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立足的上海梦——知青落叶归根的希望

那是七、八十年代交汇的时期。知青们离开故土上海已经十来年了，年届三十岁上下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一时紧锣密鼓；八、九十年代，知青第二代大多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为了后代们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只要家里父母条件允许，都纷纷将孩子送回上海读书；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后代大多年满16周岁，符合上海对知青子女报进上海户口的政策要求，许多“外地小囡”像雨后春笋般地移植进入上海，在大都市里成长。

那些还没有回去的上海知青孩子的家长，唯恐政策有变错过机会，为孩子将来发展、也为自己今后落脚，争先恐后地搜罗各种材料，在故土大上海抢占一席位置。

大平和志超都是上海人，在同一所乡里的中学教书，而且都是讨了本地的姑娘做妻子，连儿子的年龄也一样：大平的儿子丁丁离16周岁还有3个月了；志超的儿子小宣离16周岁也只是半年。

这年夏天，志超的妹妹妹夫从上海赶来，除了来边疆看看玩玩，主要是奉父母之命领侄子小宣回上海，准备报户口、上高中。住在隔壁的大平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老婆孩子知道他的难处，都装作对志超家里的这回事儿视而不见，但大平总觉得亏欠了妻儿什么似的，心里七上八下。其实，大平母亲还健在，前些年大平为了儿子回上海读书的事，也没少跟母亲提及，原先一口应承的母亲到后来却不知为何总是推三推四的不干脆。大平也体谅母亲，与弟弟一家住在一起，不愿意与他们关系弄僵，有时还得奉承着他们，母亲知道儿媳的厉害。

大平就跟弟弟商量，弟弟总是叹苦经：家里拢共不到20平方的两间房，我和阿芳住一间，母亲和你侄女蓉蓉一间，再也容不下外来的人了；再说，蓉蓉今年上初中，总得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吧？

大平想起志超曾说过，万一丁丁在上海住宿有困难，就住他们家，他们家房子大一点。这在大平心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大平跟弟弟说：这我都知道，我的意思是先把丁丁的户口报进上海，拖久了谁知道这政策会不会改变呢？住宿有问题，再想其他办法。

弟弟支支唔唔地说：那我和妈妈、老婆商量商量。

这一商量，便石沉大海再无讯息。

眼见得志超家的小宣就要启程。

志超一早过来催问大平：我要托朋友买火车票了，丁丁一起走吧？跟我妹妹妹夫回去你就放心，保证把你儿子安全送到家。

大平说：我跟他妈妈说一下。

大平妻从里屋出来，干脆利落地说：孩子不去上海了。

志超不明白了，昨晚不还说得好好的？他见大平没言语，一时也僵持在那里不动。丁丁失望地看看父亲，望望母亲，低头走了出去。也许是自尊心和责任感的驱使，大平故意提高了嗓门说：去上海！

一个“去”字说出口，其实是缺少底气的。当晚，大平躲到学校值班室给上海家里打电话。

他怯怯地告诉弟弟：放暑假了，你侄子想到上海来看看。

弟弟好一会儿才说：唔。可上海现在热得煞人。

大平说：顺便也了解一下上海报户口的情况——

弟弟不语。

大平追问了一声：在听吗？

弟弟答非所问：丁丁一个人回来路上能行吗？

大平清了清嗓子，也没作正面回答：你记得我那年来东北插队落户，人还没丁丁高，一件棉大衣穿在身上就像袍子，罩住了两只膝盖骨。你才12岁，送我到彭浦火车站，汽笛响了，你拉住我棉大衣的两个下摆，不让我上车，爸爸越劝你哭得越凶，弄得我也跟着你一起哭，那年，我自己也才刚满15岁啊！

弟弟说：那都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

大平继续说：可往事还历历在目。记得你省下早点的钞票，临走花了1块8毛5给我买了一只口琴，你知道哥哥十岁就会吹口琴，可到15岁才拥有弟弟送的口琴。

弟弟也叹息道：现在的15岁年纪完全还是一个孩子，那时却要跑到边疆去当农民，活生生一个童工，完全可以顶牢不去的！

大平苦笑了一声：当时谁还敢不去啊？另外，我先离开上海了，按政策你就可以留在上海了。

弟弟又一次不语了，怎么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去、留上海的话题啊？

大平向弟弟摊开了正题：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回上海工作的奢望了，可我不想让我的下一辈，永远的生活在偏僻山村，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毕竟是上海人啊！

弟弟为难地说：可家里的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

大平显得斩钉截铁：再困难，还能比得过当年我插队落户时的困难吗？

弟弟再一次不语。

大平平静了一下情绪：这样吧，让你侄子先回上海看看再说。

弟弟低声应道：好吧。

丁丁与志超妹妹妹婿及小宣一起回到了上海。

丁丁在奶奶的小房间里打地铺，堂妹蓉蓉则到父母房里打地铺。堂妹对堂兄十分生疏，本来就没见过几回面，说话都会脸红；叔叔婶婶要上班，所以跟着奶奶逛逛菜市场荡荡大马路；周末，叔叔领他去了趟城隍庙、科技馆，对古典建筑的遐想、对未来世界的向往，激起他的无限兴趣。后来的几天，丁丁买了张地图，自己一个人走南京路跑淮海路，再准备将上海的东方明珠、动物园都跑个遍。

一天夜晚，奶奶坐在床上低头向睡在地板上的孙子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吧，不，有八天了。再住个两三天就叫叔叔买火车票回家吧，休息休息也要开学了。

地板上的孙子不相信这是奶奶说给自己听的话，自己的奶奶总是希望孙子多住些日子，不会撵自己的孙子回去的。

现在只是七月未，离开学还差得老远呐；再有，落户口的事情也没有说起啊？

奶奶见孙子不言语，便低声说：住在外头，总没有在父母身边好，是伐？在这里，天天打地铺，热天还好说，冰天雪地的日子呢？再说，你在上海闲话也听不懂，多不方便啊？

孙子听明白了，确实是奶奶不欢迎我留在上海啊！他感到特别难过甚至沮丧，骤然打消了再在上海呆下去的念头。

第二天是星期天。爸爸一早就来了电话，问儿子情况，儿子没有回答，只是说想买火车票回家；爸爸说让叔叔听电话，叔叔声音压得很低，丁丁听不见，肯定是他们在讨论自己的户口问题。

这天傍晚，婶婶出来进去神情不自然，对待叔叔更是粗声大气，尽管听不明白，但她哇啦哇啦的口气，明显是在发泄不满，他隐约感到，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户口引起了纠纷？

上海里弄

第二天早上，见奶奶在水池旁边洗菜，时不时地擦着眼睛。孙子问她，她只说是进了沙子；孙子要看看她的眼睛，她不让。孙子无趣地走开了。蓉蓉见到他不红脸了，却把头低下来好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他不想呆在狭窄的屋里，拿着地图跑出去，刚走到公交车站旁，公交车就来了，他也不看看几路车，就上去了，他自己都不晓得要去哪儿？这时东方明珠、动物园在他心里已经荡然无存，满心眼里装的都是：我在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人！

乘坐的这辆95路正好是去火车站的，一个念头在心里闪现：“我要回东北的家”。

但他知道身上的钱，根本买不来回家的车票。他坐在火车站的广场木凳子上，无目的的看着来往行人。一坐坐到午后，他也不觉得饿。但他知道再不回去奶奶肯定会担心的。他重新坐上95路公交，回到他不愿意呆的地方去。

大平性格本来就犟。如果弟弟一家在户口问题上能够好好协商而不是不容商量的话，大平本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如今弟弟弟媳反对不说，连老母亲都选边站到了他们一边，这让大平十分郁闷。想当年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自己小小年纪就跑到东北山沟沟里来当农民，一呆就是廿多年。现在想让自己的孩子回到曾经的故乡，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还有什么天伦亲情？

于是，大平也来了倔脾气，坚持要让孩子留在上海。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的家里不太平了，蓉蓉去了她外婆家了；叔叔每天心事重重不说话；婶婶不是冲着丈夫发脾气，就是当着婆婆指桑骂槐：人家是老大，咱说了也没用；可当长辈的也吱个声啊？这么个螺丝壳里还能不能再挤进来人了？都当和事佬，那这个家还想不想要了？这日子不想过，那就散伙拉倒！

奶奶总不接话茬，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唉声叹气；丁丁知道都是由于自己要来上海引起的，这样住在上海不就是度日如年么？爸爸总让他忍耐着住下去，后面的事情由爸爸作主。而身历其境的日子只能自己才能体味得到，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是让儿子来上海不是过好日子，而是遭大罪？

于是，儿子第二次出走。这一次，他不是去火车站，他是背着自己的行囊，准备步行往北方的家乡走，什么时候走累了，就花钱买票坐一段车，然后再走路。因为他身边只有一张五十元的大钞和一些角票、硬币。

他第一天走到了安亭，天已经大黑，买了两只面包吃了，就在石桥旁边的坐椅上躺下来睡着了；第二天走到了昆山，照样是天黑了，还下起了暴雨，响着滚雷，他有点害怕，躲到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上半夜半坐半躺在椅子上，下半夜旅客少了，才完全躺倒下来。第三天，他有点走不动了，想回家的决心支使着他迈动着双脚，向前走。可坚持到唯亭就觉得浑身酸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原以为是饿了，可望着店铺里热气腾腾的肉馒头却没有食欲。走在唯亭镇大街上，就真的迈不开脚步了，他只得在长途汽车候车室椅子上躺倒。谁知道没过个把小时，一个老头来撵他走，说候车室要锁门了。他疲惫地朝公路上走去。他想找一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此时此刻他太需要一张床来托住自己那随时都要倒下去的躯体，他摸着口袋里的那张大钞，舍不得让它瞬间就变成多张零散钞票，他不希望大钞很快就化整为零。他见马路旁有一个草棚子空荡荡的，也不顾残留的烂西瓜发出的腐臭味，便倚着草席躺下来，昏昏沉沉地动弹不得，浑身发热，他真的病倒了。

他迷迷糊糊地像是躺在自家的热炕上，妈妈微笑着望着他，露着两只可爱的小酒窝在告诉他：我们不去上海了、我们不去上海了；儿子笑了，他太喜欢妈妈的酒窝了；爸爸也跟着说：儿子你离开上海回来吧、回来吧！说得儿子热泪滚落了下来……

丁丁出走那天，奶奶是到吃午饭时才想起喊孙子，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去了？一等等到叔叔婶婶陆陆续续下班回来，也不见他的踪影。吃过晚饭，奶奶独自坐在灯下，想想不对，是不是这个小家伙想不开，会不会去做什么事……她不敢往下想，便出来跟儿子说。他叔叔说：这么大个孩子，还会走丢？奶奶又返回小屋。突然发现孙子的双肩背包不在了。她厨柜里找床底下寻。急忙出来告诉儿子。儿子也有点紧张，跑到母亲房里，一眼瞥见五斗厨上留下的一张纸条，是侄子写的，说是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回家。婶婶在一旁提醒说：那还不快去给大哥发个电报，告诉一声啊？

大平接到上海的电报，心情恰似翻江倒海，不知道谁帮他垫付火车票的钱？自己可没有寄过回程的钞票啊！丁丁这孩子不想呆或没法呆在上海，做不成上海人，难道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定了的？ 

他与妻子细细算着儿子回家的大致时间：两天可到长春，然后转一趟火车，再转两趟汽车，连头带尾五天时间也就到家了。

可还没等到第五天，大平就接到乡派出所民警的通知，说丁丁流落在苏州唯亭。真正是晴天霹雳，大平夫妇百思不得其解：好端端的儿子怎么流落到了江苏，还生了病？妻子吓得哭了起来。大平马上跑到乡政府值班室，说了儿子的情况，需要借用电话打长途。

电话直接拨给了上海的弟弟。弟弟、弟媳都有点慌了神，尽管是侄子自己跑掉的，但跑掉有跑掉的理由，若是好好对他，不给脸色、不气急败坏，一个孩子家能够就这样出走吗？叔叔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坐慢车去苏州。

他在唯亭下了车，坐了辆小三轮赶到镇上的一家小旅馆，看到侄子躺在床上，神情木木的，望着天花板发呆。房间里摆满了床铺，没有多余的地方站立，但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叔侄二人，似乎于对方都有点愧疚，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

“住在这儿要多少钱？”叔叔终于打破僵局。

“一天八毛钱。”

“三夜就是两块四。”叔叔问道：“派出所垫的钱吧？”

“不是，我自己有钱的。”

“走，”叔叔拉起丁丁：“我们回家！”

叔叔在唯亭车站旁边的邮政局里，给哥哥发了份电报，报了平安。

然而，东北的哥哥，却已经在赶往上海的路上。

大平踏进家门，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丁丁见到父亲赶来上海，自然高兴，但也知道是自己惹的祸，所以，神情有些木然；而叔叔婶婶自觉侄子出走多少与自己有关，所以也十分尴尬。只有老母亲见大儿子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回上海了，自然是忙前忙后地要操持出一桌丰盛的晚餐来。大平见状，心里也明白，故而只字不提丁丁出走的事。于是，叔叔去弄堂口买来了一篮子的光明牌啤酒。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坐在八仙桌旁，喝酒闲聊。几杯下肚，大平一反先前的斯文，大口大口地喝酒，露出了东北爷们的豪爽来。妈妈说：“你去东北的时候根本就不喝酒，现在酒量这么大。”

大平点着头：“记得临走前那一餐，爸爸让我喝酒，我勉强喝了一口，就辣得不行。现在能喝了，爸爸却不在了。”

“你爸爸为你担心啊！那年你16岁还没到呢，就被吊销了上海户口，派了去当农民，作孽啊！”

妈妈无意中说出户口两字，怎么就这么顺当地引申到了如今还没到16岁的丁丁去留的问题上来，让一桌人沉默。叔叔低着头，想到哥哥的遭际，觉得对待侄子不能太自私了；婶婶觉得家里的条件这么差，不接纳这个外地小囡怎么都摆得出道理来，但丁丁出走，又觉得自己多少有些理亏；丁丁想爸爸既然当年不愿意离开父母，现在自然就应该带我回东北去，我的到来，将堂妹都挤到她外婆家去住了，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老妈妈见状，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言：哎啊！自己和儿子媳妇要长久地住在一个屋檐下，为了一个外地小囡而闹得家中不和，也是自己晚年害怕过的日子；而妈妈的话却刺痛了大平：塞北的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冬寒夏暑，盼望着要回到自己的故土回到家乡上海，一场场美梦一次次落空。一转眼人到中年，愿望虽已淡漠，但他不甘心自己的孩子依然生活在落后于故乡好几个年代的地方，要想方设法，不能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妈妈，弟弟、弟媳，”大平打破了饭桌上的沉闷：“丁丁要来上海，我知道你们都很为难，但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有点门路，也不会来麻烦大家，可我又没有啥本事，只会在农村教个书。”他停顿片刻：“我的要求是让丁丁在上海立个足，能够将户口报进上海，让孩子有一个在大城市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所以，能够在家里挤一挤给他留个睡觉的地方，那就好；若不方便，我另外想办法。”

丁丁问父亲：“为啥偏要我留在上海？”

“大人的心事你还不懂，就不要问。”听父亲一说，丁丁显然不满意，头一摔扭身走开了。

妈妈心里犯嘀咕：有什么办法好想？莫不是出去借房子？钞票有没有先别说，一个小孩家独自在外，谁能放得下心来？她望望这个，看看那个，怎么都不说话？

弟媳开了腔：“大哥有办法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咱们家里的条件，说出去都难为情。再说，丁丁也是一个小伙子了，和谁挤一块都不合适啊！

大平的办法无非就是志超跟他承诺过的“不行，就把丁丁安排到我妈妈家里”的一句话，于是便说：“那我这两天就去想办法。”

弟弟不能不开口了：“家里虽然困难，还是自家人想办法克服吧，我知道大哥在上海人生地不熟，也不会有什么办法的。”

弟媳不乐意了：“先别武断，你怎么晓得大哥没有办法？”

妈妈觉得还是小儿子说得有道理：“对啊，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总归是自家人。”

“就这样，”弟弟对大哥说：“蓉蓉搬我们房间住，中间用块帘子隔开；丁丁和妈妈睡，或者把妈妈的大床换成小床，腾出地方，晚上可以搭一张行军床。”

妈妈连忙点头同意。

就这样，丁丁算是成了上海人。

丁丁在闸北的一所中学读初三，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因为离开学校有三、四站路，中午自然在学校吃。几乎天天是起早贪黑，与奶奶、叔叔、婶婶及堂妹碰面的辰光不多，少了些许口舌。只是晚上做作业没个像样的地方：奶奶的房间只有7平米，无法放下一张课桌，丁丁或站立着在五斗橱上、或是坐小凳子趴在奶奶脚后跟写。奶奶躺在床上总要看一会儿电视，尽管音量弄到最低，但一闪一闪的光亮总要分散他的注意力。没办法，就只有这样的学习条件。

东北的爸爸妈妈知道儿子在上海生活的不易，只要有熟人回上海，总是托带些土特产来，以弥合、缓解一些家中可能会产生的摩擦。但是，在丁丁心里，总会有一种无形的寂寞，甚至是带着某种惊恐，那就是寄人篱下。比如，婶婶分配两个孩子做家务：蓉蓉放学回来早，每天负责拿晚报、收取、折叠、存放衣物；丁丁则是清洗晚餐的锅碗瓢盆。有次晚饭后电视正在直播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他喜欢足球，跟着叔叔一起观看喝彩。不料婶婶将桌子上的碗碟碰得叮当响，丁丁才猛然醒悟，忙不迭地起身收拾碗筷。他边洗边想：若是在自己妈妈身边，怎么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心里直觉得酸涩。男孩子往往记性差，一连好几次，晚饭后若是迟疑或忘记收拾碗筷，只要婶婶的一个斜视甚至余光，都可以让丁丁惊觉。他喜欢吃红烧肉，每当饭桌上有这碗菜，他都可以多吃一碗饭。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胃口好是常见的事，可婶婶对丁丁大口吃肉的样子很是看不惯，起初还是脸上表现出不悦，见此警告并未使丁丁吃肉有所收敛，便直接发声：丁丁啊，像你这样吃法谁家养得起啊？再说了，吃多了肉胃也要吃坏掉的！至此，丁丁碰到吃红烧肉，得下好几次决心才敢动筷子。丁丁喜欢打篮球，难免校服会经常留下灰土汗臭，婶婶便唠叨：怪不得咱们家自来水费这么多？蓉蓉的校服穿一星期都不用洗，看看丁丁的校服，比外来民工还脏。丁丁自然不高兴，噘着嘴不搭理。婶婶便有气：说起来在上海也呆了这么多日子了，怎么就是脱不掉乡下人不讲卫生的坏习气……说得丁丁一摔门赌气离开了家。

丁丁的种种不如意，在家里也没个地方渲泄，而在学校里，他又是十分的孤单。起先，他担心不会说上海话，会不合群，其实，上海的学生在学校都说普通话，这一点障碍都没有。问题出在很难跟上教学进度，尤其是英语，加上语音的差距，丁丁的英语发音总会引来哄堂大笑。因此，丁丁一直自卑，也没有要好的同学。老师找丁丁的叔叔，提出补课的建议，不但补英语，还要补数学，补物理，最好还补一补化学。叔叔告诉了大平，大平随即寄来了钞票：一定要让孩子学习成绩提高上去。

大人花了银子，以为尽到了责任，其实是苦了丁丁，他的休息日全都从日历上抹去。连轴转的灌输，对于他的学习并没有作用，大平想让儿子读个好高中的希望终是落空。一年之后，丁丁没能上高中，进入了一所汽车维修职业学校。

丁丁吃住在学校，只是星期天回来吃个午饭，终于可以半独立了。但矛盾并未消失。有一次周日，午饭后，婶婶见奶奶装了一饭盒红烧狮子头偷偷让丁丁带回学校，便和奶奶拌起嘴来，说她偏心，也不知道留下一半红烧狮子头给蓉蓉吃……至此，丁丁就很少再回去吃饭了。

不久奶奶过世了，他基本就不去叔叔家了。空余时间只是上小宣祖父母家跑一跑，和小宣一起玩玩电脑游戏，只是小宣高中功课紧张，玩一会儿就得结束。但他的祖父母每次必定要留丁丁吃顿饭的。这对于丁丁来说也已经很满足了。

两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丁丁也即将毕业。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企业跑招聘会，他也没有关系，只能在宝山的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每个月只有900元钱，路途远不说，这么大个小伙子再和叔叔一家挤在一起，他也不愿意。只能借房子，近郊租房虽比市区便宜许多，但一套小两房也得1000元朝上，他只能与其他三个外省人合租，每人250元。此外，除午餐单位提供，早晚两餐得自己花钱在外面吃或者回家泡方便面。周日，都是18、9岁的小伙伴们邀着一起外出聚餐或游玩，都得花钱。家在上海的同事，基本是吃用父母的，有不少人还经常向父母伸手要钱；而丁丁吃喝拉撒睡只能在这900块钱里面精打细算。所以他总寻找借口躲避大家的邀请，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孤家寡人。他也想继续进修，那可得花钱；他也想结交女朋友，而姑娘们见他孤单单一人生活拮据，都远着他，让丁丁终于有了自知之明，他再不去想结交女朋友的事。

日子过得单调乏味。

他空闲时只有想家——东北的家。他倒是经常与东北的父母通电话，总说自己生活很好，不想让父母再为自己操心。

然而，他的内心一直矛盾着，在外地人眼里他是上海人：在上海有叔叔婶婶，有父亲的老同学老邻居；在上海人眼里他却是外地人：寒酸，不会讲上海闲话，吃不惯上海本帮菜，喜欢大葱醮酱。他不知道应该向外地打工者靠拢呢，还是向上海同事们看齐？他有点乱了方寸。正在他思考着人生何去何从之际，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对上海的感情越发淡漠了。

叔叔家的老宅要动迁了。叔叔找来丁丁，告诉他：因为他不住在家中，不能人与户口分离，所以要他把户口迁出去。丁丁也在上海呆了近四、五年了，他知道上海人与户口不在一起的很多，没听说非得要人与户口在一起啊？派出所还管我是不是住在家里？他特地去派出所问了民警，人家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丁丁不笨，他清楚这是叔叔他们害怕他的户口不迁走，以后会瓜分他们的房子。

没几天，小宣约他周日去家里吃饭。小宣高中毕业，考取了华师大数学系，他不喜欢以后当数学老师，他祖父母、父母亲都支持他出国学习。那天小宣家里来了许多人送行，大伯小姨都来了。席间，大家都关心一个人在外住宿的丁丁现状。

丁丁只是强颜欢笑，说自己在上海过得蛮好的。

大伯与丁丁叔叔住在一个街道，他告诉丁丁：等动拆迁后，你叔叔分到宽敞的新房子，你就不用在外面租房子了，在上海也能享受到家的温暖了。

对于这个好消息，丁丁却沉默不语。

大家看得出丁丁这孩子肚子里一定有什么委曲或痛苦，要他讲出来。于是丁丁告诉大家，他的叔叔要他把户口从家里迁走。他能把户口往哪儿迁？跟单位领导说了，领导也说没办法，让他挂靠到原来的居委会去。那只能当“袋袋户口”了！

小宣的祖父母以为丁丁已经把户口迁出来了，所以立马表示，让丁丁把户口暂落他们家里，他们和派出所很熟。于是，丁丁也不与父母商量，径直跑到叔叔哪儿，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出来。

户口虽然迁出来了，并且有了落实的地方，但丁丁还是觉得自己的双脚由此悬了空。那小宣祖父母的家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啊！原来还经常去小宣家里，小宣一走，他也就不去了。

当大平知道了此事，立马训斥儿子太没用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把上海户口从叔叔家里迁出来，这等于是拔了自己在上海立足的根、连带把你父亲在上海的后路也给断掉了！

大平回头跟弟弟也发了火：迁走丁丁的户口，也就是想独吞父母的房子！但是你吼十声，我不答一句，起先弟弟是死活不松口，听哥哥要赶到上海来，只能敷衍着说：自己做不了主，再要和家里商量。

大平转手又给丁丁打电话，无非就是叫儿子去盯牢叔叔，户口一定要再迁回去。

弄得丁丁都怕接父亲的电话。

丁丁无缘无故失眠了。晚上睡不到两个小时便醒来，醒来就胡思乱想；白天则无精打采，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工作时，拿了锤子忘记扳手，客户要充气他却卸下轮子补胎。他的师傅火冒三丈，对他从未有过的厉声喝斥：你要是再这样魂灵不在自己身上，我只有告诉老板炒你鱿鱼了！

丁丁怔怔地站着，不知所措。

丁丁的失眠没有好转，他去医院检查了，医生告诉他是“神经衰弱”，建议在家休养一段时间。但丁丁怕不去上班会丢掉这份工作，所以还是坚持着上班。但师傅与老板对自己的不满意，十分明显，季末奖金一分也没得到。

有朋友建议丁丁跑出租，挣得多。他汽车本就会开，只是没办驾照。于是，他干脆辞了职。他问朋友借了三千元加上自己的三千元积蓄，够去驾校换张驾照了。想到自己以后的新职业，丁丁感到有了力量，睡眠也慢慢好了。朋友告诉他：开出租得预交一万五的押金，你得同时筹措。他掐指核计，能求谁帮忙呢？庞大的上海滩上没有一个是他可以与之商量借这笔钱的。他第一次开口问父亲要钱，不料父亲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说：你妈妈承包了一个鱼塘，费用有一小半是向别人借的。你就安心给我修车吧，别异想天开了，赶紧将户口迁回去是正事！

丁丁打消了开出租的念头，然而又陷入了无奈。上网寻找工作，工作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眼看身上已无分文，一天只能吃两袋方便面。他感到空前的无助，尤其是倒霉的户口，让自己的脑袋涨得发疼。

然而，东北的父亲还不知道丁丁此时的处境。时不时仍然电话催促儿子迁户口的事情。

父亲问：“星期四去过你叔叔那儿了？”

一接到父亲电话，儿子就紧张，故重复着问：“星期四？”

父亲问：“周四不是你休息？”

儿子说：“已经没有周四了，我天天都在休息。”

父亲对儿子的回答十分吃惊：“怎么，你不上班了？”

儿子沉默着。

父亲显然着急起来：“喂，喂，说话啊！”

儿子答非所问：“我只想着吃妈妈做的酸菜白肉炖粉条，还有锅包肉……”

父亲不敢相信这是儿子的回答：“你这是说的什么啊？”

儿子继续做着自己的梦：“我想咱家种的那块大葱地，我想吃大葱醮大酱……”

父亲哪知道他连方便面都要断档了，听到儿子梦呓似的回答，简直叫父亲五雷轰顶：“儿子，你怎么啦？病了？快告诉爸爸！”

儿子又一次沉默。

父亲低声哀求道：“快告诉爸爸，你有事不告诉爸爸，我会着急的，你妈妈更会着急的，你妈妈在家里没有一天不念叨你——”

是“妈妈”两字，唤回了丁丁的思念：“我想妈妈，我更想家……现在，上海没有了我的家，东北的家我又回不去，爸爸，我的家在哪儿啊？”说到“家”，丁丁便控制不住自己，在电话机前第一次失声痛哭，他毕竟还不到二十岁啊！

儿子的痛哭，让父亲明白了儿子的心思，他扪心自问，自己原有的美好计划是不是成了折磨自己儿子的锁链？

父亲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一字一句地告诉儿子：“儿子你听好了，不想呆在上海，爸爸不勉强你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你若有什么事，爸爸、妈妈就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妈妈抢过话筒说：“儿子，不想呆在上海就回咱东北吧，妈妈最近承包了两个泡子养鱼正缺人手呢，回来吧，我的儿子，咱们不在上海流浪了……”

说到这儿，大平夫妇都已经泣不成声了。

丁丁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了东北自己的家。

一家人团聚，明白了一个道理。丁丁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上海似乎没有我的位置。”

父亲认同了儿子的这句话：“看来是上海不要我们了！”

父子俩的对话既有道理，又夹带着些许无奈与不甘。难怪留在远离上海的上海知青们，尽管有种种缘由不能回到故乡上海，但骨子里的那份上海情结，却一直牵牢着他们的思乡梦，所以才有那么多在外地的上海知青微信上的名称依然起的直白：“上海人”、“上海人家”、“上海情结”，或带着浓郁故乡气息的“弄堂里”、“南翔小笼”、“老克勒”……，对上海深深的眷恋与不舍，依旧伴随着生活在外地的上海知青们从少年到壮年、从青春到苍老，一刻都未曾离去过。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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