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13章 北斗之路​ 第14章 谆谆教导

“当工程师。”

“当工程师做啥事体?”

“修大桥。修好多好多像武汉长江大桥那样的大桥。”小时候，少年凌卫民常常这样自豪地回答母亲。

那时候，他天天随母亲乘轮渡到江对岸浦东去上学，渡口又小又窄，几艘小轮渡时常被人群挤得摇摇欲覆。他们有时不得不提前一小时甚至两小时起床去赶轮渡，无论炎夏酷暑，风霜雪雨，少年人都这样跟在母亲后面不停地赶呀赶。这样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于他常常在梦里梦见自己赶轮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有雾的早晨，一艘轮渡不幸倾覆，滔滔黄埔江水顷刻间吞没许多无辜的生命。从那时候起，少年凌卫民就立下这个远大的志向，在黄埔江上修桥，修许多许多大桥，再不让眼前的惨剧重演。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或者说如果不是许多偶然的和必然的原因，少年凌卫民的理想原本并不是遥远的乌托邦之梦。然而时代无情地粉碎了少年人的志向，凌卫民不仅没能当上工程师，而且没能读完初中，就提前离开上海，离开父母，到云南边疆当上了一名无所作为的割胶工和小学勤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好像一只不停旋转的万花筒，它打碎了整整一代人绚丽多彩的人生之梦，却拼接出一幅更加复杂的社会图案。我们在这里看到许多成熟的文学家，思想家，领导者，组织者，以及无数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健全清醒的大脑机器。

历史由此获得推动力。

夜深沉，白雪皑皑的北方大平原隐没在朦胧的夜色中。半半暗的天空下，远山好像一道道剪影，近处的积雪闪动着幽幽的白光。

车厢轻轻摇晃，车轮发出似乎永无休止的单调节奏，车窗外偶尔有一两星灯火一闪而过，那是巡道的铁路工人在辛勤值夜。

凌卫民睡不着，睁开眼睛朝车窗外凝眸沉思。

丁惠民（中）在北上请愿的火车上

知青总指挥看上去更加瘦弱，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平时那双机警有神的大眼睛里闪烁的火光此刻显得十分黯弱，连日的操劳和持续不断的低烧几乎摧垮了他的身体，因此卧轨一结束，总指挥就不得不被人抬下铁路。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毕竟踏上了通往伟大首都和中南海的北上之路。

兰婷打了个盹，睁开眼睛。

小凌，你该睡一会儿，到北京早着哩。”她关切地说。

“我睡不着。”

“想什么呢?”

…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

“是不是……想家?”

“有时想，想父母，妹妹，弟弟，想同学，老师，想…上海。”

“我也是，”兰婷动情地说，“记得头次回上海探家，火车站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那么宽敞的马路，我简直觉得好像在做梦……探家一结束，回到连队，躺在茅屋里数天上的星星，又觉得上海是一场梦，童年是一场梦，父母、同学、老师统统是梦。梦醒之后，眼前只有重重叠叠的大山和尘烟般飘逝的云彩，于是又该扛起锄头上山去开荒……”

女知青叹口气，忧伤地垂下眼帘。

“嗨，咱们不是正在进军北京吗?”凌卫民突然兴致勃勃地说道，“干吗老往回看，应该看远些，中央领导不是要接见咱们，听咱们反映情况吗?”

“你有把握……中央首长接见吗?”兰婷问。

我正考虑这个问题。”凌卫民目光立刻黯弱下来，疲惫地摇摇头。

“北京不比省城，有那么多中央机关，还有外国人……说实话，我也心中无底。”

不知为什么，越是临近北京，凌卫民越是感到信心不足。早先在边疆那种指挥若定破釜沉舟的胆识和勇气仿佛漏气的皮球一样慢慢瘪下去。北京是首都，是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向往的地方，那里有中南海，有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党中央、华主席在那里办公，日理万机。他们，一群毛毛糙糙的知识青年，一群小人物，干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行为本身是否已经构成严重错误了呢?

当赴京请愿仅仅是个遥远的目标，人们或许会激发出不顾一切的勇气和力量。但是当北京，当中国权力的这座光芒四射的金字塔近在咫尺的时候，平民出身的小人物凌卫民便没法不感到目眩，感到自身卑微、胆怯、惶惶不安和心跳气促。

至于接见之后有什么结果，那是他们无法左右和只好听天由命的事。

眼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罢工宣言》规定的最高目标：他们必须力争中央首长接见。

“和尚”醒了，性急地插话：

“依我看，北京更容易扩大影响。往天安门一坐，民主墙一呼吁，全国全世界立刻就知道了。”

“我不同意。”兰婷激烈反驳：“知青问题就是知青问题，干吗要同其他问题搅在一起?否则我们就没法把握自己。”

一个叫师抗美的男知青发表见解：“我认为影响是必要的，你不在北京亮一亮相，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关键在于策略。选择什么地方，怎样扩广大影响……”

“我同意到天安门广场去，让北京市民同情和支持我们知青的要求……“

“我建议到北大去，串联大学生……”

“串联知青家长…”

知青代表都醒了，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争执不下。

凌卫民反而冷静下来，不动声色地倾听。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个被称做总指挥的普通知青都没有明显的过人之处。他既缺少领袖人物叱咤风云的气势和光芒四射的才华，也没有政治家卓越的胆识和智慧。他有的不过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精明、狡黠、义无反顾和吸取众人智慧取长补短的民主作风。

这或许正是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往往容易取得成功的原因。

“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自民间的古老真理在这节空气混浊的硬座车厢里得到应验。一个周密的方案形成了。

凌卫民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也许只有背靠广大知青并得到他们支持，他才感到信心十足。

“同志们，当务之急是休息。”凌卫民平静地说，“既然到了北京，与党中央近在咫尺，我们更应该有充足的理由完成我们的使命。”

列车呼啸着驶入一座隧道，巨大的轰鸣如潮水般摇撼车厢。几分钟后，列车冲出山丘，声浪退去，视野豁然开朗。夜色苍茫，繁星满天闪烁，宇宙深沉博大。在深邃无底的天幕上，七颗璀璨晶莹的北斗星组成一幅熠熠闪光的银勺图案，银勺仿佛受了上天冥冥之中某种神秘意志的驱使，永恒地将勺柄指向北方。

有人感慨地说道：“你们猜猜，我想到什么?……红卫兵大串联。”

是啊，大串联，那该是一个多么风起云涌的豪迈时代。红卫兵小将一队队，一车车，一船船南来北往，纵横捭阖，经风雨见世面，增长多少知识开阔多少眼界。

兰婷轻轻唱起一首熟悉的歌：

仅仅十多年前，千百万青年学生和红卫兵怎样狂热地唱着这些歌，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登上北上列车，到首都，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和检阅。共和国在沸腾，神州大地在呐喊，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近百年何曾焕发过如此震撼世界的勃勃生机和睥睨一切的英雄气概?！“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红卫兵万岁！“

三千万红卫兵，一亿造反派，中国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沸腾，燃烧，只要红司令一声令下，这支亿万之众的红色大军将像排山倒海的巨浪，扑向五大洲四大洋，解放一切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日本帝国主义敢来试一试吗?沙俄老毛子敢把鼻子伸进来碰一碰吗?什么八国联军、《马关条约》、“南京大屠杀”，那些屈辱的历史难道不正是红卫兵征服世界的精神动力吗?谁能说我们历尽艰辛和苦难重重的民族不需要这种秦皇汉武的勃勃雄心呢?

然而时代车轮毕竟是由物质生产而不是精神原子弹推动的。现在，当这些曾经无比豪迈的红卫兵们背负苦难的十字架，再次登程北上时，他们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已经消耗殆尽。此刻他们只有一个渺小的愿望，那就是回城。

凌卫民浑身一震。他的目光从那个弧形的北斗七星图案中捕捉到一双神秘的眼睛，那是一个符号，一个与人类最精髓的思想不谋而合的巨大的问号："?"

怀疑，这不是一切哲学家的最高境界么?但是不容他细想下去，随着机车一声长鸣，列车进站了。

“都睡一会儿吧，”他淡淡地说：“还有三个小时，天就要亮了。”

新年伊始，一列满载旅客的进京快车喷着粗气慢腾腾爬进北京站。

车门一开，迫不及待的旅客们纷纷拥出车厢，拥向月台出站口。首都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凛冽的空气好像刀子一样割着人们的脸，站内站外的屋顶上铺着厚厚的积雪，马路两旁的绿化树银装素裹。对于刚刚从遥远的亚热带边疆来到首都的知识青年来说，“北京”该是一个多么亲切又多么令人敬畏的地方呵。

但是他们很快感到失望。

没有人来同他们接洽有关接见事宜，也没有人迎上前来嘘寒问暖，用春天般的热情融化一颗颗冻僵的心。甚至没有人关心过问这群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知识青年。车站外面一家饭馆正在开门，空气里到处洋溢着蒸馒头的香味儿。早起的孩子裹着厚厚的棉衣，哈出大团大团的热气，喜气洋洋地堆雪人，放爆竹。首都依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首都冷落了这群千里迢迢来请愿或者说来对话的知青代表。

北京巍然不动。北京的故宫、长城、圆明园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这群小人物的到来张灯结彩或者惊慌失措。知青自以为在昆明，在边疆已经很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已经很是一群人物了，但是北京没有他们的地位。

一队机场方向开来的国宾车队威风凛凛地驶过长安街，开道的警车犹一支黑色的令箭，沿途车辆停驶，警察立正行注目礼。那是伟大首都在敞开胸怀迎接某位外国元首来访。国宾车队的前呼后拥同知青代表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对照。

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来到伟大首都北京，距离党中央、华主席仅有咫尺之遥。“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就是从头开始的意思，粉碎一次同粉碎一百次不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么?

“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凌卫民发布命令，他感到自己快被这种不公正的怠慢激怒了。“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十个皮肤黝黑身体单薄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列成两路纵队沿着空旷的东长安街沉默地行进。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一行醒目的大字燃烧般地映入行人眼帘并向北京市民宣告这支小队伍的神圣使命——

“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这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旦过后第二天的北京，这一小队来自南国边疆的男女知青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迎着冉冉上升的旭日默默行进在首都这条宽阔而漫长的著名大街上。冬日的朝阳将毫无热力的红彤彤的金辉任意涂抹着首都大街，照耀着这群步履沉重的男女知青，使他们的脸膛看上去好像都涂了一层闪光的蜡。

市区的商店已经开门，街上行人多起来。正在欢度节日的首都市民扶老携幼，年轻人穿着流行的羽绒服，情侣们手拉着手，新华书店门前和娱乐场所人头攒动。体育馆将有一场精彩的国际排球赛，许多球迷兴冲冲地骑车往那里赶。他们吵吵嚷嚷髙谈阔论，甚至懒得驻足往这支招摇过市的小队伍望一眼。一辆慢腾腾的公共汽车从后面赶上来，积水和积雪溅了行人一身。一对男女青年手拉手横穿马路，那男青年对知青扬扬手，快活地用英语嚷了一句：

“ Hello， goodmoring！”

现代城市造就了现代人的生活。相形之下，这一小队精神压抑目光呆滞的男女知青更像是一群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时代或者原始部落的幸存者。

一种浓重的失落感和愤愤不平的酸楚油然而生，慢慢充溢胸间。

他们原本属于城市，属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为了城市乃至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他们作出重大牺牲，到边疆，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将整整十年青春埋葬在人迹罕至的南国荒原。现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带着累累伤痕和满心委屈来到北京。对革命来说，他们是功臣，对城市父老来说，他们是久别的儿女。他们不要奖章，不要荣誉，只祈求重新获得回城的权利。

但是城市已经不需要他们。没有他们，城市不是照样生机勃勃，人满为患吗?或者说，不是照样发展，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吗?

好比一列超员的列车，卸下一些多余的乘客后加速前进，你徒劳地追赶着越去越远的列车时将会作何感想?

知识青年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注定是一群被现代都市和文明社会遗弃的废棋子。

现在，废棋子们悲壮地行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洒满阳光的首都大街上，繁华和喧闹的都市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觉得自己更像一群前线归来的伤兵，对后方灯红酒绿的生活和花花绿绿的世界备感愤怒和绝望。

一个皓首老者凑过来看看，又摇着头走开了。

“知青……干吗不考大学?”人们听见他自言自语。

一个交通民警走过来，拦住队伍。

“请你们上人行道，不要妨碍交通。”

凌卫民站住了。

“你要阻拦我们?”他挑衅地问。

“我重复一遍，请你们不要妨碍交通。”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他也许刚刚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孩子般的圆脸上放着光，嘴唇围着一圈浅浅的茸毛。威武的大盖帽和警察制服使他看上去又潇洒又神气。

“要是我们不理睬呢?”

“对不起，我将行使我的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你对谁行使权利?……你下过乡吗?你当过知青吗?”知青发作了。

………”

“你家里有人当知青吗?如果有，他们对你讲过一些什么?你要不要听听十万知青的罢工宣言?！…”

小警察窘了片刻。

“对不起……我哥哥还在北大荒。”

他退后两步，啪地行了个标准的举手礼。

经过这个小小的回合，凌卫民内心的烦躁不安暂时得到小小的排解。

队伍走出老远，他看见那个小警察还在注视他们。

哦，北京，你古老而博大的胸怀里面不是同样跳动着一颗颗普通人的同情心么?

元月二日上午九时，一小队打着红旗的外地知青闯进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肆无忌惮地扰乱了首都人民宁静的节日气氛。

知青队伍并没有直接了当地闯进广场而是先绕场一周，也就是招摇过市的意思，然后越过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面的空地，登上纪念碑南侧台阶，抢占制高点。

游人被惊动了，包括毛主席纪念堂门前正在排队的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呼啦啦拥来围得水泄不通。

一台未经排练的人生节目开始上演。

诗朗诵(齐诵)：

诗虽然不大像诗，却起到了宣传鼓动和自报家门的作用。观众被勾起了好奇心，就耐住性子往下看，想弄清这些皮肤黝黑的云南知青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第二个节目是献花圈。

花圈自然没有，经过“文革”洗礼，偌大一座北京城很难说还有没有花圈店。但是这个难题难不倒知青。他们当场挥毫献技，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只象征性花圈。

花圈附说明：“周总理啊，请原谅我们的仓促和匆忙，因为我们从边疆来到北京还不到两个小时。”

第三个节目，倡议筹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堂”。一个知青当场将一张十元面额的人民币贴在纪念碑上，以示号召和身体力行。

但是观众无动于衷。

毋庸讳言，这个精心策划的节目相当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观众不喜欢绕圈子。谁能相信这些知青千里迢迢从云南来京只是为了向老一辈革命家表忠心呢?于是有人不满地起哄：

“喂，你们到底要唱哪出戏?”

“不就是请愿吗?东扯西拉干什么?”

知青尴尬数分钟。

应该说北京是挑剔的。北京人经过数代封建王朝兴衰更迭，经历若干历史大事件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见识过太多的平反、上访、请愿游行、静坐示威等等，世界翻过去倒过来，历史改了涂，涂了改，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于知青的小伎俩不感兴趣。

对知青来说，走出边疆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只是到了忍无可忍，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他们潜意识深处，在他们接受了整整十年农民文化改造的精神世界里，对皇权和紫禁城的敬畏依然根深蒂固。他们可以抗拒当地官员的命令，但是越是临近北京，他们越是顾虑重重，畏首畏尾，以至于失掉自信心和将自己的人生节目演得破绽百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种心态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缩影。

我们不难看到，上述现象正是“再教育”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最保守也最具封建色彩的农民文化对知识青年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一个青年快步登上台阶。他自我介绍姓黄，北大荒农场知青。

“战友们，别垂头丧气，打起精神。”他对凌卫民也对来自远方的男女知青鼓励道，“北京人现在很穷，他们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响应你们的号召。但是他们有大脑，有思想，他们更需要真理。

“战友们，不用矫情，不用掩饰，来呀，面对他们，七百万首都人民，敞开你们的真理吧！”

两个素不相识的知青战友，一个来自北国边陲，一个来自南部边疆，共同的命运将这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在黄姓知青的帮助下，请愿团知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安营扎寨，把两个月来云南边疆发生的事件原原本本报告首都人民。消息传开，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声援。食物、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嚓咔嚓按动照相机快门，把关于知青的头条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知青原地静坐。运动发展往往不以运动人的意志为转移，谁也不知道往后将会发生什么和还要发生什么。

古老的北京城毕竟受到震撼。

一九六六年，当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风暴乍起时，八百年古老的北京城险些被掀个底朝天：一切都是四旧，一切都变成革命对象。连公共汽车也被勒令向左行驶，红灯变成革命的信号—向前进，不许停留。

天下无不大乱。

仅仅十年之后，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变成了另外一种人群：衣衫褴褛，面孔黝黑，精神上的优越感和睥睨一切的勇气丧失殆尽。

他们与其说在天安门广场请愿和静坐，不如说在乞求一个小小的回城的权利。

衣食足而革命，是革他人的命。

衣食不足而革命，是为自己革命。

北京某部大楼一位女干部正在津津有味地咀嚼一份糖醋排骨。她忽然抬起头来，打断同事的话：西双版纳?听说那地方挺美的，还闹啥?

北京某高校。校党委书记作形势报告，即引知青闹事为例：“……安定团结嘛，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解决问题总得有先有后，要是你也来闹，我也来闹，都往天安门前静坐，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什么时候能实现?！”

东四“文明”小食店。一个刚刚平反不久的回城右派捏着报纸，谨慎地发表意见：“总之，采取过激行动是不对的……历史迟早会对一切都作出公正评价。我们不就等了整整二十年吗?”

首都机场工地。一位家在农村的转业兵愤愤地质问：“他们城里人就该世世代代在城里享福?俺们乡下人就该祖祖辈辈在农村刨土圪垯?！”

烟袋胡同居委会，一群检查卫生的老太太颠着小脚唠叨：“造孽哟…十年了，孩子们该回家了。”

北大学生：“接受再教育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待业青年：“我们也是上山下乡的受害者……”

理论的世界是圆的。

个人的世界是扁的。

无论圆的扁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拄着拐杖出来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首长说：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

我这个老头子来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你们闹事，不对嘛！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知青代表试图拍照，被制止)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年的老同志。我被游了街，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八十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邓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们诬陷。

“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

“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知青代表：请首长明确一下，是不是说明上山下乡大方向错了?)

“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对现状，我也很不满意，有内忧外患嘛！你们要从大处想，远处想，老实讲，内地人口这么多，我看建设好边疆，是本世纪未实现四化不可缺少的方面。

“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这时候也能有茄子、辣椒吃。……你们那里，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那个地方，我看很好，气候也很好，澜沧江有很大的水利资源，可以发电，还有铜矿、铁矿等等。真正搞起来，不是个落后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

“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不少同志都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嘛。”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结束，首长同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之后，首长直呼其名，将凌卫民单独留下来，嘘寒问暖，询问其病情。知青总指挥做梦也想不到中央首长会知道自己的名字，还关怀备至，于是受宠若惊，感动得眼圈红了好几天。次日，首长的秘书亲自带了小轿车来，将凌卫民接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短暂享受了一回首长的特殊关怀。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凌卫民等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想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的做法，我们就耐不住，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您批评了我们，是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是为了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免做出对国家，对人民更不利的事来。现在，我们在事实面前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上次您对我们的批评，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我们全体青年向党中央保证，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为祖国实现四化而百倍地发奋努力。“云云。

二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及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

元月八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其中几位身体不好的知青还破例享受了坐飞机的特殊待遇。

上海知青凌卫民终于没能保全晚节。他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以个人名义在那封检讨电报上签名，从此声名狼藉，弄得里外不是人。于是发誓销声匿迹，不再过问政治和当出头鸟。此后知青运动几起几落，凌卫民果然隐居不出，直到大返城，他才偕同女朋友重返城市，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工人。

据说后来改革开放，凌卫民雄心复发，企图东山再起大有作为。不料时势并不造就过去的英雄，因此屡屡翻船，一再受挫，至今并无建树。

“树倒猢狲散”。一月下旬，边疆各农场逐渐恢复正常生产，“汇报团”、“联络站”、“指挥部”一类群众组织自行解散。许多人心灰意冷，不再谈论“返城”或者“不返城”之类惹人伤心的话题。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 喜马拉雅主播锤霸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