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大治之年

公元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

但是对于探亲回家的上海知青胡志虎来说，这一天似乎更加令人情绪低落心情沮丧，因为这天上海天气格外晴朗，黄浦江两岸春光明媚，彩旗飘飞，到处一派欢歌笑语的节日气氛。

然而他却是一个外来人，上海的一切兴盛荣辱与他无关。

“上海能够容纳一千万人口，为什么偏偏没有我的立锥之地?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兵团战土胡志虎就是这样怀着对上海的深刻眷恋和被都市文明拋弃的巨大痛苦登上人生的最后一趟西行列车的。

五个月前，胡志虎请探亲假回沪治病。经医院检查，他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和癫痫。农场却以超假为由拒绝发放工资和粮票。胡志虎先后给农场领导写了七封言辞恳切的请假信，并寄去盖有公章的医院证明。但是信件并不能改变领导对知青超假的一贯看法，他们坚持认为知青的一切病假证明都是弄虚作假和靠不住的。因此直到四月里的某天，农场正式向超假在外的胡志虎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警告如不归队将予以严厉处分，这样才促使事情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我们姑不论农垦知青胡志虎是否患有疾病抑或是装病，但是他曾经为农场建设贡献了整整九年零三个月的美好青春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任何人来说，付出的结果不是换来宽容和理解却是一纸冷冰冰的处分警告，这样就使得心胸不够宽阔的上海知青对于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深感绝望。从另一方面讲，胡志虎长期客居上海家中，既无工作，又无收入，逐渐沦为家庭和社会中那种不受欢迎的多余人。回边疆不堪设想，上海亦非久留之地，他内心充斥的飘零感和落魄感无疑是极其强烈而且真实的。

农场的决断态度加速促使他的精神走向崩溃。

五月一日这天上午，当东方大都市上海的一千万市民都喜气洋洋沉浸在节日气氛里的时候，来自云南边疆的并不强壮的男知青胡志虎却漠然地告别父母，佯称外出找同学“白相(玩玩)"。他将半新的的确良外衣、皮鞋、手表留在家里，换上兵团时期缀了补丁的旧军服和布鞋，然后离家出走，独自登上开往杭州方向的沪杭慢车。

两天后，在距上海一百多公里的沪杭线许村车站，一名青年男子卧轨自杀的尸体被人发现。死者身上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医院开具的病情证明，警方由此弄清死者身份并排除他杀的可能。

一九七八年九月，云南边疆雨季即将结束，农作物丰收在望。

陇川农场一分场三连知青排长、团支部书记杨先智接连收到两封成都急电，他把电报悄悄藏起来，然后一如既往带领广大团员青年投入“大战红九月”的秋收战斗。

九月末最后一天，小杨破例向连部请了半天事假，理由是到分场去看病。到了分场他并没有去卫生所，而是进理发室理了一个当时知青中流行的学生头。

下午例行国庆会餐。连队宰了一头瘦猪，全连干部职工兴高采烈个个喝得头重脚轻。

晚上，团支部召开支委会，布置四季度工作。一向节俭的团支书破例向与会者散发了“春城”香烟和水果糖，于是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会议气氛友好祥和。每一个人都从团支书身上感受到真诚的友谊和温暖。

散会，团支书站在门口同每—个人握手，并祝大家节日欢乐。

入夜，全连灯火陆续熄灭，夜空万籁俱寂。同寝室成都知青黑娃一觉醒来，看见团支书还点着煤油灯写写画画，就不满地嘟哝了一句：”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凌晨三时左右，—个起夜的男知青迷迷糊糊看见一个人蹲在门口烧信纸。他觉得奇怪，但是浓重的睡意和成群的蚊虫向他袭来，他顾不得问什么就连蹦带跳钻进蚊帐里去了。

五时三十分，空气中起了湿漉漉的晨雾，站岗的复员兵老刘看见一个人拎着木凳出了连队。他认出是团支书杨先智。小杨在连队工作有口皆碑，不仅一贯吃苦耐劳，而且经常带头出早工。尤其今天是国庆节，他还拎了木凳去田里管水，这就使得老刘很是感动了一阵子。

他目送男知青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一片白蒙蒙的雾霭之中。

上午九时，一群妇女嘻嘻哈哈来到山坡上拾花生。当时大雾正浓，花生地里人影憧憧，七八米远便什么也看不见。妇女们只顾说说笑笑低头拾花生，谁也没有注意附近山林有什么异常情况。

十时许，晨雾渐渐消散，太阳从半空里露出一张惨白的圆脸来。

一个妇女偶然直起腰来抬头张望，这才吓得没命地尖叫起来。

她面前的大树上吊着—个黑糊糊的东西。

原来是个人!

当闻讯赶来的人们把死者从大树上放下来时，杨先智的身体早已僵硬，那只帮助他提前结束生命的木凳歪倒在一旁。他的衣着整齐刚理过的头发一丝不乱，表情毫无痛苦。人们甚至看见他的嘴角凝固着一丝极为从容和安详的微笑。

经法医鉴定：死者系自杀身亡，无他杀痕迹。

杨先智的反常行为使得全连所有人包括领导俱感震惊和大惑不解：因为小杨是个好青年，好苗子，正在接受锻炼和培养，而好青年是不该走上这条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错误道路的。

后来，人们在死者遗物中找到那两份电报，才知道他母亲去世，父亲病重住院，思子心切。而他们的独生子却远在几千里外的边疆，忠孝不能两全。

再后来，人们又在档案中发现了杨先智的病退和家照申请(下乡运动中，有一项政策规定：家庭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可以申请留在城市)。该申请已经三次被有关部门驳回，最近一次驳回时间距离他的死期只有半个月。

一九七八年阴历八月，一年一度传统的中秋佳节来临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中秋的明月曾经牵动多少远方游子和文人墨客的思乡情愫，勾起世人多少深长的幽怨和惆怅。然而这一天滇东南某橡胶农场，来自天南地北的知青们在经历了抓纲治国的连日繁重的体力劳作之后，他们不是对诗情画意的天空而是对吃饭睡觉等实质性问题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你很难说他们麻木不仁，因为生存比浪漫更重要。于是经过一番叮叮当当的忙乱，他们纷纷迫不及待跌入梦乡，连队复归安静。唯有夜空中一轮明月和如水的月华寂寞地照耀着边疆的山山水水，照耀波涛般起伏的茂密的橡胶林和连队疏落的简陋茅屋。

就在这个大治之年的中秋之夜，这个宁静如水的云南边陲的荒山僻野，一起震动整个农场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两名持枪歹徒气势汹汹地闯进连队办公室，开枪击伤了正在开的连队干部，又强行扣留几名在该连视察工作的分场领导做人质。歹徒持枪行凶决非看西方暴力电影走火入魔，也不是为了劫持大宗的珠宝钱财，他们铤而走险竟然只是为了一个可怜巴巴的渺小目的。

”老子们要回家！放不放……你们一个个说，哪个龟儿子不答应就打死哪个！……“

领导最初面面相觑，个个都很紧张，闹不清应当怎样应付这个突发事件，或者说怎样才能避免无谓的牺牲。歹徒占了上风，穷凶极恶地把枪机拉得哗啦啦乱响，那颗手榴弹也千钧一发地晃来晃去，威胁屋子人的革命意志。领导为了顾全大局，就策略地答应了歹徒的条件，并许诺签字盖章放他们回家。另有一名连队干部，自恃从前当过歹徒的排长，大义凛然地斥责歹徒，不幸被枪托劈面撞了个筋斗，崩掉数颗门牙。周旋到半夜，歹徒终于被领导的缓兵之计所迷惑，以为达到目的，精神被解除武装。只是当他们释放人质后才猛然发觉上当受骗，因为农场调集的大批武装民兵已经悄悄将连队团团包围，布下天罗地网，任何罪犯都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插翅难逃。

绝望之中的歹徒不肯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于是激烈的枪声就划破夜空的静谧，枪战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

武装民兵个个都很英勇，立功心切，发射了许多正义的子弹。歹徒死不悔改，负隅顽抗，竟也将两只老式步枪打得有声有色。民兵久攻不下，犯了急躁，结果招致不应有的伤亡。直到当地驻军闻讯赶来参战，形势才发生根本变化，歹徒自知难逃法网，拉响手榴弹自尽，死有余辜。

参战民兵也付出一死二伤的沉重代价。

打扫战场时，有人在墙角发现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那是罪犯咬破手指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

“爸、妈，儿子要….回家!”

后来当上级有关部门在农场召开大会批判罪犯的罪恶行径时，与会知青个个低头不语，大会开得十分冷落，只好不了了之。

公元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平地一声惊雷，中国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种种渠道传到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时，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顿时一片沸腾。作为组成"人民”这个抽象概念的无数个人，他们在激情和欢呼的短暂爆发之后是长久的不平静的等待，他们有理由期待个人前途和命从此出现转机。

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予以平反。这是积淤在中国天空中厚厚的政治洽阴云裂开的第一道缝隙。

此后两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开始发生一系列缓慢却令人瞩目的变化：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大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各种会议，恢复高考制度，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等等。这些变化与其说卓有成效，不如说顺其自然。因为作为国家主人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暂时未能被顾及：工人依然吃大锅饭，农民依旧走公社化的贫困道路，知识青年仍然坚持上山下乡，等等。

次年二月，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应当“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立场，并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拔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

同年八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

此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无不罩上来自“两个凡是”和“三七开”的浓重阴影。

公元一九七八年底，也就是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步履维艰的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和支边的知青绝对人数已经达到两千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二战时期加拿大全国人口总数或相当于如今澳大亚的总人口。其中陆续因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或非公开渠道回城的约占一半，即一千万人，尚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和等待无望的还有一千万人。

即使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被称做“知青”的人们中间，由于有下乡和支边的区别，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居住、劳动都很分散，同农民一道挣工分，两年后可指望招工回城。支边(兵团)知青则享受微薄工资(二十六元)，不招工，不招干，过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他们大多是一九六九年前后从京、津、沪以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知龄”较短的也在七八年以上。全国共有十二个建设兵团，拥有知青二百余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由于兵团知青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不仅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要求回城和改变自身前途命运的愿望无疑比任何其他人群都来得更加强烈，更加势不可挡。

问题在于：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整整两年，“文革”的上山下乡路线始终未能拨乱反正，知青的生存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并加速触发他们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

统计数字表明：仅在一九七八年一至十月，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一百五十三人，另外失踪三十四人。其中自杀三十九人(还有未遂者数十人)，跃居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首。

不仅仅云南，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等全国各大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率也急剧上升，其中尤以自杀事件明显增多。由于知青普遍对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因此各垦区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暴力事件和犯罪率也不断上升。知青问题同样困扰着城市。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常年滞留京、津、沪无故超假不归的知青就达两万多人。

难怪当时一位有远见的农垦部领导在视察了南方各大垦区之后，曾经相当尖锐地指出：”…… 我们原先天天讲要把知青问题放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但是“路线高度′究竟是什么?培养接班人决不是一句空话……缩小三大差别要靠发展生产，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个亿来补贴知青的政策亏损，这个包袱不是越背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再下去十年、二十年行吗?另一方面，知识青年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后来这位领导不无忧心忡忡地断言：

“……知青问题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一九七八年秋，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形成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并报经华国锋批准，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并成为今后各地制定上山下乡政策的文件依据。

《四十条》不仅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四十条》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也就是说，滞留边疆的二百万知青大军终于盼来与他们意愿截然相反的不公正决定!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而且最终还被武断地剥夺了作为“知青”的回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