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更正）
你们好。昨天我看到微信上转发我写的”留在荒原上的坟”一文，还有于杭国先生对该文的意见。得知我这篇文章中有关“亚非拉之死”的记述有误，深感抱歉。这篇文章是“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其中我的单行本《大荒冰河》里的一节。这套书于1998年知青下乡30周年之际，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0周年了。“留在荒原上的坟”一文原意是为纪念那些无辜死去的知青，对他们年轻的生命嘎然而止心怀痛惜。有关“亚非拉之死”，取自我记忆中听说的零碎片段，由于当时交稿时间紧，写作比较仓促，而我平时与鹤立河农场的知青联系较少，尤其同十分场的知青更无往来，所以无从核对事实。我在其中写到：“据说“亚非拉”生性顽皮，擅长偷鸡摸狗”这一句，于杭国已代表“亚非拉”的哥哥周文虎先生对我提出了批评。我读了于杭国先生记述“亚非拉”生前打狗的真实情况，以及从发病到最后不幸病逝的经过，心里很难过。虽然我并未使用“亚非拉”的本名，但在纪实文学作品中对他人随意进行推测（尽管并无一丝恶意），也是不恰当的。所以，尽管已时隔20年，我仍愿意对原文进行修改，使它更接近真实。并对由于我当年的疏忽对“亚非拉”亲友们造成的感情伤害，在此向周文虎先生及“亚非拉”的亲友表示诚恳的道歉。这20年里，从未有知青朋友告诉我那句话是不恰当的，否则我早就改过来了。以后我也将在再版的书中进行更正，以告慰“亚非拉”在天之灵。
张抗抗 2018年7月10日
离开鹤立河以后，农场的生活却常常在梦中出现。有时在课堂上听着老师讲课，不知不觉地就走了神，恍惚中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原来一个人8年的青春岁月，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眼前常常会隐隐的出现一片小树林，树林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积着厚雪，雪上飘落着一些枯叶。林中有几座孤零零的土坟，坟前插着一块块木牌子，就算是墓碑了。知青刚到农场时，听说那些低矮的土坟中，葬着老死北疆，遗体无法送回故乡去的“二劳改”，留在这里做了荒原的野鬼。
过了几年，那林中又添了几座新坟，新坟略高，照例插着木牌代替墓碑。每逢清明，坟前会出现几束野花，偶尔还有半截蜡烛，那是蜡烛被人点燃后，又被风刮灭的……
墓碑上的字工整清晰，写着：知青XXX之墓。没有亲属的名姓。
多年前，我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去祭奠那些永远遗失在黑土地上的知青战友。临别农场前，我很想再去看望他们一次，却终于没有去成。
葬在那里的几位知青，同我并不熟识。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并在心里一次次地咀嚼。那些悲惨的故事本来不应该发生——那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无情地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那个年代支付了昂贵的代价。
那个鹤岗知青死于我们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其他几个男生，坐在爬犁上，去场院打夜班拉稻草，脱粒后的稻草很宝贵，全指望它做一冬的燃料烧炕取暖。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那辆爬犁制作得其大无比，差不多有四辆卡车的面积，小伙子们都希望表现得好些，装车十分卖力，把爬犁上的稻草，装得像一座小山一样。如此巨大的爬犁，用牛用马是难以拉动的，所以，冬天拉爬犁，必须出动东方红拖拉机。他们用粗绳把整个爬犁上的稻草固定，然后一个个地都爬到了小山似的稻草顶部，趴着卧着，让拖拉机顺便也把他们拉回连队来。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的深夜，拖拉机行驶中的隆隆响声，人们互相说话都听不见。马力充足的拖拉机，拉着那一大堆稻草，在雪地上隆隆行走。后来有知青说，当时的情形很像是平地上移动着一座碉堡，或是一头怪兽。夜已深，大家都困倦了，又累又乏，有人睡着了。那个男生也睡着了，他没有察觉到身下松软的稻草，正在拖拉机的震动中，慢慢地往一边塌陷下去。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忽然随着稻草的一角，往前坍塌倾倒下去。致命的死因是他的位置——他正处于拖拉机机头和爬犁中间的空档之中。当他滑到地上的那一刻，紧接着巨大的爬犁就压上了他的头颅。那是一根根粗壮的松树原木，加上速度和载重量，他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爬犁就从他身上碾压过去。等到同伴们发现草堆上少了一个人，拼命叫喊让拖拉机停车，那喊声却被风声被马达的轰鸣淹没，爬梨又拖着他的身体走了百十米，直到有人急得脱下了脚上的棉鞋，狠狠地扔到车篷顶上，那拖拉机手感觉情况异常而停车——那时，在风雪和黑暗中，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冰冷僵硬的尸体。
他默默地离去了，什么话都没有留下。在他死后的很长时间内，同连队的战友，都把他当做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一般来祭奠缅怀。
而那个温州知青却是由于打架而死。1968年、1969年，各地的知青刚到农场的时候，携带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和武斗中残留的英雄豪气，再由于各自的生活习惯、语言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一条大炕上共同生活，自是矛盾百出。然后迅速分成了“杭州帮”、“宁波帮”、“鹤岗帮”、“哈尔滨帮”，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霸主”地位。有时为了一 管牙膏、一勺热水、一只袜子、一根头发，彼此都会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知青们动用了铁锹作为武器。一个知青抡起铁锹朝另一个知青头上劈过去，那个温州知青当即被砍破脑壳，脑浆进裂，砍下的头皮连着头发往下淌血，昏倒在地。后来，在送往场部医院的途中，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还有一位绰号叫“亚非拉”的杭州知青，大约在1976年初夏，我曾与他在鹤立的场部招待所有过一面之缘。他因一头黑发天然卷曲，皮肤微红，身材精悍，故得名“亚非拉”。亚非拉的性格乐观开朗，那天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把大家都说乐了，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过了几个月，偶尔听说他突然生病去世了，我很震惊。后来才知道，他得的是“狂犬病”，送去佳木斯医院，也没能抢救过来。又听说，他的死是因为一条狗。据说那时候十分场的场院游荡着一条无主的野狗，经常“惹是生非”，领导担心伤到知青，无奈地表示要把这条狗打死。“亚非拉”奉命找了几个知青去处决这条狗，狗很凶，扑上来在“亚非拉”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当时流血不止。大家很生气，一通围剿，终于把那条狗打死了。“亚非拉”并没把手上的伤口当回事儿，草草包扎了事。当晚大家吃了狗肉，也就把此事忘在了脑后。不料几个月后，“亚非拉”突然感到不适，开始像感冒，后来怕风怕光，浑身无力，恶心呕吐，速送场部医院后，诊断是“恐水症”，也即“狂犬病”，再紧急送往佳木斯医院抢救，却为时已晚。医生说若是被狗咬的当时就注射疫苗，尚可预防，但等“狂犬病”发病时就无药可医了。连队赶来护理他的知青们想尽办法求医问药，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据说“亚非拉”死的时候很痛苦，临死前，他还告诉从杭州赶来的家人，说他欠着某某人多少钱，让家人勿忘悉数还清……在场的人失声痛哭……如果当时农场领导对“狂犬病”有一些基本常识，在他打狗被咬伤后，尽快设法为他注射狂犬病疫苗，这个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死的时候只有24岁，那是1976年8月，他的死很快就淹没在接下来的9月毛泽东逝世的讯息中，他没能得到“因公死亡”的慰藉与抚恤，留下了更多遗憾。
三分场杭州知青陈罡，为连队猪舍饲料库房救火，房屋坍塌，被埋于火中；另一位姓韩的杭州知青，是二分场的胶轮拖拉机手，1977年麦收时节，他开着拖拉机去镇上拉面，途中拖车的车轴突然断裂，车翻入路边深沟，车的方向盘顶在他的肚子上，主动脉破裂，血流满腹腔，不治身亡。
还有常见的传染病如出血热、肝炎、阑尾炎……夏季，有人拉痢疾拉得脱水，上厕所蹲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可能被误诊被感染，然后转化成经久不愈的慢性病而后并发症而后不治身亡。
还有因家境突变、因失恋、因遭人诬陷无处申诉的自杀者……
当那些同一列火车来的知青战友们，终于欢天喜地地踏上了返城的火车时，一些人却被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无垠的荒原和冰冷的寂寞之中，同肥沃的黑土地融为一体。当知青纷纷离去之后，那小树林的土坟上也许已经长满了青草，连清明时节的花圈也不会再有了；那未曾刷过油漆的木牌也许早已朽蚀，再也看不清上面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哪一年来自哪一个城市?曾就读于哪一所中学?
他们从未在“扎根信”上签过名，但惟有他们把“根”留在了北大荒。
我无法忘记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以小树林的
形象出现的，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常想象着那些荒原的土坟上都长满了树，柞树和柳条子，歪歪扭扭的，不太像成材的树的样子，但它们仍然是一棵树。
30年过去了，在我们忙碌的日子里，那些留在心灵上的弹片，有时会麻木得感觉不到，有时会觉得它们已渐渐融化或脱落。但那些死去的知青战友，那些曾被弹片无情击中、击倒的人，总是像棵孱弱的树一样站在我面前，用它们的枝权和芒刺，时时触痛着我，拨动着我心灵上的那些弹片——使它们在夜深时发出铮铮响动，将我一次次地从睡梦和浑噩中惊醒。
我写下以上的文字，只为慰藉自己。而一代人的生命，却已无从赔付。
就让弹片嵌留在我们的体内，作为永久的戒尺。
2018年7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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