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中国妇女报》1998年5月22日 

就这么一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整整30年了。当年大多数知青早已重归城里……然而，也有一些女知青，却嫁给了当地的农民，留在了那里。

嫁给农民，有的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与传统决裂”，也有的是出于感情的选择，然而大多数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喘息，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的制约。那时候，她们别无选择。

30年后的今天，老知青们欢聚宴饮，是北京城里的一道人文景观。他们为苦尽甘来举杯。频频举杯的朋友啊，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记为留在当地的那些女知青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离群的雁，你在哪里？

据我所知，在北京至少有两个老同学的圈子在寻找彭皓方。一个是北京女一中初三四班，另一个是青龙桥小学六三班。六三班的同学经常聚会。有一天，他们发现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彭皓方多年来没有一点消息，于是，寻找失踪者，成了他们的集体行动。线索找到了，彭皓方于1968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不久嫁给本村的农民至今留在当地，未回北京。小学同学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决定试投一封信，信上反复说：这几年，我们大家一直在找你，我们商量，你嫁了农民，不知现在混得怎么样，如果很惨的话，我们合着给你出往返路费，让你回一趟北京，大家见见面。

彭皓方在家中打电话

彭皓方终于找到了，她混得还行，现在是土左旗的副旗长。我站在彭皓方面前的时候，她正在旗政府的办公室里，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电话铃、敲门声不绝于耳，她负责全县的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和交通四大块，她办起了这里的第一个特殊教育学校，修建了第一条南北走向的重要交通干线，她是公认下乡最多的旗领导，口碑是这样八个字：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门开了，进来3个农村妇女，反映儿子在外当兵，拿不到政府规定的补偿金，门开了，又进来一伙电影院的退休职工，电影院划归企业后，因亏损拿不到退休金。电话铃急促响起来，放下电话，彭皓方对我说：“走，跟我出去一趟，呼市计生委来检查工作。”……接下来是环保局运行半年，正式挂牌，彭旗长到会讲话，下午是旗政府给贫困职工送温暖。

失踪者找到了，1968年－1998年，30年后，她独自留下了，她成了一位独具风采的女旗长。

……夜深人静，在彭皓方家里，她的丈夫已早早睡去，我要对她进行一次心灵的探究。

──和农民结婚，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1972年的时候，村里知青有一部分抽调走了，有的长期在北京家里住着不回来，我那时心情比较灰，身边也没有个拿主意的人。结婚后，我在村里生活了整整10年，我家里有海外关系，出身有问题，起初下地劳动，后来在村小学校教书。教书以后，我才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我开始在学区的民办教师中小有名气。既是教师又是农民，每天下课后，背着大箩筐，后面跟着2、3岁的儿子去割猪草。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又读了大专，毕业后在旗里的中学教书。

──你是怎么从教师当上副县长的呢？

──我教英语，我教的班，达标率总是土旗第一，于是被领导注意，又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民主人士，10年前我就开始兼任旗政协副主席，后来是人大副主任，再后来当了政府副旗长。

──这几天，我切实感受了你在这里快节奏的生活和独挡一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这里，你已经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比起北京的那些过着平庸生活的同学，那些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一份能够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事的工作，从这点说，我在这里是安心的。但是，说到成功我给你讲一件事，几年前我到北戴河开会，与几个曾在东北兵团的人偶然相遇，因为都曾是知青，所以开始很谈得来，但是他们一知道我没回北京，还留在当地时，他们亲热的眼神和表情马上就变了，那是一种怜悯，更是一种鄙夷……

──在当地农民中，你的丈夫无疑是出色的，善良、勤劳，现在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一种牺牲？

──我认为在婚姻问题上，我最大的牺牲是牺牲了自己的初恋，在北京时青梅竹马的初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

……那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时代，这是一段彭皓方永远放不下的恋情。

当年，这3个女生住在内蒙古的同一座村庄，同一间土屋里，她们同是北京39中初二的学生，插队以后，她们做了相同的选择：嫁给农民。

王秀文夫妇在镇上开的杂货店

王秀文年轻时，长得可漂亮了。当年不止一个农民看上她，她也因此与农民谈过好几次婚事，最终她嫁了一个靠近县城的牧羊人，纵然是嫁在农村，毕竟离“城”近了许多。当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后来丈夫因车祸瞎了一只眼，王秀文也没想过要离婚。

“知青政策”下来，王秀文从农村抽调到县城，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成为国营职工，可去年又下了岗。她说，我怎么什么事儿都摊上了，上学时闹文化大革命，插队时嫁了农民，好容易有了工作又让我下岗。

现在，王秀文夫妇在县城最大的商店租了一个柜台，卖礼品，她正患左侧面部神经麻痹，当年的漂亮，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刘强，现在是县中学的教师。插队期间，她因患严重关节炎在县医院住院，那时候，县医院正为村里培训赤脚医生，她的丈夫，是参加培训的农民，经人介绍，刘强同意了。出院后，她从自己插队的村庄，嫁到更为贫困的丈夫的村庄，嫁到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婚后分灶单过，小两口连粮食都不够吃，刘强每天下地干活，还要割猪草，搂柴禾，那份儿穷，那份儿累，刘强记忆犹新。

1975年，刘强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人物，她的事迹上了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时，刘强正怀第二个孩子，有8个月的身孕不能前往，后来，上面的专车开到村里，接刘强去开会，她腆着大肚子坐在主席台上，现在想起来，刘强自己都觉着特别好笑。

开会回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只有王真还住在村里。王真的家，离县城40公里，汽车驶进村庄后，我们下车去询问，村民指向最南头的一所农家小院。王真在家，她面孔白皙，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她是公办教师，在村里的小学校工作，丈夫还是农民，年轻时在打井队，现在年纪大了，在家务农。王真今天外出刚回家，她去补办了夫妻关系证明，老奶奶活着的时候，怕王真拿了结婚证去离婚，早就把结婚证毁掉了。她用平静的语言叙述着她平静的生活。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几只羊，一个男人。“是他回来了！”王真露出毫不掩饰的笑容，欣喜的笑容。

王真夫妇在自家房屋前

听说王真的丈夫比他大七八岁，今年应该五十好几了，可进来的男人显得年轻，他两眼有神，步伐矫健，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一件黑皮夹克，更增添了他的几分帅气。1969年，几乎是刚到18岁的王真，就嫁给了这个农民为妻。现在，他们的独生子已长大成人，办回北京多年，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你还打算回北京吗？”王真摇摇头：“我们老两口，守着这么大的院子，北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离开王真的村庄，她的眼睛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王真有一双纯净的眼睛，明亮的黑眼珠，那眼白，透着乡村天空的湛蓝，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

她双腿跪坐在炕中央，身上穿着厚厚的破烂衣裳，有的地方用绳子捆着，她脸上戴着两个污脏的口罩，即使是在夏天的酷暑里。她面前总是摆着一个盛着水的小盆，她用一块小布，不停的蘸水，擦手洗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能相信，她这副样子，已经整整20年！谁又能想到，她是30年前从北京来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

宋宝英坐在自家在炕上

宋宝英插队前，是北京华嘉寺中学初一的学生，她家境困难，父母早逝，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她插队的村庄，是那一带最穷的地方，男人讨不上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她们一共去了9个北京女知青，下乡一年，8个都嫁给村里农民了，其中有一对亲姐妹，姐姐嫁的是大队书记，妹妹嫁的是大队会计。宋宝英嫁的最不好，是个赶大车的，还听说比她大好些。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光头上有几根稀疏的头发，满脸皱纹。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0多。50多？记得10年前我问过他，他就说他50多。就是这个农民，娶了宋宝英后，成天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过大年，村里人都相互走动走动，他也不让宋宝英出去。他们村里，从甘肃、四川买来的媳妇跑掉的可多了，这个身无分文的光棍汉家里，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个不花钱的媳妇，他最怕的，就是媳妇跑掉。

没有人告诉我，宋宝英这样被锁了多少年，反正当她自由了以后，人们看到她病了。她怕见人，一年四季，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她夏天都穿着棉衣，甚至用线把衣裤密密缝牢，她不再开口讲话，这样封闭了自己20年。

“这些年给她看病了吗？”

“看病？她没病。就是穿衣裳和人不一样，再就是不和人说话，听见你们这北京口音，才说两句。”

我相信，任何一个见到宋宝英的人，都不会否认她的病，问题是，这二三十年的沉疴如何治愈！十几年前，旗里给了宋宝英一个就业指标，因她丧失了工作能力，就由她的丈夫顶替她，进旗水泥厂当了工人，这二年，水泥厂有许多工人下岗，旗里为了照顾宋宝英，没有让她丈夫下岗，每月有350元收入。

“宋宝英，我也是北京知青，30年前咱们一块儿来这儿的，我来看你，摘下口罩照张像吧！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抬起眼飞快地扫了我一下，眼光冷漠得让人心悸。“那，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她是女一中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她有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班里自诩“自来红”的一帮高干子女，拉开了学生斗学生的一幕。她生在农村，父亲在北京是个普通的水暖工，竟然当了3年团支部书记。那些入上团和没有入上团的“自来红”，把心中的不平和积怨，一齐发泄在她身上，她没有申辩的权利，所以永远也说不清自己执行的是什么阶级路线。她们把她围在中间，踢她，打她，朝她身上吐唾沫，她粗粗的麻花辫子散开了……

1968年，她带头要求去山西插队，临走前，妈妈买来布，在灯下一针一线给她赶做新衣、棉鞋、单鞋，一做就是大半夜。听说雁北冷，借钱给她买了新棉猴，妈妈一趟一趟，出去又回来，买了牙膏牙刷肥皂鞋刷，甚至卫生纸都买好了。父亲脸上，往日的严肃不见了，满眼泪花。她那时候就有一种预感，好像父母是在送别出嫁的女儿。

1969年，村革委会主任做媒，给她介绍了一个刚刚回村的复员军人，第一次见面，她就非常满意。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农村青年，面孔白皙，五官端正。征求北京父母的意见后，他们在村里结婚了。革命化的婚礼办得很热闹，生产大队给他们修了房子，公社送他们两套《毛泽东选集》，宣传队在他们的婚礼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因为是复员军人，丈夫很快有了工作，工作在外，丈夫每周回家一天，她在村里的学校教书，忙家务，男耕女织，两情相守，日子虽苦，她心里可是甜蜜蜜的。

但是好景不长。丈夫在外乱搞女人，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分，被判劳教二年。她实在经受不住这一重锤，被击倒了。她开始手脚麻木，口腔起泡，由于过度吸烟，胸痛发散到下巴，常常不由自主地流口水、尿裤子、迟钝、失语，精神恍惚。

两年后，丈夫刑满回来，调动了工作。她原谅了丈夫，她对自己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太爱动情，只要痛改前非，就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丈夫难改前非。他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她的家里，有的时候，会有女人拿着砖头，前来咣咣砸门，那是两个女人为她丈夫争风吃醋，有的时候，会有男人打电话告诉她，丈夫在外与卖淫的女子鬼混。周围传说得沸沸扬扬。怎么办？她真想杀了他，那样他死了，她也活不了，可怜的是两个孩子。

在家庭生活中，她是失败者，收获的是辛酸和苦痛。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曾经真正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北京女知青，现在在县中学是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是县政协委员，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她收获的是赞赏和尊重。

她叫刘竹。（刘竹的故事可详见她本人的自述：人生路弯弯）

张玲在北京女一中读初中时，骑一辆轻便的二六女车，她喜欢作文，游泳特别棒，那时候她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圆脸、齐耳短发，很是引人注意。

谁也没想到，1968年她到内蒙古农区插队，1969年就嫁给了农民，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她家庭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张玲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遣返回农村老家，母亲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还要接济农村的父亲。

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第二年吃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女知青一年的劳动挣不回自己的口粮，这就是说，需要北京的父母给予补贴，拿出钱来，买口粮，买油盐酱醋。张玲所在的知青小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张玲没有后援，拿不出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不吃菜，拿起两个窝窝，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1969年春天，张玲回北京治风湿病，在家住了没两天，就发现母亲开始卖家具，甚至把睡觉的木床也卖了，她再也无法住下去。她一回到农村，就主动找到队里的青年保管员刚小，提出要嫁给他。那家真是喜出望外，娶个有文化的北京媳妇，特别是省了一大笔财礼钱。

办喜事的前一天，张玲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去，痛哭了一场。婚后，张玲很快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恶习。为此，张玲自杀过，一瓶安眠药100片，吃过4片，剩下的96片她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这时候，她又不想死了，她还年轻啊！……

1979年，张玲离开农村，抽调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属下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丈夫也随之转移到呼和浩特，做些杀猪宰羊，贩卖鸡蛋的生意。1988年，在知青返京潮中，张玲通过假接收单位，把户口办回北京，这样，她在北京有了户口，却丢了在呼市的工作，所以，她实际上一直在内蒙，与丈夫一起做小生意。丈夫多年难改赌博恶习，每当日子刚刚好过一点，钱马上就会被丈夫输光。

1995年，张玲的丈夫因心脏病去世，此时她的一对儿女已成人。她只身到小汤山打工，去年回到北京。

我去北京张玲的母亲家找张玲，她母亲已经76岁，在大杂院里住一间8平方米的小耳房，张玲挤在老母亲的单人床上一起睡，她对我说，天热了，就去她二姐家睡。

我不知道张玲现在算不算是回到了北京。如果是，她在北京不仅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如果不是，那么，何处是归程？

(全文完）

田小野

1998年初我回了一趟我插队的土左旗，住在女一中同学彭皓方的家里，她当时是土左旗的副旗长，她带我去看望了一些留在土旗的知青，多是嫁给农民的女生。回京后就有了这篇文章发在《中国妇女报》上。在那期间，武川县的副县长李福江冰天雪地从土旗把我接到武川。下面这张照片是住在李福江家，和他太太侯玉芝（左）一起包饺子。在武川县，也听到关于海军嫁给农民的模模糊糊的故事，那时还不知她叫王海军，只是说王力的女儿。14年后才在网上看到海军写的她自己的故事。

1998年5月，我在《中国妇女报》发表《嫁给农民的女知青》的长篇报道，用了第1版和第3版整版，这篇文章曾被《作家文摘》《文摘报》等多家报纸转载。在14年后的今天，我在博客上读到的一个人，这个人让我为自己当年的浅薄和偏见感到内疚。这个人就是王海军，一个1973年嫁给内蒙农民的北京女知青。浅薄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女知青的内心世界，偏见就是对其农民丈夫的偏见，看到海军将他们当成自家兄弟般的抖落着他们的酸甜苦辣——这些“鸡嫁随鸡，狗嫁随狗”的农民丈夫——我才意识到，在知青返城大迁徙中沦为弱势中弱势的“知青配偶”，是最值得同情的。

王海军

尽管40多年前海军在日记里表白“我发自内心地衷心地爱上了一个农民”，我还是觉得当年如果能看到一线光亮，海军不会嫁在农村，嫁给农民。10年农村，贫病交加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海军平和的笔调似乎在有意淡化苦难和悲惨，但一个北京女孩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独守除夕夜的孤灯；嫁作农人妇后冒着生命危险在农村自家的土炕上生孩子；为重病的农民丈夫请求点救命款遭遇羞辱和在羞辱面前的无助痛哭……都让我不忍卒读。1978年海军虽然考上了大学，可是为了农民丈夫和女儿的城市户口，她却放弃大学毕业回北京的难得机遇而挈夫将雏去了内蒙古的一个更加偏远的地方。……40多年后的今天，关于自己的农民丈夫，海军平淡地说：“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

真金火炼自安宁，是海军的父亲送给海军的诗句。全诗是这样的：女儿海军自内蒙回京探亲1986年2月 心在玉壶洁似冰，真金火炼自安宁。英豪亦有天伦乐，除旧布新情倍增。注：女儿海军在内蒙插队十年，大学毕业后在内蒙教书，离家已经十八年了。

老杨家四妯娌，后排高个儿是王海军

这首七言绝句只有第一句用典，典出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以玉壶冰心自喻，是一种失意不失志的自信和自勉，在内蒙古生活18年的海军回京探亲，她从清澈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洁净的冰心以告慰父母，比任何人世间的思念都更能表达她的深情厚意。

来源：teddybear-熊窝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