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的故事

记得那是在1971年的元月份，农忙已经结束，玉米收进囤，柴草码成垛，生产队喂牲口的草料也铡好了，于是知青可以回家探亲了。

这时我接到了一个“任务”，一位朋友托我把她年仅12、3岁的妹妹从嫩江兵团某部带回北京。这个女孩随姐姐去那里玩，但姐姐却因故不能送她回京了，于是找到了我。我那时年轻气盛，又十分仗义，便慷慨地允诺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在去嫩江之前一定要去看望我的大妹加宁。

我和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吉林省洮安县插队时的合影

1969那一年，仅在半年之内，我家就有3人离开了北京，天各一方： 4月份我去吉林省洮南县插队；6月份我的父亲被清华大学工宣队发配到江西鄱阳湖边的鲫鱼洲农场（他后来和上千名清华大学教师一样，在那里得了血吸虫病）；而大妹加宁则于8月份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垦荒。从插队时算起，我和加宁已经接近两年没有见面了，我很想念她。

旅途是异常艰苦的，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我要先步行4公里到镇上，坐100多公里长途汽车到洮南县城，再从洮南县城坐火车到齐齐哈尔市，再从齐齐哈尔市坐火车到北安县，从北安县再坐长途汽车到她们的连队。当然，乘所有的火车都必须“扒车”，因为知青没有钱，那年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年农活，只挣到23元钱，刚够从洮南到北京的单程火车票。

经过了一天一夜多的折腾，我在下午两点多钟赶到了北安县长途汽车站，这时，唯一一辆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刚刚开走，院子里聚集了许多像我一样焦急万分的人。人们四处打探消息，希望能找到顺路车。终于，有人发现了一辆正要开往兵团驻地的敞篷卡车，它来这里是想顺便接走滞留的兵团战士。于是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拼命踩着轮胎、在车里人的拖拽下爬进了汽车。

由于空间狭窄，所有人的行李都放在脚下，人与人挤在一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最凄惨的是，我虽然不是处于卡车的前排，但却是迎风而站，由于拥挤，无论如何都无法扭转身体。汽车开动了，寒风像刀子一样切割着我的脸，虽然当时带着护耳的皮帽和口罩，脸还是像针扎一样疼，嘴里呼出的热气在睫毛上结成了冰。我心中的勇气一点点地消失，恐惧一分分地增长，我害怕自己的鼻子和耳朵被冻掉，而那时是无法发声求助的，因为谁都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在几近绝望中一次又一次给自己打气，终于在两个小时后到达了妹妹的连队。

妹妹把差点冻僵的我带到她们的宿舍，那是一长溜平房，进了大门之后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上有几扇门，每个门对应一间宿舍。进了我妹的宿舍，放下提包，稍微暖和了一下，就赶紧去上厕所，于是我妹带我去了她们的“女一号”。

他们兵团战士一百来号人，只有男女两个厕所，分别被他们称之为“男一号”、“女一号”。说是厕所，其实就是两个露天粪场，每个大约二十来平米见方，既没有顶棚和门窗，也没有茅坑，只有四面半人高的用草席围起来的墙及两个进出人的豁子。由于人多且冬天不便清理，屎尿已堆积成冰山，我见此不禁踌躇起来，不敢踏上去，怕滑倒弄污了衣服，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我开始体会到兵团战士的生活是何等艰苦，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是这样在零下三十几度、四面透风、天寒地冻中，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的。冰山上那一缕缕刺眼的红色，是女厕所唯一的标识，看了令人心酸。我妹说，如果她们半夜要上厕所，就披上军大衣，光着腿，迅速冲向“女一号”，然后再迅速跑回来。

兵团女战士在宿舍前

她们的住宿条件很差，住的是一间像教室一样大的屋子，中间有一扇门，门的两边分别靠墙立着一排上下通铺，每个宿舍住24人。由于女孩子总是要洗洗涮涮，所以地面上湿漉漉的，夏天一汪水，冬天由于取暖的柴草跟不上，屋里很冷，时常结一层冰。那时留人住宿是要请示汇报的，因为天已经晚了，又恰恰有一张空铺，于是我就住下了。

晚饭时，我吃到了一顿最难吃的饭。主食是馒头，菜是飘着几片洋白菜和豆腐的汤，汤中没有任何油水。说起这馒头来，谁能猜出是黑龙江的小麦做成的呢？它既不白又不松软，而是棕色的，像荞麦面的颜色，吃到嘴里又粘、又苦，还有一股霉味，但它确实是小麦做的。原来，那年夏天一直下暴雨，小麦成熟后无法收割，就在地里倒伏，并发霉、发芽了。一连几个月，兵团战士们就是吃这种用发霉的麦子做的馒头。

晚饭后，妹妹们为我举办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有一位来自西城区某学校的姑娘（她是著名女歌唱家苏小明的姐姐），会拉手风琴，平时她总是拉俄罗斯歌曲《三套车》，所以外号叫作“小伙子”。那晚，她照例拉起了《三套车》，其他女孩子跟着合唱，略带苍凉的歌声与琴声，飘荡在北大荒辽阔荒漠的田野上。我妹妹还独唱了《草原英雄小姐妹》里面的插曲，她的嗓音清亮悦耳，余音绕梁。那个年岁，青春的花朵在冰雪中依然绽放。

照片中右上角是“小伙子”，其他是我妹妹和她的同学

这时有人进来说，别的宿舍有人哭了，她们说，为什么王加宁的姐姐能来看她，而我的爸妈和哥姐不来看我呢？

（写到这里，真的满眼都是泪！）

当晚，由于害怕自己身上带有虱子传染给她们，我没脱棉衣，和衣在通铺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妹妹送我到连部上车。我俩走过五大连池宽宽的冰面。她告诉我，这里的湖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湖边黑色的石头是熔岩冷却后变的。这里曾经是劳改农场，原来的老职工，一部分是看管劳改犯的军人，一部分是改造好后留下来就业的人，后来的生力军就是知青了。

与妹妹分手后，去嫩江的行程开始了，穿越时空留下的记忆中，也包括这一段。

还是扒车，但这回车上特别挤。东北人都会抽烟，整个车厢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就这样，我一会儿在过道上站着，一会儿紧挨着别人坐着，不久身上就奇痒起来，而且火烧火燎的，我想也许染上虱子了吧。我们当时在农村生活，都染上过虱子，但也没有这种灼烧的感觉啊。

查票了，列车长迎面走来，知青惯用的方法就是往厕所里躲，但是厕所里面有人，我进不去，只好站在靠近厕所的过道上，忐忑不安地等待列车长盘查。凭心而论，那个年月，大部分列车员对扒车的知青是宽容的，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了城市所有的家庭，列车员都知道知青不易。这位列车长也是宽厚的，他没有让我补票或者轰我下车，只是问了问我从哪里上车、要到哪里去，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至今记得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黑里透红的脸膛，在看似威严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软善良的心。

终于到了嫩江建设兵团，我已记不得这个部队的番号了。小姑娘的亲属对我表示了感谢，给我安排了住处。

小姑娘住的地方是建设兵团的团部，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有一个供洗漱及打开水的大水房。当晚，我即用一个大脸盆烫我的毛衣和绒裤，只见热水浸泡不久，盆面上就浮起了一层白色的微生物，是白色的虱子。一路上咬得我浑身火烧火燎的害虫，终于被消灭了。说实在的，即便是在农村插队，也没见过这么大个的。

第二天早上洗脸时，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在水房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原本光洁的脸颊，此刻就像干旱的盐碱地，斑驳成块，卷起了许多白色的皮，原来那天刀子般的寒风，虽然没有冻掉我的鼻子和耳朵，却冻坏了脸上的皮肤，现在热胀冷缩，终于脱落了。我在惊惧之中，感到了一丝幸运。

衣服烘干了，到嫩江兵团的第三天早上5点多钟，为了赶火车，我带着小姑娘出发了。到火车站要走好几里路，虽然路很平，但没有路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寂静无声。因为特别害怕，怕遇到坏人和狼，我俩的手相互紧紧握着，一路都没有松开。 

由于一路扒车和节省，我留出了从嫩江到北京的火车票钱，终于在嫩江坐上火车，回到了北京。

那次旅程，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怀，并且对其中的经历感到后怕。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有满腔的热血，却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和常识。据说，有个别知青为了回家探亲，独自一人穿越深山老林，遭遇野兽的袭击而身亡，还有个别知青为了回家探亲，寒冬腊月扒上货车，货车夜晚没有停歇，扒车的知青就被活活冻死了。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青，很多人都有九死一生的感觉。

那次行程，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使我了解了69届兵团战士经历的磨难。在此之前，我一直羡慕兵团战士，认为他们挣工资，还发军装和铺盖，比插队的人幸运，到了五大连池建设兵团的驻地之后，才得知他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应只提老三届，而应是老四届，这第四届就是69届初中生，我认为很有道理。他们几乎被连锅端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绝大部分人在那里呆了7～10年以上。这么多年来鲜见讲述老四届故事的文章，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下放时年龄更小，只有15、6岁，文化水平更低，只读过6年小学。文革结束回城以后，他们那点儿可伶的文化难于支撑继续深造，所以到如今，他们相对于哥哥姐姐，在事业与生活方面不尽人意的地方更多。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们连替自己呐喊的实力都没有。

一次，我和同伴一起去河南云台山旅游，在回京的旅途中要在焦作住一晚上。送我们去旅馆的司机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 长得敦敦实实，他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非常热情，他说，他的妈妈也是北京知青。很自然，我们问起他的母亲，他说，死了。于是他给我们讲了他母亲的事情。

这位女知青在下乡前是北京育英中学老初二的学生，像许多育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她是革命军人子女。下乡几年后，她被推荐上了医疗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河南一个县城医院工作。人生地不熟，无比的孤单与寂寞，后来她与这个男孩的父亲相识并结了婚。

“我妈和我爸是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中长大的，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这个男孩说。

80年代末，北京市允许知青的子女迁回北京，男孩的妈妈把两个儿子的户口迁回了北京。

“可是我们都不争气，不喜欢念书，也跟不上，于是闹着迁回来了”男孩说。

我问他家在北京还有亲戚吗，他说有，两个姨都在北京，姨的孩子都很争气，一个上了清华，一个上了北大，挣很多的钱。

可想而知，他的妈妈是什么心情。

“我妈有糖尿病，可是她从来不忌口，50岁就病死了”男孩说。

我听了他的诉说，特别痛心，是何等的绝望，让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心知肚明中，用慢性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几年来，我一直不能忘怀，并多次对自己的女儿说起这事，还好，女儿能够理解。

1995年秋天，我从河南洛阳调入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当时，学校给我分配的教学任务是教校长培训班的学员计算机应用技术。

因为我比较耐心，又是刚调回来的北京知青，校长们对我非常友善与热情。 “知青真不容易！”，一位小学校长对我讲了她们学校一位女老师的故事。

1969年清华附中的女生在吉林省洮安县插队，照片中的女孩有的年龄15岁

这位老师是一位曾在东北插队的女知青，插队时间久了，就在当地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大约在80年代初有一个政策，如在北京的父母有特殊困难，知青就可以调回来，但前提是不能结婚。那个女知青只符合一半条件，怎么办呢？她就开了个丈夫死亡证明，办回北京了。可是她并没有丢弃丈夫，回京不久，就给小叔子在学校找了个临时工做，而这个名义上的小叔子，其实就是她的丈夫，他白天在学校打杂工，晚上住在家里。

于是这个男人成了黑户，既没有户口身份，也不能用真实姓名，还不能在公开场合认妻认子，郁郁寡欢地过了几年，就生病死了。

送别这个男人的时候，这位女教师禁不住放声大哭，直到这时，她才说出了实情，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伤心落泪。

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对女知青的伤害更深。文革前没有念过几天书，文革十年中丧失了上学的机会，而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时，又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许多人学不上去了，成为半文盲，于是在企业改革的浪潮中，早早下了岗。

惺惺惜惺惺，我们彼此都知道。

来源：“伊宁"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