当怕了！

但是有一天，团市委几位干部来公司检查工作，发现了她。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只有她一个人的团委，竟连续两年夺得总公司流动工作奖杯；公司500多名青年的家，几乎家家都留有她的足迹，20多名后进青年在她的耐心规劝下，走进了先进行列……他们还听说，这位女团委书记的丈夫是个地道的农民。

记者这个职业的敏感，使我决意去采访她。

在公司团委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她。她比我想象的要美，秀气的眼睛微笑着，眼神显得有点疲乏，有点黯淡。

“你打电话说要来，昨晚我想了整整一夜……我没法按你的要求谈。”她固执地说。

停顿了一会，她抬起眼睛看着我说：“我不愿你那样去写我，我心里本来就够苦的…你愿意听听真话吗……”

也许，这是她第一次向外人倾诉痛苦，讲到伤心处，黯然落泪；讲到荒唐处，凄然苦笑。

她的命运中不为周围人知的荒唐痛苦的一面，在我面前赤裸裸地揭开了，令我震惊，使我窒息。

夕阳从敞开的窗户射进来，照在她的脸上，那上面有两颗清冷的泪。

“你爱人的户口有进展没有?”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气问。“公司领导倒是很关心，可是，听说上面认为我工龄不够，卡住了，等我熬到工龄够了，我都40岁了……”说完，她叹了一口气。

离开骆姣枝走上街头，江城已是万家灯火，白天弥漫在上空的嘈杂的气浪，已渐渐隐去。一股恬静温馨的气息，从一扇扇敞开的门里漫出来，渐渐充实了整个空间。

文章来源：《青春祭坛》章德宁、岳建一编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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