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口述史》张韧：“我这个人喜欢新鲜 ”

张韧，知青的大姐，1962年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不上，执意下乡。从农村出来后，她调换过不同的岗位，尝试不同的工作，曾担任安徽省团委书记、当涂县委副书记、省计委商贸处处长......如今， 正在上海报业集团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站“最后一岗”。她的口头禅是“喜欢挑战”，在应对新挑战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新落成的上海报业集团大厦矗立在黄浦区，大厦的内外装修设计在张韧领导下完成的。那天，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大厦。大厦外呈“高山流水”造型，大厅是高敞透明的穹顶。晴天，阳光灿烂，头顶白云蓝天；雨天，流水哗哗。置身其间，别有一番情趣。会议室的设计成英、美风格；有的设计成潜水艇式样，背景是大海蓝......看得出，张韧对蓝色情有独钟。两间大会议室，一间装饰着按多芬四部交响曲为主题设计的浮雕，一间装饰着根据中国十个古代话绘成的国画。中西合璧，相得益彰。几十年来，不论是栖身“草野”，还是身居“庙堂”，张韧一直与书籍为伴，所以，她的思维活，设计也绝不落俗套。

张韧早已离开了农村，但在感情上却无法割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她请画师画的一幅油画——农村池塘边的树林。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同样是农村，它给有的人留下的印象是晦暗的，但在张韧眼里，它的色调却是明快的。

官方传媒树立的典型，多是千人一腔，缺乏个性化语言，缺乏独立的思想，这几乎是一个通病。张韧的口述，有助于人们摆脱偏见，了解知青典型那真实的一面。

燕子[1]下乡比我们早，那是50年代的事了。我们在60年代上学的时候就知道邢燕子，还有徐建春[2]。我跟侯隽是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年级，我们都是1962年高中毕业下的乡。对当初的决定不存在什么后悔不后悔的问题，从繁华的大城市到农村去落户，并不像现在有的人想得那么痛苦那么难。这在当时是比较在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当时有个大环境，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注重对青年人思想、品德、理想、信念的培养，虽然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总的来讲，我们都抱有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希望自己对国家有所作为。二是当时国家确实需要人到农村去，去了，有一种“帮上忙了”的感觉。

我当时在华东师大二附中，是全国重点。我们班的风气比较好，同学们积极向上。记得有一个因陈毅副总理著名讲话引起的“红”与专”的讨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最后的结论是不能只红不专，也不能只专不红，必须又红又专。另外就是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集体，而且学习一定要好，学习不好没前途。所以，我们那时候学习都很卖力呀。在那么一种氛围中，我们要选择一个对祖国有利的方向，大家绝对是既羡慕又鼓励的。譬如有两三个男同学，为了国防上的需要，没等毕业就当兵走了，包括我现在的丈夫，当时是我的同班同学。我那时候的选择是愿意到农村去，如果去不了就上大学。没有一天把上大学和到农村去对立起来。我下乡以后，上海《青年报》就我的选择展开一个讨论，说这值得不值得?我自己认为：这两个不是对立的，都值得嘛。上大学我一定会上一个很好的大学，要求下乡也是满足自己的心愿，要干也一定能干好。当时一腔热血，我现在对自己有一腔热血还是满意的。

8岁，在上海的家里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农村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中央做出了一个决议，就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党支持农业。[3]那是农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了，我就要走。当时学生下乡没途径，因我母亲作为干部要求下乡，她属徐汇区，我是一边到徐汇区委申请下乡，一边参加高考，而且还考了两次。为什么呢?那时候艺术院校比普通高校先招生，我先考艺术院校，考了以后，担心万一考不取，因为喜欢做老师，又报考了师范大学。徐汇区委说，你真想下乡吗?我说真想。他们又问：你不想上学了?我说我也考啦。当时号召毕业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不就有这“两种准备”嘛。

两场高考参加下来，真是非常非常巧。那天上午，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们学校，学校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接到高校录取通知的。就在那天下午，徐汇区委又通知我说：你反复要求下乡，我们考虑同意你了。

到底是上大学还是下乡劳动?这下只能选一个啦。我想，大学以后还可以上，下乡可只有这个机会。这样，我就找到上海戏剧学院，找到我们那个系的主任。我说：“我想不来了。”她说：“这怎么行?”我说：“我下乡去。”“哎哟，你这个学生，你别开玩笑，我们是很严肃的啊。我们在全国只招收十几个人，录取了12人，加上预科留下的3个人一共15人。我给你说，你走了以后我也不会再补人了，因为我们是坚持质量的，你的条件不错，我们还打算叫你做团支部书记。”我那时候也很有意思，就说：“这么着吧，我很喜爱这个专业，能不能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我先到农村干一年，现在农村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去出力，然后再回来在你这儿上学。”“你想得倒很好，但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系主任说。我又到了徐汇区委，他们得知我已考上大学，就劝我别下乡了。我说：“我的申请是真的，考取了大学还要去，以后不会怪你们的。”

我们班里有两三个同学，在我申请下乡时都跟我挂号了，说：“只要同意你下乡，我们就跟你一块儿走。”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确实是很健康的，最后他们都被大学录取了，他们的家庭都不让他们去当农民，都说：“你不要跟她开玩笑了。”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我是干部子弟。那几个同学中有一个没有父母，是姐姐抚养大的，他考取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姐姐说：“我辛辛苦苦的又做爹又做妈的，从小学上到现在，你竟然考取了大学又不上?!”他这样是不能跟他姐姐交代的。另外一个同学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他非常想跟我一块儿下乡，但是他的后母有顾虑：“如果你下乡的话，人家会认为是我这后妈不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说我：“你呀，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你看你的同学虽是满腔热忱愿意一块儿走，但他们考取了大学，你应该劝他们去上，要考虑他们家庭的情况。”那两个同学后来就去上学了。

1962年9月，我跟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块儿，到安徽省肥西县袁店公社唐旭生产队安家落户。那时候还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插队这一说。那时候上海号召居民下乡，就是因为国家有困难。我妈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她想，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她在一个厂里工作，率先报了名。本来是可以不办退职的，因为不了解中央的有关文件，就办了退职手续。我父母当时不在一起，父亲也不反对。我妹妹初中毕业，弟弟是初中生，当时我们想叫他们两个就不要去了，因为年龄还小。但妹妹也坚决要去，弟弟的班主任愿意留他一块儿生活，可弟弟执意要跟我们一起走。所以，我们是姐弟三人和我妈下的乡。

两年后，我和母亲让弟弟参军了，他在部队里提了干部，后来又上学，他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妹妹念了当地的农垦学校，我说：“你还是继续学习，你太小。农垦学校是自己养活自己的，1963年那种模式，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也就是半工半读。1970年，她在当地工作，当上了小学教师。

从1962年到1970年，我一直在种地，母亲也一直在农村。我们那个地方还可以，以种水稻为主。下乡前，我满脑子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憧憬，虽知艰苦一点儿，但对自己如何如何大干一番浮想联翩。去了以后，农村的现状和我头脑中的想像截然相反，冲得我目瞪口呆。虽然国家讲农业比较困难，需要发展农业，但是我绝对没想到，农村里会饿死那么多的人。我的班主任比我年长，他也有亲戚在农村，临走的时候再三关照我，户口不要转下去，粮票多带一点儿。他是在暗喻农村中存在的某种情况，可是又不敢跟我直说。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多带一点儿粮票可以，既然到农村去了，把户口还撂在上海干吗?到了乡下才知道，肥西县是当年搞“共产风”的“重灾区”，所以死的人很多，有的户成为绝户，个别的村庄成为绝村。我从高埂上往下看，有的地方一片“汪洋”，那不是水呀，是坟头啊，那坟头连绵几里。农民告诉我说，这还是家里有人埋的，还有人死了以后，家里没人埋他呀。那时候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农业是根本，光有大城市不行呀；才明白共产党也会犯错误呀；才知道农业的困难严重到什么程度。我更一心一意地愿意为改变这个面貌出力了。

你问我对知青下乡到底怎么看，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当时国家的急需以外，本质的认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很多的课本里边，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都有这一条。可以很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一条没错，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凡是有知识有作为的青年，一定要接触民众，一定要懂得中国国情，要不然你不一定能实现良好的愿望，更无法成为栋梁。现在都讲精英，精英们了解国情就更是不可缺少的。

此外，就一般情况说，对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社会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自由。比如，我们看到国外有些青年离开城市去做乡村医生、乡村教师，有的人离开人群去与动物、植物为伴，做某类“志愿者”。大家都看到了，接受了，认为很自然。可是我国的青年中如果有人执意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就麻烦了，要么捧得很高，让他被“曝”得难受，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外界影响，或者不想这样做下去了，但被“架” 着下不了台；要么就是被猜疑、评议、非难包围着，也很难受。江泽民主席说，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也要让青年人选择多样的生活。“运动”式已经不存在，时代在进步，当代的青年更可以自主选择和追求变化。不过，我想不管是谁，如果一生一世钻在一个角落里或者只能干一种事，对这样的人生总是不甘心的吧?

那时我心里很明白，与工农相结合，首先是向工农学习，但不等于学得跟农民一模一样就是结合好了，毕竟我们是有知识的青年农民。我开始“不安分”，外面有了脱粒机，我就向省里关心我的安置办公室要求。结果，一个农机厂送了一台，脱粒机运到离我们庄最近的公路边，还有十里小路要抬进来，队里对这台机器有没有用拿不准，反正是送的吧，派两个人抬了回来。那是台脚踩脱粒机(因为我们这个区都不通电)，我在上海师大二附中下乡时，在奉贤秋收时用过，所以一上手就会用。大家一看，这比手里抱着稻把子弯着腰往地下摔掼脱稻粒子可是又省劲又干净，恨不得个个都上机子脱粒。外面兴新式种棉，我知道跟大家讲也没用，就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先试。果然，棉铃多，棉桃大。跟我要好的吴基英吃过中午饭总跑到我这儿来，我告诉她怎么先营养棉种，怎么打公权保母权摘顶芽什么的，她全盘接受了这种60年代的先进方法。以后，不用费大劲儿，队里的棉花就普遍这么种了。

早春二月做水田埂(1964年)

最难的是引进良种。当地的“小冬稻”、“小红稻”米质好，但生长期长，产量太低。从现在追求米质看，还真是好品种。可当年如果不追求产量，粮食不够吃，收入也上不去，一定要选高产良种，这就是时代不同吧。

我一个人跑到三十多里外的舒城良种场求教。为什么一个人去?别人家的青年不便叫，免得他受讽刺打击。自己去了，万一没搞成，我一人知道就行了。舒城农场场长真热情啊，让我看，给我讲，送了一大袋种子还招待了一顿饭，我挑着两小箩稻种，心里轻松兴奋，30里地没感觉就回来了。当时国内的媒体集中宣传了几个知青，我这“上海姑娘”也是其中一个，名声大了，在社会上干什么都很顺，在家门口就增加压力了。多数人已经把我当同类，但少数人不高兴，说：上海人不在上海过，放到乡里来，肯定是犯了错误；上海人来种了我们的地，有什么好在报上老登的?共产党给她什么好处?我深深知道，外面越是把我从众人堆里挑出来“显摆”，我融合的难度就越大，我想做点儿有利于生产的事，千万不能摆出一副“起作用”的样子，就要裹在大家里面“顺着纹路”一步步做。所以，带回了“农垦58”晚稻种后，我就约了几个庄上的小青年，说：“试试吧，人家种了真的多收稻子。”

又对胆子小的队长说：“我们不要记工分，不要队里的肥，不耽误出工，收了稻归生产队，试试看嘛。”队长给了块最偏远、难灌水的畈田，我们三四个人就做起了这块田。每当他们在生产队收了工又跑到这块拐角田上干的时候，我心里有一股对不住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们不去自留地干，也有家庭压力啊，庄子里还有人话里有话地说：“祖祖辈辈留下的种好好的，我们不要野种。” 那时，一切都押在秋天“开宝”啊，如果搞砸了，我自己好说，可还有几个小青年呢，别让他们难受。当然，我也不是一点儿底也没有，良种就是良种嘛。就在1964年夏秋之季，省里下放了一个合肥知青小组六人到我们庄，有了新的力量，搞试验田就不是原来孤孤单单三四个人，一去就是一帮了。第一次试种的“农垦58”收割了，那块拐角田，原来最多收300斤，我们一次收下了六百多斤，这还不是“农垦58”的高产数。已经不用我们多费口舌了，谁不想多收粮呢?

1965年，省里又下放了一个淮南知青小组到邻庄，这些“文化大革命”前来的知青都是自愿下来的，多数人高中毕业，大家都想干点儿事，我们就一起搞文化活动，糊纸船、扎灯笼，演节目。南腔北调加外语，黄梅戏三句半，什么都有。各庄的乡亲们买了蜡烛等我们去“闹花船”，我们一个庄一个庄跑，演完走的时候，后面就加上一串人跟着，就这样，越走队伍越长，在窄窄的田埂小路上红闪闪一长溜，现在想起来，比在大剧院看戏还美!

就在我们想再有点儿出息的时候，“四清”[4]开始了。1966年初，我被抽到“四清”工作队，到了定远县，户口转到团省委。没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也搞不下去了，我听到我母亲在乡里挨批斗，说她是“资格最老的当权派”，她不过是个不脱产的党支部委员，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我要求重新回到袁店塘旭去，团省委同意了，我的户口转回农村，这一下，乡里的几个造反派有了新的兴奋点。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蹲者为张韧）(1964年6月)

“文化大革命”一来，知名一点儿的知青就和很多人一样挂块牌挨斗了。我的牌子是“刘少奇的黑典型”我反对炮轰省委，就说是“老保”。当时斗我的是农村里的造反派，我们那个地方的造反派连10个人都不到，有一个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是街上不务正业的人，他是团员，跟人家有夫之妇搞不正当关系，被女家庄子上的人知道后给揍了一顿。事后，团支部就讨论这事，说这还行啊，开除团籍。我是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被记恨上了。

其实说来说去，我没什么罪行好说。斗争时说你是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然后就给我挂一块“修正主义黑典型”的牌子，用铁丝套在颈子上，再插一根铁杆，意思就是“铁杆老保”。还吊了一个瓶子，你不是下乡吗?你不是出名了吗?你下乡捞油水来了，其实我那油水就是工分，除了工分我啥也没有。

说说斗我的那一段?我到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苦。

为什么?第一，我没干坏事，心里很亮堂。当时农村没有街就游乡，一游就是来回10里路，那时候我觉得你们这么斗我肯定是没道理，我不服输，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喊口号，我喊“共产党万岁”，你敢不跟我喊吗?他们跟在我的后面走，被我喊急了，就喊“打倒张韧”!我说那我也喊一下“打倒张韧”，也没什么。当时斗人很时髦，我也没当回事。可是晚上他们开批斗会，非要我承认是“欺骗毛主席”，我就认真了。我是在1964年6月团的“九大”会上，与二十多个青年被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接见的，我曾蹲在他老人家身边照了一张相。我当时惟一嘱咐自己要完成的事就是代表安徽省青年当面向主席问个好。我可能有各种缺点错误，但我绝不存在欺骗。所以，批斗会一直僵持到夜里，最后以我检讨“我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对不起毛主席”结束。我们那儿的造反派这点还不错，都是在晚上搞“业余批斗”，要是每天白天斗，不让我下地，就完了。第二，我也很感动。开始，我妈被他们斗了，因为她是老革命嘛，腿斗坏了。我把她送到上海，她们厂里把她送到医院去。我一个人在家，不知道害怕，也没什么顾虑。那些农村老太太很有意思，她们到门外来看了， 自言自语地说，不要紧了，不要紧了。我开始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悟过来，原来她们怕我要自尽呢。一个姑娘家给游了乡嘛!当时我真的没有“自杀”这个概念。斗完了回来把那个牌子一摘，把那个铁杆放下来，抄起扁担挑水，煮饭吃啊，然后我再去干活，工分还照拿。到了晚上，那些大姐、大嫂到我后门来看一看，不敢多说，端一碗菜给你。你说我心里多温暖，劲头就更足了。你说你老斗我也没意思嘛，我不怕你斗，你还有意思吗? 

排练“沙家浜”，“张导”在指手画脚(1968年)

特别是我们粮站的一个李大妈，夏天我干活儿回来浑身都潮了，收工以后还要挑井水、烧开水；还要煮饭、洗衣服，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晚上还得挨斗，大妈就在门边等着，看我挑着箩走过她家门口，就一把拉我进去，打一大盆子水让我洗澡，让我很感动啊。干了一天活儿往那水里一泡，那个温暖劲儿那个舒服劲儿......我在洗澡，她就把我衣服搓了。洗完澡以后，她对我说：“你不怕，就在这儿吃。”我说：“留我吃饭，你不怕吗?”“我不怕，我怕什么呀?”就这么着，开始吃大妈的饭。我天天把自己种的菜，园子里的辣椒啊、扁豆什么的放到她家，再带米去，干脆享受。李大妈后来搬到肥西三河镇，我三十多年没见她了，我一定要到三河去一趟，不然心里总有个事儿。

我不过是个知青，没有什么好斗的，确实大家也跟我挺不错，就那么几个人，跟农民也是没有感情的，他们是漂在那儿的，所以那个“造反”活动也搞不长。你泄了气没劲儿了，我的劲儿可来了，就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沙家浜》和许多节目，周围的青年呼的一下都来了，比我挨斗以前靠得更近。我好好过了一把导演瘾，还兼服装道具。我们的《沙家浜》排得非常有意思，很多地方都请我们去演。到了那儿，人家烧一大锅饭，煮一大锅白菜萝卜招待我们。我们的号召力真大，各庄都来请我，也不说“黑”的人不能请了。我们的队伍一 出动就是三四十人，都是农村青年和下乡知青，唱地方戏，一个乡一个乡地跑，交了很多朋友，把我的知名度在本乡本土给搞大了。原来报纸上登了那些宣传我的文章，我的名声在外面很响亮，但周围的公社还不知道我什么样呢。这下子，各乡都知道了，每年都让我们去演戏，打着灯笼来请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前后三四年，我和乡里老的小的、识字的不识字的结下了很深很深的友情。直到今天，他们有人到上海看病，还是跟我联系，还是我帮他们张罗。现在有电话了，电话来电话去，我跟这些老朋友说好了，等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回去看看。

当年的青年，现在也都有五六十岁了。

 带娃娃到部队探亲 (1971年)

1969年，我爱人还在部队，我们申请结婚，部队来人调查。老公社书记廖自坤，自己当时还在靠边站，他对来外调的人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斗她的话是不对的，人家这几年在农村是扎扎实实地干活儿，做了好多好事。”这个老书记的骨头真硬呀，在关键时候为“黑典型” 正名，我到现在都惦记他。在安徽时，回肥西先 去看他；到了上海，我们经常通电话。去年，我老母亲八十多了，老父亲也八十好几了，专门从上海跑到我落户的地方去看望廖自坤老同志。见面时，老书记的眼泪掉下来了，三个老人的手握在一起。这种感情，我认为是极大的享受，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共患难，没有那样一批正直的农民、青年和干部，如果我没有把那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乡并付出劳动，绝对不会说40年了我们还保持这样深的友谊。你今天倒霉了也好，走运了也好，有钱了也好，没钱了也好，都不影响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对我来讲，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当农民八年，到省里工作以后有时还回肥西，到袁店。记得1991年，和庄子里的人聊天，他们说：“张韧，我们就是想不通，你们那个时候演出一分钱没有，唱戏的衣服是家里做的，道具是把自己家里的藤椅子搬过来，一个冬天那藤椅子就坐坏了，排戏是收工以后在你家排，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是啊，那时下工以后天就黑了，岗头上的、畈上的冲冲澡就到我家来了，排戏排到凌晨两三点，天刚蒙蒙亮就从我家直接下田栽秧了，那么大的劲儿，不睡觉就那么干。现在的老头老太太想不通啊：“你们那时候一分钱不要，送戏给我们看，可是现在这帮小家伙，有钱组织也没人干了。!!

1970年10月，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土地了。

我从农村出来后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安徽日报》。怎么进去的呢?那时候不是搞“搀沙子”[5]吗?就是吸收一些政治条件、文笔好的工农兵到报社工作。《安徽日报》向我约过稿，他们向省委推荐的时候就推荐了我，认为这个人年轻、能写、有生活。省委呢，同意了发了一个调令到县委。县委一看，要把张韧调走，就没有放。一晃就过了八个月。这个过程我一无所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结婚了，我爱人从部队跑到我们乡下结的婚。后来，《安徽日报》通知我去送稿。报社人说：“怎么?调你，你怎么也不来?”“调我什么呀?”“调你到报社工作呀。” 我说：“就是不在农村了，上你《安徽日报》来?”他们说：“是啊。”我说：“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去问县委，据我们所知，省委是同意的。”我又跑到县里去，找到县委书记说：“是不是省里调我到《安徽日报》去工作?”他说：“是啊，调令在我这儿八个月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啊?”他跟我商量：“他们能叫你干，你到我县里来干就是了。”我那时候还是农民嘛。这个时候我就有感觉了，调我到省里工作我为什么不去呢?我的初衷就是可以干这个也可以干那个。当初我愿意到农村去，现在调我到省报工作我也愿意去。结婚要怀孕啊，我一想，那孩子将来到报社不也很好吗?这时思想开始复杂一点了。县委书记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就说：“你是不是反对?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走了，非把我留在这干吗?”他只好说：“好好好，那你走吧。”放我走的时候，我已怀上小孩了。报社的人开玩笑说，来了一个半。

这个世界上就是故事多，后来，我们的孩子就报考了新闻系，毕业后进报社当了记者。

在阜南县讲授农业区划业务知识

我到《安徽日报》三年，是理论部的编辑记者，也是报社党委委员。1973年重组团省委时，我调任团省委副书记。在报社和团省委，又是一干八年。这八年中，我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也有“走麦城”的经历，故事不少，不过今天就不跟你讲了，一来太啰唆，二来，故事都让你表完了，我自己就没了，我还要留一点儿等退休以后自己来做这个活儿呢。

在山区调查农业资源(1985年)

1978年，省委安排我们几个到基层任职，为照顾我，让我去省里的一个大厂，在合肥市。我心里掂量掂量， 还是打了报告，要求去农村，毕竟，那是我熟悉的地方。省委分管书记赵守一批示、赞成、支持。1978年9月底，我离开省城，去芜湖地委和当涂县委报到，岗位是县委副书记。那年我35岁。过了国庆节，县委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为期三个月。我在的那个班，多为县委书记。大家主学哲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每天听听议议，读读写写，早出操，晚娱乐，倒也自在。

12月的一个清晨，我吸着冬日的寒气绕着操场跑步，听到大喇叭里播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心想，这下学习要换新内容了，但是还没意识到，今后我将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县委书记一样，面临着建国以来历任县委书记所没经历过的工作环境。党校当晚就熄不了灯了。大家拿着报纸，凭着直觉激动起来，东一摊西一圈地自发讨论：“经济为全党中心，那阶级斗争算第几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不就穷的穷、富的富吗?”有的人在经过一夜“理性”思考后，第二天深沉地问：“今后集中抓经济工作，究竟是厂长大还是书记大?”“党员能不能先富起来?这算带头转移重点的好同志还是私心太重?”哈，讨论时间不够用了！饭桌上、宿舍里、走廊外甚至厕所里一片争辩声、宣告声、疑问声和开心的哄笑声。尽管大家一时还消化不透三中全会公报，但全体学员对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群情欢腾，完全接受，都认为：人折腾人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第二年麦收后，当涂县委的难题就开始了。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搞大包干的风声悄悄地、但是飞快地传遍农户：“听说省里不反对......“——县委很清楚，安徽有几个县已经“放”掉了。省委的态度是坚持“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允许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体制。问题在于当涂怎么办?当时，县委一班人总的不想放，因为1978年，当涂工农业总产值近三个亿，其中县级工业一亿，全省第一，就是在全国，也小有名气，正要往新目标冲呢，这集体一散伙，还搞什么?据说江苏华西就是因为集体的底子厚，散不了。可是，这风起云涌的大包干勾住了农民的心，当涂又不如华西，我们顶得住吗?再说，我们县委不想放手大包干，究竟算是马列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还是“当涂特殊论”在作怪?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秋天，县委书记让我回合肥时找省委书记聊聊，他说：“你是女同志，年轻人，好说一些，问个底吧。”我找到了省委顾卓新书记，他是个坚毅爽快的北方人，不假思索地给我交了底：“当涂可以再看一看。如果你们集体生产搞得下去，省委不会说你们‘左'。如果你们都搞了大包干，也不会说你们放弃集体经济成果。要看多数老百姓的意向，看实践效果。”这番话，暖得我感到坐着的板凳都快化开了。这一刻，我这个年龄虽不大，却已领受过“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各样批判的干部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解放的感觉!回到县里一传达，大家也都感到轻松，都说：省委不给我们扣帽子，我们互相之间也别扣，边干边研究。

1979年冬，每年例行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召开了。大会上，县委的意见不太明朗，仍倾向维护集体生产方式。讨论时，社队干部吵了个一塌糊涂。有的为县委不明确而发火发急，有的为集体积累将付诸东流痛心疾首。有的问：“包产到户了，队里的公用仓库怎么办?拖拉机分给谁?”有的说：“你操什么心?只要同意大包干，我就有办法分!”有的骂：“你小子吃现成饭不知创业难!”有的笑：你老家伙死脑子一条道走不到头!”嘿，炸锅了!当然，也有人盘着腿抽闷烟，有人干脆开溜。这会差点儿开不下去了。

县委决定，一边组织春耕生产，一边深入调查研究。1980年开春时，局势更加明朗。无论圩里还是岗上，许多农民不出工了，他们背靠山墙晒太阳，软抗。社队干部说话已不灵，县化肥厂的化肥也难卖动，农民很清楚，全省多数农村实行了大包干，他们也要走这条路。县委一看，耽误生产啦，不行!立即放了个“响爆竹”：各社各队都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决定生产形式，但不能一窝蜂吃光用光分光。

像雪崩一样，不少社队20年一贯制的集体出工一夜之间就取消了；像春笋一样，许许多多的新形式新办法一夜之间就生长出来了。本来最伤神的问题是好地孬地分不均，农民弄了个最简单公平的办法—抓阄；本来最担心的是防汛大堤没人修，农民自定新政策有人出人，没人花钱雇人；本来抓“双抢”要费劲开誓师大会，层层动员，这年夏收夏种时节，当干部的、做工人的、捧书本的，都早早赶回家“支农”了。

当然，集体经济的坛坛罐罐也被打碎了一些，有的孤寡老人一时没人照应；县财政花几百万元进口的插秧机只能先靠边，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那些产品好、管理好、有市场的社队企业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后来发展成上规模的乡镇企业。毕竟，农民是识货的。这一年，农业总产值仍有上升。

1981年，当涂全县平稳地实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大概是最后一批吧。就这样，这一混合着怀疑与希望，交织着激情与欢乐，追求着发展和解放的农村改革第一乐章告一段落。也许，在今天看来，当时我们这些“县太爷” 们未免可笑还有点儿蠢，可是，处于农村改革第一冲击波旋涡之中的我，至今想起这一段来，仍然回味无穷。

在当涂县委工作的三年，是我又一段终身难忘的时光，除了经受农村经济转型的急风暴雨，还经受了抗洪抢险的狂风巨浪。但是三年以后，是我主动要求离开当涂的，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要求离开基层工作，为什么呢?为了要上大学。

我觉得在农村学习是我们的好时光，一个人一天不看书很难过，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哪怕再晚回家，也要靠在床上看一会儿书，这一天才算完了，要不这一天就有事还没干，哪怕少看一点儿。那时候，体力劳动强度大，又远离城市的文化生活，精神的东西特别需要。我们这些人是过惯了文化生活的人，所以下乡时我把家里所有的书大概装了16箱，全部挑下去了，把两个书橱也搬下去了。农民们一看书橱说：“这都是地主家的东西， 你们家在上海肯定成分高。”我每天晚上看书，我的老师和同学特别好，什么《新华活页文选》啦，中外名著啦，不断地给我寄。我不断地看，他们就不断地寄。有时候我还写一些小散文、小型文艺节目。当然，特别累的时候，一回来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就不行了。直到现在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喜欢听下雨声。因为在农村，下雨的时候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去干活，雨天其实是很安静的，就在家里翻书，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这种学习我觉得不够，还需要系统学习。1965年到省城开代表会，了解到合肥师范大学中文系招函授生，我就去考了。因为我中文底子比较好，通过考试是比较容易的。学院把教材寄到我的家里来，我做了作业寄回去，老师批改后再寄回来。老师批得很认真，本期题目做得不理想他在后面批上，做得好的他也勾上，就这样到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 一闹起来就不行了，大学梦想又破灭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校说我已经学了一年了，半途而废不是我的原因，可以算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不要，因为这学历名不副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说是某某大学毕业的。

到当涂县委当副书记那段时间我没有上大学，也没有听课，但是那时候我跑到党校去给干部们讲课。我说我来试一试，讲历史呀，讲管理呀......要讲，得自己先学，先搜集资料。讲计划生育课要讲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我就猛翻书，把来龙去脉查一查，讲清楚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喜欢把各种现成的材料整合起来，作为我的课来说一说。在县委，我还分管教育、科委，中学上理化课我也要去听，老师说你来吧。我去听他的课，听完之后就跟他讨论，我是个学生嘛，我就说，你讲的什么地方很透，什么地方学生的思维没跟上，希望怎么讲。老师说，你不像个听课的县委书记，倒像个化学老师，还跟我讨论这?

在当涂县接待作曲家瞿希贤(1980年)

我上高中时，老师经常强调：你能听懂我的课，做我的作业，不是好学生；你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才是好学生。我们那些老师到底是华东师大教育出来的，水平都很高。我那时的学习就是有点儿不服气，“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我很欣赏焦裕禄讲过的这句话，就是要自己学，要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我通过思考写出的东西，绝对不抄别人一句话，一定是我自己的话。 就是现在工作中给大家讲话，我也不念文件套条文，我要说我自己的话。青年时代接受的良好教育使我要求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浓厚兴趣。我是学习的最大受益者，学习使我的思想年轻。

后来机遇就来了。1978—1981年，我在安徽当涂县工作了三年，那时候在职干部也可以考大学了，但是在县里不行，省城行。我第一次向组织上要求离开基层工作，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为了要上大学。我跟省里说，有一句话在县里不敢讲，不敢讲想学习。县里会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说我没有啊，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啊，他当兵在省军区，我在县里带着孩子、老母亲，三年了，能不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呀?省委书记张劲夫很支持。当时比较年轻的县委书记特别是女的也不多，要离开也不容易。我当时38岁了，又是女同志。我提出这个要求后，劲夫书记拿到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了。

回到合肥后我就准备考大学，那个时候真是想上大学，这等于是第三次高考了。省里分管领导不同意我脱产上农学院农经系，只让我业余学习，我就报了安徽省直机关业余大学，1982、1983年，成人大学必须得参加统一考试。这可是个大关。不过，我下乡离开上海时就把课本随身带着，以后走到哪儿搬到哪儿，一直没扔。虽然用不着，我就是喜欢它，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看着它高兴啊!所以1981年回来、1982年准备考的时候，手头就有书。虽说过去了20年，基本定理、基本公式也没多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中是个空白嘛。考试内容和普通高校差不多，数学、语文、地理、历史、生物、政治都考，还考了一门逻辑。复习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是一种享受啊。心里说，看到那些“老朋友”还能认识吗，那些公式、习题什么的?我年轻时数学学得不太好，现在看起来怎么那么明白啊。复习功课时，我也感到初中高中底子打得好，这确实对一个人很重要。考了七门，每门平均80分以上。1982年，39岁的时候，我终于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学生，1987年毕业。这时候我特别想做学生，你知道离开课堂时间久了以后，再回去做学生的感觉特别好，真是如饥似渴，老是想着学的那些东西，听课特别带劲儿。出差啊，开会啊，耽误几天，回来一使劲儿就补上了。老师爱惜我，愿意给我开小灶补课。同班的同学，包括我原来在团省委的干事，现在跟我是同学了，坐在一个课堂里，他们还招呼我呢：“你有什么心得可想着我们一点儿啊。”考试的时候非要跟我一块儿复习，知道我能抓住重点。所以毕业的时候，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这时候得了好成绩，跟小时候得好成绩的感觉不一样，感到特别甜美，我又回到一个系统学习知识的时代。我从当涂县出来以后，组织上先后安排了两个岗位，都是新开辟的岗位，一个是农业区划，做资源普查和区域规划，在全省做大量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各类农业资源调查，然后把它综合起来，考虑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开发。那段时间，我的农业科学知识、综合分析能力、布局的概念、发挥地区优势的概念有了很大提高。还摸索了一套课题及项目的管理办法，大家在一起干得很有劲，包括原农业部长何康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都很关心和称赞。

做了大概五年吧，1986年，省计委把我调去搞以数学模型为主要手段的经济预测。以后又把计算机中心和经济预测中心合并为安徽省信息中心。计委主任、副主任把我找去了，他们说：你这人爱学习，接受新东西快，我们给你换个岗位。我说：你能不能先说说预测中心的工作面、研究对象是什么?什么叫经济信息预测，这是干什么的呀?两位领导说：“老实告诉你，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就因为你愿意学习，你去搞清楚了再来告诉我们。”今年春节回去，我去看老领导，我说：你们把一个没摸过计算机的人派去搞这个，你们当时怎么跟我交代任务的，你们还记得吧?你们还说“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他们一听都笑了。

在日本研修信息系统建设(1990年)

那个工作对我是很强的挑战。以往做农业区划，我还不太陌生，毕竟在农村干过几年，经济预测信息中心可是完全陌生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到1988年，信息中心还是顺利组建起来了。那个挑战我觉得刺激，我这个人喜欢挑战。

1990年，我参加第三批全国赴日研修团，到日本参加了一个多月的信息系统管理干部研修。天天听课，讲世界上关于这一行的理念和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开始正课在东京上，后来到大阪考察，把日本的几大公司日立呀、三菱呀全部都考察一遍。当时我就想，你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有时候也要问老师刁一点的问题。最后，由我写一个本团的研修结业小结，因为是结合中国实际写的，日本人也似懂非懂。

全国第三批研修团，有包括中央部委来的学员共二十多人，我是团长。他们开始都挺奇怪，怎么弄了个“土”安徽人来当我们团长?结果，我叫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听我的，那我就最得意了，这也是一次挑战吧。那是信息系统“六四”以后第一次组织大团出去研修，用的是日本的基金。日本人当时的心态也有些微妙，有点儿傲，我们这个团团结得很好，学习得很好，把我们中国人的很多优点展示给日本人看。最后，那些日本人都喜欢上我们这个集体了，围着我们团团转。以后他们每次到中国来，都要来看我。几年后我迁移到上海了，他们还要“把张团长找来”。在东京学习之余，我们搞文化交流，写毛笔字，我说，我算一个。我们也就是老高中的底子，写毛笔字比起现在的大学生要好，比起老人要差一点儿。日本人都傻眼了，他们见了老师毕恭毕敬。我们这个团很活跃，卡拉OK不是日本发明的吗?我们唱得比他们好，唱了一个又一个。比唱歌他们也傻眼了最后晚上也不回家了，陪着我们。日本人对我们非常佩服，很喜欢我们的氛围。

1970年以来，我经历过十三四个岗位，行业跨度大，客观工作逼着我学习，学习伴随着工作每天迎面而来，推动我们跟着时代走。我总觉得我还是个知青，因为有知识，所以总年青，因为年青，所以总想学。现在学习有困难了，因为得了比较重的颈椎病，看文字的东西时间不能长，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学。这个时代发展变化太快，我不想被时代甩远，许多高精尖的东西我已经学不了了，但总可以尽自己的可能多学一点儿，千万不能让脑子老掉了。

1992年，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到了上海。她应该算是上海知青子女，但一直没有回上海，在安徽跟着我们也很好嘛，她考大学上的是军队院校，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时她到上海实习，留在上海工作了。我就想了：女儿在上海，我和丈夫一个在合肥一个老在军队里移来动去，一家分三个地方，我和丈夫都50岁了，这不是个长久办法。我对丈夫说：“咱们俩商量一下，是不是转业?如果继续留在部队，五十二三岁就该把你养起来了。你50岁转到地方还能找工作，过了50岁哪儿也不接收了。”他就提出来转业，他是从上海当兵的，转业转回上海，我就成了随军家属。

回来以后，广电局要干部，领导说，你们两个都合适，但只能来一个。我说，他去，当兵的先到位吧。我的档案可以送出去，对方可以选，我也可以选。结果三个单位约我谈，都看我的经历丰富，我还得过好几个科 技奖，有安徽科技成果奖、论文奖，农业的有，信息的也有。工作单位嘛，有的是“清水衙门”，有的很有腐败条件，比如省计委商贸处，反正，角色繁多。 

但是我很喜欢选择。我绝对没有这个心态，说我在安徽怎么怎么的，要组织上给我分配什么工作。我愿意把档案拿出来，互相挑选。我喜欢挑战，我喜欢选择。很多人都误解我们，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党的驯服工具啊，是老古板啊，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受过的那些教育，让我们成为很鲜活的一个人。因为华亭旅游集团先通知我去谈话，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党委书记和人事处长让我自我介绍，我有这种意识，说了我很多优点、优势。在我们这种年龄，一般是很客气的，我没故作谦虚，我就说我做过什么，写过什么，评过什么。我大学一毕业就破格评了高级经济师，论文拿出来一大摞。他们说：“够了，够了，太多了，用不着再介绍了。我们都知道你在省里结合实践工作出过有分量的东西。”然后，那位党委书记说：“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缺点啊。”我说我的缺点是改不掉的，如果这个班子团结，我是越干越有劲；只要这个班子有问题，我就想逃，我就赶快走。人的矛盾我受不了，我绝对是很难受很痛苦，党内矛盾我不行。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看到这个我让，我逃。他们笑了，就说：这样吧，我们开党委会研究一下再通知你。我的档案去了一个星期，他们跟我谈话，谈话后一个星期，他们说：“赶快来，一个条件，不要等了，你先来上班，关系慢慢转。”有人很奇怪：怎么没转关系就来上班?我无所谓，先上班有什么的?这边不给工资那边给，我来看看适应适应。所以，这次改行转轨是很愉快的。

旅游管理工作，从1993年到1995年，这工作很有意思、很有劲儿的。我做宣传，做企业形象，把上海搞旅游的新闻记者都联系上了。没想到后来我到报社，这些旅游记者变成我的同事了。我说，我那时候给你们“行贿”，请你们吃饭，让你们帮我们写稿子，现在我要求你们不要接受人家的礼金，我的屁股转过来啦。他们都笑。我的朋友们说，这饭不是好吃的。我说，有什么不好吃的?那时候请你们吃饭，也没请你们办坏事，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不收钱就行。

怎么又到报社去的?那是市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在搞干部交流时推荐的。市委宣传系统也搞跨行业交流。从高校进机关，从经济领域进机关。一翻我的档案，有《安徽日报》这个经历。1991年我在计划委员会时还创办过《市场报》，不要让人家认为计委就是只搞指令性计划的嘛，计委是引导大家走市场经济的，省计委主任很支持，说：“好!”我成了第一任社长。经市委组织部提名推荐，上海市委研究后，1995年8月就将我从华亭集团调到《新民晚报》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这对我又是一次挑战，因为《新民晚报》有七十多年历史，藏龙卧虎，社会影响很大。而我在安徽呆了31年，回沪不久，能不能站住脚?加之，当纪委书记也是头一回，能不能把握得住?第一天到报社，有人听说来的是个老知青，就说“来了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可是时间不长，他们认为我是那个可以在一块儿玩儿的老张。

1998年7月，上海市把《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组合成一个报业集团，我任集团纪委书记，一直工作到现在。2003年7月，我就60岁了，可以回家了。我很期望这一天，因为我本性比较散漫，虽然在认认真真坐班，但心里是很讨厌坐班的，现在的“规定动作”做完后，我终于可以“自选动作”了，干我喜欢的事。

研究报业大楼的装修

从2000年开始到2001年、2002年，我两次要求退休。我说：中央规定，女同志处级以上，如果身体健康、工作需要、本人自愿，可以干到60岁，没讲一定要干到60岁。我现在下来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我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让年轻人充分利用这个位置。第二，工作起来也力不从心了，这包括身体条件、知识结构。现在报纸上的生化、证券、计算机、汽车信息，自己看不懂的多，感到不带劲儿了。自己下属办的报纸登的东西，自己都看不懂了，说明已不能适应这种大的报业集团领导层。第三，我可能还有其他优势，是在这个岗位上不能发挥的。我退下去，有利于干部的年轻化，有利于发挥我的其他才能。我绝不是意志衰退，也不是装腔作势。现在叫我回家我永不埋怨你们，我不后悔，这行了吧?”领导说得也很有意思：“你愿意，你想得通，社会上会怎么看?怎么别人都是到60岁，为什么你女同志不到60岁就下?他们会认为我们对你怎么样了，对我们有看法。你算了吧，你能干多少干多少，也没压你嘛。”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有压力，因为我干一件事情，总愿意尽自己能力发挥到极致。当上级决定由我负责修建现在的这幢48层的报业大厦后，我到北京跑了一圈， 把政协大楼看了，把新外交部看了。去了深圳考察，又把过去跑各个国家时自己因喜爱而搜集的建筑美术、装潢的资料拿来反复琢磨。我拼了很多力气，然后装建成了一座大家都认为还可以的大楼。世界上二十几个国家搞新闻的都到这儿来过，包括默多克新闻集团和美国的几家大报团，来了以后，他们都赞赏我们的报业和这幢报业大厦。我说这个，并不是说我会建楼，因为比我们这幢大厦好的多得是，我想说，我要干就要干到一定的份儿上，没能力做到很高的水平，自己心里不舒服，就不如不做。我应付现在的工作，谁都会说我应付得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要再上台阶也难了，做纪检工作也得掌握新知识。说实在话，如果要我现在学现代财务，要我学金融什么的，我对它一点儿也不懂，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我想，人有追求才有生活质量，哪怕我回家也没关系的，退休以后也可以有力所能及的追求，但是不要再去做那些自己确实难以做到的事情。退休了也可以是新的开始，当然现在还没退休，我还是咬着牙吧，完成岗位职责。

坦白地说，知识青年当中我是比较幸运的，虽然经受了很多磨难和坎坷(许多“走麦城”的事还没说)，但今天有较好的境遇。人的道路与客观大环境和自身的德、才及机遇有关系，许多老知青，他们自身的条件比我好，但没有机遇。客观是埋怨不上的，客观是一种必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原本是健康的、自然的，一大批文武兼备的新人可以成长起来。但这个“如果”是不存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是有其历史必然的。也许中国的改革早一点儿快一点儿，更多的同龄人就能在中青年时期发挥出人生的价值，但是这个“也许”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渐进，急性子的人要想明白一点儿，都急性子是要翻船的!渐进比激进好，渐进呢看来慢一点儿，实际是顺一点儿地往上走。何况现在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发展得也不算慢。所以，有时候要离开自己的心情，离开所属的这个圈子看一看。当然，世界上没有急性子也不行。

我不是“老三届”，我是“文化大革命” 前的知青，“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数量不多，有思想基础。八年当农民和那以后的奋斗，满足了我对生活释放自己能量的追求，我要让我自己干得过瘾，干到超载”。当然，现在也得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了。

但是对“老三届”，我感到历史上没有个明确的提法，舆论上也不尽公平，非常希望来一个公平。我认为，对于“老三届”自身一些优秀的东西，社会应该给予明朗的、公开的承认。就像邓小平估价三年自然灾害时城里人下乡那样，他说，中央一声号召，全国3000万人到农村去了。起码说大家爱国，为大局利益做出了行动，为解决国家困难做出了贡献。其实那千千万万人中，也有被动的，也有刑满释放的，也有在城里生活不下去的，但那是另一码事，大部分是响应中央的号召的。“老三届”下去更有所不同。固然有当时“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中国社会问题，要将青年人流引向农村，但“老三届”是满怀一腔热血，要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献身，他们有的步行千里奔农村，有的写血书要求去边疆，去了也都舍下身子为改变当地面貌拼死拼活干，与农民结成友谊，这难道不是现实?这难道都是牺牲品?甚至都是极“左”?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以及后来不得不采取大搞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式，与青年自身的追求是要分开看的，不能因错误的运动而抹杀了青年一代的主流。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他们对农村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前两天还有一个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江西青年对我说：上海青年到江西插队，对我们老家有好处，我的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就是上海知青教的，我们当地的小学老师那时自己都不会。“老三届”知青和“新三届”知青也有所不同。“新三届”年纪小，无可奈何地被动下乡，自身优势少，农民视为负担，社会大环境不好，他们受的伤更多些。我理解“老三届”，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好朋友，有共同语言。有些人讲到“老三届”，或悲悯，或摇摇头说：”‘左'!幼稚!”我听不下去，这些人脱离历史社会，脱离这一代优秀青年的实际，用概念套。我想问一问：现在的“老三届”，不论他是比较顺的还是比较坎坷的，不论他是生活质量不错的还是比较贫困的，不管他在什么岗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一说是插兄插妹就有一种无形的亲热，都有一种不可排解的情结?比如，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落户的青年，回到上海后每年年初四聚会一次，大家自掏钱AA制，一来二百多人，已经坚持了10年，而且每人每次捐30元给蒙城的贫困失学少年念书。是什么将他们长期凝聚在一起?是对火热青春的自豪，是对理想的执著，也是对艰难岁月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亲身感受，是图解不了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经退休了，但仍然还抱着一份社会责任感，仍然关心比他们弱的人，这难道不是最可贵的吗?这不正是少数自翊为高贵的精英所贫缺的吗?总之，我爱我的弟妹“老三届”们，很爱。至于后来知青的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其分水岭，主要在于有没有上大学。上了大学的，正赶上国家知识分子断层，干部断档，他们及时地补进去了。现在党和政府部门中的中高级干部、基层领导，大学、研究院所中，知青出身的很多，还有一大批作家、文化人。而没有条件进大学的，或当时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的，由于文化低、年龄大，又遇上企业转制，生活困难，子女教育、看病吃药都有问题。这种分化，是社会尤其是大转型中的社会必然遇到的问 题，也只有靠整个社会的进步才能逐步改变，也许还要一二代人。所以，往往心情是一回事，规律又是另一回事。

知青标兵张韧(左）杨永青（右）（摄影陈章庆）

你问为什么很长时间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走出光环。“文化大革命”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宣传，一方面为我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也让我套上了“先进典型”、“代表人物”的光环，让我与社会隔了一层，除了农村家门口的乡亲以外，走出去，别人都投以特殊的眼光，我觉得不自在。尤其1970年以后，我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我不希望别人以为我是靠什么什么名分为资本的，而是希望别人承认我是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来胜任各个工作岗位的。我不希望别人是因我的过去而接受我的领导，而是凭我现实的言行真心愿意和我合作。所以，在当涂、在计委、在上海，都曾有作家或记者来联系，说要写一写，我都明确谢绝了。倒不是不珍惜过去，过去的岁月使我锻炼了在社会上自立的能力，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帮可以共患难的朋友，这就足够了。老在那儿翻仓库数元宝也没意思，要用有限的精力干今天，学明天。有的人要写我的今天，那就更不必了，那么一来，不就又像天天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了吗?我特别想以我本来的自然面貌自主自在地生活和工作，何况，新时代里，比我们强，比我们新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回上海后的10年，我接受过两位记者的采访。一次是刚回沪，《文汇报》的陆幸生不知从哪儿听到了，当时我在华亭集团，那天他从老远的浦东骑摩托来。那时，没大桥，没高架路，没陆家嘴的隧道，他到浦西靠西郊的地方找到我家，找了三个多小时，吃了苦，我又听说他是下乡到黑龙江的知青，于心不忍，就把真实思想告诉他，也说了一点儿简况，他很理解我的“走出光环”的想法，他在整篇报道侯隽、董加耕时，只挂上了我的一小段情况，白白让人家说他“上海记者不重视上海知青”，我却很感谢他的知青情谊。再后来，《文汇报》《新民晚报》组成报业集团，我们竟在一个单位了，我们之间不是记者与被报道对象的关系，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知青老友加同事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当过兵的人和下过乡的人之间才有。另一次，是上级领导安排报道一下上海的新文化建筑，其中也包括文汇新民报业大厦一篇，当然我最清楚情况，也没有推辞的必要，反正不是以写个人为主的。

今天倒是不由地给你讲了这么多，这是破例了。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快要退休了，没有“光环”的威胁了。二是你要通过形形色色的知青来反映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群体和社会，我算是品种之一吧，又是口述，比较自然。说不定还能消除一些被别人硬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呢。其实，我们和我们上一代打江山的那辈人一样，有很强的信念和意志，也有很强的个性，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