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父 一封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信(下)

福建省莆田县、仙游县多年来群众上访告状的数量，据“中办”“国办”统计名列全国“冠亚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地处闽东南黄金地带的莆田市社会经济建设获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是极少数的穷乡僻壤天涯渔村也告别了“无米之炊”的窘境。然而这种“告状之风”至今没有改变。

有人追溯这种风气形成的原因，说是源出于著名剧作家陈仁鉴创作的莆仙戏《春草闯堂》；也有人说是源出于三十年前李庆霖“告御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集体主义”是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秉性之一。这从近年来持续涌现的“股市热”、“彩票热”、“唐装热”中所表现出的“羊群现象”可见一斑。当年李庆霖承蒙毛泽东主席复信的风光，肯定数倍于如今彩票特等奖的获得者，他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同时也激励了全国性的写信告状热潮。

动乱年代生活贫困的人们比起今日疯狂的“股民”和“彩民”来说相对比较务实，他们极少希望重复李庆霖的幸运，去给毛主席写信。他们知道：毛主席老人家已八十多岁，最高指示，金口玉言，既然已言明“统筹解决”。便不可能再给谁以新的幸运。

然而，“全国此类事甚多”确实反映了两千多万上山下乡知青面临的困境。既然不能再向毛主席写信，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李庆霖，这个“幸运的人”便成了全国知青反映情况、诉说困难、倾吐不平的主要对象。

1973年及其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李庆霖几乎被淹没在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来信海洋之中。

选择！这个存在主义者的哲学用语，李庆霖早已从实践中悟出的。然而，李庆霖的这次选择却最终导致他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事情的开始十分平淡而不乏人之常情。

1974年暑假，一位身材匀称面容清秀称得上漂亮的女青年走进了保卫森严的福建省高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住处。她是福州市郊区城门公社杜园大队的赤脚医生陈秀琴。正在这里参加全省招生工作的李庆霖接受了她的来访。

初中文化的陈秀琴拥有较强的文字和语言表述能力。她用悲苦的心情和流行的语言向李庆霖陈述了自己深受“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之害”和“社会上旧观念旧意识的强大习惯势力”的压迫；诉说了到处求告都归于失败的困境。她非常聪明地拜李庆霖为师，说自己甘当李老师的学生。

在她的苦苦要求下，李庆霖收下她的材料，把它转给福建省妇联领导，要求调查处理。

省妇联对陈秀琴的案件作了调查后，把李庆霖找去。她们对李庆霖说，陈秀琴有资产阶级思想，不要农民丈夫，一心想进城市过享福的日子；她丈夫一家要求她循规蹈矩当贤妻良母，不要在外男女混杂抛头露面，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省妇联的领导还说，买卖婚姻现象在农村是极为普遍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大惊小怪。陈秀琴如果不满意这个婚姻关系，就得把所收聘金和财礼退还，好让男方去另行续娶。双方都是贫下中农，陈秀琴想骗婚诈财是非法的。此后，省妇联领导还把陈秀琴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陈秀琴决不接受省妇联对她的调查和处理，继续去找李庆霖。她对李庆霖说：“李老师您不知他们家势力有多大！在省、市、区、公社和大队各级机关里都有人。他们家族的人对我监视森严。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同男同志说几句话，都会被诬陷是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我已多次受到莫名其妙的侮辱……”

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李庆霖认为这是儿女私事，实在微不足道。仙游师范里出来的李庆霖，骨子里是很传统的，这从当年他在晋江地区小教培训班里嘲笑爱和女生说话的组长那件事上可见一斑。李庆霖一直劝陈秀琴还是回夫家去，不要长期躲在娘家惹人闲话。

陈秀琴摇头不语。

李庆霖决心善始善终处理好这件事。他通过省妇联，把陈秀琴和她的丈夫陈传雄都请来。李庆霖当面做调解工作，劝双方要消除成见，和好如初。陈传雄当场接受劝解，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惟有陈秀琴不肯接受。无奈，这场由李庆霖亲自出面的调解工作完全归于失败。

不肯接受调解的陈秀琴继续不断地向李庆霖写信和来访。他向李庆霖倾诉：这次调解之后，男方要她非回男方家不可，甚至动用武力来扭她打她。他们放出话来，说，她是用钱财买来的，生是男方的人，死是男方的鬼，嫁鸡就得随鸡飞，嫁狗就得跟狗跑。他们要对她采取什么手段，任何人都无权过问。

李庆霖被这话激怒了。他禁不住冷笑起来，说：“果真是旧社会的一套封建家规族矩呢，真是森严怕人！”

李庆霖问陈秀琴：“他们把你抓回去，你要怎么办？”

陈秀琴说：“果真如此，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说罢潸然泪下。

纵然是铁石心肠的汉子，也经不住女人的眼泪。陈秀琴的泪水叩动了李庆霖心中某一条很难用软弱或刚强来形容的神经，而结果，差一点把李庆霖送上了断头台。

心情十分沉重的李庆霖把陈秀琴的问题想了又想。最后，当她再次来访时，李庆霖问：“我把你的申诉材料转给省里已无效。我想再把它转给中央首长江青同志。她是个女的，或许会理解封建包办婚姻残害妇女的痛苦。你看行吗？”

陈秀琴当然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李庆霖让她回去准备好申诉材料交给自己，由自己替她转给江青。

李庆霖在转这份申诉材料时，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说明情况，要求调查处理。

李庆霖此时有个朦胧的意念：借此试探一下，江青对我是何态度。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江青把李庆霖替陈秀琴转送的申诉材料给了王洪文。王洪文批转福建省委进行调查处理。

得到这一消息，陈秀琴极为高兴。李庆霖的心情比她更高兴。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省委书记江礼银都对此事关注起来，江礼银负责处理此事，他把陈秀琴、陈传雄夫妻双方叫到一起，认真听取各自的申诉，进行调解。江礼银劝他们小俩口，还是各自打消成见，希望他们破镜重圆。陈传雄承认自己有错，表示接受省委领导的调解。从最初得到消息的兴奋到眼前依然如故的结果，陈秀琴恼怒至极，火气很大，坚决不接受江礼银的意见。

往后，事情就这样拖了下去。

表面看来，陈秀琴即使不服从省委书记江礼银的处理意见，但因有了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批示，她此后的日子便可无风无浪，一片宁静。殊不知，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大人物”江青、王洪文的一言一行既可带给“小人物”陈秀琴相当一段岁月的安宁，也可左右“小人物”李庆霖的命运，把它带入人生非常险恶且无法意识到的境地。

1975年1月中旬，李庆霖作为人大代表光荣赴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在北京市第五招待所一幢紧挨着礼堂的六层楼房里。

这天，李庆霖的宿舍里突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女的穿军装，男的穿便服。李庆霖并不认识这两人，有些莫名其妙。然而经过他们相互介绍李庆霖才知道：女的是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当党委副书记，是个中央委员；男的是张世忠，是个工人出身的“革命造反派”，当时是北京市新华印刷厂的领导成员，是中央候补委员。

李庆霖问他们：“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听说您来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我们特意来看看您。您是个反潮流战士，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是全国知名人士。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的。对您，我们是闻名已久，今天能见到，实在荣幸。我们向您学习！”

李庆霖说：“我老了，不行啦！我应该向你们年青人学习，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老李同志，您多大岁数了？”谢静宜问。

“四十五岁啦！老啦！”

“这个年岁不算老，该算年青，我俩也都是四十岁上下的人呢！”谢静宜和张世忠都这样回答。

交谈中，李庆霖问谢静宜：“你是不是中央首长谢富治的女儿？”谢静宜说：“不是啦！我是河南人。”李庆霖说：“在我们福建，到处都在传说，中央委员谢静宜是谢富治的女儿。”谢静宜说：“确有这样的传说，其实，我就不是谢富治的女儿，连个亲戚关系也没有。谢富治同志的夫人刘部长曾笑着对人说：‘我今年五十四岁，小谢已是四十岁的人了，说她是我的女儿，那么，我十四岁就得生下她，怎么能生得起呀？’刘部长这话，当时逗得不少人哈哈大笑起来。”

李庆霖问：“哪个刘部长？”

谢静宜答：“中央卫生部长刘湘屏同志。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李庆霖摇摇头。

谢静宜把话转入正题，问李庆霖：“您在去年12月初替一个回乡女知青转给江青同志的申诉材料和您写给江青同志的信，她收到了。您给江青同志写过信吗？”

李庆霖没有立即回答。稍停片刻，他问：“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谢静宜笑了：“您的信是我收到的，立即转给江青同志。她已经作了批示。”李庆霖感到莫名其妙，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心里正在犯疑。旁边的张世忠插话：

“她既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也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您给江青同志的信，要经过她的手。”

李庆霖明白了谢静宜的能量，接着问：“前不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央首长江青同志给某部防化连送学习材料，是委托你和迟群一起去的？”

谢静宜点了一下头。

李庆霖又问：“批林批孔中，你们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逼死一个女学生的事，你知道有这回事吗？”

谢静宜说：“这件事已经印成中共中央文件了，怎么会没有呢？”

李庆霖说：“我是做教育工作的，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我们县里向各个中学领导作了布置，全面检查一下，防止这个事件在我们县里重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真是害死人呀！”

张世忠说：“河南发生马振扶中学逼死学生的事件，中央首长江青同志就指派谢静宜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的。”接着，谢静宜在回答李庆霖有关马振扶中学事件的真相时，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

谈话临近结束，谢静宜和张世忠都叫李庆霖有时间到清华大学、新华印刷厂去玩一玩。他们告别走出门去，李庆霖送到楼梯口。回过头来碰上同住一室的熟人，李庆霖兴高采烈地介绍说：

“刚才那位穿军装的女同志是中央委员谢静宜；男的叫张世忠是中央候补委员。谢静宜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又是江青同志的随身秘书；张世忠是北京市新华印刷厂的领导成员之一。”

两天之后的深夜，就在李庆霖他们住地主楼三层会客大厅，李庆霖同福建漳浦县的一位女民兵一起，由廖志高、江礼银带领，接受江青的集体接见。他们进入灯火辉煌的接见大厅，一看，等候接见的人原来很多，黑压压的一片有好几十人。

大厅里，许多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在紧张奔忙着。

江青来到接见大厅时，身边跟着穿军装的谢静宜。谢静宜很像个随从，替江青拿着黑色的大衣和皮包。

江青站在中间对大家说：“大家来北京参加四届人大是很荣幸的。毛主席老人家年纪大了，工作又忙，不能来看大家。今晚，我代表他老人家来同大家见见面。”

受接见的人在大厅里排列成一个大圆圈，都站立着，静候江青走过来依次握手寒暄。

江青还不认识李庆霖，当她同李庆霖握手时，跟在她旁边的谢静宜作了介绍。江青对李庆霖这样说：

“噢！你就是福建的李庆霖。你在去年底转给我的那个回乡女知青的申诉信件，我收到了，已交给洪文处理。你是个农村小学教员，敢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胆量很大。”

李庆霖回答：“谢谢中央首长对知识青年的关心和支持。”

在场受接见的人，除了福建的四个人外，还有：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作者王双印；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内蒙古女歌唱家玉凤；中央委员吕玉兰；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员浩亮、刘长瑜；《杜鹃山》的演员杨春霞以及《沙家浜》中的名演员等。

江青同大家一一握过手，便都坐了下来。江青指名叫了几个京剧名演员，一个接一个地清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王双印还当场放声歌唱他的新创作。吕玉兰也唱了歌。

最后，江青宣布：“今晚没有什么事，只是随便来看一下大家，现在，聋子放鞭炮——散会吧！”说完便向门口走去，谢静宜等人紧随而去。

应该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仪式”，受到接见的“黑压压的一片”人中，多数人不会以此就认为是江青的“亲信”，聪明如李庆霖者也不例外。然而，从此之后，李庆霖被一些人特别是新闻记者推崇和拥戴为有“天线”的人。人所具有的弱点李庆霖无不具有。经不起小人们的包围和吹捧，李庆霖逐渐也飘飘然起来，相信自己真的有了“天线”，并在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踏进了许多原本在台上此时却唯恐避之不及的政治险境。

1975年8月，福建省委领导廖志高在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介绍了李庆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邓小平同志严厉地说：“告诉福建那个新党员，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了！”

邓小平的严厉批语遭到姚文元的抵抗。姚文元立即反应，令《人民日报》社再次派遣人马到福建调查李庆霖的问题，此后，王洪文、江青、张春桥都发话对李庆霖进行“安抚”。

出身贫贱的李庆霖如何受得了这些“大人物”的关照，他在感情上迅速向江青一伙倾斜。更糟的是他那支锐利而不甘寂寞的笔。

1976年初春，祖国大地北方冰雪未融、南方寒雨霏霏。周恩来总理逝世，反击翻案风之风刮起，人们都恨不得把头颅缩进脖子里；李庆霖却在此时再度“横空出世”：

2月5日，李庆霖在莆田县城的古谯楼前贴出全省第一张大字报《公告》，矛头对准莆田县委和莆田地委领导；

2月6日，他又写了《问》的大字报，将斗争矛头进一步升级；

2月13日，他抱病又写出了《清醒头脑、坚持斗争》的第三张大字报，直接把斗争的方向对准中央。

于是，很难说清是由于全国的大气候还是由于李庆霖等人的煽动，福建乱了。省委机关受到冲击，两位书记的家被抄，两位书记病倒住院。莆田地委书记萧文玉被迫做检讨并遭到谩骂和殴打，终于跳楼自杀。莆田县委一度瘫痪。

与此同时，李庆霖的权力迅速增大，从1976年6月起，他列席福建省委常委会。

李庆霖对陈秀琴的婚姻经多次努力调解无效后，仍然给予关心和帮助。他多次试图通过调动或招生等手段把她调离杜园，摆脱男方家族的控制，都没有成功。李庆霖经常给她寄书本和期刊杂志，鼓励她努力学习提高医疗水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陈秀琴经常去福州和莆田的医院、疗养院看望李庆霖，见他衣服脏了，便端到外面洗净。有一次陈秀琴到莆田李家做客，邻居见了，就说：“老李真有一套手腕，从哪里找来这么漂亮的儿媳妇？”李庆霖连忙解释说：“请不要误会，她是我的学生！”

因为这个学生，李庆霖把自己的命运与江青联在了一起；同样是这个学生的一句话，后来又使李庆霖免于被判极刑。

当年8月，正是李庆霖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之时，他正在福州参加省委全委扩大会议。陈秀琴闻讯来到宾馆看望老师。她像老师的女儿一样，见到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起家常，并免不了说起男方最近的动态。李庆霖兴致勃勃向这位学生介绍政治形势，并告诉她：莆田地委书记萧文玉坠楼自杀后，省委某些领导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要李庆霖主持地委工作。

陈秀琴听了吃了一惊，她立即说：“老师您千万别承担这个职务！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戴上这顶乌纱帽，吃力不讨好，老师您还是保持原状为好。”

李庆霖点头接受自己学生的意见。也就在此后的几天，莆田地区各地的武斗事件便此起彼伏地开始了。一年后李庆霖在监狱里回忆此事，还佩服她小小年纪头脑清醒，见识不凡。

1976年9月3日上午。李庆霖和莆田县委一班人在县委礼堂开大会。会议进行了一半，有人进来向县委书记原鲁山报告：“涵江发生武斗，当场打死一两个人。”原鲁山问：“是哪一派的人被打死两人？”答：“打死两个复辟派”。虽说是死的“复辟派”，解放战争中南下的老干部原鲁山马上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立即宣布大会结束，并组织县公安局集中力量去涵江实地调查。李庆霖对这突然其来的凶讯感到愕然，放心不下，中午，他在家里挂电话到县公安局，找人询问涵江武斗的情况。

当天夜里和4日晚上，原鲁山在莆田县委办公楼召开县委常委会，听取涵江武斗死人事件的汇报，研究应对措施，李庆霖列席了这两个会议。会上，原鲁山指示：派人去涵江加强力量，并对被派去的约法三章：一、协助公社党委委员（只剩一人）守卫公社机关；二、做好各大队民兵武器的管理工作，防止再被“复辟派”抢夺过去；三、只许守卫，不许出来。原鲁山还给涵江公社的守卫者们拨了粮食和经费。

此事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与李庆霖没有直接关系，但不知是好奇心，还是责任感的驱使，李庆霖动了去涵江“视察”的念头并且付诸行动。

9月14日早晨，李庆霖只身乘车去山区萩芦公社机关，找该公社党委书记谈了知青问题后，要求他们要十分注意防止各大队民兵武器被“复辟派”转移去搞武斗这件事。李庆霖说：萩芦位于进出山区的必经通道，如果出现武斗据点林立的情况，就麻烦了。党委书记回答说：“这里派性对立情绪有一些，但不像涵江那样激烈。武斗目前看来搞不起来，请县委和老李放心。”

之后，李庆霖驱车来到涵江公社机关。涵江公社那位唯一坚守岗位的党委委员身佩驳壳枪，正在大门口指挥几个戴袖圈的“民兵”构筑防守工事。党委委员见李庆霖来了，便热情地陪同李庆霖进了公社机关。李庆霖细心观察了各处被砸坏的门窗和天花板，也看了被砸开的公社武装部武器仓库房门。党委委员详尽地给李庆霖介绍了涵江事件的全过程。

这时来看李庆霖的人多了，都是一些佩戴红袖圈的“民兵”。

李庆霖对他说：“今天，我来看一下涵江事件的破坏现场。耳闻不如目见，将来我讲话时就有依据，摆事实时就心中有数。”

李庆霖还去看了防守人员。他看见机关大院拐弯抹角的地方，都有“民兵”荷枪实弹在站岗。便对他们说：“你们的防守布置得很周密。”见他们用肥皂箱装上泥沙后堵住了临街的窗口，李庆霖问：“这样堵，外边的子弹就打不进来了？”他看到有个女民兵在拨弄冲锋枪，几个男民兵也在拨弄枪支，便问：“你们都会打枪吗？”男女民兵都笑而不答。李庆霖吩咐：“你们要特别小心，不要发生武器走火啊！”

李庆霖对他们说：“保卫涵江公社机关和涵江镇机关，使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能继续开展下去。现在‘走资派’和‘复辟派’都很猖狂，要和我们对着干。我们就是要认真应付。涵江地位重要。涵江守住了，安全了，城里县委机关也安全。县委对守卫住涵江，十分重视，一定会在人力物力上支持你们，你们要好好干，要认真学好中央文件，加强革命团结。”

李庆霖说着，旁边的人都在静听。党委委员说：“老李今天来涵江，对我们鼓舞支持很大。我们一定要和‘走资派’、‘复辟派’斗到底！”

李庆霖临走时，那位县委派去“加强”的党委委员说：“现在只能防守，不能出击。原鲁山这个限制太死了，让我们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李庆霖劝他：“一定要听县委领导的话，我们不能出击，只能防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

李庆霖在涵江公社机关“视察”半个小时后就告退。一个月后，10月18日，这个他“视察”过的地方再次暴发更大规模的武斗，打死群众多人，打死一名过路的解放军战士；10月19日，又打死群众3人，打伤6人。因而，在随后到来的“抓纲治国”新运动中，涵江公社那位唯一坚守岗位的党委委员和县委派去“加强”力量的党委委员被第一批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李庆霖也因这次“视察”罪行深重，命系孤丝、危若垒卵。

江青“四人帮”被捕后，省城福州盛传李庆霖已被抓捕。陈秀琴闻说，十分着急，10月30日一大早，便从福州赶到莆田。陈秀琴来到李家，只见李老师还十分镇静，仍然谈笑风生。

他对陈秀琴说：“我被逮捕坐牢的日子还未到呢!”他纵论古今。陈秀琴知道：这些话都是李庆霖送给她的杂志《学习与批判》上早有的。

李庆霖最后感慨地说：“毛主席老人家逝世才一个月多，他老婆的下场就这么可悲，实在叫人难以接受!”

陈秀琴感情复杂地看着李老师，面对情绪亢奋的李庆霖，她只有默默点头的份。

这时李庆霖已接到去莆田驻军住地参加学习班“解决莆田问题”的通知。他意识到这是自己与这位亲生女儿般知心的学生的最后一面，便和老伴张秀珍一起，把陈秀琴送到车站，买了车票直接送她上车返回福州。

进了部队驻地学习班的李庆霖再也回不了家，从此就被“隔离审查”。

在长达一年的“隔离审查”中，有一段时间李庆霖被押在莆田地区机关礼堂右侧的一座双层小楼里，那幢楼外就是仓后路，正对李家所在的居仁巷口。李庆霖每天算准时间，等待母亲陈赤柱出门上街的时候。当他看到七十多岁的母亲踽踽独行的身影时，心如刀绞，不敢出声。一是看管的人不允许，二是怕母亲知道自己就关押在家门口，更加难受。

这位坚强的男子汉一说起母亲，就话语哽咽，热泪盈眶。母亲先前多次劝他，还是老老实实当他的教书匠，不要去管“天下大事”。可是自己觉得“忠孝难以两全”。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这么好．为了毛主席要敢于上刀山下火海。他在得势的时候自律甚好，没有丰裕的物资侍奉母亲；如今失势了，却要母亲陪着担惊受怕。自己确实是个不孝之子，母亲风烛残年，如何受得了这种打击，他可是母亲仅有的一个儿子呵!

1977年11月14日，在福建全省有二百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李庆霖被宣布逮捕。

一年零七个月后，1979年6月18日，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莆田侨联电影院以反革命罪开庭审判李庆霖。

审判正式开始后，李庆霖站起来问法庭的人，自己犯了什么罪。

法官指出：他“反对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各级领导，干扰破坏正常工作和经济建设。”并示以大量的证据。

李庆霖说：“说我追随‘四人帮’，我不承认!”

“铁证如山!”法官义正辞严地说。

“我追随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怎么会错?”

“你追随‘四人帮’，也叫听毛主席的话?”

李庆霖继续就这一问题为自己辩解。

当年有记者写道：“法官们觉得没有必要同他再辩。他们感到李庆霖这人不但愚忠，还夹有几分狡黠。”

如今我觉得：李庆霖这人不但没有一分狡黠，而且是太老实太耿直了。其实，就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以莆田法院法官的水平，又如何区别“追随‘四人帮’”与“听毛主席的话”这两个政治概念之间的关系呢?即使真的弄清了，又如何用当时少得可怜的法律条文给政治行为定罪呢?

中国社会在此时重新回到了法制建设进程的轨道上。中国人民有幸，李庆霖不幸。他成了中国法制建设神圣殿堂上的祭品。

宣判大会按既定程序进行。法院审判长宣读“(79)莆法刑初字第00l号的《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被告李庆霖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很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当年7月7日．李庆霖被送到福建建阳。

1980年4月，李庆霖被转到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劳改场河北中队。

这是一个三面环水、北靠武夷山脉的半岛。

囚车开到溪边．李庆霖下了车。几位管教干部帮他提上行李，挟紧他准备渡河。

一条小小的船儿，载着李庆霖和几位管教干部，无声地向对岸划去。溪面风平浪静，李庆霖的心却无法平静，但外表仍保持一种傲然的神态。管教干部从未接收过这么重要的人物，因此，他们生怕李庆霖在渡河时发生意外，严严密密地将他围在中间。

小船终于划到了对岸。这儿去河北中队监狱尚有三华里左右，需要走路。李庆霖望着周围武夷山脉的碧水丹山，自言自语：“华国锋真厉害，将我这个朝廷钦犯送到这个远离人世的桃花源来。”

走过一片油茶林，一片柑桔园，一座水电站，一片农田，河北中队到了。根据《判决书》的规定，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

漫长的监狱生活开始了。

刚开始，李庆霖与其他犯人一样，干些种田、种果的活儿。他从不偷懒，肯卖力气。

农活干了些日子，中队领导看李庆霖劳动积极，又是年过半百的人，便安排他到厨房里当伙夫。他劈柴、烧火，打扫卫生，样样肯干。

监狱里常常发生犯人欺负犯人的事件。李庆霖那次也差点受了皮肉之苦。

那天，李庆霖像往常一样在劈柴。正满头大汗挥斧之际，身边围上来两个人高马大的中年壮汉。他们说李庆霖把饭煮夹生了，要在他身上解解气。

李庆霖泰然处之，放下斧子，两手绞放在腹前。

正在这危急时刻，外面进来四五个年轻犯人。

“李老师!”

几声诚挚的呼叫．使得闭上眼睛准备挨打的李庆霖睁开了双眼。但他不认识眼前这几个青年犯人。

一青年犯人向他说道：“我们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

不用再作介绍，无需过多的问候。李庆霖的双眼不再茫然。

几个知青犯人望着那位仍然揪住李庆霖衣襟不放的中年犯人说：

“快放开!你皮肉发痒了是不是?”

“欺负一个老人算什么本事?要来冲我们来!”

中年犯人吓坏了，连忙松开李庆霖，连连陪礼作揖，指天跺地，发誓再也不敢伤害李庆霖李大爷的一根毫毛。

李庆霖感到了自己在知青心中的位置。他无比激动，也感到一丝苦涩，泪水怆然地流下来。

在伙房的日子里，李庆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其实受益非浅。

他的关节炎等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

他曾经患有严重的右手臂关节炎，每逢阴雨天．他常常会痛得像打摆子一样抖动不已。他的腰部也经常会莫名其妙地疼。病魔常折磨得他日夜难忍。

烧火，劈柴，挑水，扫地……日积月累，物换星移，他的勤劳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患了多年的关节炎不知不觉中居然痊愈了：他的腰也不觉得疼了。他的身体硬朗起来了。

他摸着日渐壮实的身体，心里有了一丝甘甜。他把伙房工作戏称为“火疗”……

这是不是有点幽默感?

李庆霖手上仍然有一本书：1966年以来他早已读过千遍以上举过头挥过千遍以上的《毛主席语录》。他从 “小宝书”里获取无穷的力量。他早就能把那些语录倒背如流了，现在是在反复温习。

他听说外面有一部反映福建省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自己所犯罪行的纪录影片《铁证如山》，前几年轰动了一阵。他要求能够让他看一看，但被拒绝了。

因为李庆霖是重要人物，所以独自住着一个十五平方米的房间。他在房门正对面墙壁上，贴上自己写的仿毛泽东笔体的条幅“向雷锋同志学习”；右壁上贴着一幅毛泽东主席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一起握手的照片；在房门的内壁，贴着一对对联：“敬尊毛主席心不变，坚信大方向志难移。”

监狱大门口的对联同样出自李庆霖之手：“迎春妙舞添辉河北，改造凯歌弥漫崇安”。

1983年以后，监狱方面放开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当年，老伴张秀珍率三个儿女第一次来到崇安探监。

随后，李庆霖提出想到外面去看看的愿望。监狱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管教干部带着李庆霖去附近的城乡走了一趟。

李庆霖一路走去，感到外面的世界确实今非昔比了。城乡的繁华景象给了他很好的启迪，现实粉碎了他心中的郁结。从此他逢人便说：

“看起来，邓小平还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学生!”

1986年9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罪犯李庆霖在服刑中有悔改表现，准予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执行机关观其改造表现提出减刑意见，对罪犯李庆霖准予减刑二年。

1994年8月16日．李庆霖刑满获释回到莆田老家。

家乡莆田确已“旧貌换新颜”，李庆霖出狱时，他的儿子专程去武夷山接他回家，因为他已认不得归家的路。莆田地区1983年改设莆田市，李庆霖的家也划进了城厢区荔城街道。

出狱后．李庆霖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知青”朋友的信，除一般的问候之外，有人在信中说准备办一个酒家，取名“李庆霖酒家”．希望得到李庆霖的同意，并说愿给一万元。李庆霖谢绝了，并说“我不能靠名字吃饭。”

虽然名字不能用来吃饭，但李庆霖还是希望能为自己正名。出狱后不久，他给中央领导去过信，中央中央办公厅把李庆霖的信转回莆田县信访局，但没有得到任何批复。

李庆霖又给莆田市市长去信，希望能解决家里的实际生活困难。市长把信批转给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郑海雄指示县民政局每月给李庆霖300元。

县民政局女局长对郑海雄说：“李庆霖现在户口属于城厢区，不在莆田县；另外，城市救济金每月只能领210元，没有每月300元的政策规定。”

郑海雄回答说：“毛主席说给300元，还有什么政策规定比毛主席英明正确，你就照300元发。”

郑海雄改任他职后，莆田县民政局把给李庆霖的救济金由300元改为210元。省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闻讯，指示发给500元。

李庆霖的老伴张秀珍患癌症住进莆田县医院，一个多月后病逝，医药费花了一万多元。医院院长陈进珍把帐单端给郑海雄，他连看也不看一眼，抓过硬笔批了四个字：全部免掉。

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原在仙游糖厂。制糖业不景气，下岗了。郑海雄把他安排在灵川镇(现东海镇)土地管理所。土地管理是热门行业。

1995年某日，莆田市邮政局门口的阅报栏上贴出一张对联式的大字报，联句为“上正中歪下乱来，民穷商富官发财”．社会上流传说是李庆霖所为。李庆霖说：“我还管社会上的事情干什么，那是故意戴在我头上的。”

李庆霖每天下午如上班一般，总要到街对面的市信访局翻阅报纸。有意思的是，市信访局办公室就是当年拘留过他的那幢二层小楼。每天傍晚，李庆霖出门散步，路人就悄悄指点道：“这个就是李庆霖。”

当我们问李庆霖是否想对两千万“知青”说点什么时，他抬起头，沉思良久，一字一句道：“他们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今天，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成为社会中坚分子，我感到高兴!”但他注意到手里的那本红色封皮的《救济证》时，又不禁长叹一声，“我已成了这个社会最没用的人!”

我们向李庆霖表达了想将他的传奇写成一篇报告文学的想法．借此澄清几十年来流传在社会上的许多不实传言；还希望这篇完稿后请他翻阅核对一下。李庆霖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老而无用，看不了啦!”但非常高兴地和我们分别合影留念。

李庆霖老人有时诗兴大发，要求家人把他的诗作记录下来。

在家人的帮助下，双目失明的李庆霖老人在为友人写对联。

李庆霖由于神经官能症加重，行走困难，便住到乡下东海镇土地管理所他儿子那里去。我有一个堂侄在该所当所长，问起李庆霖的日常性格特征，所长思考良久，回答了一个字：“怪”。

2006年11月，李庆霖病逝于家中。

李庆霖之墓

本文摘自《木兰出海》郑国贤 由莆田文化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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