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派出首批慰问团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慰问。慰问活动历时半年。慰问团对云南兵团所属各营、团、师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然后写出长达数百页的汇报材料材料共分为五部二十一章节，其中第一部分“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中，慰问团将兵团各单位作了详尽比较后，得出结论如下：

仅以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而言，兵团所辖各师及独立团中，尤以新建第五师环境最为恶劣。该师之内，又以第二十一团、第二十二团条件最为艰苦……”

在云南西部边疆耿马、沧源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接壤的崇山峻岭之中，有条地貌古怪的荒山沟，当地人叫“拖木沟”。“拖木”是佤语，即不长草的意思。

拖木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澜沧江河谷地区，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四周高山均为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和热带植被所覆盖。然而唯独这条长约一二十里的荒山沟里不长树，也不长草，溪水里没有鱼，也没有蛙，只有两壁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布满光溜溜的怪石，远远往去，好像许多龇牙咧嘴、面目可憎的骷髅。

据说这条山沟原先并没有人，大跃进时候有了几户内地移民来到这里定居，后来都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病，死的死，迁的迁，拖木沟就成了无人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外地药农进山采药，途经拖木沟，拾得一块五彩斑斓的石子。药农只识药，识不得石头，觉得好玩，就带回家去。不料过了几个月，这家人纷纷病倒：呕吐，乏力，面色苍白，浑身浮肿。适逢城里医疗队下乡巡回治病，教授专家急贫下中农所急，把药农请到城里会诊。会诊结果，结论竞为现代医学的尖端病例

——铀放射性感染(核辐射病)。

城里的教授为此惊讶不已。一个乡下人，久居深山，何以染上现代核工业的不治之症?何况当时中国并无核电站，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在中国西部沙漠中极端秘密地进行，核辐射从何而来?

情况迅速反映上去，有关部门极为重视，派出专家携带仪器赶赴有关县区进行探查分析。结果制造疾病和死亡的元凶很快被仪器发现并捉拿归案。

原来那块色彩斑斓的五彩石并不是普通的观赏石头，而是一块含有铀成分的天然矿石。

顺藤摸瓜，拖木沟何以荒凉至鸟兽绝迹的秘密从此真相大白。

当时这一重要发现的意义不啻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它雄辩地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并不是贫铀国，别人有的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有。

拖木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队队建设者们满怀壮志豪情乘着“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开进拖木沟。荒凉的山沟沸腾了。建设者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而不是科学技术在国防建设尖端项目的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

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剧烈动荡，或者叫做风起云涌，铀矿建设时停时续。至一九七0年，有关方面接到上级命令，铀矿原有人员撤出，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接管。

建设铀矿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了兵团第五师第二十一团(勐岗农场)广大知识青年身上。为保密起见，铀矿对外全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第二十一团红旗化工厂”。

一九七二年旱季，“红旗化工厂”正式投入生产。

所谓国防建设，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或者说拖木沟的铀矿跟当时遍布北方大地的那种小煤窑、石灰窑也差不多。全矿四百多名知青，工序分为三道，即采矿、选矿和储运。

采矿最为艰苦，耗费体力最大。知青们不是操纵机器而是使用锄头、铁铲、十字镐等原始工具，沿山坡两壁掘出一条条深长的坑道，将并不十分坚硬的矿石刨进竹筐，然后一筐筐拖出洞来。由于此处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含铀的矿石往往与稀薄煤层混杂在一起，因此有时免不了发生瓦斯爆炸，起火塌方等等事故。

选矿的人们则操纵经过改造的饲料捣碎机或者挥动大铁锤，将铀矿石进行粉碎和筛选。筛选时使用浓硫酸对含有杂质的矿石进行腐蚀分解，经过多次循环往复，几吨或者几十吨黑色土石中便能筛选出一只鸡蛋大小浅黄色粉末团。

然后装入容器，装车储运。

于是核工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初级原料——铀矿石粉就这样诞生了。

据有关数据测定，要完全遮挡中等烈度以下核辐射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至少需要一米厚的铅板进行防护。一九八一年我国有关部门颁布劳动保护条例规定：凡从事有害射线放射性工作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应措施的保护，并享受一定的劳动福利待遇。

由于“红旗化工厂”是在非常时期匆匆投产的国防工程，国家既无足够的资金投入，又无长远规划，因此只好土法上马，打人海战术。好在采矿就是把矿石从地下刨出来，并不需要如何高深的技术，所以化工厂广大职工能够在因陋就简的不利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而把革命和生产同样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突出的优势在于政治挂帅和思想革命化。

厂领导都是部队来的现役干部，他们对工业生产虽然不大在行，但是从突出政治的角度讲，各行各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他们一面狠抓对知识青年进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再教育，一面以身作则，轮流带头参加劳动。

“红旗化工厂”以南十多里有条小山沟，叫岗底河，河里有种小鱼，当地人叫胡子鱼。这种鱼只有两寸长，像泥鳅，又似鲶鱼，味极鲜美，为当地一道佳肴。但是自化工厂开工之后，洗矿的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岗底河，久而久之，胡子鱼从此绝迹。后来，当泛着泡沫的岗底河水由东向西流进滔滔南定河，偌大一条南定河下游竟然也鱼虾绝迹。

兵团组建时，化工厂定为营级单位，属二十一团管辖，因此厂里一律按照部队职务，称“营长”、“教导员”。知识青年以连排为单位进行管理，一天二十四小时，生产三班倒。起床吹号，上班点名，下工点名，星期日外出要请假，回厂要汇报。化工厂是保密单位，知识青年还要轮流站岗以防阶级敌人破坏。

初时，知青们并不在乎劳动艰苦，因为仅就体力强度来讲，挖矿石毕竟比上山开荒轻松得多，而且不用日晒兩淋。何况化工厂还有颇为丰厚的劳保和营养：每人每月一只口罩、一块肥皂、一双帆布手套，每月两斤白糖、一斤猪肉和半斤红茶。两年发一套工作服、一双高统雨靴。要是你在那些天天喝玻璃汤(盐水汤)的橡胶连队，能指望享受这些令人羡慕的物质待遇么?

因此大多数知青对自己能够有幸分配在化工厂劳动，感到很荣耀，很自豪。

由于化工厂的性质严格保密，开始知青们并不清楚这些鹅黄色的矿石粉末究竟有什么用途。但是随着天长日久，有人出现脱发、头晕、频繁感冒等症状，于是便有一些关于铀矿和放射线的可怕说法渐渐流传开来，在知青中造成很大恐慌。营长、教导员及时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全厂批判“铀矿有害论”，批判阶级敌人破坏国防建设的险恶用心。批来批去，挖出一名原化工厂留用人员，判刑七年，堵住风口。为了证明阶级敌人确实亡我之心不死，厂里又从县里请来一位曾经亲自参加过拖木沟建设的领导，用革命传统和现身说法教育知识青年。领导同志有四十多岁年纪，几年前在这里指挥建矿会战，他在滔滔不绝地回顾了化工厂建设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之后，终于怀着按捺不住的兴奋心情向听众宣布：他老婆最近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重七斤三两、器官发育正常，绝对没有长出如兔子的三瓣嘴或者多出一条猴子的尾巴来。

事实雄辩地证明化工厂的工作也就是铀矿对人体无害。

准确地说，在那个不尊重科学和文化的精神一片荒漠的时代，即使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对一切有关轴射线的知识也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道听途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上山下乡，是从事身不由己的艰苦劳动，那么在化工厂或者在橡胶连队又有什么区别呢?

更有部分头脑单纯的知识青年，笃信“人定胜天”的理论，把世界看成精神者的世界。脱发么?有什么了不起，比起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还差得远哩。如女卫生员小苗，不仅踊跃参加革命大批判，并且身体力行坚持下采矿点劳动，用实际行动破除“男尊女卑”和“铀矿有害论”。

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

“红旗化工厂”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受到上级通令嘉奖，还集体荣立三等功一次。营长、教导员走马灯一般，换了一茬又一茬，知识青年以厂为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继续接受再教育。

整整十年，“红旗化工厂”共为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若干吨。后来有消息说，该矿生产的矿石粉品位质量皆低，蕴藏量亦少，无重新投资和大规模开采价值。

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该厂始撤销，拖木沟重归荒寂。

苗晓娜，女，成都知青，原籍河北沧州。同所有来自天府之国的纤纤少女相比，这位成都二十六中的七0届初中毕业生可以算得上少有的粗犷型：身高一米七十，膀大腰圆，粗声大嗓，性格豪爽，做事从不转弯抹角。小苗最大的特点是吃苦耐劳，用当时流行的评语，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九七一年，她被调到团部当卫生员，无论守护危重病人，还是进深山老林挖中草药，她都事事争先，圆满完成任务。一次卫生队试制中西药注射剂，她瞒着领导在自己身上试验，结果造成血液中毒，险些丢掉性命。她为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青团。

小苗原本在化工厂医务室只是一名卫生员，除了给病人打打针，还兼管熬制大锅药。同大多数知青相比，她的工作是轻松而且优越的，按说她应当知足，然而她对自己不满意的恰恰就是这种无所作为的轻松。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要求下作业点釆矿。”革命大批判伊始，她主动找领导请战，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

“上级有规定，女同志……不下井嘛。”领导有些为难。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领导同志自然没有理由不扶持新生事物成长，报纸上已经有那么多“铁姑娘”、“花木兰”“穆桂英”，红旗化工厂为什么就不能破一破女同志不下井的陈规陋习呢?

小苗白天下井，晚上熬大锅药，她的事迹在厂内外广泛传颂。一九七三年，她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她日记中记载的最大愿望。

彭永成，男，成都知青，原二十一团宣传队演员，红旗化工厂采矿工。

“兵团时期成立宣传队，还有篮球队，全脱产。那时候时兴演样板戏，我们排过《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巡回到连队去跳，有没有戏台都无所谓，深山里的芭蕾嘛。

“后来兵团撤销，宣传队球队解散，就把我们安排在红旗化工厂。听说化工厂待遇不错，进厂嘛，总比干农活儿强。

“进了化工厂，才发觉烧香摸错了庙门。因为这里不仅下坑道干活儿，听说还有放射线，要得血癌肺癌什么的。

“领导给大家做工作。领导说这里有几百知青，谁得了癌症?难道就你们怕死?还举了女卫生员苗晓娜作例子，说女同志都能下井干活，难道你们比女同志还不如?又讲了一大堆工厂发展的远景，仿佛共产主义明天就要在化工厂实现。

“既来之，则安之，想换个地方也晚了。反正到哪里都干活儿，差不多。心一横，人家能活下来咱们为什么不能活?于是就下了坑道。那坑道又矮又窄，直不起腰，有的地方只能爬着走。每个知青腰间挂盏电石灯，用锄头十字镐刨矿土，然后用竹筐子拖上来。那种干活的方法，跟电影《燎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资本家。

“采矿跟挖煤不一样。挖煤能看见煤层，铀矿用肉眼却看不见，因此要借助伽马仪的指示。伽马仪是个方方的仪表盒子，它能测出哪儿有伽马射线，达到多少强度，并且还能自动发出呜呜的报警声。

矿上只有两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姓林，成都地质学院毕业的。另一个姓刘，大家叫他‘牛鬼’，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两人都是犯错误的大学生，在这里劳动改造，所以不敢乱说乱动。后来我同老林混熟了，大家又是老乡，他才悄悄告诉我：小彭你快想法走吧，这个地方了不得。我吓了一跳。原来按照规定，伽马射线达到五十个单位就对人体有害，而在我们睡觉的床底下，伽马射线至少在两百个单位以上。

“我问他为什么不想法调走?他眼圈红了，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一样，不像我们知青将来也许还有前途。

“果然，不久我就看出苗头。上面来的人，一般只在办公室听汇报，从不到工作现场，更不要说跟知青一道参加劳动。一次北京二机部来了三个人，据说是来考察的，结果连水都不肯喝一口，听完汇报连夜开车走了。

“他们都把这里视为地狱，而我们却天天生活在地狱里。

“我的未婚妻原先也是宣传队的舞蹈演员，我把这些跟她一讲，她立刻吓哭了。哭也没用，只有想法远走高飞。这时我想起《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想来好笑，没有解放三分之二，自己倒先栽进地狱。

“幸好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度，我和未婚妻是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杀开一条血路的决心去考试的。那种动力你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多留下来一天，就会让你感到离死亡更近一步……”

彭永成终于在一九七八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到成都。他现在成都某民间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专门替人打官司，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

公元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接收了一位名叫苗晓娜的女病人。病人年仅三十岁，职业为医助，身体健康，无抽烟史，亦无不良嗜好。初诊为肺部空洞性结核，复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几无生还希望。

通常情况，年轻女性患肺癌的几率很小，何况病员身体十分健康。医院很重视，把病员当做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经查询病史，原来该病员曾经在铀矿放射性污染区劳动过整整七年。

医生默然。专家默然。一切具有科学常识和同情心的人们对此都无话可说。

仅仅两个月后，年仅三十岁的原红旗化工厂女卫生员被癌症残忍地夺走生命。她临终前受尽病魔的折磨，脸色乌黑，人体因失水萎缩，只有那双失去光泽的眸子大大地圆睁着，仿佛责问冥冥之中命运之神为什么这样残酷?

小苗的悲剧也许只是悲剧的开端。由于原红旗化工厂知青分散在全国各地音信不通，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是否已经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小苗，或者将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小苗。我想今后医学的进步也许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毕竟走出了那片污染区，走出了蒙昧状态下的封闭、落后和自我虐待。我们有了改革开放。不论未来的目标还有多么遥远，也不论将来的道路还有多么曲折漫长，人民决不会选择倒退，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诚如彭永成先生所言：“我想我的儿子再也不会当知青了。”

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当西双版纳知青大罢工的风潮席卷边疆各农场的时候，距离西双版纳数百公里的勐岗农场和岗班农场却呈现出奇的平静。尤其拥有上万名知青的勐岗农场，一直是省里“再教育”先进集体，因此知青们照常披星戴月学大寨，会战苦战拼命干，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知青大罢工的风潮似乎离他们很遥远，并未扰乱他们的生活，唤起他们重返城市的欲望和信念，因此上级对勐岗农场的局面很满意，归之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

社会学理论有一条著名的“反弹定理”，就是压抑愈深，反抗愈烈。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正是在于无产，推而广之，革命首先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现实。

一九七九年元月，就在赴京请愿的知青代表偃旗息鼓退回农场，西双版纳罢工风潮渐趋平静的时候，一向默默无闻的勐岗农场却突然发生新的骚动。骚动始于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然后引发一轮席卷整个云南边疆的更大规模的知青大罢工和绝食请愿运动的高潮。

龙胜云，男，上海闸北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勐岗农场红旗化工厂采矿连指导员，知青中出头露面和有影响的人物。

龙胜云的经历较一般知青有所不同：他原先在团部警卫排站岗，给首长当通信员。后来现役军人轮换，他破例被首长带回部队，实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当上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还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仅仅两年之后，他就被复员回农场，复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位首长犯了是行不通和错误的路线，一旦发现自己最宝贵的投入：青春、理想、汗水、劳动乃至生命统统都是无效投入，甚至负投入人，那么他们的理想主义大厦立刻就会像雪崩一样坍塌下来。

指导员龙胜云终于在历史的潮流推动下，毅然决然站出来向不公平的命运挑战。

“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大家听我说几句。”龙胜云登高一呼，混乱的会场逐渐安静下来。“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兵团撤销了，‘文革’结束了，为什么有人反而要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知青工作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的讲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一片掌声，龙胜云理所当然成为知识青年中众望所归的佼佼者和领袖人物。

当天晚上，知青代表草拟了十个问题，要求工作组回答。第二天与工作组对话，农场领导的脸上就很挂不住，悻悻然的样子，时不时地冷笑。龙胜云心中倒也坦然，心想知青就是知青，干吗非看你的脸色?反正我又不在你这里干一辈子。

一连两天，工作组那位副主任同知青无话可讲，只好反复宣读文件和政策。对话原地兜圈子。

第三天早上，知青代表照例来到场部会议室，等了许久不见人影，这才发现工作组已经在昨天半夜里悄悄撤退，唱了一出“空城计”。

农场领导为了平息众怒，从精神和物质上体现农场公有制的优越性下令伙食团宰杀了一口肥猪，备下许多米酒，犒劳那些上当受骗的知青。知青代表吃饱喝足，就连夜赶回各自的分场和连队，分头组织知青罢工。

应该说，这样的局面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明明是知识青年，你却要千方百计篡改历史，把他们变成当地人，变成“农场青年职工”。政策朝令夕改，路线忽西忽东，谁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命运而不发出“最后的吼声”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大众(包括知识青年)发出不满的呐喊之时，就是改革开放路线应运而生和中国经济建设新时代的曙光到来之日。

也就是说，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呼唤并推动改革的航船前进。就在农场各级领导对于新起的知青罢工浪潮一筹莫展的时侯，一封上海急信辗转送到龙胜云手中。

龙胜云冷静下来，将信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开始觉得有些不妙。

如果他事先知道不久即可顶替回城，或者说当农场的政策尚未关门之时有希望赶上末班车，他又何苦要做“出头的椽子”呢?如果上海方面手续办妥，父亲退休，农场领导却不予放行，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退一万步说，即使知青闹出名堂，中央调整政策，那么大返城决不止龙胜云一人，而是人人有份。但是倘若事情闹大，闹出问题，承担责任的就决不会是广大知青而是他们少数几个“坏头头”。

这样的情形好比走独木桥，如果你一直目不斜视，你也许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地走到底。但是如果你偶然停下脚步并且左顾右盼，那么你就会猛然吓出一身冷汗，然后却步不前。

指导员龙胜云不幸停下来并且出了一身冷汗，他开始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

还是《国际歌》唱得好，全靠自己救自己。湖水之人，倘若自己尚未得救，又何必硬要冒充英雄好汉去拯救别人呢?世界上的事，坏就坏在感情冲动和意气用事上。真正成熟的男人，遇事应该不动声色，胸有城府，目光远大，下棋看五步。知青的命运，明明掌握在领导手中，你却要站出来与领导对抗，岂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农场一万知青，全农垦十万知青，如果人人都有自救的觉悟，人人都自己想法而不是指望别人来拯救，知青的命运不就从此改观么?“量变到质变”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非要做那种失去理智和大动干戈的蠢事呢?

大彻大悟的上海知青至少找出一千条理由为自己的急流勇退辩护，从而试图摆脱某种道德负疚重新获得心理平衡。这种情形，好比跃跃欲试的运动员，突然在水里抽了筋，于是只好不体面地爬上岸来休息。

龙胜云一面在内心里谴责自己，一面连夜赶到场部向领导汇报思想，主动斗私批修，并将知青内部的计划和打算和盘托出。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喜出望外，自然不计前嫌，勉励有加。并当场许诺上海方面函到放人。第二天，龙胜云回连称病不起，试图聚集场部闹事的知青群龙无首，军心动摇，一时无所作为。

半个多月后，上海方面果然办好手续，农场领导亦不食前言，龙胜云如愿以偿。临行，一向悭吝的上海知青托人将两百元积蓄送给罢工知青，以补偿内心的歉疚。

龙胜云同志现在是上海市某针织厂领导，一个举止稳重言语谨慎的成熟男人。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 喜马拉雅主播锤霸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