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 《中国知青梦》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下）

谴责归谴责，义愤并不能改变现实，龙胜云的出走给罢工知青留下个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但是知青返城的激情已经高涨，他们的愿望决不会因为缺少带头人而自动平息。

英雄不是天生的，没有英雄时代也会造就出来。这就是唯物主义坚持“时势造英雄”社会观的依据。

于是就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角色注定要脱颖而出，并登上勐岗农场的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或可歌可泣的人生活剧来。

公元一九七五年，勐岗农场所在的当地县城曾经发生一起轰动全省的知青大闹县城案。事件起因并不复杂，由于农场知青往返探亲，调动工作，外出办事均需到县城搭乘长途客车，当地人大权在握，因此对知青百般刁难。比如住旅社，靠近厕所、洗脸间或者垃圾桶的房间必定住知青；明明有车票，要优先满足当地关系户。知青吗?对不起，慢慢排队吧。托运行李更是难上难。有时北京上海知青回到城里探亲假已经到期，行李还不见踪影。更有当地恶少，成群结伙欺负勒索过往知青，甚至光天化日之下追逐调戏女知青。有关部门对此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这样，知青的利益便只能由知青自己来捍卫。

一连几天，县城大街上都有三五成群游手好闲的知青在转悠。他们看上去无所事事，或蹲在旅馆门口聊天，或泡在车站上闲扯，但是小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他们有意无意的记号。

一周后某个熙熙攘攘的赶街天，县城异常拥挤。夕阳西下，街子渐渐散去，县城重归冷清。这时一声呼啸，近千名手持刀棒的知青从事先埋伏的角落冲出来，直扑车站、旅店、商店、饭馆以及事先做了记号的有劣迹的当地人家。一时间全城大乱，到处玻璃粉碎，柜台倒坍，被痛打的恶少鬼哭狼嚎，磕头如捣蒜，与知青结怨的人家被捣成一片废墟。等县城公安、民兵清醒过来紧急出动时，知青已经干净利落地退出战场，借着夜幕掩护有条不紊地踏上归途。

事后统计，被打百余人，打伤数十人，捣毁民房二十余间，砸坏公共财物无数。奇怪的是，挨打人之中竟没有一个误伤。

这件事惊动了省城和北京。省委和军区联合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但是始终未能抓出幕后指挥者和操纵者。军区一位作战参谋观看现场后不胜感叹：“真难让人相信是一群知青干的，这个头头一定是个军事方面的天才……“

多年后知青大返城，这个事件自动解密：原来指挥和实施这场“反击战”的幕后人物并非军事天才或者别的什么专家，而是三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知青中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胡传本、吴向东和李忠诚。

胡传本，成都知青，红旗化工厂采矿工，人称“胡司令”。吴向东，北京知青，六分场割胶工，外号“智多星”。李忠诚，昆明知青，水稻连农工，自封“李闯王”。这是三个类似《水浒传》或者瓦岗结义的草寇人物，他们是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虽然没有了梁山泊好汉的威风，却还是常常一呼百应，同时干些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和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勾当，令各级领导头痛。

胡司令生就矿工脾气，个子牛高马大，动不动就要抡拳头。他的势力范围在化工厂一带，手下有几十个拜把弟兄，啸聚山头，时常下山与那些“走黑道”(走私)的知青过不去，勒索些零钱买酒喝。有次一个兄弟不自量力，掏了厂领导的鸡窝，结果他挺身而出代人受过，被团部警卫排绑去吊了一天一夜。从此厂里的事，名义上领导说了算，背地里胡司令说了算一半。

割胶工吴向东与胡司令相反，又瘦又高，像根摇摇晃晃的芦苇秆。他在六分场原本不是个人物，没有人把这个言语不多的瘦高个割胶工放在眼里。但是有件事使他名声大噪。

一九七四年建设兵团体制转变，现役军人撒离农场。当时知青人心浮动，许多人议论纷纷，要收拾团部几个作恶多端的干事，出一口恶气。吴向东不动声色地听着。

“你们敢拦车吗?扔石头?或者半夜去放一把火?”割胶工开口了，悲天悯人地摇摇头，“你们没有胆量。想出气，又没有机会……阿弥陀佛，我替你们算一卦。”

他装模作样地在地上画了一阵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口中念念有词。

“哦，有了。这是一卦天地玄黄，金缺铁，火缺木，爻像混沌，动中待静……”他吩咐众人：“你们只消听我安排，神机妙算，保证马到成功。”

知青们将信将疑，就糊糊涂涂被他调遣了一番。三天后，当撤离人员的车队正欲离开农场时，许多边防海关的工作人员却不期而至，对满载家具木材的车队进行铁面无私的检查。检查结果，证明情报来源准确无误，每辆汽车都夹带大量走私物品：外国手表、尼龙布、尼龙蚊帐、外国香烟、打火机等等。处理结果大快人心：走私物品自然一律没收，许多撤离人员还受到警告或者处分，一些人包括那几个干事都被提前复员回家。

策划向海关告密的正是北京知青吴向东。

吴向东酷爱读书，但是从不读正经书，只是将那些来历不明的“野史”“演义”或者通俗文学一律兼收并蓄。他常以“智多星”自居，别人叫开去他也不否认，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野书”读多了，脸上就多了股妖气，让人感到莫测高深。久而久之，六分场知青有大事小事或策划什么行动，都要请他摇鹅毛扇。

一九七六年清明过后不久，勐岗农场追查政治谣言，查来查去，竟查到割胶工吴向东头上。他父亲原本是北京郊区一家破落地主，成分不好现实表现亦差。据本连革命群众揭发，吴向东不仅一贯思想反动，而且善于躲在幕后操纵，“智多星”的外号就是证明。于是罪加一等，大会批斗，巡回批斗，田间地头也批斗。正批得热闹，北京粉碎“四人帮”，批斗只好不了了之。吴向东回连队劳动，不得乱说乱动。

昆明知青李忠诚则是另外一路好汉。

从外表看，水稻连农工李忠诚不仅生得其貌不扬，而且简直算得上有些猥琐。他原先在中学的外号叫“九寸半”，意喻其矮，还不到一尺的意思。然而知识青年九寸半很快就在勐岗农场崭露头角并在角斗场上表现出与众不同和征服一切的英雄主义气概。

勐岗农场建新桥一座，桥高十余丈，凌空飞架于南定河悬崖峭壁之上。初到边疆，有知青打赌，谁敢从桥上跳下河去，并且不被淹死，可得上海产猪肉罐头两只。许多拍胸脯的好汉都到桥头探头探脑一番之后，就借故讪讪地缩回去，从此不再逞勇斗狠。但是貌不惊人的九寸半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稳稳当当站在了桥墩上。只见他做了两次深呼吸运动，然后大叫一声，抱了脑袋就直直跌下去。随着河水浪花飞溅，半天却不见人影。原来他并不会游泳。

幸好雨季尚未到来，河水将他冲至浅滩，否则那两只猪肉罐头注定只能成为昆明知青李忠诚的祭品。

九寸半从此远近闻名。

一次在勐岗街与当地人斗殴，他的耳朵被一把锋利的长刀砍掉半只，当地卫生院借口没有麻药，活活将那半只耳朵重新缝上。他痛得脸一抽一抽的，却硬是不叫疼。

出了医院，九寸半突然笑起来，对同伴说道：“妈的！老子干吗不叫‘闯王’?对，就叫李闯王！”

从此在勐岗农场和当地乃至邻近县城的知青斗殴中，时常都能看到这三条好汉的身影。也正是在这种弱肉强食和生存竟争的社会环境里，胡、吴、李三人相见恨晚，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并模仿“桃园三结义”排了座次。

就是这样三个人物，都来自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城市，都秉承父辈乃至几千年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豪爽，侠义；讲义气，轻得失；知恩图报，肝脑涂地。在他们身上，“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和“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思想混杂并存。因此当历史来到一九七九年元旦过后，在那场被知青精英领导的大罢工运动眼看就要夭折之际，三名替天行道的好汉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被历史推上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义不容辞地充当了罢工运动的群众领袖。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曾经席卷边疆各农场的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红旗化工厂成都知青胡传本任总指挥，六分场北京知青吴向东任副总指挥，水稻连昆明知青李忠诚任罢工纠察队队长。

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

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

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

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招待所、食堂、礼堂等，并在场部以外五十米设立纠察线，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入内。

至此，地处偏远深山交通不便的勐岗农场的性质发生变化，权力机构被接管，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干部们纷纷解甲归田，扛起锄头种自留地。

知青控制局面并随时准备与上级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勐班、勐龙、勐底、耿马、双江等大小十几个农场的知青相继宣布罢工，罢工浪潮再度波及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文山等边疆地、州。

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也就是知青宣布接管场部第二天中午，一辆北京吉普车颠颠簸簸地开进勐岗农场的大门。

汽车嘎的刹住，下来几个披军大衣的干部，为首一个小老头，自称姓勞，知青便知道他就是垦区党委大名鼎鼎的劳副shuji。

劳副shuji有五十多岁年纪，精瘦，一双鹰眼很严厉，属于那种脾气和烟瘾都很大的领导。由于通信不畅的原因，他们显然还不知道知青已经接管场部机关，因此当劳副shuji皱着眉头在场部巡视一周，看见许多男女知青跟赶街似的进进出出、热闹非凡的时候，心里生气，就拧着脖子大声训起人来。

劳副shuji当然有资格训人。副shuji是老革命，出身贫农，十五岁参加八路军，出生入死，身上至今还残留着三块未取出来的日本弹片。他看见眼前到处是知青，把个好端端的场部搞得一团糟的时候，还以为农场开什么大会或者搞什么活动。

“老康！康场长……人到哪里去了?都给我出来！”

人倒是出来了，呼啦啦一大片，都是知青。才知道场部已经被接管，干部去向不明。劳副shuji原本是来打前站，为一个中央调查团来农场视察工作鸣锣开道的。发现眼前的问题是如此严重，副shuji自然不能不管。要管就要生气，脾气一上来，就训开了人。说心里话，副shuji一直不大看得惯这些城里来的小知识分子，觉得他们“娇”“骄”二气严重，尾巴夹得不紧。接受再教育嘛，就是要端正态度，好好劳动，动不动就要造反，要罢工，罢谁的工?真是瞎胡闹！

谁知那些知青居然不怕领导，同副shuji面对面拍桌子，外面的知青听说来了大官，一窝蜂拥来，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还提出许多问题，要他当场回答。这种场合，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服，因此就不像辩论而是带有吵架的性质。

大家都动了肝火，都不冷静不客观，都吵得脸红脖子粗，都说了许多很激烈很冲动的话。劳副shuji毕竟年事已高，加上寡不敌众，差点儿犯了高血压。知青也不客气，扣下吉普车，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境。副shuji只得在随行人员保护下穿越荒无人烟的大山和丛林，前往几十里外的县城去求救。

当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小山坡，环顾脚下狹长的勐岗坝子和蜿蜒曲折的南定河时，劳副shuji 忽然来了幽默感，他指着秘书腆起的大肚子说：

“你们看，他像不像跟我上山打游击?”

元月二十日，中央调查团一行六人到达勐岗农场。

当调查团乘坐的面包车徐徐驶进勐岗坝时，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橫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许多知青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无疑怀了极大的期待迎接中央调查团的到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它充分表明知识青年绝非无法无天，而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来促使“法”和“天”关注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调查团稍事休息，便被请进会场，登上主席台就座。会场设在露天山坡上，四周设了纠察线。本农场知青以分场、连队为单位席地而坐，纪律严明，许多毗邻农场闻讯赶来的知青则簇拥在会场外，人头攒动。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当中央调查团了解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之后，《知青工作四十条》不公正的条款是一定可以改变的。

面对知青的期待，面对他们井井有条和黑压压的阵势，调查团的人们反倒有些沉不住气了。

首先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来宣传《知青工作四十条》和解释政策文件的，也就是说不是调査而是走走形式。其次他们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勐岗农场已经被知青接管，所以他们下车伊始就陷入身不由己和有口难言的被动局面。

因此他们唯一明智的办法是保持缄默。

当一个个知青代表慷慨激昂或者痛哭流涕地发过言，宣读了《公开信》《呼吁书》以及以诸多形式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之后，轮到调查团首长表态。

还是静默。

面对台下一万多双焦急渴盼并且情绪激动的眼睛，空气好像大山一样沉重，台上的人们开始出汗，紧张地交头接耳。

足足过了一刻钟，副团长一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干部困难地站起来，微微向台下听众颔首致意。

同志们，青年职工……”她开始念一份发言稿。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我们是知青！知青！”台下立刻作出敏感反应。

“同志们，同……志们，”女干部更加沉不住气，频频将发言稿念错。

“我们中央慰问……不，调查团来到边疆，来到你们勐岗、勐班……农场，是为了……”

一篇几千字的官样文章，足足念了一个小时。台下的听众耐住性子听，越听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台上的发言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副团长话音未落，就有好几个情绪激动的知青代表同时抢上台去提问。

“请问中央调查团，你们将怎样调査知青的情况?是全面调查?还是走马观花?”

“请问，中央究竟知道不知道农场知青的真实情况?”

“我们当初都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边疆来的，为什么不在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之内?”

“《知青工作四十条》严重违背历史，违背广大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中央到底知道不知道?“

台下怒火万丈，台上的女干部和调查团成员都吃不住劲了。他们完全无法招架这么多尖锐的诘问，或者说无权回答这么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因此当女干部愣愣地站了好几分钟之后，终于带着哭腔向知识青年公布了调查团成员的身份。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安静。我们并不是有意要隐瞒大家，我们实事求是……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受中央调查团……委托，委托来工作的。”女干部相当紧张，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我姓陆，在省、省妇联工作，其余这几位，也都是从省里，省里各单位抽调来的……”

原来并不是北京来的亲人，北京来的调查团一行五人此时正远在西双版纳。好比那些冒牌的武工队，吃过馒头就露了馅。当然，这也怪不得姓陆的妇女干部，他们本来奉命协助中央调查团工作，因此将这块金字招牌分成若干块，然后走南闯北做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问题出在他们恰恰来到勐岗农场，勐岗农场的干部们全都不知去向，因此没有了当地干部的协助，他们就陷入知青罢工的汪洋大海之中寸步难行。

静场片刻，然后知青开始沸腾，喊口号，口号之后是秩序大乱，大乱之后就有了一些不文明不冷静的举动。知青心目中的神圣期待被亵渎，被欺骗了，因此都很浮躁，很不客观和理智。于是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査团保护出会场，然后驱逐出境。

其实“中央调查团”原本是个抽象的概念，你对北京来的某个小职员，可以笼统介绍为“中央来的”，而对于省里的大干部，却只能称呼“省里来的”，这便是中国老百姓对京城始终怀着某种敬畏心理所致。

鉴于形势急转直下，罢工指挥部紧急商议对策。既然北京来人迟迟不肯露面，说明他们根本不曾重视勐岗农场，西双版纳已经偃旗息鼓，但是他们却在那里转悠。为了提高勐岗农场罢工知青的影响和知名度，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达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

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整，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指挥部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

十几双眼睛从那只“滴答”作响的马蹄闹钟上移开，大家的目光又疲惫又沉重。每个人都明白“绝食”的分量：它决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斗争手段，它的直接后果完全可能导致许多知青战友的生命丧失！

总指挥胡传本一拍桌子，叫道：“×他娘！开广播，发布第一号绝食令。”

吴向东：“慢！敢死队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胡传本一瞪眼：“咋啦?我这个总指挥，当个敢死队队长还不够格?”

李忠诚：“大哥，不是有约在先，兄弟我打先锋，你掌大旗么?

经过一番争吵，指挥部成员投票表决，推选原纠察队队长李忠诚出任敢死(绝食)队队长。预定千人大绝食将分三批即每隔五天一批进入绝食现场。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土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绝食地点选择在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幢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一道大铁门将院子与外界的往来牢牢隔断。知青选择在这里进行绝食，正是为了传达某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排除种种外来的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中坚定地走向死亡。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面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动地。人们与其说被战友崇高的献身精神所打动，不如说被自身的愿望和激情所鼓舞。胡司令执着最后一名进入铁门的绝食者，也就是敢死队队长李忠诚的手，居然哽咽不能言。“闯王”在万千人目光注视下，脸不改色心不跳，极豪迈地拍拍大哥肩头，对众人抱拳作揖，然后视死如归地迈进铁门。

锈蚀的大铁门好像一道通往地狱之门，它狰狞地喘息着，终于“咣啷”一声闭拢来，把温暖、光明和生的希望拒于门外，把这幢隐没在黑暗中的死气沉沉的招待所变成一座耸人听闻的集体坟场。

时钟滴答滴答响起来。

九时二十七分，一份事先草拟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值班室。此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与此同时，该农场及毗邻农场大批知青聚集在绝食现场外面不肯离去，他们搭起简易帐篷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仅仅一两天后，临时宿营地迅速扩展到场部机关和礼堂内，前来声援的知青总数已达两三万人。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评说这场早已成为历史的知青运动，我们有理由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划分为“前英雄主义”和“后英雄主义”两个时期。

前英雄主义胸怀博大，空洞，心情浮躁和自以为征服世界。后英雄主义遍体鱗伤，形同弃儿，却又不屈不挠，知耻而后勇，很有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流氓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复杂滋味。

不管怎么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

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文章摘自《中国知青梦》 音频来源 喜马拉雅主播锤霸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