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唤醒沉睡荒原的日子里

我曾经上山下乡的地方，在地图上过去是一片重沼泽地区。那是因为季节性河流造成的。那一带的挠力河、七星河、浓江等都是季节性河流，其上游无明显河槽，中游多为平原沼泽性河流，下游比降较陡，才有明显河槽，河底纵比降小，河槽弯曲系数大，枯水期河槽狭窄，河漫滩广阔；河里杂草丛生，水流速度极缓，渲泄能力极差。由于沿河地区沼泽广阔，每到汛期，受黑龙江洪水和乌苏里江洪水顶托，河水倒灌，经常造成大面积的洪水泛滥。洪水下泄后，在田里还会遗留下挺大的鱼呢。

我们七星农场（兵团组建后为25团）在七星河畔，枯水期河流及其弯曲，从鱼亮子到七星河大桥如果走旱路，约八九十里，如果坐船走水路，弯弯曲曲的要走400多里。沼泽地里遍布漂筏甸子，即可以把人陷下去的危险地区。这里是候鸟的天堂。每年南来北往的候鸟几十万只，他们在水草丰茂的沼泽深处栖息歇脚，或是繁衍后代。有经验的当地能人，可以趟着没过胸口的水进入沼泽深处，脑袋上顶着盛满鸟蛋的麻袋，走出沼泽地。当地人把仙鹤一类的鸟类叫作“老等”，那老等的蛋比鸡蛋鸭蛋大，拾到老等蛋或大雁蛋都是意外的收获，在物质匮乏的年月，是难得的美餐。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是那时候北大荒荒凉、原始状态的写照。

50年代，农场早期开发时，到处是水，人们只是在相对高岗地块上开垦耕作。而连接生产队的道路，要穿过大片的沼泽地时，就利用冬季沼泽里的水泡子都上冻时期，刨出大块儿冻土，背到计划铺设的路上，高高摞起，一开春土块儿沉入水中，慢慢形成了最原始的土路。这样，当时的生产队分布是线状的，路两旁未开发的都是涝洼地。

那包围耕地的草甸子是多姿多彩的，蚂蚁为了防大水，会建起成片的、高高的蚂蚁楼子。黑瞎子、火狐狸、傻狍子、黄鼠狼、仙鹤、野鸡、狼、野猪、松鼠、花鼠等都藏匿在桦树林里，或是流窜于草甸子中。到了鲜花盛开的季节，草甸子里也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野芍药、野百合，叫不出名目的野花姹紫嫣红，绚丽无比，美不胜收，令人陶醉。那是一种野性之美、原始状态之美和荒凉之美。

按今天的认识，湿地是地球的肺，是不该过度开垦的，但在上世纪70年代，整个国家还没解决粮食的温饱问题，领袖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国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解决粮食问题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广大兵团战士胸怀屯垦戍边的壮志，积极响应6师党委的号召，才毅然开赴新建点，大喝一声，我们来了，我们要向荒原进军啦！

我1967年下乡，有过两次开荒建点的难忘经历。通过3年时间，刚刚把十二马架开荒队建设得初具规模，1971年4月我又投入到25团7营78连新建点的建设。进入开荒点时积雪很深，帐篷就建在雪地上，木桩上铺板子，再铺一层茅草，铺上褥子就是新家了。前半夜在汽油桶里烧劈柴，汽油桶被烧红了，帐篷里充满了暖意和无比的新奇。但后半夜，火灭了，帐篷恢复了荒原上原本的温度，人人穿着毛衣绒裤，带着皮帽子，仍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又累又困的不行了，才迷迷糊糊睡着了。早上醒来，呼出的热气在胡须、眉毛上结了厚厚的霜花，人人变成了圣诞老人，个个对视而笑。

开春了，遍地积雪化成了明水，地底下的冻土还没开化，我们趟着只有摄氏3—4度稀泥或冻水下地割草。草地里一个高坡都没有，穿着球鞋，脚冻得生疼，先是疼得难以忍受，继而渐渐麻木后，疼痛稍有缓和。渴了没有饮水，只能用镰刀挑点雪吃，结果舌头碰到冰冷的镰刀，就粘住了，拔不下来，稍一用力，一块舌头肉就撕下来了，鲜血淋漓……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当年开荒，当年打粮，当年盈利。那生荒地野草盘根错节，拖拉机开荒翻过来的就是黑色土地一条条的明条，来不及把明条粑开，土地高低不平，播种机械无法作业，人们发明了手工操作的小棍点豆种植法。就是每人脖子上挂一书包，内装大豆种子，右手用一削尖的木头棍儿把土豁开，左手往豁开处撒上几粒豆种，再用右手拿着的木棍儿把豆种掩盖住。那盛满豆种的书包十几斤重，在脖子上悬挂一整天，就像“文革”时城里黑帮、走资派挨斗时脖子上悬挂的砖头一样，那腰哈着一整天，得多疼呀！那时，人们崇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大家默默忍受着，再苦再累没有人装怂，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泡病号……伴随艰苦生活的是心中流淌出的豪迈诗句，是男女生隔着薄薄拉合辫墙对歌的歌声，是马灯下翩翩而起的舞姿，是生龙活虎的篮球赛，它们给三江平原大开发的宏大画面增添了更加值得回味的绚丽色彩……

开化了，我们开始打井，涝洼地倒是不费劲儿，只需往下挖两米多就出水了。到了夏天，最为恼人的就是蚊虫叮咬。蚊子、小咬、瞎蠓，这三种吸血鬼出没的时间不同，也就形成了蚊子、小咬、瞎蠓三班倒，轮流出来折磨垦荒者的局面。到食堂打饭时，要点着些湿草沤烟，排队的人站在烟雾里，虽然呛，但烟雾中是没有蚊子咬的，开荒队没有多余的房间，党支部如果在野地里开会，得被蚊子咬死。没辙，三个党支部委员只好爬到房顶上，每人抱着烟筒的一个面，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因为高处有风，没有蚊子。所有的人下班后擦吧擦吧就赶紧钻进蚊帐，看书、吃饭、娱乐都在蚊帐里。就是可怜了那些牛马，没有遮拦，任凭蚊虫叮咬。人呢，下地时就没有蚊帐防护了，先说小咬，它的学名叫“蠓”，全世界有4000多种，刺吸哺乳类的血液为主，吸血雌蠓须吸足血后，卵巢方能充分发育。它们交配时，雄蠓成群飞舞，一疙瘩一团的，令人恐怖。它们只有一个月的寿命，见到人畜是不管死活的往上冲，乱刺乱咬，如果叮到眼皮里，立刻肿起来，挠又挠不得，难受的不行。而瞎蠓个头较大，学名“牛虻”，有强度螯刺能力、牛马等厚皮动物亦易受其侵袭，人被其螯刺后，红肿一大片，又痒又痛，手挠也不管用。全世界有3000多种蚊子，蚊子嗜血，其对血液的执着从未改变，不死不休。吸血的雌蚊是登革热、疟疾、黄热病、丝虫病、日本脑炎等其他病原体的中间寄主。我们睡觉时，蚊子嗡嗡的叫声像是远处的轰炸机一样。我曾经担任过连队的更夫，更夫的一项任务是给地里作业的拖拉机手送夜班饭，拖拉机手都有快吃饭的习惯，因为吃得慢了，饭碗里会漂着一层不顾生死的蚊子。

我们那个时候，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地里有个天天读，即一个人念毛主席著作，大家一边休息一边听。我看着自己被蚊子咬满了包的手背，想数一数挨了多少下咬。我怕数乱了，就用钢笔点上数过的包，仅我左手手背这一部分，竟然被叮咬了151个包。当人被叮得麻木了时，其刺痒程度就降低了……

后来，6师党委组织开荒大会战时，我已经调到25团政治处宣传股做报道员。开荒大会战的地点在后来的6营，我曾经去采访，报道大开荒的先进事迹。全团集中了100台拖拉机，两班倒昼夜不停地开荒。指挥部设在一个爬犁房里。我记得那是一个初夏，荒原上开满了黄花。黄花为百合科萱草属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的花蕾，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胡萝卜素、核黄素及磷、铁等矿物元素，是席上珍品，具有清炎、清热、止血、利尿、通乳、健胃等辅助疗效。因为是两班倒作业，所以，有些荒友就利用休息时间采摘黄花菜，他们用针线将黄花菜串起来，挂在树上晒干，探亲时带回家享用。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东北的各个部队运往前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组织了一个担架营支前参战。这时就感到抚远三角洲遍布沼泽湿地，运兵困难。当年，毛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上级要求加强边防公路修复，并把修筑二抚战备公路的任务交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完成。

兵团成立以司令部鲍鳌副参谋长、政治部夏振栋副主任、后勤部顾延帮副部长为领导的二抚公路指挥部。在短短的时间里，全兵团以知识青年为主的6800多名筑路大军赶赴各个筑路沿线，迅速展开作业。

二抚公路起点为当时的富锦县二龙山公社，终点为黑龙江边的抚远县抚远镇，全长235公里。沿途阻隔着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和树林。

25团组织了两个修路连，我夫人郭嘉陵带领一个班参加了这一难忘的突击性工程。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员新，条件差，荒无人烟，经常下雨，采集石料困难等多重困难，兵团战士们迎难而上，不畏艰难，抢晴天，战雨天，加班加点，昼夜奋战，共投放石料26.9万方，投放砂料5.07万方，填土30万方，修建桥涵36处。到10月末，提前半个月全线贯通，而且节约筑路经费300多万元，为保卫边陲，建设边疆做出了杰出贡献。

筑路中，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进行铺石料工作时，每两公里安排两名兵团战士，我夫人那个班的两名女同志高东和唐文慧在工作时遇到了狼。其他荒友在两公里以外，根本不知道她们这儿的情况。她俩没有被吓倒，而是沉着冷静，不断用手中的铁锹敲着地面的石头，发出铛铛的响声，那狼听到响声，不敢扑过来，双方就这样对峙了两个多小时，狼才悻悻地离去……

为解决开发三江平原的交通问题，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光是一条二抚公路是远远不够的。1972年，兵团党委向国务院、铁道部和黑龙江政府打报告，提出修筑从集贤县福利屯站到同江市前进镇站的“福前铁路”，营业里程全长226.3公里，这是中国第一条支农铁路。国务院十分重视，1974年3月由交通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完成初测（1970年至1975年铁道部合并入了交通部）。由合江地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哈尔滨铁路局三方承建。1974年6月部分区段开工。1974年底由福利屯站铺轨至新友谊站。1975年全线开工。1975年底铺至漂筏河东岸93公里处。至1975年入冬，工程前期进展顺利，全线路基与涵渠工程基本完成。1976年底铺至富锦站。1977年底铺轨至建三江站。1978年底铺轨至终点前进镇站。1979年以后进行配套整修，1982年全线通车。我们25团也抽调人力参加了这一工程。

1971年夏季，连天的大雨造成成熟的小麦大面积被淹，收割机无法下地作业，只能用小镰刀人工收割。我们自己连队的小麦好不容易收割后，又被调到七星河畔的17连，参加全团的龙口夺粮水中捞麦大会战。我们被分配住在晒麦棚里，晒麦棚四周只有柱子，没有围墙。铺垫点麦秸，席地而睡。

走到地里，大水无边，麦子被水淹到一半。穿着农田鞋走进水里，一下就陷进去了，泥水过膝盖。我们割下小麦，捆起来戳在水中。干一天下来，裤子肯定全湿了。回到晒麦棚吃完饭，没有热水，只能用井水简单洗一洗，倒头就睡。第二天脱下干裤，再穿上晾不干的湿裤子下地，就是这样，我穿了一个多月的湿裤子。

上千人在地里水中捞麦，路又泥泞难行，开水根本供应不上来。后背太阳毒辣地考晒，真是饥渴难耐。只能像牛马一样趴在地上喝脚下的雨水。当时倒是解渴了，天天如此饮水，使我落下了毛病。细菌感染，使我口腔溃疡，每年犯病一次，每次要持续二十多天，疼痛难忍，吃饭困难，顿顿吃病号饭，不是粥就是烂面条，十分痛苦。大夫还曾经怀疑我得了白色氏综合症。说来也奇怪，我在北大荒时，烂嘴这病年年犯病，回到北京后没有医治，它自然就好了，而且从来也没有再犯过。

劳动虽然繁重，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毕竟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热情的知识青年，革命乐观主义始终鼓舞着我们。

我们十二马架开荒队第一批知青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热爱学习，追求真理是大家共同的习惯。那时有一种小号的马灯，3元钱一盏，我们是人手一盏。睡觉前，人人床前点着灯，阅读《毛泽东选集》和报刊。尽管处在边陲开荒队，看到的报纸几经转辗，已经过了十几天了，但也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大家争辩的脸红脖子粗的，真理越辩越明，辩论往往促进了学习和提高。

北大荒的外墙很厚，但间壁墙很薄。大声说话，男女生双方都听得见。因此，产生了晚上对歌比赛。比如：比赛规则是对歌的歌曲中必须有“红太阳”的词句，唱过的歌不许重复唱。男女生一方唱时，就有专人在歌本里边查找，以便下一次能有有“红太阳”的歌合唱。这样的对歌能持续两个多小时，直到有一方找不到有“红太阳”的歌为止。连队节假日还举办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有的连队演折子戏，有的演小话剧，还有的有小乐队，各显其能，丰富多彩，愉悦生活，省得想家。

我到开荒队的第二天，就向领导提出要做一块黑板。领导支持了我的想法，于是，我和连队报道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现象，从不间断，就是麦收时，所有人都累得不行了，我一个人连写带画，还是坚持出黑板报，加上我们连队的广播稿也最多，所以我们开荒队成了全师报道工作的先进典型，全师的新闻工作者到我们开荒队来开现场工作会。我也因此在1971年被调到25团政治处宣传股做报道员、新闻干事。

文化干事李怀存身体不好，工作任务又重，我就协助他每年团里办一次乒乓球赛、一次篮球赛。我们还举行了全团的田径运动会，那时候，每个团都排演一出样板戏和一些小节目。我们团排演的是《智取威虎山》，因为我们团有四位是戏校的学生，他们是我们这出戏的骨干，是当时的“角儿”。

19团因为有上海芭蕾舞学校的学生，因此，他们排演的是《白毛女》。各团之间还互相演出。有时候，也会出笑话。比如某团李铁梅头一甩，把大辫子甩掉啦。某团，把台词念成“把虎牵着抬着马”。某团问黑话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得蜡。”这时忘词啦，又问一遍：“怎么又黄啦？”那杨子荣灵机一动说：“我又涂了一层。”台下哄堂大笑……就是后来成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的赵炎，在《沙家浜》演出翻跟头过墙时，没翻好，挂在了墙上……你别说，越是出错，越是可乐，倒是成了大伙儿的饭后谈资。

杲文川，男，江苏邳州人，1951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7年北大荒当知青，1979～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1996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副刊部主任兼通联部主任、副编审。

杲文川在北京返城的北大荒知青圈中小有名气，这得益于他的博客，同时他也是北大荒6师25团北京知青的召集人。“知道北大荒有多美吗？”曾做过多年的记者、编辑，在他的博客中，雪屋、冰花、雪绒、晨捕、鹤问、塔头春绿、稻谷拾金、乌苏里江秋意浓……一幅幅让人坠入回忆与遐思的图片，再配上已经连载到第八篇的“回访北大荒散记”，当年的知青现在的博友们，与他一同寻觅着失散的记忆。

杲文川的博客更新得很勤，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文章贴上去，其中关注最多的莫过于“知青”的话题了，“话说知青”、“北大荒情”是更新最频繁的两个栏目。他在博客自我介绍中写道：“从小学四年级就为全校出黑板报，从1971年开始在报端发表文章，如今在100多家媒体上发表文章、照片近7000件。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兼任某孔子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资深记者、编辑。”通过博联社的纸质传媒搜寻到杲文川的博客地址，再通过博客上留的电子信箱，很快就找到了杲文川。

杲文川（左）

穿着一身休闲运动服，脸上露出很质朴的笑容，57岁的杲文川看上去仍然很有活力。坐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旁的一间咖啡屋里，以一个博友的身份，我们聊起了知青话题。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几天后，杲文川的博客上更新了一篇新的文章，题为“博友接受博友的采访”，并配以采访后的合影详细地记录下此次采访的过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杲文川在这篇博文的最后写道，“当今的新闻媒体，特别愿意关注和采访所谓的成功人士 ，据说，那样报纸才有轰动效应，才有人看。其实，知青中的社会影响特别大的只是少数人，为什么不能关注一下更大范围的知青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奋斗经历呢？”

“大便冻成了一两丈高的柱子”，北大荒的第一印象让才16岁的杲文川感到既新奇又尴尬。他们去的时候正是12月，零下30多摄氏度，近一米深的雪。“上厕所时往远处走，一蹲下谁都看不见”，厕所问题对城里来的孩子显得颇为重要，后来几个年轻人自己动手围起了一个厕所，总算解决了问题，尽管这个厕所既不挡风也不挡雪，上厕所时屁股凉飕飕的，但也算围起了一块文明。

知青到了农场后，被分散到各个农户家里，一家三四个。到了之后，先作了三个揖，然后开始吃饭，第一顿饭还不错，坐到炕上吃酸菜猪肉饺子，吃了饭后接着下去连队，途中，杲文川强烈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于是临时抽了北京八十中的25个男生，加上女四中的10个女生，一共35个年轻人到了十二马架开荒队。

“那个房子一半露出地面，一半埋在下面”，杲文川用手比划着解释什么叫做“马架”一种最原始最简易的建筑。住下来后就开始干活，从冻实的地表里刨沙子准备第二年基建用。取沙子是一件比较危险的活，深冬的时候，地表上冻一米多厚，用羊镐都刨不动，只能用炮把土给炸开，这些炮都是自制的，先用锯末在锅里炒，将锯末炒糊了，当木炭用，用化肥当硝，加上硫磺，用麻布包成一个包，再用锤子打出一个眼，点着了引信就跑。有一次，杲文川点着了引信后半小时都没炸，于是过去看，刚走到炮眼，炮就炸了，炸起来的石块从天上落下来，砸到地上“啪啪”地响，杲文川说，曾经有人就是这样被炸伤过。

第二年开春前，雪大到早上出来开不了门，只能从窗子爬出去，然后用锹把门挖开，而公路上用推土机推到两边的雪都有房子那么高。开春了，所有雪化掉后，底下还是一个冰冻的壳，一片沼泽，一片烂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了，要穿一种叫“元宝鞋”的鞋子才能出门，担心说不明白那双唯一的鞋的样子，杲文川干脆拿起笔在纸上画起“元宝鞋”；还有在刚化冻的稀泥里割草，夏天去砖厂蹭活拉砖盖房子，这样的生活细节，在杲文川的记忆里，总是刻画得十分清楚。在一个叫做建三江七星农场的地方，杲文川一直待到了27岁。

尽管知青到北大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杲文川认为，知青和农民之间的影响和改变是双向的。农民将其朴实的北大荒精神传递给知青，知青同时也将城市的文明、文化知识和生活方式带到了北大荒。

杲文川印象最深的是农民家摆设装饰的改变。以前每个农民家都是大炕，炕上摞着被子，一进门，首先是一凳子上搁着两个箱子，箱子是装衣服的，两箱子拼成一台子，台子上摆一大镜子，大镜子一面用来照人，另一面用来作相框，所有的农民家都是一样的。而知青来了以后，有的就把炕拆了，摆放床和大衣柜，后来农民也跟着学。周围的屯子都向农场学，农场向知青学，于是就慢慢地城镇化了。

知青一般文化程度比较高，大多领会问题快，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比如医院的医务人员，学校里的教学人员，文艺宣传队放电影的、电工、修理厂的等，凡是有点技术性的活，大部分都是知青在干，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当地人。“教书就是最明显的”，杲文川举例说，北京电影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王黎光就是知青教出来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是老职工的后代，也是知青给他的启蒙教育。

1978年是历史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年，“像溃堤一样，哗啦啦的”，知青开始大批地返城。这一年，杲文川以“困退”的名义回到了北京。如果不回城的话，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又会是什么样子？杲文川说“人生没有假设”，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回城就等于零”。在建三江七星农场待了11年，按照八级的职称标准，杲文川已经干到了四级，后来调到了团宣传科当新闻干事，“也算得上是连级干部”。回城后，干部没了，工资、级别，一切都从零开始。

公开的资料统计显示，从1968年到1976年，共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了北大荒，“如今只剩下不到1万人留在了北大荒，53万知青通过各种途径陆续回到了城市”。根据杲文川的了解，这留下的1万人里，“提干的、混得中不溜的、有困难的”各占约三分之一。

53万知青回城的途径又大概可以分成五种情况。北京曾经招过一批教师，招高中毕业的，回来教小学、初中，但招的人很少；也有少数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参加高考，读完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将子女转去当兵，或者转到其他城市；而大多数人走的是“困退”和“病退”的途径回城，家里有困难的，可以办理“困退”；身体有病的，也可以回城。

“每个街道都有三四千个待业知青”，找一个工作非常难。有去粮食局扛麻袋的，有在天安门给人照相的，也有人卖大碗茶的，两分钱一碗，“那种感觉就跟现在的农民工差不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这些重新回来的 城里人 抢着去干”，依靠邻居介绍，杲文川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找到了一份临时抄字的工作。

此后的路，是以日薪八毛钱为起点开始奋斗的。杲文川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到后来转成正式工，提干。43岁那年，杲文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100多里地，跟着比自己小20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毕业的时候，居然以最大年龄学生的身份获得了“韬奋新苗奖”，“从北大荒回来的人都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杲文川说。

杲文川说，北大荒是成长人才最突出的区域，全国各地都有知青，但任何一个区域都比不了北大荒，在各个领域各界都有著名的人物。从他的感觉来看，身边的知青回来后，大部分都能混到一个中层，在工厂的，当上车间主任或者厂领导了；在机关的，也可能当上科长、处长了。到目前为此，女同志除了被评为副高职称或者提到局级干部的能干到60岁，绝大多数都已经退休；男同志，如果当年是高中生的，基本上也快退了，杲文川摸了摸自己的头，笑道：“我还剩两年就到期了。”

跟杲文川一起回来的那批人的生活轨迹也迅速地拉开距离。“一部分人上学了，进了机关，回来的初期，各机关都缺人，这是最好的一层；第二种人是下海做生意的，但这样的人很少，因为50年代培养的人正统观念比较多一点，杲文川笑言，这一代人发大财的人有，但很少；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出国，这种人也少；绝大多数人进了企业，但结局也是最差的，很多都下岗了，提前退休了，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大多在1000到2000元左右，如果孩子读书或遇有疾病，家里都比较困难，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虽然知青们大多数人属于下岗、提前退休的弱势群体，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知青们用自己的忍耐、牺牲、理解支持了改革开放，在国家急需社会稳定之时表现出了宽容和大度，成为降低国家改革成本、缓解社会矛盾的一支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数人自己不富裕，却在知青出现生活困难之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为“荒友送去人间的真情和温暖，为国家分忧，为社会创造和谐”，不要藐视这些因为“文革”而失去读书机会的老知青，他们虽然位卑却不敢忘忧国，他们在这“物欲横流”、功利主义至上的浑浊之中，恰恰是一股难得的可贵清流。

在一次知青的联谊活动中，杲文川认识了北大荒1师6团北京知青召集人党大建，了解其传奇故事之后，杲文川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博文，“他心中总有一片绿洲”，博文中的这段文字是杲文川有感而发，像他一样，党大建也是一位知青话题的热心探讨者，并为之做了很多实事。在北大荒的岁月里，他们一同感悟到了“平等”，体会到关爱，在精神最为匮乏无望的时期，得到了人间最为宝贵的大爱，因而倍加珍惜。

杲文川和党大建分别为自己的北大荒岁月回忆，编辑出版了《七星情思》和《远方的白桦林》，他们平日也都热衷于知青的联络和召集工作，在党大建的提议下，他们甚至打算要搞个知青话题的理论研讨会，不能聚到一块儿就是忆旧、喝大酒，而要研讨知青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发挥的巨大作用。

来源：《中国军转民》、《知青40年 总得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