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寻找恩人“小媳妇”

当年『寻找恩人30年』的上海知青，
再次来黑河，见到“小媳妇”.....

黑河封面记者

上海的云峰剧场这几天突然火了起来。哈尔滨老知青艺术团，正在这儿演出，场内场外都挤满了人。最后一场演出，是爱辉知青联谊会包的场，盛况更是空前。当年有5500名上海知青在爱辉下乡，返城之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联谊组织，张刚就是他们的头儿。这场演出是他发起的，他刚在台上讲完话，就到后台来接受我的采访。他太忙了，上午在他的公司里没谈完，只好插空安排到云峰剧场。 

张刚和那些发了迹的老板不一样，很清瘦，很精干，戴着一副斯文的眼镜，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没有一点儿气吞山河的气魄，尽管他的产品在上海有很大的市场占有量。他问我：“你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1969·尼克松救中国》了吗？文中说，1969年，中苏对抗，珍宝岛上打了一仗，苏联人没占着便宜，他们要报复，想向中国扔原子弹。这个决定透露给了尼克松，他又透露给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保存实力，把一大批城市青年转移到了农村。我们都在其中。”我笑了，这可能是知青运动起因的最新一说。他也笑了，执意让我一定上网看一看。他说，信不信由你，但把知青运动简单化是不对的。当年我们不是被赶走的，而是满怀热望满怀理想到边疆的！他批评现在有的文学作品太阴沉了，把知青写得像劳改犯似的，其实当年我们很阳光，很有作为的。

虹口区虹口中学的高才生张刚是1969年4月28日到爱辉县的外三道沟插队的。张刚和一百多名知青的到来，让这个黑龙江边悄无声息的小山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以为这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这个小村子排演了七幕话剧《艳阳天》，剧本是从县剧团引进的，二十多个角色全由村里的知青和农民扮演，道具和舞美是花了300元从县城置办的。首演在爱辉公社俱乐部举行，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刚要拉幕，突然停电，观众们硬是坐等了一个多小时，满屋的蛤蟆烟像现在舞台上放的烟雾一样。演出的成功让全县轰动。外三道沟解放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

张刚在剧中扮演生产队长，其演技实在不敢恭维，但他事后真当上了外三道沟的生产队长。上海知青下乡一年后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再后来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层中也有知青了，把方向盘的拿听诊器的教书的记账的更是以知青为主了，不是他们“抢班夺权”，而是老乡认为他们有文化又公道，非让他们干不可。张刚记得，他当队长时推行了两项“新政”，一是改革记酬方式，实行定额记工，男女同工同酬，打破记“卯子工”的大锅饭。这样一来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爱辉地多人少，劳动力积极性高了，开荒多了，打粮也多了，大家分红也多了。有知青姐弟俩秋后分红得一千多元，寄回上海，取钱时让那家小邮局大为吃惊！当时上海的工人只有几十元的月薪。张刚干的第二件事，是扩大水田耕种面积，他领着知青们住在离村里18里的叫万隆的地方，起早贪黑改造那片低洼地，站在冰凌刺脚的泥里，翻地、打稻梗。晚上十几个人挤在地铺上，上厕所回来，都找不到位置了。没有菜吃，他们打乌鸦炒咸菜。水稻面积扩大了，队里收入也增加了。当时城里每人每月才一斤大米。现在黑龙江省成了东北大米的生产大省。当地人说，这里也有上海知青的功劳，他们爱吃大米，当年扩种水稻的积极性也最高。

正在张刚领着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国家出台了政策，要在优秀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大队书记王树林是个很开明的基层领导，他说我们要推荐最好的，当国家的栋梁贡献更大。那是1973年的事儿，根椐大队的安排张刚去参加考试，重点学校老高中的底子，让他的成绩名列前茅，结果“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又使考生的成绩作废了。在重新推荐中，张刚还是全大队第一名。那一年的秋天，他泪洒外三道沟，恋恋不舍地走了。

在以后回到上海的日子里，张刚还保持着北大荒的那一种精神，把所有困难踩在脚下，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在华东理工大学(当时的上海化工学院)，他加倍地刻苦学习，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知识，他没有忘记战友们还在边疆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他是幸运者，千万不可松懈。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留校，当上了助教，但还要补习一个合格大学教师应具有的知识。他必须摘掉“工农兵学员”那顶并不光彩的帽子，作为知青，他又吃了一遍苦。十年后作为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又被调到上海交大生物系工作，交大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而增办了生物系，主持教学的一位名教授点名要来了张刚。他没有辜负重望，在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一系列的微生物课题的研究中。他像一切有作为的科学家一样，在科学的道路上表现出了不畏劳苦、勤奋攀登的精神和勇气。只要一进入实验室，他可以忘记一切，常常连续几天几夜不回家，没有正常的睡眠和吃饭。困了，就在实验室的椅子上对付一宿，小闹钟就放在耳边，定时叫醒自己，准时观察并做数据记录；饿了就吃方便面。他还常被灭菌的蒸气烫伤，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张刚是个严谨的科学家，还是个勇敢的开拓者。当年他曾享受过开荒种地的快乐。现在他又抓到了机遇。张刚担任课题组长，利用学校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优势，自主开发微生物保健食品。他根据已知的人体肠道有益菌乳酸菌的神奇功效，以大豆为原料，发酵制成带有活菌体的食用营养口服液。这就是名扬全国的“昂立1号”，因具有平衡肠道菌群，消除自由基、抗肿瘤、增强免疫力，而很快进入市场，销售业绩惊人。接着张刚他们又开发出2号、3号等更多保健品。张刚担任了交大昂立生物食品厂的第一任厂长。他尽心竭力为交大和社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勇敢的探索者张刚又打破老体制的羁绊，1994年9月创办了自己的上海高博特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高”代表着高新技术，“博”是要博采众长，“特”是要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做出特殊的贡献。这是他创办企业的理想。他们很快研制出和“昂立1号”有一样功效的口服液。取什么名字来注册商标呢？张刚领着营销人员几天几夜地研究，一天夜里市场部经理手中装着口服液的“盐水瓶”突然滚落到地下，竟然完好无损。而上海话“敲不掉”和“盐水瓶”的发音相同。张刚灵机一动，我们就用“盐水瓶”来注册不是很好吗！别看它名字普通，哪个老百姓都得用。颇费了一番周折，《新民晚报》还进行了讨论，“盐水瓶”注册成功，终于成了上海市最畅销的保健品之一，他们用了一句直白又亲切的广告语：“胃肠不好，就喝盐水瓶！”在上海的几天里，我有意打听了一下，每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盐水瓶”。这个产品在全国和上海多次获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盐水瓶”使高博特公司在上海家喻户晓，现在他们已是拥有“盐水瓶”、“九鹿回”、“衡宝”等多种知名产品的上海最著名的保健食品企业之一。

对于富于经验的微生物科学家张刚来说，研制新产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管理好企业，应对复杂的市场变幻和处理好社会关系，这些方面他经历了许多难以言说的麻烦，但是还都应对自如，他的基本功是在外三道沟当生产队长时练就的。现在张刚的“高博特”蒸蒸日上，在市区有公司销售大楼、郊区有国际标准的生产产房，年销售额数千万元，近几年累计交税四五千万。张刚被评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在市政协委员风采的画册上，我偶然发现了张刚的照片，他很有学者的风范。

事业发达的张刚更挂念着北大荒，思念着外三道沟的乡亲。1999年夏天，他带着爱辉知青联谊会组织的“回乡团”昼夜兼程，乘火车到了哈尔滨，又换火车夜过小兴安岭，到了黑河又乘船去爱辉。望江涛奔涌，看青山依旧。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北上的少年，南下求学创业，如今衣锦还乡了！

他想起，1971年水库发大水。他夜行巡查，一脚踏空，掉到悬崖下，要不是乡亲们连夜寻找，把已经昏死的他救活，自己早已化作这黑龙江里的一滴水了。对这片再生之地，他总是魂牵梦绕。在船上老知青们指点江山，回忆当年，兴奋异常。张刚见陪同他们回爱辉的一个神情忧郁的中年人有点面熟。一打听，他叫陈正龙，当年就在他们临村的外四道沟插队。后来和当地姑娘王焕玲结婚成家，当大批知青返城后，他调到黑河的东方红煤矿当工人。现在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又和妻子在黑河靠当洗车工为生。听说，上海老乡来了，他也陪他们回外四道沟看一看。张刚得知他们的女儿今年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正为几千元的学费发愁。他召集船上的战友一商量，大家纷纷捐款，张刚拿出2000元，别人也把身上不多的钱捐出，一共凑了4850元。张刚就在船上把这些钱给了老陈，他满眼是泪，不知说什么是好。他要下跪敬谢，被张刚一把拉住。此事并没完，张刚回沪后，又和战友费凡平等商量，为老陈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位姓王的老板的企业看门，这位老王也很热心，为老陈安排了工作还安排了住处，放假了他们的女儿也来团聚。第二年，张刚代表爱辉联谊会，又给老陈一家送来2800元。2002年春节，爱辉联谊会聚餐时，老陈夫妇也送上省吃俭用的1000元，加入帮困助学金，他说：“让我们也帮帮别人吧！”现在老陈一家已经在上海站住了脚，他们开了一家卖游戏机的小店，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成家立业了。说起张刚对他的帮助，老陈说，他是许多知青的恩人，是个难得的大好人！

在上海，张刚的“高博特”不算大，但他却是知名的慈善家。公司里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我了解到，他常年资助上海医科大学6名学子，每人每月200元；向上海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每年2万元，用于资助上海交大生命科学院优秀学生；建立了10万元的普陀区帮困助学金；每逢教师节、老年节，他都向他们捐献相当数量的保健食品，抗非典时他捐了20万的保健品；2002年8月13日，张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78岁的退休教师十几年资助贫困学生，他马上送去1000元和保健食品……至于他对知青的资助、对自己企业职工的帮助，还有很多。张刚个人的生活也很简朴，有时自己骑着自行车给用户送货。那天中午他招待我和几位知青战友的是盒饭。人们说，张刚善良，他有一颗钻石一样纯净的心。他说，在北大荒吃过苦，我知道人在困难时得到的那一点儿帮助，都可能是他人生的火把。

张刚的理念是“平衡就是健康”，他的产品实践这个理念，他的企业也实践这个理念。现在保健品企业的寿命很少有超过5年的，而他的“高博特”已经13年了，而且还在发展，就是因为他们讲究质量、信誉，千方百计回报社会。社会的健康也在于平衡，就是要通过扶贫解困缩小贫富差距。这种情况下，有钱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多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也是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

不用多问，也不用多想，张刚，你就是这样的人。

来源：CCTV1《等着我》、黑河封面、上海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