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命运篇)

一九七四年五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撤销全国十二个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地方国营农场。现役干部撤回部队，农场交由地方各级政权机构领导。

体制转变挽救了国营农场，但是并未使奄奄一息的知青运动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相反，这场旷日持久和步履维艰的运动更加呈现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迹象来。

如果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那么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对知青个人来说，“走”与“留”就成为足以影响他们命运乃至一生的关键所在。

仅仅几年后发生的“橄榄坝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社会风潮：十万知青大罢工，大游行，北上大请愿，大卧轨，大绝食等等，便无一不是日益觉醒的知青群体同这种由社会强加的，抹煞一切个人意愿的不合理命运搏斗的直接后果。

舒晓乾正在山坡上挖橡胶穴。

他挖得很狼狈，很吃力，笨重的开山锄好像总在同他闹别扭，使他看上去不像挖穴却像扭秧歌。

这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个子瘦长，目光忧郁，脸膛和胳膊哂得黝黑。虽然他和兄弟舒晓坤到边疆已经整整六年，但是他始终不习惯劳动，尤其不适应开荒挖穴这一类重体力劳动。

在连队，舒氏兄弟是一对性格孤僻而高傲的黑帮子女，一对被风暴掀翻巢穴的不幸的落难公子。平时，他俩总爱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那是他们父辈革命历史和功劳的象征。他们从不主动结交朋友，甚至拒绝与本连队知青交往，他们常常整天不说一句话，孤芳自赏，目光中充满痛苦、冷漠和被遗弃的优越感。

后来，弟弟交上一个女朋友，一个能干的上海阿拉。人们渐渐发现弟兄俩的性格有了改变。原来高干子女也是人，也需要同情、友谊和理解，只不过他们更习惯高高在上和自我封闭罢了。

高干也罢，黑帮也罢，反正大家走到一起来了：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茅草屋，接受同一种生活方式，干同一种原始体力劳动。不论你的父母和家庭曾经如何显赫，你都是一个知青。

舒氏兄弟从需要女人，需要朋友，到需要在生活中寻求一切必要的帮助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创造了人。

也有孤独的时候。弟兄俩远远地坐在山头上发呆，遥望脚下山川河流，头上蓝天白云，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此时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知青命运何时才是尽头…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时光随着汗水一点点流走。现在，舒晓乾奋力挖穴，不管怎么说，他必须在这一天挖够十五个胶穴才能完成任务。脚下的泥土堆成小山。他汗流浃背，胸脯起伏，火辣辣的太阳放肆地炙烤他骨骼凸突的背脊。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数：一下，两下，三下…他知道，挖一个胶穴大约需要一丝不苟地挖一千到一千五百下。

太阳西斜的时候：在连队当卫生员的弟弟舒晓坤突然激动万分地奔上山来。他手里挥动一张报纸，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那种神情，仿佛有人宣布全世界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一样。

这是一张刚刚送到连队的过时的《人民日报》，报纸头版头条刊登着“八一”建军节消息。在众多出席招待会的党政军领导人中间，哥哥立刻发现了他们父亲久违的熟悉的名字。

也就是说，父亲出来工作了。

父亲解放了！

同样的意义在于，这个消息不啻宣布了他们的解放，宣布他们苦难知青生活从此结束。

兄弟俩乐极生悲，不顾许多人在场，抱头痛哭，弄得一时不明原委的人以为他们家里又遭到什么不幸。

当天晩上，舒氏兄弟买来许多甘蔗烧酒大宴宾客，彻夜狂欢。一切衣物钱财书籍统统送人，弟弟还将父亲的一支金笔留给女朋友作纪念。朋友们喝光烧酒，吃掉许多罐头，弟兄俩头重脚轻，不免原形毕露，唱了许多被批判的外国歌曲。连队的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们都有一条音色嘹亮的好嗓子和许多奔放汹涌的感情。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舒氏兄弟二人告别连队，告别农场，然后头也不回地踏上通往县城的崎岖小道。在他们身后，上工的钟声响了，一阵熟悉的钟声回荡在昏暗寂静的荒山和胶林间，回荡在早晨湿漉漉的空气清新的旷野里，然后从简陋的茅草屋深处驱赶出一群群皮肤黝黑扛着锄头的男女知青。值得庆幸的是这钟声再也不能对他们发号施令了，因为他们的苦难已经到头，他们的命运不再属于这片原始的红土地。对他们来说，生活终究是光明的，温暖的，宽容大度和充满希望的。于是这对曾经受过磨难的知青兄弟加快脚步，迫不及待又扬眉吐气地朝着那轮正在冉冉升起金光万丈的朝阳大步走去…

“北京五十五”的理想大厦不可避免地倾塌了。

仅仅一年，这个来自伟大首都的知青群体就因为种种矛盾陷入四分五裂的危机之中。

准确地说，危机不仅来自群体外部，更来自小知识分子自身的动摇性和复杂性。

平心而论，“北京五十五”谁不是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哪一个甘愿平庸落后碌碌无为?谁不想施展鸿图一鸣惊人?

如此等等，好比同一条船上的乘客，风平浪静时大家众志成城，一旦风暴骤起只好各自逃生。又好比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运动员，如果裁判不公平地将荣誉判给其中某个并不领先的人，那么其他人是否会因此感到愤怒，感到受了愚弄甚至不顾一切宣布退出比赛呢?

生活中的权力和荣誉往往就是这种削弱斗志瓦解凝聚力的最有效的腐蚀剂。

一九六九年初，一个紧急通知辗转从遥远的省城传到疆锋生产队。省里点名让“北京五十五”的代表郝大江星夜兼程赶到昆明出席在那里召开的省革委第八次全会。

直到一路晕车的郝大江头重脚轻地走进会场后才被告之，他已经被光荣地推选为云南省革委会委员。郝大江为此纳闷很久，既然是选举为什么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呢?

知与不知均不要紧，要紧的是“北京五十五”已经成为知识青年的政治代表，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带头人。革委会委员的荣誉不仅仅属于郝大江，更属于全体知识青年。它充分体现组织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和信任。问题在于，委员的职务不可能让全体知识青年来分享，所以种种好处只好落到了个人头上。

昆明归来，郝大江被吸收入党，提升副连长。他是全兵团第一名知青党员和知青干部。

这年“十一”，郝大江再次被上级指定代表全省五十万知识青年赴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活动。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伟大领袖近在咫尺，有足够的时间瞻仰领袖音容笑貌，聆听谆谆教诲。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他们被安排参观中南海，参加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宴。当时国宴并无外面传闻的豪华，八只大菜，两盘水果，酒类饮料不限。各参观团纷纷派人向总理敬酒，郝大江又当了一回代表，与总理碰了杯。巨大的荣誉感使得这个昔日的红卫兵小将一连几夜失了眠。

郝大江从北京返回兵团带回一壶中南海的湖水，一片湖边的银杏树计。他被各兄弟师、团，省里和地方有关单位轮流请去作报告，开讲用会，让心怀虔诚的人们瞻仰那壶中南海的水和树叶，分享见到毛主席的巨大幸福。

榜样和典型的意义不在于你曾经做过什么，或者将要做什么，而在于时代需要造就大大小小的偶像。

郝大江从此名声大噪，成为省内外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他在连队当了三年干部，出席过从省里到中央的各级知青代表会议，一九七三年调团省委任常委、副书记，省知青办副主任(副厅级)等职。一九七七年卸任。一九八八年应聘到深圳，当经理至今。

同郝大江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迄无建树的知青战友。我们与其说“北京五十五”是一个整体，毋宁说他们是一群雄心勃勃的复杂个体更恰当。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远大理想，都有各自绝不雷同的思想和动机，生活和命运也大相径庭，难道郝大江的荣誉和地位能够分成若干份与他们共同分享么?

因此当人们天天忍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枯燥生活，理想之光与浪漫情调渐渐黯弱并且怨气、牢骚和悲观情绪开始滋生的时候，郝大江的走红无疑等于强调了这种命运的反差和不公平，他理所当然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就有了许多类似被剽窃或者遭背叛的复杂感情。

荣誉带来巨大的离心力，钩心斗角和内讧加速促使“北京五十五”从内部走向解体。从另一方面说，这些来自北京的老红卫兵大多是高干子女，他们的父辈中有部长、副部长，有驻外大使和老红军、老八路，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共和国有功之臣的后代，一旦他们对上山下乡的前途感到厌烦或者失去热情，他们难道不能换一条别的什么广阔道路走一走吗?

一九七0年春节前夕，第一批四名男女知青不辞而别，通过父母的权力回到北京或者易地当兵，轻而易举完成人生道路上的战略转移。此后人们开始各显神通，纷纷以各种方式竞相离开边疆和兵团。最后离去的两人是在一九七五年，他们的父母出来工作较晚，让子女多吃了几年苦。只有两位年轻战友永远地留在了边疆，长眠在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深处。

他们是北京二十五中凌瑜，男，一九七0年被热带丛林疾病夺去生命，时年二十二岁；王开平，男，一九七二年因公牺牲，时年二十四岁。

他们是牺牲在边疆的众多知青中为数寥寥的干部子女中的两位。

“北京五十五”的光荣使命到此结束。

有关部门统计，云南兵团十几方知青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知青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即一万人左右。其中高级干部(地、师级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一千三百余人。

这个数字比例以北京知青为最高。

一九七一年后，随着林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大批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上述知青数字便急剧减少。到一九七四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占知青总数的不到百分之一，即千人左右。而到了公元一九七八年也就是知青大罢工前夕，这个比例已经接近零，即不到一百人。

而留在云南兵团的知青总数还有十万余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例病退报告始见于公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报告者秦某，上海知青，病退理由为多发性癫痫症。经各级卫生组织证明病情属实，同意退回原籍。

疾病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大敌。疾病不仅危害人体健康，而且削弱兵团士气，影响战斗力，造成许多必要和不必要的浪费。因此兵团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将某些疾病(含工伤或事故致残)列入允许病退回城的政策范围，例如肺结核，肝癌，肾岀血，癫痫，精神失常，丧失劳动能力，等等。

于是病退就成了知青重返城市的一条重要途径。

解劲松从医生手中接过那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医院证明，立刻高兴得蹦起来。医院证明上寥寥数语便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经X光机透视，确诊为空洞型肺结核。同意病退。

解君是上海知青，身高一米七九，原先在团部打篮球，主力中锋。兵团撤销后，篮球队解散，所有球员都下生产队犁田打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解君不知怎么很快就患上这种可怕的疾病，身体虽不见怎样消瘦，精神却一天天萎靡下去。

连队的人们都为他感到惋惜，年纪轻轻就病入膏肓，这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么?何况结核病菌是要通过空气和呼吸道传播的，因此连队党支部向上级郑重建议，尽快将解君病退回城。理由是避免更多的知识青年和健

康劳动力受到病菌传染。

经过师、团各级医院层层把关检查，且有Ⅹ光机明察秋毫，一切企图蒙混过关的小聪明和鬼把戏都将原形毕露。解君顺利过关，如愿以偿。

从医院出来，解君便如同换了一个人，精力充沛地在场部走动，迅速办妥手续。临行前夕，知青好友聚在一起送行，来的都是好汉，不怕肺结核传染。几杯酒下肚，有人便开始感慨欷獻，说不如患了绝症好，长夜漫漫，知青出路何在呢?弄得众人都很悲观。

解君不由得感情冲动，当场泄露天机，原来他哪里患了什么肺结核，而是他的一位在上海医学院当放射系专家的舅父密授诀窍：在背上贴几小块锡箔片，于是所有医院的Ⅹ光机都上当受骗。

“锡箔法”又及时地改变了该连数十名知青的命运，过了很久才被一位当地医务工作者偶然揭穿。

但是“锡箔法”带给广大知青的启示远远大于这一方法本身。既然人类的智慧可以制造机器，制造政策，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造就更多回城的正大光明的理由呢?

于是无数知青的大脑机器开动起来，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病退洪流，无数可怕的病症就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吞墨水制造胃穿孔，服麻黄素、“升压灵”制造高血压，喝1%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肠痉挛，以及制造肝炎、肾炎、结核病、心肌炎、出血热、盆腔炎、血尿、便血……层出不穷，数不胜数。

还有装精神病的。第三师十团成都知青柴某，坚持胡言乱语疯疯傻傻，被强制治疗达两年之久，人形俱无，面目全非。终于被确诊为精神失常，批准光荣病退。有志者，事竞成。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于是各师、团都有许多坚持不懈的老病号，叫人莫辨真伪，防不胜防。

据统计，兵团(农垦)十年，病退回城的知青总数约两万人，其中至少一半有不同程度的“人造疾病”的嫌疑。

同病退同样热门的是另一种悄悄兴起的危险的经济活动。

从地理位置上看，云南省西南两面与东南亚诸国相邻，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境线与素有“世界贸易集市”之称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缅甸接壤，这就给那些不安分守已和穷则思变的知识青年提供了铤而走险的大好机会。

“我们伏在草丛里，心情又紧张又兴奋，好像电影里那些头次参加战斗的新战士。”

几年后，已经成为C省小有名气的知青作家的牛伯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界河对面是一片起伏的山坡，山坡上长着许多稀稀疏疏的灌木丛。暮色四合，那些灌木丛渐渐与山坡融在一起，看上去好像一些黑黝黝的怪石。

“突然，对面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片刻之后又是一声。不用说，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信号，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大头回了一声巴掌，表示平安无事。不多一会儿，一个黑影出现在界河边上。我们连忙迎上去，把货抬到附近一间守夜的茅草棚里。茅草棚四周都是橡胶林，很安全。

“等点亮灯我们才看清，对方是个年轻少女，乌黑的大眼睛很生动，顶多不超过十六岁，这使我们很吃惊。但是我凭直觉感到，她肯定是个走私的老手，因为界河对面无论男女老幼几乎人人走私，所以你别以为你能轻易蒙过她。

“双方亮开各自带来的货。大头是我们的头儿，他已经不止一次偷偷摸摸干过这种危险勾当。我们的货是杜仲，有十多斤。杜仲是一种中药材，产于贵州，功能主治妇女疾病和高血压，在中药铺里一元钱买三斤，跟柴火似的。但是对面来的走私商人却按五十元一斤收购，翻了三十多倍。这还不算贵，听说到了仰光曼谷就涨到一百五十元一斤。所以知青一到回家探亲，就大包小包带来卖给对面，或者现货交易，换些国内缺俏的走私货回去卖黑市。

“少女背篓沉甸甸的，都是尼龙布，尼龙蚊帐，香港奶粉，炼乳。大头不肯要，说赚头不大，路上不好带。少女就摸摸索索，从裙子里掏出只小包，里面装着几块日本自动手表。双方重新开始讨价还价。这时一个放风的知青跑来说好像有人过来，大家就匆匆成交然后屁滚尿流地逃掉了。

结果这回换的手表全是假货，有的走了几天就死了。用小刀撬开表壳，里面竟然全是塑料机芯。大头一连几天骂骂咧咧，说再见到那女人，定要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这股知青走私大潮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粉碎“四人帮”前后达到高潮。非法走私物品种类也从中药材、西药、日用品、五金百货扩展到黄金、白银、文物乃至毒品。许多知青从最初的走私活动中尝到商品经济的甜头，初步领会到价格、利润、市场行情变化等经济规律的魅力，复苏了长期压抑的物质欲望，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锻炼和准备了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人数超过万人，占全师知青总人数约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1.农场各级领导放松管理，不做工作，动辄给予处分。“肚子不大，不好说话”。这是农场干部的口头禅。

2.生活艰苦，知青思想涣散。(略)

3.政策原因。知青双方不愿结婚，因为结婚就不能继续享受探亲假，并且可能失去各种脱离农场的机会。

……

随着兵团体制转变和军队干部撤离，“不许谈恋爱”的禁令自然解除，处在青春期和躁动不安的十几万男女知青就如同长久分离的亚当和夏娃，彼此热烈而不顾一切地扑向对方，肆无忌惮地偷吃(分享)这枚迟到的道德树上的禁果。

我完全无意在这里描绘一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性解放的可怕图景。从理论上讲，知青生活远不具备产生性放纵的精神和物质条件。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正常时代，每一个先前的知青也许都是好公民，好父亲，好妻子，他们遵纪守法，教育子女，维护传统美德，但是在一个灵魂扭曲的时代，你能无视社会的强大存在而仅仅苛求个人道德不够完善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决定意识。

也决定道德和人性。

黎明农场十一连北京知青卓龙骧有一手绝活儿远近闻名，就是替女人堕胎。他堕胎决无条条框框的约束，无论几个月的胎儿他都敢做，并且百堕百下，几乎没有出过纰漏。据说这门绝技并无家传，是自学成材。

来堕胎的母亲自然都是非法怀孕的女知青，她们不愿意将丑事张扬出去，坏了将来做人的好名声，或者传到领导耳朵里挨处分，于是悄悄找上门来，希望不留痕迹打掉肚子里的胎儿，好轻装前进。在这样的时刻，替人堕胎就变成一种类似救人救火的见义勇为的壮举。

卓龙骧高高个子，方正的脸膛，为人正直，讲信用，重义气，他替人解难从不乘人之危，不收取贿赂，男女知青都很信任他。

一九七五年六月，四分场北京知青赵幸福(二十三岁)来找卓龙骧，说是他的女朋友许华(二十三岁，上海知青)要堕胎。许华怀孕已经八个月，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用力扎在腰上也无法将她明显凸出的肚子勒下去。按说八个月的胎儿已经成形，堕胎相当危险，但是许华正在办病退回城，因此她必须选择堕胎。

卓龙骧禁不住这对男女知青的苦苦恳求，答应冒险试一试。

想不到堕胎居然十分顺利。女知青憋着嗓子嚎了半个时辰，顺利产下一个死婴。死婴系男性，长约四十公分，目清眉秀，只可惜生不逢时，未及出世就被双亲扼杀在母腹中。

男女知青千恩万谢地去了，卓龙骧将堕下的死婴和胎盘一起置于脚盆里，准备天黑后扔到河里去。下午有北京知青黄远村，上海知青刘正荣、杨天亮、郑介敏诸人上门聊天打扑克，发现未及扔掉的死婴。众男知青稀奇，都围了脚盆拨弄，啧啧地观赏。

杨天亮最瘦，正值身体发育阶段，一脸痨相，人称“瘦猴”。瘦猴最先敏锐发现那盆弃物所具有的美食价值，就提议不打扑克，美美地打一顿牙祭。

有人还在犹豫，说死孩子又不是小狗小猫，吃得下去么?

瘦猴耸耸鼻子反驳说，不也是动物么?反正都是肉，人肉大补，怎么吃不得?

其实道理很简单，肉就是肉，高蛋白与高脂肪，营养丰富，滋味鲜美，与其白白扔掉，不如吃进肚子里去。

更何况中医早有食胎盘滋补的讲究，胎盘吃得，胎儿为什么吃不得?

初到边疆，许多女知青口味挑剔，不吃肥肉，不吃牛羊肉，不吃生、腥、膻味的东西。但是仅只过了一年半载，个个就原形毕露，不仅头蹄下水，连野狗、野猫、老鼠、蛇、蝙蝠、竹蛆、地虫和蚂蚁蛋也大嚼特嚼津津有味了。

于是，就在这种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一桩违背人类基本道德观念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

肉香随着水气四处溢开，惊动了连队里许多馋涎欲滴的男女知青，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了那口肉锅直咽口水。

在农场，知青生活的基本原则还是原始共产制，有福同享，有难未必同当。于是全连知青人人动手，共同分享那锅来历不明的美味。后来的没能赶上分一杯羹，望着地上狼藉的骨头恨恨地跺脚。

不料当晚，所有沾了光的男女知青无一不感到燥热难耐，浑身好像起了火，淌了一夜臊汗。还有许多男知青哼哼地挺了一夜，做了几回暗暗叫人脸红的事。

几天后，终于有人知道事实真相，一时连队大哗。许多女知青当场哇哇地呕吐，好像被那杯肉噎住嗓子，有人将事件汇报到农场，农场领导极为重视，连夜向垦区指挥部和省、州委请示汇报。省里决定把这件事当做资产阶级复辟的大案要案来抓，派出由公、检、法人员组成的专案组赴黎明农场进行调查处理。

调查处理未费多少周折。几乎所有的事情经过乃至细节都是明摆着的，案犯卓龙骧诸人亦供认不讳。因此专案组速战速决，在案发后仅仅不到半个月就在当地召开知青大会，对残食死婴的罪犯一共七人进行公开宣判。

只有一个小小的难题使专案组很费了一番踌躇，那就是如何给案犯确定一个恰当的罪名。因为私自堕胎和偷吃人肉明摆着是一种残忍的犯罪行为，但是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中，乃至中国有法律以来都不曾有过类似吃人肉的罪名。有人提议以“虐待婴儿罪”宣判，遭到有识之士否决，理由是如果死胎算婴儿，那么一切引产流产的医生都是凶手。

无章可循并不能难倒办案人员，“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除一切陈规陋习，不拘一格，要紧的是贯彻领导意图，把案子办出新意和水平来。于是专案组群策群力，独辟蹊径，在当地公判大会上宣判如下：

判处盗窃、流氓犯罪分子卓龙骧(男，二十五岁，北京知青)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处盗窃、流氓杀人犯杨天亮(男，二十岁，上海知青)有期徒刑七年。

判处盜窃、流氓犯罪分子赵幸福(男，二十三岁，北京知青，死婴之父)有期徒刑七年。

罪犯许华(女，死婴之母)、黄远村、刘正荣、郑介敏等四人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三年不等，监外执行。云云。

快刀斩乱麻，乱世岀英雄，专案组大获全胜，创造本省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办案史上的一桩奇迹。

该案作为一件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例曾在知青中广为宣传，以警戒世人。事件经过被详細刊登在云南省知青办《情况反映》(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上。

公元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一条重要新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决定停止推荐入学，恢复大中专学校统一考试和择优录取制度。

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务院《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实施细则》。细则规定，本年度高考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次年春季入学。

此时距离全国首次统一高考时间只有短短五十天。

对一千万尚在农村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来说，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不啻一股春风，一声惊雷，将他们久已渺茫的上大学的梦想和对前途命运的信心希望重新唤醒。如果说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那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命运，那么至少在当时，这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并未给知识青年的命运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改革高考制度第一次正面触及知青命运，它的意义不仅在于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它首次对上山下乡路线提出大胆否定和挑战。

既然可以通过考试途径上大学，那么上山下乡运动就不再成为唯一的必由之路。

从“必由之路”到“道路之一”，上山下乡路线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终于受到动摇。

知识青年却无不奔走相告，他们从内心迸发出一阵阵不可遏止的欢呼和疯狂的激情。

推荐招生制度是一个貌似民主的娼妓，它取消并公开嘲弄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原则，践踏知识的科学性严肃性，在“民主集中”的幌子下赤裸裸地为特权阶层和权力意志服务。

统计数字表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历届推荐学员中，各种干部子女和后门学员约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有的名牌院校和重点专业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重新恢复高考制度是如此深得人心，深得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热烈拥护，一切胸有大志和貌似胸有大志的人们都紧急行动起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新华书店里各种教材全都抢购一空，各种手抄本的复习提纲而不是黄色书籍到处流传，人们在公共汽车和马路车站上到处都在谈论学习，到处都能看到手不释卷和刻苦玫读的年轻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报纸和文艺作品里看到的正面形象大多是这种孜孜不倦的书呆子。

命运是对人生的一种挑战。你要么不甘沉沦，逆水行舟；要么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机会永远只青睐那些敢于一往无前的勇者。

云南勐定农场四分场(原第二师七团四营)。

重新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广大知青无不欢欣鼓舞。不论他们是真正有志于攀登科学文化高峰，也不论他们实际文化程度如何，他们都不肯放弃这个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纷纷秣马厉兵，志在一搏。

不幸的是：时值“双秋”(秋收秋种)大忙季节，报纸上“抓纲治国”和“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比往年任何时候都喊得响亮。在农场，“学大寨”就意味着天天早出晚归，意味着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意味着节假日星期天加班，还有无休无止的会战、突击、大干快上……总之，“学大寨”就意味着贡献个人的一切，而不管贡献的价值。

对所有复习应考的知识青年来说，高考迫在眉睫，时间就意味着分数，意味着机会，意味着上大学和重新改变个人的前途命运。如果他们像往年那样毫无保留地投入“学大寨”，那么哪来时间为高考努力?但是对农场各级领导来说，他们对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感兴趣，甚至私下暗暗抱有反感：要是知识青年全都去考大学，那么农场的劳动谁来干?谁来“学大寨”和秋收秋种呢?

鉴于知青以各种理由躲在家里偷偷复习功课的现象日趋严重，农场党委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规定“学大寨”期间一律不批探亲假，不批事假，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不得无故旷工。凡在家病休三天以上者须由分场党委批准，等等。违反上述纪律者，一律取消参加高考资格。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严厉的纪律有效地杜绝知青中一窝蜂考大学的不良现象，把小知识分子死灰复燃的理想之梦和雄心勃勃的人生抱负再次击得粉碎。

陈翔军，傅小凡，郭小马，人称知青“三剑客”，都是敢作敢为、疾恶如仇的好汉。与其他贫民出身的知青略有区别的是：他们三人均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落难，子女遭殃，但是对传统文化依然抱有很深的感情。陈翔军擅长书画，文章做得文采飞扬。傅小凡长于辩论，思路敏捷，口若悬河。郭小马年纪最小，常有惊人之举，譬如无师自通替人修手表，修收音机，有次还险些拆散一台柴油拖拉机。

客观地说，这是三个不甘平庸的年轻人，头脑聪明，精力充沛，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一展才能，因此无法改变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不公正命运。他们的工作是日复一日地上山劳动，让岁月和时光慢慢耗尽生命。一九七三年傅小凡曾经险些累(病)死在工地上，下葬时听见呻吟才幸免于难。这样的结局或许就是他们也是知识青年命运的必然归宿。

恢复高考制度无疑使他们在命运的黑夜中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

“×他妈！我这回豁出去了！”一向举止稳重的陈翔军激动不已，在工地上大叫大嚷。

“豁出去有什么用?你要不出工，上面就取消你报考资格。”长于思辨的傅小凡一下子击中要害。

陈翔军呻吟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

郭小马眼珠一错：“且慢！按说最精密的机器也有破绽，莫非上面的政策就无懈可击?”

傅小凡马上反驳：“除非装病。问题是大家一起装病就露馅了。”蹲在地上的陈翔军突然跳起来，大叫一声：“有了！”

“替我找把芟刀来。”他简短地解释，“我们必须说干就干，等大家知道这一招就不灵了。”

芟刀是一种专门用来刈草的长刀，刀刃锋利无比。陈翔军将闪着寒光的芟刀在腿肚子上比画了两下，毕竞有些手软。

“你要自伤?”二人恐惧地问。

“不，是工伤。”陈翔军纠正他们。

工地上有人来来往往。如果有人在工地上不慎劳动受伤，那么他就理所当然获得下山休息的权利，而且还可能得到延长假期的待遇。

关键问题在于：工伤休假必须付出代价。你想休假越长，你就必须伤得越重。

这就是事物的合理性。越合理越残酷。

陈翔军悲壮地举起芟刀，朝自己小腿狠狠碰了一下，跌倒在地，却不见有血流出来。原来他使错了刀背。

哦，你们……替我干一下。”陈翔军顿时泄了气，声音有些哆嗦。

没有什么可犹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何况不是牺性，只是工伤。傅小凡义不容辞，迅速而准确地替朋友尽了义务。陈翔军惨叫一声，那只瘦弱的腿肚子立刻好像嗷嗽待哺的孩子张开一张饥饿的大嘴来。

脸色惨白的陈翔军捂住那条伤腿，喜气洋洋地被朋友抬进医院。医生替他缝了十七针，开了二十天休假。

当天下午，郭小马在榜样力量的鼓舞下，用一只硕大的秤砣砸伤了自己的脚。为了同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坚定作斗争，他将那只秤砣事先系在树上，然后一刀砍断绳索，于是那只结实的秤砣便直直地落下来，几乎砸扁了他的一只脚背和五个脚趾头。

他也获得半个月工伤休假。

只有傅小凡临时打了退堂鼓。他望着两个好朋友血肉模糊的伤口，决心另辟蹊径去追赶高考的末班车。于是他带着书本上山，白天劳动，口中念念有词，夜晚通宵达旦开夜车。他坚持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同命运也同劳动纪律抗争，因此在最后一门功课考毕，他只来得及走出考场就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功夫不负有心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次年春，首届高考发榜，陈翔军考入某大学历史系，郭小马考取经济系，傅小凡考取中专。“三剑客”命运各有归宿。几年后，郭小马还考取公费留学，到加拿大攻读经济学硕士。只是陈翔军那条伤腿治愈不大彻底，落下一个天阴下雨就要隐隐作痛的老毛病。

一九七七年改革招生制度后首届高考，全国城乡共有五百七十余万考生应考，其中知识青年考生占考生总数一半以上，约三百万人。云南省考生十三万，农场应试知青约五万人，最后录取各类大中专学校将近一千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二。

该走的走了：参军，提干，上大学，病退，开后门……总之一切可能的门路和途径都对知青群体进行了过滤。能走的人远走高飞，去寻找和建立新的人生支点。剩下大多数知青走投无路，注定要在这条布满泥泞的广阔道路上日复一日地艰难跋涉下去。

跋涉并不等于服从。人们内心淤积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已经日甚一日地被不公平命运浓缩起来，从而有可能将一切社会桎梏炸得粉碎。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 喜马拉雅主播锤霸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