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下）

出人意料的是，调查团到达农场之前，整整一连武装士兵奉命开进农场。军队的出现无疑给忧心忡忡的知青心里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小道消息纷至沓来：邻县边防团已经进入一级战备，军分区部队随时准备出动。驻贵州某某部队正星夜兼程，赶往云南边疆，有人在昆明火车站亲眼看见运送部队的军列昼夜不停，等等。

知青们并不知道，一场震撼世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迫在眉睫。因

此一时间农场人心惶惶，知青纠察队集体宣誓，决心誓死捍卫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第三批绝食者已经集中，随时准备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

调査团抵达勐岗伊始，便能处处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敌意和充满火药味儿的对抗情绪。

隔着车窗，鲁田看到成千上万的知青立在路边，衣衫褴褛，面皮黝黑，用沉默、戒备和顾虑重重的目光打量北京来客的车队。没有此起彼伏的口号和欢迎词，没有彩旗飘扬和热泪盈眶，更没有发自肺腑的激情和真诚的感动。如果说这里的人们先前曾经对中央调查团的到来寄予莫大希望，那么他们现在反倒异常冷静，不抱幻想，因为每个罢工知青都明白，这决不是胜利而是意味着一轮新的更加艰苦的谈判和激烈交锋的开始。

“真是活见鬼！”当鲁田的目光看到场部门口有一队持枪警戒的士兵时，不由得愤愤地咕哝起来。本来调查团深入边疆工作并没有要求军队保护，但是当他们星夜兼程赶往勐岗农场时，军区有关领导出于对鲁田副部长人身安全的考虑(担心被失去理智的知青扣做人质)，于是给地方军分区下达紧急命令。军分区首长不仅考虑知青因素，同时还得考虑到境外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存在，因此连夜命令一个加强连进驻农场，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军队的介入无疑给调查团的工作设置了一道无形的障碍。但是无论他还是调查团，对此均奈何不得。

车停了。一个连长拉开车门，立正报告：“到场部了，首长。边防四团侦察连听候命令。”

鲁田皱起眉头，简短吩咐道：“稍息，让部队解除警戒，原地休息。”

一个秘书从后面车里钻出来请示：“首长，您看是不是先休息一会儿，再接见他们的代表?”

鲁田突然冒火了，砰地关上车门，大声对司机吩咐：“直接开到绝食现场去！人都快死了，还搞那套老爷作风干什么?！”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

知青纠察队布置了纠察线。声援的知青在招待所外面围成人墙，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部分地看望了那座毫无生气的集体坟茔里奄奄一息的绝食知青，并且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里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字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

……不回家，毋宁死！”

据说调查团里一位中年女同志当场抹了眼泪。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时值旱季，滇西南边疆晴空万里，肆虐的太阳烤干了衰草和泥土里的水分，干裂的大地被无数双沉重的脚步踏得尘土飞扬。

早先用作上演革命样板戏的简陋的戏台上摆出一排木凳，桌子上支起麦克风，权作临时主席台。会场四周架起大喇叭，广播线还一直拉到招待所绝食现场，好让每个知青无一遗漏地收听大会实况。

潮水般的知青从四面八方拥入会场，毗邻农场的知青得到消息也纷紛赶到。人们服从纠察指挥，依次席地而坐。会场喇叭里不停播放着罢工指挥部《会场须知》。没有人高声喧哗或者轻松打闹，每个知青似乎都意识到，今天这个大会将不同寻常，将对他们命运产生某种深远影响。

为防止会场秩序失控和出现不测，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主席台前后布置了一道警戒线，士兵闪亮的枪刺和高度警惕的目光与知青的大潮形成对峙，给会场增添一种如临大敌和一触即发的火药味。

中央调查团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坐。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十名记录员在膝盖上铺开纸笔，随时准备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

大会尚未开始，副部长鲁田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和逼上梁山的冲动。放眼望去，会场和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好像一座可怜巴巴的孤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你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你为什么不能与他们，与我们善良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而不是同他们对立呢?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脑子里冒出这条千古遗训。他飞快地摇摇头，把这些杂念赶走。

他仅仅是北京来的使者，他没有权力僭越使命。组织和纪律观念好像

两道紧箍咒紧紧地束缚他的个人情感和是非判断力。不管怎么说，他必须执行使命，也就是进入角色。他的角色只是中央调查团团长而不是别的什么政策制定者。

因此他对眼前这个大会——准确说是上下两股强力碰撞的结果心中无底。是啊，当大海怒吼的时候，你能保证你驾驶的小船不会随波逐流或者倾覆么?

大会组织者，一个精悍的北京知青把与会领导一一介绍给台下的听众，大会开始。

鲁田沉重地站起身来。他迈动脚步时感到双腿十分麻木，那条战争年代落下的“老寒腿”又在隐隐作痛，于是他努力不露破绽，迎着万千目光织成的巨大问号走上前去。他觉得自己的表情一定有些古怪，有些身不由己的沮丧，好像他不是去向知青做说服工作，而是去宣布投降一样。

总之当鲁副部长的脚步刚刚在那只麦克风跟前站定，习惯地捋捋头发并且不慌不忙地深深吸进一口气的时候，会场空气突然凝固了，静得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同志们—”

这是一句开场白，必要的和一切正式场合官方使用的规范性称呼。

“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

这也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如出一辙。知青们对此早有准备。他们与其说在沉默中等待，不如说在不动声色地寻找机会发难。

机会到来了。

四名女知青，将一幅万人签名的《绝食宣言》抬上主席台。平静的海面掠过飓风，大海咆哮起来。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

“还我知青……”

“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和任务，于是话锋一转，毫不费力地绕过那座暗礁。

“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怎样称呼并不重要。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问题在于，副部长讲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这些道理的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兼顾个人也就是知青的切身利益。

“这个老滑头！”吴向东恨恨地骂道。他觉得从一开始就让鲁田滑过去，感到很后悔。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胡传本也看出不妙，焦急地说。

“老胡，不能让他再讲下去了，得想法制止他。”吴向东毅然决然地说道，“你想想，那些绝食的弟兄不是等于在受刑罚么?”

你打算怎么办?”

“去同他们讲理。”吴向东黯然一笑，用力握握战友的手。“今天得制造几个高潮，不能总让他们占上风。”

于是这个瘦高个的北京人困难地站起身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他几乎目不斜视地直奔那个讲台和讲台上的麦克风，对此以外的一切障碍全都视而不见。士兵们被这个男知青的莽撞举动吓了一跳，以为要捣什么乱子，慌忙用枪去挡。一个士兵失手，枪托在来人额头上碰了一下。吴向东全然没有防备，一个趔趄坐在地上，额角渗出鲜血来。

全场大哗。

鲁田脸色骤变，怒不可遏。他亲自走下讲台扶起男知青，并命令连长：“全体立正，向后转，退出会场。”

军队执行命令，会场重又安静下来。

吴向东谢绝副部长搀扶，摇摇晃晃走上讲台，拿起那只麦克风。面对讲台前那些熟悉的面孔，面对成千上万认识和不认识的同龄人，他忽然有一种渴望献身的强烈愿望，一种类似殉道者的崇高感。谁说死亡不是一种辉煌的业绩，一种动人心魄的伟大成功?几千年来，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一直在净化着千千万万人类的道德和良知么?

于是他心中响起一支明净广袤的旋律，那是一支来自天国和上帝的歌。小时候，他的基督徒的父母常常带他去教堂，于是这个来自冥冥之中的宇宙之声就一直在他的灵魂深处回荡，从未消失过。

“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一语未落，这个曾经玩世不恭的七尺男儿竟然已经泪流满面，他与其说感情冲动不如说被自己的崇高愿望和使命所感化，心中充满一片对世界和人类的博大爱心。

“我，吴向东，一九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三十岁的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

滚烫的语言一下子攫住人们的心。会场鸦雀无声。吴向东，这个普普通通的知识青年，面对苍天厚土，面对缄默不语的历史长河和无边无际如波涛般汹涌而来的红土高原，历数十年知青生活的种种艰辛和苦难，痛说时代政策，不，历史强加给整整一代人，尤其是两百万农场知青的种种不公平命运！

……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

这是一个即兴的节目。即兴发挥原本是灵感、智慧、冲动和理智失控的混合物，但是此刻吴向东头脑却异常清醒。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面对全体调查团成员，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这是当地民族喜爱的常用作佩饰物的小玩意儿，他就用这个小玩意儿毫不费力地切开了自已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猝不及防的观众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

当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会场已经无法平静。男知青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已老泪纵横。

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决不惧怕任何威胁利诱，一切胁迫都对他无效。但是现在他颤抖了，双膝发软，他感到深深的负疚。

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识青年的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

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哪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

“四人帮”不是因为倒行逆施而垮台吗?你难道对眼前民心向背的事实视而不见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邓小平同志“三个不满意”已经提供了某种思路，难道你就不能出于公心，出于一个共和国老人的良心和责任，对人民，对青年，也对历史有个问心无愧的交代么?

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他开始从副部长的角色中走出来。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鲁田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苍老、沉重而又嘶哑。

“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

全场死寂。人们惊愕地抬起头来泪眼迷蒙地张望，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掌声长达十几分钟)我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战斗在边疆农场广大的知识青年表示亲切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份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鼓掌)我一九七八年才重新出来工作，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山西插过队，一个还在北大荒农场。将心比心，哪一个青年没有父母?哪一个父母不疼爱子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就叫做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嘛！……”

肺腑之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不久前在北京，李先念副总理专门主持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三十岁女知青没有结婚的问题，还有大龄男知青的问题。这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是非常关心同志们的……知青问题要分门别类，分期分批解决，但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现在困难很多，特别是整个社会被林彪和四人帮’搞乱了，要拨乱反正有个过程……我们国家目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按照计划办事，一个一个地来，有个轻重缓急的顺序问题。如果大案一哄而上，事情反而要搞糟，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国家建设和繁荣富强的责任还要靠你们担负，任重道远。毛泽东同志说过：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

汇报是什么?是无法确定的未知数?是推诿托词?抑或缓兵之计?金蝉脱壳?人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信任和好感顷刻间又被怀疑的阴云所笼罩。

一个男知青大声诘问：

“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可能马上解答。在这里，相互对立的人们存在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对知青来说，鲁田是中央首长，是北京来的权力很大的领导，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从领导口中得到关于返城的实质性保证。对鲁田来说，知青的要求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但是知青问题是个全局性问题，即使他能允许眼前的知青返城，那么全省、全国的知青呢?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

人们的心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尽管亚热带的阳光凶猛地炙烤着光秃秃的山坡和无遮无拦的会场，但是台下的人们仍然手脚冰凉，心如死灰。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避实就虚，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结论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它能摧毁人的自信心，动摇人的意志，使人们相信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倘若知青最后的命运仍将是划入另册，那么几个月来的一切抗争：罢工，请愿，卧轨，绝食，不是统统付之东流了么?！

绝望好像刀子一样致命地伤害着那些曾经一度满怀希望的心灵。疼痛和流血使他们的脸全都变得惨白并且扭曲变形。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他们并不苍老的心正在绝望中挣扎呻吟，然后慢慢死去。

悲观又好像一片慢慢涨起的潮水，把这些曾经豪情满怀的年轻人拋入命运的没顶之灾。这种情形，就好比自然灾难面前的人类，同飓风、海啸、山崩、地裂以及大地震、火山爆发等等不可抗拒的法则相比，一切人为的努力、抗争不是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么?

真的没有希望?

知青注定要走向毁灭?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

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的烈日无情地灼焦，她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女知青低着头，脸上有种梦魇般的表情。她歪歪斜斜地朝台上走去，没有人阻拦她，也没有人知道她要去干什么。于是她在千万双眼睛注视下，浑然不觉步履蹒跚地走着，渐渐她脸上浮现出一丝迷惘而又惨淡的笑容。从台下到台上最多只有几十米，可是她却觉得好像有几百里远，或许这是一段永远无法缩短的距离。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

哦，到了，不管怎么说，我到底上来了。她欣慰地想。由于激动气促，她感到头晕，眼前发黑，脚下的泥土在微微晃动。

你脸色不大好嘛，是不是病了?有人关切地对她说。她惊奇地睁开眼，寻找同她说话的人。哦，就是他，高高的个子，北京来的副部长，中央首长。她本来要想对他说一说自己的病，心脏病是活不长的，她不想死在这里。但是那一瞬间，她突然无比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多像自己死去的父亲啊！那宽宽的前额，那眼神，那慈祥的表情，无一不洋溢着慈父般的关切和厚爱。父亲，一个多么美好而崇高的偶像，有谁比父亲更能带给无依无靠的女儿以有力的支撑和保护呢?

刹那，女知青冻僵的心灵悄然苏醒，冰封的感情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腿放声大哭。

“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

一时间，远近会场，三万多名被称做“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他们曾经无比自豪的骄傲的头颅如今屈辱地低垂着，曾经被精神和人格支撑的完整的灵魂如今淌满鲜红的血滴，匍匐在那座矮矮的主席合之下和那片被烈日灼烤得滚烫

而贫瘠的红土地上。

石破天惊，哭声动地。

鲁田大恸。

对于出生入死的共和国老人鲁田来说，这活生生的现实，这哀鸿遍野般的啼血之号何尝不是一声惊天霹雳，震落他心灵中积淀太久的尘垢和麻木不仁，撞击锈蚀的理智闸门，一任感情的洪水在胸中掀起冲天巨浪。

我们革命为什么?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过上幸福生活?扪心自问，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么?我们的理想实现了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后人心情愉快地茁壮成长而不是匍匐下跪呢?

小平同志讲的“三个不满意”，不是对于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的最好注释么?

鲁田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台上台下哭成一团。面对眼前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那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

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改变。

决不仅仅是因为下跪或者请愿，而是党心民心，一千万知青的强大合力迫使历史重新作出选择。

鲁田毕竟是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办好的。”

一个秘书请示：“是不是暂时休会?”

鲁田毅然决然地说：“不，没有人会离开这个会场的，我们也不能离：开。”他转过身，面向麦克风说道：

”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请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鲁田终于完完全全走出了他的角色，走进了一个大写的“人”的理性和感情世界。也就是说，这位可敬的老人决心冒着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奋起为民请命了。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一月中下句，重庆市知青家长数百人上街游行，示威者打出横幅“救救孩子”，贏得社会舆论广泛同情。

二十三日，成都市近千名群众在人民南路、市体育场等处聚会演讲，声援绝食和罢工知青。

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知青家长亦纷纷联名，上书政府，为知青回城请愿奔波。天津知青家长在市中心解放大道竖起标语：

“知青不回城，社会不安定”。

云南知青的冲击波再度波及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海南岛等地垦区，下乡知青亦有所动。民心所向，再次印证邓小平同志“三个不满意”指示的正确性。

解决知青问题的时机和条件渐渐成熟了。

冬日的南疆之夜，气温大起大落，白天烈日炙烤，夜晚寒气袭人。知青们在山坡上点燃火堆，互相依偎着，静静等待消息。他们知道，不仅仅是他们，还有昆明、北京乃至全中国都没有睡觉，都在翘首以盼。中南海的灯光一定闪亮着，像天边那颗最亮的星，那是中央领导在为知青问题操劳，拨乱反正，作出重大决策。

不管怎么说，历史终归要翻开新的一页，新的希望就如同东方的朝霞，伴随黎明冉冉升起。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

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窒息般的可怕的静寂。只有一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在长长的夜空里回荡。

“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的号啕。大悲大喜。大哭大笑。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冬日的旷野，沉睡的红土地被惊醒了，小动物惊慌地竖起耳朵，倾听这来自大地深处的如同春雷般隆隆的颤动和回响。

有必要记住这个短暂而匆忙的历史时刻。

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用青春和热血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上铸就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坝，并且企图人为地将它永久固定下来。十年后，这座大坝终于在云南勐岗农场的洪荒旷野和露天戏台上裂开了第一道不可挽回的裂缝。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行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