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十八章 大返城(上)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疆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国道一线、三线，滇缅公路、中老公路、滇越铁路，怒江、红河、澜沧江，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与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军列形成鲜明对照。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儿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还有人趁机套购许多优质木材(政策允许每人托运两立方米)和走私商品，“堤内损失堤外补”，意欲打回老家去轰轰烈烈大干一番。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总之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概括为“社来社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依据之一。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不同的是，十年前那些热情洋溢的稚嫩面孔消失了，代之以一群群皮肤黝黑饱经沧桑的男人和女人。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你不必在意他们的外部形象：蓬头垢面，倒卷旗帜，伤痕累累，溃不成军，这种情形同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谁能说一个下过地狱的灵魂不比一百万元财富更宝贵呢?

迁徙属于一种周期性往复运动。

候鸟为了越冬而往返南北，鱼类为了产卵巡游江河，远古时期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水草而居”。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则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这场迁徙历时十年，耗资大约三百亿人民币。

因此我们很难断定迁徙本身是不是一种业绩。

我们同样难以判断溃败未必不是一种更伟大的胜利。

对知青大返城抱有最复杂感情的莫过于边疆农场的各级领导对他们来说，知青首先是劳动力，是建设者，其次才是有知识有觉悟的人才(“再教育”的提法已经过时)，是沟通边疆同内地联系的桥梁。也许从长远的观点看，知识青年还应当是农场未来的希望，是干部，是接班人，尽管大多数当地领导对这种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

一句话，知青是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由于将要流失而变得更加宝贵。

在西双版纳，一位绝望的农场领导拍着桌子发誓：“我不签字！一个人也不许走！……撤职也不放！好容易挺直腰杆抓生产，人却走光了，还要我这个光杆场长有啥用?！”

另一位场长痛心疾首：“要是知青都走了，橡胶树怎么办?连队怎么办?学校怎么办?医院怎么办?还有拖拉机、机械厂、加工厂怎么办?

……老天！上面那些人，怎么不替农场想想?！”

有人流泪叹息：“这些孩子，我们当初手把手教会他们生产，怎么一甩手就走了呢?……真是抱来的儿子养不家呀！”

还有人悲观地断言：“知青一走，农场十年难以恢复元气。”

……

历史功过，是非曲直，自当由后人来评说。问题在于，无论人们以怎样的心情看待知青大返城，抵触也好，不理解也好，历史回归的大走向、大趋势却是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下旬，农场的灾难降临了。

昆明会议一结束，云南省会昆明近水楼台，招工招干人员闻风而动。紧接着，成都、重庆、上海、北京各劳动部门，知青家长所在单位的招工人员纷至沓来。回城理由百花齐放名目繁多：招工、招干、商调、困退、病退、家照、独生子女等等，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理由，或者只需一纸函，农场立即盖章放行。

很快干脆连理由也不要。因为许多回城心切的人等不及公函或者招工指标，他们唯恐政策变卦，赶不上回城末班车，于是在一片近乎世界末日到来的逃难般的疯狂情绪驱动下，农场关卡节节失灵，回城政策竞相放宽。只要你是知青，来自城市，这就是最好的理由。哪里来回哪里去，农场一律开绿灯。

在知识青年热泪盈眶的欢呼声中，农场被席卷而来的知青返城大潮淹没了。

在西双版纳，在德宏、保山、红河、临沧、文山，每一个农场都为知青返城敞开大门，成千上万的知青将场部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勐撒农场，知青在场部外面围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等待办理繁琐的回城手续：体检、政审、鉴定、提档、转组织关系、工资关系、粮食、户口，等等。其中唯有一项户口证明需由县公安局盖章方才有效。于是农场唯一辆破吉普车吱吱嘎嘎地开动起来，天天奔波于农场与县城之间。不料有天吉普车一去不复返，心急如焚的知青蹲在寒潮的霜冻里一连等了三天三夜，有人险些没有放一把火烧掉场部。当那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终于爬回农场时，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一下子从车里滚出来，双膝脆在人们面前放声大哭："不是我有意耽误大家回城，实在是别人放假不上班啊……”

在勐腊农场，三万名知青排起几公里长的队伍，但是工作人员即使长出三头六臂来，每天最多也只能办理两百名知青的返城手续。以此类推，办完全农场知青最少需要一百五十天，也就是说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们需要耐心等待至少五个月以上的漫长岁月。

在勐岗农场，采取发放号签的方式，即每天办理一百个定额，来消除拥挤、混乱和排长队现象。不料这种维护秩序的正常方式竟然引发一起意想不到的悲剧事故：一个边远连队的上海知青，一连三天起早到场部排队领取号签，但是次次扑空。第四天，这位知青半夜两点便起床，赶了四十里山路，到场部天色未明。然而他还是来晚了，附近连队的人早已包揽了全部定额。如果以顺序论，他的座次排在千名以外。绝望之下，这位心胸狭窄的上海阿拉回到连队，当天晚上在竹篱笆门后自缢身亡。

悲剧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是否领到号签。在中国，生存竞争本来是一种残酷的人生游戏，它要求每个游戏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神经，否则弱者将被淘汰出局。

上海知青惨死的噩耗重新加剧了这个农场原有的紧张气氛。农场领导痛定思痛，索性交出矛盾，一切悉听尊便。

于是我们看到，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解放生产力。昔日代表农场权力的那枚大印被一根麻绳悬于办公室窗口上，人们根本无须排队，甚至根本无须犹豫，眨眼之间就能戳上公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时候人人心平气和，心情舒畅，没有拥挤、混乱和打架斗殴，到处气氛平静、秩序井然。这就是没有纪律的纪律，没有秩序的秩序，事物往往就是这样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据统计数字表明，仅当年二至五月，十万知青的大潮竟然退去十之八九，滞留农场的知青不足万人。

农场的世界短暂地归于死寂。

从任何意义上说，知青胜利大逃亡都是一次时代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的人道主义。

因为人类文明的建立往往需要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其中包括情感死灭和断裂的代价。

西双版纳垦区原有知青六万余人，经过十年漫长岁月的患难与共，男女知青建立婚姻关系或者事实婚姻关系(同居)者多达百分之六七十，有的农场高达百分之八九十。问题在于，一旦知青大返城成为事实，一旦他(她)们相爱(不如说相互需求)的共同基础被抽去，他们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继续忠贞不渝地保持下去呢?

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

黎明农场某连，原有知青一百一十七人，已婚八人，未婚同居一百零四人，私生子九个。大返城时，离婚六人，弃(送)子女九人，其余知青全部各奔前程。只有一对上海知青将婚姻关系又维持了五年，然后另筑新巢。

勐捧农场有知青九千余人，到一九七八年十月，登记结婚只有四百一十五人，事实婚姻达七千多人。非婚姻生子二百多个。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五月，离婚三百余人，弃子女无数。

勐腊农场知青离婚一千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

据说上帝创世纪的时候，为了使人类永久痛苦，就将人类一劈为二，一半叫“女人”，另一半叫“男人”。从此以后，被劈开的人类便生生不息地互相呼唤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彼此忍受割裂的痛苦在茫茫世界上始终不渝地寻找对方。

于是世界上就有了爱情，有了许多美丽或不美丽或动人心魄的故事。

如果说寻找是一种痛苦，那么将已经结合的男女重新劈开，让他们带着撕裂的创伤重新寻找是什么滋味呢?

我们就在无意中找到通往悲怆主调的一个秘密：

爱是受苦，更是罪孽。

“我原先不叫宋铁红，这是后来改的名字。”她呷了一口咖啡，平静地说。“我是北京海淀中学六八届初中生，到云南那年刚满十六岁。十六岁多么富有诗意的季节，可是我们的生活毫无诗意：天天学大寨，月月搞会战，年年抓阶级斗争。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大干苦干，还唯恐自已脸晒得不黑，手上老茧磨得不厚。现在的女孩子，个个赛着用洗面奶、珍珠霜，皮肤养得白嫩嫩的，生怕长了斑点起了皱纹。可是你看看我，不怕你见笑，我的妆化得重，不然别人准以为我是五十挨边的老太婆。

“……跟别人讲那种事，心里总是不自在，好像揭了疮疸。可是不说说，心里又憋得慌。你们写书的，是不是专门喜欢打听别人隐私，好摆在地摊卖个好价钱——请你别介意，我的情绪不好。

“我跟那人好，最初并不是肉体关系。他是上海知青，比我小一岁，身体特别单薄。每次挑土开荒干重活儿，他总是累得歪歪倒倒。那时我是班长，便常常主动帮助他。他似乎也特别依恋我，眼睛里常常流露出可怜巴巴的神情，我觉得这眼神很像我那个在内蒙古插队的小弟，于是就权且在心中接受了他，把他当成小弟弟。

“说来也怪，当你开始不知不觉靠近一个异性并被他吸引的时候，生活就不再枯燥乏味，那些长夜漫漫的寂寞而艰苦的日子似乎也不再难熬，似乎有了某种寄托。你感受到凄风苦雨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点做人的乐趣和甜蜜，你就不会自暴自弃或者对生活绝望。

“两年后，他回上海探亲，仅仅一个月，我就感到魂不守舍，心中空落落的，仿佛被他带走了什么。那些日子，每一个白天和黑夜都变得格外地漫长难熬，我明白了，这大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爱情。所以在他回到连队的那天夜里，我就热烈地投入他的怀抱，向他奉献了一个姑娘最宝贵的贞操。

“我们同居了。

“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要我们彼此都很真诚，都给予过对方一段美好时光，我们也就没有辜负爱情这个纯洁的字眼。

“但是，感情这东西往往很难对等。这天晚上，他坦白地承认，他需要我，但并不等于爱我，因为他更爱他的家庭，更爱上海。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同样需要他。

“不幸的是，我怀孕了。那时我们都没经验，心里怕得要命，又不敢声张，只好拼命用皮带勒肚子，想把孩子勒下来。事实上这样做并没有用处，孩子呱呱坠地，好在那时农场未婚同居和私生子相当普遍，我和他都挨了团内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一次。相反我们的关系便公开化了。

“你问我们为什么不合法登记结婚?这个道理很简单，结婚是知青的地狱，知青把领取结婚证叫做‘判无期徒刑’。你想想，你能指望当一辈子知青么?你愿意住一辈子破茅草屋么?你能忍受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却衣食无着的生活么?再说结了婚就取消探亲假，谁愿意放弃这唯一的福利待遇呢?

“也不是没有人结婚，那些人要么太傻，爱得晕头转向；要么太爱面子，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后来领导号召扎根边疆，动员知青结婚，不少知青经不起动员，就登记了。可是话又说回来，领导并不为我们知青的前途负责，他们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和想回家的心情吗?”

她痉挛地喝了一口咖啡，理了理染过的头发。我看见她嘴角的咬肌微微搐动。

“返城那年，我女儿已有三岁多，白嫩的小脸，像她爹。可是大返城叫人措手不及，我们该怎么办?他到场部去了几天，很快办了手续回来，只有他和我，一个回上海，一个回北京。没有我们的女儿，因为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合法的……爹妈。我同他分手倒还能忍受，因为我们毕竞回城了。可是女儿怎么办?带一个私生子回北京，谁承认她?谁给她上户口?她不仅一生洗不清耻辱，我从此也就声名狼藉，谁愿意娶个不正经的女人为妻呢?

“从理智讲，必须与这段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新生活，但是感情是轻易割得断的么?

……我一人回了北京。我娘来接我，一下车我就哭起来，哭得晕死过去。我哭谁?哭我自己么?……孩子送了人，寨子里的老百姓领走的，好叫我死心……哦，老天！我为什么要提这段往事?！……”

她捂住脸，号啕大哭，倾泻的泪水将脸上的浓妆冲去，露出许多松弛的皱纹来。

宋铁红，现任北京某机关科长，电大毕业生。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计算机工程师，儿子八岁，是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业余演员，据说很有音乐天赋。

冉平，三十八岁，一头齐耳根的短发和精心整饰过的面容仍然掩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她是重庆某酒家女经理，一个独撑门面闯天下的女强人。

“……同男人睡觉，也就那么回事，干吗大惊小怪?其实嚷得最凶的人心里最肮脏，酸葡萄，伪君子，难道谁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她点燃一支“摩尔”香烟，懒洋洋的声调里透出一股松弛的倦意：“我这辈子，算是把男人看透了，什么感情?都是假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到头来还得靠自己。所以我横下一条心，自己闯天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尝过来了。奔前途，奔事业，挣钱，挣名声，一个女人，尤其一个独身女人，活着该有多累啊！……这跟当知青不是一回事，累有所得，当知青有什么所得?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我这人原先不像这样，很温顺的，像只小兔子——不，也许更像小猫。我有过两个孩子，头一个是被连长骗了，胎儿七个月才流产，是个男孩。第二个是跟知青生的，女孩子，现在该有十多岁了。那个知青也是重庆人，他跟我好，不嫌弃我，我们就住在一起。连吃饭都用一只碗，反正不结婚，大家都这样。

“返城那年，女儿才两岁半，会走路说话，胖乎乎的，可爱极了，像只小熊猫。可是问题很快就摆在面前：如果结婚，哪个单位愿意招收已婚青年呢?如果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她以什么身份回城?我们的大城市和父母能接受一个私生子和我们声名狼藉的现实吗?

“也许当时回城心情太迫切，我很快便同意了他的意见，把孩子送人。那家人是本连队职工的亲戚，人家还付了我们两百元“生育费’。那时候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权当卖孩子吧。

“临行那天，都上了车，那家人好意，抱了孩子来送行，说是再看眼父母。边疆人，心地很善良厚道。没想到诀别时刻，我一看见孩子熟悉的小脸，摇摇晃晃的身影，良心立刻苏醒过来。我的天！我干了些什么呀?连自己也不愿意久留的地方，却要将孩子永远留在这里，变成一个陌生的当地人。我的心立刻好像一只玻璃杯被人狠狠摔碎了。我不顾一切扑下车，搂住孩子放声痛哭。可是车要开了，一车人等得发急，司机不停按喇叭。现在想起来我都不能原谅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帮我，那么冷酷，那么无动于衷……不过话说回来，那年月这样的事多了，见惯不惊，谁又能有什么办法?

“他见势不妙，几个人下来把我拖上车去。就在这时，孩子仿佛受了气氛的感染，突然明白她就要失去我，失去亲人，于是爬上车来紧紧抱住我的腿不肯松手，一边撕心裂肺地叫妈妈。他急了，知道这样下去谁也走不了，他早就说过女人坏事就坏在感情用事上……”

她急速地点燃一支香烟，却大声呛咳起来，直呛出一层亮闪闪的泪花。男人的心，都是石头做的，他们只服从大脑，不服从感情……你能想象得出么?他竟然狠下心，一脚把孩子从车上踹下去！……我的天！一脚就……踹下去！好像不是踹他的亲生女儿，是踹一只破口袋，踹一堆没人要的……垃圾！车门砰地关上了，车外留下一片哭声，我惨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什么也不知道……

“等我醒来，这个世界对我好像一场梦，梦醒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回到重庆，我就同他分了手，我永远不能原谅他，虽然我明白那并不是他的过错……说来奇怪，现在我一闭眼，就能清清楚楚看见孩子惊恐的表情和抱住我大腿不肯放手的模样。时间越长，却反而越不能释然，我想我负了一笔很沉重的债务……你可以很有钱，有名誉有地位，但是你永远无法还清你对自己灵魂欠下的债务……早知道人生是这样痛苦，又何必让孩子出世呢?

她起身离去了许久，当她回来时已经重新恢复了一个女强人的自信和从容。我们转移了别的话题。她告诉我，她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今后不再结婚。

冉平有个很大的野心，她希望今后能把她经营的川菜馆开到美国和欧洲去。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末的一天，春城昆明遭受百年不遇的“倒春寒”袭击，一向晴朗的天空中浓云低覆，凛冽的朔风好像刀子一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划来划去，已经百花吐蕊的草木一夜之间委靡不振，落英缤纷。

就在这股特大寒流挟裹下，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开始汹涌地冲击昆明火车站。

从四面八方的边疆农场拥来的返城知青，携带沉重的包裹，三五成群或者成双成对地赶往火车站乘车。窄小的候车室早已人满为患，售票窗口外面昼夜排着长蛇般的队伍，但是从各路汽车站和轮船码头下来的知青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拥来。于是省城火车站就如同一只排泄不畅的蓄水池，水很快装满并且溢到外面的露天广场上来。

车站一面采取许多临时措施疏散旅客，解决运力不足和客运猛增的矛盾，一面派出许多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到车站维持秩序，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

夜晚十一时，送走当天最后一班北上列车之后，车站打字员小李姑娘开始清扫候车室。她也是临时被抽调参加值班的人员之一，面对车站突然增大的乘客压力，她有责任也有义务做好车站的一切工作。因此她努力挥动扫帚，任劳任怨地把候车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同所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一样，小李姑娘对她的工作始终保持着种轻松乐观的格调，一种新鲜的朝气蓬勃的热情。她认真扫地，嘴里哼着电影《黑三角》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努力不放过一只烟蒂，一片果屑，遇有旮旯夹缝里的纸屑也要用手掏一掏。

但是在一排座椅下面，扫帚被一个什么东西挡住了，她俯下身，看清原来是一只普通的包装纸箱。纸箱似乎很沉，她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拖出来。这显然是一件被粗心的主人遗忘的行李，行李上没有姓名标签，也没有注明起始站。但是车站里常有这样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送到“失物招领处”去。

候车室很静，当小李姑娘用力挪动那只纸箱时，她感觉到箱子里似乎有了什么响动。这个发现令她大吃一惊，因为通常火车上是不许托运活物的。她几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解开箱子上的绳索，打开箱盖，试图揭开纸箱里的秘密。

就在这时，一群下班的女服务员路过候车室，嘻嘻哈哈凑上来看热闹。就在箱盖打开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如同触电般一震，目瞪口呆，原来箱子里不是一件普通的遗失物，而是一个人。

一个裹在襁褓中的熟睡的婴儿。

弃婴的出现在候车室引起一阵慌乱。姑娘们大呼小叫，又引来许多车站工作人员围观。婴儿被吵醒了，哇哇地哭，于是有经验的妇女将婴儿抱起来，才发现襁褓里有个信封，里面一张字条写着：

信封里还有一百元人民币。

不管人们如何议论，叹息，抑或愤愤然替孩子抱不平，但是这个浑然不知的小生命却是确凿地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如果说她的出生本身就是某种不幸命运的延续，那么知青大返城的猝然出现又加速促成了她今后的苦难命运。

手忙脚乱的打字员和值班姑娘们将纸箱抬进了车站领导的办公室。领导对于这件不同寻常的失物仍然束手无策，因为它并不是一件东西，可以放进玻璃橱窗或者挂在黑板上招领，她毕竟是一条小生命，需要哺乳、营养和无微不至的母爱。

心地善良的小李姑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充当临时母亲的义务。她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奶瓶和牛奶，并在车站的集体宿舍里晾开了花花绿绿的尿布。第二天弃婴的事情就传遍全车站，人们川流不息地赶来慰问，并盛赞小李姑娘的高尚情操和美德。

孰料就在第二天，在候车室里和露天广场上，竟然同时拾到三个弃婴，其中有一个还发着高烧，奄奄一息。

闻讯赶来的车站领导急忙把婴儿送到派出所。大吃一惊的派出所领导对此依然一筹莫展，因为干警们都要执行任务，谁愿意留在家里当保姆呢?

于是矛盾又从派出所转移到民政局收容所。但是弃婴并不等于盲流人员，收容所对于如何收容婴儿完全又是个需要从头学习的陌生课题。

正当叫苦不迭的民政局领导频频穿梭于政府各部门和上级机关之间时，知青返城的高峰出现了。昼夜之间，弃婴人数陡增到十几个，最多一天竟收容达五个之多。收容所里终日哭声不断，有如开办了一所婴儿院。

焦头烂额的民政局领导恍然大悟，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终于想起了制造这些麻烦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省农垦总局管辖的那些国营农场，如果国营农场没有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从边疆释放出成千上万的返城知青，那么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么多令民政局领导应接不暇的弃婴事件。

于是收容所里的弃婴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农垦总局的大门，物归原主，叶落归根。农垦总局措手不及，于是各办公室里便传出一片婴儿们响亮的大合唱。后来官司又很打了一阵，在有关领导斡旋下终于达成协议，由农垦总局出了一大笔钱，才将弃婴们送入一家新近建立的保育院。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期间，仅昆明市便收容弃婴近百名，最多一天收容十一名。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昆明市以外各车站码头及公共场所收容的弃婴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