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插队50周年纪念

1969年5月24日，知青专列历经约3200公里的奔波，到达齐齐哈尔市以北的讷河火车站，这里属于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在那里8年的插队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9年5月，根据浙江省、地区分配的任务，平湖动员和组织183名知识青年去内蒙古自治区莫旗汉古尔河公社插队落户，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那里8年的插队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时我20岁，是新仓公社所属新仓镇上的一名知识青年，听了镇里的动员后，也不与父母商量就报了名，并被批准。5月19日上午，在县大礼堂召开欢送大会。会后，支边知青们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热烈氛围中行进至人民公园。那里停泊着几艘轮船，知青们上船后被送往嘉兴。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嘉兴火车站登上了浙江赴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专列，各县的领队与我们一同前往。专列是从金华火车站始发的，知青来自金华、丽水、嘉兴3个地区，共1261人。 

5月24日，知青专列历经约3200公里的奔波，到达齐齐哈尔市以北的讷河火车站，这里属于黑龙江省的讷河县。下火车，坐汽车十几公里就到了嫩江边，等待轮渡过江。江对面就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当时，莫旗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但从8月1日开始，国家行政区划调整，莫旗划归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一直到1979年7月1日, 莫旗又重新隶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旗是达斡尔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全旗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约是平湖县的20倍；1968年统计的总人口是26.7万人，其中汉族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约占莫旗土地四分之三的北部和西部是大兴安岭东麓的浅山区，森林覆盖；其余是丘陵和平原，沃野万顷，是内蒙古的重要产粮区。这里也属于“北大荒”的地域范围。旗革委会所在地是尼尔基镇。 

汽车过江后，再开二三公里就到了尼尔基镇。全部浙江知青被送到尼尔基中学住下。这是莫旗规模最大的中学，已“停课闹革命”两年多了，校园内空空荡荡。我们睡在拼起来的课桌上，吃在学校的食堂里。3天后，知青们被分配到各公社的生产队去。平湖的知青全部分配到汉古尔河公社插队。汉古尔河公社在莫旗的最南部，境内全是平原，是全旗中人口最多的公社。那天上午，校园里来了许多马车，都是各生产队来接知青的。大家找到各自要去生产队的马车，将行李搬上车，人坐在行李上。赶车的人，北方称车老板，他将大鞭一甩，一声吆喝，马儿就拉着知青们奔向新的家。 

我们新仓镇的19名知青，都在汉古尔河公社三合大队插队落户。我和其他10人在三合四队，都是男的；8人在三合九队，6男2女。那里称自然村为屯子，一个生产队的社员一般都住在一个屯子里，没有离开屯子的单家独户。三合大队共有10个生产队，其中一个屯子是全大队最古老的，聚居着几十户达斡尔族，他们组成一个生产队，那里的知青来自北京景山中学。另一个是朝鲜族队，那里也有北京知青。其余8个生产队都是汉族队，其中5个队有北京知青，3个队有浙江知青。村党支部书记是汉族人。整个大队只有一家商店，是公社供销社的下伸店。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大队部，而且不是天天送。当时，公社所在集镇已通电，但三合大队未通电。在莫旗，北京知青比浙江知青插队时间早，人数多一倍，据旗志记载：“1968年8月19日至21日，两批北京知识青年共2588人来莫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东北话是当地通行的语言，少数民族也都能说，我们也都能听懂。开始时，我们说得不太好，发音带着平湖味，还夹杂着当地人完全听不懂的平湖方言词汇，闹出一些笑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村民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我们的东北话也越说越好了。 

当时莫旗的耕地几乎都是旱地，只有南部极少的地方能种水稻，主要是朝鲜族人种植。三合大队各生产队都有一点水田，这也是我们选择到三合的唯一理由，想有点大米吃。水田是引江河水自流灌溉的，集中在朝鲜族生产队周围。朝鲜族人擅长种水稻，其他生产队多聘请他们担任放水员。这里种水稻不插秧，撒种后直至收获，期间拔一次草，不施肥，无病虫害，产量不高，米质很好。 

耕田多而路途远，这是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当地特点。我们屯子离大队部四五公里，离公社约20公里。一个大队的地域要比平湖一个公社还要大。那里的农民对耕地以垧为计量单位，一垧合15亩，也就是一公顷。一块地小的几垧，大的几十垧，甚至上百垧。我们生产队的耕地中，就有几块长达二三公里，面积上百垧。我们曾在莫旗境内一个军垦农场中，穿越一块麦田，田间小路长达二十多公里，让我们充分地体验了绿浪如海、广袤无垠的意境。 

到生产队插队后，每个知青点发一本粮本。每人每月免费供应约20公斤成品粮，其中大米半公斤，白面3公斤，其他是小米和玉米，还有4两豆油，共供应了10个月。当年冬天，知青和生产队的社员按同等待遇分配口粮和大豆。我们是每人每年300公斤原粮，足够吃的。大米、白面在北方称之为细粮，其他为粗粮。那时，当地农民一年到头基本都吃粗粮，有一点白面一般都要留着过年过节时包饺子用，大米极少。我们这些江南人习惯吃大米，面食偶尔也吃点，粗粮可从未吃过。所以开始一二个月大家都为吃饭发愁，因为粗粮做的饭实在难咽下肚。记得第一次从公社粮库领回口粮后，立刻将领回的全部大米煮成饭，一顿吃光。后来，时间一长，又没有别的可吃，慢慢地我们逐渐适应了吃粗粮，且饭量渐增，许多人的体重都增加了。 

刚到生产队时，队里安排一位大婶给我们做一段时间饭，并教我们粗粮的各种做法：焖小米饭、馇玉米粥、贴玉米面大饼子、蒸玉米面窝窝头等等；还从队里领了几十斤黄豆，给我们做了一盆大酱。后来，我们知青们就轮流做饭，并始终团结在一起。在别的知青点，散伙做饭，各吃各的比较多；我们一直住在一屋，吃在一锅。与江南相比，这里主食品种丰富而副食比较单调。大葱蘸大酱是农村的家常菜，我们却不习惯吃。特别是在冬春季节，农民吃的蔬菜，基本上只是土豆、白菜。夏秋的蔬菜比较多，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黄瓜等是农家菜园的主要品种。八月，西瓜和各种香瓜都成熟了，大量上市。秋末，是大田土豆、白菜收获的季节，还有南瓜、萝卜等等。农民将土豆贮藏在地窖里，或加工成粉条，将白菜腌成酸菜，家家都要腌几大缸，以备漫长的冬季吃菜。猪肉炖粉条、酸菜炖粉条是农民的美食。

每个生产队一般有二三十匹马、几十头牛、上百只羊。马和牛是拉车耕地的畜力，羊是农忙时生产队办食堂改善伙食用的。三合四队有队部房子和仓库、马棚、牛棚，围成一个大四合院。我们11个知青就住在2间队部房子里，睡的是土炕。院子中有一口用轱辘打水的公用大井。农民房子里一般都有井。地面下一二米通常就是沙层，一根顶端带孔的铁管打下，然后利用虹吸原理把地下水压上来。农村的房子都是泥墙草顶木框架，墙有半米多厚。屋顶的草是苫草，农民叫苫房草。苫草成片直立簇生在常年湿润的草甸子里，根系发达。草茎晒干后不易腐烂，是披屋顶的好材料。生长苫草的草甸子表土层布满草根，从那切下如枕头大小的长方体，农民叫它草垡子，晒干后垒墙，保温性能很好。院子边有一棵大柳树，树上挂一块铁，每天早上队长敲响那块铁，就是出工的钟声。 

春播、夏锄、秋收、冬打场，这是当地农民的四季歌。莫旗地处北纬48度，比平湖的纬度约高18度。6至8月为夏季，昼长夜短；11至3月为冬季，昼短夜长。6月，正是夏锄最忙的时节，早上4点钟太阳就升起了，我们常常在睡梦中被喊醒，赶紧起来吃饭。出工的钟声响了，我们扛着新锄头，带上一壶水，跟着打头的走向田间。所谓“打头的”，就是一伙人干活的负责人，由他掌握劳动进度和作息时间，他常由干活能手担任。大田作物有玉米、谷子、大豆、高粱、马铃薯等等。谷子也叫粟，脱壳后叫小米，谷草是马、牛的主要食料，有的谷子是粘性的，相当于江南的糯米；大豆在平湖叫黄豆，以出售给国家为主，是生产队的主要收入来源，少量分给社员做大酱、换豆腐；高粱以作饲料为主；马铃薯即土豆，是一年中最主要的蔬菜。 

农民称锄地为铲地，就是每人负责一条垄除草松土。干活时，打头的在最前面，往往还有一个兼顾检查质量的农民。干一二个小时，休息十几分钟，但落在后面的则要继续铲地，直到赶上进度才能休息。休息时，我们经常困得睡着了。开始几天，知青总是落后，老乡常来帮助，但我们毕竟年轻有劲，逐渐地就和老乡不相上下了。骄阳似火，汗滴入土，此时我们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悟自然格外深切。  

八月，庄稼长高了。玉米、高粱长得比人还高，成为青纱帐。大田里没农活，农民们等待着庄稼的成熟。这时，生产队通常要放半个多月假，让家家户户打羊草，就是到草甸子上打草，储存一年的烧柴。草甸子大多在滩地，草长得很茂盛。打羊草用钐刀，刀把有二米多长，刀长一尺多。双手握住刀把，尾部紧靠腰处，刀刃贴近草的根部，扭动腰肢，快速往复地轮动钐刀；刀锋过处，青草齐刷刷地顺一边倒下。随着舞刀人的缓步前行，打下的草在他身侧排成一线。过几天，草晒干后就用木杈子收集起来，在草甸子上堆成一小垛一小垛的。然后，用牛车或马车拉回家，在房前屋后堆成大草垛，作为一年做饭取暖的燃料；当然也可作为牛羊冬天的饲草，这应是“打羊草”的本义。草甸子往往离屯子很远，打草人须带足干粮和饮水，早去晚归。打羊草是很累人的活，草甸子上还有蚊虫的叮咬，所以这个活儿就成为男人们的“专利”。 

屯子边上有一条河叫诺敏河。河底是沙和卵石，河水十分清澈，有鱼，但很少。河对岸属黑龙江省。这里有一渡口，生产队安排一位社员负责摆渡。在枯水期，渡口处可以涉水过河；冬季河面结冰，可以走过去，车辆也可过。离河岸近则几百米，远则一二公里处各有一条土坝，土坝与河岸之间的耕地称为坝外地。坝外地通常较肥沃，庄稼产量高，但洪水一来被淹后往往颗粒无收。我们去的第一年就遇上了洪水。8月下旬，连续降大雨，诺敏河水位急剧上升，坝外大片土地很快就淹没于浩渺洪波之下。半夜，离我们屯子不远的一段土坝被水冲毁了，洪水咆哮着涌入坝内。很快，我们住的屋子里也进水了，水没过膝盖。队里的仓库地势高，没进水；与仓库相连的还有3间尚未完工的生产队新房子没淹，我们就连夜搬过去。这次洪水使整个公社受灾严重。在我们插队的七八年中，仅碰到过这么一次洪灾。年底生产队分红，每个工分8分钱，这也是我们插队几年中最低的分值。冬天，我们知青点约一半的人回平湖过年，春天又都回来了。北大荒的冬天自然要比江南冷得多，但屋里比南方要暖和。屋外很冷，要十分注意保暖。出门的穿戴，头上必是护耳皮帽子，手上是棉的或皮的手套，上身棉袄或羊皮袄，下身棉裤，脚上通常是大头皮鞋和毡袜。江南的冬天，常见生冻疮的人；在北大荒，我听说过有人冻坏了手脚，但从未见过生冻疮的人。 

第二年，我们对北方农村的生活和劳动就适应了。春天，赶车送粪、扶犁点种这些农活我们都能干。那里的农民，那时不使用化肥农药，地里施的肥主要是马粪，还有牛粪和羊粪。夏天的农活，仍然是铲地。秋天，收割大忙的季节。为了集中劳动力搞收割，生产队办食堂，到队里干活的人都可以免费吃饭。屯子边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场院，四周围起来，割下的庄稼都拉进场院里堆起来。隆冬时节，地面冻硬了，开始打场，就是对庄稼脱粒。那时，没有机械，全靠畜力和人力。打场的主要工具是碌碡，农民叫它石磙子。它是一块圆柱体石头，两侧圆心处凿有小洞，用铁件将石头固定在一副木框中间，拉动木框则石磙子就滚动。割下的谷子，或大豆，或高粱等，分别平铺在地，马拉着碌碡在上面转圈碾压，人在后面用木杈子翻动庄稼以助脱粒。碌碡的存在，比孔夫子还要久远。场院里有十几个碌碡，它们一圈又一圈地滚动着。“咕咚、咕咚”，这低沉、苍老的声响，似乎在嘲笑那几年的所谓“革命”。 

打场后期是分粮、卖粮。除了分给社员的、集体储存的，余下的全部卖给国家，主要是玉米、大豆。卖粮通常在12月，这正是北大荒最冷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公社最低气温通常在摄氏零下30度。由于我们队离公社粮库远，所以必须赶早。送粮用马车，一车装三四千斤，大约二十麻袋的粮食；往往上一天就装好车，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就出发。送粮需要跟车的，我跟过几次送粮车，记忆最深的就是凌晨坐在车上的麻袋包上冷得很。特别是脚被冻得受不了，隔一段时间就得从马车上下来，跟着车慢跑一阵，等脚暖和了再上车，如此七八回才能到粮库。

这一年，三合四队分红，每个工分高达2角3分，老乡和知青们都喜气洋洋，这也是我们插队几年中分值最高的一年。铲地、收割等工时长、强度大的农活，干一天能挣12个工分，其他农活一般是10个工分。知青正常参加劳动的，全年工分一般在3000分左右。这一年，三合四队知青扣除一年的口粮款后，分红所得现金都在500元以上，最多的约700元，这样的收入要比平湖农村高得多。这年冬天，我回到了平湖过年；托上海的亲戚买了一块瑞士手表，还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春天带回北方。其他几个知青大多也带回了手表和自行车。老乡们十分羡慕我们的自行车，因为那时的自行车不是随便能买得起和买得到的，何况是永久牌这样的名牌车更是难买到。我们通常会在下次回南方前将自行车转让给老乡。在南北往返中，我们带回平湖的通常有黑木耳、绵白糖、葵花籽等东北特产；带回生产队的则有自行车、茶叶、挂面、芝麻油等。北方的白糖是用甜菜榨的，在当地可随便买，而在平湖要凭票供应。老乡称芝麻油为香油，当地不产。我们将香油分送给老乡，他们很喜欢，说留着吃饺子时用。 

1973年初春，生产队里的一位年轻人谷云龙对我说：朝鲜队有一家缺烧柴，家中男劳力身体弱，你愿不愿意帮助他家搂一天大耙。我说愿意。第二天，我和他都起个大早，走七八里地来到一块靠近朝鲜队草地上。那里已有人，并且给每人备好了一个大耙。备足烧柴是农家大事，主要是靠秋季打羊草，其次是春天搂大耙补充。大耙由耙帘、耙杆构成。耙帘是由一二十根筷子般粗细的钢筋扎成的，呈1米多宽的扇形，钢筋前端弯曲部分称耙齿；耙子连着一根2米多长的木耙杆，耙杆前端有一块弧形的光滑档板，与杆子构成大体的直角。人把档板搁在肩前，如拉纤似地前行，耙齿贴着地面把枯草拉断，并把柴火都积聚在耙帘上。当耙帘上的柴火足够多时，把它卸下来堆成一堆。这是一种很累人的活，非壮实男劳力不能胜任。那天我们一起搂大耙的有六七个年轻人，其中也有朝鲜族队。天气虽然仍较寒冷，但干一会儿身上就热起来了，于是脱掉棉衣继续干。开水和中午饭是朝鲜族老大爷送来的。饭后，稍稍休息接着干。

收工以后，朝鲜族队的朋友拉着大家一起到那位老大爷家吃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少数民族家庭做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干净整洁。他们家虽然并不富裕，但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整齐有序。二是礼节备至。他们家有大爷大娘、儿子儿媳，还有2位未出嫁的女儿，共6口人。到他家门口，男人出来迎接，女人们鞠躬欢迎。吃饭时，只有他们父子俩陪同我们，女人们在旁伺候。一位姑娘恭恭敬敬地站在我的身后，为我斟酒盛饭。我从未得到过如此礼遇，弄得有点不知应对、局促不安。“文革”潮起，号召年轻人“要武”，不要“温良恭俭让”，使我们对“礼仪”两字已经很陌生了；一时偶遇，自然不能适应。对那次做客，至今留下的还有两个印象是：朝鲜泡菜很好吃，朝鲜族人爱歌舞。席间的气氛很欢快，主人唱起了朝鲜民歌；饭后，两位老人还边歌边舞。      

这次帮助朝鲜族老乡解决烧柴困难，是“文革”初瘫痪的大队团支部恢复工作后组织的“学雷锋”活动内容之一。谷云龙是大队团支部委员，不久他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写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毛主席的复信印发全党。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一年，高等院校恢复招生，我和许多知青参加了文化考试。结果，“四人帮”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试全部作废。当年，我们队有一位知青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学去了。秋天，浙江派了慰问团到莫旗，新仓公社当初送我们来插队的那位干部也来了；但他们空手而来，匆匆而去，没有帮助知青解决什么困难。有许多浙江知青根本不知道慰问团来过，他们对此没有印象。 

1974年秋，公社将三合分为2个大队。我们第一至第五生产队仍为三合大队，由北京知青崔永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0月1日，三合大队的8名北京知青和10名浙江知青，另外还有4户老乡，组建成青年队，一位浙江知青担任队长。公社从相关生产队划拨了300多亩耕地、畜力和房子给青年队；第二年，我们还雇东方红拖拉机垦荒150多亩。 成立青年队的目的，是要搞良种繁育，科学种田。我在青年队任会计，还是科学种田小组组长。北京曾先后3次派慰问团到莫旗慰问北京知青，还带来了许多物资和书籍。公社得到了一辆北京“130”汽车，这也是公社拥有的第一辆汽车。我们青年队得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几台安装汽油发动机的喷雾器，还有几十本新出版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农业方面的科普书。手扶拖拉机、喷雾器，都是老乡和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新事物。每人得到了一本塑料封皮的笔记本，封皮上部印毛泽东手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底下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赠”。我得到的那本是淡蓝色封皮的，至今还保存着。 

成立青年队后，我们和北京知青的联系更加密切。崔永华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叫刘潞，是旗委委员，借调在旗委“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任职。他们夫妇有很多书。那年冬天，我向他们借了《纲鉴易知录》，粗读一遍。 

第二年春播前，我们在一位北京知青家长的帮助下，与黑龙江省农科院的一位领导取得联系；经他介绍，先后去玉米研究所、大豆研究所引进良种。记得我和另一位知青带着几十公斤玉米种子返回途中，凭青年队开的“住宿介绍信”，在齐齐哈尔市一家旅馆住宿，被旅馆怀疑是搞投机倒把的，报告了派出所。半夜里正睡得香，警察来了，检查了我们的包和衣服口袋里的东西，盘问了我们一番后走了。当年，我们搞了大豆良种繁育、玉米杂交制种，还进行了化学除草剂除草试验。杂交制种和化学除草，在全公社是首次。据我的笔记，那一年青年队打粮约4万公斤，卖了1.5万多公斤。年底分红，每个工分1角钱。

初夏，有一位在别的大队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要求到青年队来，我们接纳了。她叫遇罗锦，在青年队当食堂炊事员。1980年7月21日和22日，《光明日报》连载长达约2万字的通讯报道《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记的就是她哥哥。青年队在1975年底解散，知青们各自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解散的主要原因，是知青们越来越少了。那一年，浙江知青中有一人上大学，2人被铁路招工。北京知青，除了上学走的，大多在想办法办“病退”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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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底，旗委“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先后抽调了十来名北京、浙江和当地的下乡知青作为工作组成员，进驻旗知青办，我也是其中之一。1976年10月，莫旗国营企业面向知青招工。我和3名原青年队的浙江知青报名后都被录取了。后来，没有上学、没有被招工的知青绝大多数通过办“病退”的途径回原籍了。平湖知青最终留在莫旗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人，他们都是与当地人结婚成家的。我被招工后，仍借调在旗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后又调到莫旗农牧局工作，并从工人转为干部。1983年春，我调回平湖工作。   

来源：北京知青网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