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第十章 破釜沉舟

中国知青运动何去何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重大社会问题不仅困扰国内许多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同时也成为国际新闻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

美国民主党议员豪·杰尔斯逊撰文写道：“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背负许多包袱在黑夜里摸索前进。他们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他们继承的包袱过于沉重，二是他们面前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他们必须另辟新路……”

《纽约时报》评论：“中共粉碎‘四人帮’之后似乎并没有……按照既定方针办，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迈出……阴影，在人民中间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政府现在采取的是一种注重务实的安抚政策。”

《香港大公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右派昭雪，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深得人心。但是中共政府面前还有许多遗留间题亟待解决。其中最紧迫也最棘手的当数现在仍在农村的一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东京时报》：“……千万知识青年是一座火山口，消除火山威胁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就业。但是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状况，就业与失业几乎是个同义语……他们正坐在这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美国《远东评论》：“……从地理位置上看，黑龙江省与另一个敌对的社会主义集团毗邻，昔日沙俄帝国的阴影时刻在北方边界游荡。该省约有一百万知识青年，他们对政府郁积的不满将直接导致北方防线的崩溃……可以预言，中国政府的……知青政策很大程度上将从北方知青的动荡中打开缺口……”

西方预言家望风捕影的种种预言未免为时过早。

一九七八年，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多次指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照既定方针办，这一点不能动摇。在知识青年问题上，华国锋明确指出：要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同年十月，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一开始就出现很大分歧。

一月一日，华国锋同志接见与会代表，并强调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

会议历时四十天。在华国锋直接干预和过问下，会议统一思想，形成决议，并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四个面向和“今后若干年内，还将陆续组织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知青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下来。

此次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时间正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因此会议决议一经公布，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强烈反响。知青局势更趋动荡不安。

同年十二月，国家计委正式下达第二年即一九七九年全国各省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划指标，总数为八十二万一千人。

处在大罢工旋涡中心的上海知青凌卫民实实在在地亢奋起来了。

从性格上讲，凌卫民属于那种典型的胆汁型男人：争强好胜，主动进攻，不甘寂寞，表现欲望强烈。如果说他在连队从不好好劳动，甘居下

游，甚至装病偷懒，等等，这恰恰表明他渴望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有在别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的强烈愿望。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肇始于西双版纳的云南农场十万知青大罢工，其核心人物、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这个一向默默无闻的小学勤务凌卫民。

他从医院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在知青中进行公开或者秘密的串联，组织声援橄榄坝的示威活动。

有人不愿意参加，凌卫民就找上门去。

“听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是吗?”凌卫民问。

“龟孙子才想在农场当一辈子知青呢！”知青回答。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活动?”

“光靠咱们这些人蹦垯蹦肽，行吗?”别人表示怀疑。

“你不站出来拼一拼，怎么知道就不行?再说知青的事，不靠我们自己靠谁?你指望别人发善心，发慈悲，然后就放你一条生路回老家了吗?……没有的事！”

“现在命运已经攥在咱们自己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条心来，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弟兄们，姐妹们，想想十年青春已经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有人胆小，怕以后挨整，凌卫民就不厌其烦循循善诱：你没看见，光咱们云南农场就有十万知青吗?那么全国有多少知青呢?少说一千万！要是一千万知青都团结起来，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你想想，那该是多大的一股力量?

“再说咱们知青示威决不是无理取闹。粉碎‘四人帮’已经整整两年，右派平反，‘四五’事件平反，地富摘帽，报纸天天都在昭雪冤假错案。知青上山下乡算不算一件冤假错案?如果不算，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大学，升中专，四个面向?如果算，为什么不放知青回城?难道咱们在边疆已经无私地贡献十年青春还不够吗?……”

“知青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可顾虑，可瞻前顾后的?知青除了一颗脑袋两只手，早已经一无所有！我们要团结起来，改变自己的不公正命运！

“我们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让党中央、华主席了解知青的现状，了解广大知识青年迫切要求回城的愿望和心声！……”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十二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人们的视线都被引向正在走向白热化的橄榄坝抬尸游行事件。知青迅速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凌卫民被推选为总指挥。各分场连队建立联络员制度，随时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农场领导觉察出知青中酝酿的阴谋和涌动的暗流，就派人把凌卫民找来谈话。

“听说农场有人想闹事，你知道吗?”领导不动声色地问。

“我当然知道那么一点，不过不大确切。”小学勤务急忙声明。

“你不是总指挥吗?总指挥还能不知道?”领导嘿嘿一笑，给了总指挥个下马威。

“我是被他们推出来的，走走过场。”小学勤务愁眉苦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其实根本没有人听我的话，都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们在背后商量的。”

你们干的那种事，嗯，是违法乱纪的，破坏抓纲治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领导自然明察秋毫，继而指点迷津，“这样下去，你们青年同志要犯大错误的哟！你回去要做工作，有事来汇报，不许串联，都回连队去抓革命，促生产……你这个人，我们是知道的，过去表现不错嘛！今后进步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你要依靠组织才有出路嘛……”

小学勤务唯唯诺诺，诚惶诚恐，领导很满意。要知道知青谁不想进步，因为“进步”就意味着进机关或者捞个好工作，还脱离连队劳动。因此领导基本上不怀疑谈话的效果。

后来又分别找人谈话，个个指天发誓，表明自己只是个傀儡，真正的幕后都是别人。于是绕来绕去，反而没有了目标。

领导的麻痹大意使知青赢得宝贵的时间。十一月中句，橄榄坝事态扩大，知青进入州府示威，景洪农场部分知青打出旗号响应。二十一日，州委公开表态，要求橄榄坝知青撤回农场。于是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凌卫民一声号令下，全线停工停产，揭开云南知青为争取返城权利而进行的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日大罢工的序幕。

“版纳号”游轮在陡峭的澜沧江峡中顺流而下。

这是一艘专门用于接待国内外贵宾和各级首长的豪华型游轮，它外观漆成米黄色，船体呈流线型，舱内布置得舒适讲究，设施完善，并配有无线电台同外界联系。同往来穿梭于澜沧江航道上那些黑黢黢的小木船，肮脏的小火轮、小拖轮相比，它更显出一种鹤立鸡群和睥睨一切的高贵气派。

现在，这艘豪华游轮似乎无暇细细观赏两岸郁郁葱葱的原始雨林和热带风光，它不停拉响汽笛，开足马力全速向下游驶去。船长与水手全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不敢稍有懈怠，因为他们得到上级紧急命令，必须赶在天黑以前把它的乘客安全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景洪。

省委工作组长丁汝明披着大衣站在甲板上，迎着扑面的江风向四周举目凝视。

时值秋末冬初，此刻他熟悉的北方大平原已经万木凋零瑞雪飘飞，但是在眼前这片神奇的南国沃土上，大地依然生机勃勃，万物充满活力，这就使得他在内心里暗暗赞叹不已。从外表看，这位刚刚到任的省委常委是一个衣着朴素的知识型干部，年逾花甲，戴一副高度近视的黑边框眼镜。丁汝明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在国务院机关任职，曾任陶铸同志秘书，后来由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几起几落，终于从北京调到偏僻的云南担任分管农业的领导工作。

职务的升迁并不能改变丁汝明的信念。尽管他从未领导过农业工作，但是不懂就学，因此到任伊始，他立即亲率一个工作组前往滇东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不料途中等待他的第一个加急电报却是处理棘手的知青问题。

省委紧急指示丁汝明：立即改道前往景洪，就地解决知青闹事的问题，并教育他们安心农场生产，维护边疆团结稳定。

“就地解决?”老人将大衣裹了裹，望着船舷外面急速倒退的江水，心里有些茫然。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党务工作者，他深知我们党内的一切指示、命令、通知乃至文书往来都具有某种逻辑上的严密性，但是解决问题并不等于起草文书，因为生活的复杂性远远大于文书的逻辑性。

知青问题是当前一个非常敏感的全国性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并且由来已久，因此知青闹事往往牵涉许多时代、社会和政策的复杂因素。丁汝明在北京工作时间较长，知道中央对知青问题一直存在很大分歧，眼前仅仅凭一个小小的省委常委，他有能力把这个积郁十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就地解决”么?

宽阔的江面突然挤拢来，游船进入一座壁立的峡谷，飕飕的江风中夹带袭人的寒气，老人不禁打个冷战。“如履薄冰”，他头脑里突然冒出这个形象的成语，嘴角便浮现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

他觉得自己也许更像一名临时上任的消防队长，正带领几名消防队员急急忙忙赶去救火。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扑灭火灾的有效对策，或者说他们泼的是油而不是水，谁能保证知青大火不会因此越烧越旺呢?

“首长，请进船舱里歇歇吧。”工作组小向姑娘关切地提醒老人，“江面风大，当心着凉哩。”

“哦，让我猜猜看，你是一个……四川女娃娃?”老人忽然若有所悟，饶有兴趣地问道。

“对喽，我是重庆知青，原先在勐腊农场。”小向回答。

进了船舱，丁汝明将他的部下召集拢来。

“我有件事，想同你们中间一些人谈谈。”丁汝明环顾部下说。工作组员有一二十人，都是从省里各部委厅局临时抽调来的。

“你们都举举手，哪些人原先当过知青?或者家里有子女兄妹现在还在当知青?……好家伙，占一多半。把手放下。”

老人突然目光炯炯，仿佛一下子来了灵感。

“咱们来谈谈心，你们都要说实话。我不是领导，是学生，你们是老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现在就拜你们大家为师……你们都谈谈知青的情况：劳动、生活、学习、思想……还有知青都怎么想，知青家属怎么想，你周围的人对知青问题怎么看……一个个谈，言者无罪嘛！我这里不作记录。”

老人是诚恳的。老人目光中透出的正直和真诚打消了工作组员的顾虑，人们与其说向领导介绍情况，不如说向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敞开心扉。调研会从早开到晚。尽管丁汝明老人从前对知青的事知之不多，但是眼前他却不能不为人们向他描述的知青社会现状感到巨大震惊。有许多事，从宏观上讲是一回事，比如反修防修，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具体到自己的子女又是另一回事。如此知青政策，如此知青生活，你能指望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烈拥护吗?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握有实权的干部都纷纷开后门送子女当兵或者读大学了。

连党和国家各级干部都不愿以身作则的路线，为什么还要强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它呢?

思维之绳在这里打了个结，或者说逻辑的航船进入死胡同。作为个人，你可以多考虑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比如本职工作、事业、前途等等。你可以多关心自已，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或者做一颗闪闪发亮的螺丝钉，但是你决不可以越权去探究那些不该探究的问题。

“服从”不仅是美德，更是觉悟。

呜—”汽笛长鸣，游轮减速靠岸。老人揉揉有些酸胀发麻的双腿站起来，他感到脚下甲板摇晃，步履有些不稳。

如果说他先前仅仅凭着工作经验去掂量省委交给的任务的话，那么他现在实实在在感到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因为他不仅仅面对任务，还将面对十万有血有肉的知识青年，面对执政党的历史责任，还有民心向背的大是大非，他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么?！

下船的时候，老人趔趄一下。小向姑娘连忙从后面扶住他。

“首长，您留心脚下，我来帮您。”

省委工作组到达景洪当天，橄榄坝农场示威知青进入州府抬尸游行。经过大量细致工作，并答复了知青提出的条件，三日后示威知青退去。工作组尚未喘过一口气，景洪农场知青宣布开始全线总罢工。

十一月十八日，景洪农场十分场知青率先在场部贴出“行动起来，大罢工，大返城”的《罢工宣言》，在知青中反响强烈。

二十日，景洪农场知青在《罢工宣言》上集体签名，签名者达一万余人。

二十三日，该农场知青全线罢工，导致农场工作全部陷入瘫痪。

二十九日，西双版纳垦区所属八个国营农场中，已有七个农场的知青响应罢工号召，并建立“罢工指挥部”。罢工人数占垦区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十二月一日，省、州委联合工作组进驻各国营农场。除黎明农场外，各工作组均被罢工知青赶回。仅仅过了一周，知青罢工的消息就在边疆各垦区引起连锁反应。河口、金平、文山、临沧、德宏等各地农场知青纷纷成立罢工委员会成者指挥部。

工作组频频告急。省委指示：依靠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教育知青顾全大局，立即复工。

在这样的形势下，工作组决定同罢工知青代表正面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说，接触就意味着承认。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蹑手蹑足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人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愚公移山，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因此上面的既定方针很明确：团结群众，分化瓦解；政策攻心，找出头头。至于找出头头以后怎么办，上面暂时没有说。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見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垦区指挥部贾副书记的开场白，尽量显得轻松，和蔼，语调平易风趣。其实他早就窝了一肚子火。乱子出在他的垦区，这不明摆着让他难堪么?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知青?

“凌卫民，上海知青。景洪十分场学校勤务。”

贾副书记的目光迅速在代表名单上移动，他用笔在“凌卫民”下面画了一道浅浅的横线。

“是否党团员?”

“是共青团员。”

“这么说，你是组织成员喽?”贾副书记从名单上抬起头来，脸上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代表最区广大知识青年同志的愿望?

短暂静场。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凌卫民针锋相对，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贾副书记噎了一下。他恼火地瞪了对方一眼，用笔在名单上重重打了个问号。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丁汝明及时出面解围。“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落实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

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正面回答我们的要求！……”

知青代表原来并不懦弱，他们一旦看出领导在兜圈子，立刻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于是纷纷愤怒地嚷起来。

会场秩序立刻大乱。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丁汝明觉得喉头发干，那种嘶哑的声音仿佛不是来自自己的喉咙而是从别的什么地方飞出来的。他其实何尝不愿意谈谈真心话，但是此时此刻他作为一位主要领导，一位执行和维护政策的党的高级干部，他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一切有损于党的威信的言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同志们，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你们的要求和愿望，我一定负责向省委和中央转达。但是罢工是不对的，是极其错误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州委的态度是一致的……请各位代表同志以身作则，回去尽快复工。”

问题在于，如果政策和路线并不是正确的，你的种种坚持和努力不是正好适得其反么?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凌卫民示意知青代表安静下来，然后不紧不慢问道，“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比如丁组长，贾副书记，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人们的目光立刻都集中到几位领导身上。

领导被将了一军，开始变得被动和坐立不安。丁汝明毕竟沉着，他内心暗暗惊奇知青思路的敏捷和一语中的，因为据他所知，眼前几位领导中间尚无一个子女在乡下。你天天对人家宣传上山下乡的大道理，说这说那，你为什么不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干一辈子革命呢?

他感到刚才那些大道理是多么言不由衷和缺少说服力。

“简直是胡闹！”贾副书记却沉不住气，拍案而起。“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吗?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挑动知青罢工，破坏边疆大好形势，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见未获进展。

此后又采取“分化瓦解”和“打进去，拉出来”的战术，但是始终未能有效阻止知青罢工。到十二月中旬，罢工风潮已经波及全省五十多个国营农场。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

十四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

冲突迅速升级。

这是边疆国营农场长长的岁月中一个普通的劳动日，普通得跟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

早上八点，景洪农场十二分场上海知青，副连长霍仕阳吹响出工哨三遍之后，才有零零星星的知青扛了锄头走出宿舍。

“今天的任务是上山铲草皮，积肥。都听清了……”副连长看见居然有人懒洋洋地站在门口望着他，心里很窝火，“每人五百斤，完不成任务不许下山！”

有人冲副连长嚷道：“知青罢工了，你知不知道?

别跟我来这一套！”副连长气咻咻地朝越聚越多的人群吼道，“上面有政策，谁罢工谁负责！”

说完头也不回地朝上山小路走去。

其实霍副连长内心并不反对罢工，因为他也是知青，也盼望回城。问题是他不希望看到本连队知青罢工，因为那样一来就没有人听他的话，人们可以自行其是，副连长威信扫地。更重要的是，将来上级追查下来，他还负有管理不力的领导责任。

上海知青霍仕阳就处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侬等等，阿拉有话同侬说。”刚出连队，后面一群人追上来。为首一个上海知青，绰号“天不亮”。天不亮就是睡不醒的意思，意在讥讽此人眼睛细小不大睁得开。

副连长戒备地站住，他要看看这些人还要闹什么名堂。

“侬为啥破坏罢工小组的纪律?”天不亮一反平常谦恭，指手画脚地质问。

“阿拉出工是阿拉的权利，犯侬啥啦?”霍仕阳毫不示弱地反驳。

‘侬要当知青叛徒是吧?”天不亮咄咄逼人地追问。又有许多知青从连队拥出来围观。

“阿拉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总可以了吧?”副连长看见并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并且多数知青都冷淡地保持沉默，于是口气有些变软。

“不行！侬必须服从罢工小组的规定，不许出工。”不料天不亮毫不通融，仿佛他已经理所当然地接管了这个连队的大权一样。

“阿拉不过执行党委决议，按时上班劳动，看侬能把阿拉怎样?”对方的态度极大伤害了霍仕阳的自尊心。副连长自恃行得正，站得稳，决心不理睬这群无赖之徒，重新扛起锄头上山去劳动。不料天不亮一把夺过锄头，顺手扔下沟里去。

“看侬还上山劳动不?”天不亮得意扬扬地说，那双眯缝眼更小了。

“阿拉用手巴掌也要上山干活儿。”霍仕阳坚定地回答。

知青中起了一阵骚动

不许破坏罢工！揍这小子……”

“老霍，何必硬要钻牛角尖呢?”

“打叛徒……”

“狗杂种……

于是拉扯中霍副连长很快被知青们痛打了一顿，要不是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知青出面护着，保不准会挨得五痨七伤。霍仕阳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痛定思痛，忽然记起“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按说他平时与本连知青关系不错，可是在罢工问题上，他为什么如此孤立并且同大家反目成仇呢?罢工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偏要站到对立面去，逆历史潮流而动呢?如此等等，令他大彻大悟，一通百通。于是他不顾浑身伤痛，一瘸一拐到场部请准了探亲假，然后名正言顺回到上海袖手旁观。

从十二月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知青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制定政策的人们也许恰恰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份，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咱们受骗了！打倒官僚主义！……”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罢工罢到底！决不复工……”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号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更有许多失去理智的男女知青，头重脚轻地奔回茅草寮，然后拖出斧子、砍刀，嗷嗷乱喊着拥上山去。

他们不是去劳动，去刈除杂草，而是去毁林，亲手毁掉自己辛苦十年用汗水心血浇灌长大的橡胶树林。

既然青春已经失落，人生没有价值，还留橡胶树干什么?与其毁灭自己，不如玉石俱焚。一种近似疯狂的报复欲和犯罪欲驱使知青们挥动手中的刀斧，拼命地不顾一切地朝一棵棵笔挺的橡胶树砍去。一时间，杂乱的刀斧声如同一串串刺耳的颤音在山间和林带里此起彼伏。

“嗄——”一棵橡胶树沉重地叹息着，慢慢倾倒。参差不齐的创口里流出雪白的胶乳，胶乳汩汨流淌，好像人们麻木的心灵中淌出的血，淌出的泪，一滴滴渗透进无比干渴的殷红的泥土里……

一棵，又一棵。失去保护的橡胶树在人类野蛮的刀斧下呻吟，挣扎着倒下……

突然，一个瘦弱的女知青拨开人群，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用身体护在受伤的橡胶树。她脸色苍白，满目泪光。

‘你们住手！为什么要砍树?树有什么罪呀?！”曾经用自已的棉衣和被盖替橡胶树遮挡霜冻的重庆女知青柳韩英，这个热爱橡胶树胜过自已生命的女护林工此刻声音颤抖，痛不欲生。“罢工就罢工，到上面跟他们讲理去……不许你们砍树！”

滚开！”几个红着眼睛的男知青举起斧子威胁。

女知青胸脯剧烈起伏。她突然一把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青筋暴露的脖子和瘦骨嶙峋的小小的胸脯。“先砍死我吧！”她毅然决然宣布，“谁要再砍树，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人们惊呆了。没有人怀疑女知青的决心，就如同没有人怀疑女知青会再次脱下棉衣像包裹孩子那样替橡胶树包裹伤口一样。其实橡胶树又何尝不是所有知青的孩子呢?他们十年青春、十年辛劳不就是变成这些迎风摇曳的橡胶树和雪白流淌的胶乳吗?纵然政策有天大的错误，橡胶树却是无辜的啊！

一刹那，迷狂的犯罪欲在理智的大堤面前退却了，人们纷纷清醒过来。一个男知青扔掉斧子，揪住自己头发大哭，他也许不仅在向橡胶林倾吐自己内心无尽的委屈，同时也是用眼泪对刚才的过火行为表示最真诚的忏悔。

勇敢的女知青再次挽救了那些危在旦夕的橡胶树。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拥护罢工和回城。

十二月三日，也就是省、州委有关领导会见知青代表的同时，在景洪县城和附近农场出现一些批驳凌卫民和号召复工的大字报，大字报署名为“橄榄坝农场八分场全体知青。”

七日，“橄八知青”火力升级，再批凌卫民和罢工指挥部。

十一日，“橄八知青”通过有线广播集体表态：坚决拥护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议，拥护省、州委正确领导，扎根边疆志不移。并号召罢工知青立即复工，揪出凌卫民等一小撮坏头头。

“橄八知青”的表态在知青中引起小小的分化和对立情绪。

有一条军事原则，写进各种军事理论书籍里，叫做“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有一条政治谋略，相当于经验教训，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以知青之矛，攻知青之盾，这无疑是一着高棋。

橄榄坝农场八分场有知青九百余人，其中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二。农场党委和工作组及时把工作做到基层，防患于未然，通过连队党团支部层层表态，人人表态，写保证书决心书，不介入罢工的党团员形成稳定的多数派。然后再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以党团骨干钳制知青，许以诺言。同时从外地紧急调进猪肉、猪油、白糖、面粉、洗衣粉等紧缺商品优先供应不罢工的连队，安抚人心。这样，即使部分人跃跃欲试想兴风作浪，慑于多数派力量，也不敢轻举妄动。

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把“橄八知青”组成一道小小的防波堤，用以承受知青罢工浪潮的猛烈冲击。

州委和垦区指挥部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誉之为“广阔天地里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但是“橄八知青”的防波堤毕竟没能挡住十万知青排山倒海的罢工浪潮。到十四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罢工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垦区各国营农场的工作基本陷于瘫痪。

“说来让人害臊，那时候谁不想回城呀?”十几年后，已经做了母亲的上海港务局机关干部金素芬说，“可是阿拉‘橄八知青’非要反潮流，同罢工对着干，昧着良心表态。大字报的确是知青自己写的，主要是分场和各连队的知青干部要同罢工划清界限。上面一宣传，就变成人人表态。大家一想，干吗非要得罪领导不可呢?谁不知道出头椽子先烂的道理?就都举了手……”

现在重庆特殊钢厂当司机的共产党员程嘉渝说：“当时‘橄八知青真没脸出门，别人都冲‘橄八’叫‘王八’。你想想，明明都是知青，明明都想回城，却偏要站岀来当婊子，好像真的爱上农场一样……现在想起来都脸红！等别人革命成功了，又下山来摘桃子。这不，九百人，统统回城，没一个留下。连写大字报的也没留下……”

历史的经验往往是这样：当你成熟并且懂得反省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知青。

十二月中旬以来，在云南各农场陆续发生多起人为毁坏橡胶林苗的事件，经制止事态有所好转。另据报告，罢工知青宰杀连队猪、牛，分光吃光的过激行为普遍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刻知青干部挨打和被打伤达数十人之多。许多知青干部由于无法开展工作而纷纷提出请探亲假。据统计，仅仅十二月份，各农场知青干部回家探亲人数多达二千三百余人，约占云南垦区知青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垦区党委扩大会议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天。

会议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为防止罢工知青冲击会场，扩大会议转到州委小会议室进行。州委门前增添岗哨，武装士兵加强警戒。机关干部受了紧张气氛的影响，说话压低嗓音，走路轻手轻脚，很有些大敌压境的意味。

会议室灯火通明，烟雾腾腾。由于会议变得无休无止和缺少新鲜氧气，每个与会者脸上都呈现出痛苦不堪和疲惫的表情来。

领导们在如何贯彻省委指示的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

确切地说，以贾副书记为首的多数当地干部，一致赞成采取果断揩施，立即结束知青罢工的无政府主义局面。“这样闹下去，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打江山，流血流汗，他们倒来罢工，还要上京告状。告谁的状?向谁示威?……操他娘，真是岂有此理！”

贾副书记很激动，拍着桌子骂娘。

保卫部门，武装部，以及列席会议的驻军领导纷纷表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保卫部门已经列出一个内部名单，对带头闹事的坏分子实行昼夜二十四小时监控。

“……我们决不能一味迁就，姑息养奸。同志们，心慈手软是对革命的最大犯罪哟！”

贾副书记喘着粗气坐下来。他得意扬扬瞟了丁汝明一眼，然后把球踢给对方。

作为省里派来的工作组长，省委常委，丁汝明自然感受到会议的压力。

与这些长期在边疆工作的地方干部不同的是，丁汝明先前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任职，对各种路线政策的理解具有某种开阔性和高屋建瓴的眼光。

换句话说，他完全清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决非一项孤立的和一成不变的政策，比如“四个面向”的提出，恢复高考制度等等，都是对知青政策的重大修改和补充。目前中央提出“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理论路线决非偶然，它预示许多被搞乱的思想和认识问题将得到澄清，许多形而上学和违背党心民心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将得到纠正。

那么知青间题是否应当运用“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加以甄别和考察呢?正因为知青问题由来已久，才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光靠严厉手段能解决问题吗?

“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打下天下是为谁呢?不是为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吗?今天的知识青年起来罢工，你能说他们不好，而你们自己，包括你们的路线、政策，各级领导都没有一点责任吗?

……

丁汝明困难地抬起头来，他感到胸口闷胀，心跳加速，他知道自已高血压的老毛病快要犯了。

“同志们，我来谈点个人意见，可能不大成熟。”尽管他内心有许多话想同人谈谈，但是他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懂得领导者的责任。作为省委常委，他必须用理性而不是激情说服人们并掌握会议进程。

“我先来通报一点内部消息，吹吹风。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最近就要结束。本月内，中央还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时候将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决定。这就不仅仅是知青问题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方针大计，政策路线问题。‘抓纲治国’，就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北京问题。我们地处边疆，信息闭塞，有时候思想容易跟不上变化的形势，他故意顿了顿，把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留给与会者品味。

九月份邓副主席视察东北三省的讲话，已经逐级传达。在座同志有的听过了，有的可能没有听过。邓副主席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为什么全党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呢?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世界上的事千变万化，我们不能照搬教条，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嘛！

“当前知青问题确实很严重。有同志说，边疆十几万知青罢工，全国还有一千万知青，如果他们都闹起来，岂不天下大乱?坦白地说，我不这样认为。我想谈两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对大多数知识青年觉悟的估价。我手中有份材料，统计知识青年开垦了多少荒地，栽种多少橡胶，创造多少产值、等等。知识青年已经在边疆干了整整十年，并且做出很大成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有觉悟的，对党是信任的。如果我们离开对他们的这个基本估价，我们就要犯错误。

“第二，云南知青只占全国知青的百分之一，但是这个百分之一的影响却早就传遍全国。一九七三年中央关于‘捆绑吊打’和“奸污女知青的两个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发的，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说明我们领导者长期以来对知青工作的粗暴管理和放任自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请问，丁组长是不是打算要我们作检讨?或者干脆下命令向知青开绿灯?”贾副书记怒气冲冲地打断丁汝明的话。在他看来，这位文绉绉的知识分子省委常委感情倾向或者说思想立场相当成问题，他在关键时候总是把屁股坐在知识青年一方。

“我们必须反复向知识青年讲清楚，要相信他们的觉悟。”丁汝明冷静地反驳，“……大返城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目前有困难。上京请愿也不能同意，知青的意见要求由我们负责转达。但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限期解决，越快越好。”

“要是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事态扩大谁负责任?你们工作组，还是我们垦区党委?”贾副书记忍无可忍，内心不满终于爆发出来。平心而论，他看不起面前这个解放战争时期才入党的城市学生，知识分子总是同大老

粗格格不入嘛！而他，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贾副书记，为什么要听凭这个戴眼镜的工作组长指手画脚呢?

“贾立全同志，请你冷静下来。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对党负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对今后事态的后果负完全责任。”丁汝明顶住贾副书记咄咄逼人的目光。

“那么，我提议举手表决，按照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贾副书记抛出杀手锏，再次将了对方一军。

“我坚决不同意！”丁汝明毫不妥协，斩钉截铁地宣布，“你们可以以党委名义形成决议，但是我有权利把今天的会议直接向州委、省委直至中央报告。”

冲突白热化，会议陷入僵局。两个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好像摔跤场上两个相持不下的运动员，一个气喘吁吁，心跳加速；一个脸色铁青，血压升高。

会议中途休会，暂时未能形成任何决议。

“首长，要不要让医院救护车来?”小向姑娘服侍丁汝明吞了几粒药片，然后轻轻问道。

丁汝明摇摇头。现在他的任务不是养病，也不是休息，而是工作。他要尽快把乱麻一团的大脑理出一个头绪来，立刻向上级党委汇报。

小向姑娘不敢打扰老人的沉思，轻轻带上门出去。半小时后，药性发挥作用，他开始感到头脑清醒，呼吸顺畅了。

“看来在见马克思之前，咱们这样的老头子还能为革命做些事。”他满意地对自己咕哝。

仅仅几分钟后，老人就坐在书桌前全心全意投入忘我的工作。

他，一个三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一个将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干部，如今要以自己直言不讳的坦白和忠诚，向省委常委会和中央领导汇报自已对于知青罢工事件的看法，分析产生这一严重事件的种种原因，指出坚持知青路线的种种弊端和政策失误，以及这些失误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

这些年轻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再过十年，中国的事情要靠他们来十，中国的社会主义要靠他们来接班。用这个长远观点看，他们已经上山下乡整整十年，我们不应当漠视他们对社会对国家作出的这种巨大牺性和贡献。

“……他们对于大返城的要求中不是具有某种合理性吗?“

老人感到自已的全部思绪都被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理性力量支配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给了他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力量，使他的思维之船挣脱盲从和教条绳索的羁绊，从而乘风破浪驶向广阔的大海。

老人在灯下奋笔疾书，直抒胸臆。

“……我们各级领导，特别是作为省委常委的我，从前对知识青年问题关心甚少，对此我感到痛心……在政策方面，我认为可以体现某种灵活性，能不能对农场知青也搞‘四个面向’……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老人怀着极大的热忧在结束报告时写道，“总之我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工作，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去关心广大知识青年，我相信他们是能够重新信任我们并且履行好他们的责任的……”

放下笔，推开窗户，外面已经天色大亮。

老人深深呼吸了一口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是啊，我们这批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来日无多，我们的责任是努力医治昨天的创伤，治疗留给民族尤其是年青一代心灵上的创伤，帮助他们信心百倍地建设属于未来的美好社会。

谁也没有权力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云南省委常委会紧急讨论了丁汝明的报告。省委负责同志明确指出：对知青问题“不要激化矛盾，多做细致工作”。

同年十二月底，云南省农垦总局下发一个《关于未来十年知识青年工作的规划报告(草案)》，其中主要内容有：

……

尽管这幅鼓舞人心的远景蓝图还远远够不上尽善尽美，也尽管蓝图只是一个画在纸上的大饼，但是它毕竞说明，作为长久被人们忽略的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和迫切要求已经被更多的人，主要是各级领导注意到了。

然而，不管革命老人丁汝明的主观愿望如何真诚良好，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说，知青运动都是一条涌动在地下的暗河，现在这条大河已经冲破壁障，冲出地面，并且一泻千里奔涌向前。

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

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同日，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重大转折时期。

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

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