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已经离世知青留下的文章【回家】

2007年7月17日，手里拿着经过几番周折才拿到的成都户口准签证，我的眼睛湿润了——1974年9月10日，一纸红色的"上山下乡通知书"换来我成都户口本上的"迁出"两字。

天真的我曾以为会像“老三届”的哥哥一样，下乡三年后就可以返回成都，何曾想到，这一刻竟会让我用上生命里整整33年的光阴！

那年的9月11日晚，成都站的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18岁的我被包围在家人中间。

父亲对我说，“到那儿好好劳动，和大家搞好关系，缺啥就写信，好找人给你捎去。”

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你是女孩子，身上那啥来了，记住千万别沾凉水。还有睡觉前，看看门窗关好没有，记住再看看床下”。

母亲的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也成了我保持至今的生活习惯。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列车终于在青杠小站停下。下车，拎着行李鱼贯尾随在接我们的农民老乡身后，来到插队的地方。

看着陌生的老乡，陌生的环境……我怯怯地问自己，“这三年我能坚持得住吗？”

下乡时正好赶上薅秧，知青不少人染上了“粪毒”。

我的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从脚背到大腿布满脓包，有的已经溃烂，流着脓水。下乡不到一个月，我就只有回成都治疗了。

说来也怪，回家没几天，没怎么上药，脚就好了。顾不得父母和兄弟的挽留，抹着泪我又回到了生产队。

只要熬下去，就可能拿到回家的通行证，这成了我当时生活的唯一信念。我想，咬紧牙关，三年总能过去 。

在乡下三年多期间，不但我自己度日如年，家人对我也望眼欲穿。

每次回家，父母和哥哥弟弟对我百般怜惜，每次离家，亲人们都把他们默默省下的吃的用的物品塞满我的提包。

希望离开我们被迫落脚的地方，希望日常能有普通的温饱，希望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和父母兄弟团聚……可是，这一切竟是奢望，竟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为了争取这点基本的生存权利，我做了种种努力。

任随生产队调配我做什么，无论有多难多苦，我都默默应承下来。

去专业队修公路，修水库，开荒，打地铺住茅草棚，吃不见一点油荤的大锅煮干邦菜，我从来都不敢有一点怨言。

但从第二年起，已经隔三岔五不断有知青返城。我无限羡慕，更觉得无限凄惶，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

好容易挨到了第四个年头。等待中返城大招工的消息仍然十分渺茫，但焦急与无奈的情绪已经象伤寒病一样在大队知青中蔓延。

既然调回成都对大多数知青来说似乎已经遥不可及，于是大家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任何能离开农村的路径。

有熟人的家长都在四处奔走求爹爹告奶奶。一些人终于寻到关系，把子女调往渡口，他们的孩子们也算是脱离了苦海。

但剩下的知青们更加焦虑、惶恐了，大家像笼中的困兽头撞栏杆，更象没头的苍蝇嗡嗡乱飞，只想用任何一种方式逃出去、逃出去。

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失落、迷茫、绝望似乎要把每个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神经都逼到崩溃。

那盼得真是好不容易啊，盼得人好累。终于，77年高考恢复了。那就是久旱的的天空降下甘霖，饥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春天的生机。

知青们多年的希望犹如冲出地面的笋尖发疯般地猛长起来，大家一瞬间似乎都有了希望。

然而谈何容易？在农村为了糊口，为了表现，我们何曾摸过早已丢掉的课本？很多人的头脑已经在劳累和痛苦中磨得那样迟钝，虽然临阵磨枪，拼死拼活，高考的成绩怎么能达到理想的水平？那段时间，我的心在惶恐中几乎跌到绝望的谷底。

终于知道还有到当地读书的一线希望，于是我颤抖着接下了会理师范的录取通知。

就是这一张纸片，变成了永远载满乡愁的一叶小舟，从此托着我风风雨雨在他乡日夜漂流。

在会理师范的一年半中，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总学时还不足一年。

转眼到了九月，该离校了。那时没有双向选择，本着哪里来回哪去的分配原则，重返米易只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就在我准备进米易文教局会议室听取毕业分配去向时，从成都赶来的哥哥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往火车站走。他边走边说：“咱们不参加分配了，跟我回家去！”我带着哭腔问：“那我将来怎么办？”哥说：“爸提前退休，让你顶替。”

因为拗不过才同意我去会理师范读书的父母，关键时再次让哥哥来阻拦我留在当地，当时我只以为是做父母的想让子女回到自己身边。

直到20年后，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学期，我右腰部长出一颗绿豆粒大小的疙瘩，一月之内又发展到拇指样大。上次暑假在成都铁路局医院做手术切除时，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

医生悄悄告诉了我父母，但父母死活不愿相信。他们诓着我到川医做了切片诊断，结论还是一样，他们十分悲痛，却始终对我隐瞒着病情。

后来想尽办法，父亲决定提前退休，好让我回家。他们希望能天天照顾我，让我能活得更久长一些。

就那样我回到成都，与家人一起等待。我们相信米易县文教局会因拒绝接受分配的原因将我退回农村，然后我就可以办理顶替父亲的手续。

等待期间，母亲对我说“你不是痛经吗？那趁这机会就好好治一下。”

那段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我每天喝不少的中药，全家人对我特别地好。少不更事的我居然没发现家人都在瞒着我，他们在竭尽所能地挽救我的生命。

为我治病的中医说他的药需要两截“带有公牛与母牛鼻涕的绳子”做药引，于是我的弟弟每天一大早上学前就去五块石站在公路边等牵牛的农民路过，然后苦苦乞求他们施舍一截牛鼻绳，但好多天都是失望而归。

回忆到此我已经热泪盈眶。我特别感激我那已离开人世的弟弟。为了替我找到这个匪夷所思的药引，他餐风饮露，被人嘲笑，看人白眼，吃尽了苦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直没有等到米易县文教局将我退回农村的消息。看着我身后的弟弟也即将面临下乡的境况，我再一次拗过父母，回到米易，接受分配去普威中学教书。

为了减少父母的担心，我给父母写信从来不提进普威的路险，不提那里还有麻风病院，不提要想出山那里每天只有两趟班车，却不敢保证能定时赶上。

信里我只说和曾经同是一个大队的兰小平如今又成了同事，我们相处很好。

只说那里的学生都很纯朴，尊敬老师。只说那里的山美水也很美。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真的减少了父母的担心。父亲给我回信，总是说，“太好了，等我退休了，和妈一块去你那里养老。”

一年半后，我离开了普威中学。命运之手将我送到了与我曾下乡的马槟榔山沟隔着一条安宁河的宁华中学。

我不怕繁重的教学任务，我也不惧这里的环境艰苦，但孤独感挥之不去。

每天遥望对面的山坳，眼前总会浮现出知青岁月的点点滴滴，当初的同学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山乡，绝大部分已经回到故里，或许我真的将一世漂泊，终老于此？

对家乡的思念像密密孳生的藤蔓，缠绕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目送暮色中北去的列车，寒暑假探家的每个片段总会浮现在眼前。

我无法用准确的词语描绘每次进家门那一刻父亲看我的眼神，除了关切担忧，他心里似乎还包含着深深的内疚。

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嘴里不停地念叨“瘦了，你怎么又瘦了？”。尽管我试图用俏皮话安慰他们：“瘦了吗？太好了，瘦比胖还好看些。”但他们的担忧一点没有减轻。

每次离开，父母都要送我上车，对我说着与下乡那一年大同小异的话，我也不停地点着头，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当火车缓缓离开车站，看着还在挥手的父母离我越来越远的身影，我总忍不住让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认命也好不认命也罢。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我还是没找到一点离开这个山乡的机会。

终于谈恋爱了，父母和全家反对也无效。

我结婚了，想生孩子了，却不料又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是因为我并不知情的那个病。

当初医生曾告诉父母，说我不会活得太久，如果超过5年，后来或许才可以平安无事。怕将来我的孩子年幼失母，所以父母百般阻挠我的生育，但又不能告诉我他们阻挠我的真正原因。

于是我坚持生下了孩子，父母心痛着却还要强装笑脸。

孩子还在月子里，父母就接手带了，一直替我带到了5岁。我应该供养孩子的钱，他们一分也不愿意接受。

父母再加上孩子，使我想调回成都的的愿望更加迫切。

父母费尽努力，托付一切可以托付的关系。尽管米易县文教局收到过我父母想尽一切办法弄来的好几次商调函，但最后他们都没批准。

回家的愿望变成痛得蚀骨的思念，常常使我彻夜难眠。

春夏秋冬轮回了多少次?昼夜交替了多少回?

白天我忙于教学，夜晚却难以抵御那撕心裂肺的思乡之痛。

梦魇中我仍然像深陷井中的困兽，不断苦苦地疯狂地挣扎，却无法脱身逃出。

父母焦急地在井口伸出双手，却怎么也够不着我。

脚下似乎还在陷落，我离父母越来越远，我徒劳绝望地望着井口，常在梦中大声呜咽哀嚎……

1989年4月中旬父亲病重住进华西医院，我赶回家里。

看到父亲肿胀的双脚，瘦削的面颊，满嘴是泡的嘴唇，我拉着父亲的手泣不成声。

父亲睁开眼睛，对我挤出一丝笑容，干涩着嗓音对我说“小萍回来了？”，我边哭边点头。

“别哭，爸爸没事。”

这就是宠我爱我的父亲。都病成这样了，还先来安慰我。

我枉为人子，长年在外，父母健康时，竟不能为他们尽一日孝道，只有在他们病危之际，才能赶回他们身旁。

在和母亲一起看护父亲的18天中，我每天给父亲洗脸，洗脚，按摩他浮肿的双脚，为他端屎倒尿。

父亲弥留前，有天说想吃“血茄子”。

因为离家很早，又长年远离，我已经生疏了父母偶然说出的一些老家土话。

看我不明白，父亲吃力地补充说“是红色的”。

我问：“是草莓？”，父亲摇头。

“是樱桃？”，他继续摇头。

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见我还没明白，就闭上眼睛，不愿再说下去。

几年后我才弄明白，他想吃的“血茄子”，就是我们说的“番茄”，如此微小的愿望，我竟然没能满足父亲。

痛定思痛，叫我情以何堪？！

1989年5月2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因肝脏不好，在路局医院治疗。很快发低烧，拖了近一个月病情恶化才转川医，但为时已晚。经鉴定，父亲的死属于医疗事故。

父亲的死，为我换来一次离开山乡的机会。办后事时路局老干部部来人，问我母亲有什么要求？母亲只说“希望把我大闺女调回来”，汇报后，相关领导同意了。

根据当时情况，调动工作只能走曲线。即第一步调我去金江或马道的铁路子弟校，或调我到丈夫（他也是铁路上的）单位的教育室，这样先从地方调到铁路上。以后再走第二步，在路局内找机会回成都……

路局办理这事的工作人员到了米易，我正好去了攀枝花，要到教育学院上课。

他们找到了我丈夫，但我丈夫回绝了路局的好意。

后来他解释说，一不愿意我们分居两地，二不愿意我跟他一个单位共事，免得互相影响，一损俱损。

等我知道后，一切都已晚了。哭闹又有什么用？

在宁华中学整整呆了11年后，在一个要好的会理师范校友的帮助下，我终于调到了米易县城的一所中学。

这时候各方面都有了改善，交通也便利了许多，不用再转车就可以回成都了。

女儿上小学时回到了米易。她考大学那年，我接手的两个重点班也面临中考，工作很紧。已经72岁的母亲得知我需要人手，便来米易帮我料理家务。

那时隔壁一位老师的儿子患了淋巴癌，在家养病。母亲知道后，让我把“药引子”告诉赵老师。一再追问下，母亲告诉了我当年的情况，终于揭开了已经对我隐瞒20年的病情真相。

2004年刚过完春节，我该返校了。

又是成都火车站，又是不变的米易方向。

三十年前，还没成年的我第一次从这里远离家人。后来是父母牵着我年幼的女儿年年送行，如今是年迈孤苦的母亲只身伫立。

这一刻，我痛彻心扉。

透过车窗，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在瑟瑟寒风中不停挥手，我泪下如雨。然而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母亲最后一次到车站为我送别。

这年五月的一天，又是母亲跟我通长话的时间。

母亲远远的声音中时而夹杂着隐忍的咳嗽声。

我不安地问：“妈，您病了吗？”，她回答说：“我没事，一点小感冒。我就是挺想你的。你在米易还好吗？”。

我说我工作挺忙，另外，在学校例行妇检时，打B超查出了一个鸡蛋大的子宫肌瘤。母亲十分着急，要我再去认真检查。我告诉她后来去过攀枝花妇科医院了，再检查说不是恶性肿瘤，让她放心。

我还告诉她我打算暑假回成都做手术。她有些担心，又宽慰我，说不要有心理负担，说回家来她要好好照顾我。

谁料一周后接到弟弟电话，才知道母亲生了更重的病，已经诊断为肺癌晚期。

弟弟说，母亲自己并不知道实情。他不让我马上赶回成都，怕母亲察觉出什么问题。

那会儿我手头正好又是两个重点班中考在即。上完考试前的最后一节课，我在6月10号赶回了成都。

那时母亲已经时常喘不上气，行走困难。

到家第二天，母亲急着催我赶快去医院做手术。

因母亲没有人贴身照顾，我选了术后恢复期最短的“介入”手术。第二天就出院回到家中。

家里厨房灶台上放着我喜欢吃的抄手，我问母亲请谁帮买的。

母亲说：“我自个慢慢走着去菜市买的。”

我竭力忍住在眼眶中打滚的泪水：“妈，以后不许再这样了！你身体那么不好，我多吃点少吃点没多大关系的。”

母亲说：“傻闺女，您是妈身上的肉，我能看着你饱一顿饿一顿吗？”

照顾母亲期间，有一个情景至今让我剜心地疼。

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我很累。看母亲躺在床上，我就关了灯闭着眼睛养神。

母亲以为我睡着了，悄悄坐了起来。

她一边轻轻为我摇着扇子，一边在我胳膊上抚摸，嘴里轻轻念叨：“我怎么不早点死啊，看把丫头累成啥样了……”

我一动也不敢动，任眼泪在暗中流淌……

2004年9月16日凌晨，母亲进入弥留了。

我坐在母亲病床边沿，流泪拉着母亲的手，突然感到手被抓得紧紧的。

母亲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什么都没说出来，但我明白她想说什么。我紧紧攥着母亲的手泣不成声，一个劲地摇头。

我们母女在用心对话：

“丫头，妈要走了”。

“妈，别走，说好的我会回来给您养老的”。

“丫头，学会照顾自己”。

“妈，别走，您知道我连饭都不会做”。

“丫头，学会处世别任性”。

“妈，别走，我始终还没学会处世。”

我想用这种不懂事的的方式，让母亲不放心我。我想这样让她留下来。我以为没有其他办法，挂念就能让母亲不忍离去。

我天塌般地嚎啕着......

母亲一直抓着我的手，直到体温渐凉......

我突然醒悟了，“妈，我不该这样让您不放心的走啊！”

我撕心裂肺地哭，我对不起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为我们一家辛苦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用矮小瘦弱的身体撑起了全家一片天的母亲，自己却承受着母女长年分离，中年丧子，老年丧夫，最后病魔折磨的痛苦！

33年后，我终于回到了成都，回到了我的家。

站在父母遗留给我的屋子中央，环顾四壁。我再也看不到父母关切的眼神，再也看不到父亲的笑容。在冷冷的房屋里再也感觉不到母亲双手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