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八章 荆棘篇(上)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数季节交替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春夏之夜，大批重庆知青来到连队已经整整十天。这些来自遥远山城的小知识分子经过一天艰苦劳动，终于放松僵硬的四肢，然后迫不及待沉入香甜的睡梦中。

这是一个容易放松戒备和没有警惕的时刻。因为在地老天荒的南国崇山峻岭中，男女知青分别居住在一排排简陋的茅屋里，没有门，也没有锁，人们无须设防也无法设防。

他们一心指望获得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来补充自己消耗殆尽的体力。

深夜，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连队的宁静，有人听见从女知青茅屋里传来一阵挣扎、厮打和急促的呼救声。

连队被惊醒了，男知青纷纷冲出屋来，一条黑影窜出女寝室，被知青当场擒获。

流氓叫陆发云，十九连退伍兵。他的职责本来是站岗，但是他却趁人们熟唾之际悄悄摸进十八连女寝室，企图强行施暴。不料受侵犯的女知青拼死反抗，遂人“赃”俱获。愤怒的男知青将流氓痛打一顿，扭送营部。

流氓事件发生第三天，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一大群头戴战斗帽，佩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气势汹汹闯进十八连驻地。他们见人便抓，便打，对知识青年拳打脚踢，皮带呼呼乱响，连女知青也不放过。

这群“战斗帽”为首的就是流氓陆发云。

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役军人，而是陆发云纠集的本团第五、六、十八、十九连的退伍兵。这些早先的士兵自恃出身贫下中农，有过当兵入伍的光荣历史，根本不把党纪国法和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放在眼里。因此一时间十八连大乱，到处鸡飞狗跳，知青们猝不及防，被“战斗帽”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跪在地下磕头求饶，还有的流氓趁机对女知青进行肆意猥亵侮辱。

但是这群目无法纪的流氓歹徒还是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与年纪稍长的北京、上海、昆明知青相比，四川知青(含成都、重庆)尤以性格蛮勇和好打架斗狠著称。“文化大革命”全国武斗，成都、重庆造反派曾经创造出陆、海、空三军立体战争的壮观局面，遥遥领先于全国武斗水平。后来四川知青支边途经昆明，有小流氓自恃当地一霸，对女知青动手动脚，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四川知青个个勇不可挡，直打得半个昆明城关门闭户，行人绝迹。小流氓谈虎色变，作鸟兽散。

四川知青“好打架”的恶名从此远扬。

就在这帮恶棍得意忘形，扬言“踏平十八连”的时候，一个名叫黄勇的小个子男知青突然从厨房里窜出来，勇猛地进行自卫反击。黄勇在知青中素以讲义气和大胆亡命著称，他原本在厨房当炊事员，听见外面人声鼎沸闹翻天，这才急急忙忙拎起一根木棒参战。

小个子黄勇抡圆那根大棒，也不虚张声势，就像那种悄悄龇出牙齿的狼狗，使足力气逢人便抡。只听见扑通扑通几声闷响，转限工夫已抡翻四五个“战斗帽”。躲在屋子里的知青们信心陡增，发一声喊，纷纷挥舞铁铲、锄头、扁担打将出来，恶棍没有料到这些十六七岁的城里学生如此奋勇，不怕死，不由得乱了阵脚，许多人先做了脓包。恶斗一场，“战斗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知青大获全胜，还打翻一二十个恶棍捆起来做了俘虏。

就在这时候，领导出面干涉了。

第十九连指导员吕仕贵带领一个武装班跑步赶到斗殴现场。吕指导员的责任本来是制止械斗，处理和惩办肇事者，但是当他看到本连退伍兵被知青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时，不由得心头大为恼火。

本来，这并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打架斗殴，事件起因就已经超出一般民事纠纷的范畴，因此陆发云们不仅应该受到党纪处分，还应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是在公元一九七一年的中国，指导员就是连队里一切公理的化身，指导员的话就是原则，指导员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现在，当吕指导员看到许多戴领章帽徽的退伍兵惨遭知青围攻痛打的时候，一种惺惺惜惺惺和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油然而生。退伍兵的行为是他默许的，他同退伍兵是战友，是同乡，是上下级，同志加兄弟。知识青年是什么呢?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就是改造思想的“二劳改”。二劳改怎么能把前革命军人打得头破血流而不受到惩罚呢?

客观地说，吕指导员也来自农村，内心深处对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向耿耿于怀。他坚持认为乡下人生在乡下和贫穷落后并不是乡下人的过错，谁叫你不生在城市而是在乡下投胎呢?这种潜藏的仇恨很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和华侨大亨的阶级感情。因此吕指导员打心眼里由衷拥护和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把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狂风和烈日把他们的脸磨得跟土疙瘩一样粗糙，让乡下人轮流到城里去住洋楼点电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认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事情才公平合理。后来他果然在本营(半年后荣升营教导员)娶了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从心理到生理都满足了对城市人的占领欲和报复欲，同时也初步完成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

由于吕指导员亲眼目睹知识青年穷追猛打退伍兵的嚣张情景，不由得怒火中烧。他不是主持公道制止武斗而是拔出手枪来对空鸣枪后，命令将所有打架闹事的知青统统抓起来。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领导的权威，知青一下子被镇住了，胆小的悄悄往后退。退伍兵有了后台，有恃无恐，冲上前来抓人。这个结局是如此不公平，小个子黄勇脸色煞白，继而铁青，他劈面夺过一个武装战士手中的冲锋枪，哗啦顶上子弹，大声喝道，“谁要敢上前一步，老子开枪了！”

有知青拖出连队站岗的老式步枪，与指导员形成对峙。

空气中顿时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

第十八团司令部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即派一名副团长带领团部警卫连赶到十八连驻地，包围并缴了知青们的枪，当场抓获了参与械斗的五十名知青。经连夜审讯，本着“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的原则，副团长宣布，拘留黄勇等十五名坏分子，其余犯错误的知青交本连批斗教育，以观后效。

六天以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八连抢枪事件定性为“五一三反革命暴动案”。首犯黄勇，予以正式逮捕，从犯众人在各团营单位巡回批斗，然后管制两年，监督劳动。陆发云等批评教育，未受任何处分。

这只是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兵团记录在案的数以百计的知青案件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案例。

新华分社记者黎明在屋子里不停地踱来踱去。

这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老资格记者，头发花白，轮廓分明的脸膛上有一条醒目的伤痕，那是战争留给他的永久纪念。他腰板依然挺直，保持当军人时的英武气概，只是一条腿不大灵便，使他的行动看上去相当艰难和步履蹒跚。

一连两天，他把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谢绝一切来访，不吃不睡，忽而伏案写作，奋笔疾书；忽而烦躁地踱来踱去，好像一头关在铁笼子里的发怒的狮子。

他被一种同时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双重压力挤压着，心脏咯咯呻吟，思想扭曲变形，他分明感到自己的战斗激情和呐喊声正在慢慢减弱下去。

屋子里烟雾腾腾，地板吱吱作响，到处散乱的烟灰和烟蒂好像许多秋天飘零的落叶。桌子上有一份刚刚写成的内参稿件，新华社分社记者面临的两种选择是：要么保全自身，将内参稿束之高阁，然后绕道而行。要么尽忠职守，将稿件发出去并承担全部后果。

前者意味着打起白旗投降，意味着临阵脱逃，见死不救，明哲保身以及一切自私自利变节堕落的行为。后者是战士，是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真正的勇士，但是勇士必须时刻面对粉身碎骨的死亡。

黎明猛地站住。他看看表，时间已经来到公元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六时。

他明白，他必须在今天，也就是新华社指定发稿日的最后时刻作出明确选择。

二十六天前，新华社分社记者黎明接受一个任务，到滇南某军事基地列席党委常委会，了解部队批林整风和学习中央文件的情况。会议结束后，他匆匆搭乘一辆便车，计划到河口部队去看望在那里当炮兵的儿子，顺路也看望几位刚刚解放的老战友。

但是他很快改变初衷。

在金平县，准确说是汽车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团部驻地抛锚，于是黎明无意中看到许多犯人被武装民兵押解劳动。这些犯人看上去都很年轻，个个蓬头垢面，有的单薄得像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民兵威风凛凛走来走去地吆喝。一名穿军装的干部坐在树荫下悠闲地喝茶。烈日当空马路上尘土飞扬，犯人抬石修路，黄豆大的汘粒顺着他们肮脏的脸膛和脖子往下淌。

忽然人群起了骚动。一个犯人试图向干部讨水喝，挨了呵斥，很快就有几个民兵奔过去，枪托齐下，将那个犯人打倒在地。于是一个尖利的稚声的惨叫回荡在滚烫的空气里：“解放军叔叔，饶命呀！饶命…”

有人悄悄告诉黎明，这些犯人都是建设兵团的知青，团里各单位都有劳改队…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看到女犯的队伍。那些十七八岁的女知青，被凶神恶煞的民兵押往采石工地干重活儿。他不明白，这里的空气为什么浸透了一股血腥味儿，这个建设兵团为什么更像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

新华社分社记者的心不寒而栗。

与其说他被眼前这幅反常的和非人道的残暴图景所震撼，不如说他为更多知识青年的命运忧心如焚。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和边疆去，他们难道就是为了接受这样的再教育么?

他想到儿子晓军。

晓军如果不是开后门当兵而是当知青，他是不是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呢?如果这些知青的父母亲眼目睹眼前这一幕现实，他们会作何感想?或者说他们还会拥护上山下乡，高高兴兴把子女送到农村、边疆吗?

不论一九七三年六月的新华社分社记者对眼前这场意义深远的再教育运动如何感到迷惘和不理解，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新闻记者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责任感捍卫这场运动，并同一切破坏运动的现象和行为进行斗争。

黎明立即着手对十八团知青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他顶住一连串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深入知青连队，调查了上百名男女知青和干部群众，并从“五一三反革命暴动事件”入手，掌握了大量有关知青案件的第一手材料。

在十八团，知青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再教育问题，这里部分人公开把知识青年当做专政对象，任意吊打，侮辱乃至奸淫。团里一位领导公然声称：你们来边疆干什么?就是来接受改造，就是“二劳改”……

桩桩事件触目惊心，声声控诉催人泪下。推而广之，在兵团各师、团乃至全省全国，又有多少这样一手遮天的地区和单位，有多少饱受摧残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的男女知识青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记者黎明伸张正义的决心也许不仅仅出自路线觉悟和正义感，他毕竟上过大学，有文化，属于知识分子范畴。他对知识青年的处境抱有强烈的同情心，正是这种感情促使他甘愿为民请命并把自身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命运联系起来。

厚厚一叠稿纸铺开在桌子上，那支书写流畅的金笔仿佛奔到终点的运动员终于无声无息歪倒在一旁，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完这份内参材料，但是轮到他在“记者栏”签名时，他却犹豫起来。

因为他不仅仅是在弹劾一批滥用职权为非作歹的党政官员，更重要的是，这份由他起草的内参材料一旦呈送最高层，他就将面对中国风云变幻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大格局。

愿望无足轻重，行为和效果决定一切。你明明伸张正义，维护人民利益，但是你完全可能因此被戴上一顶“诬蔑大好形势”，“破坏上山下乡路线”的大帽子，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为民请命，粉身碎骨。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油然而生，猛烈叩击记者胸扉。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你面对敌人冲锋，死而无憾。但是在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你却不知道致命的子弹和暗箭来自何方。

你不知道你伸张正义的下场是什么，这便是作为战士和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最大悲哀。

时间一分分流逝，黑暗渐渐消退，一缕曙色透进窗帘。远处响起一阵断断续续的起床号，兵团的早晨苏醒了。

黎明推开窗户。

一股饱含泥土和森林气息的暗绿色氧气迎面扑来，它好像一片涨满生命之帆的潮水涌入屋子，吸入人的肺腑，撞击人的心脏，然后将隔夜的混浊空气和疲劳驱逐干净。

黎明精神为之一振。

暗夜正在消退，太阳即将升起，一抹朝霞将天际映得通红。山坡下面的胶林深处有了许多游动的电石灯光，那些灯光很快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小路上，宛如一群群迟归的萤火虫。他认岀这是一队挑着胶桶的女知青。她们每天凌晨两点就进了胶林，当人们还在梦中酣睡时，她们却在成千次地挥动胶刀，将洁白的胶汁和劳动的汗水一起奉献给社会。

多好的年轻后生，多好的知识青年！他注视女知青的身影默默地想。

问题在于，这些知识青年的利益正在受到严重损害。他们不是受人尊敬的劳动者，而是被一些人当做了“二劳改”！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从本质上讲，对待青年的态度就是对待民族百年大业和根本利益的态度。作为一个延安时代的老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他有什么理由不起来捍卫人民利益而患得患失心有余悸呢?

黎明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早晨，多么美好，但是阳光下依然有罪恶的幽灵游荡。他感到一种久违的临战前的亢奋渐渐充溢胸间。

他，记者，一个小人物，不论内参材料后果如何，也不管他和他的家庭将因此再下几次地狱，他宁愿冒一万次命运的风险也决不当一回人民的罪人。

他决心为维护真理而战！

他长长吁出一口气，转身回到桌子跟前，提起笔来。

“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派出联合调查组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并于当年八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外公开了上述材料。

总理批示：

先念、登奎、德生、国锋、洪文、东兴同志：

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李先念副总理批示：

送国锋同志阅。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叶剑英批示

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

李先念副总理讲话：

“……张国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团连长——引者注)那个连长，和日本鬼子差不多，弄得知青听见老鼠跑，都喊连长来了。你还把他当干部，处理不下去，下不了手，这是为什么?他对知青那样残忍，可是处理时，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处理不下去，上面对这些，采取包庇原谅，这是什么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批示中特别提到：请转告新华社，一定要保证那位记者同志的安全，等等。

墙上的马蹄钟刚刚走过一小时，宫小斌就开始支持不住了，他觉得时间漫长得仿佛已经过了整整一百年。

遵照团参谋长临走丢下的指示，宫小斌和他的战友(一共五人)必须在这根结实的大梁下面站够一昼夜。得到这样待遇的原因并不复杂：在街上，两群知青为小事争吵，互不相让，接着就发生了当时最不鲜见的知青斗殴。斗殴的结果是胜利的一方理所当然成为团部警卫连的阶下囚。

说“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吊”。这种惩罚相当巧妙，你的身体也许已经悬空，或者接近悬空，但是你如果努力踮起足尖就像优秀芭蕾舞演员常常在一刹那间做到的那样，你的足尖就接触地面，你的身体就能得到暂时的平衡。由于人类沉重的身体决不能长久靠足尖来支撑，于是你就只好拼命扭动身体，把两只足尖换来换去以求缓解身体悬空的痛苦。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个万物躁动的春天，花木的馨香好像潮水一样在暗夜的大海里涌来涌去。一群十八岁的知识青年好像受难的耶稣并排悬挂在团部一间低矮的黑房子里，时间早已凝滯，沉重的喘息此起彼伏，巨大的苦难伴随毒虫般的绝望慢慢啃啮他们尚不结实的肉体和心灵。

宫小斌开始抽泣。

也许不仅仅因为肉体的疼痛。他想到母亲，还有尚未成年的妹妹。在一个很遥远的灰蒙蒙的城市，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领着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在菜市场捡菜叶子。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这幅熟悉的图景，母亲脸上那些深长的皱纹好像藤蔓一样在他眼前晃动。

工兵，不许哭！”黑子用脚尖踢踢他，呵斥道。

宫小斌抬起头，看见黑子脸上挂着豆粒大汗珠，鸡肋般的瘦胸脯急促起伏，但是他眼睛里分明燃烧着一团倔犟的火。

“别碰我，我再也不跟你们在一起！我讨厌你们！”宫小斌尖声嚷道。

看守骂骂咧咧走过来，给他们一人一皮带。

“我要撒尿！”黑子抗议。

“就撒在裤裆里吧，臭小子！”看守又是一皮带，宫小斌看见黑子痛得直咧嘴。

幸好半夜时分，有人弄开绳索，他们悄悄溜出团部，然后朝着没有人的山林落荒而逃。

直到翻过一道山梁，确信已经脱离危险以后，一个最简单也最紧迫的难题摆在逃亡者面前：何去何从?”

也就是说，回连队已属不能，躲进深山也非长久之计，何况他们都懂得“抗拒从严”的政策。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出境投奔M国人民军游击队，要么回老家去当黑人黑户。

黑子和另外两人决定选择前者。他们渴望到真正的战场上大显身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

宫小斌和另一名知青选择了回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家的道路比出境打仗更加艰难，因为从边疆到内地不仅路途遥远，更重要的是中间横隔两条大江(怒江、澜沧江)和三道边防哨卡的重重阻拦，没有边境通行证你就是插翅也难飞过。因此每年都有一些胆大亡命和回家心切的知青试图偷越哨卡，结果淹死在湍急的江水里。

但是宫小斌们偏偏遇上了好运气。

分手之后，他们在山里走了一夜，天快亮时在路边发现一辆空油罐车。司机和助手还在小客栈里睡觉，于是他俩便偷偷钻进空油罐里，把盖子留了一条缝隙呼吸。油罐内长年累月受油料侵蚀，气味刺鼻难闻，但是这两个走投无路的男知青必须强忍恶心，不敢弄出响动，否则他们休想混过边防哨卡的检查。

汽车开动前，司机助手发现油罐盖未拧紧，就顺手予以紧固。汽车开动后，由于山路崎岖颠簸，马达噪声甚剧，司机们竞然未能听见油罐内有任何异常响动。直到一周后抵达省城装油，才赫然发现油罐底躺着两具因缺氧窒息的鸟黑肿胀的尸体。

经查明身份后，死者被分别追记大过一次，列入“事故死亡”名单，从此无人过问。

兵团时期，各师、团每年非法越境出逃和投奔M国人民军的知青人数都在数百人以上，最多一年达六百余人。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历种种曲折后来终于返回祖国，恢复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籍和自豪。也有一部分则永远消失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和热带丛林中，迄今下落不明。

沈东贵和童心娣，上海浦东人，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九七0年一同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独立团，分在第十连。下乡前夕心娣母亲深恐女儿在外受坏人欺侮，于是由两家父母做主给二人确定了未来的婚姻关系(订婚)。

包办婚姻固然常常造就悲剧，但是对于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来说，父母的心愿无疑是一份沉甸甸的人生厚礼。他们就带着这份厚礼踏上接受再教育的漫漫征途。

到兵团第一天，连队开大会宣布纪律。兵团不同于学校，学校常常可以自由散漫，兵团则不行，兵团是军队，军队有铁的纪律约束。

纪律有若干条，大到阶级斗争，小到衣食住行，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严厉的一条，就是知识青年“不许谈恋爱”。

据说这些铁的纪律全部来自正规部队和野战军。野战军里没有女知青，因此能够“令行禁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小知识分子则不行。小知识分子毕竟不是军人，不懂得纪律比生命更重要的道理。加上他们来自大城市，自以为念过几年初中或者高中，到边疆是来开荒而不是打仗，因此往往不把领导的纪律放在心上。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接受再教育首先必须重建自己的某种人格，或者践踏蹂躏自己的人格，因此城市小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和肤浅的自尊心就难免招致熊熊的炼狱之火的痛苦洗礼。

沈、童二人自恃有父母而不是领导做主，心理上好像有了合法保障一样，不把连队纪律放在眼里，依旧故我，亲密无间。艰苦劳动中互相体贴，日常生活中互相照顾，柔情蜜意，恩爱无比，弄得一个连队的知识青年都失魂落魄地羨慕。

连队领导自然不会熟视无睹，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于是大会批评，小会点名，连长指导员亲自个别谈心，“一帮一，一对红”，但是收效其微。这对执迷不悟的年轻人居然异口同声为自己辩护，拒不承认“谈恋爱”，而是已经“订婚”。连队党支部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如何教育这对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的落后分子。主意想出不少，比如把男的派到山上去开荒，女的分配在连队养猪；或者女的到河滩守夜，男的到水利工地出公差，等等。总之通过种种组织措施强行隔开他们，以利于挽救他们本人和教育那些觉悟不高的知识青年。

不料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是分离，爱情之火越是熊熊燃烧。那个男知青竞然常常深更半夜步行一二十里来看望女朋友，第二天凌晨又翻山越岭赶回工地劳动。

这件事使连队领导伤透脑筋。他们除了把事情的根源归咎于阶级斗争复杂性与尖锐性以外，几乎一筹奠展。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汇报到团里，连导被认为抓阶级斗争不力，受到批评，事情终于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一天深夜，连队响起尖利的紧急集合哨声，知青们从梦中惊醒，慌慌张张赶到操场。操场上早已点亮一大汽灯，怒气冲冲的连长命令将两个流氓坏分子押上场来，批判示众。

全连人顿时惊愕得连心也不跳了。他们看到，原来押上场的坏人是上海阿拉沈东贵与童心娣，沈、童二人竟然浑身一丝不挂，被一根绳子背靠背捆在一起。女的已经披头散发，几乎瘫倒在地。

连长操着贵州口音骂骂咧咧，人们费了好大劲才从那一串串土话夹杂脏话中弄清事情原委。原来男女二人不仅违反纪律私自幽会，还躲在橡胶林里干下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丑事，被高度警惕的连长当场捉获。“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这是一条来自中国民间的不成文的法律，既然人赃俱获，谁能说这对道德败坏的男女知青不是自作自受呢?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起小小的捉奸案，被捉获的奸夫奸妻都是来自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知识青年。他们还不满十九岁，受过文明教育，因此感情难免泛滥。他们的行为也许不够文明，不够规范，也不够光明正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爱情本身是罪过，因为文明的标志不仅仅是物，文明的终极标志是人自身。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干部带头批判，许多知识青年看清流氓的本质，也纷纷痛斥二人丑恶行径，并不失时机地表态划清界限。批判会持续约一小时，收到“打击一小撮，带动一大片”的满意效果。

开现场会的做法受到上级领导的一致肯定。领导决定，给予这两名犯有严重错误的知识青年以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分别调离本连队，以观后效。

不料处分决定宣布的当天，这对男女知青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他们趁黑夜掩护悄悄溜出宿舍，溜出连队，然后消失在茫茫山林里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半个月后，一个哈尼族猎人在密林深处偶然发现两具自缢的尸体。这是两个忠贞不渝的殉情的青年男女，他们像许多古老的民间情歌里歌唱的那样，为了寻找爱情的最后归宿，彼此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一同沉人无边无际的黑暗。

上级领导为沈、童自杀案定性，结论为“腐化堕落，拒不接受批评教育，自绝于党和人民”，云云。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 喜马拉雅主播锤霸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