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焚”——花季女知青十人墓碑记

1971年3月24日凌晨，十名正值花季的成都赴滇女知青，在刚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第七个夜晚即葬身火海。38年后，一个叫樊建川的收藏家为他们重建墓碑，将当年的墓碑迎回成都，并在建川博物馆规划建造“中国知青博物馆”的馆址旁安放。樊建川为这座知青死难纪念碑题名“粉·焚”，意在纪念被焚毁的粉红色花季。

粉·焚 纪念碑

2009年10月15日，一座刻有“粉·焚”二字的墓碑在建川博物馆规划建立“中国知青博物馆”的馆址旁与世人见面了。

悼念的人中，有遇难者周金秀的两个弟弟。大弟弟展示了当年周金秀遇难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通知书。面对周金秀的墓碑，尤其是《毕业生登记表》上的照片和鲜活的笔迹，周氏兄弟感慨良多。

直面这张每位知青都曾经熟悉的《毕业生登记表》，读到“本人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无数知青潸然泪下。

樊建川举起周金秀的《革命工作人员牺牲证明书》表情凝重。周金秀家属出示的印有“最高指示”的《慰问信》上这样写道：“周金秀同志满怀革命豪情，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周金秀的《抚恤情况记录》上赫赫写着：“发给抚恤金时间：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抚恤金额：壹佰捌拾元。”在樊建川的身后，是将于一年后建成开放的中国知青博物馆。他要用文物为民族保留住那段记忆，他将这样的收藏归纳为“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梗阻，使当时大批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就业无望，升学无门。一方面，1967年工业产值减少13.8%，工矿企业苦于派系斗争，度日艰难，无从接纳新人；另一方面，“文革”开始后的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也无丝毫曙光。

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初中、高中学毕业生已有初66、67、68届，高66、67、68届。这个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群体，多达1000万人之众。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一时间，犹如开启了泄洪的闸门，集聚“老三届”千万之众的洪流涌向广阔天地。千万人乃至千万个家庭的命运从此改变，无数比小说更催人泪下、扣人心弦的悲喜故事在神州大地真实地演绎着。这一演就是十年，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影响更是绵绵无绝期。

1971年毕业于成都第39中学的这10位花季少女恰逢这一历史的洪流，命运无情地将她们选中为时代的祭品。 

1969年初开始“复课闹革命”。1971年春节后不久，成都第39中学开学了。此时的校园已是四面标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满足人民的需要”、“大力发展橡胶，满足祖国的需要”。一时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穿军装的解放军在学校作“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在那个就业无路，升学无望的年代，投身“生产建设兵团”也算一个差强人意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到派出所下户口，凭知青票购买当时限量供应的搪瓷面盆、“知青盅盅”成为这批“知识青年”共同的经历。

3月10日是，成都39中260多名初中毕业生踏上征途的日子。清晨7点，这群花季少年背上背包赶到学校。学校为每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毕业生戴上一朵大红花。前来送别的家长深谙世事，却也按捺不住骨肉离别的伤感。而此时站在队列中准备踏上征途的71届毕业生魏大群却还在向自幼同班的李晓妮描述：“我们将穿上军装，手握钢枪，披着披风，站在礁石上……惊涛拍岸，海水溅到身上。我为祖国站岗。好不威风！”

誓师大会上，校长宣讲着“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大道理，最后用洪亮的声音高呼“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一位班主任老师悄声告诫学生：不要把支边的生活想象得太好。同学们都说“我不怕”。班主任流着眼泪，默默无语地送别往日朝夕相处的孩子们。从牛市口步行走到火车北站的路上，似乎都被高音喇叭的声音响彻：“你们踏上了革命的征程！你们扛起了南泥湾的锄头！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此时，火车北站前的广场上已聚满即将远去的知青和前来送别的家长。电杆上高音喇叭不断高呼口号，下面是一片哭泣的声音。每个家长都在出发前最后的时刻反复叮嘱自己的孩子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到了那里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在嘹亮的《骑兵进行曲》中，当这批成都知青登上开往云南的列车。时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张国华一行从火车尾默默地走到火车头，列车随即开动。每位车上的知青和车下的亲人的记忆都与这乐曲凝固在了这一刻。直到今天，亲历那一幕的知青每当在听到这首乐曲都会勾起无尽的追忆与感慨。

七天后的3月17日，这群来自成都39中的知青抵达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驻地。一路上越来越艰苦的条件让他们感觉到距离理想的支边生活愈发遥远。在那个没有通行证寸步难行的年代，这批换乘卡车的知青的命运，似乎就掌握在卡车的驾驶员手里似的。

下车的时候，远远望见一幅标语“欢迎新战友”。任教导员的老知青带着一群大概读小学孩子来欢迎了。教导员是比他们早到两年的北京知青，他们带着的这群孩子是1958年“支边”者的后代。一同迎接他们的还有一棵大青树和竹子搭成的茅草房。没有报到的手续，每个人开始找到自己的“床铺”。

第二天，在河边洗脸的感觉给大家带来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也许这就想象中的军旅生活。然而，很快，繁重的劳动无情地打碎了大家都梦想。当时的任务是做半个枕头大的泥砖，每个人每天做两百匹。之后的几天，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收工后无休止的政治学习。

23日，疲于一天工作知青在大青树下集中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结束时已是深夜，一名女知青因为太累太想家而忍不住哭泣，竟引爆了其他女知青思乡情绪，大家哭成一片。加之白天的劳累，哭罢的女知青们渐渐睡熟。此时，同连队的上海男知青赵文俊（绰号“小舅子”，邓贤《中国知青梦》一书中 “赵国庆”的原型）点着用药瓶自制的煤油灯在床上津津有味地偷看一本当时被视为“封、资、修”的禁书——《珍妮姑娘》。半夜一点左右，噩梦般的悲剧骤然降临：“小舅子”的煤油灯不慎打翻，引燃了前几日修建茅草屋遗留在地面的茅草碎渣。三月，正值云南干燥的大风季节，火势迅速蔓延。

火灾幸存者魏大群回忆：“我住在第一间茅草屋，距离起火的地方只有1米左右的小巷道。我当时被噼噼啪啪燃烧声响惊醒，本能地跳下床夺路而逃。我出门时被树桩绊倒，起来又往山下跑。这时一个叫郭永莲北京女知青叫着我的名字，用命令的口气叫我站住。我回头一看，房子都烧完了。灰烬中，两堆火还在燃，后来发现就是两个人。”

天亮了，劫后余生的魏大群发现自己大腿被树枝戳了个窟窿，头皮小面积烧伤。好心的卫生员北京女知青张红见魏大群光着脚，便脱下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布鞋给她。清点人数，发现少了10名女知青。她们正是成都39中的周金秀、李晓妮、晏啟芬、阮国清、范金凤、傅蓉碧、傅国秀、万禄秀、李观玉、施桂芬。清理火灾现场时发现，十名死难者肢体残缺，缩至不足一米长短，其中有八具尸体几乎紧紧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还有两人倒在距门不远处，其中一人身下压着只从两千公里外家乡成都带来的木箱。

半个月后，晏啟芬在楚雄当兵的哥哥在农场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事发现场。火灾的亲历者被要求回避。晏的哥哥也成为火灾后唯一到现场的家属。随后，10名女知青的遗骸被安葬在火灾现场对面的山头上。

几个月后，50名成都39中毕业的知青被特意安排到发生火灾的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意在“完成她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当我们翻开刘晓萌博士的《中国知青史》，我们发现“粉·焚”的故事并非四川赴云南支边知青的专利。在“非正常死亡”的标题下面，作者列举了以下史实：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兵团三十五团打火事件，13名女知青和1名男知青罹难；1972年5月5日内蒙古兵团五师宝日格斯台打火事件，69条年轻的生命被无情吞噬。此外，由于插队知青生活、劳动分散，虽然“没有发生像生产建设兵团那样恶性集体死亡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的比例低于后者”。

2008年，建川博物馆派遣工作人员前往云南盈江，为10名在“三·二四”火灾中遇难的女知青重建墓碑，并将风雨飘摇异乡三十多年的原碑迎会成都。

2009年10月15日，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为“粉·焚”纪念碑献花的仪式上宣布，位于中国博物馆小镇——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将在2010年底前建成中国知青博物馆。

此刻，让我们想起邓贤为他的《中国知青梦》所写的题记：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曾刊发于《看历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