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典型柴春泽口述：坎坷人生路拳拳赤子心

2002年6月11日，为采访知青史中的名人柴春泽，我专程去了一趟内蒙古赤峰。赤峰是塞外历史名城，以红山文化、辽代文化闻名。正是初夏时节，气候宜人，但城市环境实在不敢恭维，车辆破旧，旅游业落后。一大早，春泽和他的好友边全有来接站。春泽很忙，在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带着10个班。接完站，他又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

“文化大革命” 末期，在赤峰翁牛特旗(当时属辽宁)插队的柴春泽，因写信给为他“走后门”的父亲，表示“思想上的彻底决裂”而名声鹊起。以后，他为当地农村办了许多好事，也在“极左派”领导人的操纵、授意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文化大革命”后因此受到清查，吃了不少苦头。好在赤峰划归内蒙古以后，新的领导对他的处境很关心，给他落实了政策，还保留了党籍。在当年辽宁省最走红的几个知青典型中，他的结局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在经历人生大起大落、饱尝世态炎凉以后，多数知青典型早已心灰意冷，很少跟外界交往，以致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天地里。春泽却不同，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扩大与各地知青的交往，交了许多的朋友。1997年，春泽和他的爱人刘立新创办了一个信息服务小报，上面除了有关知青的内容，还刊载电大、舞蹈和商业的信息，以后改为专门刊登知青信息。小报免费寄给全国各地的知青，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密切了各地知青的联系。我与春泽的相识，就是通过这份小报。

6月12日下午，我请春泽做口述，主要提了几方面问题：在返城问题上与父亲是怎么发生矛盾的，后来又是怎么被上级领导发现的；1976年前后与辽宁知青典型有关的几大事件真相；“文化大革命” 后受审查和解脱的过程；在电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于春泽这些年来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一些报刊已有报道。我最感动的是他说的那句话：“如果说当年对知青犯了错误，现在带的学生，他们的父母许多都是我们这样的知青，现在努力工作，就算是对当年错误的一点补偿吧。”话语不多，当是肺腑之言。

晚上拜访春泽家，房间不大，约六七十平方米，干净整洁。关于春泽的妻子刘立新，过去已有多篇报道。我在采访辽宁知青典型中发现过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刘继业的妻子沈庆林、张铁生的妻子董礼萍，还是春泽的妻子刘立新，都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春泽出狱后曾一度精神不太正常，后来之所以能痊愈，并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一个是立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爱，支持他考取电大，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一个是在关键时刻总是遇到好人，从市里的老领导，一直到单位的同事，对他都很关心。

春泽、立新的女儿已上大连理工学院，正在读新闻专业大专，准备升本科，外语已达到六级。说起女儿，春泽很自豪，他说女儿很聪明，口才好。立新的民族成分是回族，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回族。问为什么?回答说："大民族要照顾少数民族。”

在插过队的翁牛特旗，春泽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年在他领导下试种水稻，是史无前例的一件新鲜事，第一年搞试验，第二年就种了一千七百多亩，第三年扩大到7000亩，直到今天推广到全旗二十多万亩。水稻的种植，给当地的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巨变。

现在，春泽和立新身体都不太好，是当年劳累所致。立新总是鼓励春泽出去跳舞，一则健身，二则消除心里的压抑，春泽也是乐此不疲，自述“一听到音乐，心里的烦恼就无影无踪了”。后来，春泽担任了市里国标交谊舞学会副秘书长。“春泽热衷与异性跳舞，会不会'见异思迁'?”对于我的玩笑话，立新显得底气十足，表示“对他很放心”……

在赤峰的短短两天，我还结识了春泽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边全有。全有兄弟姐妹一共有10个，他老大，家境贫寒，本来应该照顾，但因为出身不好，只好下乡。下乡期间，与春泽在一个知青点，因为表现好，没有受到歧视，还跟春泽结成“铁哥们儿”。后来招工到旗邮电局，每天骑车送信，顺便找了当地一个漂亮姑娘。提起这件事，全有至今还很得意。调回赤峰后，因为经济压力，他很早就办了停薪留职，做起了羊绒生意。开始几年，事业发达，近几年来，却越来越不景气，手头压了四五十万元的羊绒产品，这些产品因设计过时，一时很难找到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吃老本”，但有房有车，衣食无忧，对现状倒还满意。

再一位是“红色资本家”姜宝泰。这“红色资本家”的帽子，还是我给戴的。他当年是大连市的知青典型，主动请缨，带着一拨人到翁旗“战天斗地”。高中就入了党，下放到农村后由大队书记干到公社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辽宁的知青典型顷刻间几乎垮光了，宝泰成了少数仅存的“硕果”。原因是，第一，1978年省里召集知青典型攻击“邓纳吉(按指邓小平)"，他因故没有去；第二，上级组织批老干部、“还乡团”，他因为工作忙，又没去。因为一年里有这两档子阴错阳差的事，粉碎“四人帮”后，记者请他介绍跟“四人帮”对着干的经验，被他一笑了之。

宝泰很有经济头脑，在农村时就组织知青搞副业，挣了不少钱。返城以后从建筑公司的领导岗位上辞职“下海”，逐步发展起自己的建筑、房地产公司，公司里用着不少知青。这些年，一直在给第二故乡做好事，无偿提供农机具。他对“无商不奸”的话颇不以为然，自认“不是奸商是情商”。

在赤峰采访时与原内蒙古、辽宁知青合影(右起依次为：张莉、边全有、刘小萌、柴春泽、姜宝泰)

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到年年评先进的好学生、好干部，再到一个自愿下乡的学生党员、知青的典型，宝泰的人生在旧体制下一直是一帆风顺的。难得的是，到了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他又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在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中，像宝泰这种经历的并不多见。

以下是柴春泽的口述。

在农村时的柴春泽 

我于1952年出生在干部家庭。父亲柴文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武工队连长，解放后在热河省委党校毕业后调赤峰县工业总支工作，公私合营时作为公方代表到赤峰县永和营子煤矿接管煤矿。从小，我们全家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我从小学到中学，转学达13次。

我母亲张瑞兰，比父亲小12岁，解放初期曾在河北省滦平县做共青团工作，后因病退职。父亲工作忙，我们弟兄姐妹五个，母亲为我们操了不少心。

1969年6月我转入赤峰六中，不久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1971年7月1日后，当地开始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辽宁省工宣队进驻昭盟，当时的六中无团组织，红卫兵取代了团组织。学生们长期不能安心学习，我当时渴望学习文化知识，刚入学时，曾利用暑假在教室看书学习。开学后，我就和同班同学到那些长期不到校上课的同学家去，请他们回校，搞好“复课闹革命”。有的班级，把上课老师给气走了。我们除了学校安排的课外，还自己组织学生上课，或到办公室请老师来讲课，学校对我们班反映很好。由于我为“复课闹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班主任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当时学校是按排、连设置)，排就是班，不久重新整顿红卫兵组织，我先后担任了连、营和校红卫兵团长。 

1970年5月，昭乌达盟赤峰市(县级市)红代会成立，我作为赤峰六中的代表，被选调到市红代会任副主任。当时的红代会除组织全市红卫兵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外，有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公、检、法和军管会维持市内交通秩序。

市红代会从各校抽调排以上红卫兵干部300人组成红代会“战备执勤连”，由我兼任连长。因为这项工作，我们经常协助公安、交通部门维持秩序，全市红卫兵都认识我了。1971年中学毕业时，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大家都说“市红代会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就这样，盟市领导找我谈，动员我带头下乡。

其实，我当时并不想下乡，想去当兵。1970年底征兵时，我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了申请。武装部部长康占才兼任市革委会主任，他说：“骨干不能都走”，只批了一个第一副主任阮德明参军。阮德明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军务部兵员处团职干部。第二年，我在全市红卫兵注视下只有带头下乡这条路了。

我是赤峰县干部子女，按规定，赤峰县干部子女可以到离家较近的赤峰县下乡，可我所在的学校定点却是翁牛特旗，我只能顾全大局带头下乡到离家较远、风沙大的翁牛特旗玉田皋。

1971年12月，我和赤峰六中六十几名毕业生，参加完盟市县联合召开的欢送下乡大会后，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欢送大会上，我代表下乡知青讲话，时任盟军分区副政委、盟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金元讲话时说：“祝同志们上山下乡一路顺风。” 可我们下乡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玉田皋乡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东南部，老哈河北岸，红山水库下游，全乡人口七千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全部为旱田，以种植玉米为主，平均亩产不足百斤。我下乡的玉田皋大队当时有六千二百余亩地，总产56万斤，亩产平均不到91斤，下乡不久，正赶上公社号召“抗灾渡荒学大寨”。

在农村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凉土坑，有时吃的是玉米饭泡盐水，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长不放心，有些知青也动摇了。从1972年秋起，一些知青开始自己联系，转点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一些家长也盼着子女早日回城工作。

今天看起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而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当时想的就是尽量稳住下乡知青，因为当时党和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又在传达中央26号文件，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我就动员知青还是安心在农村。

这年的上半年，赤峰市为动员滞留在城里的知青下乡，通知我回市里帮助做动员工作，安排我去各街道参加会议，用自己下乡的现身说法动员青年下乡。 

与同学们合影

1973年下半年，辽宁省开展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这年的8月末，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盟团委知青办通知我作为知青代表到会发言。我在会上表了决心，提出“扎根农村奋斗60年”。回到知青点后，收到父亲给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还盖着印章，显然信中有密，点内的知青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也许他们知道了信中的内容。打开一看，是父亲决定让我服从他和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同意父亲意见离开农村回城的，如果回城，知青们会怎么看我?于是，我写信拒绝了父亲让我回城的意见。有不少观点都是在盟里开会发言时讲过的。9月2日的一个雨休天，我一口气写完了这封信，为使知青点同学相信我扎根农村决心是真的，又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公布了和父亲的通信。

知青们都惊呆了，女知青刘英说：“柴春泽是不是疯了?”会上，我说，这封信我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同志去邮局发。会后，刘立新就照办了。不久，辽宁省知青办派人来昭盟调查知青工作，从筹备全盟知青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省知青办的人说：“柴春泽是不是昭盟的吴献忠啊!”

1974年冬柴春泽父子摄于知青点

11月，旗盟都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我大会发言时，建议我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我那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给别人的信都抄在日记本上。在会上发言时，我就全文念了父亲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反响很大。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一些代表要求印发我和父亲的通信。《辽宁日报》驻赤峰记者站记者陈连仲、金敬芝写了内参，新华社也写了内参，内参一发，辽宁省委领导就知道了。但这些情况我并不清楚。《昭乌达报》很快发了《中共昭乌达盟委通知》，通知号召学习我给父亲的回信。《辽宁日报》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通栏标题，刊发了我和父亲的通信。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对我给父亲的复信做了全面报道。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本地区和辽宁省各地，还有外省一些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来玉田皋青年点参观。为搞好接待，公社向盟旗打报告，建立了公社接待站，接待站内设招待所。我除在本地做报告外，还应邀到北京、天津等地做报告。北京团市委、知青办，天津工、青、妇组织和知青办都先后召开大型报告会，请我去讲。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友好条约，中国也积极对日本展开外交活动，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向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表示，日本更愿与中国友好，希望中国派青年代表团赴日访问，以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指示，由中联部负责组织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中联部决定由当时设在中联部的工、青、妇组负责拟名单组团，代表团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辽宁省代表是我和时任辽宁团省委书记的魏礼玲，我是作为知青代表参加的。我们团的团长是广东省团委书记梁秀珍，副团长是云南省团委书记金桂仙。同年3月，对日本进行了20天访问，先后去了东京、京都、高智、高松、奈良、高智、青年岗、山梨等地。

山梨县组织了300人的报告会，安排我讲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当我讲到拒绝父亲让我回城一事时，日本的青年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响。后来知道，在日本，儿子拒绝父亲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事。会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秘程志迈对我说：“柴春泽，你讲了那么多，日本报纸只报道了你一句话，中国知青柴春泽先生讲以农业为基础，日本青年对此有同感。”

日本青年在恳谈会上也向我们提问题，他们问：中国知青是否都是自愿下乡，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压着你们，不去不行?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我就回答：“不是，没有什么力量压着，中国知青都是自愿上山下乡。”因为有纪律，在国外，不允许讲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话。日本青年问我，人民公社的劳动日值多少钱?我回答说：“两元。”其实不是，而是不足五毛。

出国前，在中联部对我们进行了近二十天的封闭式培训。特别强调纪律，其中讲到朱克家1974年访日时，对日本青年说：“中国知青也有私心。”结果日本报纸纷纷转载，说“朱克家承认中国知青有私心。”这事在当时成了不得了的大事，让我们吸取教训。

日本青年问我：“柴先生，你看这里风景如何?”我不敢说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只好说：“这里的风景是好，但是有雾，我们那里的风景好，没有雾。” 以此表示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

1975年4月访问日本时摄于静冈县

我问日本一女青年在什么单位上班，她说在她父亲工厂里当工人。问她工资多少，说和其他职工一样。我当时就不理解了，父亲是大资本家，亲女儿怎么可能在他自己的企业里当工人呢?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参观大型工厂时，看到穿西服的人接待我们，我心里就想，日本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穿着破衣服，外宾来了一定不让见，统统被赶走了，于是悄悄地问大使馆的人员。使馆的人说：“这里不是你想的那样，这里是日本的现代化工厂。在我国几千人的工厂，这里只需几十个人，全是自动化控制，这些人就是工人。这番话，让我暗自吃了一惊。

日本青年问：“柴先生，你看这工厂怎么样?”我只是说：“日本工人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日本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就是不敢说日本科技进步，更不敢说好。日方通过播放录像片，组织实地考察，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先进设备，我们是不懂也装懂，假装满不在乎，似乎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都有，有的比你们还好，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

再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当时“左”到什么程度。

访日回国后，地方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让我先给盟委常委们介绍访日情况，然后，再开盟直机关干部大会，常委们事先规定了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那天，盟委组织部等部门的领导特意到车站接我。到宾馆后，我取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茶叶，一边给他们沏茶，一边说：“请用茶，这虽然是日本产的，但它是日本农民种的。”事隔10年后，市里研究我调电大工作时，一个当事人在说起我因受影响而说错话、办错事时，特别引用了他亲耳听到的我说的这句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下乡时，我曾做过农村基层领导工作，最初是当知青点负责人，这就需要团结大多数。我在农村工作中，比较注意团结当时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我在实践中感到，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大都智商高、聪明、懂管理、会经营。

边全有和我一起下乡，曾一度因家庭出身不好，有包袱。但他会木工活，又会修鞋，我就让他当了“五七维修组组长”；搞科学种田，派他出去开会、学习，他十分感动。几十年后在知青返乡大会发言中他还说：“我出身不好，但春泽在青年点没有歧视我.....

聪明而又足智多谋的王钟，出身富农，开始也有包袱，但他和我是知心朋友。开始，王钟任大队民兵连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知青共大校长，返城后先后任市区书店经理、书记，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处长，现在是报业中心主任。

曾经有人说我是口头革命派，即文章中写抓走资派，但在本地不抓。为什么?我在农村工作实践中想到，要想搞好一个地方的生产，光靠知青不行，必须调动本地干部、群众。辽宁省搞知青“挑重担”，即选派大批知青到生产队当队长，一些干得出色的知青都注意调动本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我这里要改种稻田，要动员群众搞农田建设，如果头天晚上定准谁是走资派揪出来，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人不出工。因为农村宗族观念强，谁家的二大爷被撤职了，被批斗了，他的同姓亲属就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了。因此，清查“四人帮”时，专案组同志总问我：“你在文章中总讲抓‘走资派'，为什么不见你在本队抓走资派?”我说，我觉得农村干部没啥问题，有人无非好吃请、喝点儿酒，“酒盅一摸什么都说，饭碗一端政策放宽”。批评一下算了，不能当“走资派”打。因此，我与农村干部关系处得一直不错。我那里也搞知青“挑重担”，有沈阳、上海、辽宁、抚顺下乡知青派到生产队当副队长，一把手都是本地干部，知青当队长只抓学习理论，这样不至于耽误生产。

在由知青组成的青年队，我建立了一所“农民业余理论学校”，把知青派到各生产队，再从各生产队选派农村青年到青年点，业余理论学校除了学理论，还让他们学文化，抚顺知青王维仁曾担任过文化课教员。

1975年末，盟委、旗委决定在我们公社办知青“共大”，计划把各地知青点点长选送来学习培养，回去带好知青。可各地选送时，不仅送骨干，为甩包袱，把一些纪律散漫的青年也送来了，增加了“共大”的负担。

早在1974年，昭乌达盟军分区就授予我们知青点为持枪民兵排。当时每人都有枪，还带有刺刀，有的知青手里还有打靶时剩余的子弹，但从未出过事，知青打架动手不动刀枪。现在想起来也后怕，那出事可就不得了。

粉碎“四人帮”后，调查时说我们发枪，要重上井冈山，不仅如此，还与上海民兵发枪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事实。毛主席逝世后，上面通知一级战备，我们本身是持枪民兵排，有站岗任务，不能乱联系。

在农村下乡的日子里，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问心无愧。

1972年秋季的一天，我顶着漫天风沙跑到公社，提出要见公社领导。我当时只是知青点负责人，公社领导从旗里开会回来听说我找他，以为知青点又出了什么问题，派公安助理向我了解情况。我说不是有什么“案件”，我想找公社领导提建议：这里风沙太大，应大搞植树造林；这里土地不平、渠林不整，应重新规划......公安助理关心的是治安，一听没有案件松了一口气，回去告诉领导说没什么大事，柴春泽想提建议。公社领导当时最担心的也是怕知青点出事，知道未发生迫害女知青的案件，也就放心了。至于重新规划农田，显然还未列入日程。再者，我一个小小的普通知青提这么大的建议，也很难引起重视。

1973年6月24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找到新调到玉田皋公社担任党委书记的黄珍，向他汇报了重新规划玉田皋渠、林路，平整土地并试种水田的想法，得到黄珍和旗、盟、省领导的支持。黄珍是个实干家，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到公社不久，就深入大队实地考察，还特地深入到各知青点调查。当地群众说“新来的书记有两下子，踢蹬开了”他多次鼓励我学点政治经济学，安心农村工作。1974年下半年，我们曾多次研究怎样改变玉田皋。他多次对我说：“你可是知青典型，全国都看着呢!要朝思暮想，这个地方怎能变?”

这年9月，上级号召组织大会战，我当时已担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黄珍主持的党委会上决定：从玉田皋实际出发，集中力量，重新规划玉田皋的渠、林路，党委会上还通过了试种水稻的建议。决定在我所在的玉田皋大队的一队划出一块地搞实验，群众不同意也要把工作做通。结果会议订了250亩，最后落实下来只有50亩。

10月5日至10月28日，利用14天时间集中全大队和下府孤山子等兄弟大队的部分人员搞大会战。从玉田皋大队入手，除掉旧的不合格的林带四条，总长5700米；平掉旧渠四条，土方量两万余方；迁坟104个。将全大队5200亩耕地按主带方位角64.15度、副带154.15度规划，建成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的16个正方，10个斜方林网地。新开支渠六条，总长9300米；新开斗渠六条，总长5944米；排碱渠一条，2100米，总计土方量为67365万方。新营造防护林主带六条，长6494米，宽10米，占地五行；副带六条，长9380米，宽8米，占地四行。

重新规划渠、林路，改种水稻，比较难办的有两件事：一是重新规划土地需迁坟。在农村，一说挖祖坟，是会被骂祖宗的，104个坟头的工作难做极了!当时我也挨了骂。如今群众吃上大米，不但他们说好，他们的子孙也说好了，都非常感激。再一个困难就是水。种水田，无水，简直就是空想。

女知青刘立新当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分工在玉田皋大队一队蹲点，因50亩水稻实验田都无水，她和生产队长找我，又找黄书记，最后决定从下府的林场引水，保证水稻实验。

到了秋天，这50亩水稻终于实验成功了，这是玉田皋历史上第一块水田。过去怀疑种水稻的干部、群众服气了，说：“真没想到这里能长大米。”多年躺在炕上的老人让子孙用毛驴车拉着去看水稻，不少人说：“这下玉田皋乡可能要大变化了，它就是一块铁板，也要改变了。”得到群众的认可，阻力减少了，可大面积种水稻，水从何来?玉田皋位于红山水库下游，红山水库于1956年动工修建，1960年9月主坝截流，1965年竣工投入运行。它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发电、养殖，总库容量为25.6亿立方米，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一座水库。在防洪方面，保护着下游600多万亩耕地、十几座城镇、几百万人口和六条铁路干线的安全。玉田皋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在每年春季红山水库向下游开闸放水时，用于一次春浇地。在玉田皋下乡的辽宁“五七战士”[1]徐凤臣，搜集到这样一句民谣：“一条大渠春天乐，夏秋无水干没辙。”

1975年4月，时任辽宁省委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工作的刘盛田和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到翁旗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当时任公社副书记、大队支部书记，汇报工作时向他们和随行的辽宁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翁牛特旗农牧组组长王文早提出，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以解决玉田皋改种水稻的要求。刘盛田说：“没有水，可以在水库捅个窟窿。” 他又问：“公社有什么乡镇企业?”黄书记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广播站。”刘盛田说：“他妈的，广播站算什么乡镇企业!”他对在场的一些领导说：“快想个办法，把他们的乡镇企业弄弄。”我说：“解决水是最主要的。”杨迪参谋长对公社书记黄诊说：“柴春泽在你这里，可不能墙里开花墙外红啊!”黄书记当时似乎很拘束，连声说：“是，是.....“

有一次我去沈阳开会，听说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在软卧车厢，就去见他，谈了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的准备情况和存在的困难，他说：“这个工程，干得过。意思是搞这个工程值得，可以解决玉田皋种水稻的问题。他答应回去催催这件事。

年底，经盟旗有关领导和时任盟农牧组组长才吉尔乎等人的努力，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用于“白玉引水渡槽工程”。1976年10月1日，全长400余米、七个土墩柱五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六个量的空中引水渡槽竣工了，并在第二年的上半年交付使用。26年来，红山水库的水通过这个渡槽源源不断地流过来，保证着玉田皋现在近三万亩水田的用水。

如今登上红山水库的大坝，极目玉田皋大地，眼前是蓝天、碧水、绿荫、沙滩以及水库下游秀丽的塞北江南风光。

回过头来再说说1975年9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及市、地、盟负责人参加，国务院知青办确定了12名知识青年代表上会：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河北程有志、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裕恕，辽宁省是我。其实参加会议的，不仅这12名知青，各省、市、地、县与会领导中也有不少知青，只是把这12人作为知青代表。

 1975年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陈永贵，后排右一为柴春泽)

国务院知青办奚中生同志代表国务院知青办召集这12名知青座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也参加了。我在座谈会上说：“我挖了一捧大寨虎头山上的土，要带回去，让大家看看大寨人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创高产的。”后来，我把虎头山上的这捧土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农村的一对新婚夫妇。

陈永贵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回去后，都搞一个超大寨的点。会后，12名知青和陈永贵、郭凤莲合了影。当会议转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继续召开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联合召开采访座谈会，请与会的知青代表谈体会。邢燕子、朱克家发言后，《人民日报》记者点名让我发言。这时，河北的程有志说：“柴春泽，你那里是不是一年迈了三大步?”他听别人介绍了我们重新规划方田、林网又试种水稻的情况。我在会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越深入，生产领域的变革越显著。邢燕子提议与会全体知青联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表示学大寨的决心。由谁起草呢?大家推举朱克家和我，我对朱克家说，请你执笔，写出后咱俩共同商量。起草信的过程中，朱克家请我到云南代表团驻地他的房间去过两次，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七林旺丹住在一起。

在知青代表会议上的合影 (后排右二为柴春泽)

就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话后，一些省代表说“讲得挺实在”。邓小平同志说“我讲三句话”，他的讲话通篇没稿，会场很静。江青讲话时说代表毛主席，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鼓了掌。邓小平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大声说：“那是个别的。”邓小平说：“个别的也得注意。”我们当时都是从积极方面理解江青插话，认为中央领导之间讲话十分随便。朱克家曾说：“邓副主席讲话有水平，有一次开会，等电梯，见到了邓副主席，没敢和他说话。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了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中央电台也同时广播，各省纷纷转载，宣传声势很大，辽宁省团委、知青办联合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曾绍山等领导都出席会议，我在大会上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后来我们听到传达，邓小平同志在我们的信上批示说：“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主席的批示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我曾为玉田皋变化太慢急得哭过几次。1975年末，我利用开会机会，几次找旗、盟领导，催促尽快上引水工程，想借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东风，加快工程的进程。

1975年末，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华国锋同志做报告，邓小平同志讲话，动员全国普及大寨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回到公社，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认真传达会议精神，按照已有的规划，为改种水田、加快引水工程进程做准备。可是不久，报刊宣传的调子就变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极“左”舆论是极富煽动力的。开始传达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所有的知青典型都面临着一个共同任务：一旦来了新的运动，就被通知去旗、盟、省开会。新闻单位就来要表态稿，不及时表态就是立场问题。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政治上态度不明朗，对知青典型来讲是大是大非问题，谁也不敢有半点消极。

1976年初，辽宁省知青办经盟、旗知青办找到我，要我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说，那样的文章写不好，湖北武汉下乡知青张静的来信，提出了六个问题，特别是对理想、前途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比较重要，正研究这封来信并写回信。

辽宁省不久又传达毛主席对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信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拟宜专题研究开一个会，然后给予解决。” 如何解决知青问题?我不可能知道。

辽宁省领导在一次知青座谈会上讲话说：“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写的信，邓小平的批示是'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而主席的批示则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这明显的就是批邓。”还有人说：“辽宁青年意识形态革命还可以，大有作为还不行，这些都是对着你们这些辽宁知青典型的。因此，需要你们写文章批邓。”这些舆论使我们的思想越来越乱。

1976年4月5日，报上公布了“天安门事件”，说邓小平性质变了。不久，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知我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会上要求知青典型带头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我给张静的信的内容，就由讨论理想、前途问题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闻单位向我要表态稿，我说没时间写，可把给张静的信当做表态稿。这样，我给张静的复信先后刊登在《辽宁日报》、《湖北日报》、《光明日报》上，还有一些省报转载了。[2]

1976年，辽宁省委由李伯秋主持工作，毛远新当时已不在辽宁。我是在1974年初辽宁团省委召开的“学习吴献忠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毛远新的。当时，《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已发表了我给父亲的回信。毛远新、李伯秋在座谈会上讲话时，都赞成我给父亲回信中的观点。李伯秋说：“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一跳，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一跳。”毛远新说：“柴春泽，你现在还没有发言权，在下面干三五年就有发言权了......”我对毛远新的感觉不一般，因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我觉得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的侄子也是幸福的。特别是1975年访日回来后，他让秘书通知我和魏礼玲(时任辽宁团省委书记)，听取汇报后，留我们一起吃饭。我想，60年代，毛主席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是他们的幸福，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起吃饭也是我们的幸福，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吃饭时我曾提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要发生革命变成社会主义，日本资本主义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变不成社会主义?我问了两遍，毛远新说：“这可能与国际环境有关吧。”

 1976年湖北知青张静给柴春泽信的原件

我见毛远新只有这两次，以前只是听过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例如，1972年辽宁省知青讲用会上，他说：“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大自然充满着矛盾，培养自己的子女不适应这个矛盾，就会碰壁。”毛远新不可能个别对我讲什么。听会上的讲话，感到他对毛主席的书学得很好。

1976年6月，辽宁省委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通知我和部分知青代表参加。省委书记李伯秋在会上讲：“这次开会要请知青放炮，要吵一吵。” 当时，一些报刊正在发我给张静的信。会议认为，光有我给张静的信还不行，要有全省知青典型的共同表态，会上确定由刘继业起草一封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后来这封信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信发表前，由刘继业念了一遍，我感到刘继业的写作水平很高，我不如他。我自己写不成那样的信，只能写出给张静复信的观点。

辽宁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决定，各地要仿照省会议的开法，层层召开会议。议题是落实毛主席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搞好知青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昭盟仿照省委的搞法，召开了全盟知青工作会议。会后，我按公社的安排和我们公社书记黄珍带着感谢信和锦旗去辽宁省营口大洼县，感谢大洼县派两名水稻专家帮助我们改种水稻。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春，新任昭乌达盟委书记高学忱(原来在盘锦工作)和副书记许宏文来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说，试种了水稻几千亩，但是没有人懂种水稻，急需技术员。高学忱当即起草了给盘锦大洼县赵玉礼的电报稿，我跑到邮局发出。没过几天，大洼县就选派了农场副厂长常跃宗和生产队长赵甲臣来到玉田皋，他们的到来帮了大忙，我们非常感动，因此，决定亲自登门答谢。

我们途经锦州时，不知什么原因，由锦州知青办的车把我们接到了锦州市革委会招待所。原来盟知青办在我们出发后，给锦州知青办打了电话，大意是柴春泽去大洼县，途经锦州，因为是知青典型，希望给予关照。锦州知青办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后，知青办主任一定要我在锦州知青工作会开幕式上讲话。在当时那种舆论的包围下，我能讲什么呢?只能讲毛主席如何对知青工作做批示，辽宁省以及昭盟如何召开知青工作会议。锦州是全省知青典型的所在地，更应重视知青工作，因为以前吴献忠在省里开会时，曾讲过她在锦州不太受重视，她做报告，市委书记离开会场去休息室听等。因此，我在讲话中就指责锦州市领导不重视知青典型。

锦州知青会开幕后，我就和我们公社的书记黄珍离开锦州，前往大洼县送感谢信。在大洼县开完会，阜新市知青办派人找到我，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知青工作会，因为他们也在传达省知青会的精神。

在阜新，我接到新华社记者苏树翘的电话，他说：“新华社要写纪念‘八一八'[3]的稿子，需要采访辽宁省知青典型。”他找到了张铁生、刘继业，听说我在锦州，就一同赶到锦州找我，没想到扑了空，希望我立即返回锦州。就这样，我又第二次返回锦州。这期间，锦州驻军和锦州工会先后召开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听说我们这些知青典型在锦州，一定要我们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又必须讲话，讲什么?还不是会议那一套。

由于参加锦州知青会的知青与锦州市委领导发生了严重对立，锦州知青会已不可能像辽宁省委知青会那样的开法，我到锦州后听了吴献忠在锦州知青会上哭着发言的录音。因此，在一些会议讲话中继续指责锦州市委不重视知青工作。接着，锦州知青刘香玉等带着吴献忠哭着发言的录音找到辽宁省委。省委书记李伯秋连夜听了吴献忠的讲话录音，并指示说：锦州市委没有认真研究毛主席的批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要做检讨。锦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请在锦州的辽宁知青典型都参加会议，市委书记和几位副书记在会上做了检讨，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紧接着，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立即返回公社。

10月初，我接到盟、旗、知青办通知，要我去铁岭参加辽宁省铁岭农学院毕业典礼，与此同时，我也收到铁岭农学院发来的邀请电报。张铁生就在该校上学，是应届毕业生。有一次在省里开会，我对张铁生说，我们那里改种水稻，缺少专业人才，请他介绍几名懂水稻的大学生。张铁生回校不久就告诉我，只动员到一名学农机的宋慧媛，确定毕业后分到翁旗玉田皋。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既为了接大学生也是为了向校方表示谢意。昭盟党委认为这是件大事，就决定由昭乌达报社王栋同我一起去铁岭。10月6日，我正在玉田皋一队割稻子，接到电话通知后第二天赶到赤峰，8日同王栋乘车赶往铁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我曾整理过一个讲话稿，主要内容是中国和苏联有“七个不同”，因此，中国不会像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逝世后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在铁岭农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批准张铁生等25人大学毕业后当农民。安排我大会发言时，我讲了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铁岭知青办听说我到了铁岭，就派人到铁岭找我，分别去康平县法库、开原等县为知青讲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在开原县，我接到省知青办电话通知，要我立即赶到省里。

10月16日，省知青办主任王海峰和军代表向我和随行的王栋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省委意见，要求我作为知青典型，做好广大知青转弯子工作。听到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我非常震惊，这种震惊如同1971年听说林彪等驾机外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汗一样。但我是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必须遵守，我当即表示拥护以华国峰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同时表示回去后做好知青们的工作。

1976年10月17日，我参加了昭乌达盟委召开的县处级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会议中，盟知青办召集全盟的知青典型召开座谈会，由我做知青转弯子的工作。我起草了给盟委并转辽宁省委的决心书，内容是“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署名有柴春泽、王冬梅、王银刚、汤永东、张洁、姜宝泰、王东升、梁晓宾、毛德宝、朱义国、曲广荣、朴春香等。

12月4日，中共翁牛特旗委派人向我宣布，开始给我办学习班。吃、住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允许和外界联系来往；不准告诉外界办班地点；如果有知青对给我办班不理解闹事，我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做好知青工作。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每天写交待材料说清楚。一些过去的“功绩”转眼间变成了吓人的“罪名”；一些过去心目中党的化身的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野心家”；一些和自己交往较多的知青和各界朋友都成了“有牵连的人”。我的确有些蒙了，同样一句话从别人口里说出的都算了不什么，而对我来说就得说清楚；同样一件事别人参加了都是受骗上当，而我就成了“主谋”。1977年四五月间，我被拉回玉田皋乡批斗。

代表公社党委发言的恰恰是我后来的爱人刘立新。我们当时的恋爱关系还没有公开，但在一些人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74年底，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内容是动员我不要在农村找对象，他已决定在城里为我找对象......我理解父亲，一直关心着身在乡下的儿子，可我这时已身不由己。在城里找对象，无疑意味着为回城做准备，那样全国知青都会骂我，因为我已说过“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

这时，回族女知青刘立新已向党组织表示决心扎根农村。一个少数民族知青，在生活不方便的情况下表示扎根农村，我很赞成。立新在知青点的表现也很出色。一次，我找不到放牛的，她就自告奋勇，当了十几天“牛信”，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乡镇医院做手术时，硬是在无麻醉药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大队开会研究消灭农田虫害，刚散会她便和一女青年带着农药去灭虫......作为少数民族的她，在农村安家很难找到尊重她生活习惯的汉族，我应当以实际行动帮助她，因此，我就决定选择刘立新。一则证明我的确真心扎根农村，二则与少数

民族结合也是与旧观念决裂。我还建议她把原名刘惠贤改为刘立新。

这次公社批斗会上看到立新代表党委发言，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她没被牵连到不许工作的程度。因为，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有问题的人是不会出面做大会发言的。

1978年4月29日下午，我正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工地劳动，监督我的人到工地找到我：“柴春泽，有外调。” 这是常事，开始我每天关在屋子里写检查，后来被告知可以和林场的工人一起劳动。我很高兴，认为自己的问题可能很快会解决，盼着回玉田皋。这次走到林场大门口，看管我的人说“把铁锨先放在门口吧”，我丝毫没有感觉，进到院里见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周围站满了林场的工人。从这些朝夕相处的工人脸上，我感到似乎要发生什么事。

刚迈进我住的那间屋，一左一右站上来两个便衣，对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专案组的人说：“柴春泽，听着下面宣布对你的处理。”站在我对面的人念起逮捕证......我像是在做梦，不是说只要说清楚就可以解脱吗?!不是说党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青年吗?!“给他铐上!”一个人上来给我戴上手铐。“这是你的行李吗?带上。”我被人架到大卡车上，心想，在电影上看到的监狱不是稻草铺地吗，怎么还带行李?

到了翁旗看守所。一个人坐在那里审问我：“叫什么名?”我突然想起，这不是几个月前我到一个公社做报告，旗里派出的负责安全保卫的那个同志吗?他怎么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只好回答：“柴春泽。”“犯什么罪?”我真不知自己犯的什么罪，如果说是“反革命罪"，我怎么能成为“反革命”呢?他也不再问了。吩咐我把裤带解下，鞋带解下。原来监号内怕自杀，我一一照办。“咣”的一声，我被推进一个监号。一个长条土炕上端坐着八个秃脑袋，脸像白纸。我一眼看到贴在墙上的“看守所人犯守则”：“不许说话，不许喧哗......”我仍像是在做梦。“喂!什么犯呀?”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儿的犯人问我。我不敢说话。“没事，小声说，没关系。”他们见我不说话，互相小声说，“他这样是什么犯呢?黄上衣，蓝裤子，是不是转业军人?转业军人会是什么犯?”“是不是个强奸犯?”我听了大声说：“什么强奸犯!”站岗的战士听到了，来到铁窗前大声说：“柴春泽，不许说话!”

犯人们一听“柴春泽”，立即小声议论开来，“哎呀!我跟柴春泽一起蹲大狱来了。”“咱们这小小刑事案，三年、五年，没大事，他那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心想，啊!人间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静静的夜里，月光穿过铁窗斜射在土炕上……

一天，我被押送到喀喇沁旗批斗。到会场时，武警一人揪着一只耳朵，场内一个女青年见后吓得大声喊“妈呀......”我只觉得昏沉沉的，像是在做梦。

5月，我被押回玉田皋游斗。远远地看见很多乡亲们围在公社院内。走近时，只剩下一些席地而坐的中小学师生们。我是很想见见乡亲们的，可他们怎么都躲远了呢?中午饭是在公社食堂吃的，大米饭炖肉。我带着手铐的双手捧起大米饭时，泪水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年轻的武警大声问：“你哭什么?”回想我们下乡时吃大米饭的情景，公社书记大声宣布，为欢迎知识青年，公社特意从粮站领回大米......而现在的大米，是用我们知青和乡亲们的血汗凝结而成的。

监号里潮湿，管理干部问我的毡子、厚被褥在哪里，我说“在农村时给困难户了......公社领导当即决定，从公社取，多亏了公社领导给了我帮助。

在看守所关押时，我非常羡慕那些同监号犯人出去干零活儿。其中有各种刑事犯，盗窃的、强奸的、诈骗的......出去干零活儿的人，可以多吃一顿饭。监号内春夏秋冬都吃两顿饭，犯人们轮流用手刮粥盆，轮到我时，我就说：“不刮了，下一个刮吧。”犯人们说：“行，不愧是知青典型，在这里还为大家着想......后来，允许我出去干零活儿了。用水泥压瓦时当小工，压瓦需要用旧报纸，我有机会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报上还介绍了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事迹。有的大块儿文章舍不得用，就偷着带回监号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4岁，到1976年，我24岁，这10年里，我们是在批判老干部的舆论包围下长大的。老革命前辈那么多的丰功伟绩，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样我就开始写反思体会，一个月一份，手纸不够就用香皂、牙膏换同监号犯人的手纸，没有笔就用铅制的牙膏皮。

后来，我当了监号学习小组长，组织犯人学习。有一个偷骡子的，大家都叫他“骡客”。我问他偷了多少头骡子，他毫不掩盖地说“五十多头”。我问：“为什么偷那么多?”他说：“偷一头犯法，偷两头也犯法，我犯个值得。沈阳去了，天津、北京去了，也玩了。我这事也就判三年。到这里来，还带出个嘴呢!”意思是说，进了监狱，不用吃家里的饭。我做强奸犯的工作，他反倒说：“你柴春泽完蛋，如果是我，像你那样出名，挑好看的，搞他十个八个，进来也值得，人生就这么回事。这下你完了吧!听说一个都没搞过......"耳闻目睹，我才知道，原来一些人是知法犯法，看来真应加强法治。在这里，我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有一点，我自己心里有数，无论何时何地，明知危害社会、违法的，决不能去干。

后来，中央广播电台学习节目播出批判极“左”理论的学习讲座。偏偏是给监号播完新闻联播、关掉广播后才开始学习节目。小小有线喇叭只能传出很小的声音，我就把耳朵贴近小喇叭，坚持听完，收获很大。我在人生路上走了弯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监号里，我又通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马列选集》。这些不仅对我纠正极“左”思想影响很大，而且对我平反后考上广播电视大学帮助很大。

1979年12月13日，我正在监号内学习叶剑英建国30周年的讲话，听到所长喊“012号”，我立即答应：“到。”“搬行李。”不用问，又是调号。为防止闹事，看守所经常互相调号。我问：“去几号?”“搬出去...... 我不禁大吃一惊，“搬出去”就意味着离开监号，还没宣判，怎么直接给弄到劳改队去了?在提审室，昭乌达盟公安局的两人端坐在那里，其中一人念材料。近半个小时，我的脑子乱极了，什么也听不清，只想着会怎样处理我。“依据党的政策撤销案件，对柴春泽予以释放”，这句话我可听清了。“有什么意见吗?”这还能有啥意见，我马上签了字，又像是在做梦一样。公安局的人说：“以后有事，不要再找我们，要去找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一听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组织，说明党还管我。公安局的人又说：“你先不能回家，我们送你到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到。”

中午，在翁牛特旗公安局食堂吃饭。我又习惯地面对着墙去站着。公安局的人说：“快来吃饭。”怎么，我还能和公安局的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半天不敢坐，胡乱吃了几口，就说饱了。

回到赤峰后，到西大桥停车。公安局的人说：“我们送你去家里不方便，你自己回去吧。”从西大桥到家，不足两华里，我停下来四五次，像是在做梦，因为在监号内经常梦着中央来通知说柴春泽是错案，为我平反。现在是真的吗?我去翁旗纪检委，纪检委人说：“你没什么事了，就是开除党籍。”我一听，这是最高处分啊，怎么能说没事?我不能离开党。

我总觉得时时处处有人监视我。回家的第二天，刘立新带着鸡蛋和白面到我家看我。第一句话解释为什么离开农村，接下来就哭了。我心里想：她是党员，现在来看我一定是试探我，是不是真心拥护党中央。我就对她说：你去告诉组织部，我不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一听，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回家跟她母亲商量，要我去她家住(当时我父母去吉林治病，不在家)，她请假在家护理我。我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我相信党，忠于党。”

 给柴春泽落实政策的文件

有一次上街，有人认出我，说：“那是柴春泽。”吓得我跑到公安局，面对墙站着。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但哭不出来，只想笑。这时我想起关押时有人告诉我，如果心里难受，就要哭出来，可千万别笑，一笑出来就完了。我就忍住了笑，过了一会儿，心里好受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心想：跑到公安局来干啥，赶快回家吧。一个人如果20年前因五两大烟得了精神病，20年后他嘴里还会不停地说“五两大烟土”。我那时只会反复念叨：“相信党，忠于党。”

立新非常着急，去问医生。医生说：“不要吃药，给他讲故事，不要老想那事。”她就给我讲一些书上的爱情故事。开始我根本听不进去，后来听进去了。不久我提出：“咱们结婚吧。”她答应了，但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都说：“柴春泽一无党籍，二无工作，今后怎么办?”立新说：“过去他受了刺激，现在刚好些，拒绝他，他精神就崩溃了。我个人的事，我个人定，今后要饭，我给他提篮子. .....”就这样，她背着家人在单位开了介绍信，我到知青办开了介绍信，准备结婚。

结婚前，我就惦记着第二故乡玉田皋。1980年3月8日，我只身回到玉田皋，一住就是八天，乡亲们争着让我去家里吃饭。这月的24日，我和刘立新办理了结婚手续。结婚后才发现，我成了女职工的“家属”。因为立新在辽河工程局有正式工作，我则成了回城待业青年。

我不甘心这样，几次去盟、旗知青办，向领导提出：不能待在家里等，现在乡下还有知青点，我可以回知青点。6月4日，昭乌达盟知青办为我开了介绍信：“翁旗知青办：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下乡知识青年，望安排劳动场所。”我拿到信后非常高兴，因为看到介绍信中称我为“同志”，我是为“同志”两字而高兴。见到熟人就给他们看这封介绍信。看信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好”的，都说：这怎么行?身体不好，再下乡能行吗?后来我发现，朋友们关心的是怎样安排我的工作，才不管称不称“同志”呢。由于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旗里决定我到广德宫窑砖厂青年点。就这样，我于6月15日第二次下乡到了南窑砖厂青年点。

烧砖压瓦真累，特别是砖瓦出窑时，连裤衩都湿透了。但我很高兴，每次出窑还带头进去。7月1日，我提出找砖厂厂长、党小组长凌宝泉同志谈谈。我对他说：“我不能离开党......” 老厂长一听脸转过去，流泪了。事后他说，我以为柴春泽找我请假回家，没想到他谈不能离开党。9月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到翁牛特旗纪检委。纪检委的同志说：“盟、旗正讨论恢复你的党籍，为你做复查结论，你自己要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情况。”很快，旗纪委对我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8月19日，旗知青办在致盟知青办的报告中写到：柴春泽系1971年赤峰市下乡到我旗玉田皋公社的知识青年，至今已有10年时间了。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和内蒙古人民政府[1980]147号文件中旗县不再列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范围的指示，我旗1977年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招完，1972年前的老知青只有柴春泽一个人了。我们的意见是，将柴春泽招工回赤峰市。

招工回赤峰确定了，但到什么单位一时定不下来。1980年6月第二次下乡前，我把立新安排住到她舅舅家的一间防震棚内，以便使已怀孕的妻子有人照顾。其实她是不赞成我第二次下乡的，但她知道我的性格，我认准的事，一般人说服不了我，她怕我精神上再受刺激，就违心地说：“去吧，我支持你，我有工资，可以给你寄钱......” 8月下旬，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我为此急了好多天，立新哭着说：“你要党籍，不要孩子……“

正在商量我招工回赤峰到什么单位时，自治区知青办主任高玺明和杜志毅到昭盟检查知青工作。他们利用休息时间打听到我们的住处，我和立新都不在家。知青办主任用手摸摸炕、摸摸墙，高主任握着立新舅舅的手说：“谢谢你，你替我们做工作了。”我和立新听说自治区知青办主任来家里看，非常感动，跑到宾馆看望他们。知青办领导非常热情，关心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习惯地说：“挺好，没什么困难。” 立新打断我的话说：“什么没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说，连房子都没有，这不是困难吗?”高主任问：“辽河刚盖完楼，怎么没房子?” 立新说：“分房以男职工为主。”知青办主任说：“以男为主，男的也去。”后来又经分管盟长阎福荣和盟劳动局局长丁占成具体过问，我真的给分配到了辽河工程局。

10月4日，我正式到辽河工程局报到，局里同志说：“是工人到劳资科报到，是干部到组织部报到。”我在农村时虽然是经盟、旗委组织部考核正式任命的干部，而现在我的身份则是招工的知青，劳资科决定我当配电安装工。立新担心地找到领导：“春泽精神受过刺激，搞电太危险了。”局里领导解释说：“电工是工人当中的好工种，算是照顾了。”不久，我们分到了辽河工程局院内的一间平房。虽然没有给楼房，但我们仍十分高兴。

柴春泽与家人

11月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到辽河工程局管房产的行政科门口围了好多人，一个上海知青喝醉酒，手里拿着大木棒骂个不停。行政科的人都躲在屋里，有的还用木柱顶住门。见谁也不敢劝解，我过去劝了。上海知青回头喊：“谁?”看清以后说：“哦，柴春泽，你别管这事，我和他们拼了!人家这几年整你，你不知道吗?” 我到底把他劝住了。发生事故，对谁都不利。这下，辽河工程局行政科的人非常受感动，认为我不是传言中的那号人，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第二天，行政科长就到我住的平房，解释为什么没有分给我楼房。没过多久，行政科通知，分给我一套两室的楼房，立新高兴极了，跑到楼房扫了个干干净净，连夜动员全家帮忙，搬进了新楼。

在辽河工程局，我名义上是电工，其实什么活儿都干。当时没有大工程，各大工种都不能按工种上岗，遇到什么任务就“打破工种齐参战”。严冬季节我为推土机工地看过油，秋冬季节为安装盟文工团余热管道钻过地沟，盛夏曾为工地推过水泥板，在技校施工时布过照明线.......

爱人见我还是拿出下乡时那股劲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对我说：“干这活儿年轻时行，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能撑得住吗?现在讲知识化，我水就水了吧，咱俩不能都水，你也学一个什么大吧!”恰逢我听说广播电视大学决定在赤峰招生，立新立即跑到局里找，开始，局里规定只许报理科，不同意报文科，如果报文科只能保留工职自费学习。

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报考电大。从1982年2月12日到3月5日，我利用不足20天的时间昼夜突击复习。我的记忆力不好，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历史等科目的名词解释，把名词解释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播放。女儿元元1981年7月20日出生，到第二年2月刚好六个月。由于缺奶，哭声不断，都和中国通史名词一起录下来了。

当录音机播放名词“元谋人”时，总伴随着幼儿的哭声。3月6日开始第一场考试，4月1日获悉，我以超出录取线15分的成绩，被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录取。同年2月，立新又怀孕了。按规定，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是可以要两个孩子的，但为了我上电大学习，她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1985年电大毕业前夕，辽河工程局的一位领导对我说：“辽河工程局是水利施工单位，工程师有一百多，你学的是中文，回来不一定好安排，如果什么单位需要你，我们可以放行。”赤峰电大孙可澄校长同意我到电大工作，对我说，这件事你自己不要去找，由学校为你办。不久，社会上就传出柴春泽要留在电大工作的说法，一些朋友也纷纷到家里询问。过了些日子，孙校长又找到我说：“没想到你这事真难办。都承认你柴春泽不错，可谁也不敢办，你还是自己找一找吧。”由于我一时确定不了工作，局里决定按50%发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几元。为此，我不得不从妹妹处借了20元生活费，立新急得犯了头痛病。

一个雨天，我在赤峰市政府门前久久徘徊。当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要不要进去见市长?不见不谈，到电大工作的事已搞得满城风雨，如知现在何必当初?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迈进了才吉尔乎市长的办公室。他正在批阅文件。我在外面被雨浇成了落汤鸡，我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自我介绍说：“才市长，我叫柴春泽。”真没想到，才市长非常热情：“柴春泽，知道，知道，快坐下。”我拘谨地坐下。才市长拿出烟递给我：“抽烟。”“不，我不会。”其实我早在下乡时就是“烟民”，不仅抽香烟还抽“蛤蟆”旱烟。见了市长，我竟不知从何说起，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清楚：电大毕业后，学校要留我工作，调转工作遇到了困难。市长问：“整党时是否登记?”我说：“已登记。”又问：“身份?”我说：“是按招工到辽河工程局的。”市长让我回家等通知。9月16日，我正式到电大上班，孙可澄校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真不容易，总算是来了......” 事后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才吉尔乎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我调电大的问题，获得一致通过，同意劳动局、教育局负责办调转，市人事局负责办理转干手续。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广播电视大学的奋斗。

在毕业典礼上放歌一曲

选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

2012年，60岁的柴春泽从教师岗位退休，却从未打算从知青这个身份上退下来，每天打理着自己建的知青网站———柴春泽联盟网。

柴春泽2017年8月9日在原玉田皋公社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