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屯子叫东河：我想睡炕、第一次“出国”、杯中物、大种马、火车、从军路……

江南到东北，生活习惯有天壤之别，印象最深的是火炕。对今天的抚远人来说，这种曾广泛流行于东北农村的卧具早已成了民俗文物，然而，它那平实、温暖、宽敞的感觉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火炕的建筑材料是泥和麻筋打成的炕坯，一般建在卧室的南侧。炕肚子里七拐八弯的烟道与外屋的锅灶相通，一天三餐、糊猪食和烧水的余热成了火炕源源不断的热源。宽大的炕面散热均匀而稳定，即便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屋里也温暖如春，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取暖方式既节能又环保。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月里，火炕对于东北农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家具，既是卧具又是空调。搁在炕上的炕琴柜和小炕桌使火炕成了一家人的活动中心，吃饭、睡觉、会客甚至唱二人转都可在炕上进行。在“猫冬”的漫长季节里，一天有一大半时间在炕上度过，即便是串门，也是下了东家炕又上西家炕，因为大部分的农家都没有专门的桌子和椅子，因此招呼客人的口头语也特别，南方叫“请坐”，东北叫“上炕”。脱了鞋，往炕上一盘腿，主人递上烟笸箩，卷一支旱烟，边抽边唠，累了就在炕上四仰八叉一躺，别提有多惬意了。由于火炕在东北农村生活中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东北歇后语中保留了大量与火炕相关的内容：形容幸福生活叫“老婆孩子热炕头”；形容得寸进尺叫

“挪挪腚你就上炕”；形容后来居上叫“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

冬天在火炕上睡觉是一大享受，窗外寒风凛冽，身下温暖异常，尽管盖着薄被，半夜仍热得伸胳膊蹬腿露出半拉身子。南方人习惯了温暖潮湿的气候，乍一睡炕容易上火，早晨起来口干舌燥，鼻子出血，但一旦睡上了瘾，离了炕还真不行。1969年冬天我在县武装部值班分队值勤，队里没有专门的营房，只好借住县修配厂的宿舍。由于人多炕小，无奈在炕上又搭了二层铺，我在上铺睡了三天。有一天我们班搭卡车去寒葱沟拉木头，来回吹了几小时的寒风，加上没穿大衣，回来就得了急性关节炎，膝关节又红又肿，疼得迈不了步。当晚，班长李黄把炕头让给了我，说来也怪，被热炕烤了一晚上的膝关节第二天就疼止肿消，行动如常。从此我就认准了炕头的好处，无论到哪儿都抢着睡炕头。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炕头给我带来温暖的同时也让我蒙受了损失。1970年3月全县民兵大拉练，最后一晚在反修队宿营，我和张松卿两床被子一铺一盖合睡一个被窝，当然又是炕头。那是一铺能睡十几个人的大炕，两头温差很大，炕头热得烫屁股而炕梢还凉着，于是睡在炕梢的人你填一块柴，我加一把火，把炕头烧得象个烙饼炉。民兵们白天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行军几十公里，人困马乏，脑袋一挨炕沿就睡得跟死猪一般。半夜里我只觉得身下滚烫，受不了就抓一把被子塞在下面，再受不了就抓一把毛毯塞在下面，然后是大衣。等到没啥可抓了，两人像燎了腚的猴子腾地跳了起来，一掀铺盖，一股浓烟夹着火苗蹿起二尺来高。张松卿惨叫一声“着火啦！”一屋子人齐刷刷地跳将起来，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七手八脚扑灭了火灾。眼瞅着被火烧成破布烂棉的被子、毛毯和大衣，我和张松卿面面相觑，心疼得直咂舌。

刚回到杭州的第一个冬天，离开睡了八年的火炕，我像一个真正的东北人那样感叹起南方的湿冷来。垫着厚厚的褥子，盖着八斤重的被子，抱着暖水袋还觉得冷。进出被窝时才知道什么叫遭罪，不禁想起火炕的种种好处。如今，气候变暖了，条件也好了，按理说不应该再惦记火炕了，可每当我感到寒冷时，腰酸腿疼时，都会不经意地想起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新新旧旧、形形色色的火炕来。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火炕对于我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其中包含着太多太多的内容，以至于在公司装潢我的休息室时，我执意按火炕的样式用木材打造了一张地铺，周围还贴上了红砖图案的墙纸。一位诚恳的员工认真地告诉我：“陈总，那不叫炕，叫榻榻米”，我愠斥道：“胡扯，那就是炕！”

乌苏里江发源于我国吉林东海滨的锡赫特山脉主峰南段西麓，靠近东海的石人沟。它原是我国的一条内河，自从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以后成为一条界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全长880公里的美丽河流曾烽烟四起、刀光剑影，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就发生在这条江上。

所谓界江，并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样以江面为界而是以航道中心线为界，航道的确定是由两国共同勘定，并以两岸分别设立的航标延长线为准，在水面上是没有任何标志的。抚远县抓吉公社地处乌苏里江下游，渔业是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中苏友好时期，当地渔民捕鱼并不以航道中心线为准，而是根据历史形成的习惯在鱼类洄游的任何地点下网，俗称“习惯线”，有时甚至紧贴着苏联的岸边下网，总之，只要不登岸都不算越境，而友好时期的苏方对此亦采取默认的态度。自从1963年中苏首开论战，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昔日的盟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然而，两国交恶的形势并不能马上改变渔民的习惯。由于苏联西伯利亚边疆区人烟稀少，几乎无人捕鱼，因此老毛子那边的鱼量大大多于我方一侧，受利益驱使，越境打鱼几乎成了中国渔民增加产量的主要方法，并戏称为“打进口鱼”，由此引发了诸多的边境事件。

1970年鲑鱼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农民张典圣正在乌苏镇滩地下游起网，忽然看见苏军的三艘炮艇开足马力冒着黑烟向我方的一条越境渔船冲去并很快包围了它。同时，中国边防军的一艘小型巡逻艇也快速驶向事发地点，江面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等我们看见岸上前线指挥部发出的撤滩信号并迅速靠岸后，才发现大部份渔船都已撤回，而江面上的争端已经结束。苏军炮艇抢走了那条船上的六片渔网并撞坏了渔船，所幸的是我方巡逻艇及时赶到，制止了苏军的暴行并拖回了渔船，才未发生人身伤亡和绑架事件。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江面上，苏军的三艘炮艇在主航道上一字排开，前甲板主炮脱去了炮衣，炮口齐刷刷地对着中国一侧；沙滩边，四五十艘中国渔船排成一条直线，一百多渔民在公社书记刘庆贵的指挥下组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阵。人人手里都高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苏修必败，中国必胜！”……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乌苏里江的天空。情绪激动的刘书记用手指着苏军炮艇慷慨陈辞：“同志们，看到了吧！他们的炮口对准的是谁？仅仅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吗？不！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声讨了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后，他又严厉批评了肇事渔船严重违反边境斗争政策的行为，再三强调不准越境捕鱼，不准打“习惯线”并停了那条渔船的捕鱼作业。

边境上流传着一句口头语：“边境无小事，事事通中央”，有那么玄乎吗？等我说完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1972年鲑鱼期，我和杭州知青金锦芳一条船。金锦芳外号“条儿”，杭州话就是“大个子”的意思。他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开朗，二十来岁的人还时不时有着顽童般的好奇与胆大，加上我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两个活宝一条船，在边境上免不了生出一些事来。那天是个大晴天，江面上能见度极好，下完网，渔船已经到了主航道中心线附近，闲着没事，两人坐在船舱里抽烟聊天，等着起网。这时，远处有一艘巡航的苏军炮艇贴着主航道慢慢地向我们驶来，甲板上有俩个水兵，一个在冲洗甲板，另一个拿着望远镜朝我们这儿看。我高声地骂了一句“看你妈了个B，老子又没过界！”话音刚落，金锦芳腾地站了起来，一步蹿上了前舱板，掏出家伙冲着老毛子就尿，嘴里还用杭州话嘟囔着：“娘卖B，老子撒泡尿你吃吃！”受他的举动启发，我也如法炮制，俩人一人一杆枪，撒了个痛快。说来也怪，苏军炮艇没有任何反应，径直扬长而去。我俩对视片刻，会意地大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小肚子抽筋，比打了一百尾大马哈鱼还开心。可是没想到这次孩童般的顽皮竟给我俩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公社书记王井林铁青着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照片，“啪”得一下摔在我面前，我一看，正是那天我俩恶作剧的写真，尽管距离较远，看不清脸面，但白色的舷号却清清楚楚。原来，苏军炮艇不但摄了影，而且通过边防会晤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此事一直捅到沈阳军区，上头命令严查严办。我顿时傻了，目瞪口呆地听任王书记那操着山东腔的一顿臭骂，最后的结果是:停船三天，作出深刻检讨。我知道王书记嘴硬心软，换了别人还不知道给个什么样的处分呢！

“国有国界，水无遮栏”，常年在乌苏里江上打鱼的人真不把国境当回事，遇到回航时顶风，靠着老毛子岸边又近，免不了“出国”避避风，方便方便，打鱼人戏称为“拉出口屎”。那一年在白灯滩地打秋边子，我与福祥一条船。一天中午，我们的船起完网后离老毛子岸边仅几十米，岸上有苏军的一座瞭望塔，通过几天的观察，我们确定上面没有苏军士兵站岗，俩人一商量，决定上岸拉屎。完事后意犹未尽，我突发奇想上塔楼看看，福祥在船上警戒把风，我扶着栏杆，一步一回头，战战兢兢地上了瞭望塔，满以为总该有个望远镜啥的，可是里面啥也没有，只有一架跟我们一样的手摇电话机。我观察四周确信无人，就抓住摇把使劲摇了几下并抓起听筒贴近耳边，只听见里面传来一阵俄语说话的声音。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用最快的速度骂了一句“操你妈！”扔下听筒撒丫子就跑下了塔楼，那慌张劲儿就象大白天见了鬼，一边跑一边喊“快走！快走！”可福祥刚卷完一支烟，嘴里还嘟囔着“慌啥？瞧你那点儿胆子。”我不由分说，抄起蹬杆子几下子就将船蹬离了岸边。等我们快靠岸时，从对岸圈儿河口驶出一艘苏军炮艇直奔瞭望塔而去。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出国”。

都说酒量是遗传的，我就不信！俺家打俺爹那辈儿往上算，祖孙三代没有一个喝酒的，所以到了我这辈儿，兄妹四个除了我也是滴酒不沾。如此看来，俺这酒瘾与遗传无关，纯粹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尤其是接受东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会喝酒是必然结果。

第一次喝酒是在东河骟马。四个马卵子抽筋剥皮，洗净臊物件儿，加上韭菜炒了一大盘，坐在木匠老崔家炕头上的我喝了第一口“北大荒”。62度的酒精一入口，辣得我咳天呛地，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乐得老崔前仰后合，翘起大拇指连声赞道“好小子，挺敢喝，这才像个爷们儿！”说实在的，那一次真正吸引我的是马卵子，对于几个月不吃肉的我来说，马卵子就是肉，而且是好肉，至于酒，除了辛辣和难受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喝酒在东北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交流的递质。东北人以酒识人，以酒会友，以酒论英雄，因此无处不见酒，无时不喝酒。按张守来的说法：阴天下雨，为防潮御寒得喝点儿；晴空万里，为心情舒畅得喝点儿；腰酸腿痛，为活血解乏得喝点儿；闲着没事，为消磨时间得喝点儿；朋友来了，为高兴得喝点儿；独自一人，为解闷得喝点儿……什么都是喝酒的理由，所以喝酒不用理由，想喝就是理由。东北人不喝便罢，要喝就喝他个杯空盏净，瓶瓶见底；要喝就喝他个五迷三道，六亲不认；要喝就喝他个口若悬河，豪气冲天。你有胃溃疡不能喝？不行！“宁让胃留个洞洞，不让感情留个缝缝”。再喝就胃出血了？正好！“感情深，一口扪；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再喝就倒了？哪能呢！“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刚开头，五两六两扶墙走，七两八两墙走我不走。”东北人喝酒讲究的就是喝好、喝饱、喝倒，一旦开喝，不撂倒个仨俩的不算完。在这种文化里成长起来的我，加上豪爽的性格，很快就和贫下中农在酒桌上打成了一片，酒量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蹭饭混酒喝，到花钱买酒喝；从三杯两盅，到半斤八两；从自斟自饮，到聚众豪饮，慢慢有了名气。197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知青绍兴佬睡在一铺炕上，闲聊中吹起了酒量，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赌一把。比赛条件是一瓶北大荒一分为二，一人一大碗，一气儿喝干，中间不准喘气，谁输谁掏钱。倒上了酒，俩人总觉得无菜不成酒，干完了总得吃点儿啥压压酒气。绍兴佬从箱子里取出一袋炒面，决定用它下酒。一声“干”，一仰脖儿，两碗白酒双双进了各自的皮囊。半斤白酒一口气喝干绝不是什么好滋味儿，酒一进肚俩人就抢着吃炒面。好家伙！火辣辣的嗓子加上干巴巴的炒面，一时间呛得俩人喘不过气来。绍兴佬一口气没上来，当场连酒带炒面吐了一地。我赢了，他埋单，从此不敢在我面前吹牛。当然，我的喝酒史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71年春节，我带着东河的宣传队去抓吉边防站慰问演出，结束后参加连队组织的欢迎宴会。关东大汉谭指导员本身就是好酒量，又有站长副站长、排长副排长、班长副班长加上炊事班和上士十几个陪酒的，梯队配置，轮番进攻，军用茶缸，一口半缸，不到半小时就把我整趴下了。席间出门撒尿，家伙还没掏出来就一头栽倒在煤堆上再也起不来。

回到杭州，尽管没了东北的酒文化，但此我早已非彼我也，加上有一帮跟我一样从北大荒“酒精大学”毕业的龙江哥们儿时不时的聚会，还是少不了那杯中物。尤其是下海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成者酒也，败者酒也，个中苦衷，自不待言。禁酒驾前，我常常酒驾，到了家门口不知家在哪儿；明明住四楼，硬是拿着钥匙开五楼的门；当天停的车第二天找不着地方……不过有一件事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无数次酒驾竟没出过一次车祸，连一点儿擦碰都没有，凡遇擦碰都是清醒的时候。每次喝醉回家，免不了受太太的嗔怪，千篇一律的托词是“别人灌我”。当她亲眼目睹了我喝酒的全过程后立马下了结论：不是别人灌你，而是你自己灌自己。你敬别人，你喝他不喝；别人敬你，他不喝你喝。说来也怪，都说我好酒，但我一个人很少喝酒。仔细想来，我喝酒其实就是图个热闹，要个气氛，找个感觉，跟酒好酒孬，菜多菜少无关。前些天，浙江知青网的一位网友转贴了一首诗人艾青的劝酒诗，我觉得很有道理：

东河知青中，我是第一个马倌，尽管只当了五个月，却见识了几匹东河的好马。首屈一指的是一匹绰号“白窦星”的骒马，因前额有一撮心形白毛而得名。它体形中等，兔头圜眼，胸廓深长，毛色黑亮，细长的马腿上长着四只大而圆的蹄子，虽说是骒马却比儿马有劲，跑起来即快又稳，耐力惊人。其次是大骟马，它体型高大，结构匀称，头部小巧而伶俐，眼大眸明，四肢强健，外貌俊美秀丽却又悍威无比。加上黑儿马和黄儿马，堪称东河马群中的四大金刚。

然而，自从大种马来到东河，四大金刚都变成了丑小鸭。

大种马是一匹从苏联进口的顿河良种马，体形高大健壮，须仰视才能望其项背，结构紧凑的马头上支愣着两只尖耸的耳朵，鼻孔外张成矩形，鼻梁上曲张搏动着一根根筷子粗的血管，宽大的胸廓如一面墙，四条肌肉暴突的马腿犹如四根铁柱，马蹄足有海碗大。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它那连接着宽阔脊背的臀部，丰满浑圆，顶部凹陷成沟，其深度足可放进一个鸡蛋！总之，大种马就像一个久经锻炼的健美表演者，无论从什么角度端详，形体中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力量和造型之美。当这匹枣红色的骏马第一次伫立在东河的高岗上，就以它高贵的气质和神韵征服了我。在夕阳的映照下，它高大的身影散发着火一般的光焰，硕大的铁蹄一次又一次刨砸着地面，发出巨响，气贯长虹的嘶鸣似乎在向东河的马们宣告：“我来了！”

大种马来了，成了东河马群中的贵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除了做爱配种，啥也不干。不限量的豆饼、麦子等精饲料，还有鸡蛋、胡萝卜营养配伍，唯一的体能锻炼就是隔三岔五牵出去遛遛。不久，这种贵族式的饲养方式终于显现出了致命的缺陷。71年开春前，队里集中所有的畜力进山抢运基建木料，由于时间紧迫，大种马第一次被征用了。没想到，这一次大种马的表现却给东河的农民敲响了警钟：“外强中干，中看不中用！”同样拉一爬犁木头，别的马们没咋地，大种马却大汗淋漓如水中捞出一般，回到马厩，不吃不喝，光打响鼻，它病了。公社兽医阿庆酉一语道破天机：“缺乏锻炼，体能太差，长此以往必将影响配种质量。”于是乎，大种马的好日子结束了。驾辕拉车，上套耥地，旷野驰骋……一项项训练计划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大种马外强中干的坏名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种马。这种变化的依据就是它在做爱时表现出来的伟伟雄风和它的后代所展示的优秀基因。

每当我听到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那欢快跳跃，热情奔放，具有浓郁维吾尔风格的旋律时，总能勾起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

1968年12月24日早晨，告别家乡的知青们乘坐的火车已经驰骋了一天一夜，进入山东境内。坐在紧靠车门边座椅上打盹的我被一阵冷风惊醒，抬头一看，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裹着一身寒气闪进了车厢。我们这节车是包厢，清一色的杭州知青，一人一座，而别的车厢早已严重超员，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此人显然是无法忍受可怕的拥挤才躲到我们这里“避难”的。他很识相，进来后没往里走，只是靠在门口的座椅边，脸上露出一丝友好而谄媚的笑容。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位陌生人。他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圆脸，长得很白净，稍有些谢顶，上身着一件灰色丝绸面料的对襟中式棉袄，下身穿一条小尺寸的黑色细腿裤，脚蹬一双黄色的鸭舌面皮鞋。这般装束，无论与季节还是与时尚都显得那样不合时宜。

火车加速了，车轮碾过铁轨交接处发出有节奏的“咣当”声。车窗外，白茫茫的景色一成不变，只有一闪而过的电杆和树木告诉你列车正在高速行驶。车厢里，大部分知青还在睡梦中，百无聊赖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想找人说话的冲动。我朝窗口一侧挪了挪屁股，让出一小块空处，示意他坐在我身边。他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谦卑地用半个屁股搭着椅边坐下并尽量保持距离以免挤到我，这是一个知书达理，讲究礼貌的人。就在他坐下的一瞬间，我发现他胳肢窝下夹着一件乐器，当他把那件乐器放在膝上时我才看清楚，这是一把表面没有上漆的白板小提琴。我好奇地打量着这把奇怪的小提琴，白色的原木琴身光滑无暇，细密的木纹清晰可见，可惜的是握把和琴面由于长时间的握持沾染了一些隐约可见的污痕。我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上漆？他告诉我，这把琴是他专门托人定做的，音质极好，为了保持它那天然的音质故而不漆，说着随手在四根琴弦上拨了一下。就是那随手的一拨，让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天籁之音，低音雄浑，中音饱满，高音激亢，馀音绕梁。那美妙的声音，象一只嘹歌的云雀钻进了我的心。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当即要求他演奏一首曲子。他胆怯地看了看坐在斜对面打瞌睡的军代表，喃喃地问道：“行吗？”我迫不及待地答道：“行！”他站起身，将琴搁在左肩窝处，下巴微微动了几下，轻轻地贴住琴托，脸上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神色凝重，目光坚定，全然没了刚才的谦恭。只见他缓缓地扬起了那把显然加粗了的琴弓，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在贴近琴弦处重重地压了下去，猛地一拉，一阵高亢圆润的琴声如行云流水般从他的指尖和琴弦的结合处流淌开来。开始的主题强劲有力，并以装饰音镶嵌的二分音符长音起始，音乐逐渐分裂，转入以跳弓演奏的活泼跳跃节奏，继而出现流畅华丽的连弓奏法，妙不可言。中段先后转至D大调与原调性A大调，在双弦上演奏舞蹈性节奏的旋律，使人情不自禁地处在亢奋状态。久违的旋律徊荡在车厢里，把我带进了新疆广阔的草原，深邃的湖泊，高耸的冰峰，茂密的森林。我似乎看到了星星点点的哈萨克毡房，草原上云卷云舒的白色羊群，灌溉着万亩垦区的冰山雪水，葡萄架下胡旋飞转的维吾尔歌舞……他醉了，挥舞着的琴弓上下翻飞，纤细的手指在琴弦上按捺跳跃，动情处他迷起了双眼，一滴晶莹的泪珠从紧闭着的眼帘中流了下来。我也醉了，瞪圆了眼睛直直地盯着跳跃的琴弓，随着节奏的变化默默地打着节拍。音乐进入高潮后，突然引入一段以左手拨弦、和弦以及快弓奏法交替出现的华彩乐段，然后主题再现，在强有力的和弦中戛然而止。他高高扬起的右手紧握着琴弓，在空中停住了，时间也为之凝固。许久许久，整个车厢突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这时我才发现，曾几何时，我后面的椅子上和过道里早已站满了凝神倾听的知青们。他放下了琴弓，耷拉在手边，涨红的脸庞恢复苍白，严肃的神情回归谦恭，双手抱琴合十，连声说到：“谢谢！谢谢！”

知青们围了上来，英雄般地簇拥着他，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问得最多的是曲名。说老实话，尽管这首曲子似曾听过，但我确实不知道它的曲名和出处。从那一天起，我知道了它叫《新疆之春》，是马耀中、李中汉于1956年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在那个语录歌和样板戏充斥中国文化生活的年代，这首偶然听到的另类作品对当时的知青们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知青们意犹未尽，缠着他再来一遍，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他又一次演奏了这首《新疆之春》。大家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忘了时空。忽然，一声山东腔的严厉诃斥把人们带回了现实：“这位同志，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请你拉一些革命歌曲，不要尽拉那些资产阶级的外国歌曲！”说话的是列车派在我们车厢的军代表，一位姿态挺拔的军人，胳膊上套着“纠察”的红箍。众人愕然，不知所措。有人斗胆反驳：“那不是外国的，是中国的。”立场坚定的军人义正词严地答道：“那也不好嘛！”说着，指挥大家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罢了，那位小提琴手早已没了踪影，许是出身不好，白专道路，生怕今天被抓了现行，还是走为上策。

时间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中国的文艺舞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已摆脱了当年的梦魇。如果非遭不测，今天那位小提琴手一定会枯木逢春，重新活跃在音乐教育的讲坛上，因为从闲谈中我得知，他是南京师范学院的音乐教师，那天是去兖州参加他一位朋友的婚礼。

从抓吉沿乌苏里江南下四十里水路到白灯，途中有个地方叫倒木圈。在我的记忆里，那是被江流多年冲刷堤岸而向我方一侧凹进去的一大片水域，面积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由于岸上多林木，堤岸坍塌时树木倒入水中，天长日久，这里就成了大树的坟场，故名“倒木圈”。此地窝风，水面风平浪静，波澜不惊，而水下却生机盎然，另是一片天地。在这片平均水深不足三米的水域中，布满了巨大的沉木树根，层层叠叠，盘根错节，为各种鱼类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保护，鱼的种类和数量令人咋舌，以致于到了插杆水中，鱼群拥立而不倒的程度。

听老人们说，历史上曾有好几次清滩行动都因困难重重而半途而废，从而使倒木圈成了滥捕成风的年代鱼类的避难所。1971年在白灯打“秋边子”，我在倒木圈离岸不远处下过一网，下完网后，我把漂子往水里一扔，点上一棵烟，往船板上一趟，等着起网。周围没有一点动静，这种出奇的安静是乌苏里江特有的，会对你的鼓膜产生一种隐隐的压力。岸上的密林摩肩接踵，密不透风，象一面巨大的墙，在秋日夕阳的映照下往水中投下一大片幽黑的阴影。宽阔的江面水平如镜，不见一丝涟漪。晚霞将江水染成橘红、金黄和橙色，象一块巨大的彩色玻璃。时间消失了，空间凝固了，一切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一袋烟毕，我坐了起来，发现渔船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一点也没有移动，连方向都没有变化。“难道这里一点流速也没有？”我用疑惑的口气问到。张典圣张口一句：“挂上啦！叫你别下网你偏下！”埋怨之意，溢于言表。俩人赶紧起网，第一把就拽上来两条大鲤子，挂在相邻的两个网眼里，然后就拽不动了。透过清澈的江水，顺着紧绷的网绳朝下看，挂在网上的大鲤子象蒜辫子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队，在水中张着大嘴，扭动着身躯，近在咫尺却拽不上来，挠得你心里直痒痒。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拽上一根两米长的倒木，捎带着七八条大鱼，再往后树挂越来越多，大部分都看不见影，只有把渔网拉破了事。眼看着上网的鱼又从破网处遁入江中，那劲儿比今天丢了汽车还心疼。就这样一面摘挂，一面捞鱼，一面跑鱼，半个多小时才把网起完。堆在船舱里的鱼压得船头进了水，一片新网成了一堆烂网，从此再也不敢在倒木圈打渔。

上个月回抚远住在国际饭店，当天晚上鬼使神差地梦见了倒木圈。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张守来，开口一句话：“我想上白灯！”不愧是老哥儿们，知道兄弟我的心思，在张金发的安排下，我与张守来、张金发、崔元寿、崔永江一行在抓吉登上了一艘挂机子直奔白灯而去。一出二道江口，宽阔的乌苏里江敞开胸怀扑面而来，将我这江南游子一把拥入怀中，三十多年前的感觉一下子堵在胸口，憋得眼泪汪汪，真想大哭一场。机船溯江而上，沿途风光依旧，只是途经大小黑鱼泡河口时发现口门淤塞，早已没了当年的开阔。过了二十号航标，我就站在船头眺望，生怕错过了倒木圈，然而一直到了背江子我也没看到那片魂牵梦萦的水域。难道是岁月久远，记忆发生了偏差？不，即便是到阴曹地府走一遭回来我也认得她——我的倒木圈。三十多年来，几回回梦游倒木圈，次次不走样，那水、那树、那夕阳、那堤岸……。

白灯到了，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岸上杂草丛生，树影稀疏，当年搭窝棚的坡岗低矮了许多，如果不是对岸俄罗斯赤尔卡河口边防军的瞭望塔做方位标志，简直就认不出来了。船未停稳我就一步跃上了岸，趟着齐腰深的草找到了三十号航标，白灯就是以此得名。时空错乱了，我又成了当年那个青春年少的打渔人，个子高挑，黝黑精瘦，一顿能喝一斤白酒，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直到我气喘吁吁，神疲气虚地站在坡顶，才又重新回到现实，老了，廉颇不再！我们在航标前合影，商量着打一网，让我圆了那多年的白灯渔梦。崔永江说“别打了，你会失望的，不信你看那条渔船，连起两网了，见到一条鱼了吗？”江中不远处，一条船，两个人，懒洋洋，慢悠悠，只见网起，不见鱼影。想当年，网网不空，船船满载，那情那景早已是昨日黄花。

回程顺水，速度快了许多，我忍不住开口问到“倒木圈呢？倒木圈怎么不见了？”张守来指着一大片长满了柳毛子的淤塞滩告诉我“这就是倒木圈。”我愕然。早先凹进去的水域不见了，岸上的密林不见了，完全看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我喃喃：“如此人迹罕至的地方，谁能上这儿来伐树呢？”崔永江调侃道：“这是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成果，无论远近，见树就伐，斩尽杀绝，一根不留。”呜呼！难怪抚远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么迅速，滥砍滥伐，盲目开荒，河道截流，湿地萎缩，鱼类失去了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如何还有当年的繁盛？掠夺性的开发到了如此丧心病狂的程度，子孙后代还活不活？！想我每次到抚远寻梦，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难道是我的立场和视角错了吗？我下决心回来后要编一个抚远今天的故事讲给杭州知青们听：江山依旧，风光仍然，森林密布，湿地广袤，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只是不要去实地验证，让它永远留在你的梦里。

倒木圈，你在哪里？……

“回望青春抚远行”活动进入报名交定金阶段了，我改变了自驾车或坐飞机的打算，决定与大部队一起乘火车重返北大荒。掐指算来，我已将近二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但当年一次次登上那承载着豪情壮志和别苦离愁的火车，风驰电掣般往返于北国与江南之间的感受却还是那么清晰。

1968年12月23日早晨，我与其他130名知青一起登上北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真正的人生之旅。长鸣的汽笛在锣鼓声、口号声、叫喊声和呜咽声中显得那么高亢又那么凄厉。 “咣当……”列车启动了，缓缓地驶离站台。从拥挤的车窗内向外看去，父亲那高挑的身影在寒风中伫立着，他显然看不到我，凝重而又急切的目光一遍又一遍扫视着车厢。我尽力把脑袋从别人的胳肢窝下挤出去，声嘶力竭地高喊着“爸爸……！”就是那一喊，一股热流充满了我的胸膛，眼泪夺眶而出。孩子毕竟是孩子，列车还未驶出艮山门，那些刚才还热泪盈眶的知青们早已破啼为笑，恢复了天真、浪漫和热情的天性。两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捎带着护送两名病退的知青回杭州的任务。一路上，我既要一次次排队买车票，又要帮一男一女两名病退知青扛行李、挤车门、抢座位，鞍前马後、忙里忙外却毫无怨言。因为这时候的我早已不是两年前那个稚嫩的学生娃，而是一名经过艰苦环境锻炼考验的共青团员和民兵排长。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当我站在母亲面前时，我突然感到她老了，也矮了，是啊，谁让我两年长了16公分呢？母亲拉着我的手，仰视着我，疑惑的目光好像在问：“这个高大健壮的棒小伙儿是我的儿子吗？”我喊了一声：“妈妈！”听到这对我俩来说都已渐生疏的称呼，她哭了，我也哭了。

北大荒知青探亲的时间基本上是冬天农闲“猫冬”的季节，所以我对冬季坐火车时所体会到的南北温差的巨大变化印象特别深刻。从抚远出发没有火车，得坐汽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福利屯换乘到哈尔滨的火车，这一路是最遭罪的。汽车不用说，就是火车也是设施不齐，暖气不足，见站就停的慢车。白天还将就，到了晚上是真难熬，尤其坐在靠车门处，一有人进出就卷着一股寒风，吹得你浑身一激灵，直打哆嗦。车窗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暖气一熏往下嘀嗒水。靠在车窗上打盹，醒来时一抬胳膊“哧啦”一声，衣袖冻在玻璃上了。车厢连接处的过道更是个冰窖，刺骨的寒风从软连接处的缝隙钻进来，扎得你骨头疼，不戴手套触摸铁把手能冻掉你一层皮。南方知青探亲最常坐的是从哈尔滨三棵树直达上海的快车，在那个年代里，它几乎成了知青的专列。这趟列车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换车一路到上海；最大的坏处是乘客拥挤，秩序混乱，因为绝大部分是归心似箭的知青，成群结队，大包小包，大豆、豆油、木耳、毛磕，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都赶着回家过年，哪管它超员不超员？三人座位坐四人，过道上无立足之地，甚至连洗手间也被人占领。要想方便？男的总有办法，女的只能忍着了。夜晚是漫长而难熬的。知青们象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动弹不得，规律而富有节奏感的“咣当”声如同催眠曲让人昏昏欲睡。那是个丑态百出的场景：张着大嘴打呼噜的；咬牙放屁吧嗒嘴的；哈喇子淌在别人身上的；男的脑袋靠在陌生女人肩上的；当然，也有女的脑袋靠在陌生男人肩上的……好在都是天涯沦落人，互相都不计较，撂到今天非骂你流氓不可。中国的地区温差在三个纬度上特别明显，一是山海关，二是黄河，三是长江。对我们这些江南知青来说，过了长江就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几年来第一次在冬季看到了久违的绿色。上海到了。看到站台上上海知青和家人团聚的感人场景，我们这些杭州知青激动了，火车一开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起行李来，好像过了上海就到家了。是啊，相对于近五千公里的旅程，二百公里算个啥呢？

知青四年，当兵四年，没跑出东北；回家探亲，出差换防，全坐的火车。八年来，我不但坐过客车、闷罐车，还坐过森林小火车，沿着那两条黑色的、永远也不会交汇的钢铁平行线走遍了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黑色车头吐出的白色烟柱、车轮压过铁轨接缝的咣当声、车厢里弥漫的旱烟味和葱蒜味、“呼兰、绥化、铁力、南岔……”那一个个熟悉的站名，承载着多少青春的记忆。穿着油渍麻花的棉袄，卷上一棵东北旱烟，从兜里拽出一瓶“北大荒”往小桌上一放，撕下一只烧鸡腿往对面的汉子手里一塞，你很快就找到了长途旅行的知音和乐趣。一只鸡下肚，一瓶酒见底，陌路人成了哥们儿，直到今天我依然很留恋这种感觉和氛围。1978年出差时，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来自新疆塔什库尔干去上海看望儿子的维吾尔族老汉。分手时我给他留了地址，邀请他来杭州玩，没想到几天后他真的找到我家来了。由于他那中亚人种的外貌，被居民区大妈怀疑是“苏联特务”，惊动了派出所，闹出一场大笑话。

东河的东面一直到乌苏里江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塔头甸子，遍布着素有“大酱缸”之称的沼泽泥潭，曾有兵团的拖拉机沉陷其中而不见踪影。往南去地势逐渐升高，植被以大叶张、小叶张等草本植物为主。到了黑鱼泡一带，地形多起伏，坡岗河谷高低错落，树林草甸穿插其间，为典型的稀树湿地地貌。由于这一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了东河从春季到秋季野外放养牲口的天然牧场。

东河的大牲畜有十几匹马和二十几头牛，其中能干活的牛也就五六头，其余的均为等着养肥吃肉的菜牛。每年春耕结束，为节约草料和人力，队里只留下五六匹马和两三头牛应付日常的运输和耥地任务，别的牲口连大带小一古脑儿撵到黑鱼泡，放归大自然，一直到秋后再撵回来。一年两趟的撵牲口任务自然就落到饲养员的肩上，而作为知青中第一个饲养员，我尝到了其中的艰辛。

1969年6月的一天早晨，师父土地佬带着我撵着几十头牲口出了村西头，两人分工由我骑着老骒马打头，他殿后。春天正是牲口发情的季节，卸了笼头的牛马们一出村口就炸了锅，尥蹶子撒欢儿的，儿马爬骒马的，牤牛恋牡牛的，两匹儿马围着我骑的老骒马连拱带挤差点儿没把我拱下地来。土地佬倒腾着两条罗圈腿左堵右截，连喊带嚎，好不容易将牲口赶拢，在我这个打头的带领下向黑鱼泡前进。刚走近村西边的那片萝卜地，牲口又炸群了，原来它们看上了刚栽的萝卜苗，一窝蜂地冲将进去，一顿胡撅乱啃。这可把在地里侍弄萝卜苗的老邢头和女知青杜桂云急坏了，一老一少扎挲着膀子从地里往外撵。老邢头是个瘸子，跑不了多远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站那儿不动了。杜桂云毕竟年轻力壮，连堵带截一直追着牲口撵，等牛马们再一次聚拢消停，她已经撵出了二里地。我骑在马上作潇洒状，对她大声吆喝道“别种萝卜了，跟我们上黑鱼泡吧！”许是黑鱼泡的神秘感太有诱惑力，她真的跟了上来。别看三个人比两个人只多一个人，撵起牲口来可就顺溜多了，再没出现过炸锅。

日头高了，天热了起来。胯下的老骒马一步一低头，不时地打着响鼻，一束拂尘似的尾巴左右摔打驱赶着蚊子和瞎蠓，瘦骨嶙峋的马背上那突起的脊骨随着马蹄的起落一颠一颠锯得我腚沟疼。杜桂云显然被蚊子叮的够呛，手里拿块毛巾在头上身上不停地扑拉可脸上还是被叮了几个大包。土地佬不愧是土地佬，折腾了大半天毫无倦意，一会儿哼几句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的二人转，一会儿撇根柳树条做个柳哨填在嘴里“咿咿呜呜”地吹小调，脚上那双胶皮水靴在刚才撵牲口时灌满了泥浆，随着他的步伐发出有节奏的“咕叽”声。

春天的北大荒美极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甸子开满了大片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白的……那鲜明的色块就像大自然的调色板，描绘出北大荒春天最美丽的画卷。大草甸是个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系统，各式各样的鸟窝隐匿在草丛中，不时有鸟蛋被凌乱的马蹄踏碎。更有那母野鸭带着一群刚出壳的雏鸭在我们的视野里七歪八倒、慌慌张张地跳入水中向远处游去。凋零了一冬的林间枝头早已被茂密的树叶填满，寻偶的小鸟发出一连串银铃般的嗔鸣声，一种叫“花狸棒子”的松鼠在树枝间欢腾跳跃，大胆地停在离你头顶不到一米的地方，瞪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凝视着你。

在一片不大的水洼边，老骒马猛地站住了。我骑在马背上往下看，这是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水洼，水面上飘着一块块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那是富含有机质的泥浆特有的色彩，暗示着这里是个深不见底的大酱缸，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回头看，土地佬和杜桂云一前一后离我都还远，顾不上招呼，我一抖缰绳，嘴里吆喝着“驾……”赶着马就迈进了水洼。就是这无知的一迈，差点断送了我的小命。老骒马的前蹄刚踏进去就深陷其中，黑色的泥浆一下子没了我的脚踝，我下意识地勒紧缰绳，失去平衡的马又将后蹄踩入了泥潭，这一来，一匹马加一个人的体重全压在四条瘦骨嶙峋的马腿上，很快，除了马头和骑在马背上的我还浮在泥浆上面，其余的都浸没在泥沼中。慌乱中，我大喊大叫，任凭受惊的马在泥沼里中挣扎跳跃，越陷越深。等到土地佬赶到，我已被鬼使神差地颠下了马背，并跋涉到了较硬的草地上，而老骒马只露出脑袋和脖子还有时隐时现的脊梁杆儿。土地佬撅了一根鱼竿长的柳条子，一边吆喝，一边使劲地抽打着马背。摆脱了我的老骒马显然比刚才灵活多了，死亡的威胁使它直立起耳朵，张大了鼻孔，瞪圆了眼睛，眼角露出可怖的眼白和血丝。在几次跃起失败后，老骒马在泥沼中歇了一会儿，打了一通响鼻，然后憋足了劲儿，开始了最后的一跃。终于，它的前蹄搭上了草地，山一样的身躯在后蹄的有力蹬踹下，摆脱了泥浆的羁绊，颤巍巍的挺立在阳光下。生命战胜了死亡！

看着惊魂未定的我，土地佬磕磕巴巴地传授着他那从皮肉上熬出来的野外生存经验。第一、老马识途，老骒马不愿走的路一定有问题。第二、水面上飘油花的水坑十有八九底下是酱缸。第三、在酱缸密布的草甸里行走，最好拿一根长木杆，一旦陷入泥潭可救你一命。第四，一旦陷入泥潭，不可直立，不可盲目挣扎，动作须轻缓，慢慢将身体放平，朝边缘爬行直到脱险。

黑鱼泡到了，牛们马们似乎回到了久别的家，不一会儿就四散在茂密的草原和稀疏的柳林中。我们在土地佬的带领下，避开来路，朝北直插到咕嘟林子，然后向西穿过大草甸子，在黄昏时分回到了东河。

在东河，色彩变幻最频繁的是春天。

当漫长的冬季渐渐褪去银装，积雪覆盖下的草甸子又袒露出穿了半年之久的黄色裙衫，懒洋洋地伸展着她那丰腴的躯体，期盼着东风的洗礼。然而，北大荒春天的洗礼往往以火的形式为前奏，当熊熊荒火以摧枯拉朽之势掠过黄色的旷野，一切都回到了黑色的本原。甸子里布满了密密麻麻耸立着的黑色塔头，光秃秃、颤巍巍，如同一个个黑色的裸体，娇羞地等待着沐浴更衣。

远处，响起了第一声沉闷的春雷，天边出现了一大片乌云，越积越厚，在东风的鼓动下，快速地向西面扑来。忽然，翻卷涌动的云层中撒下一片青灰色的丝幔，飘飘渺渺地向下悬垂，拖着长长的流苏，自东向西，缓缓平移，大地顿时笼罩在一片雨雾中。这是今年第一场春雨，软绵绵、油滋滋，润物无声。

清晨，久违的莺啼唤醒了犹酣的春梦，推开房门，你会为发生在眼前的一切欣喜若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沁人心脾的馨香，昨天还是乌黑的荒原上突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青绿。走近细看，光秃秃的塔头尖上萌发了密密麻麻的草芽，尖尖的叶片卷成喇叭筒状，裹着晶莹剔透的露珠，那么稚嫩，那么顽皮，逗得你心里痒痒的，恨不能一把将它们拥进怀里。那一天，我看见富有诗意的知青万钢跑进大草甸，运足丹田之气，大声朗诵他即兴创作的诗篇：“啊，春天……!”

北大荒的春天是晚来的，但却是疾速的，短短的几天，历经白、黄、黑三种颜色变迁的荒原湿地就被厚实的绿色覆盖了。那是何等美丽的绿色啊！那么鲜艳、那么饱和、那么浓浓欲滴。村后岗上的林子复苏了，杨树、桦树、柞树，争先恐后地舒展新枝，爆出新芽，拼命地争夺着生存空间，冬天里显得空旷疏朗的林间空地很快被枝节横生的荆棘和梢条挤得水泄不通。小鸟在密林深处叫春，松鼠在枝头间跳跃，仿佛有一道无声的命令，让所有生命形式在同一时间里向春天报到。

最能展示春天魅力的是冰消雪融后流淌在山涧沟壑中的春水，从高岗台地向低洼处奔涌，在村东头人参地边的大沟里汇成滚滚洪流。站在木桥上，耳边响彻轰隆隆的水声，常年浸泡着腐叶和草根的山洪泛着特有的棕红色，激起水雾，卷着白沫，在桥墩下打着漩涡扬长而去，消失在大草甸中。每当这时，懒惰的我就会拆去一冬不洗的被褥，到桥下展示我发明的陈氏洗被法：将被单摊开，在两个被角分别拴上两根绳子，绑在两边的桥桩上，任由水流冲刷，早晨绑上，傍晚收摊，不费吹灰之力，冲得干干净净。

东河人总是赶在绿色到来之前结束猫冬，送肥、扬粪、选种、修理农机具，牲口加喂精饲料，好让它们有足够的体力投入春耕。

布谷鸟叫了，拖拉机下地了，东河人播种了。

他们播种生活、播种希望、播种爱情。

春到东河……

1972年12月18日，我结束了整整四年的知青生涯，在抚远县人武部和父老乡亲的推荐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我从小就梦想的愿望。四年来，我经历了北大荒严冬的多次考验，自认为已经铁骨铮铮，谁能想到在离开抚远的时候还要最后一次接受暴风雪的洗礼并留下了冻伤。

那一年，沈阳军区64军在合江地区一共招了九百多名新兵，定于12月19日在佳木斯集结，然后乘坐火车前往辽宁省驻地。抚远县一共二十个兵，十名当地青年，十名杭州知青。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出发前已经下了两天大雪。12月18日凌晨，一辆大客车在接兵部队干部吴云广的率领下拉着二十个新兵，搭乘着五六个老娘们向佳木斯进发。随行的还有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回家探亲的杭州知青和去内地的老百姓，陈军书和他的两个妹妹也在车上。车队刚过寒葱沟就遇上了暴风雪，凌厉的白毛风一阵紧似一阵，直刮得昏天黑地。驾驶员凭着娴熟的车技，驾驶着车辆在高低不平而又冰冻积雪的二抚路上艰难地行进，时速超不过三十公里。车厢里，穿着崭新军装的新兵们欢声笑语，歌声不断，沉浸在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中，根本不知道一场从未遇到过的灾难正在悄悄地向他们逼近。

窗外的风越刮越大，凄厉悲凉的呼啸声压过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车厢里的气温急剧下降，这些在抚远穿惯了皮大衣，戴惯了猱头帽的年轻人身着棉军衣，头戴粘绒帽，开始感到了严寒的威胁，不断地哈着气，跺着脚，焦急地盼望着赶快到达目的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道上的雪越积越厚，车队开始不断地停下来清除雪障。拉开车门，一股强劲的旋风刮着雪粒子冲进车厢，冻得人浑身一激灵。外面白茫茫一片，暴风雪刮得公路两旁沟满壕平，如果不是有电线杆子杵着，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气温陡降到零下四十度，戴着棉手套挥动锹镐，不到两分钟就冻得伸不开指头。就这样三公里一歇火，五公里一停车，下午三点钟才跑到东方红附近。天完全黑了，汽车开着大灯，从挡风玻璃往前看，两束昏黄的光柱被翻卷的雪片塞满了，显得那么惨白无力。呼啸的狂风卷着雪片直往车窗上扑，能见度不足十米。雨刮器费力地工作着，发出令人心悸的“嘎、嘎”声，最后终于在积雪的压迫下停止了摆动。车又陷住了，水箱开锅了，灾难降临了。驾驶员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骂骂咧咧地离开了驾驶座，拿起两个水桶高声命令道：“男的到下边，女的在上边，都给老子往桶里撒尿！”男人和女人们的尿灌进了水箱，发动机启动了。然而比水箱开锅更危险的是在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积雪漫过了车厢踏板和保险杠，将车辆紧紧的包裹在一个巨大的雪坑里动弹不得。发动机疯了似的咆哮，打滑的车轮长时间与冰雪摩擦，冒起一股股黑烟并发出阵阵刺鼻的胶皮味，庞大的车厢任凭几十人使尽吃奶的力气推拥也纹丝不动。折腾了半小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和耐心，宣告自救失败。

车内死一般的寂静，几个鬼火般的烟头在黑漆漆的车厢里忽明忽暗地闪着红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新兵们一时没了主意。等待救援？三四个小时内没见过一辆过路的车，因为在这种恶劣天气里，除非万不得已没人会出车；等到天亮雪停？在暴风雪肆虐、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蹲守一宿无异于自杀。接兵干部吴云广的一句军事术语“突围”打破了沉默。他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你们穿上了军装就是一个兵，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发扬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冲出重围，与大部队会合。”据熟悉道路的驾驶员判断，左前方两公里处应该有兵团的连队，他建议集体行动，朝有灯光的方向突围。

刚出车门，我就被迎面扑来的暴风雪顶了个趔趞，狂风吹起大衣的下摆鼓得像一面帆，推拥着你直往后退，须裹紧大衣，全身前倾才能挪步。几十人走出不到二百米就散了。我和陈荣根为了抄近道，顺着公路边就下了沟，没想到一下沟就被雪没到胸部，两人连滚带爬，连拉带拽好不容易才爬上沟沿。黑暗中，看到远处影影绰绰有几点微弱的灯火闪烁，两人顿时来了精神，大声吆喝着后面的人，踏着没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旷野深处走去。坚硬的雪粒子在狂风的裹挟下无情地抽打着脸部，包围着身体，往裤腿、袖口、领子等一切可能的缝隙里钻。不到几分钟，被粘绒帽护住的耳朵就感到一阵阵刺痛，因为棉军帽的护耳上有一个听孔，即便有翻盖扣住也挡不住寒风的侵袭。我脱下棉手套塞在两边的帽耳里，两手交叉往袖口里一塞，抱着双臂，几步一回头，倒着往前走。不知道被垄沟和积雪绊倒了多少次，只感到裤裆里、腋窝下、全身上下直冒汗，头上的汗水和哈气结成了冰，将帽檐和头发、眉毛冻在了一起。随着体力的消耗，体温在下降，被汗水湿透的棉衣裤冻成了冰壳，随着行进的脚步，只听见膝盖和胳膊肘附近的布料咔咔作响。速度越来越慢，两腿越来越沉，刺骨的寒冷就像扒掉了身上所有的衣裤，脚丫子由痛变木，渐渐地失去了知觉。我心里暗暗地念叨着：陈新啊，陈新，在抚远的四年，年年都刮大烟泡也没把你冻死，看来今天真要躲不过这一劫了！

终于，我们踏上了一条冰雪覆盖的拖拉机道，不远处，两排黑黝黝的房影和窗户里射出的灯光告诉我：得救了！进得屋来，立刻被久违的温暖包围，先到的几个人已经围着火炉取暖。我摘下帽子，捂了捂冻僵的脸，只觉得鼻子痒痒的，伸手一摸，一阵钻心的剧痛，手上黏糊糊的粘了一层。陈荣根看着我的脸喊了起来：“你的鼻子破了！”我拿镜子一照，整个鼻子被抹掉了一层皮，粉红色的嫩肉渗出黄水和血珠。再看其他人，有的颧骨冻了，有的下巴冻了，有的耳朵冻了，二十个新兵冻伤了十一个。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冻伤，也是北大荒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这是兵团的一个连队，离这儿不远就是团部，当晚我们就在那儿的一间空宿舍里过夜。第二天上午雪停了，在当地养路段和兵团几台推土机的清理下，附近的道路畅通了，并将陷住的车辆拉回来，巨大的牵引力硬是将整个保险杠生生地拽掉，可见昨晚陷得有多深。在兵团领导的帮助下，吴干事与大部队取得了联系。通话后才知道，由于我们在指定时间没有到达集结地点，大部队往抚远县人武部打电话催问，得知我们一早就出发了，部队首长判断我们出了意外。昨天下午天黑前，沈阳军区派出直升飞机沿途寻找失踪的二十个抚远新兵，由于风雪太大，能见度极差，无功而返。今天早上，大部队已经按时出发。听到新兵们安然无恙，部队首长很高兴，当即指示：掉队新兵在当地休整一天，于12月20日赶到佳木斯坐客车前往辽宁驻地。

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新兵们在团部好好地休整了一天，我找到当地邮电局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只有寥寥四个字：“我已当兵”。坐在从佳木斯开往辽宁省宽甸县的火车上，新兵们乐成了一团，而我却独坐窗前，若有所失，思绪万千。四年的日日夜夜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显现，说不清是感慨还是留恋，庆幸还是抱怨。四年来，我曾无数次憧憬过新的生活，渴望过新的前程，但直到即将离开这块厚重的黑土地那一刻才幡然意识到，实际上我与北大荒已经不可能分开，因为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早已化作一种特殊的人格永远沉淀在我的血液中，如凤凰涅槃，使我获得了新生。

再见了，东河！再见了，抚远！再见了，北大荒！！

四十年后我与军旅生涯的领路人吴云广一起重游故地

左二为吴云广，其他四位是跟我一起入伍的抚远战友，背景是黑瞎子岛。

前左三为吴云广

《有个屯子叫东河》出版后，我和郑建平、陈浙新、陈素红、胡力能、魏丽娜、朱荆林、顾继华、陈为之、谷建芝、吴岱超、唐明等十多位老知青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策划组织《回望青春抚远行》大型回访活动并于2008年7月15日成行，参加者多达161人。我作为此次活动的副总指挥，在长达一年的筹备过程中尽管对抚远县委县政府积极回应的态度早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但真正身临其境时，还是被接待的规格、安排的周密和群众的热情惊呆了。事后听说为组织这次接待活动县政府原来预算50万元，而决算时竟高达60万元。

回访团到达的当天，早在车队离抚远还有两小时车程的时候，抚远县五大班子的领导就率领着庞大的欢迎队伍到25公里外的寒葱沟等待我们，期间还遭遇了一场大雨。说来也怪，回访团的车队一到，乌云密布的天空顿时云开雾散、阳光灿烂，刚下车的代表们顷刻间就淹没在鲜花、气球、彩旗和欢呼的海洋中。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我身后是知青们拉起的一条横幅，“回家了！”寥寥三个大字表达了我们所有知青此刻的心情。车队开进县城，亲情扑面而来。从南山牌楼到黑龙江边，彩旗飞舞，鞭炮齐鸣，自发前来欢迎的群众夹道欢呼，锣鼓喧天，几十支秧歌队载歌载舞，前呼后拥，挤满了整条大街……接下来的六天里，整个抚远县被亲情的泪水淹没。在车站，在宾馆，在村头，在路旁，回访团所到之处随处可见一对对、一群群相拥而泣的身影。此时此刻，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别苦离愁，那种揪得你心疼的魂牵梦萦，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极而泣岂一个“泪”字了得！

在青少年宫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是第一个高潮。县委书记牛学友致欢迎词，他高度赞扬了40年前一千多杭州知青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对抚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表达了抚远十二万人民对老知青的感激和怀念之情。我代表全体老知青致辞答谢并向抚远人民赠送了300本《有个屯子叫东河》。接下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让四十年后重返故土的杭州知青刮目相看。我在《有个屯子叫东河》中有一篇“三十八年前的春节晚会”，记述了当年多才多艺的杭州知青把真人版的京剧《红灯记》搬上东河舞台后在当地百姓中引起的轰动。当时的抚远经济落后，文化凋敝，除了用二人转的曲牌改编的样板戏外鲜有像样的文艺演出。然而，今天161名老知青却被这台文艺晚会惊呆了，宽敞豪华的剧场、五彩变幻的灯光、清晰洪亮的音响、更有那专业水准的表演，哪里还看得出丝毫当年抚远的影子？！我不禁感叹：“抚远，你变了！变得那么富裕、那么高雅、那么富有文化气息！”

回访活动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乘坐游轮沿黑龙江、乌苏里江绕航黑瞎子岛。望着波涛滚滚的江面，金光闪闪的哈巴罗夫斯克教堂金顶和黑瞎子岛上前苏联边防军的兵营，四十年前所经历的一切猛然间涌上了我的心头。大滩值勤、圈儿河护航、190高地、值班分队……那些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的战斗岁月恍如昨天。今天，黑瞎子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远眺着岛上重新勘定的界碑，“中国”两个大字发出耀眼的红光，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当年支边的岁月里，有七位杭州知青因事故疾病、自然灾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回访活动的日程之一就是为他（她）立碑。这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纪念碑，五尺来宽，三尺来高，与近旁高大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比起来，它简直是个侏儒。然而这绝不是一块普通的纪念碑，它经由抚远县政府特批，座落在县城西山头的风景区内依山傍水的松林间。在苏军烈士纪念碑落成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它是在这块风水宝地内唯一建成的另一座纪念碑，足可见它在抚远人民心中的地位。这里的人民是把当年的苏联红军当作这块土地的解放者，而把杭州知青当作这块土地的建设者来祭奠的。它的碑文很简单“纪念—将青春和生命献给这块土地的杭州知识青年”，落款是“回望青春抚远行全体杭州知青”。

患难与共的战友们，安息吧！

最后一天的日程最激动人心，县委县政府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知青回乡活动。回访团的161名老知青当年分属几十个单位和村镇，网点极为分散。为了让所有知青都能重访故里，县里征调了全县所有可用的车辆，每辆车上都配有一至两名带队干部和工作人员。凡当年知青所在单位健在的老领导、老职工、老贫农都被专车接到现场陪同。最令人感动的是海清乡的四合村只有一个知青，县里派了一辆小车、两名干部专程送往。早在回访团到来以前，县里就拨专款给每一个知青所在单位和村镇，安排盛大的欢聚宴会并准备了最丰盛的菜肴和美酒，其中不乏老知青们念念不忘，垂涎已久的生鱼。回访团里东河的知青最多，有二十来人，村长家门前的场院上搭了两个大棚才勉强够用。县政协副主席和农业局副局长专程陪同，张守来、王道增、张金发、崔元相、崔永江、李秀珍、孙吉鹏、管庆兴、陈海亭、彭宪福等一大批东河老人与知青们欢聚一堂。席间共叙往事，互问家常，话到动情处，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相会在东河

身患绝症的万钢回来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与他拥抱的是东河老木匠崔元相。

总指挥郑建平

六天时间里，老知青们黎明即起，走街窜巷，穿林过原，上山下江，饱揽了抚远的大好河山，感受着抚远的变化沧桑。“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天堂……”在杭州时，每当我听到腾格尔那高亢苍凉的歌声，总会想起我的天堂，我的抚远，我的故乡，一个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地方。今天，我终于回到了抚远，她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天堂：蓝天白云下,一泻千里的黑龙江滚滚东去，《乌苏里船歌》随碧波荡漾；还有那广袤的湿地，浩瀚的林海，百里稻香，万亩麦黄；再看那晨练的矫健、夜舞的窈窕，神情的悠闲，闹市的熙攘；更有那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日进斗金的边贸市场；人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富足、惬意、从容、安详，这正是普天下的凡人们向往的天堂。

抚远——天堂，我祝福你永远辉煌！

附：在《回望青春抚远行》欢迎大会上的致辞

岁月如梭，弹指间，三十八年荏苒。

回首往事，恍恍然，犹在黑龙江畔。

东河耕耘，大滩值勤，历尽苦与难。

坑道掘进，挥洒几多血汗。

泛舟乌苏里江，鱼过千层网，不分昼夜。

握钢枪，健儿威震敌胆。

念念不忘，父老乡亲情，养育之恩。

衷心祝愿，抚远前程灿烂！

抚远好，

旭日东升早。

孤舟渔翁隐烟波，

满江碧水披金袄，

鱼获在拂晓。

抚远美，

最美抚远水。

三江汇流孕湿地，

映日荷花开塞北，

喜看并蒂蕾。

抚远富，

草盛树满目。

春季鲤子秋鲑鱼，

大豆小麦无其数，

遍地是粮库。

抚远新，

巨变令人惊。

高楼大厦平地起，

水陆空航待佳音，

边贸日斗金。

久有未了情，重返北大荒。

魂牵梦萦半生，今日回故乡。

老路旧屋乡音，更添晚辈新朋，把酒诉衷肠。

抚今追昔时，两眼泪汪汪。

惊回首，人生短，路漫长。

三十八年过去，两鬓染白霜。

徜徉林间地头，恍若时空交错，聊发少年狂。

待偕众战友，再来黑龙江。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伟大祖国“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屯垦戍边、反帝反修”的召唤下，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一批杭州中学生来到祖国东方第一县——黑龙江省抚远县，在这里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广袤的黑土地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和印迹，与我们共同经受了成长与挫折、理想与奉献、欢乐与痛苦，见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

时光荏冉，岁月沧桑，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两鬓染霜，绝大多数人已退休，但沉淀在脑海中的青春记忆却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像一瓶陈封多年的老酒，时间越长越香醇。于是，追忆青春岁月成了我们共同的愿望和不可遏制的冲动。陈新用他一篇篇发自肺腑的文字，一幅幅褪了色的照片，构成了《有个屯子叫东河》这本心血之作。作为作者的同龄人，我与陈新有着相似的经历，读罢此书倍感亲切。

《有个屯子叫东河》是作者对青春岁月的真实写照，文章体裁丰富，回忆录、散文、诗词，形式各异；有的凝重，有的洒脱，有的严谨，有的诙谐，风格不同，但反映的都是我们曾经的青春，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北大荒那片黑土地的深情，流露出对青春岁月的眷恋。虽然那些遥远的往事早已被载入尘封的历史，但哪一个亲历者能完全遗忘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可以说，这本书篇篇都是用理想、激情、执着和泪水写就。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心路历程，是无法选择的人生，是镌刻在我们心灵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迹，它已成为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个屯子叫东河》是作者对革命理想的热情讴歌。有理想、有抱负、崇拜英雄、甘于奉献，是当时学校和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教育的结果。尽管当年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体弱多病、有的稚气未脱、有的家庭困难，但对到反修前哨屯垦戍边同时改造自己义无反顾，对艰苦的生活环境毫无怨言，对繁重的体力劳动知难而上。这种苦中求乐的人生态度，既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也是北大荒人“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精神对我们潜移默化的结果。今天，市场经济已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现实主义比理想主义更深得人心，用当代人的目光审视那段历史，有人可能不甚理解，有人可能不屑一顾。作者通过这本书弘扬北大荒精神，表达了青年时代的我们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是向历史、向社会、向后代宣告∶北大荒精神是我们永恒的财富。

《有个屯子叫东河》是作者对人生沧桑的深刻感悟。北大荒生活有成功有挫折、有得意有失落、有骄傲有屈辱、有欢乐有痛苦，陈新以亲历者的眼光和感受揭示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人生经历，用真实的回忆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动荡年代、塞外边陲，生活艰苦、命运坎坷，青春毕竟是青春，其光彩永远是动人的。几年或十几年的农村生活只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驿站，但青年时代的磨难使我们在逆境中成长、在挫折中成熟、在委曲中豁达，把我们培养成最能吃苦、最能负重、最能承受、最有韧性的一代人。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们回味这段历史，人生道路上便不再有无法征服的苦难，于是笑对人生、心无旁鹜、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我们敬畏和感恩北大荒这片热土对我们精神的滋养，北大荒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有个屯子叫东河》是作者对战友和老乡情谊的深切缅怀。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知识青年，共同的理想使得来自不同学校的知青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而共同的境遇又使得知青与当地老乡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此形成了几十年来相互联系、相互帮扶的纽带。这本书以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朴实文字，深切表达了战友之间的关爱与友情，既有当年舍己救人的生死情、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也有现在莫逆之交的忘年情、朝思暮想的思念情，读来令人唏嘘，在缅怀战友老乡情谊的同时，更深深感受到人间大爱的真善美。

愿把此书推荐给曾在北大荒工作生活过的战友，以纪念我们的青春。

愿所有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都能看到这本书，以珍惜我们的人生。

原 杭州市第四中学赴黑龙江省虎林县插队知青   

没事来转转（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