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知青

知青老费告别我们这个村庄的那天早晨，我仍然像没事人似的去上学。头天夜里，老费在我们家同我父母聊天聊得很晚。他走的时候，我只听见院里的大黄狗胡乱地叫了几声。

我们家正式成为知青的房东是1971年。那一年的深秋时节，有一天父亲从村上开完会，回家对母亲说，城里有一批知青要下乡插队了。公社来通知，咱村里要来十几个。队上暂时没有知青点，就考虑先安排在住户里。咱是干部，书记让带个头，给咱家三个名额，全是女孩子。母亲说，你咋没回来商量商量就答应了，你看咱家的地方也不宽余。父亲说，还有什么商量的，明天中午就来。书记说了，咱这村从东到西一百来户，属咱们家最干净。知青都是城里孩子，爱讲究，你就受受累，赶紧把上房归置出来吧。父亲说归置，其实也没什么，无非是把几件农具和一个木头衣柜搬到厢房，再把屋顶和地面打扫一遍。土炕上没有炕席，露着金黄色麦秸秆的泥巴面平平地四下散开，仿佛是胖女人的肚皮。第二天上午，父亲从村上领来一领炕席，算是村上对知青的见面礼。按照约定，知青不在房东家吃饭，要么自己做，要么吃食堂。知青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怎么烧柴锅，也不知道怎样蒸窝头、贴饼子，他们刚一到我家就决定吃队部食堂。母亲说这样好，免得都不方便。

知青们什么样，他们会唱歌会吹冲锋号吗？带着种种猜测，我和玩伴们度过了漫长的夜晚。在我们村的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分别设立着电台，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在政治挂帅年代，民用也是军用。既然是军用，就少不得军管。三个电台，每个都有警卫部队，大点的一个连，小一点的一个排。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司号员就把起床号吹响了。然后，就可以断断续续听到解放军出操时所喊的一二三四。农忙季节，部队会主动派战士到村上帮助劳动，像收割、插秧等等农活。还有特殊的时期，部队搞野营拉练，或部队换防，我们这里就经常可以看到成百上千人的部队。他们从我们的村口路过，队伍非常整齐，大声地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这些光着屁股的小孩子远远地趴在墙头、麦秸垛上，平心静气地看着，数着，尤其是看到十轮大解放军车和高射炮，常常使我们高兴地乱喊乱叫。等这一拨解放军走远了，我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开始无精打采。我们在心里渴望着期盼着下一拨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实在来不了，我们一帮小伙伴就把自己扮演成解放军，在院子里走路、吹号、喊口号。还嫌不过瘾，我们就分成两拨玩打仗。

有一天我们正在一起玩打仗，忽然有一小伙伴跑过来报告，说从东北电台的方向走过来一支队伍，有好几百人，不像是解放军。我赶紧向伙伴们发出指令，马上各就各位。于是，我们齐刷刷地跑到村边，或隐在麦秸垛后边，或趴在墙头上，瞪大眼睛观察这支神秘的队伍。这支队伍确实不是解放军，他们既没有穿着绿军装，也没有统一穿着同一颜色的工装。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着一脸的疑惑看着他们走进我们的村子。他们来到场院，自动分成几个圈，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行李上。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聚在一起嘀咕了一阵，其中有个高个子向我们隐蔽的方向招了招手，喊道：“别藏了，小朋友！请你们过来一下。”我们没有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自告奋勇地走过去。见我们没有动静，高个子又喊道：“你们谁是头啊？让他过来。”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从墙头的豁口走出去。离高个子还差四五米，我停住了脚步，双眼注视着他不说话。高个子问：“你是他们的头？”“喔。”“你能告诉我，你们村的村干部在哪里吗？”“你问哪个村干部？书记、队长、还是贫协主席？”“都可以。”“贫协主席可以吗？”我这时多了个心眼，我知道我父亲在村里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如果他们想找我父亲，我当然知道父亲在哪里。那样，我就可以从父亲的嘴里尽早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当然可以。如果没猜错，你父亲就是贫协主席吧？”“你怎么知道？”我感到很惊奇。“我小时候也是孩子头啊。”“那你爸爸是贫协主席吗？”“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叫农会主任。”大个子的几句话使我感到很亲切，我欢快地对他说：“你等着，我这就给你找我爸爸去。”

等我找到父亲的时候，他们村干部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最近要有几批学生和机关干部要到农村参观、学习，其主要目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将会大有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下半年，那时我刚出生不久，等我对知青有点印象时，老三届早已经奔赴全国各地了。我这里说的当然是指城里的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至于农村学生，本来就出生在农村，学习完了正好回村务农。这次来的神秘队伍，是从十五所中学抽出来的学生，他们到农村野营拉练的目的就是为不久到农村插队做心理准备，那个高个子是他们的军代表，在部队里是个连长。父亲找人给准知青们送去了开水，村支书则就最高指示与生产实践给学生们生动地讲了一大通。我当时不知道其个中的奥妙，只是看到学生们不停地鼓掌喊口号，那情形很是振奋人心。简单地休整了两个小时，这支充满半军事化色彩的队伍在一阵集合号的声音中重新列好队伍，然后高声唱着革命歌曲向下一个目标进发。这就是我最早看到的知青。很朦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记忆。

女知青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是在下午的四点多钟，当时我正在别的伙伴家玩。由于事先知道今天家里要来三个女知青，我便玩一会儿就回家看看。等我真正见到她们，她们已然将被褥、脸盆和镜子摆放好。三个女知青分别叫苗苗、张英和罗云娜。苗苗比较清秀，张英矮胖，罗云娜高高大大。我进得门来见的第一人是苗苗，她正拿着扫帚扫院子。张英在屋里搓洗着毛巾，显然是刚干完活。不同的是，她用的不是普通的胰子，而是香皂，那玩意儿散发出的气味非常好闻，以至让人觉得只有女人——像女知青这样的女人才配散发得出来。罗云娜没在屋，她去村中的井台打水去了。本来，在她们来之前，我父亲已将缸里的水挑满。即便刚才用过一些，也足够明天用。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喝自来水长大的罗云娜觉得自己直接去井里打水一定很好玩，而且借此可以显示她的身强体壮，硬要去试试。我父亲说，你去了也白去，你不可能会把水打上来。罗云娜不服气，说大叔你别小瞧人，你看我行不行。那一年我父母年龄还不到三十岁，虽然他们已经有了我们兄妹三个孩子，但让女知青叫大叔大婶多少还是有点难为情。但话已然出口，从此所有来的知青就都这样称呼了。

按往常，父亲到井台挑水从去到回也就七八分钟。可是罗云娜去了足足有二十分钟也不见动静。我母亲就提醒我父亲说你到井台看看，一个姑娘家初来乍到，别在出点什么事。我理解母亲说的话。井台那地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像我们这帮五六岁的小屁孩，如果没有大人跟着，不要说走到井台上，就是从那里路过都不可以。井台有一眼井，两个口，分别用两个石盘罩在上边。我们这里的井水水位高，根本用不着辘轳。村民们到这里打水，很少有人用绳子，一般是将水桶的铁梁挂在扁担钩上，桶下去时稍微倾斜一些，水就会从边上进入，然后猛地将扁担钩往上一提，一桶水就算打上来了。这打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打我记事时起，我就发现村里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精于此道。几乎每天，我都能看见有人在用铁爪在井里打捞水桶。每当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说风凉话，意思是你裤裆里长那个家伙没有，如果长了，怎么连个水桶都挂不住。如果长了不管用，晚上在跟婆娘干事时最好用他的那个。夏天时，男人们最爱到井台聚会，足足地打上两桶水，将身子脱得一丝不挂，举起水桶，从头到脚痛快地一浇，什么暑热都不存在了。更多的男人则趁这个闲暇，互相说一些黄笑话，几阵笑声过后，便把一天的劳累抛在了脑后。可以说，村里的井台就是分开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标志。

罗云娜这一年整十八。她们家三个孩子，他哥哥已经在几年前去了北大荒。这次如果她不到郊区插队，过两年她弟弟高中毕业也得插队。罗云娜插队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给弟弟留城里创造条件，另一个是她身体棒，她喜欢跟一帮学生到处闯荡。几年前她哥哥到北大荒插队，到火车站送行时，很多人都哭了，只有她冲着哥哥大笑说，你放心地去吧，不等你把大豆高粱种熟，我就会迎头赶上的。还有一个，是罗云娜个人的秘密，她跟谁都没有说，她心里一直暗恋他们的班长高连升。

我跟父亲到井台找罗云娜。离井台还有二十几米时，我们就看见五六个学生模样的人大家头挨头地趴在井台口，他们嘴里在不停地喊叫着在这边在那边。一听那声音，就知道罗云娜把水桶掉井里了。父亲走过去，分开人群，从一个男生手里接过铁爪绳，他冲着满脸通红的罗云娜问，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掉下去的？罗云娜支吾着说，下边黑咕隆咚的我也没看清。我们已经捞半天了。我父亲问，碰到没有？罗云娜说好像钩住过什么，但半天揪不上来，就放弃了。父亲说，别着急，干这活得有耐心，还得有经验。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就能捞上来。一个男生说，大叔我们没事，还是帮帮您，您这经验我们得好好学学，要不下次水桶又掉进去，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捞！

父亲没有说话，他将铁爪猛地向一个角落抛去。接着，他的手将绳子左右拉动四五次，只见那绳子突然就绷直了。父亲轻松地说了声，钩上了，便随手将绳头交给了一男生。男生不敢怠慢，用足力气，很快就将水桶提了上来。水桶里的水清洌洌的，知青们兴奋地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说这水真甜啊！

多年以后，当我问起父亲怎么就知道水桶在那个角落里时，父亲不好意思地说，蒙的。

建国后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间有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对于城乡差别，直接的标志是农业和非农业户口。这些差别，对于当时才六七岁的我还不能十分理解。等我上小学时，每到交学费，老师总会强调一句“居民两块，农民一块五”。这时在我的幼小心灵里便扎下了农民比居民低贱五毛钱的烙印。我对城乡差别的直接印象不是户口，也不是居住地，而是源于三个女知青到我家居住后的第一天早晨刷牙。

在我所居住的农村，离北京天安门不过二十公里的北京郊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很少有人早晨刷牙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牛场工作的老工人，自从他跟我们村上一个老女人结婚后，每天早晨就会听见他站在村当中有恃无恐地清嗓子。他先是喝一杯凉水，然后用竹制的刮板刮舌苔，刮后便不断地往外吐痰，直到什么都吐不出来为止。想来他是得的呼吸系统的病吧。等他十几年死后，我才想起我当初为什么不提醒他每日刷牙呢？

农村人不刷牙，就不知道牙刷是何物，更不会知道牙膏是什么味道。三个女知青到我家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发现她们三人走到院子中央，每个人打一盆凉水，水里浸泡着毛巾。在洗脸之前，他们先往搪瓷缸子里倒上温水，喝上一大口在嘴里胡噜胡噜，漱上一通马上吐出来，然后将一香蕉大小的圆圆的软包装瓶盖打开，用手一挤，一注白色黏稠的液体便滴在一精巧的毛刷上。接着，她们将毛刷送进嘴里，手在不停地上下抽缩，随着抽缩，一汩汩白色的泡沫瞬间从她们的嘴里流出，那样子很吓人，但味道却很清香。我倚在堂屋门后仔细地窥探着，紧张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以前，我只看到猪生病死了的时候，嘴里是吐白沫的。现在，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真的有点看呆了。

“有什么好看的！”父亲的一声顿喝吓了我一跳。

“您看，您快看呀！她们嘴里在吐白沫子啊！”我惊叫着，用手指指给父亲看。

“哦，她们是在刷牙。”对于我的惊奇，父亲显得很平静。

“那我们为什么不刷牙？”我仍然觉得好奇，问道。

“因为我们不经常吃肉。城里人老吃肉，火大，就得刷牙。”父亲很认真地告诉我。我的眼前当即浮现出城里人在一起吃肉的情形。从那以后，我开始知道城里人和农村人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否经常吃肉。这种思维几乎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和父亲的对话，显然隐约被三个女知青听到了。罗云娜回过头来冲我做着鬼脸，大声说：“我们城里人也不经常吃肉，刷牙是卫生习惯。”

卫生习惯？什么叫卫生？什么叫习惯？这两个名词对于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根本听不明白，我只相信父亲的话。于是我回答：“你骗人！刷牙就是因为城里人经常吃肉！”

我的回答让三个女知青笑得把满嘴的白沫子都喷了出去。父亲有些尴尬地喝道：“别乱说，到一边玩去！”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有意无意地看一会女知青刷牙的姿势。有时偶尔到她们的宿舍串门，我的眼睛也总是情不自禁地往放牙膏的柜子上多看几眼。

一个月后，三个女知青相继把用过的牙膏皮送给了我。我把牙膏皮拿给小朋友们去炫耀。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小朋友们一片沉默。大约过了半分钟，一个胆大的说：“好像是胶水，我爸爸补车带用过，不过……比这要小。”

“不对！这是牙膏，是城里人刷牙用的。”我当即进行了纠正，语气中带有一丝得意。

“你又不是城里人，你怎么知道这叫牙膏。你看到城里人刷牙啦？”小朋友有些不服气。

“对呀，我们家住的三个女知青，她们每天早晨都刷牙，先从这管里挤出牙膏，然后——我还是给你们表演一下吧。”说着，我从柴火堆里找来一根木棍，将牙膏反复挤压，挤出鸟屎大小的两滴抹在棍尖上，拿到每个人的面前，说你们闻闻，看香不香？

小伙伴们的热情被这牙膏的味道激活了。他们都抢着闻了一通，觉得味道确实很特殊。这时，有人提议说，咱们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刷一次牙吧。我说不行，坚决不行，我们没有牙刷。有人说没牙刷就用木棍蘸点尝尝得了。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小朋友的赞同。于是，我们每人都用木棍蘸着牙膏尝了一遍。由于没有水，嘴里是不可能吐出白沫的。尽管如此，大家都很喜悦，仿佛做了一次城里人。

最后，我把三个牙膏皮分送给三个小伙伴。他们如获至宝，小心地收藏起来。至于他们回家给没给父母看，我就不清楚了。

知青，顾名思义，就是指有知识的青年。到北京郊区插队的知青，大都是高中毕业，也有少部分初中毕业。来到农村，他们除生活方式和当地人有明显的区别，在知识上似乎没什么两样。在以粮为纲、政治挂帅的时代，农村并不需要多么有知识的人。按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并不是来传播知识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理论词语讲，就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是政治的合格。

我父亲被安排负责知青的生产和生活。这样村里的十几个知青便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偶尔也有邻村的知青来找罗云娜他们来玩的。我印象里罗云娜交际十分广泛，不光是他们中学的，也有别的中学的。各村里的知青点都有那么一两个核心人物，他们的绰号也怪怪的。有的叫秃子、奔儿头、雷子，也有的叫座山雕、蝴蝶迷，还有的叫小林彪、张铁生的。我们村的女核心人物是罗云娜，知青们私下里叫她老娜。我父母管家里的三个知青分别叫小罗、小张、小苗，我则叫她们小罗姐、小张姐、小苗姐。

村上的大队部设在村西大庙的后院，前院是小学校。大队组织社员大会，就通过高音大喇叭广播通知。在村里，你有没有地位，不看你吃什么穿什么，那要看你能否在大喇叭里会说话，会经常说话。我们家在村里是独门独姓，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我父亲兄妹二人，姑姑很早远嫁到北京北郊一个偏僻的村庄，交通不是很方便，三两年也难得回来一趟。父亲高小毕业后已经十六七岁，他身单体薄，不会干农业活，村上领导就让他和一老头开了个杂货店。父亲对这份差事很满意，但怎么干都赔钱。究其原因，那时的老百姓穷，人们买不起东西，大部分人家还常年赊账。父亲脸薄，也不催着要，几年下来赔个底儿掉。这样，村上就下决心把杂货店给关了。

那一年应该是1964年，“四清”运动前夕。

我父亲是个喜欢或者说是热衷政治运动的人。通过政治，他可以在运动中找到依靠，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跟《平凡的世界》里的村支委孙玉厚很相像。村上的人说到历史，常把村上的四大政治金刚提出来以为谈资。父亲喜欢京剧、评剧，他爱唱，也能自己模仿着编些小戏，按今天的说法叫小品似乎更准确些。父亲演的戏中角色，很少是主要人物，往往是些小角色，如评剧《刘文学》中的地主王荣学，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刁小三，以及自编自导的戏剧小品《变迁》中的坏分子黑七等等。或许是他演的黑七在当地太有影响了，至今50岁以上的人提到父亲还在议论他当年的黑七演得好。

父亲第一次召开知青会议地点在知青点食堂。知青点的食堂跟小学校食堂合用。小学校食堂只有四五个老师在这里吃饭。负责做饭的是一个50多岁的陈姓妇女，我管她叫大姑。父亲讲话从来不用讲话稿，出口成章，如果在村上的大喇叭里做什么政治宣传，说上一两个小时也不在话下。我觉得他的口才与他天生的艺术天赋有关。至于父亲讲的话知青们能听进去多少，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

知青到村上插队，我最高兴的是每天放学回家，院子里总有人进进出出，这比以前要热闹多了。在70年代，人口是很难流动的，村里根本看不到外地人。等到了70年代末，随着居住在电台的正骨大师罗有明的名声一天天远播，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病人，开始在村上租房，才真正地有了人口的流动。我喜欢和知青在一起，尽管我是个小孩儿，可他们都愿意抱抱我，或者给我一些零食、玩具玩。父亲如果想找哪个知青说事，他就打发我到知青点去叫。

然而，不曾想到的是，在知青来村上的第二年春天，我跟罗云娜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一个傍晚，罗云娜收工回来，洗漱完毕后，她独自一人去了知青点。我看见她从自己的小柜里取出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白色的茶缸里。她装作没事人似的走出家门，我尾随其后，跟着她一路走去。到了知青点门口，她没有进屋，而是咳嗽了两声，才向食堂走去。过了十几分钟，她和高连升一人盛了一碗热汤面出来，边走边聊，显得很亲近。我当时不知怎样想的，竟然突然跑过去，对着他们两个人喊，你们不要脸！喊完，我就挠丫子往家里跑。

我以为，这本来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闹剧，哪知那一句话却惹了大事。罗云娜半小时以后回来，她几下就把被褥收拾好，她对我妈说她要到知青点去住。我妈看她一脸的愠色，感到不妙，就问苗苗和张英是怎么回事，苗苗她们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见这个情形，我只能忐忑地躲在门后发呆。晚上八点多钟，父亲回来了。母亲把罗云娜搬家的事告诉了他，她以为父亲听后会感到惊讶，甚至会发脾气。想不到父亲只说了句，搬就搬吧。半夜，等我和哥哥睡着后，父亲悄悄地对母亲说，罗云娜怀孕了。母亲听后，顿时被惊住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姑娘家未婚先孕，这跟耍流氓没什么两样，用当时的术语叫生活作风有问题，这可是天大的事。母亲问，那男的是谁？父亲说，是高连升。傍晚村里几个领导开会，考虑将这事上报公社知青办。结果让父亲给拦了下来。父亲说，这事要是捅到上边去，不光村里要挨批评，重要的是以后罗云娜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提出他要偷偷地把这事压下来，想个周全的法子。母亲说，你想怎么办？父亲说，对外就说罗云娜和咱们孩子吵架了，她一生气搬走了，甚至扬言要回城里。这样，找个远点的医院，让她把孩子打了，过一阵再回来。父亲还告诉母亲，他找高连升谈了，那小子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场拿出100块钱算作医药费。并且答应陪罗云娜到医院去做人流。我在被窝里听到父母的对话，感到人工流产这几个字又神秘又挺害怕的。还好，父亲并不知道我曾对高连升、罗云娜说过的话，他要知道，说不定会表扬我呢！我是在无意帮他们做了工作了。

高连升在北京城里上中学的时候，当过班长，后来由于家里成分高，他的班长就被撸了。等他到我们村上插队时，同学们还爱班长班长地叫他。见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我父亲及村上的人也这么称呼他。高连升年龄似乎比别的同学要大上一年半载的，在干活的时候，从来不惜力。为此，父亲让他当知青组长。

我记事时，印象中村中央有个篮球场。每当下午收工后，村上的小伙子们就来这里打球。在知青没来之前，村里的小伙子自发组成一支篮球队，常和邻村的几个球队打。偶尔也和附近电台的解放军打，互有胜负。自从知青来了以后，村上便自动形成了知青队和村上队，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打两个多小时。在那个缺少文化活动的年代，这几乎成了村上人最大的乐趣。村上的人当中，有我熟悉的几个大哥，如陈炳忠、赵文明等三四个人，打得还是不错的。而要说真打得特棒的，那还得说是高连升。高连升个头能有一米八五，身材矫健，突击能力强，三步跨栏几乎成了示范表演，并且他还善于远投，防不胜防，只要有他在，不论是村上的篮球队，还是附近村上的篮球队，包括电台里的解放军，休想赢他们。

高连升身体好，讲义气，自然在他周围有一帮小兄弟，也包括有许多女生明里暗里喜欢他。父亲说，高连升的名气在公社的知青里大着呢，他外出到别的村办事，但凡遇到知青，他们都打听高连升的情况。听知青点一个叫小林彪的知青说，在上中学时，一次他们一帮人到北海滑冰，其中一个同学不小心，把别的学校的一个女同学给撞倒了。那个女同学的男同学不干，非要让他们班的那个同学给那女生跪下赔礼道歉，否则就把男同学暴打一通。那天正巧高连升来晚了，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高连升背着自制的冰车，手里握着两把冰锥赶到了。他分开众人，问清情况后，他冲对方一个挑头的同学说，你们要干什么，想打架吗？我跟你们来，是群打还是单挑？对方仗着人多，那个挑头的问高连升，你想怎么单挑？高连升说，我这有两把冰锥，我给你一把，咱们在冰上打，今天当着所有的同学，让大家作证，不论谁把谁扎伤还是扎死，对方都不承担任何责任，你敢不敢挑战？说着，高连升将一把冰锥扔给了对方，他一闪身，将军大衣脱下扔在冰上，手举冰锥，冲对方喊道，有种的你就上来，谁要是躲，谁她妈不是亲娘养的！对方见高连升如此气势汹涌，吓得将手里的冰锥扔在地上，扑通一声跪在冰上说，大哥，我服了！从今以后，这一片你是老大！

高连升的传奇还有很多。有人说，他双脚一跺，能瞬间飞到房上去。我没有亲眼看到他跺脚上房，但确实看过他轻松上墙头的动作，这想必与他个子高好运动有关。不过，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确是把高连升看作是大英雄的。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梅花党、叶飞三下江南，我猜测，高连升和叶飞差不多吧。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1973年5月间，村里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连升死了，是在香山跳山崖死的。村里笼罩在一片恐怖当中。几天后，市公安局来人，到村里调查高连升的有关情况。父亲一五一十地全向警察做了交代，父亲说，高连升是个好知青，在当地知青中威信很高，在村里表现也相当得好。当然，父亲没有和警察说他和罗云娜的事。警察不解地看着我父亲，那意思是你把这个人说成花似的，他事实上可不是这样的。警察告诉我父亲，高连升是知青中的黑社会老大，他中学时在东城就是个人物，一呼百应。他这次是参与了一场知青械斗。

原来，东城的这批知青，有相当一部分插队到我们这个公社，也有的到朝阳区的南磨房、高碑店、太阳宫公社插队。其中有个在高碑店插队的兄弟，在回城探亲时，得知他在海淀插队的弟弟被当地知青打了，他去了海淀找那几个打人的知青，结果话不投机，叫人把脑袋给开了花。他气不过，悄悄到我们村上找高连升，添油加醋地说海淀知青扬言要把东城知青灭了。高连升本来就看重江湖义气，他哪容海淀知青这么嚣张，发了一道密令，唤上二十几个知青就偷偷去了香山。双方约定茬架的这一天，在一片没人注意的山坡上，本来说好双方各来20人，哪料海淀知青一下来了50多人。如果这时高连升要是认怂了，这事也就过去了。可高连升不信这个邪，他挥舞着一把小铁锹，直冲向对方的人群。高连升仗着身体矫健，出手狠，一开始接连干倒了好几个，本以为像以往似的可以镇住对方。可这次他失算了，对方的一个亡命徒，从怀里掏出自制的小火枪趁高连升一个没注意，照他面门就是一枪，那火药顷刻间炸在高连升的脸上，在他用双手抹脸的当口，几个凶手上前就给高连升的身上捅了几刀。这时，跟高连升来的20个兄弟，见阵势不妙，纷纷四下逃跑。高连升知道自己活不了了，索性踉跄着走到悬崖，纵身跳了下去。据说，高连升的这个壮举，把当时在场的所有知青都镇住了，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人。

高连升出殡那天，按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原则上不让去。可知青们还是去了，连村上的一些青壮年也去了。当然，罗云娜他们知青点的人全去了。我父亲在家里也不由伤心哭泣了好长时间。据去香山墓地的人回来说，高连升确实是个英雄，那天去为他送行的有上千个知青。北京城哪个区的都有。

老费到我们村上插队，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那一年，国家出的事情实在是多。由于地震的原因，不论是村里的农民还是知青，人们都住地震棚里。等到了冬天，地震棚实在冻得不行，我母亲就壮着胆子让我们全家搬到屋里住。知青点的十几个知青胆更大，他们只在外边住一个多月就搬回屋里住了。这时的我们家，已经没有知青居住了。苗苗通过她当木材厂厂长的爸爸托关系，已经回到城里。张英则帮着村上的大姑负责给知青做饭。罗云娜自从高连升死后，她的神情越来越恍惚，有时出工，有时就在屋里发呆。父亲对知青说，谁也不要刺激罗云娜，她离精神分裂症就差一步，谁要是把她招病了，你就得管她一辈子。

老费本名叫费万亮。他年龄并不大，只因为他的前额有半寸的谢顶，人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老费。老费刚来的时候住知青点，不知什么原因，罗云娜见到他总叫他高连升。老费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打听清楚了，他就找我父亲说他不想住知青点了。他害怕罗云娜。

我父亲不怕罗云娜。他认为罗云娜一天到晚装得神经兮兮，与她一门心思想回城有关系。父亲明确地告诉罗云娜，她要回城，得有政策，要不就得等城里的招工指标。最近几年，上边先后几次给了几个招工指标，结果都被村干部的子女给占用了。个别的知青，如苗苗那样的，家里得有特殊关系。即使这样，也要搭船外加一个指标给村上。我和我哥哥当时年龄尚小，远够不上招工年龄，如果够，恐怕也会搭上进城的指标的。

罗云娜知道自己回城无望，就在村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对付晃着。她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会有政策让知青回城的。

老费的家庭条件很差，父亲是一工厂看澡堂的，母亲瘫痪在家。他还有个弟弟和妹妹，一个在街道纸盒厂，另一个在上中学。本来，老费是可以报名去当兵的，可他父亲不同意，生怕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个好帮手。老费每个月都回城里去看看，走时就带点农村的大米和胡萝卜等新鲜蔬菜。回来呢，一般都是带他父亲省下来的白线手套，有时也炸一罐头瓶辣酱带回来。老费不在知青点住，我父亲就和我母亲商量让他在我们家的厢房住。我们开始以为老费人老实，时间长了，就发现他的手粘，有偷摸的坏习惯。老费最爱偷的就是老乡家的鸡。农家养鸡都是散养的，有些鸡即使天黑也不钻到鸡窝里，常常是落在树上过夜。这给老费提供了方便，他经常半夜起来到树上去偷老乡的鸡吃。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老费是偷鸡贼。

父亲曾亲眼看到老费半夜提着一只芦花鸡回来。父亲说，你这毛病可不好，你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去。父亲后来直接对老费说，知道的是你偷的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让你偷的呢。老费后来学油了，他把偷来的鸡带到村外树林里，天黑时用火烤着吃。冬天的时候，他把鸡弄死后冻在一个化肥口袋里，然后偷偷地带到城里家。父母问他怎么经常往家里带鸡，他就说他常给村上人家干活，老乡特意给他的。平心而论，老费前后在我们家住的三年时间里，他到各处偷的鸡少说也得有几十只，我必须说明，我们家一只一口也没有吃到过。母亲说，那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一点毛都不能粘。

1978年年底，知青们四处传说，中央准备下达知青回城的文件了。这一年，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猛地听到知青要全部返城的消息，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苦涩与不安。这七八年来，知青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新鲜的东西。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家的几张木床全是几个男知青利用业余时间给我们打的。70年代初，在北京郊区农村家家还都是土炕时，我母亲在村里就率先将土炕拆掉换上木床，这在当时的村上简直是一场革命。有几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不止一次地对我母亲说，睡床不如睡炕，要不到我们这个岁数就会腰腿疼。母亲说，人家城里人几十年都睡床，也没怎么样！老人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着受罪吧。

老费当然也会听到知青返城的消息。或许他太激动了，便干出了出格的事。我们村子的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分别有三个电台，这三个电台之间地上有电网联系，地下有缆线联络。这缆线分两层，外面的是钢铁结构，里边的是铜线，我们形象地管这叫铜包钢，当地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多少年来，不管是埋在地下的，还是露在河床外边的，村里人都自觉地加以保护，没人动心思从那物件上去发财。可老费不同，他想偷一些去卖钱。我们也不是一点没卖过电缆，那都是捡施工后扔在路边的下脚料。而老费呢，他胆儿贼大，竟敢在一个深夜，将电台的一捆200米的电缆用刀割成数段，将里边的铜丝泡上腌菜的咸汤做旧后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结果被人家给举报了。

警察抓老费的时候，他还在我家的厢房里呼呼大睡。当他发现警察站立在身边时，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警察问我父亲，老费偷电缆的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说，他在我家里住，具体他晚上出去干什么，我哪里知道。警察和父亲是熟人，十分相信父亲的话。他对父亲说，这个人我们带走了，具体定什么罪，得过几天才会知道。临上警车时，老费冲我父亲喊，大叔，我家里如果有人来找我，您可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实情啊！我父亲冲他挥挥手说，去吧去吧，到里边好好接受改造！

半个月后，公安局在村上开了一个公审大会。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决定判处老费三年徒刑。那天，公社几十个村的干部、知青代表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围在场院当中，看着130汽车上双手倒背弯腰低头的老费的倒霉相，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这就是跟我们家朝夕相处的费子哥吗？我那时还想不到贫穷对一个人有多么大的摧残！面对着几百个围观的干部和群众，身为贫协主席的父亲举起手臂奋力地高呼：向一切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做斗争！坚决打击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随着父亲的领喊，围观的干部群众也齐声响应，那激昂的声音在辽阔的京郊平原远远地回荡。

三年后，也就是1981年，当老费刑满回到村上的时候，知青点随着知青们的纷纷回城已经不复存在了。老费到我家见到我父母，告诉已经担任生产队长的我父亲，说他也准备回城了。父亲问他，城里有工作吗？老费说，我这样的人谁要呢！父亲说，你在城里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就还回到村上来，乡亲们不会落井下石不要你的。老费听到这话，双腿一软就给我父亲跪下了，哭着说，过去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乡亲们！母亲听罢，说，孩子别这样，快起来，今天中午我给你烙饼摊鸡蛋吃。

就这样，老费在我家又住了三天。第四天清晨，老费背着他的行李，告别了我们一家，告别了他曾经生活过三年多的北京郊区农村，向着他的城里老家走去。至于城里的老家接受不接受他，他又经历了哪些，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文章来源《昌平文艺》2017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