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陈永贵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时的涝灾，大寨被蹂躏得泥泞不堪，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但大寨人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靠着打满补丁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铁手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陈永贵乐观地给大家鼓气：“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就甚也不怕，一切都会有的!”

大灾之年，大寨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缴了24万斤商品粮。当年年底，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社员们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全部搬进石窑新房。爷爷绕着一排排火车厢一样的新居转了好几圈，高兴地说：“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不就成了吗!”贾根元老汉坐在新窑洞里，看着明晃晃的电灯，听着喇叭说唱，心里乐开了花，对老伴说：“永贵说得对，咱看到社会主义啦!”

赵树理说：“他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却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大寨人战胜天灾的事迹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爷爷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

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1963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来到大寨，参观完后非常动情地说：“大寨遭了这么大灾，却不要国家的钱，难能可贵!像大寨人这种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毅力，在当代中国少见。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1964年1月19日，应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大邀请，爷爷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一万多名党政军干部盯着他，他却从容不迫，毫不腼腆。他不看讲稿，用那独特的充满太行山乡土气息的话，讲了整整4个小时。他讲合作化，三战狼窝掌，多缴爱国粮，讲抢险抗灾，“三不要、三不少”和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大寨建设史被他讲得活灵活现。人们盯着这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大队书记，兴奋地听着他简洁深刻、形象生动的顺口溜和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充满哲理的话，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配发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题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吹响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角。

1964年3月，毛泽东南巡。他召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把大寨的情况向毛泽东详细作了汇报，他说：“我一直在农村，见过的农民不少，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

毛泽东感兴趣地听着。陶鲁笳汇报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制度，又汇报了陈永贵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的做法。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42岁扫了盲，今年50岁了，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用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

会见后，毛泽东继续南巡。每到一处，毛泽东就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搞特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呀!

1964年12月，爷爷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26日上午，会议刚结束，他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永贵同志，请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来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请来。”

爷爷高兴地随周恩来一同走去，到了休息室，只见朱德委员长已经先到了，应邀而来的还有曾志、彭真、罗瑞卿和余秋里等同志。不一会儿，毛泽东面带笑容健步走进来，微笑着一一与大家握手。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好啊!”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举杯风趣地说：“今天不是祝寿，而是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

席间，毛泽东见爷爷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随手为他夹了一筷子，招呼道：“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毛泽东知道爷爷已50岁，于是风趣地说：“噢，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宴会结束后，爷爷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脱口吟诗一首：“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泽东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爷爷被请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在那个年代，这句问候成了领袖的最高指示。各大报纸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贵好!永贵好!”一些报纸把它套红印在了报眉上。

周总理说：“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

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爷爷的官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爷爷在昔阳上台执政，一出手就干了两件别人不敢干的事：一是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为群众免掉粮食债。他在昔阳树立了很高的权威，有他坐镇，谁也不敢乱来。别处文攻武卫白热化，惟有昔阳生产建设遍地开花。他主政昔阳12年，执掌大寨21年，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

1975年1月，爷爷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周恩来一见爷爷，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爷爷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

周恩来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周恩来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就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被保护起来。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便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

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来”

爷爷深深地爱恋着大寨，在虎头山上，他跟大家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人们说：“你是中央的人，死后要埋在八宝山哩，哪能再回来?”他却说：“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爷爷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外地开会，光靠工分不够花，因此每月补助他100元。后来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决定每天补助他1.2元。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1.5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

爷爷的晚年生活是平实的，随意的，快乐的。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先和奶奶一起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过三里河的林荫小道，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他也比划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势，自创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

1985年1月，爷爷突然感到头痛、浑身乏力，爸爸陪爷爷去了北京医院。检查后，医生悄悄地告诉我父亲：“他患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的心情很坦然。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梁便良、贾承让、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都接到北京，和他见上最后一面。爷爷望着自己昔日的伙伴们，费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他嘱咐说：“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子们，我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

摘自《我的爷爷陈永贵》陈春梅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6月版

文章转自微信号“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