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天降大任

公元一九九0年，也就是十年改革开放进入治理整顿第一年京市民出现“三大热”：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京剧热，电视连续剧《渴望》热，“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热。

如果说前两“热”仅仅是文艺疲软后的某种反弹现象，那么“知青热”的兴起则代表一种意义更为深远內涵更为复杂的文化潮流。

《光明日报》：“魂系黑土地”展览轰动京华

”今天，两万多名当年北大荒知青汇成的人流，为《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增添了壮观。至此，这个历时十五天的展览，在她即将落下帷幕之际达到了高潮……“

《中国青年报》：“开拓，卓越精神的闪烁”

“……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渎，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因为它乃是祖先至我们以人类的名义所肯定的奋勇……“

《人民日报》：“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京展出，王震为展览题词……”

“知青热”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响。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成都、重庆、广州、杭州、昆明等各大城市的兵团知青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回顾展和纪念活动，出版纪念文集《北大荒风云录》《青春无悔》《草原启示录》《红土热血》《辉煌的青春梦》《青春档案》等十余种，并在全国书刊市场十分萧条的情况下一版再版，供不应求。

更有许多性急的老知青不远千里万里，纷纷携儿带女自费重返兵团原农场，“寻根”一时蔚然成风。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命运曲折似乎不再重要，过去的苦难早已烟消云散，感情的积淀深沉而且执著因此，他们更愿意从那段过往的岁月中去咀嚼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

可以断言，“知青文化”的再度崛起并非偶然，它至少表明我这代人已经超越个人命运和时代的局限，从而有可能以更加成熟也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反思整个“文革”。

乃至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

我并不想证明我们个人曾经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因为许多事情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都如同瞎子摸象的游戏。”一九九一年节前夕，原全国著名知青人物，现任深圳某出版公司总经理的北京知青郝大江先生在昆明接受我的采访。此时南彊大地到处春意盎然，窗外阳光明媚，绿草成茵。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的历史并不属于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我们自身也就是研究民族，研究我们共和国如何从过去艰难曲折地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从不否认个人对于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我曾经狂热地崇拜英雄，笃信历史由个人缔造而不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但是当我们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中叶席卷全民族的那场造神运动，我以为那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和责任，它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追溯到自身的盲目、愚昧、轻率以及对历史惊人的无知。

他点燃一支香烟，闭目沉思，让袅袅的烟雾升腾在头顶空荡荡的天花板上。

”还记得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吗?″他睁开眼睛说，“它曾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座右铭。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还想引用革命导师一句名言：‘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首先必须解放自己。“

”从红卫兵到知青，你能说我们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么?但是你又能说我们实现了人生价值乃至社会文明的大目标么?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并不平庸。但是不平庸并不等于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后退。“

他突然急促地笑笑，双手一摊说：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为什么活得沉重并且不能自拔的原因。“

公元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年。这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导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走资派”纷纷落马和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串联”风暴的兴起。对于大多数造反热情高涨的红卫兵小将来说，大串联无疑为他们免费旅游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不仅车船免费，还无偿提供食宿。于是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造反的工人、农民、机关千部、街道居民、军事院校的解放军官兵力纷纷行动起来，爬火车、爬汽车、爬轮船，车厢挤满便爬车顶、爬厕所，一切交通工具都在超负荷运转，一切公路、铁路、水路都在昼夜不停地运送着南来北往浩浩荡荡的大串联人群。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韶山、延安、井冈山去，到北戴河、海南岛、黄山、峨眉山以及一切向往的地方去。要不是国界无情地阻挡了人们的脚步，雄心勃勃的中国人似乎更愿意将大串联的火种一直撒遍全世界直至每一个角落。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卷入人数约为五千万人，历时将近一年。

以人均耗资二百元人民币计，仅此一项国家即蒙受经济损失达百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强。由此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交通阻塞，事故频繁，工厂停工停产，原材料能源浪费等等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然而大串联的精神成果却在十几年后奇迹般地显现出来。初步开阔胸襟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红卫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终于打破自我封闭，踊跃走出家门国门，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精神面貌去开拓沿海经济特区和进行另一场更大范围的“世界大串联”。

我以为这正好是我们民族走向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所在。

一九六六年初冬的一天，当革命大串联的洪流还在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之间涌来涌去的时候，一群风尘仆仆的红卫兵却经过长途跋涉从北京来到人烟稀少的云南西双版纳。尽管此时北方大地已经天寒地冻，冰封雪裹，西双版纳却丝毫没有严冬的影子。红卫兵惊奇地看到，大自然在这片未曾开垦的土地上昭示给人类一幅无比生机勃勃的绿色长卷：太阳辉煌照耀，万物热烈歌唱，河流像瀑布，森林像翡翠。古木参天，浓荫覆地，千奇百怪的植物群落淹没了人类祖先从远古走来的足迹，无数野生动物珍禽异兽在亚热带雨林中栖息繁衍欣欣向荣。皮肤黝黑的少数民族敲响铓锣和象脚鼓，载歌载舞欢迎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的红卫兵。

但是这群红卫兵对于串联和造反似乎没有兴趣，他们关注和追踪的却是另一则若隐若现的经济信息。据中央某部门透露，在不远的将来，西双版纳将被开发建设成为中国甚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橡胶生产基地。

在一九六六年风雨飘摇的中国，人们对于革命的狂热远远超过了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经济变成不屑一顾的东西，造反就是一切仿佛只要革命，面包自然会从天上掉下来。与众不同的是，这群年轻卫兵却受到一则经济信息的震撼。他们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边疆，不是为了播撒火种或者同走资派决一死战，而是为了具体考证这则信息的可行性，并关注它的实现。

这个举动便不能不具有某种同时代格格不入的对抗气息。

为了进一步考察建设橡胶基地的远景，红卫兵又做出徒步深入西双版纳腹地的大胆决定。他们自备简单行装，找来当地向导，然后高举红旗无所畏惧地消失在野象出没的澜沧江峡谷深处。许多当地人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始终被他们的举动弄得迷惑不解：西双并非串联之地，许多地方甚至无路可通，他们要到森林里向谁宣传革命道理呢?

经过大约一个月跋山涉水的长途旅行，这群五男一女的红卫兵继考察了大勐龙、景洪、橄榄坝、勐伦、小勐养，见到著名植物学蔡希陶，亲眼目睹热带植物王国的种种奇观，领略大自然的无穷绮丽与神奇魅力，还与一队马帮同行并在小勐养的原始森林中燃起篝火露宿一夜。正是这个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意味的亚热带之夜促成了这群年轻人未来的志向和命运之路：经过通宵达旦的热烈讨论，他们决定把西双版纳考察结果和立志建设边疆的伟大抱负一同带回北京，向千千万万热血沸腾的红卫兵战友作广泛宣传并带头身体力行。

“我们决不做口头革命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一个易受幻觉和激情支配的时代，年轻的红卫兵与其说在进行一项深思熟虑和独立思考的伟大事业，不如说被自己一相情愿雄心壮志和宏伟蓝图所陶醉。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名普通劳动者，普通得如同一块砖、一滴水，他们仅仅从政治抱负和使命感的角度出发去把握眼前这项必将艰苦卓绝而且遥远漫长的经济建设事业，因此他们的理想主义势必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在严酷的现实碰得粉碎。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们！

——我们！

——还是我们！！！

一轮太阳从森林边缘冉冉升起来，红卫兵终于睡着了，宏伟蓝图好像朝阳一般照亮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微笑，年轻而热烈的思想在梦境中张开翅膀自由翱翔。只有古老的森林不为人类的激情所动：厚厚的泥苔依然覆盖崖石，巨大的藤蔓悄悄编织阴谋和罗网，猫头鹰像幽灵在头顶盘旋，食肉动物把死亡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六个年轻人的名字是：郝大江，王树理，蔡仪，周秀华(女)赵旭虹，章亮。

“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这个巨大而突出的问号渐渐占据了郝大江的大脑空间。

作为一名头脑冷静動于思索的十八岁的“老兵”(北京老红兵自称)，郝大江，这个出身高干家庭的北京六十五中高才生开始苦苦思考上述意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当时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刚刚形成燎原之势，伟大领袖神采奕奕八次接见红卫兵，将运动的浪潮直接推向全国城乡。而北京红卫兵的斗争锋芒已经从“破四旧”转向打倒走资派，昔日高高在上的人民公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丑八怪，被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

最早被鼓动造反的干部子女和老兵们顿时陷入窘境。他们自以为出身优越，精神高贵，血管里流着无产阶级鲜红的血液。他们造反是为了造别人包括一切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的反，不料这股由他们掀起的革命浪潮却冲进自己家里，革命革到父母头上，这个难以承受的现实使他们又难堪又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优越感夜之间落千丈：出身不再优越，血统不再高贵，血管里流动的不再是红色而是别的什么颜色的血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钻地洞”，岂料龙种凤胎也有钻地洞的时候，而且钻得更狼狈，更连老鼠也不如，这就很有些伟大领袖教导过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讽刺意味。

或疯狂，或绝望，或堕落，或沉沦，或一蹶不振，或举止反常。也许人类只有设身处地经过一番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才会懂得世界需要同情，需要爰。

也有苦苦思考和求索。

对北京六十五中早熟的红卫兵领袖郝大江来说，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思考的前提乃是怀疑，对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运动方向乃至领袖权威产生怀疑直至否定，而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非凡的思想力量和勇气。

公正地说，公元一九六六年的郝大江们不具有这样的力量和品格。

历史的局限将束缚一切人，也束缚那些号称思想家的伟人。郝大江们只是由于家庭受到冲击，由于自身价值的失落才产生与运动对立的消极情绪，他们并不想向运动挑战，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叛逆。这样，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依然是优越的，居高临下的，而浓重的怀旧情绪又注定使他们的目光无法超越自身和穿透重重的历史迷雾。

但是思考毕竟不同于盲从。

思考能够使人冷静，使人在随波逐流的年代摆脱盲从的惯性，部分或全部恢复人的理性本能，从而有可能作出比其他人更接近真实而不是虚幻的独立选择。

在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毛选之后，十八岁的红卫兵郝大江和他的战友终于从领袖教导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顺着领袖的思路并不困难地找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不是以经济而是以政治为目的)重新维护和证明自身的阶级忠诚和优越感。

联络站一经成立，报名者竟然十分踊跃，当然并不排除多数报名者并非出于理想而是因为好奇，或者对运动的悲观厌世，但是同盟者的猛增毕竟大大鼓舞了年轻的组织者。五人小组参照电影里那些地下党的工作模式，对前来报名的同龄人进行单独谈话，严格政审和考察。

首要条件是出身，因为理想是纯洁的，所以出身必须纯洁无瑕。出身按照阶级顺序依次排列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优先，工人、贫农次之，其他劳动阶级再次。知识分子与九种人并列，属于反动分子。政审结果，共有数百名红卫兵被光荣批准加入拓荒者的战斗队伍。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失意的干部子女，也有少数工人后代，他们都为自己的光荣出身和阶级使命而自豪。

为进一步坚定信心锤炼意志，他们将队伍分批拉到京郊门头沟煤矿进行长达数月的劳动锻炼，与矿工同吃同住同下井，不搞特殊化，还常常进行野营拉练和急行军。总之他们随时随地想到自己是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进行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正担在他们肩上，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正等待他们去解放，任重道远，因此他们每个人都不甘落后，把这些演习和拉练做得很努力很认真。他们给自己的计划起了个极豪迈的名称，叫做“开拓号工程”。

不幸的是，“开拓号工程”由于形势的原因搁浅将近一年。

当一九六七年深秋呼啸而来的寒风将首都大街上的黄尘和翻卷的大字报一起刮到天上去的时候，全国性武斗和造反派夺权正进入如火如荼和难解难分的关键时刻。

国家经济好像一条机器熄火失去动力的破船，在政治风暴的滔天大浪中随波逐流，随时都有倾覆沉没的危险。

十一月，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频繁接见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代表，传达毛主席一项又一项最新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要斗私批修。”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十七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等领导人在东北厅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传达最新指示：

“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要复课闹革命。

尽管红卫兵小将并没有完全弄明白，为什么犯错误也要排班站队的深刻道理，但是有机会聆听领袖指示和领导人声音还是使他们激动万分。

接见持续到凌晨一点。

其间，周恩来一度感到不适，小腹坠胀，并伴有轻微压迫感。虽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几年后将吞噬他生命的膀胱癌细胞在作祟，他还是决定起身离去一会儿。

对于台下的普通红卫兵来说，领袖和伟人的一举一动有时都直接关系他们的命运。密切注视总理动向的郝大江感到一阵心跳。为了找到单独接近总理的机会，他们已经耐心地等待了好几个月。现在他知道，机会到来了。

郝大江在衣袋里摸索了一阵，匆忙中他发现自己竟然忘记带本子，因此只好向邻座讨了一只空烟盒。他掏出钢笔在烟盒背面写了几个字，然后用目光示意同伴跟他离开会场。

十几分钟后，当周总理疲倦的身影从大会堂厕所里走出来的时候，四名穿黄军装的男女红卫兵突然从楼道一侧钻出来拦住他。

总理，我们要求到云南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请总理批准吧。”红卫兵七嘴八舌地说。

总理没有思想准备。在他的工作日程里，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都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事，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他只是喃喃地语重心长地对小将说：

”就要复课哩。你们要复课闹革命哩。“

小将们急了，连忙声明：”我们都是北京的应届生，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报告。”

日理万机积劳成疾的总理终于有些明白，眼前这些生气勃勃的红卫兵与那些热衷于争权夺利的红卫兵小将不大一样。他们不是来斗争谁，或者告谁的状，或者领了某某一纸批语就回去当做上方宝剑压制另一方，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这些年轻人站在他面前，眼巴巴地望着他，请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从事艰苦的经济建设而不是阶级斗争，这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倡导的好事呀！

后来人们回忆，当时总理接过报告，眼眶稍许有些潮湿，还有人证明总理喉咙里曾经发出一声轻微叹息。

所谓报告，不过是一张画满字迹的烟盒纸，并且字迹匆忙潦草。

署名是“一群毛主席的红卫兵”。

总理把字条接连看了两遍。这就是说，这群年轻人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早有准备并做了大量工作。如果全国的红卫兵都像他们这样从大局出发而不是从空洞的口号出发，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船不是可以稍稍減轻一些负载而增加一点动力吗?

大会堂内的嘈杂不容许周总理的思路继续深入下去，他将字条仔细揣进衣兜里，匆匆做了一个手势说：

“好好，我看看再说。”

纸条和希望一同被带走了，联络站的郝大江们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一整夜。在路线斗争高于—切的年代，也许到边疆并不是大方向，也许周总理对他们的胡思乱想不感兴趣。他们应当同别的红卫兵小将一样，回到学校去复课闹革命，参加上层建筑斗批改。也许他们的举动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那样：“现在轮到.…犯错误了“

总之光明与黑暗并存，希望与失望并存，苦恼与信心并存。

第二天上午，总理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传达总理批示如下：

”可考虑这个请求，请与北京市委联系。周恩来。”

总理指示被迅速贯彻落实。中央阅文件1967(67、70号)，第一张原始附件就是出自郝大江手笔的那份不伦不类的报告。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我们很难断定，这群热血沸腾的中学生的激情和冲动究竟是否给周恩来，给中南海以及当时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过程留下过什么印记，或者提供某种思路?而这份中发文件的影响与一年之后传遍中国大地的那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只有一点确凿无误，那就是“文革”期间以中央文件形式单独批准上山下乡的仅此—例，而这一小批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无疑将成为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并因此载入历史。

不到一个月，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障碍扫除，一切关卡放行。从西双版纳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等待郝大江们的将是一片充满绿色希望的广阔天地，一条洒满金色阳光并且越走越宽广的康庄大道。

知识青年将在那里大有作为。

公元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也就是周总理批示传达两个月后的一个阴霾沉沉的上午，一队摘下袖章的红卫兵列队来到天安门前向伟大领袖画像宣誓辞行。小将们迎着刺骨的寒风站立了许久，神情激动，誓言铿锵，弄得许多围观市民莫名其妙胡思乱想，以为他们又要去同哪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决一死战。

誓毕，小将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豪迈地穿过宽阔的长安街，登上南行列车。他们像许多年前到欧洲寻找救国真理的革命者一样，胸怀大志，精神充实，简单的行装里没有储存多少个人用品，而是携带马列选集、毛主席著作、油印机、手摇缝纫机、半导体收音机、油墨、钢板、蜡纸等等。他们不是去生活，去旅游消遣，而是去战斗，去革命，去宣传和武装更多无知的劳苦大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就是胸怀，是气魄，也是身为干部子女的郝大江们居高临下的信心所在。

机车一声长鸣，北京城很快隐没在寒风和迷雾里。铁路局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一节车厢供这些有来头的年轻人乘坐。火车经过将近一星期走走停停的漫长行程，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抵达炮火连天的云南省会昆明市。北京红卫兵的到来惊动了当地党政军官员和各造反派组织，正在大打出手的云南武斗两派都破例宣布休战一天，并在体育场内联合召开大会来欢迎从毛主席身边派来的红卫兵。此后他们又经历若千天汽车颠簸和换乘牛车马车，终于来到那个早已被浪漫和激情渲染过的有着神话般美丽名字的亚热带荒原——西双版纳大勐龙。

需要指出的是：这批北京中学生共有五十五人，平均年龄不满十七岁。“开拓号工程”的多数成员由于种种必然的或者偶然的原因未能成行，因此我们有理由格外赞赏这五十五名青年非凡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