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讲述：八岔岛上的枪声

黑龙江上的第二大岛八岔岛，位于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国一侧，总面积45.6 平方公里，和面积仅为0.74 平方公里的珍宝岛相比，它无疑是一个江中巨人。在两国军队为一个小小的珍宝岛刀兵相见的情况下，八岔岛的主权纠纷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为了彰显主权，中方采取了一种“以民对军”的策略，登上八岔岛的任务被交到了兵团手上。1969 年5月，3师27 团工副4连派出一支打鱼的队伍登上了空无一人的八岔岛。

4连的人马上岛后，在岛上的两幢旧房子里落脚，随即开始站岗、学习和应急训练，并在二道江和三道江的水域里打起了鱼。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仅仅两个月后，在这个岛上就爆发了一场震惊两国高层的冲突事件。

为了采访参加过八岔岛战斗的上海知青费国良，我专程从北京飞到了宁波。

费国良是一个书生型的知青，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做事井井有条。他上八岔岛以后就开始写日记，对自己在岛上每天的经历都做了记录，只在7 月8 日那天因爆发意外事件停写了一天，但在事后还给补上了。

他提供的故事和资料，在我面前完整呈现出了40 多年前的那场“八岔岛战斗”。在我们谈话之前，他首先向我介绍了两份政府照会。

一份是苏联外交部对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抗议照会，由塔斯社在1969 年7 月8 日深夜播发。照会的大意是：7 月8 日10 点30 分，一批武装的中国人员侵犯苏联国家边界，隐蔽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戈尔金斯基岛（八岔岛）的苏联部分，向在岛上执行正常航标维护工作的苏联河运工作者开火。袭击者还使用了掷弹筒和手榴弹。造成苏方1 人被打死，3 人受伤，两艘河运快艇严重受损。外交事务部对此向中国当局表示强烈抗议，要求中方严惩凶手并立即采取措施，以保证这些武装挑衅事件不再发生。

另一份是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抗议照会，刊登在7 月9 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照会中讲述事件过程的大意是 7 月8 日上午8 时30 分，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侵入中国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8 时40 分上岛，向正在岛上生产的中国居民和民兵开枪射击。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把入侵者赶出中国领土。10 时40 分，苏联炮艇一艘侵入八岔岛附近地区，向该岛进行疯狂射击。16时20 分，苏联炮艇两艘又侵入上述地区，苏边防军并上岛将我民房烧毁。11 时20 分到16 时20 分，飞机6 架次侵入该岛和中国岸上八岔村上空低空盘旋，进行威胁。

费国良问我：“你看这两个照会在内容上是不是顶着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慢慢说。

“先说我自己吧。我出生在1948 年12 月，下乡前是上海交大附中68 届老高一的学生。我年轻时很浪漫，总想去内蒙古大草原，向往那里的蓝天绿野。1969 年3 月3 日，我和几个同学约好了去住浦东的一个同学家，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去哪儿下乡。在延安东路等摆渡船时，我在公共报栏里看到了一个消息：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仗了！这回大家再商量就有了目标：到黑龙江兵团去，在那里可以保卫祖国！当时我20 岁了，一心就想去艰苦的地方。说起来，江西和贵州也很苦，但那不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线，还是去兵团最理想。我们马上就报了名，很快被批准去兵团。通知书一到手，我立刻拿着它去商店买东西。通知书的背后很快就有很多字迹，‘牙膏两支已购，电池两个已购，肥皂两条已购，人造革手提包一个已购……’在哪个店里买了东西，哪个店就在上面盖一个图章。这张通知书成了我的个人文物。我在宁波党校讲课时，有一次拿它当教材，学生们看了都觉得很稀罕：买这些东西还要盖章哪？

“4 月24 日党的‘九大’开完，我们26 日出发，路上看见满大街都是庆祝‘九大’闭幕的游行队伍。我和堂弟一起出发，两人是走着去火车站的，各背着一个刚发给我们的红塑料包，里面放着毛主席语录，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来送。专列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我心里也很难受，但忍住了没哭。我如果忍不住眼泪，母亲以后每次想我的时候就会想到我那时的哭相，心里会更难受。

“原以为火车一离站就要向北一路飞奔了，没想到车开了十几分钟后就在北郊车站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一个小时。我这才知道，知青专列不是铁路系统的固定车次，没有正点到达的说法，最重要的是按时离站。离开出发地后，剩下的路程就要处处让别的车先行了。

“专列走了整三天，29 日中午到达了目的地——福利屯火车站。我们下车后纷纷找自己的行李，一千多人乱成一片，一些女同学又开始哭。27 团来了一些参谋、干事之类的现役干部，在站台上用喇叭公布知青的分配去向。我们班的同学被分到了3 个连队，我被分到工副4 连。我问接站的军人：工副连是干什么的，他说：养猪、打鱼、烧砖的干活。等一千多知青的去向都安排好以后，已经是下午5 点多钟了。我带着行李上了卡车。车一开就是一夜，路上冷得实在受不了，在上海哪里见过这么冷的春夜啊，真扛不住！我把行李打开给自己加了衣服。挨到早上四五点钟的样子，我们到了同江县勤得利农场，面前是一条大江，江上跑着冰排，巨大的冰块相互拥挤碰撞着顺江而下，我们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觉得特别壮观。我们问卡车司机：这是哪里啊？司机说：这就是黑龙江。你们到最前线了。

“工副4 连属于兵团3 师27 团，后来这个团被编入了6 师。从连长和指导员那里，我知道了工业4 连是个打鱼连，看来以后要长期和黑龙江打交道了。

“一路坐卡车吃尘土，大家都弄得像土猴似的，洗脸水打来吓了我一跳：水是浑的！老职工解释说，现在正是黑龙江开江的时候，平时的水是清的。

“一般连队的新到知青最多经过两天的学习休整，然后就要干活了。我们连因为执行的是边境生产任务，脱产培训一连搞了十多天。培训中给我们讲边境政策，教一些简单的俄语会话。方法很土，用汉字组成一连串中国人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告诉我们发出的声音在俄语中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背下来。有的很简单，比如‘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有的复杂一些，比如‘我们历来在这里从事生产劳动’‘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活动’。我知道以后要和‘老毛子’斗了，还知道我们连原来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英雄连队。当时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纪录影片，叫《新沙皇的反华暴行》，里面显示的不少我国渔民和苏军冲突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连。在培训班后期，我的去向明确了。那个作业点和连队驻地有百里开外的距离，叫作八岔岛。

“1969 年5 月18 日，我上了八岔岛，在那里开始写日记，也可以说是每天活动的备忘录。

“黑龙江上的岛屿差不多都有中文和俄文两个名字，八岔岛被苏联人叫作戈尔金斯基岛。黑龙江的主航道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我们经常看见岸土塌方坠入江里。用主航道来划定国界也很容易产生矛盾。这就像两个兄弟一样，关系好时，对宅基地的划分都不那么在意，但是在翻脸打架以后，谁都不让谁。

“我们在岛上有3 个作业班。6 班在岛的东南位置，临近中方江岸。4 班和5 班在面向苏联的北侧。我被分到5 班，我的堂弟被分到6 班。离我们5 班大约20 米左右，就是苏方设置的航标塔，编号是114，木结构，刷白漆，两个一组，每个十多米高。对方的河运工人每隔个把月，要来更换一次航标灯的蓄电池，换下的旧电池就不要了，我们的人拿回来还能用，在大江上指向不行了，用来在室内照明还可以。

“老职工说，中苏关系友好时，‘老毛子’的航标工人来换电池时经常跑到中国渔民的住处蹭饭。渔民们天天吃鱼，鱼不算好东西，对面来了客人就炸果子（油饼）、蒸花卷、开罐头招待，有时还让他们带一些回去。‘老毛子’也知道回报咱们。我们到勤得利农场坐船要五六个小时，赶上这边的妇女生孩子，去农场路太远，不如到对岸去生孩子方便。这边一打信号要求会晤，那边就过来人把产妇接过去生产。

可能是因为在北大荒待久了，费国良的性情中既有江南人的细致和理性，又有北方人的开朗和豪爽。如今说到那位在八岔岛上被知青误认为入侵之敌而击毙的苏联河运工人，他想到更多的是生命的价值。

“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后，形势就不一样了。民间的友好交往消失了，对方出现在我们渔民面前的总是凶狠的苏联军人。苏军在1960 年7 月就开始派人和同江县政府交涉，要求限制我们的渔民在江上岛屿的活动。1961 年，发生了苏军人员砸我们渔房门窗的事。1963 年他们又上中方岛屿驱赶渔民，双方彻底翻脸了。从那以后，八岔岛成了冲突事件的重灾区。同江县志有这样的记载：

“1963 年6 月11 日， 苏方24 名官兵乘3 艘汽艇，对八岔岛上的渔民无理驱赶。中方渔民拒不相让，双方僵持3 天苏军撤走。

“10 月21 日，苏军登八岔岛烧掉房屋，拉走网具，绑架走了9 名渔民，3 天后经交涉送还。

“10 月30 日，25 名苏军官兵上八岔岛绑架中方渔民5 人，再次烧毁渔房，中方17 名渔民援救时，又遭苏军拦截殴打，受伤2 人。

“具体的情况县志里不会说得很细，我们连老职工告诉我们，‘老毛子’是先礼后兵，先派个军人过来下个通告，说八岔岛是苏联领土，你们无权在这里劳动，必须在限时内撤离。上岛的苏军中有一个少校翻译是个山东人，叫马长松。我们的人见了就骂他叛徒，他说，别骂别骂，我是苏联国籍，这是我的工作，再说我是1945 年跑过去的，那时人家是社会主义，你们这边还是满洲国呢。

“苏方要赶我们的人走，我们的人当然不搭理。他们再上岛就动真的了，进屋就把我们的人行李给扔出来，硬要驱赶我们的人离岛。老职工就用上了农场教给他们的‘洋泾浜’俄语，告诉对方这里是中国领土，我们在这里作业你们无权干涉。双方说不到一起就动了手。4 班长丁明洲等7 人曾被苏军打伤；5 班长郑世海是个山东支边青年，平常总叼个烟斗闷坐着，但在和苏军的搏斗中表现很抢眼，不但撕下了军官的肩章，还抢了人家的军帽。

对苏军士兵在界河上以暴力驱赶中方渔民的方式，工副4 连的老职工们记忆犹新。费国良说：我们在八岔岛的存在意义已超过生产范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主权的坚守。胆小的人不适合在这里待，该调的都调走了。苏方给我们捣乱，我们的人也给他们捣乱，不让他们休息好。晚上划船过去用船桨敲他们的船舷，然后掉头就跑。要不然就是发起‘臭弹攻势’，把玻璃瓶子灌上屎尿，砸在他们的船上，你来硬的，咱就来损的。这都是老职工讲给我们的。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苏方就来横的了。他们再上岛时也不说什么，进屋就清除物品，然后点起一把火，连行李带房子都烧掉！军人对平民，没理硬三分，我们的人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被毁。等苏军一走，他们照样在岛上作业，反正房子是土坯的，烧也就是烧个房顶，弄一弄照样住人。

“我上岛后指导员告诉我，就我们住的这座土坯茅草屋，已被苏军焚烧过6 次了。我们2 排的老职工高友林还被苏军绑架过，人家问他的名字，他说叫‘反修’。我的老班长郑世海曾被苏军把右眼打得肿成一个大包……

“我们知青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下登上八岔岛的。

“兵团的绝大多数知青说是保卫边疆，但都处于一种准备状态，根本接触不到国境线另一侧的对手，对守土面临的危险没有直接感受。而我们面对的却是真真切切的较量，是随时可能降临的暴力侵犯和武装驱赶。江对面的彼得洛夫斯阔耶，是苏军的边防6 站，天上有直升飞机起降，江中有苏军炮艇行驶。而我们的部队在江上没有任何巡逻艇。我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里，‘反帝反修’不再是在城市游行时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生死攸关的现实对抗。

“上岛之后，我们拿到武器了。日常的任务有三个，第一是打鱼；第二是学习，读报纸，讲形势，熟悉边境政策，接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第三就是搞军事训练，在房后的小操场上练瞄准、投弹和刺杀，还搞过一次演练。我们的武器都是老式的，有一挺转盘式轻机枪，班、排长给配的是56 式冲锋枪，老职工拿7.26 式步骑枪，一般的战士没枪，只发手雷或手榴弹。我手上的全部家当就是4 颗手榴弹。

“在距离危险很远的时候，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很轻松，但在危险环绕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第一次夜里站岗时，我知道了什么是恐惧感。

“我们4 班和5 班的住房面对着苏联，左前方就是人家的边防6 站。我们28 个人排班站岗，每两天轮到一次，一次站一个钟头。我第一次半夜上岗时天很黑，视野里漆黑一片，老远就看见有几盏灯忽闪忽闪地靠过来了，红、黄、蓝三种灯光轮着亮。当时总讲要防备苏军采取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中国实施突然打击，我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不知道要不要立即报告。又等了一会儿，才看清那是经过这段江域的一艘苏联货船。

“紧张的情绪缓解后，接着压上来的是强烈的孤独感。我上学时是住校的，每天的日子过得热闹。上海交大附中分到4 连的有十几个人，分到我们5 班的只有3 个，另外那两个在上海红卫兵组织里和我不是一派的，相互之间没什么话说。我和老职工和其他知青也不熟悉，彼此很少有交流。在这个四面临水的孤岛上，我被憋得透不过气。收工后我喜欢独自坐在江边看日落。身后是岛上的荒草甸子，面前就是苏联，太阳一点点在黑龙江的尽头落下，那景色很美，也让我倍感凄凉。我想家，想朋友，也想象着苏军何时会登岛，双方冲突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写日记，成了我打发天黑后时间的主要方式。我只记每天的江上的情况，自己的活动和心情都不写。我们有规定：一旦发生冲突，不能给对方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我后来做到了这一点。

八岔岛地理位置示意图。图中114 航标位置为事件发生地点。（信息来源：在百度地图中的相关区域内依据费国良的回忆标出岛上住房和航标的位置）

“我5 月18 日上岛，到7 月8 日八岔岛战斗打响之前，苏联人一直没有上过岛。但我们在江上起网的时候被他们找过麻烦，他们开船过来哇啦哇啦地向我们喊话，那意思大概是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听不懂，也不睬他。珍宝岛战斗之后，以前发生过多次冲突的八岔岛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谁都说不清。我们现在有武器了，再遇到苏军登岛应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有对策。

“合江军分区的人知道我们在岛上搞训练，就派人来指导我们如何应付事变。有个肖副团长穿便衣上了岛，他和我们说：‘老毛子’在珍宝岛已经打了第一枪，再发生冲突就不存在谁开第一枪的问题了。苏军如果侵犯，就坚决回击，并尽可能抓到俘虏留做证据。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们开始制定起了反侵略作战预案。

“我们在岛上捕鱼使用固定网，大概有25 米长，张网的口子有十七八米宽。渔民讲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换网的活儿是最辛苦的。在张网的口子两侧有两根竿子，我们最早想到的反侵略方案，是在竿子上挂上炸弹，但这个方案很快被否定了。因为即使炸弹真的响了，未必能炸毁敌船，一旦他们跑了，我们什么入侵证据也抓不着。后来我们商定，把敌人放到岸上来，只要他们敢上岛我们就打，打完了立即撤退，把后面的事情交给部队。

“我们制定作战方案完全是自说自话，没有兵团的授意，也没有部队的参与，更没有任何上级领导的审批。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我们在苏方人员习惯登岛的地点周围挖了三个阵地。说是阵地，其实就是三个互不相连的壕沟。3 号阵地当面是二道江，其左右两侧分别是和二道江垂直的2 号和1 号阵地，三个阵地大体上构成一个U 字形布局，U 字的开口处就是江面。从江面通往我们宿舍和航标灯的那条小路，是在荒草中被人踩出来的不足一米宽的临江土路，苏方人员如果登岛挑衅，必然要走入这个‘U 字阵’。

“7 月8 日早上8 点30 分，我们正在宿舍里‘天天读’，哨兵跑进来报告：‘“老毛子”的两只船从6 站下来了！’

“苏联船艇经常从他们的边防6 站往东开路过这里，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没认真。但10 分钟后，哨兵心急火燎地冲进来说：‘“老毛子”要上岛了！’这时大家也发现声音不对了，江边传来了船艇咕嘟咕嘟靠岸的声音。敌人真来了，怎么办？干它啊！大家拿起武器，按照预定方案分别进入1、2、3 号阵地隐蔽起来，在场的总共有28人。我隐蔽在3 号阵地。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老毛子’上岛，而且我们的人第一次要拿武器和他们对抗了。我认为那一定是苏联炮艇，这回真要打仗了。我心情很紧张，感觉有点像在做梦。但蚊虫叮，荒草扎，都在提醒我这一切是真实的。我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几句全中国人张口就来的话，此刻还真的起了作用，我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了。

“苏方这次来的是两艘舰艇，其中一艘靠了岸，4 个身穿圆领衫，脚蹬长筒水靴的平民装束的苏联人顺着那条小路走过来，经过航标后到了我们的宿舍前，用俄语叽里呱啦地向宿舍里喊了几声。见没有人回答，其中一人转身返回了，他路过114 航标时停留了大概有1 分钟，然后就走到了江岸，估计是要回船报告情况。

“在宿舍前还有3 个苏联人，其中一个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拿起地上的一把铁锹使劲地敲打地面。在紧张静谧的空气中，那啪、啪、啪的声响就像是在开枪，击打着我们每个人紧绷着的心弦。另外两个苏联人走到114 航标跟前准备往上爬。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要给航标灯换电池。

“在事后做战斗总结时，我了解到了我方行动的整体情况。当这4 名苏联人走到我们住房前的时候，隐蔽在1 号阵地的上海知青小蒋悄悄向指导员黄德和请战，他要爬过去炸了靠岸的那艘船艇，断了他们的后路。指导员让他继续隐蔽不要动。他没有听，带着一枚反坦克手雷就往江边方向匍匐前进。就在他准备穿越那条小道时，那个返回船艇的苏联人走了过来，在小蒋面前两米多的地方走过。小蒋趴在荒草里不动弹，等人过去了又往江边爬。爬到了江岸上，他看见苏艇驾驶舱边坐着一个人，他灵机一动，先把手雷插销拔掉，突然直起身来，大喊一声‘哈拉少’（俄语‘你好’）。苏艇上的那人被江岸上突然冒出的这个中国人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回了句‘哈拉少’，然后就见小蒋手中飞出了一样东西。一声巨响，一颗手雷炸开了，那个苏联人应声倒下。在航标塔附近的三个‘老毛子’都懵了，一个刚爬到塔上不到两米高的‘老毛子’吓得掉了下来，三个人乱跑逃命。

“按照原定的作战要求，只要枪声一响大家都要往前冲。我们埋伏在1、2、3 号阵地的人全都跃出了战壕，高喊着往前冲。

“我像在梦境被突然惊醒，不是不害怕，而是忘了害怕。我从3 号阵地跃出，和大家一样喊着往江边冲去。事后我问遍了当时在岛上的27 个战友：你们当时害怕不害怕？他们都说怕。都是土八路，都没打过仗，谁说不怕是假的。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当机枪手的老职工参加过朝鲜战争，但他那天他回勤得利探家了。但大家没有一个人窝在战壕里避战。未必是勇敢，只是谁也不好意思退缩，冲动加糊涂而已。

“一时间，爆炸声和枪声响成了一片，手榴弹和手雷纷纷飞向苏艇，有的在艇上爆炸，冒出火光和浓烟，有的掉在江里掀起一股水柱。我的同学小周扔出的反坦克手雷，炸响在苏艇的甲板上，产生的气浪把他都掀倒了。我在这次战斗中的唯一贡献是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感觉那就像啤酒瓶砸在了钢板上，就剩下一声响。相比之下，手雷就厉害多了，不但威力大，而且爆炸力往下走，穿透力强。我们的手雷是苏制的。越南人用我们的武器打我们，我们用‘老毛子’的武器打‘老毛子’。

“我跑过114 航标塔时，看见一名苏联人被击倒在宿舍边上，后来知道他是被副排长张胜利打中的。另外两人一个逃进了草甸子，一个大概跳了江。没有靠岸的另外一艘苏联船艇见状不好，掉头就跑，途中打了3 发信号弹。等我跑到江边时，就见被炸坏的那艘船还停靠在岸边，缆绳还拴得好好的。

“我的副班长也是个上海知青，他是带枪的。他首先跃上苏艇搜索，看见了被炸断腿的伤员。高友林要拿绳子捆他，副班长看这人已经不行了，就朝他开了一枪。此后，他一直觉得心里不安，那人的确是已经没救了，但这条生命毕竟是在他的枪管下结束的。“他发现机舱里还有人，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拖把敲打机舱盖，用才学不久的俄语高喊‘缴枪不杀’。一个年轻的瘦高个苏联人无奈地爬出来，举着双手，神情极为紧张，嘴里地连喊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我知道了其中的含义：友好、友好，别开枪。我们把他押解下了船。

“此时对岸的彼得罗夫阔耶已经有反应了，炮艇和直升飞机发动的轰鸣声已经传来。大家知道苏联边防军绝不会善罢甘休，凭我们这点轻武器和作战经验是无法应付进一步发展的势态的。如果撤退慢一步，苏联的炮艇很可能会抄了我们的后路。黄德和指导员命令全体人员马上离岛，大伙儿连背包行李都没有来得及带，立即撤离。由副排长、北京知青张胜利持枪断后。那个俘虏仍在惊恐之中，吓得迈不开步子，只能找两个人架着他走。走着走着，他觉得太累了，脱掉了大雨靴，我帮他拿着。

“这时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日记本还在宿舍里，一旦被苏联人拿到了，就会暴露我方在八岔岛上的活动情况。而且上级也一直强调，在需要撤离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我赶紧向黄指导员说，我要回去拿日记本。指导员平时和颜悦色的，这回急了，张口就骂：他妈的什么臭毛病，记什么鬼日记！赶快去拿回来，注意安全！骂完了他又问其他知青是否还有类似的重要物品忘在宿舍里了，没有人吱声。我背着手榴弹袋，手上握着一颗，一个人朝北奔回了宿舍，心里真有些害怕。

“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场景：不久前还杀声一片的北岸重陷沉寂，只有宿舍周围的荒草正在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轻微声响。114 号航标旁躺着的人血淋淋的不知生死。岸边的那艘船艇正冒着浓烟。我沉住气观察了一下，发现苏军还没有登岛，于是冲进宿舍从褥子底下抽出了日记本，最后看了一眼我们宿舍的南北两条炕，然后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迅速离开了现场去追赶队伍。这本从战火中抢回的日记，浓缩着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成为我的珍藏。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撤退途中，我们不敢走开阔地，只能在林子和柳毛丛中穿行。否则对岸苏军在边防6站的瞭望塔上能观察到我们的撤退路线。在过1 米多深的水泡子时，大家都把武器举过头顶，那样子有点像河北白洋淀的抗日游击队。

“走到江边，对岸陆地上的八岔村没有一点动静。我们朝天开枪，往江汊子里扔手榴弹，总算把对岸人惊动了，开来了团结号汽船把我们接到八岔村。上船之后，排长开始点名，看见了谁，说谁的名字。

“我们才上岸，苏联的直升飞机就飞临八岔岛上空，看样子是想先摸摸情况。这一仗打得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此前苏军登岛抓人烧房子，从来没见过岛上的中国人有枪。现在中国人突然开了火，一下子把他们打懵了。他们不知道岛上是什么样的中国兵力，也不知道中方在陆岸上还做了什么部署，当然不敢贸然反击。

“飞机侦查之后，他们有数了。6 站的苏军炮艇开始向八岔岛扫射轰击。哈巴罗夫斯克的炮艇和机枪巡逻艇也赶到了。两艘炮艇封锁住了八岔村通向八岔岛的水上通道，多架直升机在八岔岛和八岔村上空不停地盘旋。岛上如果还有人，这时要撤回陆岸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的撤退是及时的。

“下午4 点左右，苏方开始了登岛行动。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上岛搜索，他们拉走了我们留在岛上的物品，焚烧了我们的宿舍，连岛上的树木都被点着了，八岔岛上空一片火光和浓烟，一直烧到第二天。据统计，苏联边防部队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和事后两天，共出动炮艇39 艘次，直升飞机10 余架次，军人100 多人次入侵八岔岛地区。我们这边为避免冲突升级，没有做任何的反击动作。

“我们的被褥和用品都被烧了，怎么办？兵团让知青自报个人财产受损情况，每人得到了一套被褥、一套黑色的衣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