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人血不是水

领导者的决策无疑大大激化了这场酝酿已久的矛盾冲突。

对于被迫滞留在云南边疆的十几万农场知青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无疑是个充满复杂诱因和动荡不宁的年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该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该返城的原地坚持，中国的历史筛选了知青中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父母没有后门和权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坚持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

空洞的口号已经破碎，十年的现实教会人们不相信谎言，当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好像膨胀的液体被压缩在瓶子里时，久而久之，愤怒的泡沬终将冲决桎梏喷涌而出。

也许不只是泡沫，还有更多躁动不安的自由电荷，它们密布在潮湿的边疆大地上和空气里，一遇高强气流的挤压和撞击，就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呜。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然死亡就成为引发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对于一九七八年发生在云南橄榄坝农场的那起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许多年后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农场那些干部，生了病就上景洪，上昆明去住院，知青生了病只能就地治疗。如果回家去看病，不仅路费医药费自理，还要扣发工资和粮票。

徐玲先死得好惨！他们母子的尸体停放在停尸间，谁见谁落泪。以前年年都有知青死于难产和各种医疗事故，但是对知青的震动都没有这么大，大家生活得压抑麻木，没有人主动把别人的悲剧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次不同，重要原因在于，知青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任何一点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引燃冲天大火。

”我同徐玲先生前关系不错，她比我大几岁，是个性情开朗乐于助人的人。我们几个女知青本来准备替她料理后事，开个追悼会，不料农场借口尸体腐败要强行掩埋，听说又抓了几个男知青。那几天气氛紧张得不得了，场部机关增加了武装岗哨，到处都有值勤的民兵，很有些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不少胆小怕事的知青就悄悄溜走了…….“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则点燃一支“红双喜”香烟，抑制住激动缓缓地说

”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怪只怪我们那时太幼稚，现在看来，农场当时存在种种问题，包括知青政策，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和极左′路线的产物，大环境不变，知青的境况决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善。

可题在于农场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在连队的工作是赶牛车。大家推选我出面与农场交涉，是因为我说话做事比较客观冷静。我们连夜草拟了一份请愿书，有几百名知青签名。不料农场拒绝谈判，并把我们几个出头露面的人列入“坏头头′的名单。事情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背水一战，拿现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人生难得几回搏……

周俐敏和李孝林是一对患难夫妻，现在都在重庆市工作，有一个并不富裕但很温馨的小家。

知青中长期压抑的怨愤和不满终于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当坐立不安的农场领导正在苦苦商讨如何打破同知青对峙的僵局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知青正在撤离医院，去向不明。

一小时后，报告再次传到场部：抬着尸体的知青队伍已经越过橄榄坝农场的四分场，正在转向江边的七、八、九分场。大批知青纷纷加入游行队伍。

此后几小时，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许多互相矛盾的消息纷至沓来，闹得场部人心惶惶。后来，直到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已经踏上通往景淇的公路，并且迫近空无一人的澜沧江大桥时，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终于判明：原来他们是要将尸体抬到州府景洪去闹事。

至此，这个石破天惊的重大消息才被十万火急地报告给猝不及防的垦区指挥部和州委。

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上海农机服务公司工会干部汪明娣来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个日影西斜残阳如血的黄昏始终好像一幅色调黯淡的版画刻在心头，令她记忆犹新。

“……收工的钟声刚刚响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大家都急急忙忙钻出胶林往回走。突然有人从公路边跑过来说，四团(橄榄坝农场)的知青正在抬尸游行，有几千人。我们一听，都扔了锄头赶到公路边去看热闹。果然，没过多久知青的队伍就出现了。走在前面的是男生，大多衣衫褴褛，有的还打着赤脚，他们抬着一个女知青的尸体，还有一个早已僵硬的小小的婴孩。人们低垂着头，表情肃穆，没有哀乐，没有激烈的口号，只有队伍走过的沉重的脚步声……”

“我的心猛地一紧，空气迅速变冷，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寒气向四周扩散开来。不用任何语言解释，每一个人都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因为知青是一个整体，受一个共同命运驱使，无论我们与那位不幸的女知青如何素不相识，甚至无须打听来龙去脉，我们立刻就被这个悲壮的场面感染了，震撼了。

不仅仅是我，站在路边的几乎所有知青都掉了泪。根本不用动员，或者如后来有人说的煽动，我们便自动加入游行队伍。我记得我们连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知青后来都受到追究……”

另一位知青童小刚说：“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我只觉得这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只要队伍里有人拿眼睛望一望你，只要你是知青，你就决不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从橄榄坝农场到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有四十公里山路，沿江而上，中途还将经过景洪农场和水利兵团驻地。于是，知青游行的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到傍晚时，知青队伍已经逶迤几里地，总人数接近一万人。

景洪镇又名车里，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是一座新兴的边境小城，人口约两万。据《云南地理志》载：“…解放前土司和头人统治，生产落后，瘴疠横行，內地人皆视为畏途……解放后修筑公路，兴建电力、冾炼、农机、制茶、制糖和木材加工等工业，并逐渐发展成为滇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身着傣家服装同当地人民欢度泼水节的大幅照片见报之后，景洪的名字才同泼水节一道走出边疆，走出云南，开始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国新闻界所知晓。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拥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拥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州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者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睥睨世界、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妺，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游行队伍好像一眼望不到头的河流，在南国十一月晦暗的天空下缓慢流动。景洪交通阻塞，车辆停驶，行人纷纷驻足。

一位亲眼目睹游行场面的傣族老波涛(注：即老大爹)，退休公路养护工岩孔回忆说 开始大家都很紧张，领导让大家待在家里，说弄不好要出大事，后来知青果然进城了，有几万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但是他们没有闹事，也没有跟当地人发生冲突，而是坐在州委大门口，一连坐了好几天……那个死人我看见了，还有孩子，啧啧真惨……别的我说不好，游行是不对的，农场不是有领导么，干吗非要跑到景洪来游行?闹得城里乱哄哄的，交通堵塞了好几天……“

另一位退休教师董木康则直率地说：

“我是同情知青的。那些孩子真可怜，千里迢迢来边疆，一干十来年，可结果呢?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我相信物极必反的道理，要是当时政策合理，知青就不会抬着尸体进城来.…….至于游行本身是否恰当，那又另当别论……”

机关干部秦先仁亲自参与同知青谈判的工作，他的思想被现实冲击后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

”……知青游行，我看同社会大气候有关。我们做干部，往往只听信政策宣传，相信报纸，对世事民情不甚了了。知青生活从前苦不苦从前有没有流血死人甚至更大的事故发生?当然有，为什么那时不闹事，偏偏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来闹?……

……‘伤痕文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别人都在起劲地否定‘文革′，那么上山下乡究竟该怎么看，知青该不该理直气壮地回城?……这么多问题，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敢这样想，所以同知青谈不到一块儿去。这不是对谁有成见，是个观念问题……其实知青自己起来捅开上山下乡运动的盖子未必是件坏事，它让全社会都注意到知青问题的严重存在并且再也不容漠视，这也符合党中央‘大胆解放思想′的原则……“

无论当时的人们怀着怎样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待这场知青大游行及其后果，知青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行动确实使全社会包括各阶层人们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反抗如石击水，在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省平稳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一块大石头。

云南昆明。橄榄坝知青游行的消息一经传来，社会舆论晔然。省委负责同志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云南知青闹事的消息以电讯稿形式出现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

北京。长途热线电话传达国务院负责人讲话精神：要说服知青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要爰护他们，教育他们不要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等等。

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加强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唯恐出现云南闹事的全国性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一月十七日晚，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和军分区奉命紧急出动，前往澜沧江大桥堵截和劝阻请愿知青。由于天黑道远，加上知青人数太多，劝阻无效，大部分知青于次日进入景洪。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做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并且相对他们的行为来说有点小题大做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未能得到及时答复。

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

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十八日下午，知青在州委门前请愿未果，即抬尸游行，轰动景洪。围观者如堵。

十九、二十两日，知青在州委门前抬尸静坐，双方继续僵持。随后又有西双版纳垦区部分农场知青陆续进城，声援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

上图是当时料理瞿林仙后事的橄榄坝七分场领导和瞿林仙的生前友好，在安葬好瞿林仙遗体后的合影。

按照有关部门指示，死者遗体被破例允许安葬在当地驻军的烈士陵园内，于是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就成为当地农场中唯一有幸享受这种荣誉规格而没有烈士头衔的老百姓。死者丈夫因祸得福，仅仅一周后即被病退回上海，奇迹般完成从边疆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成医生咎由白取，被判刑劳改，并开除出医生队伍，并不许重新行医。农场还按有关“因公死亡”的政策规定，每月将女知青工资(二十六元)的百分之四十按时寄往上海，至今仍未间断。

请愿大获成功。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

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

令人目瞪口呆。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淇农场(一师一团)知青宣布总罢工。

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污迹斑斑的橫幅标语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毎个知青眼底……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