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小六九”

人们都喜欢把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称之为老三届，即66、67、68届，唯独不提69届。这批应该66年小学毕业，69年中学毕业的学生被人称之为“小六九”，“六九”就六九呗，偏偏还要加上个“小”字，似乎带有一点贬义。

从未听说哪一届学生，叫“小”XX，有吗？独此一家！同是“六”字头的六六届老高三和六九届小六九，一“老”一“小”差距十分明显。

所谓老三届，是文革前进入初高中的学生，不论在校时间长短都算，就连68届仅仅进中学才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学习时间也不长，偏偏也算是老三届。他们都是正规军，老嘎得很，而且有正规文凭，当之无愧的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小六九”都是不伦不类的群体。

出生在五十年代，战争结束，一张白纸，百业待兴。60年代初进入小学，正是学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偏偏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少穿倒也罢了，缺吃是明白的，连基本的粮食都得不到保证，更别提补充营养了，一个个面黄肌瘦，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六九。

66年，小学就要毕业了，“小六九”们按老师的要求填写了报考初中的志愿书，可是连考试的机会都没有，仅仅拿到一张由校长签名的小学毕业证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眼看着那些哥、姐们揣着红宝书，扛起大红旗，走南闯北进行革命大串联，因为当时的规定，只有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开出证明，才能去各地大串联。而“小六九”们被抛弃在小学、中学、社会、家庭之间莫名其妙地游荡、徘徊，成了社会游民、混混，没人疼爱的小西癞子。眼看着那些哥姐们活跃在文革的大舞台上，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小六九”只有围观的份，只有起哄呼口号的份。哥姐们贴大字报，刷大标语，“小六九”只能提提浆糊桶。

瞎混混到67年10、11月间，总算盼来一纸入学通知书，就近入学，管你小学学习成绩好与差，没得商量，不去也得去，谁也不得例外，于是乎，“小六九”们终于获得进入中学学习深造的机会。

闹哄哄的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校舍一片狼藉，“复课闹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教室小、学生多，五十多人济济一堂，满满登登，想动一下都难。

老师上课没教材，学生听课没有课本，只有学校自行印刷的随时可能丢失的几页据说是教学材料。油墨印刷时间长了，蜡纸褶皱了，就花了，字迹模糊，还要核对一遍。各科有各科的学习材料，一卷往兜里一揣，也没人背书包，很容易弄脏丢失。因为是班主任老师教数学，课堂纪律好一些，数学几何学得多一些，什么一元一次方程、全等三角形的定理、勾股定理等。其他科勉为其难对付着上，总有几个起哄闹事不爱听课的学生，常常搅得老师没法上课，课堂纪律可想而知。管那个语文女老师叫“小头三梅”；物理老师叫“压强”（因为教了压力与压强）；代课的张老师是革委会成员，一只眼睛是白的，于是送了个外号“夜乌蛋”。化学课压根没上过，元素符号形同天书。英语课教了26个字母，毛主席万岁，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至今还会口诵，手写就不一定正确了。有作业做不做随意，交不交随意，反正没有考试，没有升留级，没有奖励和惩罚，时常看见几个工宣队队员（上海禽蛋厂的工人）戴着红袖标，背着红宝书袋，在窗外走过，算是巡回查看，每当这时教室里安静了许多。时常有闹事的学生被叫去教育了一阵、训斥了几句，倒也老实了一些。

67年至69年底两年时间下乡劳动去了许多次，最长的是带着行李去川沙龚路公社启明大队学农，半个月时间参加秋收，摘棉花、割稻谷、打稻谷，是坐川沙庆宁寺旁的小火车去的，集体宿舍打地铺，热闹得很；学工劳动X次印象最深的是去禽蛋厂，十四、五岁的小孩，和工人一样在屠宰烫泡的大池子边上褪拔鸡毛，没有工钱、没有津贴，据说拔鸡毛算是脏活，每人每天5分钱的营养汤，让其他学生羡慕得要死。因为是夏天，每天都有酸梅汤，甜甜的酸酸的，随便喝，感觉特别好喝，特傻！

掐头去尾地算，“小六九”在校时间仅仅是两年半，中间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还占用了很多时间，临了连个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说是初中毕业，其实空有其名。自然在人前矮了半截，甘愿被人称之为“小”六九。70年开始等待毕业分配，学习最高指示，献忠心，表决心，开大会，总动员，开小会分组讨论，统一思想。春节过后，经三结合的毕工组讨论研究定下每个学生的去向，然后陆续分批开拔了。其实目睹老三届的哥姐们离开学校，“小六九”们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只是不明白凭什么人家是四个面向有个选择，“小六九”就应该“一片红”，一股脑儿一窝端，全他妈的踹到农村，而且是六个方向：黑龙江、云南、江西、安徽等唯独没有上海近郊。

小六九都是些不满16周岁的娃娃，童工啊，个子没长成，身体没发育，甚至童音还未完全变过来，一群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小丫头，离乡背井，扛着行李卷踏上火车，当火车启动的一瞬间，车上车下一片狂嚎恸哭，涕泪交加，就连火车的鸣笛声黯然失色，就连上帝都为之动容的场面，至今还在我眼前晃悠。火车一路颠簸三天三夜到了二井，一个从未听说的小车站，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一点；站在汽车上一路风尘十多里路到了分场。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令人心酸却难以忘怀的艰苦岁月。

“小六九”们私底下说是在修地球，美其名曰：屯垦戍边建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比之下，每月31.25元的工资让我们这帮“小六九”稍有心安，养活自己没问题，君不见，很多农场老职工一家五六口人也只有这些钱，况且去插队的朋友更困难。这点工资成了众人羡慕的高工资。

初谙人事的“小六九”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的独立生存，也是群体生活，让“小六九”们懂得了生活的艰难，懂得了生存的艰辛，懂得了命运的叵测。夏天每天天刚亮就集合列队跑操，冬天天还没亮，迷迷瞪瞪地冒着零下好几十度的刺骨寒风，照样训练，有一次，据说是零下38度出去跑步，那个冷啊，至今未忘。原本一心一意面朝黑土，背朝蓝天的辛苦劳作，编织着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噩梦。

忽然有一天，传来高校要恢复招生的喜讯，于是老三届的哥姐们成了当然的老师，宿舍里挂起了黑板，上起文化课来，语文、数学、英语。放下锄头，重新学习，“小六九”激起高涨的学习热情，期盼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一刻诱惑着每一个人。尽管有人表了忠心，要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当有人上大学走了，有人征兵入伍去了，有人投亲靠友了，陆陆续续的，犹如一泓恬静的湖水中投进了石头，人们躁动的心一时间难以平复。盛传多时解决知青问题的钓鱼、撒网、拷浜终于到来了。

返城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病退、顶替，全都走了，宿舍空了。高高兴兴地返城了，两手空空地回家了，“小六九”们又陷入了重新认识、重新工作、重新生活的崭新课题。要工作等分配，因为无技能，多数人只能在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屈就”，要结婚没钱没房子，因为住房紧张，多数人只能在小阁楼中“窝居”，打地铺。“小六九”们多少年后才慢慢地融入这既熟悉而又形同陌路的大都市。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哪怕是方寸之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倾其所有，呵护、培育，无微不至地，满怀希望地热切期盼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有出息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体面地生活在人群中。2000年前，“小六九”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多数人面临单位重组、整合。下岗了、转岗了、买断工龄了，没有特长的的“4050”们中多数是“小六九”。上有老下有小，屋漏偏逢连夜雨。再次就业，再次上岗，再次认识。生活偏偏是那么捉弄人，历尽坎坷的“小六九”咬咬牙，狠狠心，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继续挣扎在生活的漩涡之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的“小六九”已经步入花甲，知青老矣尚能饭否？有的伺奉老人、有的照看孙儿，有的忙于儿女婚事，生活没有安闲。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才能思忖自己的一生，才能回味自己的过去，才能放眼自己的未来。劳苦艰辛了一辈子的“小六九”们，谁会关注我们，谁会关心我们，谁会关怀我们。

平心而论“小六九”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整体上在校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所谓初中学生，“小六九'是在上山下乡中被集体运动的所谓“知识青年”，实质上仅仅是小学毕业而已，在“小六九”知青身上反映出多种社会矛盾，即69届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虽“贵为”知青，享受到一些知青政策，虽有少部分幸运儿早参军、早返城、早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从整体来说无法改变'小六九'整体弱势的客观事实。从上山下乡时的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无所适从的强烈失落感，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内退、协保、买断，时代的失落感依然强烈存在。其实“小六九”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无论是何时，即使返城后也一样，差距感，低人一等的感觉始终伴随左右。就像没娘的孩子，到哪都遭白眼。生活的煎熬，岁月的磨练岂是一句两句话能随便侃完。

其实，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衰老，老态龙钟；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化成烟尘，四下飘荡；总有一天，有人会说，这帮“小六九”终于走了，话语中有庆幸、有哀伤、也有无奈。即使到了那时，我们还是“小六九”，这是一顶永远都摘不下去的帽子，也许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历史符号。

无数年之后，但愿人们人们能够依稀记得，曾经有过一届学生：一群名不成、功不就、吃尽苦、受够累、遭人嫌、惹人烦。没有上帝、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要创造我们的幸福，要安度我们的晚年，只有靠我们自己。珍爱吧，自爱吧，曾经的、永远的“小六九”。愿“小六九”们能够自强不息，趁我们现在还能走、能说、能看、能想，给自己一个幸福、安静、顺利、祥和、健康的老年生活。

到兵团后，我第一次听到在六九届一词前冠以一个“小”字的称谓。起先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认为大概是年龄的缘故吧。但是，几次回沪探亲后，发现为什么没有对七零届等后几届毕业的学生冠以一个“小”字呢？难道唯独对我们六九届特别恩宠吗？那么，此“小”字，究竟是何含义？难道是鄙视？还是因为其它什么缘故？迄今为止，也许六九届同仁未曾对此质疑过吧？下面，我们不妨尝试着去解开这个谜团。

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参观了纪念长征大型图片展。从此展会看到了解开“小”字迷团一线曙光。展会图片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稚气未脱的小红军们。虽然小小年纪，但是与成人一样，与恶劣的自然抗争，与尾追的敌人周旋，历尽了艰难险阻，饱经了风餐露宿。这儿的“小”不正是一种资格与辈分的体现吗？这儿的“小”不正是一段历史的折射吗？

从年龄上看，假如六九届人与老三届中最小的六八届初中生比较，相差一岁至二岁，假如六九届人与老三届中最大的六六届高中生比较，相差六岁至七岁。但是六九届却与老三届站在了同一个舞台“广阔天地”，几乎是整个族群。而且我们与老三届又共处同一个六十年代。所以，冠在六九届前的一个“小”字，不正是沪语所表现的“年纪小出道早”的意思吗？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比较，邓小平年龄虽小，但是由于出道早，小平同志也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所属同一个大变革时代，也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同站在了一个大革命舞台。所以小平同志的“小”字，除了名字自身的含意之外，也许与上述的小红军同理，也是一种资格与辈分的体现。

以上例举的两个案例，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例证，不仅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小”字的内涵，同时也为我们解开了“小”字的辈分之谜。此谜底的揭晓，为我们吹散了蒙在六九届人身上的一团迷雾，也为我们佐证了此“小”字就是披在六九届身上的一层荣光，是我们六九届人共同的殊荣。这个“小”字，使六九届人与后几届学生拉开了代差，因为我们也是六零式垦荒人。谜团已理清，谜底已揭开，六九届人也许再也不会为一个“小字”，而耿耿于怀了吧。

1966年刚一入夏，天气就已经非常的炎热，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们都在忙着准备各种考试，我们小学毕业生也已经参加完毕业考试，就等着填报中学志愿，再参加一次升学考试就可以进入理想的中学学习了。每当看到中学生配戴着校徽，尤其是名校的学生，心里是由衷的羡慕，盼望着早日走进中学的校门。

六十年代初也是国家安静祥和的年代，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贯穿了小学六年的每个学期，助人为乐、学习雷锋做好事，成为时尚，每一个学生都要爭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个时代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都想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建设祖国出大力。现在可以认为我们的小学六年，是一个充满美好梦想的六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六年，尤其是每年春游，当同学们坐在游船上，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幻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感觉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幸福。感到世界上到处充满了爱，到处盛开着鲜花。那时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老师也非常负责，深深地爱着每一个学生，教书育人是他们的宗旨，每一个孩子的智育、体育、德育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也可以说五零后的美德都是那时形成的。

就在我们积极准备考试的时候，社会随着气温的升高开始躁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升入想理中学的梦想被破灭了。中学以上的学生组织起来串联搞批判，我们小学生变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也有一些同学成立所谓的组织搞起了革命，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很可笑，十几岁的孩子懂什么?

就这样，我们因为没有学校可上，所以在小学多呆了一年多(实际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一年多)，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被安排进了石景山中学，和下一届小学毕业生一起走进初中校门，直接变成了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还好石景山中学是当时复课闹革命的先进典型，比其它学校的学生多学了一点知识，没有课本，老师只能凭借经验教授一点不敢出格的文化。当时讲究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边学工一边学习，工人阶级登讲台，我校的工人宣传队是首钢基建派来的，学工点就设在基建的预制品厂，在厂区空地盖了两间工棚，圈了一个小院就算做是教室了。大家心里也想，放着明亮的教室不用，偏要到这里来上课。也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反修防修，才能使接班人不变色。

春天，在工厂圈起来的教学小院里长出几株野花，鲜艳夺目，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下课后很多同学跑来观看，还有人用茶杯浇水，经过养护，小花长的更加好了，谁知道语文老师也来了灵感，出了一篇作文题叫“我家的小花园”，老师又是辅导，又是讲解，同学们尽兴地发挥，都写得相当的好。哪知道招来了大祸，工宣队抓住不放了，非说语文老师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家庭哪来的小花园”。作文题演变成了爭夺接班人的严肃问题，又是批判，又是肃清，搞的老师们又夾起了尾巴。在中学呆了不到两年，数学只学了一些简单的方程式，英语二十六个字母和毛主席万岁，物理就是跟着工人师傅学着装了几次灯泡。在学工学农的过程中渡过了所谓的初中。我们也就被算做是初中毕业生了，可是我们一直也没有领到过任何毕业证书。

69年的7月底轮上我们毕业了，北京市革委会发了文件，69届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招兵招工指标一个没有，没有任何照顾，也不管独生不独生。一个决定让所有的家长都蒙了头，这群孩子刚刚十六岁，只有小学文化，也没有任何独立生活的经验，吃穿还需要父母的照顾。按照现在的法律还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按照劳动法还处于童年时期，怎么就变成了知识青年了呢?随着历史的潮流，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被卷向了内蒙古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知识青年群体。

到兵团后，我们没有因为岁数小而少干一点活，也没有因为身体还在发育中而受到特殊的照顾，我们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拼命地干活流汗，虽然没有一点社会经验和生存的必备常识，但是由于生活所迫，我们也就渐渐地适应了环境，过早的成熟了起来，身体逐渐长高长壮，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同时也为了边疆的建设和稳定付出了血汗。

尴尬的69届，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大成熟，认识世界还处在一个蒙蒙胧胧的状态，就把一个残缺的少年时光交还给了国家，又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老三届是知青的代名词，可是老三届的词义里又不包含她，在知青里最没有文化、最没有社会经验、岁数最小的是她，占知青比例最大的又是她，恢复高考因为没有文化基础而被边缘化的也是她，回城后下岗失业的还是她。

我们69届初中生，是国家历史中最不起眼的一群人，也是史学家最不屑的一群特殊的沒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但是我们确实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又必须顶着知识青年的帽子，来承认我们自己曾经是知识青年。还要用多年来形成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生活道路上的困境，勇敢地面对现实，自觉地充当着各行各业的基石，默默地奉献着有限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一生来跟随时代的变迁，承担国家经济转型带来的困难和阵痛。

文章来源： 汇文书阁、兵团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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