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这场可歌可泣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国内外许多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曾一度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有人上书党中央国务院献计献策，建议再次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以便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重新结合起来，达到改造那些不曾改造好或者根本不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的深远目的。

问题在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衰落和终结并非少数个人意愿所为，它乃是全中国全世界社会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是千千万万作为普通人的全国老百姓民心所向。民心不可久违，民心不可久欺。我们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因皆出于此。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否定极“左”路线，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唯有否定得彻底，我们才能真正从行动上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观念，我们才有可能发展生产力，才会有更多的“科技支农”，“科技扶贫”，“智力支边”，“希望工程”等等深得民心的壮举。

我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富民政策”无疑是我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最富有远见卓识的一项基本国策。当个人愿望遭受粗暴践踏，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群体利益相背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历史航船无疑只能原地徘徊或者走向倒退。中国知青大返城运动的巨大意义不仅在于拨乱反正，它还突出地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摆脱极“左”路线影响，实行一条重视国计民生的务实路线。

于是我们看到了十年改革开放的繁荣局面，看到到处经济起飞，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可喜景象，看到“劳动致富奔小康”的口号和政策深入人心，各级领导重视为民众办实事，抓“菜篮子工程”，等等。

历史不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雄辩地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与广大民众包括知识青年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么?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知青大返城运动本身存在许多无政府主义状态和非民主化倾向，因为任何人群的思想方式都无法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局限，领袖人物不能，知青和他们的运动也不能。由于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缺少法制和非民主化的动荡社会，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蓬勃兴起无疑给他们狂热的精神世界和备受压抑的个人意志打上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烙印，因此他们一旦面临选择，就不可避免地崇尚暴力，崇尚红卫兵方式，动不动就采用非民主化手段：造反，罢工，绝食，“天下大乱”，“大乱达到大治”，大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等。事实上任何非民主化手段最终仍然难以达到一个公正合理的民主目的。

崇尚暴力与崇尚集权都是非民主社会的产物，二者殊途同归，践踏法制，与民主社会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曾经饱受迫害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却变本加厉的原因。因此我们在肯定大返城运动的同时应有充分的自信心对一代人自身的精神缺陷进行深刻反思，清醒地批判并警惕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对社会可能造成的种种危害。

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步入中年，正在走向事业成熟或者作为社会栋梁的一代人来说，知青大返城无疑是他们过去人生舞台上一个高潮的谢幕，一支命运交响曲的辉煌的断章。知青大返城的全部含义，不仅在于表明他们曾经被动地接受了苦难和改变命运的行为方式，还在于体现一代人自我意识的最终觉悟和走向重塑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健全丰满的民族灵魂的可能性。

我以为这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之于中国社会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许多年之后，当历史的风潮早已烟消云散，中国社会的航船正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里颠簸行驶的时候，一位已经回城又毅然返回农场并在当地结了婚的上海知青，现任云南省国营勐定农场五分场场长的赵志明说：“如果改革开放的时代提早两年，不，如果那时政策有现在一半的优越性，比如开展边境贸易，搞家庭农场，联产承包，调动个人积极性，劳动致富，等等，我敢肯定知青多数不会走……因为这里比城市更需要有文化的人。”

另一位赴哈佛大学进修药物学，并在短短两年内获得三项研究成果，令美国同行刮目相看的成都知青王军宪则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知青大返城，要不是改革开放，我现在恐怕还待在连队当赤脚医生。”

一位正在北京郊区代职锻炼的“三梯队”干部，北京知青单东阳直截了当地说：“感谢生活。要不是十年知青生活的摔打锤炼，我们这一代人恐怕远没有今天这样成熟。”

另一位小有名气的知青作家则理直气壮地认为：“……不当知青就不能当好作家。当然，这是从绝对意义上讲的，可是谁能否认，正是十年苦难才造就了我们的人生，造就了最具活力的当代知青文学呢?……”

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知青李建国：“……我国科技界有个明显的十年断层。杨乐、张广厚、陈景润都是前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陈章良、冯长根都是‘文革’后成长的青年科学家，在当今四十岁上下这一年龄段(知青)的科学家却寥寥无几，几乎是个空白……对个人来说，从事什么职业并不特别要紧，也许当个体户比科学家更实惠，挣钱多。但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个科技断层的存在就非同小可，它的潜在危害和巨大影响再过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突出地显现出来……”

另一位天天风雨无阻送儿子上少年宫学钢琴的女工，北京知青刘小燕则愤愤不平：“我们这一代，生生给耽误了。‘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后来又上山下乡。去的时候，有些女同学连来月经都不懂，回来一个个成了小老太婆……这不是蹉跎岁月么?有时想起来真想大哭一场。我和孩子爹这辈子没上成大学，但是我们说啥也不会让孩子再耽误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活原本没有定论。

还是一则外国寓言讲得好：“你明明种下土豆，却收获一条丝瓜。”

有必要交代的是，勐岗农场知青吴向东经抢救后终于脱险，他舍身赴死的壮烈举动使他成为该农场知青心目中的英雄。返城时，三位草莽英雄胡司令、吴向东、李闯王一直坚守岗位，站完最后一班岗，直到最后一批知青离开农场才返城。据说汽车开岀勐岗坝时，三位铁骨铮铮的好汉都流了泪。

不料胡司令返城后一蹶不振，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纱厂机修工。而李闯王更是仿佛跌入茫茫人海，销声匿迹。有消息说他在昆明郊区一个偏僻的小车站顶替父亲做了一名售票员，并与一位当地农村姑娘结了婚。只有吴向东扬眉吐气，成了腰缠万贯的个体户。

可见得回城的人并不都是幸运儿。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意外地在昆明大街上遇见这三条好汉。他们喜气洋洋的样子使我大惑不解。

“我们受勐岗农场知青委托，专程来给农场领导挂匾。”吴向东不无自豪地宣布，那种神情，仿佛奉命出洋的全权大使。

所谓“匾”，也不是古色古香的木头，而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塑料泡沫招牌，上面印有八个烫金大字：“良师益友，劳苦功高”。

历史终于将两代人的隔膜和创伤天衣无缝地弥合在一起了。

“我们还要回农场实地考察，组织知青战友智力支边。”胡司令补充。

望着三位不乏真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我一下子竟无言以对。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播种什么，又收获什么，或者播种收获均不重要，重要的是自身那种无法找回的失落。

因此他们注定要频频回首，执著于“青春无悔”?

北京西直门外有家不起眼的小饭馆，经营棒子粥，窝窝头，粉条炖猪肉、大锅烩萝卜，等等。这些饭菜本来是东北老乡的家常食品，谁知饭馆开张仅仅半月，生意便日见兴隆。先是小商小贩过路行人就餐，后来就有了机关干部、教师模样的人来吃饭。再后来，窝窝头下粉条炖猪肉的名声传出去，又有更多的人专程寻来，包括那些腰里别了“大哥大”的倒爷。

他们吆三喝四，慷慨激昂，见面说的都是知青生活的事。

原来他们都是当年北大荒的知青战友。

小饭馆因此名声大噪，生意持久火红不衰。粉条炖猪肉成了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象征，把那些早已流逝的青春岁月同今天整整一代人的生活重新联系起来。

公元一九八九年秋，云南省临沧地区发生里氏六点四级地震，震中即为原兵团二师九团即现在国营勐省农场驻地。该消息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立即在原勐省农场的成都回城知青中引起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响。

由一个知青带头发出倡议，到全农场上千名男女知青携儿带女，集合到一起募捐，其间仅仅过了六天。这些人到中年的知青，有的是当年的干部、标兵，有的是普通割胶工、饲养员，有的曾是罢工领袖、敢死队员还有的遭受过不公正对待，被捆绑吊打，关黑房子，甚至判刑劳教……

当年，他们曾经动用过一切最恶毒的字眼诅咒农场，诅咒那片原始的边疆红土，发誓“屙尿都不朝农场”。如今，他们捐弃前嫌，自动集合到一起来了，为了那片遥远的红土地而慷慨解囊，将自己并不富裕收入中的一部分捐给受灾的农场。人们重聚，感叹不尽，人人欷獻。从早到晚，知青当场捐赠人民币五千余元，并连同一封慰问信一同寄往农场。

这件事曾被省内外好几家报纸予以报道。

我毫不怀疑我的同龄人的真诚感情，因为他们的自愿行动正好证明了他们的诚意。但是我很难说清他们是否真心热爱农场?抑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补偿某种情感磨损，寄托某种怀旧情绪?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知青情结”，有一片属于这一代人共有的苦难的红土地。

公元一九九0年岁末，随着北京“魂系黑土地”展览揭幕，全国各地城市均掀起程度不同的“知青热”。“热”起来的大多是原各大垦区的兵团知青，他们有建制，守纪律，成师成团地聚会活动：办展览、出书、印制通讯名录、定期举行联谊会，等等。“知青热”的升温无疑反映出人们要求对历史和自身重新认识的自省意识和文化心态。

一九九一年六月，原云南兵团的部分返城知青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以“青春无悔”为题的大型回顾展之后，社会为之轰动，参观者络绎不绝。据说有一对原勐岗农场知青，男女双双做个体户，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他们有个八岁的女儿，花大价钱送到音乐学院学习手风琴，以弥补父母蹉跎岁月的遗憾。不料参观展览回来，男女均被触动心事，女的夜里哭醒好几回。

原来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儿子(私生子)，返城前送给了寨子里的当地人。

往事的盖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再轻松地盖上。经过一番痛苦的感情磨砺，男女知青终于决定回边疆寻子，并带上女儿同行，以了却一笔始终压在心头的历史旧账。

儿子居然顺利找到了。养父母以坦荡的胸怀和淳朴的热情接待了千里迢迢到来的城里客人。儿子已有十四岁，同当地少年一样赤裸上身，皮肤黝黑。他好像一块粗犷而沉默的岩石，无论妹妹怎样活泼忘情地为哥哥献上一支又一支动听的歌曲，也无论生身父母如何思子心切，肝肠寸断，他始终对天上掉下来的幸福命运和大团圆结局视而不见，一语不发。

绝望的亲生父母在寨子里住满三天，终于认定这个儿子不再属于他们。他们送给养父母许多东西和一大笔钱，以报答他们的收养之恩，同时也了却自己那笔纠缠不休的心债。不料临行那天，在养父母再三催促下，儿子终于开口说话了。

儿子只说了一句话，一句汉语。那是一句埋藏在少年人心底许久许久的铭心刻骨的誓言：

“爹—娘，我恨……你们！！”

关于知青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不管知青愿意与否，他们毕竟在那片红土地上生活过整整十年，他们精神和肉体的根已经深深扎下来并且吸吮过大地的乳汁，因此后来当他们经历回城迁徙和被撕裂的阵痛之后，他们灵魂的一部分便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剪不断，理还乱”，你能说他们没有走出那片土地?

你又能说他们走出了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