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特殊的知青群体——69届知青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滞留了三大批初、高中学生没有及时分配工作，在随后的上山下乡热潮中被称作老三届，他们就是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后面的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因文革动乱休学一年，1968年一月中央紧急叫停了“大串联”，国务院号召“复课闹革命”时，回到学校的一批学生。他们的初中生涯到69年8月就突然结束了，只勉强上了一年半的所谓中学。这批初中生不同于老三届，也不同于后续招收的初中生。他们是一批被称作知识青年的，文化知识只停留在小学基础的一届，成为共和国一批最特殊的学生。

这批学生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在校期间从未见过课本。当时老的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完全封闭，新的没有人编写，或者根本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所以69届的这批学生所学的文化课是随着老师的感觉教的。数学课只学了一些正负数、有理数，也只相当于现在小学5、6年级的基础知识。物理课老师讲了杠杆原理和用电常识。

有一堂课，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那一天，老师站在课桌上，手里拉着一条电线在做实验，老师让一个同学拿电笔量他的另一只手，电笔突然亮了起来。身体通了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原来这就是木头绝缘的原理，老师告诉我们：人体虽然带了电，但形不成电流，人就不会触电。课堂上学生们都被谜住了，瞪大了求知的眼睛。有的同学提问：我站在地上摸您的手可以吗？老师说，那样就接地形成电流了，我和你都要触电，甚至可能产生生命危险。

记得那时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外语这门课。A、B、C、D26个英文字母,很好学。还学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的口号。老师说，过几天就教我们国际音标。但不久学校开始拉练，学生们都要准备好背包和行李。一天夜间徒步开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北旺去学农了。

西北旺遍地都是水稻，水田对于我们这些乳臭味干的孩子来说很陌生，可是水田很快也为我们带来了好多好玩的东西。最吸引人的当属钓青蛙了。插秧休息的空档，老乡们在水田的排水沟里钓青蛙。原来钓青蛙不用鱼钩之类的东西，只把活的蚂蚱绑在细细的线绳上，然后用木棍挑起就可以了。青蛙见了蚂蚱拼命的咬在嘴里用它的大嘴巴狠命的往肚子里吞，这时趁势把木棍儿甩起来，青蛙不舍得丢掉到嘴的蚂蚱，就活活的当了俘虏。看着青蛙一个个被钓出来那股憨象，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个女生在插秧的水田里突然哭喊了起来，原来她的腿被一条水蛭叮住了，水蛭的头已经钻进了皮肤。一位教我们插秧的老农跑了过来，在那个同学的腿上狠劲儿的拍了几巴掌，幸亏水蛭没有钻进多深很快缩了出来，那个女同学的伤口流出了鲜血。老农告诉我们：水蛭，也叫蚂蝗，万一叮住了不用怕，只需在叮的地方拍几下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们，蚂蝗啊还是中药呢。我们都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事后班主任开会时总结说：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同学们，要虚心学习，学习贫下中农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

那段时间学工和学农总是交替着进行，接受再教育吗，只接受贫下中农的不行，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夏天在稻田学插秧，冬天在工厂里打零工，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也只能干些粗重的活，或帮助打扫卫生。一年半的时间玩耍似的飞快过去了。

69年的8月份，很亲切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马上毕业就要分配了。这样快就要结束学校的生活了？我们还只上了一年半，还盼着老师教国际音标呢，就这样可以不上学了？我们围着老师一头雾水，而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只是说这是国务院决定的，根据1968年底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几天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四个方向，任选报名。

其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其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其三，黑龙江嫩江农场；

其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学校通告说，所有的69届应届生，一个不留全部要到边疆，到农村，到反修防修前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去内蒙，因为内蒙离北京相对最近，就说呼和浩特吧，只有一千多公里。而黑龙江最近的地方也有两千多公里，云南更不必说，最少也有三千多公里。何况内蒙兵团属于北京军区。那时的我，十五周岁多一点，凭着这样的分析当机立断。可是，内蒙兵团要求的条件很高，一要表现好，二要根子正，三条必须是加入红卫兵的。因为父亲属于工人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而且父亲还是革命干部（刚被解放出来的），只有个头太小，才一米五多点儿。这一条没想到费了不少周折，幸亏我的人缘不错，得到班主任王贵俊老师和工宣队领导的力挺，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心里话，能够争取到内蒙，自己还是很高兴的，爸爸也很支持。临走的晚上，还特地赠我一个印有红卫兵封面的笔记本，还特意为我留了言。很快就和妈妈一起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销了户口，并领取了棉被等配给的一些东西。

随我转战南北依然保存完好的通知书

1969年8月16日，是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开始了独立的建设兵团生活。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学生，被共和国的史学家不屑的称为“小69”的一批特殊的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有着“知识青年”称号的载入文革史册的“小69”。

那个红色风暴席卷的年月，相信只要有党的命运就有自己儿子命运的革命干部的父亲，拒绝走后门、靠关系把自己从内蒙弄回北京。所以，那时自己为回北京做出了无数次的努力，结果都成了天方夜谭。我在内蒙屯垦戍边八年，国家始终没有允许知青返城的红头文件，所以那年23岁的我，想起祖父曾说过的一句话：树挪死，人挪活。怀着换个地方兴许会好一些，起码还能争取一些机会的想法，就在战友的帮助下，随着允许插队的政策，申请到河北省栾城县马家庄公社宋家庄大队，当了一年的农民。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队长为报复一个顽皮的16岁的小知青，罚他到砖窑背砖。那个小伙子身体瘦弱，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就主动的要求替他到生产队砖窑。队长怒气横生，说那你就和他一起去吧！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趟要背负七八十斤的重负，还让他怎样正常发育？我在第二天到县知青办反映了这件事。是退伍军人出身的张中枢主任发话，赦免了那个小知青。而我也为自己的抱不平付出了代价，替代小知青在砖窑里当了十个月的窑工。

那是1977年，农村砖厂相当落后的时期，出窑没有机械，全凭窑工的双手把砖块背出窑外，炎炎夏日顶着40度高温，我们把麻袋折成锥形披在身后，双手垫着纸壳，温度还是烫手的砖块不小心会把手指烫出水泡。最难忍的还是干渴，喝下一碗水，立马变成水珠滚滚而下。窑头为了赶着装窑，拼命地赶着窑工一趟接一趟的往外背，直至一个窑工晕倒在地，才允许暂时休息一会儿。

真正脱离了砖窑这个苦海，还是在一年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粮食局工作。再后来又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漂泊四海做起了广告喷画，真的是以四海为家了，那是一段比较惬意的生活，一段相对体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生活。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16岁的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到达连队的第二天，就与全体职工下了地。因为那年正赶上连续大雨，拖拉机、康拜因都下不了地，急需人工抢收地里的麦子。毕竟年幼，身体还未发育全，才干了两天活儿，就腰酸腿疼累得不行。于是，第四天的上午，任凭出工哨响了一遍又一遍，他和十七八个69届伙伴似乎是商量好了，全都躺在帐篷里不出去。无疑，这是公然罢工啊！初到兵团的他们，实在是不知深浅。我们几个年龄稍长的老三届看在眼里，难免有些担心。不过，为了与他们保持一致，我们也没有出工。也许，看我们心齐，又念及新来咋到、未及休整，所以连领导来催促几次无果后，居然就默许了，过后也未加追究。

当然，这种事情可一不可二，他和他的69届伙伴，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一两毛钱一盒的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仿效。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哥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了，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照样聚。以后，住了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已经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好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去年夏天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