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草原二十三年（三）

1970年，爸爸被排除了特务嫌疑，街道对妈妈的专政也不了了之。当年7月，民航局决定将一批干部下放郊区，其中自然包括两航起义人员。

对爸爸的处理是到平谷郊区，由当地安置。于是，他带着高龄的奶奶、妈妈与身边的两个孩子来到北京农村。当时，我大妹已经去山西插队。他们举目无亲，仅由当地出了几个安置费，盖了三间简陋无比的房子，就算安身立命之地。

父母在平谷安家后的1972年，我曾去探亲。家里景象凄惨，一贫如洗。过去，我们的家具都是向公家借的，这一扫地出门，连家具也统统扫回公家那儿，只有两副摇晃的铺板，勉强可当床用，板凳、桌子都是用砖头搭的，衣服也用几块旧布盖住，连箱子都没一个……

远离父母，经历了些人世沧桑，也由于年龄大了几岁，离家的这几年，除了跟牲口与牧民打交道，特别感受到了蒙古族牧民待人的纯朴、热情与真挚，革命似乎渐行渐远。有时不由自主，常常会想起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宠爱、甚至溺爱，心里便会有不安与内疚不住搅动……这次，回到家徒四壁的窝里，见奶奶几乎已经走不动路，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父母也明显比过去老了许多，额头刻上了皱纹，鬓角添了不少白发。特别是妈妈，原先说话的声音底气挺足，比较爱叨唠，这会儿几乎不怎么说话，就是开口，声音也是颤巍巍的，眼神中满含惊慌失措。可她一句埋怨孩子的话都不曾说，只长久默默打量我，眼神中充满关爱，饱含在她眼里的恐惧仿佛都暂时被慈爱挤走了。这就是无我的母爱啊！母爱让我的心一阵阵揪得生疼……

迈进家门后，我立刻给在山西插队的大妹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头一回和她联络，我问她那里有没有木头卖，如果有，想法子运回来一些。大妹很快回了信，说她已经买了一批木料，但运木料算投机倒把，所以她求人给打成几个包装箱，通过慢件运回来。

东西运到后，我蹬着平板三轮儿，从永定门火车站把它们运到平谷家中。又花了十天的工夫，我打了一个桌子，几个凳子，把剩下的木头都打成了箱子。箱子除给奶奶、父母留下两个，他们叫给兄弟姐妹一人一份儿。

父母连声夸我和大妹能干，说已经指得上我俩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不堪的往事从来不见他们提起，更没有一句责备我们的话，都这种处境了，还惦记着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

到1976年运动结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书面文件判定父母是何种“牛鬼蛇神”，也就无从宣布为他们正式平反。从我家抄走过一个1000多块的存折，先退还了；后来，又根据当初抄家登记的所谓清单，退赔了1000多块钱。多年不再唠叨的妈妈又恢复了唠叨本性，我后来回家探亲，她曾反复对我絮叨：抄走的何止清单上的东西啊，光金项链与金条就有好几百克，更何况那些上好的翡翠，只赔了这么一点点钱……我爸爸劝她说，活着就是万幸，知足吧！

父亲有位两航起义的同事，是个正驾驶员，原先的工资每月1000多元，再加上出勤公里费，收入颇丰。后来虽然减了保留工资，生活还是比普通人优裕许多。运动中，他当然在被隔离审查之列。由于属于重点人物，24小时双岗监视，一直不让回家。当时，他已50多岁，妻子的岁数也差不多。关押期间，妻子患了不治之症，直到去世送去火化，都不叫他回家看上一眼，也不告诉他任何妻子的消息。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回来处理后事时，女儿拿了几件衣服掉头就走，什么也没对邻居说；儿子回来，找了辆车，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运走。两人都不过问父亲的死活，争相与他划清界限。特嫌排除后，不敢让他回家，怕他有个好歹，只能慢慢做工作，让他接受残酷的事实。可不能瞒一辈子，他终于回到了家，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想到含恨而死的发妻，杳无音讯不认他的儿女……没多久，便抑郁而死，找他的爱妻去了。

这就是我爸爸说“活着该知足”的潜台词。

我当然还是妈妈最疼爱的孩子。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爱叨唠的妈妈从未提过当年孩子们打她的事儿。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老年，奶奶先走了，父母也相继过世。在送走妈妈的那天，我心里异常难受，那一堆炮弹仿佛又向我袭来，一瞬间又穿透了我的心：我曾经打过妈妈，还虐待过她……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尽管出于被迫与无奈，可我却带头做了种种令人齿冷的事情……

我几乎没脸向别人诉说，中国人最讲孝道，我这样忤逆，历代以来恐怕都不会出几个。这些事情一想心里就坠着大山，沉重到不愿回忆。不是想要遗忘，而是怕触动灵魂深处的伤口，让灵魂疼痛无比，疼痛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打滚儿。其实，它始终像梦魇似的压迫着我，恐怕直到生命的尽头，我都无法解脱。

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理解我，能不能原谅我，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撕开伤口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则故事：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妈妈，把妈妈的心挖了出来，当他攥着这颗心往前走时，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妈妈的心掉到了地上，那颗滚落到地上的心忽然说话了：孩子，你摔疼了吗？

这则故事过于残酷与恐怖，可它真实地描述了全天下母亲的心：只有妈妈能无条件地原谅自己悖逆的儿子。

珍宝岛战役后的1969年夏天，团部开始逐步往南迁移，在距团部几十里的南边，围着三个小山包儿大兴土木。北边山包儿划归运输连，西边是工副连、粮店、供销社等，东边属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政后），三个山包儿中间又盖起一大片房子，是家属宿舍。

到1976年，兵团宣布解散。那片地原先属于临近的牧场，人家要求地归原主，团部又是一番折腾，开始了第三次转移，决定后勤先行，然后是司政后。

那时，我已经当了拖拉机手。由于要把砖拆下来去盖新房，我曾开着拖拉机去过好几趟。砖拆下来后，只剩空架子，里面的废纸、文件风一刮，漫天飞舞……我不由想起战争电影中的情节：打了败仗逃跑，兵败如山倒的情景……那印象真是太深刻了，一辈子忘不掉。

兵团解散的消息，刚开始对老百姓保密，直到一年多后，我们才逐步知情。解散、撤退的结局已经定了，却足足搞了三年左右。

1976年，我还在工副连开拖拉机，首先知道的是运输连原先有四十多台卡车，忽然调拨出去二十余台，少了一多半儿，心里就有些犯疑：怎么能调出去这么多车，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但调车的事儿属于大生活，肉食者谋之；我是小老百姓，照样按部就班过我的光棍儿小生活。

后来，又发现不少当官儿的不辞而别，说是外出开会或回家探亲，一去便黄鹤渺渺再无消息。留下的人对下头的管理也明显放松，纪律已松弛到不堪的地步，明抢虽不曾发生，暗偷却逐渐熟视无睹。

木工房属于基建科。过去，曾丢过一块两米长的木料，居然当做案件处理，几乎天都被捅了个窟窿，当官儿的派人挨家挨户翻，翻了个底儿朝天，总算把这块木头搜了出来。偷的人不但开大会批判，还给于处分。没对他批斗判刑，他真该念阿弥陀佛。

这会儿，我们工副连放在仓库里的羊毛丢了不老少，木工房的木料更是每天见少，有积极的去报过案，上头只象征性地派人来调查过一下，态度懒洋洋的，纯属走过场，回去后再无下文，根本没想过解决的办法。

更有甚者，连对枪的管理都乱了套。枪应当登记在册，一天，突然发现竟然多出几支。谁都知道，逢多必少这个理儿，走过场查了一遍册子，发现枪号根本对不上……这么大的问题也是不了了之，没人肯去细究。

形势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是没人愿意管，草民翻身得解放了。有那造反意识强的，便想对平日欺压人的官儿报复报复。

运输连连长军阀作风严重，甚至有过打骂战士的行为。那日听说他复员要回老家，大家连欢送会都不曾开。第二天，他只有灰溜溜去大石寨赶火车。在这儿混过几年，却也没有白来草原一场，回去时压着满满一卡车东西：木料、羊皮、毡子……都是林区、牧区土特产。得到这一消息，大家也没搞串联，平时受他欺压的一些人提前蹭车赶到了大石寨，听说去开了原连长的批斗会，有人甚至动了手。原连长的收获除了那一车东西，还有灰头土脸。

这拨无法无天的主儿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回转团部时心里也打鼓，琢磨着团部怎么也得处理他们，哪怕象征性的呢！没想到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竟然散化在空气之中。

随着精神解放，性也在某些人身上得到解放。兵团战士正是二十多岁的年龄，青春的躁动尤为强烈。可他们没有条件，住的是集体宿舍，吃饭在大锅，连身体接触的环境都没有。没法子，只好自己找撤。

原先，女生宿舍男生不允许进去。这会儿，只要两方谈判好了，在炕上拉个帘子，一边儿睡一对男女，鸡犬之声相闻，倒也相安无事。还有在野地里、草垛子上、木工房、仓库里成其好事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能解决性饥渴。

有个男战士在邮局工作，时常在中午让他女友溜进邮局内。只在靠街的窗玻璃上挡张报纸，遮住下半扇玻璃，两人便像埋在报纸里的鸵鸟，开始在里面疯狂做爱。正是中午休息时间，难免有人路过邮局，在邮局的廊子里闲逛，看见后，又叫来几个好事者，一块儿趴窗户偷听偷看，然后广为传播。

声音能听见，怎么能看见呢？原来，我们那里属于高寒地带，为挡风与御寒，门朝北开，北边都建个廊子。廊子上开个门，进门后拐弯儿，才能进邮局的门。走廊里原是黑的，可屋子里的窗户只档住半扇，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从邮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外黑里亮，一目了然。这两人在成就好事，一时疏忽，竟然成为掩耳盗铃。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指导员气得拍了桌子，却也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说，怎么偏偏在公共场所搞！

一对一、“一对儿红”（一对儿红是文革前后的时髦语言，指互相帮助的两个人，类似于基督教里的祷告伙伴）还能解释成为情所困，出于不得已。却有这样的女孩子，两个男的追她，她上午跟一个男的睡，下午跟另一个。

有个天津籍的女兵团战士，眼睛很大，眼波流动，相当活泼，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家庭，当初思想觉悟特高，别的地方不去，咬破了手指，写了份血书表决心，才最终来到我们兵团。

用流血的手指写字，我尝试过，没有相当的毅力不行，手指上神经密布，疼起来够戗。有一次手碰破了，我好奇，在纸上划拉过两个字，疼得钻心，当时就不敢再继续了。因此，我特别佩服这些写血书的，当然更钦佩《红岩》中手指被反动派钉竹签子的江姐。

那女生原以为能当上正式解放军，没想到只做了兵团战士，不免有些失望，但还是继续积极，第二年就入党并当上了排长。

就在兵团酝酿解散的过程，她的上进心散了，春心动了，与她们团政治部主任有了一腿。这事若发生在几年前，那现役可能就要判刑，她必得下放去卖苦力。当时却没给大的惩处，只把她从政治部下放到团部直属勤务连。该连下属有司机班、炊事班等。没承想，这丫头跟个有老婆、孩子的司机又好上了。在团里实在呆不住了，遂被送到我们团，又闹出过好几起绯闻。好在兵团也快散了，回城的政策已经松动，靠她自己和家里双方积极联系，不久她就办回天津去了。

家里有父母的可以办困退或病退，没亲没故的孤儿就惨了。那时，我们勤务连从保定招来过几个孤儿院的女孩子，负责照顾团级干部，打扫房间，端茶递水。她们无家可奔，也没有任何路子，看别人一个个回转大城市，羡慕得心里流哈喇子。有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小姚，决心使用老天爷赐给她的原始股，遂主动向参谋长投怀送抱。她与参谋长的关系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好事的兵团战士趴窗户看见过，但已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气候，她终于被顺利地推荐上了大学。

那时，我们这些插队的知青有一小部分已离开草原，有上大学的，有回北京当老师的……当初壮心不已的老知青不少也开始人心思动，想回家想得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没一天地乱混。除个别队，多数知青原先都觉得搞对象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大坏境的舆论不允许搞这个。那时候，剩下的男女也开始搞对象了，有的男大，有的女大，环境促成了就算合适。正象有个女知青说的，花开到了一定时候，谁来采就属于谁。像我这样被边缘化的，自然没人要，仍旧是光棍儿一条。有的队男女搭配很不平衡，极个别有本事的可以到临队去“抢”，绝大多数也只好如我，做孤独的倒霉蛋儿。人一旦被压抑狠了，想发散又发散不出来，看着别人出双入对，心里真比猫抓还难受。我觉得，没当强奸犯，真多亏了那么多年的无性教育，否则，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当然，谈婚论嫁也还是要经过批准，首先得给连部打申请报告。有这么一对儿，女的正派，男的老实，向连里打了报告，却被指导员压了下来。这俩人没理这个碴儿，回北京结婚去了。后来听说，女方已经怀孕。食、色性也，到了一定的岁数，多安分守己的人，除非有病和不得已，性色都是压抑不住的。

那两三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长期的压力一旦减轻，反弹就特别厉害，人心思散，形成了怎一个“乱”字了得的局面。

我在额仁草原二十余年，鼠害只在局部地区闹过，从来没有达到危害整个草原的地步。

这些鼠辈挑地方挺厉害，山头儿不去，靠水的地方不搭窝，又远离湿地（沼泽），只在一定高度的平地上求生存。比如叫查干的地方，那块草场比较平坦，地势略高，一直通到外蒙古，鼠类一般就集中在这样的地形上。此类草场在额仁占地面积不过百分之五，所以鼠害构不成巨大危害。

自然界的自行淘汰真是奇妙，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当鼠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总会闹一次鼠疫，使鼠辈大量减少。这里不是指人类中蔓延的鼠疫，鼠类间的传染病叫鼠间鼠疫。鼠间鼠疫一闹，地上就经常能见到死鼠的尸体。当然，有更多的死于洞内。

一旦发现疫情，因为怕传染到人，当然要高度重视，立即汇报到上面。上头也会迅速派人查验，将那片地区以最快的速度封锁。但也就封锁一段时间，往往是秋天发生疫情，到冬天一下雪，鼠间鼠疫不闹了，禁令也就随之解除。

这样的疫情，我在的那些年，曾经遇见过两次，有一次我曾亲身参与过抗灾。

鼠疫闹过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鼠类似乎销声匿迹，需要再过上几年，它们的队伍才会逐渐壮大，并达到一定数量，而数量到了一定程度，鼠疫又会从天而降……

1970年代末，我已经当上了司机，那是我到牧场后，额仁地区发生的第一次鼠疫。部队很快到达，将那片草场封锁。盟里、旗里的各路人马也陆续到来，车辆集中在封锁线上，没有防护设备，谁也不得轻易进入疫区。

但卫生防疫人员必须进去，上头要求调查死鼠的密度。而他们对这块草场非常陌生，必须有人带路。当时还是国营牧场，遂派出了一辆吉普车，叫我开车领他们进去，并携带了一部电台，好与封锁区外面的人联络，及时将疫情汇报上去。

我开着吉普车，风风火火来到封锁线上，只见那儿停着一辆嘎斯改造的绿色救护车，也不知道干啥用，难道死鼠需要救护？

到了跟前，有人从救护车里递给我一套防护服，让我赶紧穿好。我这才搞明白，救护车是专为拉防护服的。这副行头有些像电影里看到的潜水员，衣服是帆布外头喷一层橡胶，颜色为黑灰色的连体服，要从下往上套，拉链儿一直拉到脖子以上，脑袋上还带个帽子，脖子上的带子要求扎紧，上面附着防毒面具，面具底下吊着个空气过滤器，吸的就是从过滤器里出来的空气。尽管已是草原的秋天，外头寒意阵阵袭来，不穿绒衣绒裤已然过不去了，可闷在里面不能透气儿，不一会儿就感觉又闷又热，分量也越来越重。

加上我这个司机，一共是四个人进去，颇有种出生入死的范儿。除了防护服的严密，吉普车在进去前，也把能罩的地方都罩上，能堵的眼儿全部堵死，生怕半死的病鼠钻进来。路上除了死耗子，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绿地，道路相当平坦，仿佛很安全。走一路停一路，只要见到死鼠就让我踩刹车，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赶紧下车，手里拿个铁丝做的框子，大约一尺见方，平放在草地上，数一数里头有多少只死老鼠，有多少个鼠洞……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这叫测量死鼠密度的规板。测量出这两组数据后，他们用电台向外汇报。

我们围着整片儿额仁草场转了一大圈儿，从里头往边境线那儿开，再掉转方向回头。越走我越感觉浑身燥热，绒衣裤已然湿透，粘乎乎贴在肉上，简直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可司机只有我一个，怎么着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总算完成任务回到目的地，我恨不得立刻将这身劳什子甩掉。还未动作，即有人冲我吼了声：先别脱衣服！他指挥我把吉普车开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半米深的坑中，里面是石灰水，就连车的底盘也得进行认真消毒呢！

终于，我摇摇晃晃下得车来，刚出车门，一只喷雾器已对准我，消毒液劈头盖脑喷了过来，然后又是冲水，通体被水冲过一遍后，才让我们到一边儿去，把厚重如铁的防护服脱下，将其重新扔进救护车内。一切消毒做好后，终于叫我们四个人去休息。至于统计的任务就归别人去管，我们已是筋疲力尽。

这次的印象异常深刻，记忆中，自己仍旧穿着那身沉重无比的防护服，像个水鬼，坐在方向盘后…….

1974年前后，我们牧场的知青陆续开始了胜利大逃亡，有选送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有保送回北京当中学老师的，有父母走后门把子女弄回身边或者送去当工人的……离开草原的风一旦刮起，就收不住了，搅得人心浮动，甚至人心惶惶，都思念起了故乡，什么扎根边疆，什么一辈子革命到底全都被白毛风搅乱了，大家再也无心恋战，很像垓下之战的项羽兵营。

当时，不那么幸运被选送或保送的也开始纷纷办理“困退”与“病退”。“困退”是父母年老体弱，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政策允许办回一个子女；“病退”则是本人有病，已经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虽说有政策条例，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要能开出医生证明，证明父母或本人有病，还是相当重的病。

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离去，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毫无办法可想。那时，爸妈虽然已经回到城里，但我弟弟留在了北京工厂工作，“困退”我自然不够资格。至于“病退”，我爸被整多年，总说“活着就该知足”，我有吃有喝地呆在草原不是也该知足吗？再说，他也不善外交，让他到哪里去找大夫开证明？我妈呢，本来就是家庭妇女，认不得几个人，更加上似乎已经被整傻了，这种事儿她更办不了。还有一层，我家当时只有两间房子，我爸妈住一间，我弟弟住另一只有九平米的小房，我和插队的妹妹探亲暂时回去挤一挤还可以，如果都办回去了，叫我们住到哪儿去？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

走不了，还能继续大有作为吗？也只能沦落到与当地盲流为伍，昏天黑地混日子。曾几何时，我们与原驻地的牧民一样，特别瞧不起那些在场部瞎混的外来户，他们夏天捡羊毛、采蘑菇，冬天拿杆猎枪四处打猎。提起他们，我们往往一撇嘴，轻蔑地说声“盲流”！没承想，我也有变为盲流的一天。

那时，剩下的知青已经不大讲出身，都有了民兵身分，陆续给配发了枪，愿意的话，可以天天扛着。我倒不是为炫耀，而是百无聊赖，遂喜欢上了打猎。我打过黄羊、兔子、老鹰，地鵏，甚至包括一只天鹅……跟抽烟一样，我上了瘾，终于和当地人排挤的盲流同流合污了。

在牧区，曾听人说过一句话：上有天鹅，下有地鵏。意思是这两种肉好吃。

说这话的不是本地牧民，是外来户，即盲流。牧民一般只吃牛羊肉，连鱼都不吃，当然不会知道天鹅与地鵏是何滋味儿。

刚到草原那阵，地鵏比较常见，我们知青并不知道那是啥东西，只觉得怪模怪样，长得不善。牧民告诉我们，这叫陶格勒布，不怎么善于游水，会飞，浑身的肉特别多，他们都没吃过。不久，有个外来户告诉我，这该属于飞禽，俗话叫地鵏，学名是鸨鸟。老鸨谁不知道啊，臭名远扬的妓院老板娘，这鸟必不是好货，打了也就打了。

那时草原的地鵏挺多，甚至不怎么怕人。有一天，临队有个知青去马群换马，他刚下马，便迎面撞见一只地鵏，立在那儿纹丝不动，直勾勾瞪着他，瞪得他脊背发凉，下意识地用手里的长套马杆捅了那地鵏一下，镇定自若的鸟突然怒了，竟冲他扑将过来。吓得他一个劲儿后退，脚下不平竟然摔到在地上，又接着打了个滚儿。这一退一滚长长的套马杆折成了两节儿，他手里攥着的正是粗的一端。地鵏扑过来了，只能打啊！幸亏手里是粗的一节儿，一通乱打乱劈，居然就把这只地鵏打归了西。于是欢天喜地扛回包儿内，众知青一起打牙祭。

兵团接管后，打的人越来越多，地鵏一天天见少，渐渐无法再靠近了，打的难度自然增大。

我第一次打地鵏大约在1974年，已是兵团时期，我在二线打杂儿，每天扛杆枪，在边境帮着巡逻，见着猎物就打，跟牧民当日所形容的盲流几乎一样。

一天，团部的司机要往定居点儿拉砖，因为前头挡着个带芦苇的大泡子，他路不熟怕陷进去，就叫我带路，我照例背着枪去的。

解放大卡车正往前走，在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只地鵏。没枪的时候，我曾经见过这东西，脖子长长的，肚皮挺大，三角型的脑袋小得不对称，身子没鹅大，但体型跟鹅差不多，颜色是灰的，肚皮的毛为白色，头到脖子上长着绒毛，翅膀上的毛粗大，上面杂带着白色，模样该说难看，眼睛里还射出凶光，看着挺不善，无怪乎叫它老鸨！

我立即叫司机停车，端起枪，从副驾驶的窗口往外瞄准，距离太远，我没打中，让它飞了。

仿佛要挑战我的射击准头儿，要不它就是弱智，竟然不赶紧逃命，飞了只有20米左右，就扎在了草地里。到嘴的新鲜我能不再一次开枪吗！还是打低了，但一定受了伤：只见它两条腿抖动了一下，扑扇着翅膀挣扎，艰难地往前跑了一段，我们的车就要追到它跟前时，它居然迎着风，摇摇晃晃又飞了起来……

地鵏起飞靠两条腿加速，它先往前跑，速度到了一定程度，开始扇动翅膀助跑，然后往下一蹲，两条腿蹬地就能飞起来。可刚离地面的地鵏速度快不了，最多也就20迈（时速20公里），飞起来后，逐渐提速，可以达到60迈，卡车就追不上了。

我们当然不甘心，开车继续追。突然，天上掉地鵏，它从天空坠落下来。原来，我把它的两条腿打折了，流血过多，终于支撑不住了。

好大的一只鸟啊！我抬起它的脖子高高举起，两只脚已然碰到地面，高度肯定在1米70以上；司机把它的翅膀张开，竟然有2米多宽。回到家，我们把地鵏拔毛、开膛，将内脏掏空，我剥开嗉子（胃），发现里面除了草和草籽儿，还有不少小虫儿，莫非它属于益鸟？我没有继续探究，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书。小时候的我酷爱研究、渴望发明，在运动中我逐渐长大，已经没了这种兴趣。

由于经常吃手扒肉，当地都使用大锅，最小的直径是60公分。我们那口锅足有80公分，剔下的地鵏肉有整整一脸盆，煮了一大锅，带骨头的又炖了一锅。煮熟后，吃在嘴里却很一般，普通牛肉的味道，而且是老牛肉，肉丝相当粗。

失望之余，我走到门口，只见一地鸟毛。阳光下晶莹闪亮，竟然美丽异常，那耀眼的光芒竟然刺痛了我的眼睛……

边防站的司务长酷爱打猎，与我臭味儿相投。不记得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去找他，一天，两人又相约着去泡子边打野物。

那天，凑巧在泡子里瞧见了一对天鹅凫在水面。他打着哈哈对我说：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看能不能当回癞蛤蟆吧！

从小，在话匣子里就听过圣桑的《天鹅之死》，还听老爹给我讲过芭蕾舞剧《天鹅湖》，印象里天鹅美丽又神圣，拿枪对着天鹅很有些底气不足。可那会儿，就觉着自己是只癞蛤蟆，做不成正经人了，尽管并不觉着自己光明正大，还是条件反射般举起了枪。距离大约200米左右，两人的子弹几乎同时射出。没打着，天鹅扑棱着翅膀，想要逃离。可是，和地鵏一样，必须在水面滑行几十米才能起飞。人的心理很奇怪，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一旦出手往往就难于收手。

此时，我们两杆枪齐发，直到把弹夹里的子弹统统打光，加起来足有40发……只见羽毛在空中飞扬，一只终于掉进了泡子里，而另一只飞走了。捡起来发现，是只公的，中了好几颗子弹，却没有多少血迹，不知道是否血已经流光，或被泡子里的水冲刷净了？

司务长把绒衣脱下来，将天鹅刚好包扎严实。当时，已经知道不让打天鹅了，可就为了当回癞蛤蟆，把一只美丽的公天鹅打了下来。那时还不知道，天鹅的配偶是终身制，死了一只，另一只甚至可能殉情。若知道了这点，我会收手吗？

记得那天我俩还喝酒庆祝，就着煮熟后变为白色的天鹅肉，庆祝自己终于当了一回癞蛤蟆。

回忆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天鹅就不用说了，属于禁猎飞禽，而地鵏，据说我国现在只剩下200来只了，它们竟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鹅还比它低一级属于二级，数量也比地鵏多。由于鸨鸟身躯肥大，最不善飞，人们容易观察到它的交配情况，遂留下鸨鸟喜欢交配的印象，才创造了鸨这么个字。鸨鸟发情期间表现的求爱动作，原本是动物的天性，而且是雄鸨主动，人们却给雌鸨扣上“喜淫而无厌”的帽子，并转嫁到了妓女头上，这完全是观察的错误与男性的偏见。

我还了解到，鸨鸟的食谱中除小鱼、蛙、昆虫外，还捕食蝗虫、金龟子、毛毛虫等农业害虫，它是对人类有益的益鸟。

若是现在，兴国猎杀鸨与天鹅，板儿上钉钉属于犯法。那些环保主义者听说了这些劣迹，手上曾经沾染过禁杀动物的血腥，准是心里气愤万分，甚至会想到把他扭送到局子（公安局）里去。可那时动物保护法还未问世，讲的又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莫说动物，人死了也就死了。我们聊起这些时，他并不想为自己开脱。他现在也和大家伙儿一样，希望这些行为仅仅是完成时，再别来一个将来时了。

别说国家，整个地球也禁不起再折腾了。

盲流归盲流，我也不能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那时的人尽管理想破灭，基本觉悟总还是有，我当然也不例外。

大约1975年，我已是连部的拖拉机手。从11月初开始，大雪一场接着一场。白皑皑的雪把地面盖得严严实实，草原完全被冻住了，温度达零下二十多度。放牧人家都是自力更生，燃点牛粪与羊粪砖取暖。公家只要有人张罗，秋天派人到草地里多捡点儿，去废弃的羊圈中勤刨刨，取暖本不是难事儿。

兵团接管牧场后，我们大队的巴图队长顺理成章被任命为连长，我们知青还是习惯称呼他队长，叫着顺口儿。他虽是好马倌儿，筹划上却有欠缺。这不，忽然发现连部烧的将要告急。

节骨眼儿上，配种站又突然提出要煤。牛羊粪不禁烧，温度忽高忽低，配种需要的温度高，火时刻不能灭，否则精子就得冻死，又没有专门添火的人，要煤属于合情合理。

此时，连部剩的煤装满一簸箕都不够了，他只有来找我这个拖拉机手，让我到57团拉煤。57团在霍林河旁，这是现在的名字，那时只是一片荒草滩。甭看是块荒地，可出好东西，那儿有煤矿。所谓的煤矿不过是兵团开发的小煤窑，只有两个坑口，出煤量极其有限。粥少僧多，拉煤的人必须排队等候，最少要排一天一夜。

我心里当然不愿意。但以我和他的交情，又不好意思一口回绝，只能给他出出难题。我说，拉煤不容易，路上跑差不多四百里，不能睡觉，又冷又饿……要去，你得跟我去！没想到，他异常痛快地答应下来。没了借口，我只有准备上路。

其实，我最不想去的原因是因为柴油有问题，油库里已经没有适于冬季用的柴油。

我们这儿整个大颠倒，五月份库里是冬季用柴油，冬天只剩夏季用的。那年头儿还是计划经济，牧区本来凡事都慢半拍，这一计划，起码就慢了四五拍。不是大庆油田没生产出来，而是需要诸多手续批准：油生产出来了，得等上头调拨的计划批下来放行；从大庆往外运油要多少车皮还要报批，装上了油罐，等计划来了才能卸车；我们需要多少油也必须写申请，等手续齐备了才可往家运……冬油从年初开始申请，等层层报批下来，已经到了10月份，油来了还拉不走，得等指标下来，估计运到连部也是11月以后的事儿了。如今，库里剩的是夏季用柴油，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几乎没法儿用。

油桶从库里提出来，没完全冻，可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半固体，粘粘的、厚厚的一层白沫。加进拖拉机的油箱前，我用一根棍子从桶的加油口戳进去，使劲儿搅，得搅得温度升高，白沫子基本化开，才能往里加。我的拖拉机前头罩着保温棉被，两个座儿周围支着个简易棚子，可被子护不住最前头的油箱。就是发动起来，天寒地冻的，也不能保证柴油不再凝固。我所以叫上巴图，也确实需要个人手儿，我开拖拉机，他得一路举着喷灯，替我给油箱供暖。用明火儿烤柴油，确实够危险，但不豁出命去，拉不来煤啊！我觉悟不乍地，可那时也没把自己的命看得多值钱，而人家巴图是连长，觉悟当然高。那时的人基本没有安全意识，忽略个人的存在也很正常。放到现在看，就是一堆不顾个人安危、不懂科学、不敬畏生命的“大傻帽儿”。

随机我带了一大桶柴油，一小扁桶汽油，汽油专给喷灯用。灯挺大，本身分量不轻，喝足了油更是沉甸甸的。巴图坐在副座，伸直了胳膊，勉强能够着方向盘前的油箱。雪不停在下，风越来越猛，一路颠簸，喷灯在他手里乱晃，刚好油箱的左右都能烤到。我忍受颠簸与冻饿虽然辛苦，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双手举着那沉重的喷灯，是啥滋味可以想见。为分散他的注意力，也有点儿恶作剧，我瞥着嘴对他说：拉煤苦不苦？你也跟着体验体验，举着灯给我烤吧！他却不恼，瞅我一眼，咧嘴一笑说：你坏坏地……

顶着大风雪，到师部要二百多里，从师部到57团又是一百七十多里，拖拉机在雪地里轧悠，一小时最多爬三四十里，沿途我俩到人家讨了口水喝，没吃一口东西，整整走了十个小时，天已经全黑，像一口大铁锅扣在头顶。大概晚上九点左右，才蹭到煤坑附近。

抬头一看，黑压压一片，已经排成了长龙，大概有几十辆车，卡车、拖拉机，甚至有马车，五花八门。我俩赶紧排进队伍里。猛地停下来，突然感觉到肚皮靠在了脊梁上，饿得前心贴到了后心。荒山野地，根本没有饭馆。还好，我们事先有准备，巴图带着手扒肉，我带着烙糖饼。都穿着皮得勒，饼可以揣在怀里，没有冻成铁砣砣。可肉油乎乎的，只能搁在外头，早已冻成铁疙瘩了，切都没法儿切。此时，带着的喷灯管了大用，我们把肉放在上面烤，烤化了，就着糖饼狼吞虎咽，吞完了，抹抹嘴上的油，坐在拖拉机上继续等。

油箱的火当然不能熄。

坑口昼夜有班，24小时生产，两个坑口轮流出煤，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卷扬机一转，一斗子煤被提了上来，三吨左右，倾倒进车里。排头兵走了，后面的车跟进。解放车三吨装不满，就继续等，排后头的有无异议也要继续等待。

饱了发困，饿了发呆，为赶走困劲儿，两个人开始瞎聊，聊一会儿，撑不住了，轮流打个盹儿，不打盹儿的举灯继续烤油箱，火不能熄啊！到我打盹儿时，该挪车了，巴图就叫我；兴国，快，快，车挪！我这才勉强睁开眼，把拖拉机往前蹭。

队伍长成这样，还有加塞儿的，都是关系户。就为这，打架司空见惯。拌嘴、打伤人都不稀罕，我见得多了。那天还不错，没打架的。直等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装上煤。

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穿着皮得勒和毡疙瘩也还是冷，拖拉机更怕灭火，必须连续作战，咬牙往家赶。

刚开始还行，走了不大一段儿，两个人都撑不住了。你想，差不多三十个小时没合眼，又冷又累，铁打的人也熬不住了。

好在地已经上冻，路面也硬，我运气更好，前头没遇见大沟大坎儿，跑点儿方向没关系，最多猛颠一下，颠醒了，继续找路。

巴图举着灯，这一路笑话就闹大了。一会儿喷灯差点儿掉油箱上，让我猛吼一声，吓醒了，赶忙抓紧喷灯；一会儿灯拿歪了，把自己马蹄袖的毛儿燎了，又让我嚎一声……好几次，他干脆把灯掉在了地上，火灭了，只好重新点燃。

摔灭了，我一通叫喊，巴图回嘴说：我成心，不是（我不是成心的）！就为了这喷灯，我俩互相嚷嚷，完全没了上下级关系，却好歹把困劲儿减轻不少。

没带灭火器，拖拉机油箱的油管是塑料的，这一路真是危机四伏。

那时我们没有打火机，点火只能靠火柴。荒野地撒气漏风，手又冻僵了，哆嗦着拿火柴特别容易断，只好拿一把同时划，好歹能将灯点着。我们一共带着三盒半火柴，一路折腾，走半道儿就闹了火柴荒。这一下都紧张了，等于要宣判拖拉机的死刑啊！

正慌张着，两条狗过来了。巴图一见狗笑了，他说：有狗就有牧民！他叫我离开大路拉荒走，在附近转一圈儿。不久，果真看见一座蒙古包儿。这一路跟人要口水喝没问题，可人生地不熟，谁能给你饭吃？牧民不讲究给客人吃饭，一般都是请喝茶。深更半夜，都夜里十二点多，炉里的火也熄了，还能起来重新点火？我琢磨着，能讨口水喝，要一盒火柴，坚持回去就阿弥陀佛了。终是不甘心，我撩巴图说：恰窝（喝茶）可全靠你了，我是一点儿没辙！

看样子巴图很有信心，他走上前去敲门……说话全他一人，我有意在一旁充傻子。主人家穿好衣服，女主人开始点火。我听巴图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回答乌拉盖的，我们的邻居呢！再一攀，巴图居然和他们沾远亲！一说是亲戚就不一样了，先让我们喝足热茶，然后动手做饭。烤着暖暖的炉火，吃着香喷喷的羊肉汆粉条，这一路最美的享受啊！

真不愿意站起来，主人也邀请我们在这儿过一夜。但是不行，包儿外的拖拉机不干。虽然给它找了个背风的地方，顺风停下，还得不时出去瞧瞧，看有没有熄火，用手油泵打油，揣几十下，还得时不时用喷灯烤一烤，让柴油不上冻，哪能睡塌实？还是赶紧回去为妙。

走的时刻，最重要的当然是要火柴。既是亲戚套亲戚，主人恨不得倾其所有，把家里的一包儿火柴都递了过来。这么多也用不了，我们掰了一半儿——五盒。

半夜两点，我们接着走。又是一路犯困，艰难前行，重复着上面的镜头：相互嚷嚷、加油、举喷灯……直到第三天上午十点，好歹算把一斗子煤拉回连部。终于可以熄火了。我揉揉眼睛，瞧着巴图的眼睛说：瞧你成什么了，熊猫！他看着我一乐：你地，眼睛也熊猫……然后叨咕了一句：太辛苦，人遭的罪，不是（不是人遭的罪）！

赶上了革命年代，兴国没机会读多少书，但他记性好，爱琢磨，有时候甚至想一出是一出，身上很有些唐吉歌德的影子，闹些个类似于与风车搏斗的笑话……总之，不怎么拿自己的命当事儿。不过，他的婚姻却相当现实：岁数到了，该找对象了，虽说不至于是个女的就行，但按他自己的话说，属于赶鸭子上架，说不上合适，可既然走到了一起，咱就得对人家负责任。就这么鸭对鸡地混过了大半辈子，也从没想过做负心汉。说实话，咱也没那个条件，将老婆当流行歌曲中的小花儿甩了。

我曾经很为兴国的婚姻感叹，觉得他们的婚姻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特别是他非常聪明与健谈，面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老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面对的，有什么共同语言，有什么幸福可言。

近日，我和老公请他们夫妇吃饭。我看到，兴国一个劲儿为他那沉默寡言的老婆夹菜，生怕她漏掉了好吃的，生怕她不好意思动筷子。看得出来，他老婆面对我们是拘谨的，更看得出来，兴国对她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充满感动：这就是相濡以沫了。相濡以沫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在行动上的。按文雅的说法儿，他们不离不弃，已经在白头偕老了。

我没看过多少有关爱情的书，《红楼梦》看过，知道宝黛钗的悲剧。从小学六年级起，我对异性就有着某种美好、懵懂的憧憬。那时，我自认相中的竟然是算术竞赛的对手。她虽然长相一般，可非常聪明，自尊心也特强。每次全年级算术比赛，不是她登榜首，就是我夺桂冠。一次举行竞赛，老师第一次应许要发奖品，她是志在必得，没想到却是我拿第一，她落到第二。虽说奖品只是几支铅笔，到底是挺大的荣誉，气得她好几天撅着小嘴儿不理我……这连单相思都说不上，况且那时的我懵懂无知，不过是对那位争强好胜的小姑娘暗生好感。

到牧区插队不久，有一次去场部，那天的天特别蓝，阳光格外灿烂。一个骑马的姑娘迎面驰来，短打扮，一看就是知青。她冲我微微一笑，圆圆脸庞上立时露出两个酒窝……我的心仿佛被撞击了一下，脑中便迸出“飒爽英姿”四个字来，然后便浮想联翩：将来自己的对象要是这样的姑娘该多好！望着她策马远去的背影，我愣了好几秒的神儿，然后才问身边的伙伴，那是谁啊？回答是临队的知青，是位高干子弟。从那以后，一连好几天，一对圆圆的眼睛在我的心海里不停地飘，纯净得像牧场蓝天上的两朵云彩，没有一点儿杂质……这就是一见钟情吧？可是两方面的差距太大，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不敢想，却有敢想的。那其实是一位非常善良、老实的姑娘，后来嫁给了一个比她小两岁唐山来的兵团战士。婚姻不幸，最后以离婚告终。

1977年，我已经过了27周岁，十足的大龄青年了。当时，我们那批北京知青已经走得差不离了，女的只剩不多几位，且一水儿高中生，她们不是一心想回北京坚决不搞对象，就是已经名花有主。总之，我是一点儿没戏。

原先，我在机耕队开拖拉机外带机修，一直脚板儿特野。可我觉得开拖拉机不带劲儿，不能走南闯北往远处去，就主动申请去开卡车。领导对我不赖，痛快地答应了。初学开车，手里是白色的学习本儿，只有跟车的资格，我开始跟的是搞运输的蔡师傅，主要在牧场与大石寨之间往返。

车都怕半路抛锚，一般都是结伴同行。司机的习惯是大早上起来，尽量争取赶到离大石寨近的地方过夜，第二天上午就能到那儿，下午还有时间在城里逛逛。我不愿早起，更不稀罕逛街，咱在北京长大，这小城逛一次就够儿够儿的了。于是，我鼓动蔡师傅在阿里马场歇息。都是走三天路，不慌不忙多自在。蔡师傅听我的，一来他也不愿起早贪黑，二来他挺服我，我在全场是修车的大拿，什么车到了我手里，只要零件齐全，鼓捣鼓捣准能正常撒欢满地跑。这么着，只要出车，我们就在马场歇脚儿。有我这修车的跟着，我们也不怕单练。

结伴而行的司机，看我们总是单打独斗，还老住在马场，又知道是我怂恿蔡师傅，好奇心被拱起来了，觉着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兴国这小子莫非在马场搞上对象了？

司机们吃饱了没事儿开始琢磨我。有特别好事者甚至主动当起了侦探福尔摩斯，跟我们一块儿住到马场，观察我是否跟哪个姑娘挤眉弄眼儿了。当时，马场的大姑娘确实不少，都是当地人，主要在招待所和食堂里工作。可司机们纯属无风自个儿掀起浪，我根本没这意思，他们当然琢磨不出个道道儿来。几个人还是不甘心，开始瞎分析，看哪个长得漂亮，八成就是她吧？招待所所长牡丹名如其人，确实最漂亮，但人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四下打量之下，没结婚的小田25岁，与我年岁相当，细高挑儿身材，甩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眼睛挺大……兴国是跟她吧？这帮人闲来无事又开始研究她。

她那时是食堂管理员，炒菜、做饭之外还管记帐，给就餐者换饭票等等。那时食堂管理严格，现金不能通用，买饭必须兑换饭票。小田1969年参加工作，工资比较高，其他姑娘大多17、18岁，除牡丹外，她该算大姐，所以领导让她当了食堂管理员。

小田有时也管盛饭。一次我们去食堂买饭，那天吃大烩菜，有位姓马的师傅与我们在一起，三个人买了三碗。刚坐下，老马就抻长脖子，指着我的碗打趣：“瞧瞧，透着亲！我们碗里就一两块儿肉，你碗里足有五六块儿！”我明白，这是试探我对小田到底有没有意思，可我当时真没这个打算，只能装傻：“马师傅，您要想吃肉我给您两块……”老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又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我没往心里去，大大咧咧回答：“行啊，介绍成了我请您喝酒吃糖！”从那天起，老马总跟我们一起赶路，也不张罗着逛大石寨了，还与牡丹唧唧咕咕。

记得大约是5月份的一天，牡丹忽然走到我面前，一脸严肃地问我今年有多大了，是哪里人……我虽然一一做了回答，心里却犯了疑惑：我跟她也算熟人，偶尔甚至会开个玩笑，今天她怎么一本正经，问这些问题做啥？

吃完晚饭，老马拍了我肩膀一下，神秘兮兮眨着眼睛对我说：“别忙回去睡觉，先去见一个人。”看那神情，我已猜到，定是叫我去见大姑娘。我不过跟老马说了句玩笑话，没想到他还认了真，我心里是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可人家一副热心肠，咱也不能硬撅人家，不就是见个姑娘吗？也没把我卖了，走吧！心里嘀咕着，我跟老马来到了牡丹家。

正坐着说话，小田来了。我有点儿奇怪，她来干吗？我当时不敢肯定她就是我要见的那位大姑娘。牡丹家经常人来人往，保不齐她是来聊天儿或是借针头线脑的。但只过了几分钟，情势就不对了，老马、牡丹一对眼光，两人同时说：“我们出去一会儿，你们先说说话。”他们站起来走了，屋里只剩我与小田。

在马场频繁出入，也不是首次见她，但这是我第一次正眼打量她，观察得挺仔细：头发有些散乱，忙活了一天，没重新梳头，穿的也是上班时的衣服，脚上是一双旧布鞋，看来没刻意打扮，说明她艰苦朴素，是过日子的人……此时，她低着头，不住玩弄自己的辩梢。我不是怕羞，而是成心不说第一句话。我这人打小儿崇拜福尔摩斯，爱琢磨人和事儿，认为说第一句话就会暴露内心的想法，我得听她说些什么。几秒钟过去了，她终于憋出了一句：“你来啦？”我一听就乐了：“这不露馅儿了！说明她知道我要来。”我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搞对象了。可我当时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心态，只觉得好玩儿、好笑，权做茶余饭后的解闷儿酒，所以并不慌张，从容做答。你一句我一句，大约说了半个钟头的话，都属于应酬，没啥实质性内容。

不久，老马他们回来了，他把我拉到里屋，牡丹和小田留在外屋，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怎么样，同意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意，同意什么？”“同意搞对象呗！”此时，我听到牡丹也正调着高嗓儿问小田：“怎么样，行不行？”我从来不知道介绍对象有这种规矩，当时就懵了：我的妈呀！这才见了第一面，就得表态？终身大事，总得接触一段，了解脾气秉性是否合得来吧？

正想着，牡丹过来，大声大气说：“小田她同意了！”轻易不脸红心跳的我脸不知道是否红了，反正感觉到心跳已然加速：得，把我架在炉子上烤了！下不来台的我为了人家大姑娘的面子，既不能说同意，也不能说不同意，就在那儿泡蘑菇。老马他俩说了一堆话，想逗我甚至逼我表个态。可当着小田的面，这个态我如何表？再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只有顾左右而言它。到底，我坚持没有表态就走了。第二天，就离开马场去拉货。

再回来，牡丹还是穷追不舍，问我是不是不想找小田，还表态说，她一定要在马场给我介绍个对象。我觉得我要是断然拒绝小田，姑娘家家的首先表了态，肯定闹得很没面子。我赶紧回答：“搞对象得慢慢处，我如果要在你们马场找，就跟小田处了。”这么一说，牡丹就认为我已经同意了，从此经常为我和小田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有两个多月，我们一直接触比较频繁。我了解到，小田贫农出身，家境并不富裕，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也是吃过苦的，从15岁起曾经放过六年羊，还被马踢伤过。她父亲属于脑筋比较活泛的，曾做过小买卖。

到了8月份，小田突然提出让我去她家。我当时确实没经验，以为就跟在北京时去同学家串门儿一样，没当大事儿。去同学家，到供销社买盒点心就可以了。可蔡师傅说不行，我只好又多买了两盒烟，两毛八一盒——这儿最好的，还买了两盒罐头，共十多块。若是去同学家串门，这也算重礼了。老马多事，又喊着叫我给小田买定情物件儿。供销社只有姑娘用的头巾，怯了吧唧，还都是冬天用的，我一条没瞧上，而手绢干脆就没货。什么定情物啊，接触了两个多月，我连她的手都没碰一下，更别说拥抱与接吻。因此，我决定什么也不给她买。

两人往她家走时，我有意识碰了一下她右边的兜儿，鼓鼓囊囊，我觉得出来，里面装的是烟叶和卷烟纸。俗话说，东北的一怪是姑娘叼着大烟袋。看来小田只是免了烟袋，用烟纸代替而已。我当时也抽烟，因此并无嫌弃之意，只是觉得挺逗。记得回来时，我又特意碰了一下她左边的兜儿，照样满满当当，里面估计是瓜子儿。每晚闲来无事，她们就聚在一起家常里短，外带磕这小妖精。与我们知青不一样，知青聚在一处爱聊看了什么书，还往往涉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我又一次觉得挺好玩儿的，只是有种两人距离比较遥远的感觉。

不当正经事儿的人却遇见满院子正经当事儿的人们。一迈进小田她们家的门，我就傻了眼，七大姑八大姨十几位，有站在院子里的，有在门口张望的，都等着看我的热闹呢！

见过小田的父母，说了声“伯父好，伯母好”，与她的父亲握手，她父亲让我“炕上坐”。我知道当地人待客的规矩是让客人盘腿坐在炕上，只有熟人，随便的才可以坐在炕沿儿上。我既然没觉得是正式拜见老丈人，也就随便地回答：“我不习惯盘腿儿。”他沉吟了一下说：“那就坐炕沿儿上吧！”又叫老伴儿给我沏茶，自己还卷了一支大炮给我。我知道，这是当地人待客的基本礼节。两人开始唠嗑，他问了我些问题，我是有问必答，但心里想；你问我住哪儿，北京城那么大，就是告诉你，你也闹不机密啊！

说了一会儿话，他回头吩咐老伴儿：“烫酒、做饭！”我不明白，这又是当地的规矩：喝茶抽烟之后，家主儿不满意就该送客走人了；觉得可以，就会下令做饭，这道程序就叫订婚。当时的我却蒙在鼓里，还琢磨着提了来十几块钱的东西，蹭一顿饭也不为过呢！

一帮看新鲜与结果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们关心的就是这个结果，这将是他们枯燥生活中茶余饭后嚼巴的谈资。

烫酒做饭家主命令得爽快，但家里除了园子里种的萝卜、白菜，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包括菜油在内，他们炒鸡蛋竟然用黄油。幸亏介绍人牡丹骑着自行车来探消息，闻到满屋子黄油味道，立刻骑车转回食堂，拿来半斤油，猪肉、西红柿和柿子椒等菜。马场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她很快转回来。当时的我光乐不说话，颇有点儿看别人笑话的意思，似乎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有了热情的牡丹，菜很快端了上来。我当时已经了解蒙古人的规矩，首先要连碰三杯酒，然后再吃菜接着喝。酒足饭饱后，我与小田腿儿着往招待所走，自然没有酒后开车一说。小田突然开口对我说“订婚酒也喝了，你该准备什么啦？”仿佛有个小棍儿“嘣”的一声敲了我的头一下，酒都醒了：“什么？我们不过是在一块多说了几句话而已，八字儿还没一撇呢，怎么就定婚了？这也叫订婚仪式？”回到牧场后，小田托人给我捎来一麻袋西瓜，知青们聚在一处大吃了一顿，都叫嚷着“甜！小田给你送来的西瓜甜啊！你小子心里也甜吧？”看来他们也认为我们是一对儿了。

大家都认为订婚酒已经喝了，如果不喝，我还可以反悔，如今再反悔，就太不够意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已经不由自主被一帮人推着往前走，赶着的鸭子已经上了架，那就继续烤吧！

到了10月份，在人们的推动中，我已然逐渐在心理上接受了小田。那年头的人活得粗砺，找个媳妇不容易，一男一女既然感觉还能过到一起，又都老大不小了，那就商量着搭帮过日子吧！

小田小名儿叫兰子。她祖上其实是满族，她妈才是货真价实的蒙古人。可自打灭了清朝，她爹那一支就不敢再说自己是满族了，而混入蒙古人的族群。兰子打小儿，家里从不说汉话，一律用蒙语对话，跟人也说自己是蒙族。

她的出生地本是辽宁省。5、6岁赶上了大跃进，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家家户户开始吃大食堂，村儿里的粮食都被搜罗走，铁锅也砸了去炼铁……当时，村里实行出一天工领一份儿口粮，视为劳动力的不出工就不给饭吃。

很快，困难时期降临了。先是兰子她妈饿得腿肿起老高，一捏一个深坑儿，双腿到脚面亮晶晶的，沉得走路打晃儿……可她还得挣扎着下地。若是歇工，家里一半儿人就得饿肚皮。只有两个全劳力保证出工，三个孩子加大人才可在食堂吃饭。尽管饭已变成稀饭，越来越稀，好歹还有口粥喝啊。

再这么下去，非饿死不可。

兰子哥念过高中，在村儿里属于秀才。肚里有点儿墨水，心思也就活泛，看村儿里活命都快保障不了，就寻思着出走。争得爹妈的同意后，他打算去投奔身在内蒙古的远房亲戚。有文化的与莽汉毕竟不同，临行前他找了份地图揣进怀里，省得迷了路。走了不多远，他正拿出地图研究，却被不认识他的外乡人抓了起来，送往县城。说他是特务，要不，身上怎么带着联络图呢！县城里的干部识文断字，知道闹了误会，很快将他放了，这才得以继续赶路。

不久，他来了信。兰子爹多少认得几个字儿，知道儿子已经在阿里叫金家屯子的地方落脚儿，写信回来报平安，并说那儿比这儿好。所谓好，就是有口吃的，饿不死人。

兰子她爹年轻时做过小买卖，有点儿见识，明白不能在家里坐等死神，遂决定带领全家逃荒寻活命。有这等见识还真押对了宝，后来听说，仓里的粮食都交了公粮，食堂再也办不下去，有的亲戚甚至全家都成为饿殍，从此断了根儿。

家里当时还有四口人，兰子7岁，弟弟只有三岁。路上的吃食总得准备，可卖房子肯定没人要，都饿得东摇西晃，房子换不成口粮，更搬不动，已有人丢下房子逃命去了。好在家里还有个祖上传下来的硬木柜子，兰子爹想法子搬到了镇上，换回来12斤粮票，又从自留地里抠出来几斤老玉米粒子，统共备了大约20斤粮，这就是全家人的命了。

在一个清晨，背上全家人的命，带上家里最后的一点儿钱，四口人悄悄地上了路。大的小的前后拖拉着走，能没个响动，不叫人瞧见？都是乡里乡亲，村干部也只当没看见，并没有阻止他们外出去逃荒。

掏出兜儿里仅有的钱，给大人买了两张火车票。尽管没给孩子买，到大石寨的钱仍差得老远，只够买到中途。于是成心坐过了站。还是被列车员发现了。看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一群老小，知道没有任何油水可榨，有的唯有命几条，轰下去，非饿死在半道儿，也就发了善心，睁一眼闭一眼放行了。

火车上，兰子差点儿走丢。半夜睡醒后，她去上厕所，懵懂中回来竟然走错了方向。一直走到了头儿，也没见家里的人影儿，正想哭呢，她爹来了。原来，爹瞧她半天不回来，急得来寻她了。

总算下了火车，离阿里还有120里。拖着大的，抱着小的，有车搭车，没车只好步行。路上，甚至胶轮大车都少见。骡马那时更吃不饱，缺饲料，只能喂草，全都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迈着四条腿儿。车老板心疼自己的骡马，可看着小小孩儿太可怜，大人也饿得快背不动了，便只同意将弟弟放到车上，爹妈与兰子只能拖着灌铅的腿跟着大车挪。幸亏骡马全无精神，走得不快，否则决计跟不上。当然，兰子也有幸运的时候，碰上大车老板心眼儿特好的，甚至愿意自己步行，让两个孩子都坐到车上。

兰子妈共生过11个孩子。由于缺医少药，有的长到7、8岁死了，有的没活过1岁。到阿里后，她又生过一男一女。当时，也幸亏孩子不多，要不，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达目的地。

一路的口粮就是把玉米粒包在布里，用鹅卵石砸碎了，就些野菜煮成糊糊充饥。就这样，20斤粮才勉强维持着四口人的命。

历尽艰辛，120里整整走了三天，终于到达金家屯子，与哥哥汇合。

没有现成的房子等着他们，只能在山包儿上挖地窨子。一人多深的坑，簸箕形状，使用最原始的建筑材料，找几根粗的树条子，支在上面做檩梁；用当地芨芨草编成草坝子，搭在枝条上，既可保暖又能防雨。当然，保暖和防雨仅仅是对露宿相对而言的。地窨子盖好后，全家人住了进去。

兰子哥已是大人，能帮助爹开荒种地了。为弄点儿活钱，爹还经常耍弄在老家学到的手艺：像弹棉花、做豆腐，干点儿小买卖之类……妈则给人帮工。活銭儿只为买盐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解放后的好处是盐实行了统购统销，价钱压了下来，盐价相当便宜，要不也买不起。

三年后，阿里成立了马场。兰子哥有文化，遂成为正式职工，在马场学校当老师，住进了马场的宿舍。兰子爹妈不算职工，但可以自己出力，公家出料盖自家的房子，盖好了所有权算公家的。管它公家与私家呢，从此可以不再住地窨子就好！全家人干劲儿十足，终于盖好一所结实牢固的房子，墙是用石头砌的。一直到我和兰子结婚，他们一家还住在那石头房子里。

到阿里那年，兰子还小，帮不了家。爹算开明，让她去上学。中学成立后，她又接着上中学。初中毕业时正是1966年，谁都不能上学了。她当时只有15岁，年龄还小，就又在家呆了一年。一年后，她成为了马场正式职工，顶着成人使用，被分到了羊队。

羊队由若干羊点儿组成，四个人驻扎一个羊点儿。羊点儿由三间房连着，中间是灶，一边住男，另一边住女。大家伙轮流放羊、下夜、做饭。由于常有一人回家，点儿上便常年住着三人。他们放羊与我们牧场不同，一直有正式的羊圈，当地也没有狼，放羊就是怕羊跑散了。

阿里属于种畜场，基本养的是种马。刚开始引进顿河马，后来又引进了改良品种三河马，都属于比较名贵的种马，自然不能当坐骑，放羊也只能走着。

羊点儿的羊分两类，一类是本地羊，专做肉食用，另一类是细毛种羊，群都不大，只有几十只，但肉食羊与细毛羊分开放，每个点儿不一样。兰子她们放的是高加索种羊。

一人放半天，同样是风里来雨里去，夏日骄阳灼脸，冬天冰雪扑面。饲养种羊的要求比肉羊高着许多，需要每天定时喂胡萝卜与饲料。夏天剪羊毛，种羊因为毛太厚，不能用手抓，要一剪子一剪子地剪。下剪刀务必要小心，不能将种羊的身体划伤，否则会生蛆。买一只种羊不是小数儿，好几百块呢，能不金贵？

我们牧场的牲畜一般不用饮水，春夏秋喝泡子及河里的水，冬天吃雪。她们那儿却得靠人工井，饮羊遂成为挺麻烦的事儿，要一桶桶往上提。冬天最是艰苦，井沿儿结着厚厚一坨冰，井口越变越小，隔一两天就得用镐头刨冰，将井口扩大，完全属于重体力活儿；井沿儿前后又特别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井里，踩在冰面时战战兢兢，手持镐头心里像敲着一面鼓。

种羊的犄角拐着好几道弯，脾气还特大，有时会莫名其妙闹情绪。有一回，兰子站那儿，没招谁没惹谁，一只种羊不高兴了，突然后退，低着头就向她猛冲过来，将她顶了一个大跟头，当时就躺到地上，起不来了……结果是胯骨被撞伤了，从此落下了病根儿，一到阴雨天就疼。

兰子从16岁开始放羊，整整干了6年，工资刚开头给二十多块，后来长到39.2元，带整儿带毛儿，当时的工资基本如此。22岁那年，场里的头头认为她岁数已大，该搞对象了，一天到晚蹲在羊点儿，见不到个人影儿，为了让她多接触些人，遂将她调到了场部食堂。调场部后，她的工资又提到42.3元。我们搞对象时她就是拿这么多钱。

看来场部的领导心眼儿不赖，还能想到职工的终身大事。

不是兰子调到食堂工作，我们也无缘结识。

1977年10月底，小田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明年是寡妇年，如果要结婚，必须赶在春节前，否则就得等来年了。

城里人不信这一套，唯物主义在脑瓜儿里扎根儿太深，我当然不信这些个说辞。但我办事向来干脆利索，今儿的事若拖到明儿，心里就像揣着个兔子难以安生。再说了，找个媳妇也不容易，既然定了下来，早办早完事儿。我决定年底和她回北京结婚。

天有不测风云，这不测偏偏叫我赶上了。

从入冬就开始下起了大雪，没几天来一场。牧民开始嚷嚷起来：“成灾了，成灾了！”雪灾这些年我见过，可只要道路畅通，就挡不住我回京完婚的路，我根本没把天气当回事儿。

领导却从来都是防患于未然。面对下个不停的大雪，上头很重视，抗灾的决心也大，很快下发了红头文件，强调各个粮站的粮食一定要储备充足。我们牧场还宣布了抗灾的具体部署：抗灾保畜期间，一定要服从纪律听指挥，否则缓调工资一年。

那时都是低工资，一级工资只十几块，可一个月能多买百十来斤白面呢，这损失不小。经济制裁不是说着玩儿的，立竿见影。牧场有位从部队转业的司机，仗着自己老资格，纪律宣布才几天，竟然拒绝出车。情况立刻反映到一把手——场长兼书记扎那那儿，扎书记斩钉截铁说：“你不出车就缓调一年工资，以后不补！”罚你没商量，他只有乖乖地出车走人。

大雪纷纷扬扬的时刻，我却没眼力见儿地去找扎书记，要求请探亲假。他笑着对我说；“党委决定，一律暂停休假，我服从。”我立马儿回答：“可我不是党员啊！”他不笑了，却也没恼：“你看着办吧！”扎书记对我相当客气，算是网开一面，一来我俩是老熟人，二来我刚给他长过脸。

那时，雪越积越厚，场部平房的后墙已全部埋在雪里，与房檐儿一般高；平地的积雪也在一尺左右，基本都没过了膝盖……

跑运输，原先是汽车最快，每小时六十公里，小车甚至能跑八十公里；胶轮拖拉机次之，每小时二十五公里；链轨拖拉机最慢，每小时十五公里。如今完全颠倒过来了。但链轨拖拉机也只能老牛拉破车，呼呼喘着气，每小时仅爬上七、八公里；原先在草原上驰骋如飞的汽车，此时如蜗牛般慢慢往前拱，司机手里离不开铁锹，走几步，就得下车铲雪。

我曾见过七十多辆运粮车在路上慢悠悠拱，由于司机不住往路边堆雪，最后竟堆到了高两米五以上。车能往前拱还算幸运，到后来，大多数汽车干脆抛了锚。粮食进不来，只有靠直升飞机在天空跑运输，往下投压缩饼干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

粮食等必需品虽然投到了场部，要送到牧业队却犯了大难，汽车走不多远就纷纷打了退堂鼓。

小武是与我一起来的知青拖拉机手，他开着链轨拖拉机出去，才走了一里多地，柴油发动机就冻了，将他撂到半路，他只好徒步回转场部。这一来，谁都不敢去了。可粮食送不到牧民手里是大问题，比火烧眉毛还急，关系到人的生命啊！

这节骨眼儿，扎书记直接找到我，对我说：“只要你能去，给你再配一个司机，还可以让粮站再去俩人。还不够，你要谁，要多少？说话！”为什么他单找我？因为我外号叫“拖拉机王”，全牧场数我技术好，外带会修理。我敢说这大话，我要说不敢去，全牧场再没一人能登台唱这出戏。

不是觉悟高，而是我历来敢玩儿命，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不会说个不字；从小好鼓捣个机器，方向盘握在我手里，就像我身上的一部分，特别得心应手。因此，没有丝毫迟疑，我立时应承下来。人也没多要，只让粮站主任跟着粮站主任正反穿了两件皮袄，眉头紧皱，一路小嘀咕，埋怨我成心跟他过不去。

我们这儿的主食主要是小米和棒子面，油的定量也只一斤。缺油少作料，粗粮剌嗓子。平日里，我没少去粮站骚扰主任，一会儿讨要半斤油，一会儿想划拉几斤白面。主任给的时候少，推脱不给的时候多。两下里并没伤和气，我更没往心里去，可主任心里记着这本账呢，以为我这次是成心报复他。

我穿了件皮得勒（光板儿皮袍），往敞棚拖拉机里装满粮食后，即刻从场部出发。这辆拖拉机原先是我开的，除了不会说话，从里到外我都门儿清，若开别人的，我怕半路出岔子不好对付。我决定从东往西跑一圈儿，把三个大队全绕一遍。

发动机一旦发动起来，就跟打仗一样，心一直悬着，生怕熄火。熄了火，天寒地冻，拖拉机就休想再发动了。所以，只要见着蒙古包我就大吼一声：“粮食到了，快拉，快！”把几袋粮食扔在几个包儿中间，赶紧接着往前跑。粮食也只能让牧民互相送了，好在一个小组的蒙古包儿扎得比较近，相距只有一公里左右。

整整用了两天一夜，我基本坐着不动窝儿。饿了，在牧民家胡乱吃一口，渴了，匆忙喝一口茶，总算把所有的营子串完，白面也全部发放下去。

绝对是疲劳驾驶，困得熬不住时，我就闭着眼睛开，将油门儿推到底，一边开一边打盹儿。平坦的雪原，除非遇上大坑，不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有大坑，该掉下去也就掉下去了，雪太厚，根本瞧不见。我运气好，一路顺风。但拖拉机特别颠，从此腰疼的毛病算落下了。

当我摇摇晃晃回到场部，迎面就碰到扎书记，他睁大眼睛问：“你把粮送到了？”那语气充满疑惑，弦外之音是那么多人都完不成的事儿，你怎么完成了？我点点头，已没精力回答他的问题，回到宿舍倒头便睡，直睡了一天一夜。

现在，扎书记说了句原则性的话，对我请探亲假不置可否，我知道他的难处，不能轻易开这个口子。可我管不了这许多，北京我一定得回，婚也一定要结！我决定搭便车走。

期间，我又去找过扎书记，他的态度仍旧含糊。但他对我说，要组织一个车队去大石寨拉货，由他亲自带队，链轨拖拉机开道，走直接去老师部（乌拉盖）的那条道儿，那条路最近，还可顺着电线秆子走，不容易迷路。我当时就跟他争执了几句：根本行不通！这中间有几个大坡，就是天气好，解放车勉强上去了，（水箱）也得开锅！就这鬼天气，怎么走？

可领导说了算，他已经拍了板儿。我决定跟着走，把给老丈人带的羔皮、酒等都放在了司机老马的车上。

车队一大早出发，我却睡过了头儿。这已是第二次。由于疲劳过度，我老是起不来。当听说车队已走了一个多小时，火一下子窜上我的脑门子：再走，就不知道是哪天了。已是12月底，我必须在明年2月4日，也就是春节前赶回北京，要不，寡妇年就把我结婚的日子堵在了门外头！

见门口停着辆胶轮拖拉机，我找了另一个会开的哥们儿，决定去追。追上了，叫他开回来，我再往前奔。连长这时跑了出来，劝我别闹出问题来。可我豁出去了，权当耳旁风。都是一块下乡的知青，他也不好强拉。

拖拉机发动了一个小时，才勉强发动。喘气抬头时，看见远处一溜小黑点儿正吃力地往这儿爬……车队又回来了！

扎书记头上包着纱布，从车上走下来。我问：“怎么又回来啦？”他黑着脸说：“别问了，跟你说的一样！”原来，扎书记打头阵，坐在第一辆链轨拖拉机上。走出大约十几华里，拖拉机一头扎进了沟里，把他的头也撞破了，好不容易才将拖拉机拉出来。再往前，保不齐还会出啥大事儿，只有打道回府。

他们能回来，我是喜出往外，不用再穷追了。此时，扎书记知道我去意已决，也就默认了。该他着急的事儿太多，他也管不过来。因此，我也不算明火执仗地违规。

第二天凌晨，我大模大样，跟着大队人马出发。这次是走老路。车辙虽已把路面压得死硬，还要多绕几十华里，但听说路还勉强通，也就大着胆子闯一闯，走一程算一程吧，总不能全凭空投吃饭。

天仿佛永远不再放晴，每天都刮一阵白毛风。走了十几个钟头，我们半夜才到师部。第三天早晨出发，又增加了师部的五十多台车，队伍愈见壮观了。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种洋造儿、土造儿的防雪装置全用上了：有使防滑链的，有将角铁切成一段段，横着用加长的罗杆固定在车轱辘上的……师部甚至倾巢而出，动用了拉炮的越野车CA30解放，可惜只有两辆。这种车拱雪和拉力特别棒，但载重量差，只能拉两吨货，而普通解放能拉四吨。

车队浩浩荡荡，CA30越野车一前一后护送，两辆车前拱后拉，疲于奔命，一整天也就走了百十来里，天黑才到51团所在地。我们来之前，51团的车已经发动。于是，队伍中又加入了十几辆车。这回不敢再休息，填了填干瘪的肚皮，连夜出发。经过鬼子路（传说是日本人修的），再越天坡梁，一整天不过拱了三十里。

第四天，从天坡梁到军马场的路上，我坐的那辆车突然一步都不动了。司机老王嘴里叨唠：“真他妈背，刚大修过！有你这修理工合适了！”我赶紧打开变速箱盖，拿撬棍扒拉换档，感觉没坏，可一看后拉二轴轴承，竟完全跑散架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备用零件，我也是干没撤。

等我们抬起头来，车撤印儿已被暴风雪填平，大队人马早已无影无踪，我们落单儿了！都怕停车熄火，谁也不敢停下。我们只能将发动机放水，把车撂在当地，穿好皮得勒，步行往前寻路，走哪儿算哪儿吧！

他俩是轻装前进，而我背着两个大提包，都是准备孝敬老丈杆子（丈人）的东西。走了一段儿，我实在背不动了，扔了一个；又走了几里，已经呼哧带喘。老王拍了一下我的提包说：“扔了吧，别再舍命不舍财了！”脚上的毡疙瘩踏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腿肚子已开始哆嗦，再不扔包儿就得把自己的小命儿搭上。我咬咬牙，把另一个提包也甩到了雪地里。

四周没房子，没一点儿亮光，只见望不到尽头的一片灰与黑，茫茫无垠。我的双腿已经打飘，深一脚浅一脚，像踩在棉花堆上。雪花袭来，钻进皮得勒、甚至嘴里，气温虽是零下几十度，却已满头大汗，连内衣也湿透了……估计老王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基本都走不动了。只有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打气：“不能停，千万不能停！”“停下睡着就完了……”“红军长征就这样吧！”什么叫绝望，我算尝到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儿。这哪儿是赶着去结婚，简直是往鬼门关赶哪！暴风雪中冻死人的事情并不稀罕，可那是别人，没轮到自己身上。也会为死者感叹惋惜一番，但更多是把那些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承想，自己也会沦落到这一步。没有人驱赶你，是你自己在驱赶自己，做这种无谓的跋涉。如果真回不去了，死在雪地里，将来人家找到你，会发现你兜里揣着700多块。会不会想，这个死鬼还挺趁的？可惜，冻死半道儿了……其实，有一半钱是公家让我买零部件的，还有就是大家给我凑的份子钱。

懊丧间，猛抬头，突然看见远处好象有亮光一闪。揉揉被雪迷糊的双眼，将全身的劲道都集中在瞳仁儿上，我看清楚了，那确确实实是一盏灯！

“灯！”老王和我同时激动地喊起来。

那一瞬间，失去的力气全都回到了身体里，同行的三人不自觉地都迈起了大步，奋力向前冲去。不知道跑了多少步，更数不清摔了多少跟头，我们终于跑到了那盏灯跟前……

灯前围着一群人。我瞧见，一个三十左右的女子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正趴在一具尸体上哭天跄地。

凄厉的哭声如同子弹，呼啸着撞击着我的耳膜，悲惨的呼嚎夹裹着风雪，将我的兴奋与欣喜统统卷走……

原来，这是军马场二连所在地，死者是该连的拖拉机手。两天前，连长派车去牧业点儿拉草。风雪天，路难行，派谁谁都不去。这小伙子表现一贯不错，人又老实，只有他肯去。

谁想，当天他竟然没能返回连部。第二天，派了好多人去找，才知道拖拉机在半路坏了，他步行去牧业点时不幸迷了路，冻死在了半道儿。其实，他当时离牧业点已经没有多远。可风雪把狗也镇住了，它们躲在毡子底下，有人走到附近也不知道叫……

听说了他的死讯，连长坚持要当天夜里把他拉回来，并且在外头点上了一盏灯。所以，才有了眼前的一幕。平日，野地里是不会点灯的，而屋里就是有灯，暴风雪中，又有厚帘子挡住，我们也未必能瞧见。

这场要命的暴风雪，就在我们眼前，要了一个好人的命；一盏为他招魂的灯，却救了我们三人的命。

冥冥中，一个拖拉机手用他的命，换回了另一个赶着去结婚人的命。而我也曾经是拖拉机手。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命运要是对每一个人都公平该有多好！

我和小田的恋爱属于赶鸭子上架，可我俩搞对象的时间比较长，不属于一时激动。

我不想裱糊自己的觉悟有多高。我们这辈儿人都爱说存在决定意识，我确实不具备当陈世美的条件：回北京时我已近40岁，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调回来，身边还有三个孩子，我有耍浪的条件吗？况且，我对婚姻的要求并不高，婚姻其实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搭帮过日子。当然，我也有对她负责的一面。要不，我可能也就闹个真假离婚，早调回北京了。

当初，我同意跟农村姑娘结婚，一来有现实考虑，找北京女知青咱没戏，女少男多，基本都比我大；二来我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儿，农村人淳朴，伟大领袖不是说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吗？我可以在这张白纸上随意涂抹。

结了婚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张纸片儿上已经画上了些图案，虽然简单，却是浓墨重彩，休想抹得掉。再经我后来这么一抹，一张纸整个成了涂鸦。说白了，我俩的婚姻不少地方是鸡对鸭，有许多看法不一样，存在诸多不和谐……

关系确定后，未来的老丈人曾经向我表态，一分彩礼不要。可还是有人在一边儿唱山歌儿，鼓动小田跟我要“三大件”。那时的“三大件”与现在不同，如今是“房子、汽车和钻戒”，那时一般人听都没听说过，不过是目前唾手可得或已经过时的东西：自行车、缝纫机与手表。

小田会过日子，她手上当时戴着一块120元的上海表。有人怂恿她说：“这表给你弟弟，你叫兴国给你买进口的。”她倒听话，真把表给了她兄弟，让我给她买新的。

当时，我的工资每月48元，跟不少知青一样，有今儿没明儿地瞎混，吃喝惯了，从来不知道攒钱，“三大件”我根本买不起。再说了，这些东西都要票儿，光有钱都不行。

既然找个媳妇不容易，我只有拿好话搪塞小田，说得先到供销社登记排队，什么时候发了票儿才能买。

直到结婚那天，我都没积极去弄，当然没搞到买自行车和缝纫机的票证。末了，我只花了不到40元，就顺利地糊弄过去。到北京后，是她自己拿出存了多年的140元，加上亲朋好友给的200块份子钱，我只添了不到40元，买了块瑞士进口的“百浪多”，总算满足了她三分之一的心愿。

说起来，小田这人还是不错的，并不贪心，但和知青到底有区别。要是俩知青结婚，就没这等索要东西的烂事儿；有的知青结婚，甚至连件新衣服都不做，登记之后，抓把糖和瓜子儿就完事儿。

我们结婚，小田是初次来首都，见天安门和纪念碑什么的自然兴奋不已。我想多给她留影纪念，就借来台照相机，打算多捏几张照片儿。不料，她刚在天安门拍了两张，说死活说都不肯再照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人影儿咋能上相机和相纸呢，那不把白血球都吸进去了！我是啼笑皆非。看来她只比原始部族前进了一步，没觉得拍照摄灵摄魂，只吸白血球而已。

我不由想起结婚头一晚，她嗫嚅着对我说；这……要让我妈知道……我脸往那搁啊！她妈难道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的话，那一堆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夫妻的性关系本来是健康、合理、合法的正当关系，在小田眼里却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丢脸事儿。这成见一直跟随着她。因此，把相机当成吸白血球的怪物并不希奇。

我在牧区那几十年，生活虽然与牧民差不多，但我受老爸影响，比较爱看书。我每年都要定100多块钱的各种杂志。邮政所的人对我说，全牧场我定的杂志最多，比公家还多。可小田从来不看。我拿给她看，她就说我拿书琢磨她。

几十年来，她一直服从原来的生活习惯，接受新事物特别慢。我虽在北京长大，但老家儿都是上海人，上海人的菜比较精致，讲求小盘儿小碟儿，菜里还要放糖。但她一直吃不惯上海菜的口味，最爱做的是大烩菜，拿一口大锅，把大块的肉、各种菜、粉条子炖在一起，够吃好几天的。我因为一身懒骨头，只好经常吃这种大烩菜，到后来习惯成为自然，逐渐跟她的口味差不离了。

记得还有一个笑话。在牧区的头几年，从来见不到榨菜的影子。1980年代初，随着交通发达，偶尔也能见到这稀罕物件儿。有一回，几个人好不容易托人在外地买回几坛，我也分到一坛。抱着坛子往家走，路上有种轻飘飘的幸福感，这可是久违的小菜儿啊！从小经常吃，仿佛又回到北京，跟爸妈在一起，就着榨菜吃汤泡饭……把宝贝儿小心放进厨房里，本打算细嚼慢咽地品，可第二天我就出车了。

等我回到家里，只见我心爱的榨菜一串串挂在窗外的绳子上，萎缩成一团儿，已经晾成了咸菜干儿……我无言，连发脾气的心思都没有，只有苦笑而已。

小田虽然吃过不少苦，却不能干，她从早忙到晚，甚至常常手忙脚乱，却不出活儿。但我得说她相当勤快，不是个懒女人。我家门前有三分菜园子地，她还愿意喂猪养鸡。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胡噜把脸，她立刻去侍弄菜园子，接着是喂猪、喂鸡……

有了儿子后，我想给儿子买个上发条的铁皮小兔子，但五块钱一个，我嫌贵，没舍得买。正好路过自由市场，看见有卖小兔子的，两块一只，活物儿。我买了两只回家，打算让孩子玩死拉倒。没想到小田特认真，从此又添了一项活计，给兔子薅草。

兔子一天天长大，满处乱跑，她又催我焊了个铁丝笼子。这一下可好，兔生兔，子生子，最后我家楞有了一百多只。除了杀了吃肉和送人，还卖了不少，赚了点儿小钱。

几十年来，小田像所有的劳动妇女一样，恪尽自己的本分，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虽然效率不高，也有些爱叨唠，甚至有点儿咋呼，可大事上她都听我的。

这几年，孩子们都出去了，她絮叨时就说，我伺候了你大半辈子，这会儿我爱干吗干吗，你管不着了！话虽这么说，溜达了大半天回家后，主要还是她买菜做饭。

大半辈子已然过去，谁也别想改造谁，看来鸡和鸭也能安然相处。

小田是少数民族，我又在草原呆过二十来年，所以没搞计划生育，稀里糊涂，生了三个孩子，俩儿子，一闺女。老大是赤脚医生接生的，那赤脚是与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

小儿子和闺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居然是我这双摆弄机器的手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回想起来，有点儿把他们当零配件对待了。

老二的出世或许更令人咋舌，他居然生在首都北京，却没有出生在医院，是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这里头当然有不得已，却也跟我什么都敢招呼大有关系。我曾在草原亲眼见过妇女在野地里生孩子，是不是和这点有关？说不清楚，反正两个孩子就这么来到了人世。

1981年春节，我带着就要生老二的小田和大儿子回到北京父母家中，准备把老大放在北京，由父母照顾。给一天天岁数渐大的父母添麻烦，也是实在没辙，因为小田的能力比较差。

虽说她从小也没被娇生惯养过，可每天做饭和伺弄个小菜园子她都感觉颇为吃力。我曾经从牧业队领回两头母牛，让她跟牧民的妇女学，每天早晨挤点儿奶。没想到1米6几的个子，牛犊子一拽一个跟头。几天过去了，挤出的奶不够一整桶，跟头倒没少摔，我只好把奶牛又牵回了牧业队。

这要再添个孩子，再加上三顿饭，她就是把脚当手也得全乱套。天下还是父母最贴心，知道了我们的难处，立刻主动提出，让我们把老大带回北京来。

小田一到北京，我就带她到北京市妇产医院进行产科检查。这所最负盛名的医院离我家不远。进了大门，一到产科门前，就不叫我进去了。那会儿，虽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却已开始提倡独生子女。听说小田是经产妇，她的汉话又说得不利落，让填个表儿也写不清楚、听不明白，医生就颇有些不耐烦。不重视也就罢了，甚至采取一种排斥态度。老婆子从没做过妇产科检查，更没进过大医院，整个儿一刘姥姥进大观园，看着现代化的产床只有发愣。这么不开眼的，估计也难见到，医生的态度立刻变得恶劣，开始训斥她；生过还不知道？快脱裤子上床，要不怎么检查！

小田出来后，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我学舌。总之，去一回医院哭一回，一点儿没刘姥姥的洒脱。

3月初的一天，早晨刚起来，她就嚷嚷着肚子有点儿疼。预产期也快到了，我为她披上件军大衣，哄着她又来到妇产医院。医生大略看了看，便把我们轰到走廊里等着，也没说什么时候叫我们再进去。

3月初的北京爱刮风，气温也挺低。那天的风真猛，走廊里时不时灌进一股冷风，耳边是呼呼的风吼，身上感觉到飕飕的寒意。幸亏给老婆子穿了件大衣。就这么一直戳到中午，没一个人搭理我们。

那时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医院门口没有饭馆，吃饭除了掏钱还要粮票儿，就算兜里有钞票，缺了粮票，也买不到一个馒头。我和老婆子在附近的大街上转悠了十几分钟，楞没找到卖吃的饭铺。看她的情况一时半会儿也生不了，我们决定回家填饱肚皮再说。

到家吃完饭，两人还睡了一觉。我心里不塌实，起来之后，去邻居那儿借了辆平板儿车，就放在我家楼底下，准备一会儿送小田去医院。

下午五、六点钟，她的肚子又开始疼，比早上更加厉害。我和老人都对她说：赶紧去医院吧！可一提“医院”二字，她就打憷，要去鬼门关前走一遭似的，磨蹭着不肯迈步。又过了一个时辰，她脑门儿上已开始出汗，还在那儿眼泪汪汪不肯动窝儿。我妈看她模样可怜，只好宽慰她，那先吃了饭再说吧！

吃完晚饭，老婆子说她的肚子疼得好一点儿了。都觉得她一时半会儿也生不了，就让她躺在另一房间的床上歇着，我们则聚在一块儿看电视。那时，我家有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对从草原回来的人来说，能看上这种小电视已经相当知足。

大儿子已然睡下，我和爸妈正看到节目的热闹处，突然听到另一间屋子传来老婆子的嚎叫：不行，不行了！一听不对劲儿，三个人都蹦了起来。我和妈妈过去一看，老婆子的宫缩已经开始，一瞬间疼得话都说不利落了。我想拉着她往楼下走，可她已经走不动。没辙了，我只好又把她抱回床上。这节骨眼儿，羊水已经破了，估计宫开已经有9指多。我和妈妈两人一阵手忙脚乱，赶紧找垫的毯子和卫生纸。

那会儿的卫生纸跟现在的不一样，特别硬，只比草纸前进一步，带着皱折细纹、灰不突突，捏在手里有细砂纸的感觉。我和妈只好拿手一张张现搓，揉搓的稍微软了一些，再垫到小田身子下头。也巧了，我家正好有把医用剪刀。铺垫好了，我又扑到厨房里头，把剪子放到高压锅里煮了四十多分钟。

一个多钟头后，孩子生出来了，是个儿子。我抄起高压锅里的剪刀，挺麻利地把脐带剪断。刚拿出来的剪刀还很烫手，我动作不利落都不行。不大工夫，胎盘也顺利地出来了。大人、小孩都平安，我长出了一口气。再看手里的胎盘，紫色的，黏糊糊，挺难看恶心的玩意儿，我顺手把它扔进垃圾桶里。这一扔却扔出了麻烦。

第二天，我们当然要通知妇产医院，让它们派大夫来给小田做检查。不记得那时是否叫家床科了，总之必须通知医院上门：其一，好歹是在首都，不能对产妇过于稀里马虎；其二，大夫不来，就开不了出生证明，将来连户口也报不上。产科的大夫这次来得挺快，肯定在儿子出生后的12小时之内。登门后，对老婆子和孩子做了例行检查，立刻伸手向我要胎盘。我说扔了，她不信，说胎盘应该留下，怎么会扔了？我说，确实被我扔了。这大夫可好，一摔门出去了，出生证也没开。

我实在闹不机密这里头的原因，不就是个破胎盘吗！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经济利益，胎盘可以晾干了做胎盘粉，是大补的保健药品。

就因为我把胎盘扔了，老二眼看要成黑人儿。

为了开出生证儿，我只好一趟趟往医院跑，几经交涉，还是没有结果。我挺后悔，怎么就没把那难看的玩意儿留下呢？惹出这么一堆麻烦！可无论如何这胎盘我是变不出来了，总不能在几天之内整出个孩子，再弄出一个新胎盘吧？激愤之下，我还给《北京晚报》写了封信。当然，回音是没有的。

半个多月后，医院总算发了善心，给我家老二开了份出生证明。这月子才算坐塌实了。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了俩儿子又想要闺女。这么着，小田又怀了三胎。

老人年纪也大了，已经替我们养着老大，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因此，快生老三的时候，我们没离开草原，就打算在牧场生了。很方便，我家的邻居朝鲁就是赤脚医生。他医术不错，父亲懂得中医，他从老子那儿学了几手儿，又去天津医学院进修过。

那是个数九寒天，我刚从霍林河拉煤回来，路上得了重感冒，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喝了碗热汤，估计9点左右，我已支持不住，倒头便睡。

大约十一点左右，老婆子把我推醒，说她要生了。我感觉得到自己头重脚轻，肯定在发高烧，可也只能挣扎着爬起来。也就是她要生孩子，要不，就是亲娘老子叫我，我也不会起来。

摇晃着摸到灶台前，把火点着，高压锅里放着现成的产包，是事先准备好的，再消一遍毒就可以了。由于预产期将近，我是未雨绸缪，几天前就从朝鲁那儿拿来的，已经消过好几回毒。

然后，我又去敲朝鲁家的门。人算不如天算，他老婆子回答，他下牧业点儿了。1980年代初，我们那儿家里没电话，更没有手机，根本无法联络，我只有灰溜溜往家走。不知是寒风激的还是这情况逼的，原本昏沉沉的头脑忽然清醒了，推开自家房门的刹那，我就意识到：这次我又要自己为孩子接生！

一切都特别顺利，大约只用了40分钟左右，我家的闺女就出生了。弄利索了，天已经大亮，我的重感冒似乎也痊愈了。

老天爷特别体恤我们，顺利地给了我们一个想要的闺女。

1984年，我们牧场由国营牧场转变为了苏木（乡），有干部身份的统统被接收了过去，照拿工资；而我们这些原先的农工却被当做包袱甩掉，与当地牧民一样，享受赎买政策，分畜与分草场到户。当然，草场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但把使用权分到了个人手上。原住民和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前来的每人分40只羊，草场6平方里；1965年以前来的，每人分30只羊、草场5平方公里；而1965年以后来的，每人分25只羊，草场4平方公里。牛和马也按这种比例分配。牲畜基本按规定的数目分，草场则只是个大概其。这里头有个原因，当时的额仁牧场地广人稀，水草丰美，也就不在乎误差的多少。分配之后，还留有大面积的公用与机动草场，归干部统一调配。以后，随着人口与牲畜的不断增多，草场开始吃紧从而受到普遍重视，遂又有了第二与第三次对草场的分配。

我只参加过第一次分配。像我这种60年代来插队的知青，当时就剩下不多几个了，按人头儿分给我们每人25只羊，3匹马，3头牛，草场4平方里。我的工资原先是每月56块多，老婆子是52块多，这会儿工资、包括福利待遇统统泡了汤，因为已有三个孩子，全家5口人分到125只羊，牛马各15，草场20平方里。内地人一听，准说不少，可我们那儿的一群羊起码一千只左右，一百来只，太可怜了，根本成不了群。我又掏钱买了几十只羊，凑成160只，把牲畜交给和我关系不错的牧民，求他帮着放，与他家的羊群合在一起，刚好是一个整数——400只。

一只羊的放牧费一年大概是10块钱，事先约定好了一年我给他多少工钱，这就叫“苏鲁克”。由于是朋友关系，我没有提供吃穿住与坐骑（马匹），并且仅仅是口头许诺。可按当时蒙古人的习惯，口头许诺也应当一诺胜千金。“苏鲁克”是蒙古语，原意指“畜群”,本身并不指特定的哪种畜群，也没有哪种制度或契约的含义。但在蒙古的某些地区,很早以来就在蒙古人之间,或满、汉人与蒙古人之间流行着牲畜的寄养与代养习惯,这种有偿代牧畜群的行为通称为“苏鲁克”,也叫“放苏鲁克”，或叫做“苏鲁克制度”。一般的“苏鲁克”都是牧主提供吃穿住与坐骑，给的是净工资，到结算时还有另外的奖励。这些都由双方当事人商量着办，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

我们牧场的前身属于公私合营性质，当年均以牲畜入股，收了私人的畜群变为公家的以后，再重新分配给牧民放牧。当时的政策是按户分配，主要根据劳动力的多寡。公私合营时曾经有个原始记录，因此，这次分畜到户就划为了两块，一块按人头儿分，坐地户也就是当地的原住牧民分得多，后来的外来户分得少；另一块是小头儿，拨出来三万只牲畜，按旧账本记录的比例分配，那些牧主、富牧所占的比例比贫下中牧大多了，这三万只牲畜分给他们的自然就多。

当地最大的牧主之一名叫西瓦，有一定的文化，公私合营时被推选做了私方场长。他家是既按比例也按人头儿分，结果分到手的牲畜全场最多。具体是多少我没问，跟我也没有关系，只知道多得家里人放不过来，只好雇人来放。

西瓦与我的关系一直不错。就这样，他还在私底下向我抱怨，没给够，若按我家原来的牲畜比例，到现在，早该有上万只（头）了……我劝他说，你知足吧，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文革还专政呢！这会儿总比那会儿强吧？他头点得像拨浪鼓，赶紧说，强，强，比那会儿强……

主持分牧到户的是牧场场长，他不是本地人，从乌拉盖调过来没几年。他首先宣布，上面的政策要求改变我们牧场的所有制，前途有两条，一条改制为属于东乌旗管辖的苏木，另一条是改制为由乌拉盖分局管理的牧场。作为牧场以工代干的会计，我也列席了会议，却与参加会议的各个大队的队长不同，我没有发言权。

据我了解，当初兵团把这块儿馅饼从旗里的嘴中夺走，旗里就一直耿耿于怀，但有保卫边疆的国家利益在那儿摆着，也不敢说什么。如今，这块好吃的饼又能回到自己嘴里，当然一百个愿意，从此，就可以大大提高旗里的税收了。为抢夺这块儿肥美的馅饼，旗里努力到自治区和锡盟争取，颇有告状及诉苦的性质，死活不愿意把我们牧场拱手交给分局。而乌拉盖等地区已经划归给了分局，我们牧场仅靠分局，按地理位置，划给分局也理所应当，因此，分局也在力争。最后，这道难题就交到了牧民手里，看他们的意愿如何。

分局与苏木的区别就在于，分局还属于国营体制，只不过实行承包制，把牲畜分到牧民手里，由他们放牧；而苏木是把牲畜彻底分到牧民手里，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儿，谁不愿意？参加会议的又是清一色的贫牧，解放前基本属于赤贫户，他们当然愿意把牲畜彻底分到自己的手上了，所以，他们一致要求牧场变为苏木。

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在分畜群时也出过主意，主要是在作价上做文章。既然是彻底把牲畜分到手里，自然是有偿的，要给国家交一部分钱，规定是每年秋天收这笔钱，分成15年交。一只羊到秋天已经能买到三十多元，可当时的政策是低作价，定的是最低每只13块，我们当然按最低的定价走。但在订合同时，又不安实际价钱写，偷偷把价钱升上去。例如一只羊实际是13块钱买进，我作价成16块的成本价。以我自己为例，分给我的畜群一共要交四千多块，分成15年还款，每年要交三百多块，总共我等于少交了近一千元。

自从把牲畜分到了手，牧民中逐渐产生两极分化，有的越来越富裕，成为大户，把羊群包出去，叫别人去放苏鲁克，自己则住进房子，享清福的同时顺便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到旗里买了房子，从此成为了城里人；而有的人则可劲儿造，耍二流子，最后不得不把羊群卖掉，将到手的最后一笔钱都花得干干净净。

比如东北蒙族加穆萨阿爸的二儿子伯音那，原来就爱串营子，特别喜欢跟我们知青侃山，分牧到户以后，他不再放马，啥也不干，隔三差五往旗里跑，去赌博，去喝酒，兜里没钱就卖羊，最后把家里的羊基本造光了，据说还欠了不少赌债。最后，丢下老婆孩子当和尚去了。我还住在场部的时候，看见他老婆住在一个地窝子里，周围放着十几只山羊，过得挺凄惶。

波音那与我的关系曾经相当不错。可自从我离开草原，对他的境况就基本不了解了。他出家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过来一个电话，说自己目前在泰国，马上就要开始闭关几年了。我还一直心里疑惑，一个那么喜欢玩闹儿的人，怎么会去出家呢？听了兴国的讲述，总算明白了个大概。若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一切皆空，出家也就出家了。但如果是为逃避自己的责任，就不可取了。也不知道波音那闭关的时候，想起自己抛下的老婆孩子，他的心中有无愧悔？

三、抡圆酒瓶子的功效

个体户，酒瓶子，打猎，哪儿和哪儿啊！可从1984年以后的那几年，这三组词却与我大有关联。

我成没娘管的孩子，从此要自某生路了。可我有技术，当时找我修话匣子、车之类的已经为数不少。东家给块儿肉，西家送瓶酒，甚至偷偷塞些钱的也不是没有，我当然能凭本事养活一家五口儿。

可想着大批和我一样的不但回到北京，还照旧捧着打不碎的饭碗，只我们几个没远见的，在这里成亲生孩子，举目无亲，处境已经沦落到盲流的地步，心里就凄惶得不行，失落得可以。于是，我约着另一与我情况相近的知青，好几次去东乌旗反映情况，想尽力争取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

我明白，争取需要时间，结果属于未知，总不能张着大嘴、抄着双手干等。在等待处理结果的这段时间，我以老婆子的名义申请注册了个营业执照。我的身份即使可以落实，老婆子未必有戏，她不是知青，成不了国家职工，得跟着原来的农工政策走。

我申请的行业是修理个体户，起了个名儿叫“便民修理部”，主营修理，兼营零配件、油料，属于特种行业。牧场没有飞机、大炮可修，最复杂的不过拖拉机、汽车而已，我又啥都敢招呼，别人不敢练的活儿我都能上手，基本算样样修理活计都拿得起来的主儿，所以，申请手续虽然繁杂，靠着我上上下下人缘儿不错，也都知道我手艺好，执照很快也就办妥了，又根据当时的政策，免了我一年营业税，只交了一个月的管理费。客户我不用发愁，牧场周围，我已经有不少固定客户。一旦有了正式发票，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干私活儿了，更能够合理地收取报酬。

生意一直可以。按规矩，每年夏天工商局要下来年检，那会儿我们的年检属乌拉盖分局管。

草长高了，花开时节，有一天来了辆小吉普车，下来几个人，先看了看别处，时间将近中午，就到我这儿找饭辙来了。这帮人我都认识，互相挺给面儿。

这回我心里却有点儿发虚，觉着理亏。为啥？我超出了经营范围。

邻居茨楞也是做小本儿生意的，开着个小卖部，前几天，他定了一车啤酒。结果，供货商给他拉来一车外带一拖斗儿，整整多出一倍。大老远拉来了，总不能再拖回去，可他手头儿没那么多钱，就求我替他消化那一拖车啤酒。

抬头不见低头见，也能多赚几个小钱儿，我没有拒绝的理由。那时，啤酒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满院子堆满了啤酒瓶儿，这不是铁证如山吗！

不过我们那儿有句俗话：只要酒瓶子抡圆了，什么都好办。

这几个人能到我这儿落脚儿吃饭，也算瞧得起我，想必不会给我穿小鞋儿。可他们来的实在不是时候，一到夏天，冬季储存的肉食都吃完了，离杀羊的季节还远，让我到哪儿去踅摸肉呢？

来的几个都是爷们儿，我了解爷们儿都好打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对他们说：今年的雨水特别冲，场部后面大小泡子多了好几处，听说里头有不少野鸭子……

什么，有野鸭子？那咱们去打吧！几个人立刻跳了起来。

开着他们的吉普，一行人风风火火出发了，他们带来一杆猎枪，我家里也有一支自己买的小口径步枪。

没想到这次点儿背，开车转了一大圈儿，泡子倒是不老少，积水也挺深，水鸟儿是不少，个头却都太小，只看到两只野鸭子。碰到这种情况，心气儿首先泄了，几个人胡乱开了几枪，只打中一只。

垂头丧气，提了着那只死鸭子回转我家里。怎么打发这几个人呢？幸亏我家养着20多只鸡，我只好吩咐老婆子杀两只。帮着她杀鸡、拔毛，让她把那只野鸭子和鸡一块炖了，权当野味吧！

又从饭馆借了点儿羊肉，从邻居那儿借了几捆菜，弄了五、六个碟子，四、五个人就着啤酒大嚼了一顿。每一瓶啤酒都是在井水里拔过的，虽比不上冰镇的解气，却也清爽可口。

都说酒瓶子管事儿，此话不虚。只见身后的酒瓶子摞了一堆，几个人前后出溜到了桌子底下。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半迷糊着开车走人。

草原上车少，开车即使闭着眼睛也没多大关系，除非阎王老子成心找茬儿，阎王要真盯上了你，就是喝凉水不也得噎死吗！

从此，我再没交过管理费。所以，只要把酒瓶子抡圆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过了些天，是个黄昏，又来了辆吉普，这回换成了税务局。兜了一圈儿，又到我这儿了，也都是我认识的。我是“香名”远溢，都知道迎接他们的不是豺狼，准定有好酒好肉预备着呢！

这回天太晚了，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后，我故伎重演，说要领他们去打野兔子，明天好饱餐一顿高蛋白，他当时就兴奋地点头同意。

野兔子一般白天不出来，都在晚上出没，只有狗能把它们从草丛里轰出来，人则很难发现，这正是打兔子的合适时间。为防再走背字儿，我这回是倾巢出动，把所有的子弹都带上了，共三十九发。

出发的时候天已擦黑，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们终于瞧见了野兔子。

那真是傻东西，纯属自投罗网。它们对车灯的光亮特别好奇，专门爱奔着灯光来，追上了光，一旦被光线罩住，视线中就只有前面的一条路，其它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只能顺着这条亮道儿往前跑。

为了瞄准，我们减慢了车速。只见那只兔子往前跑了几步，又忽然停住，似乎不知所措了，两只耳朵立起来，将前爪耷拉在胸前……完全一副挨枪子儿的架势！距离它四五十米远时，我扣动了扳机，我听到税务局的那帮人也开了枪，兔子被撂倒了，一阵乱枪响过，都不知道是谁打死的。

不一会儿，又瞧见一只兔子冲进了光线，车跑多快，它跑多快，刹车时，有两人先后开枪，都没打中。这只还不算太白痴，枪响的时候它迅捷地趴在路面，待车的发动机再次响起，它却像上一只一样，不知道往边儿上溜，反而站立起来，做抱拳投降的姿势。杀兔子的能对弱智的俘虏手下留情吗？这兔子只能成为我们的囊中物。

我们在那片草地里转，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打了将近三个小时。这次运气实在太好了，大丰收啊，竟然打了二十三只野兔，过足了枪瘾。我们打一只往麻袋里扔一只，不约而同痛快地高叫一声。我估计包括我在内，人的心里藏有杀戮与欺负弱小的天性，否则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快感呢？

当晚，税务局的几个人去招待所睡觉，约好明日中午来我家吃野兔子肉，不吃不散。

我和老婆子整整干了一夜。将十只留下，准备明天叫他们带走，其余的十三只扒了皮、切成块儿，放在盛满冰凉井水的水桶内，要先把兔子的腥味儿拔出来。我家就两个水桶，这会儿叫兔子肉全占领了。几个小时后，再用开水把兔子肉抄一遍，然后放上作料红烧。

早上八、九点钟，这伙儿人来了，满满两脸盆野兔肉端到了他们眼前，冒着腾腾的热气，香气把整个屋子都淤住了，让人垂涎欲滴，肯定忘了是干吗来的……

酒足饭饱之后，税务局的这几个也叫我摆平了，一夜的工夫没白费。

我后来又干了四年修理，只交过一个月的管理费，税费只是象征性地一年交几十块，其它一概都免。其实，从1985年底，旗里就恢复了我的职工身份，让我以工代干当上了会计，工资也长到六十多元。我以老婆子的名义干修理，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既然酒瓶子抡圆了，也就畅通无阻。

回想起那几年，我的生活其实相当滋润。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我是不会回北京的。

…………

在西方国家混，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不在少数。问他们何以滞留不归，往往回答为了孩子。西方教育是孩子的天堂，活得自由自在，创造性可任意驰骋；而国内填鸭式教育，是小孩子脖子上的枷锁，头脑中创造性的锁链。

为了孩子的前途，大人就要做出牺牲，这点我深有体会。我在草原上活得潇洒自由，可以说相当滋润，最后却为了孩子，在1991年，像赶集似的急忙办回北京。

那时，大儿子跟着我父母，户口早在北京了，他的教育我不用发愁。本打算让两个小的跟着我们，我安安心心在额仁苏木做会计，四口人在牧区呆一辈子，和和美美过我们的小日子。

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一股风不断在底下吹。牧民说，学汉文跟学外语差不离，学外语能走出国门，学汉文只能在国内溜达，既然都是学外来语，宁肯学英语不学汉文……到87年春末，坏消息终于砸到我头上，说暑假后额仁小学的汉文班决定撤消。

听到这消息，我急得抓心挠肺。为啥？我家老二暑假刚好六岁半，马上就到入学的年龄了。

想来想去我不甘心，立马儿骑上摩托去了东乌旗。经常往上头跑，不过巴掌大的地方，领导的面孔基本熟悉。我找到教育局局长老赵，准备大闹一场，出出我心里的火。老赵和他老婆双双是知青，全在旗里当干部。

见了面，老赵瞅着我，嘴咧得老大，满脸和气，把我肚里的气抽出去不少，气话不由变成了求情话：老赵，汉语班别撤啊！文革时紧张吧？蒙文班都没撤……我老二就要上学，家里还有个吃奶的，把他一人放旗里谁放心？

老赵回答，汉人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学汉语的需求量一天天萎缩，派谁去谁都不愿意。不像蒙语老师，好办，在当地年轻人中可以找。这是集体开会定的，没办法……看我脸上的表情像要发火，他接着说：这样吧，你家里有困难，孩子放我家，帮你看一两年……

边说边往他家拉，非请我吃饭、喝酒。上头已经决定的事儿，嘴皮子磨破也是枉然。若是他态度强硬，我可以继续往上找。出气而已，问题解决不了。如今，人家不但态度和蔼，还这么热情招待，再大的气也出不去了。

把老二放他家太不现实，两口子都当官儿，上头有死规定，每年下去（牧业）若干天。经常开会、下乡，撂他家，两口子一旦都下去，谁看孩子？再说，知青属于飞鸽牌，说不定啥时就调走了。

我最后决定，让老二读一年蒙文班试试。至于全家今后的打算，看看再说吧。北京虽好，绝大多数知青早回去了，我却一时半会儿下不了决心。生活早已把我小时候的理想磨没了，毕竟已经在内蒙古呆了二十年，在当地娶妻生子，方方面面都已适应。活得不错，日子过得挺红火，哪里黄土不埋人呢！

老二的民族报的是蒙族，从小就与当地的孩子摸爬滚打，混在一处，嘴里叽里呱啦，蒙语说得比我遛飕。学蒙文，不就跟从小说北京话的孩子学汉语一样嘛！至于算术，全世界1+1都等于2，不会等于3，我觉着问题不大。

暑假后，汉文班真撤了，老二也上了学。他的班主任是我们牧场牧民干部加那的丫头其母格，刚从旗里高中毕业，不是师范学校的，没受过如何当老师的正规训练。她在旗里学的是标准广播语，课堂上讲课使用的语言相当于普通话。而当地人讲的蒙语属于方言，与标准语有不少出入。她教算术也统统用数学上的术语。一开始，学生基本听不懂。

老二用蒙语说废话可以，高深些的毕竟比不上当地孩子。不久，当地孩子能听懂一半儿了，他却仍旧云里雾中，总向同位子和旁边的同学问个不停。上课不住摇晃小脑袋，嘴唇乱动，其母格嫌他上课不守纪律了，批评过几次，当然不见效果。她终于恼了，把老二轰出了课堂。

已经是秋天，草原的十月和北京的秋高气爽不同，气温相当低，出门要戴帽子。被轰出教室的老二帽子扔在了课桌里，光着头站在冷风中。哆嗦了一会儿，站不住了，身子底下有腿，跑吧，他跑回家了。

往家跑了两回，让我发现了。问明原因后，我急了，这不是成心不让我们老二学吗！我气哄哄去找其母格她爹告状：瞧瞧你们女儿干的什么事儿！我儿子报的是蒙族，按政策就该学蒙语。她教我们孩子是义务，我们孩子上学是权利……一通大道理招呼，扎那只有不住点头，答应女儿回家后好好说说她。

其母格肯定是挨老爹训斥了。从那以后，她再没把老二轰出过教室，但也不搭理他了。老二有不明白的，把手举起来提问，其母格只装没看见。

这么一个学习环境，学习成绩当然好不了。当时，全班就老二一人是半拉汉族，都知道他父亲是兴国，明显是个异类，学习成绩又不好，不受欺负才稀罕呢！

男孩子爱打架。有一回打架，几个同学成心欺负他，不让他进教室，还一把抢过他的书包扔在了外头。老二哭得成了花猫，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到家里。

我那时毕竟年轻，涵养不够，护犊心切。一听这个，火儿立刻蹿上头顶，我推过摩托，驮上儿子就往学校飞，风驰电掣，呼呼的响声是我心中排出的一腔怨气。到了学校，正好课间铃响，孩子们都从教室跑了出来。我一把提了起那个扔书包的，把他扯到教室门口，冲里头的其母格喊：其母格，他把我们孩子的书包都扔了，你瞧没瞧见，该不该管？你配当老师吗……一通连珠炮射向那年轻的女孩儿，她何曾见过这种场面？最后，只好用眼泪来对付我。

我还是不依不饶，又拉着她去找校长。动静儿闹大了。老师和学生都站着围观，整个学校的下一堂课都被我搅黄了。

校长毕竟见过些世面，有涵养，他陪着笑脸，不住和稀泥，和得我很快没了脾气。

可校长是老油子，当面一套，背后下绊子，听说他添油加醋往上汇报了，说学校发生了不小的事故，有人破坏教学秩序，我就是那个肇事者。旗里教育局还专门派人来调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教育局长老赵与我熟，也知道我有情绪，估计他把这事儿最终压了下来。

另一层，我当时是苏木会计，权力不小，有点儿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架势，没人敢惹我。我提了的那个孩子就是邻居的儿子。男的没敢惹我，只他老婆悄悄找到我老婆子，诉了两句苦，最后也大度地说，小孩子的事儿，咱们大人别掺和。

经过了这么一档子冲突，我明白，班主任其母格是再也不会认真教老二了。以后，确实没人再敢欺负他，但他们班的同学都不理他了，只有高年级的孩子对他还不错。

一个小孩子，世事儿屁不懂，却被人孤立起来，小小的心灵受的伤害肯定不浅。这孩子不算笨，我想，学习虽然好不到哪儿去，怎么着也能凑合下来，不至于不及格吧？

从11月起，牧区的天气就越来越冷。孩子也不容易，六岁半的年龄，个子不算高，每天从学校回来，小脸蛋都冻得通红，两只小手几乎成了冰棍儿，老半天才能暖和过来。

几个月一晃过去了，很快期末考试结束。

那天我回家，忽然发现老二变得特别乖，一会儿帮着他妈打水，一会儿又往家里的粪池子收拾粪……不正常啊，怎么这么勤快？老婆子轻轻拉拉我的衣袖，把我拉到灶间，小声对我说：成绩下来了，你可别打孩子，千万别生气……说完冲里间屋的桌子努努嘴儿。我走过去，看到了老二的成绩单。翻开一瞧，期末考试的语文成绩是二十多分儿。我心想，毛毛虫(指蒙文)不好弄，算术总该得个比较高的分儿吧？仔细一瞧，还是不及格，四十多分儿！

我没有打老二，孩子半年来起早贪黑，确实不容易，到头来却混个全不及格，看来蒙文班是无论如何不能上下去了。

我立刻向苏木长请假，打算趁寒假把孩子送回北京。苏木长倒也通情达理，让我借出公差的机会走。让老二回北京读书，还是得麻烦年老的父母啊！

老二汉字一个不认识，寒假根本无法插班，也只有等到暑假重新上一年级了。在北京的我弟弟还算活络，求了半天人，找了半天关系，直到暑假后开学，也还是没替老二联系到一所学校。那时，还没有花钱借读一说。暑假眼睁睁过去了，老二只能在父母家再打一年混。

情势所逼，我只有加紧往北京办关系。由于和旗里的关系活络，一路顺风，我甚至把老婆子的关系也弄成了正式工人，只要北京有单位接收，我俩的户口都可以落在北京。

知青从来是一家人，有朋友帮了我们一把，直到我们两口子把户口和工作关系办回北京，老二的户口才顺理成章落在了首都。第二年，他才进入小学。那时，他已经八岁多，比一般孩子晚上了小学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