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在兵团当马倌、宣传队打杂、丢脸，让我终生受益

我小学上的是史家胡同小学，中学是72 中，那是从北京2 中分出来的一个新学校，英达和姜文也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但比我低了大概有8 届。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从长相上看，你们应该是我的学长呀！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小学6 年级。因为中学搞运动，我到1968 年才上中学，第二年就去兵团了，说是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当时老师让我们学生上讲堂，念报纸、读社论，课堂时间是占满了，可尽是些没用的。知识不能说没学，但学的很少，数学就教到小数点，英语课只教会了我们“Long lif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文革”开始后一下子就没书读了，我只能自己找书看。当时人艺的剧院图书馆没有人管了，我父亲是人艺的老演员，常拿一些书回来让我读。他也没什么具体意向，有什么就拿什么，有《三国》、《水浒》、革命小说、苏联小说，还有小人儿书（连环画）。我没人引导，什么都看，凭着一股求知欲，半古文的东西连懂带不懂地统统从头读到尾。书读完了，我就看大人的《参考消息》，报纸一到手，先看漫画。书报读得多了，写点什么脑子就不空了。在学校参加运动时，我办过小报，刻过蜡版，写过声讨“刘邓路线”的大批判稿，还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对口词、快板词，什么都招呼。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词还没背下来就敢上台演出，不怕丢人现眼。有一次我在说快板书时把词忘了，老师没辙，把写着词的小本给我扔到了台上，我扔了大板，一手拿着小本，一手打着小板，把词给念完了。

我父亲是个老艺术家，演出对我来说是家传，从小我就不怵表演，而且表现欲还特别强。要表演，就要读书、要创作，这成了我给自己补养文化的动力。

1969 年8 月，我初中算是毕业了，31 日离开北京去兵团，被分在了2 师15 团，现在那里叫宝泉岭农场。

我上兵团是死乞白赖要求去的。我两岁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人称“濮瘸子”。9 岁时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算是能正常走道了，但我的这条病腿还是比较弱，你看看，我两条腿不一般粗吧？像我这样的人，当时完全可以留在北京。

去兵团不仅是我主动要求的，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兵团在北京招人的办公室设在灯市口中学。我跑去报名时，人家知道这孩子腿不好，要检查，让我正步走，还做蹲下和站起的动作。我使劲做得很标准，还写了保证书，最后总算过了关。

知青告别亲人，到达兵团。

我到兵团后被分在2 师15 团29 连。刚一到连队就赶上麦收大会战。大雨后的麦子成片成片地倒伏在水里，用机器根本没法收，只能靠人工连拔带割，地里的水没过脚脖子，我的鞋底子薄，怕水下有东西扎脚，还特意多穿了好几双袜子。

10 月中旬，兵团从几个师里各抽出一个营组成了架线团，要架起从抚远到虎林的军用电话线。很多知青哭着喊着要参加，最后我被选上了，觉得特骄傲。我们用了三天三夜赶到抚远的施工地点，一片沼泽地，帐篷还没搭起来，人只能在卡车上过第一夜，那叫一个冷！我们把所有的衣服全套上了，早上起来发现眉毛和眼睫毛被霜连在了一起。

我们的活儿是挖坑埋电线杆子。一个坑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多深，挖的时候要快，因为坑里不停地有水渗出来，动作越慢越难干。为了避免棉衣泡上水，我们只能穿着绒衣干活儿。等把坑挖好了，我们把电线杆子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地把坑填上，然后赶紧换衣服。几个人张开大衣围成一个圈挡风，里面的人把湿绒衣绒裤脱下来，光溜溜地赶紧换上棉衣，那棉衣太凉了，刚一上身的感觉就像贴在冰面上，冻得我嘶嘶直倒气儿。连长拿个酒瓶子挨个问：谁喝？谁喝？我接过酒瓶一仰脖，60 度白酒一口气造了大半瓶！

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要轮流站岗。上岗的人带一杆枪，两颗子弹，点一堆篝火防狼。我站岗时的感觉很自豪，别人都睡了，我在保卫着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是在做最革命的事儿。后来我写下了一些诗句：比如“枪刺挑落了晨星， 战士迎来了黎明……”够浪漫吧？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我们在抚远苦干两个月，提前完成任务“班师回朝”，回到29 连。这时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我被选中了。后来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题目起的是《荒原牧马人》，听上去挺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放马在农业连里是好活儿，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贼死，我吹着口琴放马，潇洒啊！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一个叫苏宛，一个叫阿尔登，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每匹马都有档案，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抢享，胡萝卜我是管够造，经常和马对着面啃。养马的工作没有人管，只有检疫员每个星期来看一次马的卫生和健康情况。

我每天就和马做伴，喂食、放牧、清洗都是我的事。种马的健康关系到连队马群的体质，它的生殖器是我清洗的重点，为这事儿我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得到了表扬。白天放马的时候，马吃草，我割草，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晚上回家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儿几个就着喝点小酒，神仙似的。那时我父亲去了北京市的下属农场，母亲和弟弟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放猪，姐姐去了内蒙古放马，我们这个艺术之家成了畜牧之家。

放了一年马，变数来了，15 团的宣传队要调我去。我真是不想去，还到团里去做上面的思想工作。那是一次失败的沟通，我没有说服团宣传股的庞股长，失望之余，仗着年轻胆子大，居然拂袖而去，在黑夜里一人走了17 里路回了连队。那17 里夜路至今我记忆犹新。天上一轮明月，地下万籁无声。我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脚下踩雪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我舍不得我的连队，放不下我的马，再说，我还没自在够呢。

不管怎么说，上级的调令是不能违抗的，我最终还是到了团宣传队，那是在1972 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的生活，兵团组织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到了师一级宣传队就是准专业的了。兵团的1、2、3 师都有师宣传队，有的水平很高，像19 团宣传队能完整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乐队的乐器也齐全，能演奏交响乐。虽然各宣传队的演出水平参差不齐，表演的内容也比较单调，但这帮人走到哪儿都特受欢迎，毕竟他们带去了热闹，更何况还是一群俊男靓女的表演。19 团演白毛女的A 角特别让我敬佩。她在21 团演出时伤了左脚，我当时还抖机灵来着，建议赶紧采取冷敷的方法防止肿胀。没想到那个女孩儿愣是带着伤把节目完整地演完了，那种精神让谁都感动。

我们15 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的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帮助团里搞好关系，好搞点儿煤烧。那时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就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出来了。我唱也能唱，但调子一高了就拔不上去了。我们演京剧《沙家浜》的片断时，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总需要台边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

因为不能唱，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把我发到了后台。我是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们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了港口的桩子，又画天幕灯，做变形阁，描绘海港的蓝天，要是画深了，再往下洗颜色。我们还钉出了方海珍书记办公室的窗户。

和下大田的农业连队战士相比，我们过的简直就是贵族的日子，宣传队全脱产，俱乐部烧暖气，一星期洗一次澡，吃饭在团部招待所食堂，那里的油烧茄子太好吃了，我们在开饭前半小时就想到食堂排队。

我是个政治上很正统的人，当时讲话了，就是积极要求进步。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左”得够呛，喜欢说官话，一开口就是大道理。为了帮助同志，小报告我也打过，所以我在宣传队里一度受到孤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去佳木斯演出。大家热热闹闹地要在英雄刘英俊塑像前照相，我一凑上去，谁都不吱声了，明摆着是不愿意和我照相。这太让我栽面儿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差成这样？我把自己的苦闷说给父亲，他回信送我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让我明白了宽厚待人的道理。

后来的一件事，从另一个方面又教育了我一次。有一次团领导把我这个副队长叫了去，说团里没煤了，宣传队要在一周之内搞出一台新节目，到鹤岗煤矿去做慰问演出。我说，这不可能，再说大家都下连干活儿呢。领导说：这是任务！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我无话可说，最后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再编个小话剧把时间撑下来。那次团领导用“下连队”来威胁我，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阴影。换位思考，我想我对别人也不能这样。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担心，怕自己哪天做了官也会成了官僚。

女知青方队。刚到兵团时的姑娘们在肃穆中带有几分迷茫（上图），随着对北大荒生活的熟悉，她们多了些欢乐（下图）。 

我们宣传队出过一件大事。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就不是事儿。

问题出在京剧《沙家浜》中扮演胡传魁和阿庆嫂的那两个演员身上。“胡传魁”是老高中知青，长得短、粗、胖，特别有才，能演会编，是队长兼导演。“阿庆嫂”是我们69 届的小知青，才貌双全，是宣传队里的台柱子。本来我们宣传队有禁止谈恋爱的纪律，但这两人不但顶风上，还闹出了“阿庆嫂”怀孕的后果，当时属于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为解决这件事，2 师和15 团都派现役军人工作组来队里整风，我们的演出和排练也被停止了。在调查期间，我们指导员拿着一个小本本一条一条地揭发这两个人的关系进展细节。我这才明白，他一直都在监视着他们。工作组决定对这两个人进行隔离审查，轮班看守，以防串供。

有一天上午，“胡传魁”提出要上厕所，看管他的人正在全力以赴地打扑克，让他自己快去快回。时间一长，看守发现情况不对，挨着屋找“胡传魁”，找到行李房时听见里面有动静，敲门也没人开。看守把门上的磨砂玻璃打破一看，“胡传魁”踢翻了脚下的凳子挂在房梁上了！因为上吊用的背带在仓促间没有系好，在看守闯进屋时，他自己从空中摔了下来，绳子勒得那一下太狠，他的喉结已经被勒到了下颚下方，窒息之下，翻了白眼，吐出舌头。

在我听说此事跑过来时，就见闻讯而来的“阿庆嫂”哭喊着要进行李房。当时大家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抢救“胡传魁”，一个是阻拦“阿庆嫂”。队里有个翻跟头的武生有一些经验，把“胡传魁”的喉结往下一推，终于让他透出了一口气，黑眼球慢慢转了下来，眼睛轻轻地闭上了。这时，团政治处的王副主任闻讯赶到现场，一看人已经缓了过来，就大声问“胡传魁”（濮存昕模仿着他的山东腔）：“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闭眼躺在地上的“胡传魁”的两个眼角里流出了泪水。我一点不夸张，那泪水是成片漫出来了，一直灌到他的耳朵窝里。看到这情景，宣传队的知青中有人哭了。事情闹大了，师里来人宣布：原定下午召开的批判会取消。团领导第二天还把“胡传魁”和“阿庆嫂”请家里吃饺子安抚，并安排他们返城回家。

后来他俩一起去了“胡传魁”家，把孩子生了出来，两人结了婚。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别人自杀，而且和我的关系还这么熟。如果“胡传魁”是和多个女性搞，那当然不行，但他们确实是在恋爱，两厢情愿，婚前同居，这种事要是放在现在，别人连问都懒得问，但在当时就是重大违纪案件。在兵团这种准军事化单位，特别是在宣传队这样的男女交往比较密切的文艺单位，知青之间的恋爱一度是严格禁止的，更不要说造成怀孕的后果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谁都不敢去想搞对象的事了。

这件事一出，15 团宣传队就被解散了，我们被分散下放到各连宣传队，我先后到过10 连、27 连和25 连，哪里需要哪里去，命令一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有时因为走得仓促，连行李都来不及带上，只好去挤别人的被窝。有一次我睡的是公被，又臭又硬，我一夜都只能用嘴呼吸，让鼻子休假——那味道实在太难忍受了。

我在兵团时曾经见过一次军人整肃纪律。我们2 师有个很棒的礼堂，能挂吊杆，有一千多个座位，可以演正规大剧。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上午必须离开剧场。师警卫连还在大礼堂四周放了警戒。我在下乡前曾在北京偷偷看过内部播放的日本电影《啊，海军》，那是我们小孩儿不能沾边的，结果我们溜进影院藏在屋顶看了那场电影。这次我又故伎重演了一回，爬到礼堂的高处偷看大会场景。那是2 师现役军人的一次纪律整肃大会，会上让一批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军人上台示众，他们当场被撕掉了领章，还被打了嘴巴子。所以我感到，兵团那些年对知青和军人都是考验，只是考验的内容不同罢了。 

我最早产生返城的想法是在1973 年。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动脑筋离开兵团，干部子弟从后门走，没后门的人找理由走，我的心也动了。当年我坚决要离开的北京，此时对我产生了强大引力。我第一次回北京探家时，火车到北京站时天刚蒙蒙亮。当我拎着两个装满北大荒土产的大包走出车站时，车站的报时大钟敲响了，那一刻我止不住热泪长流。我曾经在这里参加遣散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而我现在又算什么呢？我发现自己人去了边疆，心还在北京。扎根边疆的口号再喊起来，连自己都发现不由心了。

我回家后躺在自己以前睡过的那张床上，很自然地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时母亲来了，我吓得一机灵，赶紧扔掉了烟。母亲没有呲我，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好好一支烟扔了多可惜。我发现我在妈妈的眼里已经长大了，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我到了自己规划人生道路的时候了。

在兵团知青中开始有人被推荐上学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兵团有一些职能人员的去向是受内控的，一般不予放行，包括党员干部、机务骨干、学校教师、医务人员和文艺人才，因为这些人对维持兵团日常工作的运行很重要。在大田干农活儿的人容易走，我们不行。当时在我们中间流传着一句最高指示：不要动，我有用。这话太像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了，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希望。但等来等去，我们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为了我的新梦想。

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在战友文工团考试的时候，我看见那些穿着国防绿军装的小孩儿们，简直都要羡慕死了。我考的是朗诵、形体和小品表演。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股的王伍福，他就是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个特型演员。许多年后我见到老王时还说：你是我的恩师啊！老王特客气，他说：那怎么敢当呀，现在你可是我的老师。

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既然拒绝是必然的结果，我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呢？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后，到了还是决定放弃要档案了，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之东流。

很多年以后，我们15 团的老政委到北京来时提出要见我，我没有见他。看到他会勾起我对当年的痛苦记忆。

后来我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究竟什么能拯救我，改变我的困境？首先是返城，其次才谈得上搞文艺。”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城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

1975 年底，在一次批判北宋人物宋江的评书表演中，我身穿薄衣裤过长时间站在舞台上，病腿就被冻麻木了。演出结束后，我只能用一条腿蹦着下台，接着就开始发烧。这让我意识到：我有办病退的理由了。住院三天后，我的腿恢复了知觉，但出院后我继续杵了一段时间的拐杖。入夏了我还穿着棉裤，为的就是让领导看见我在保护这条腿，能让他们说一声“就让濮存昕这小子走吧”。

1976 年我开始办理病退手续。医生在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返城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了。我的人生曾那么地真实，又那么地不真实。 

1977 年1 月末，我结束了8 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了北京。当年带到兵团的那个木箱子又随我进了家。刚回家那几天，我老盯着它看，我问自己：真的回来啦？不用再回去啦？晚上我几次梦见我接到命令：立即返回。每次醒来，我都会惊出一身汗！

说老实话，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要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城不久就赶上了空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时要演小品。我选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但我把刷马的动作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在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的第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啊，一个也没遇着！我爱人曾对我说过：亏得你小时候腿得过病，否则不定狂成什么样。你其他条件都好，到哪儿肯定受宠，偏偏你有那点缺陷，让你有点儿自卑，挺好！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蹩脚的演员。我没有学过一天专业表演，我的那点演出功底，都是在兵团时连自己琢磨带跟着别人学，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最初在人艺的舞台上挑大梁时，还受到了领导的质疑。宋丹丹那人性格直，她后来说过一句话：小濮？当初我根本没看好他！我底子薄，起步晚，上山下乡拿走了我近八年的时间，我得往回赶！那会儿我妈妈问我：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忙？我说，时间不够啊！

我在兵团的收获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返城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但我心若止水，并不觉得怎样。现在我身上背负的名头很多，但让我最看重的是慈善家身份。吃过苦的人，不能忘记有苦处的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老知青们有什么诉求找到我，只要我觉得有道理，就会作为提案交上去。比如，他们的户籍在北京，养老待遇只能在外地的原工作地点拿，看一次病，路费就把每月退休金耗得差不多了。从国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但需要有人替这些人发声，我能做多少算多少吧。在兵团八年吃过的苦，让我感到今生再也没有什么苦吃不了。出门坐火车没座儿？我就到餐车和人聊天，别人怨气大了去了，我觉得挺不错。

怎么评价那段知青历史呢？我觉得这和亲历者在上山下乡后的境遇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属于“青春无悔派”，因为我返城后事业一帆风顺，兵团的经历成了我人生阅历中的闪光点。现在哪个成功人士只要说他当过知青，别人马上会觉得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朋友对我说，濮存昕你现在可是人尖子啊。从话剧表演艺术来说，我得到的确实很多，这一方面是命好，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的努力。

我现在的梦想是把自己从剧院里摘出来，已经当了20 多年台柱子了，不想再当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那种担当感，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耗尽了。1972 年林彪的“9·13”事件发生后，我们在兵团一级战备，一人发一木棒子，谁都觉得挺正常，就没想想用这棒子抡谁去，是林彪集团的政治野心家们，还是从黑龙江对面开过来的苏联军队？那时的家国意识特别强烈，在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拿起木棒子就是担当。那段历史给我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凡事要有独立的思考，不能跟着多数人瞎起哄。在表演艺术上也是如此，大家都那么演，你就千万别那么演。

我有很深的知青情结。大家一起苦过来的，无论返城后的道路和境遇如何，那份感情是抹不掉的。我回过北大荒，也经常和我的知青兄弟们相聚。最近我去上海，和大家聚过四次。有时实在没时间，老战友们打个电话聊聊也好。至于大家在一起时聚会的气氛嘛，那得看有没有酒。没酒时大家就是正常聊天，喝点酒就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濮存昕举止滑稽地学起了酒后和老知青们相聚时的说话口气，他腰一弯脖子一伸，左顾右盼一下后用老北京话憋起嗓子说：“你那会儿跟谁谁谁好，怎么也不跟哥们通通气啊？不够意思啊！”）

文章来源：《生命中的兵团》朱维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