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阿信” 知青安海燕（上）

在做知青口述史过程中，曲折、刘晓航、柴春泽好几个朋友向我推荐过安海燕，说她是当年内蒙古的知青典型，阅历很丰富。但我的工作时间很紧，对采访对象不能不有所选择。再说，采访的知青典型已经不少了，还是留心其他类型吧。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我只是敷衍，并未付诸行动。直到有一天晓航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跟海燕提起采访的事。面对朋友如此的热心，还怎能推三阻四呢?

海燕的口述真是太有价值了，尽管整理出来的文字多达五万，仍不足以概括她丰富的人生。难怪有一位导演曾对她说：“我想给你写个电视剧本，就叫《中国的阿信》。”我衷心感谢上面提到的几位朋友，使我没有错过如此难得的采访对象。我也要感谢“中国的阿信”将起伏跌宕的前半生坦述无遗。

海燕的家庭出身就够典型的，她父亲是内蒙古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死一生，做过大量地下工作。只是因为他的“上线”和“下线”都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以致中断了与地下党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倒也罢了，偏偏他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档案仍保留完好。这样一来，他就由一个本该“红得发紫”的共和国功臣，一变而为“黑得发臭”的政治贱民。1957年的运动，又凭空给他扣上一顶右派帽子。父亲成了双料的“黑五类”，出身这样的家庭，海燕的人生道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但过早品尝苦难与贫寒，也磨砺出她顽强的意志和超乎常人的谋生手段。海燕13岁时，父母双双被关入“牛棚”，海燕一面上学，一面靠捡破烂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

1971年4月，刚刚17岁的海燕下乡到了离呼和浩特市二十多公里的太平庄村，命运之神忽然青睐上这个一直苦命的孩子。海燕凭着一根银针、一个药箱，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特别是当她用针灸把一个瘫了13年的青年农民扎得重新站立行走后，有关她高超医术的传闻就在农民嘴里越传越神。很快，她的事迹被有关部门挖掘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

海燕的口述谈到给农民医病带来的成就感和欢愉，也提到成为“典型”后的种种苦恼和不安。村里的地痞流氓造谣说她“作风不好”，而她“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态又使自己成了知青群中的“一只孤雁”。外界的种种压力，促使她在1974年3月向上级申请，落户到条件最艰苦的山区。在这个陌生的村落——小井公社苦草坡大队，海燕经过一年多努力，居然实现了全村二百多口人的免费医疗。但是，正当她想喘口气时，那些足以置一个姑娘于死地的谣言又从原来的村子追上来......

1975年，呼和浩特市委专门为她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结论将泼洒在她身上的所有污言秽语一扫而光，海燕因为突出表现成为内蒙古的知青标兵。然而，谣言可以澄清，出身上的“污迹”却是板上钉钉，海燕的入党申请因此一拖再拖。1976年，经当时的副总理、主管知青工作的大寨老农民陈永贵亲自批示，她才算入了党。

80年代，海燕上了大学却没得到文凭，当了医院院长又不安其位。90年代初，她阴错阳差到海南创业，最困难的时候，花五块钱买了10包方便面，竟吃了10天。为还债，她不得不一头扎进妓院里为“小姐”们美容……

海燕的人生路没少遇到陷阱，奇就奇在每一次总能化险为夷，似有神人暗助。如今的她已是颇有成就的生产化妆品的企业家，致富的法宝仍是当初在农村行医时积累的知识。

海燕的口述，是一部充满艰辛的创业史。她的人生，闪烁着一个强者不懈的追求，也展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的经历在同龄人里比较少，确实比较少。十多年前，太原有个写了一部片子还获奖的导演找到我，我给他简单讲了一下过去的经历，他说：“我想给你写个电视剧本，就叫《中国的阿信》……“

全家福，左一戴红领巾的是海燕

先从父母讲起吧。我的母亲是一个工作狂，事业心特别强。她是30年代北京农大的学生，日本人来了以后，学校搬迁到了陕西武功，现在叫武功农学院。在那儿她认识了我父亲，以后就一直配合父亲搞白区工作。

父亲叫安吉人，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在学校就是一个活跃人物，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常讲起在北京搞“飞行”集会的事，比如说定好几点钟大家都到什么地方集合，把标语预先准备好。时间一到，大家都集中起来，按照分工，有的干这，有的干那。口哨一吹，横幅一拉，一个队伍就出来了。大家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游行去了。一会儿警笛一响，水龙头一冲，再抓走一批，就算完事了。这叫飞行集会。那会儿主要是执行王明路线，要求这些进步学生，你要想入团、入党就要接受组织的考验。怎么考验呢?比如规定你几点几分到天安门去贴几条标语，你就要去贴，你在前面贴，后面就有人去检查，看你贴了没贴。以此作为组织的考验。其实贴了以后，很快就被敌人给撕掉了，很多人就因为贴标语被捕了。我父亲入团、入党就是这么入的。入团一年以后自动转为党员。

有一次，父亲被国民党抓了，说他是共产党，差点没被打死。可共产党却说他是国民党，以致解放后也没有确认他的党员身份。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啥呢?他做的是白区工作，与上、下级都是单线联系，上边介绍他的人牺牲了，下边他发展的那个人也牺牲了，中间只剩下他一个，上下线全断了。所以，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民主党派。

出狱后，他为了寻找党组织，听说黄埔军校有地下党在活动，就利用一些同学在国民党内担任高级将领的关系，打入到军校担任了政治教官。“文化大革命”中，他那张扛着大洋刀在军校门口的照片就成了罪证，差一点没把他打死。也就是说，证明他是国民党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却没有证据。那会儿，地下党都是一举拳头就入党，不允许留一个字的东西。后来，他和地下党的联络被发现，胡宗南亲自下的手令：“共党要犯，立拿。”就给父亲抓起来了，关到西安的一个窑洞里，派一个班的士兵看着。上刑灌辣椒水，灌成了严重胃溃疡。又被蚊子咬，得了疟疾，瘦得皮包骨，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我妈通过一些熟人关系，拿钱买通士兵，用一具同样干瘦的尸体把我爸换出来了。然后跟胡宗南报告说，这个犯人已经死掉了。既然如此，不能再在那地方待了赶快跑吧，一跑就跑回老家——内蒙古归化的丰镇县，以后又到北京藏过一段时间。

在北京，办过一个叫《北方红旗》的杂志，他在里面担任重要职务。为了传播革命火种，和我妈经常化装外出。我妈年轻时长得挺漂亮，是学校的校花。当时，我爸妈和苏某某在一个活动小组。有一次，苏某暴露了，敌人包围学校，把他逮捕了。上午带走他，下午又来抓我爸。郑天翔跟我爸是同班同学，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领导和高法院长。他岳父当时是那个学校的校长，连忙把我爸藏在床底下，晚上混在放学的学生、老师的人群里才跑出来。

抗战时期，父亲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动员北京的学生到延安去。他跟我讲过，那会儿动员的净是些有钱人家的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有的还穿着高跟鞋，就到延安去了。这一拨一拨的人，不是直接送到延安，而是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父亲把人送到西安，然后转回来，再动员下一批。这就是他的工作，是由薄一波领导的。解放战争后期，董其武准备和平起义，又有点儿犹豫、害怕。那会儿傅作义已经起义。我爸通过私人关系找到董其武，交代一些党的政策。父亲的大学同学中，有一部分在共产党里面，有一部分在国民党里面，但是大部分在国民党里面。小的时候，我爸老跟我们讲这些，因为我不懂这段历史，总是听得稀里糊涂的。

“文化大革命” 中从上面派来专案组，在内蒙古住了一年多，逼着我爸写苏某叛变并出卖他的证明，他不写，说不知道这件事。专案组说：“我们已经从国民党档案里查出来了，可以给你看。从时间上来说，确确实实是上午抓的他，下午又来抓你。这就证明他是叛徒。”他还是不写，就因为这个，又在牛棚里关了好长时间。

父母被抓进“牛棚”时，我13岁，也就是1967年。家里有一个弟弟六岁，妹妹比我小一岁，哥哥比我大两岁，加上我四个孩子。奶奶八十多岁了，一双小脚。就这么几个人，突然之间一点儿生活费都没有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根本没有一点儿存款。在父母被抓的前前后后，红卫兵到家里破“四旧”[1]，能砸的就砸，收音机也好，缝纫机也好，包括被褥，几乎都被抄走了。

家里别的没有，就是书多，可多可多的书。我们从内蒙古大学被轰出来以后，租了呼和浩特美术馆附近的一间半平房临时住着。在抄家以前，父亲就把一大堆他保存的已经发了黄的照片和底片整理后送到我姐的集体宿舍保管，说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父母被抓，我姐被审查，我又将照片拿了回来。有一次，听说造反派让母亲辨认一张照片，她没有讲对，被打成重伤，我一害怕，将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文物一把火烧了。

红卫兵抄家时，就因为烧我家的书，把房东家好大好大的一个葡萄架都烧完了，那火苗蹿得像小山似的。他们还递给我一根大竹棍子，让我翻那些书，净是大厚书，可难烧了，结果把一根大长竹竿烧得只剩一小截了，还有一大堆书烧不完。一不翻火苗就要灭，只能不断地挑着、翻着。红卫兵在旁边站着看，我们就在那儿烧，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爸，一个是八十多岁的奶奶。我爸是右派，给他戴了顶大高帽子；奶奶是地主婆，脖子上挂着个牌子，写的是“地主”；我没有啥牌子、帽子的，还是个小孩，啥也不懂。

当时，我叔叔也遭了难。他是被监视居住的“军统特务”，实际上，他是打入军统的地下党，“文化大革命”后作为“无名七杰”之一平反。他死时，因为背着“特务”的罪名，连骨灰都没地方放。13岁的我只身一人背着他的骨灰，照父亲画的图找到坟地，总算掩埋了。

父母被关的的两三年里，我特别懂事，也特别能干。为啥呢?我出生40天就给送到奶妈家里去了，是吃农民奶长大的。我和妹妹差一岁，她是娇生惯养的；弟弟是小儿子，不懂事，更是娇生惯养；哥哥也是家里的宝贝。只有我是在农民家长大的，五岁才被接回来，住到奶奶家。

奶奶家当初也是地主，是农村的那种土地主。她的娘家很穷，但婆家富有。奶奶年轻时长得漂亮，爷爷家就看上了这个漂亮孩子，要娶她。奶奶家不同意，说进有钱人家受气。结果我爷爷娶了两房媳妇，给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两房媳妇都死了，第三次说亲还是我奶奶，当时她才19岁。奶奶一嫁过来就当妈，带着好几个孩子。她是在穷人家长大的孩子，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土地主就是有点儿地，雇几个长工干活，她要做这些人的饭，每天还要带着前边留下的孩子和自己生的四五个孩子，她就是这样一个朴朴实实的老农民。奶奶去世时86岁，临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外面洗菜，妈妈说怪凉的别洗了，她不高兴，说年轻的时候你们也不嫌弃我，现在我老了，你们嫌我脏?咳，你不让她干活儿她就生气，就是到了八十多岁了还是要干活儿，闲不住，特别朴实。

我跟着奶奶做一些辅助性家务劳动，另外几个孩子都在上学，按时回来吃饭。奶奶每天做三顿饭，我帮着拉风箱、弄煤、挑水，有杂事就帮着干。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不会干活儿，也不懂得干活儿，那我当然就是应该干活儿的。邻居们老是对我说，我是被家里奶出去的，所以大人们不喜欢我，总给我灌输这些东西。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过年穿新衣，家里虽然很穷，大家都有，就是我没有。我仍然穿得破破烂烂的，脏了就自己洗一洗呀，涮一涮呀。

我从小就怕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学校我的学习可好呢，是班长、三好学生。但是过完春节有个返校日，我记得特别清楚，每年就愁这个返校日。一年里从不逃学，就那一天老想逃学。为啥?过年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都是新衣服，只有我还是那身破衣服，就怕别人笑话我，老早就愁上这一天了，愁怎么能混过去，是装病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逃过去?

父母被抓起来以后，全家没办法生活了，我们得吃饭呀。我能干啥呀?就开始捡破烂。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去捡破烂，但是绝对不敢在家门口捡，因为上学都是就近，周围全是同班同学。在没有经济来源的这一年多里，靠我捡破烂也卖了不少钱。

有一个老头是个收破烂的，他是个山西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怎么喊：“烂口袋，烂麻袋，兔子皮也换钱，杏核核也换钱。”“皮鞋、雨鞋、塑料鞋，牛羊骨头烂皮鞋，换钱啦他一喊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

我老盼着他来，他来了，我假装是拿家里的破烂卖给他，他不来我捡了不敢卖。那会儿不是到处都有收破烂的，只有新城区北街有一家收破烂的，是公家的买卖，可院子里住着个我的同班同学，我怕碰上不敢去。捡回来的破烂我可会分类了，纸可分成报纸、杂志还有烂纸几类，都是卖不同的价，杂志卖得最贵，烂纸卖得最便宜。金属类里，铁是一种，铜是一种，还有铅是一种，铝是一种，金属是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捡得很少。再有就是各种鞋，球鞋、雨鞋、塑料鞋，还有烂皮鞋，球鞋一个价，雨鞋一个价，分类收。我知道分开类放在那里，存够一种卖一种。那个老头知道我老有破烂，也知道可能是我捡来的，但是我老是假装卖家里的东西。有时，实在等不来那个老头，就骑自行车跑到离新城十多里的旧城去卖。

那会儿学校停课了，不怎么去上学。每天怎么个捡法呢?天不亮4点多钟就起来捡煤渣。冬天有的地方烧锅炉，我和一群蓬头垢面的人去抢。煤渣出来的时候是湿的，我都不懂为啥这煤渣出来是湿的，冒着热气还不烫手。我看人家拿铁丝绑一个“三抓子”，啥叫三抓子?就是三根粗铁丝绑的铲煤渣的工具。我也拿布条缠上那么五六根铁丝做了一个。一车的煤渣刚倒完，呼啦的一群人过去就抢，先把一堆渣土抢到自己一边，然后开始各捡各的。黑的煤渣能看出来，都是能用的。天没亮我就把煤渣捡回来了，家里烧火做饭就不用买煤，而且还存了很多。到了秋天一刮风，我知道能捡很多的树枝子，出去捡一大捆回来。捡树枝子干啥?生炉子、点炉子用。完了再扫很多树叶回家，用麻袋装回来放到那里，生火做饭点火用，一秋天捡的树叶就够整整一年用。当时八分钱就能到木材厂买一麻袋锯末，点火用，可好点了，但是我们没有钱呀。

捡完了煤，天亮以后再捡一拨菜叶。我记得最好捡的是大头菜，圆圆的那种，也叫洋白菜。农民赶着马车来送菜，他们站在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这边扔、那边接，中间肯定有叶子掉下来。叶子掉下来，就会有一群人跑过去抢，抢几片叶子回家熬汤，也有的是弄回去喂鸡，我们家是自己吃。我记得一个月一人是半斤油，没有多少油可以炒菜，就拿这点儿叶子煮汤喝。偶尔买点儿菜，是等到晚上的时候，人家处理菜，两分钱三分钱一大堆，和很多坏菜堆在一起。剩下的时间，除了上学校，就骑个车子到远远的地方捡破烂去，都是从垃圾堆里捡的，都是人家不要的、扔出来的东西。走街串巷，到处都有一些倒垃圾的固定地方，到那里刨叉刨叉，到这里刨叉刨叉，看有点儿啥东西。

父母都关在“牛棚”，工资全部停发，我每星期探一次监，常给他们送点儿东西。给母亲送块肥皂呀，牙膏呀，卫生纸啊。还有一种叫“大生产”的烟，白皮儿，没商标，那会儿不好买，还得走“后门”，好像是九分钱一盒。破烂捡得多的时候就给我爸买一盒“太阳”，捡得少就买一盒“大生产”，“太阳”烟比“大生产”烟贵。有时连买整包烟的钱都不够，就几根几根地买。烟是20根一盒，事先三根五根地存起来，什么烟都有一大堆，探视的时候给他拿去。

那时，根本没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对家中的变故也是蒙蒙胧眬的，除了有一种羞辱感就是害怕，怕造反派来抄家，怕他们砸东西，怕我的父母自杀。有一次我实在太害怕了，探视的时候，就偷偷挤到我爸排队打水的队伍里，低声说：“爸，你千万不要自杀。”他却笑着对我说：“爸还等你捡破烂给爸换好吃的呢。”听了这话，我强忍着眼泪跑到外边去哭。最可怕的是内蒙古又出了“内人党”，听说打死了不少人，又听说爸爸也是“内人党”的头目。因为他解放前是做白区工作的，后来回内蒙古做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工作，至于他到底是什么党我也不太清楚。妈妈呢?说她是特务，还有编号和暗号。一间只剩几个孩子和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破房子，窗下还经常有人监视、偷听。全家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刚开始有点儿怕，后来连怕都不怕了，因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次，他们看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就要把睡觉的炕给砸开，看里面有啥东西。我就递给那人一把斧头说：“阿姨，给你个斧头砸吧。”这么一说，她倒不砸了。因为炕里确实没东西，我才敢给她。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只要他们想砸墙呀砸炕啊，马上给把斧头让他们砸，他们就不砸了。

我奶奶住的院子特别逗，一共三家人，一个资本家、一个大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不管来谁家抄家的，准得把另外两家捎上。旁边围观的孩子都会说，这家是资本家，这家是右派。最后惨到什么程度?家里吃饭没碗没筷子，筷子都被他们用铁锹砍了，全砸烂了。来的全是中学里的红卫兵，有时候街道上来一群人，提议说：“咱们今天抄家去。”有人响应说“好。”就来了。谁也不敢惹，他们就那么胡闹。吃饭的时候到邻居家借碗借筷子，用完以后慌慌张张地赶快还掉，因为被砸烂了赔不起呀。被子上面绣有图案，说是“四旧”，也给抄走了，家里只剩下两三床被子，晚上只好凑合着盖。没有东西也不怕抄了，抄家抄成家常饭了，只是我奶奶一看见穿黄衣服、戴红袖章的，就拉得满裤子都是屎。没人打过她，但是她吓得不行。你想想，八十多岁的人了！都是我给她洗。

房东家的院子挺大，种着个菜园子，种菜卖菜。他家有两个地方可以解手，一是一口埋在地里的水缸，口和地是平的，干啥用呢?要让屎和尿流到菜地去，叫“奶地”，就是浇地。另外一个厕所是个很大的方坑。奶奶八十多岁了，又是小脚，标准的三寸金莲，蹲不了方坑，怕掉下去，就在这水缸的角落蹲。结果有一天她没蹲住，往后一仰，四脚朝天就掉进去了。大家帮着把她拔出来，一用劲，奶奶的手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手上的骨头都扎出来了。

我家连吃饭都供不起，哪有医疗费呀?我实在没办法，根本不上学了，捡破烂为生，挣钱给奶奶看病。那会儿看病花不了多少钱，离我们家两公里的地方有个接骨匠，是个私人诊所，记得他还有外号叫“三空子”奶奶一点儿的小脚，吃不上喝不上还经常饿着，那么大岁数再有这手伤，根本就走不了路。没办法，我就背着她去治病。也不敢让邻居帮忙，那年月，谁敢背个地主婆呀，那可不得了呀。好在路过的胡同，每个门洞的两边都有块石头，后来我想可能是当狮子用，有钱人弄狮子，没钱人弄块石头。我先背起奶奶，走一段，挑一块儿高点的石头把她放在上面歇会儿，低一点儿的石头不敢放，怕起不来。我们歇一歇，走一走，再歇歇再走走，反正每天要用两个多小时，背过去，然后再背回来。

我护理奶奶，始终就跟她住在一起，后来哥哥、弟弟、妹妹他们几个在另外一个地方住，离我们有十多里地呢。跑了这么十多天，每天两次打针换药。有个女大夫觉得我可怜，就说：“孩子，阿姨教你打针，你就不用把奶奶背来了，你在家给她打针换药。”她就在我奶奶的屁股上拿油笔画了个十字，指着十字的外上角部位说：“你拿棉球擦擦这儿，针扎进去，把药水推进去，再把针拔出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她又用消毒布包把消毒好的两支注射器和一点酒精棉球交给我说：“你每天打两针，完了以后，你就来这里换消毒好的注射器就行了。”就这样，我学会了打针。两支注射器，居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秘密武器。

给奶奶换完药，用四块板儿这么一固定就行了。如果每天不给她松松的话，血液不流通，手肿得很厉害。我就每天给她松一松板儿，再给她包一包缠上。最后，奶奶的手长得乱七八糟、疙疙瘩瘩的，总算是长死了能活动了。奶奶的手好后，我去还注射器，那个大夫说：“不要了，送给你吧，以后你奶奶只要有病，别背着她来，阿姨到你家去，或者你来，阿姨告诉你怎么治。”我奶奶大部分时候胃口不好，经常吐；还有一个病就是感冒。在阿姨的帮助下，只要奶奶感冒发烧就给个安痛定，拿着注射器去换，回去一打就行了。我在护理奶奶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么一招，就这一招，让我以后走上了学医的路。您说这不是阴差阳错吗?

周围的学生都知道我是个“狗崽子”，小学这样，到中学还是这样。我小学是在呼和浩特东街小学上的，中学是十九中，都是就近入学。那会儿升学不考试，离哪儿近就上哪儿。那年代，“狗崽子”也多，只是我们胡同里面的“狗崽子”没几个，在这片居民区里，像我爸我妈这么高文化的人少。我爸不是一般的右派而是大右派，那会儿让他劳动改造掏大粪。我爸骑个自行车，一边挂一个大粪桶，外面都是脏的，里面靠自行车一面却是干净的。他告诉我：“你看，干什么东西都有讲究，你得动脑子，你看你爸这个大粪桶，靠里边永远是干净的，我身子永远是干净的，外面是脏的，盛的时候从外面脏的地方往里盛，倒也是从这儿倒，你看爸的身上没屎吧?”可是他一回来，周围的一群小孩还是围上去，跟着喊：“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汉儿掏茅房。”他们一喊，我就知道我爸回来了，也习惯了，我爸总是笑眯眯的。当右派以后，先让他掏大粪，后来跟马车，一级一级地往上升。夏天，学校安排他去给学生食堂种地，冬天就跟学生食堂的保管员去买东西，跟车当搬运工、装卸工，就这么干，一直到被抓起来。

解放以后，我爸先是在四所中学当校长，后来从这四所中学抽出来一些老师筹备师范大学，那会儿叫师范学院。筹备完了又让他筹备内蒙古大学，筹备完内大就成了“右派”。父亲没有恢复党籍，也没有要过，一直就是进步人士。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说：“你应该要你的党籍，问题是能够调查清楚的。”他说：“我不能要，因为有个苏某某呢，他们一直认为是苏某某出卖了我。我本身不是共产党员，就不存在出卖问题。我是个进步人士，他出卖我干啥呀?”苏某某的案子把我爸纠缠得没完没了，后来苏某某就因为这个叛徒问题一直解放不了，最后还是我爸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我们那边有个医学院的书记跟华国锋是山西老乡，通过这个关系，把信经华国锋之手转给了胡耀邦，才把苏某某解放出来。父亲83岁的时候，我带他到北京见了见这些老哥儿们。我爸没谈那些往事和他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会儿他也有点儿老糊涂了，就知道“嘿嘿”地乐，高高兴兴就行了。

我爸落难了那么多年，心态一直还可以，就是爱说一句话：“打烂牙齿和血吞。”但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不懂，一直都不懂。但是你看他那个样子，就好像这个政权是他们家的。我的父母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共产党的天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是他们的。我的父亲是右派呀，右派永远都是右派，摘了帽子也是摘帽右派呀。

我母亲是第一任呼市妇联的副主席，妇联主席和她是同班同学，原来是一个被窝里钻着的好姐妹。母亲一直受我爸的牵累，这党员也是后来重入的，快70岁才入党，入党时高兴得哭了：“我终于入党了！”当时，成立妇联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咱们俩把妇联给成立了吧。”成立时，妇联什么都没有，就有一间办公室，从这家拿个水缸、沙发，从那家拿个立柜，大家把家里的东西搬来凑了个办公室，这就是呼市的第一个妇联。

我妈干了一段妇联以后，乌兰夫找到我妈，他跟我妈关系很好，就说：“老郭，咱们内蒙古都是这么一点儿大的小酸果子，没有大苹果，你给咱们研究一下果树的改良，改良咱们内蒙古的苹果，咱们弄个果园吧。”我妈说，行，就带了几个临时工开始搞果木研究。当时我爸正在筹办内蒙古师院，问：要建个大学在哪儿建啊?乌兰夫说：“离咱们党委不要太远，方便点儿的地方，你选一块地。”“选多大?”“咱们内蒙古跑马圈地，你骑上匹马转上一圈，这就是你的了。”这是句玩笑话。结果就在那儿圈了个圈儿，建成了师范学院。我妈搞果园，问：“我们在哪儿搞?”“你离老安近一点儿就行了。”于是，我妈就挨着我爸，弄了现在的内蒙古林业科学院，那会儿叫林业研究所。总之，在这一大块荒地上，我爸圈了一块地，我妈圈了一块地，中间空下一点儿地，后来又搞了一个内蒙古农牧学院，就是现在的农业大学。中间是两条马路。等筹建内蒙古大学的时候又说，内大挨着师大吧。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么个格局，当初的荒地变成了大学区。当时，父母就是这么没白没夜地工作，结果，建完内大，父亲就成了“右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母都是在“牛棚”里关着，后来一些“有问题”的内蒙古干部，包括我母亲，一列火车全拉到河北唐山去了。当时说我母亲是特务，为啥啦?父亲除了“右派”以外，又成了“叛徒”。你这么重要的人物，胡宗南把你弄进去的，你不叛变怎么能活着出来?你肯定是叛变了，肯定是个叛徒了。叛徒都是特务。你们俩是一对嘛，他是特务你肯定也是特务。就这么推论的。在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里，有一个人是特务，一张照片一大群人，哪能都记清呀?又是多少年前的事情，非让他们说明照片里的人都是谁，是在什么场合照的。我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人家说她不老实，因为照片中间有一个人是特务，就把她也牵连上了，说他们是特务组织。对特务当然要严格看管。

除了国民党特务，还说她是苏联特务。为啥呢?她曾给苏联的米丘林果园写过一封信，要来25个耐旱高寒品种。内蒙古也是高寒地区，我妈把这些品种给嫁接成功了。结果，就说她把修正主义的苗种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是苏修特务。现在内蒙古吃的大苹果都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造反派不但打她，还把好多“修正主义”的苗连根砍了。我妈被打得鼻青脸肿都没掉过眼泪，听说把那些果树砍掉以后她哭了。她偷偷地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画了张图告诉我们，果园的果树被砍倒了，要盖防空洞。那会儿，林业研究所的防空洞是全呼市的战备重点，里面可漂亮了，安着电灯，组织人们去参观。防空洞的材料好呀，因为都是很粗的大果树。那时的科研单位不跟外面结合，果树都在这个院子里，如果砍掉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妈就让我们把那些树枝子拿回来。我跟我哥像做贼似的，我哥在那儿剪，我在边上哆哆嗦嗦地放风，就怕被抓住。“偷”了一些果树的枝子，我哥连夜骑自行车把苗藏到他们下乡的那个村的菜窖里，第二年春天再嫁接到村里的果树上。就这样，把“修正主义” 的苗保存下来了。

从“牛棚”里一解放出来，我妈就把这些“修正主义”的苗全部弄到农村去了。她说，为了保存这些品种不能只在一个地方种，这是一个经验教训。她开始四处嫁接，几十里、上百里地，风尘仆仆地去亲自嫁接苹果和梨。她天天背上嫁接的苗，拖拉机一来接上她就走了。老太太每天可高兴了。刚开始她戴着黄军帽，晒得像个卖雪糕的。肩上挎着个特别大的军用书包，里面剪子、胶条什么工具都有，一大堆，可沉了。她到农村去，一住就是好长时间，帮农民嫁接，培育新品种。她去世前培育的杏儿跟桃儿那么大。带的徒弟她不放心，老太太还要亲自爬到树上去看那些花粉。“文化大革命”以后，她又创办了一个果树研究所。

我们家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水果，我们都不敢吃。母亲是拿回来照相、搞科研的，你要是吃错了她回来可要臭骂你一顿呢。有的水果快放烂了，我们就问：这个能不能吃啊?她说能吃我们才敢吃。吃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你吃，让你把果核十个不剩地吐出来，绝不能把核儿吃了或者丢了。她是个特别敬业的老太太，1990年去世的。对我们的生活她是不管的，她所谓的“享福”，一个是在政治上不受歧视，另外是能多做点儿事情，天天像农民那样有事干就行。

平日，父亲要求我们穿打补丁的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你稍微讲究一点儿他就不高兴，包括后来时兴穿高跟鞋，他不允许你穿，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他革命得厉害着呢，订了二十多份报纸，每天看，报上说啥他说啥。毛主席去世，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我说：爸，我们哭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想不通，您为什么哭?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儿，您还哭啊?”“咳，你爸是打烂牙齿和血吞了。别的不说，我对国家的热爱是没法改变的。过去黄埔公园有个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你说现在咱们的国家谁敢欺负?谁敢小看咱们?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老头儿啊，没有这个老头儿确实就没有新中国呀。你们没经过战乱，这算什么呢?你们起码没有遇到战争呀。我们那个时候，今天打到这儿，明天打到那儿，到处乱七八糟的。” 父亲是1997年去世的。父母对国家和共产党有着非常淳朴的感情，打死他们都没有怨言。

海燕夜读 

我1970年初中毕业，第二年3月准备下乡啦。刚刚17岁的我，对于下乡与我的前途有什么联系压根儿没想过，就好像那是大人们的事。而我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多么新鲜多么好玩啊。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我有一个想法，不和同班同学一起下去，不想让人知道我是“狗崽子”。我把下乡看成是人生的转折，我要入团、入党，摘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2]的帽子，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欢声笑语中生活。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是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已经是学校的典型了，老师和校长很关心我，最好的工厂分配我去了，这15个人里面大部分是红代会的委员，其中只有一个“可教子女”的指标，给了我。但是，后来这一届毕业生又不分配工厂了，百分之百下乡。学校规定，“根红苗正”的全部分配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是属于半军事化组织，一般不要“可教子女”，但是也有几个指标。我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里分配兵团的有480多人，里面只有一个“可教子女”指标，又给了我，我却死也不去。兵团是大家抢着要去的地方，班主任为了我去兵团的事儿争取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把我弄进去了，我却不去，这个老师把我臭骂了一顿：“你没出息，没志气。”我说：“480个人教育我一个人，我什么时间能被教育好呢?我一辈子得背着‘可教子女'的名声。我要到农村去，而且绝不跟我们班同学一起走。”就为了这个下乡，老师又帮着我转学，转到师范学院附中，就是我哥哥上的那个学校。不是有个投亲靠友政策[3]吗?我就按这个政策转到哥哥那个学校去了。所以下乡走的时候，一车的知识青年里面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整个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人群。别人下乡想家，可是还有同班同学在一起呢，因为我受的伤害太大了，才选择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要不然干什么都会想起来你的家庭来，很沉重很沉重的负担背在身上。

几经周折，1971年4月，我下乡到了离呼市二十多公里的太平庄村，那会儿交通不方便，二十多公里就觉得很远了。这儿离哥哥插队的地方大概有五里。到农村的第一件事是选房子，知青们早在汽车上就商量好了，“咱们几个住一个屋”，都是谁跟谁好住一个屋，人家都互相认识。我跟谁住呀?谁也不要我，再说知青的房子有限，也不是人人都能住进去的。最后就剩下我们几个外校的没人要，只有和贫下中农组合啦。

下乡前的合影

我被分到一个七十多岁双目失明的大娘家。她住着一间房，我和她同睡一个大炕。我下乡时最不放心的就是八十多岁的奶奶。爸爸在“牛棚”，妈妈在唐山，七大八小的这么一群，奶奶成了壮劳力了，做饭啥的都靠她。我在家里面是“大拿”，那会儿已经有父母的工资了，但是不全发，给一点儿生活费，起码买粮钱买菜钱有了。可是她八十多岁没人照顾，我就担心这个，别的不想，老是琢磨我下乡了她怎么办。到了农村以后，遇见这么一个老大娘，我一下子就把她当成我奶奶了，可亲可亲这个老奶奶了。哎呀，她这么可怜，莫名其妙地就把对奶奶的感情转移到她身上。一个瞎子，又是一个人住，能不脏吗?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嫌她脏。你想想，跟贫下中农相结合，把你往哪儿弄呢?这地方是最合适的。一个女孩子住到谁家去呢?哪有单独的房子让你住呀?全家几口人、几代人都在一个炕上，到哪儿安置你呀?确实队里也没法安排。

头一天，老奶奶的炕上也不知道是些啥东西，把我身上咬得全是红点点，又没有灯，她瞎子不要灯嘛。天亮以后，我对她说："大娘，你坐在地下，我给你扫一扫。”我把炕全扫了一遍，又拿着被子到外面去晒。把这个家从头到脚弄得干干净净。老奶奶浑身上下都是虱子，都能看见它们来回窜。我先烧了一大锅开水，还没见过那么大的锅，能跳进去洗澡，开始给老奶奶挤头上的虱子，然后给她洗澡，先洗头，后洗身子，把里面的衣服扒下来放到锅里面煮，除虱子嘛。我把老奶奶弄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都挺高兴的。没想到，晚上她就发开高烧了。烧得不行了，她说：“孩子，阎王要收我走呀。”她讲迷信，从来不得病的，也从来不用药。我一想，是我给人家弄病了，内蒙古的3月很冷，我那份折腾，整整折腾了一天，尤其是不应该给她洗澡洗头，换换衣服还行。结果我也不敢声张，因为院里还住着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人也可好了。

第二天，我悄悄到卫生所买了一支九分钱的安痛定。给我奶奶治病的那两个注射器不是带着嘛，临下乡的时候我去问过那个大夫：“阿姨，到了农村以后，我这个注射器怎么用啊?到哪儿消毒?”她说：“你把它们放到锅里煮半个小时就行了。”我把注射器煮好，就给老奶奶打了一针。她的病很快就好了。这跟她从来不用药、不打针有关。大娘感激得不得了，逢人就宣传开了：“哎呀，这个孩子不得了呀，真神了，我病成那个样子，一针就给我扎好了。”这样，就开始有人悄悄地找我看病：“你给我们看看病吧。””伸着胳臂：“你给我摸摸脉吧，你们家是不是祖传的?”你越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越说：“哎呀，不要保密了，给我们看看吧，给我们扎一针完了。”我就琢磨着回去买了本《红医疗手册》，小小的，红塑料皮。里面讲紫药水、红药水怎么用。和那些同时下乡的娇生惯养的知青比，吃惯了苦的我，很快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再加上那一针的神传，不久，我就被推荐到大队卫生所当了卫生员。 

在老农家

我们这个大队特别大，有三千多人，八个生产队，村里举办“赤脚医生”[4]学习班，学期三个月。一个生产队出两个人，主要的宗旨是在田间地头为人民服务，那会儿就宣传这个。还安排了一个月上山采药，说是用一根针一把草药治病。我们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公里，住在穷山沟的一个村子里，准备第二天采药。

这个采药队伍将近20个人，只有两个女的。正赶上我们房东家的媳妇生孩子，点名要个女大夫。哪有女大夫呀?我才17岁，和我一起的那个女的比我大点儿，是农村的，傻呼呼的，人家也不愿意让她去。有个男大夫带队，他懂接生，但是房东又不让男人进去，必须是女的。在农村生孩子请接生婆，他儿子要骑着驴走50里路才能找到接生婆，时间来不及了。那个男大夫就说：“海燕，你去接吧。” 哎呀，把我吓得。我说：“怎么个接法?我不知道。”“没事，我在窗户外面，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说：“做点儿什么准备呀?”“人家都懂，锅里面煮上一把剪子，煮上注射器。”煮注射器我知道有用，煮剪子干啥却不清楚，还以为是讲迷信呢。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孩子是从哪儿生出来?” 因为这个问题过去问过我妈，她说有的是从耳朵眼儿钻出来的，有的是从肚脐眼儿钻出来的。从耳朵眼儿、肚脐眼儿能钻出来这么大的人?我就老琢磨不透，但是大人不说我也不知道。那到底从哪儿出来的?我这一问，笑坏了他们。有个农民说：“屙出来的。”我一想：“哎呀妈呀，屙出来的，这不到处都是屎啊?”我说：“那孩子出来到处都是屎怎么洗呀?”他们就笑：“没有。”我说：“不是嫌脏，我不怕脏，是怕把孩子洗坏了，告诉我怎么洗就行了。”“你别问了，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就行了。”我能干啥?人家有妈妈和婆婆都在那儿守着，我在旁边看着，紧张得要命。

男医生在窗外指挥，屋里有两个阿婆助产，其实我一点儿忙也帮不上，但她们总觉得有个“大夫”在身边放心些。我所有的工具就是在锅里煮的两样东西，一把剪子、一个注射器。一会儿，孩子很顺利就生下来了，我很兴奋。看见有一根肉绳子连着另一头，我不懂那是脐带，马上向窗外喊：“生下来了，是个儿子。生下一个，还有一个，有一根绳子连着呢。是俩，是双胞胎。”旁边的婆婆忙说：“孩子，没有啦，就一个。”我不信，说：“还有呢，那个绳还连着呢。”我不知道这是根连着胎盘的脐带，还一个劲地喊。大家都笑了：“别说啦，没有了，就一个。”我说：“明明有根绳子连着嘛。”

半个钟头过去了，产妇的胎盘下不来，哗哗地大出血，可危险啦。我也不懂呀，外面那个男大夫急得团团转，但是主人就是不让他进去。这家的婆婆就开始讲迷信了，喊外头的儿子：“上房去，往下冲。”于是他挑了一挑水顺着烟洞往下倒，一倒水就哗地流到炕洞子里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的。外面喊：“下来了没?”我这边一拽脐带说：“没下来。”人家想让我说“下来了”，虽然不是我接的生，但我是主角啊，我是医生呀，这话必须让我说才准嘛。婆婆一听急了：“哎呀，这个愣孩子，这桶水白倒了，不能这样说。那明明冲下来了，你没听见哗哗地响?”啊，原来说的是水下来了。“你可不能说没下来啦！”我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这时外面喊着：“让你说啥你说啥。”“好好好。”接着就倒了第二桶水，听见哗哗的水声，我赶紧喊“下来啦”，同时，阿婆将产妇的长辫子拆开，把那乱七八糟的头发往她嘴里猛塞。产妇一恶心一用劲，还真灵，胎盘真的就“下来了”。

大伙高兴极了，非要让我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家姓石，我说这周围全是大山，全是石头：“那就叫石磊吧，身体硬朗，全是石头，四块石头。”那是1971年。我17岁时接了这么一个孩子，现在他已经31岁了。

从学习班回村后，已经是农闲，我爸给我联系到内蒙古医院的针灸科学针灸，那会儿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就可以去学。半年以后，能盯门诊了。针灸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道哪是经络、哪是穴位就行。大夫告诉你怎么量，怎么扎，一天好几十个病人我都能处理。这样的针道，你想想到了农村还不好使吗?农村的病人，腰腿痛、胳臂痛的特别多，一般都是扎针。

我扎针的效果可好啦，因为他们很少治病。农民是最现实的，疗效好他就愿意找你。这时，我发现村里有一个瘫了13年的32岁的农民，就跑到他家去了。因为我在内蒙古医院学习的时候，正好上了个截瘫学习班，学习治疗各种煤矿事故外伤造成的截瘫，我想：能不能用那一套办法扎?于是开始给他试扎。说起来也怪，我去的时候这人惨到什么程度啊?敲他的腿当当当响，除了骨头就是干皮，没有肉，整个像木乃伊。他是第九胸椎以下痉挛性的瘫痪，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稍微动一下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或者捅他一下，他就像触电一样，开始抽，开始抖，抖得你根本就按不住，越按越抽，一直抖过去那个劲儿他才松弛下来，又软得不行。平时，他在炕头上用两个手扶着能坐起来，也能睡，但睡的时候要慢慢地睡，就怕痉挛。在炕上坐着，要想挪动一下都不行，身体虚弱，很怕冷。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又软又硬的活死人。

来到他家，遇到一个孩子过生日，正在灶上蒸糕。那灶连着炕头，他在炕头上坐着，灶火烧得太大了，满屋子撩毛味，再一看他屁股底下，早烤得脱了一层皮。赶紧给他挪开。烤到什么程度?皮都焦了，往外流油，他都没有痛感，不知道痛。

我看他太可怜了，还这么年轻，就说：“我给你扎扎试试。为啥敢给你扎呢?因为你不痛，你要痛我就不敢给你扎了，你这么重的病人我没有把握给你治好，还白让你受苦。”他同意了，高兴得呜呜地哭。他说从来没人理会过他。我说我刚刚参加了这么一个学习班，咱们试一下。他非常配合，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所有的穴位都扎上了针，把我那一包针全都扎进去了，把他扎得像个刺猬。谁知道哪一根针顶事?扎了以后就拿个本子记下来，今天扎的是什么穴位，明天扎的什么穴位。卫生所里的营养药给他拿点儿来吃，还有维生素B12，对神经有好处的营养针也给他打，进行穴位注射，反正是能上什么就上什么。通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治疗，我把能翻的资料全翻了，能掌握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天天把他扎成个刺猬我也不怕，主要是他没知觉不痛，而不是我艺高人胆大。

说来也怪，没多久，眼看着他那两条腿长出了肌肉，开始变粗，有腿肚子了。家里人高兴极了，天天揉一揉，摸一摸，逐渐有了水分，有了感觉。大小便虽然不能控制但有了知觉，解小手出来他知道热乎乎的。全身的痉挛也减轻了不少，他能够在炕上用手扶着很轻松地移动，后来慢慢地他自己能从炕上移动到地上站立，最后又能扶着小车迈步走了。他推着个底下安了轱辘的椅子，在地下很艰难地迈开步了，一步一步地能走这么十几步。

这摆在眼前的“大变活人”惊动了全村，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哎呀，这个孩子神了，一针把那个史家的妈给扎好了，又把这个瘫子给扎好了，肯定是祖传的不露，有绝招的。” 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市里的病人都来找我看病，什么样的人都有，我都敢扎，来者不拒，也都不要钱，是合作医疗嘛。每天，卫生所里大队人马挤得满满的，天凉的时候在家里，天热的时候窗台底下坐的都是人。胳膊腿伸出来就扎，有时实在没办法，也不消毒，隔着衣服也扎。有的老头很迷信、很封建的，他不让你摸他的肉，隔着棉袄就扎。一包不够，

两包，每天用的针可多了。

回家我跟我爸说：“您知道我每天干啥呢?”我爸说：“你每天干啥呢?”我说：“我们那个卫生所养的全是刺猬。”“为啥养那么多刺猬?”“都是让我扎的，反正他们哪儿痛我就扎哪儿，有多少针都能用完，什么时候针不够了才少扎两针。”我爸说：“这个愣头青。”那会儿真的是把我传神了，恨不得让我摸他一下，他的病就能好。我爸说怪了，人家原先有一句古话说：“宁找鸿医不找神医，你现在就是鸿医，你现在就是走鸿运的，这种鸿医，你就放心扎吧，危险的地方注意，别乱扎。

我那会儿的心情特别好，每天就像玩儿一样，要是能扎好一个病人可高兴了。有点儿时间看看书，病人来了就给他们扎针，忙忙碌碌的一天很快就这样过去了，啥也没想过。越扎来的人越多，越扎技术提高得越快。那会儿知识青年不是要树先进典型吗?这事传出去很容易的，说有个神医可神了，是个知青。郊区团委听说了我的事，来了一个小伙子采访我。不巧的是，他来的那天我正好到市里买药，几十个病人正等我回来给他们看病，有的是从外村来的。小伙子就向这些人了解我的情况，热情的人们围着小伙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啥的都有，把我说神了，简直成了神仙了。因为他们全是我的病人，农村人特别朴实。

这个小伙子回去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连夜写了篇报道，第二天早晨送到郊区广播站就广播了。记得那天中午，我们一人抱着个饭盒在知青大院的木头电线杆子旁吃饭，因为没地方坐就蹲在那儿吃。正抱着大馒头在那儿啃呢，就听见电线杆上捆着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是郊区广播站的中午广播......开始广播新闻，接着就播到了我。“哎，戏匣子里说你呢。”知识青年开玩笑。“胡说，说我干啥?”“安海燕，太平庄的赤脚医生...... 一下子我就吓傻了。那会儿的第一感觉就是完了，我不能吃这碗饭了，我是个“可教子女呀”，怎么能给贫下中农这么乱扎呀?因为那会儿没有人知道我，我等于是瞒着呢。我那会儿连个入团申请书都没敢写，因为写了申请一政审又曝光了。原来我是想入团入党，后来一想算了，能够平平静静在农村当个医生也不错，一入团政审知道你是个“狗崽子”，不就全完了?这不，躲来躲去还是躲不了呀。这下子全完了，这一弄肯定要政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赤脚医生当不成了，我这种家庭出身能干什么?思想压力非常大。

在知青代表会上发言

没过几天摄影记者来了，各种各样的记者也都来了，报纸上你写一篇，他写一篇。我爸遇着报道我的就买一张，很多报纸还没有弄到，买到的只是一部分。大报小报写啥的都有：海燕高飞，海燕穿云飞，整版的文章登了好几次。[5]大报小报越写越神，居然把医学院的白发老教授给传了来，要总结医疗经验，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是怎么解决的?他要研究。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全部经过，并把我的治疗笔录给了他，告诉他：“全在这里记着，到底哪一针哪一招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你拿去总结吧，我留着也没用。”居然连姓名都没问就把资料给了他。

我从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乡村医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浮在上面、被涂上重重政治色彩的典型人物。主宰我的人很多，知青办、妇联、团委、卫生部门等等。我属于党，属于革命，革命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干的。需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让开什么会就开什么会，总结先进材料，大会小会，什么会都让我去，我简直成了会虫子。很快，我就入了团，所以各种团代会肯定要去；我是个女的，妇女会肯定要去；我是赤脚医生，卫生方面的会也要去；知青会更甭说了。这四个会都是娘家的会，我肯定得去。能沾上边的会，我是正式代表、主席团成员，沾不上边的我是特邀代表。

当时的会议，有几个人是必须参加的：一个是过去在林彪部队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一个叫浩特落，是部队的战斗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玉荣经常去，龙梅正上学呢，不去；再有一个就是我。有的时候还叫一个做过童养媳妇的人去，那个童养媳妇忆苦思甜特别会哭，哭得特别让人感动。基本上我们这几个人常在一起，大红花一戴，稀里糊涂“光荣”上几天，隔几天再来一次。我的发言稿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不断润色，今天骂林彪，明天骂孔夫子，后天骂宋江。大部分发言稿是预先打印好的，我不用过脑，上台一念，革命任务即告完成。

有时，一些与我无关的会我都不知道说的是啥。一次开会，我觉得烦得不行，因为我在村里劳动干活儿不觉得一天天的难熬，开个会怎么这么难熬啊?贴的标语跟你也没什么关系，这个讲话那个讲话，结果还把你弄到主席台上。我坐在那儿困得不行，又不敢睡，就跟玉荣说：“咱俩去跳皮筋吧，我书包里拿着皮筋呢，拿皮筋拴在树上咱俩就能跳。这会是大人的会，跟咱俩没关系。” 玉荣说：“你忘了?我有一个脚是假脚。”

与知青代表在一起(中间为战斗英雄)

我这个“公众典型”受到了许多部门的关怀。一次会议上，有位领导说我“太嫩”，马上遭到了批判，说他要“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结果惹恼了这位领导，以后不止一次给我“设障”。到底设的什么障我一概不知，都是他们自己在说。有一段时间，发言稿必须要写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特别是当领导的知青典型发言稿上好加这些内容。我的材料上净是些治病呀，采药呀，不大好加这些内容，最多骂骂“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怎么残害贫下中农、造成农民缺医少药之类的话。

我一个月最少有10天在外面开会。有些病人都是有疗程的，尤其是从很远地方来的病人就住在村里等你呀。但是多会儿开会，开多长时间的会，都不是我能掌握的。久而久之，村民们不干啦。你说去吧，村里人骂你，说你漂在上面啦，脱离群众啦；你说不去吧，上头说你骄傲自满了，翘尾巴啦，请不动啦，把你夹在中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个个都盖着大红公章，都代表组织，代表革命。这事儿最后给弄到自治区党委去了，为了保护先进，决定不经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同意，不许外出开会，这样才解脱了我。当时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是自治区副主席沈新发，他批了我才能去。这下子才卡住了。后来，除了知青会，我啥会都不参加，我说我就是个知识青年，其他啥也不是。

本来挺高兴的，没想到，稀里糊涂就搅到农村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去了。从此我就开始倒霉了。

我们卫生所是负责给三千多人看病的，一共有五个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夫姓赵，他是个真正的地主，但是因为懂点儿医道，就让他在卫生所。这个人是什么人都不得罪，生怕触上霉头，见面三分笑，点头又哈腰，要啥药我给你开啥药，反正你不骂我不批斗我就行。还有一个四十多岁姓崔的大夫，原来是县医院院长，就因为跟军人家属乱搞上了，落了个破坏军婚罪，差点没被判刑。就因为这作风问题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发配回了农村。他是村里的医学“大拿”，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正经的中专毕业，实实在在是个懂医的。药房里有一个男的姓石，是拿药的，三十多岁。还有一个搞计划生育打针输液的女护士，姓李，四十多岁。再有一个是我。

这三千多人都是免费医疗，所有的医疗费都是队里出，只要挂个五分钱的号就可以随便开药。个别的营养药是自费，但是营养药一般的人也不开。队里的医疗费平均起来一年一人四块五毛钱，让大夫掌握使用。那么，你当大夫的笔杆就不能瞎开了，就得卡着点儿。大夫既是个肥缺又是个非常难掌握分寸的工作，这里就免不了当权的人、有面子的人吃点儿好药，普通老百姓吃的药就差一点儿了，有时候还克克扣扣，有好多的人得病就是拿命扛了。

卫生所的大夫是技术型的，没人敢惹。但是药房确实是个肥缺，能进药房里掌握药，这是三千多人都盯着的一个岗位。药房里那个男的为了保护他的位置，也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需要，就不得不维护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我们药房的什么木耳呀银耳呀枸杞呀，只要是能当菜吃的，都当处方给开了，人参鹿茸也经常是一部分干部吃的营养药。问题的焦点还有啥?去痛片过去叫索米痛，这里面有一些吗啡成分；还有一种叫安纳加。这两种都是限制供应的药。去痛片每个月能给1000片或者2000片，一般村里人腰腿痛的比较多，老年人都喜欢吃一片去痛片，吃了就精神了，也成不了瘾，但是不吃还难受。经常有人来开这个药。我们卫生所就控制了，老撒谎，今天说没有了，没开回来，明天又变出来了。有的时候开的本来是去痛片，就不说是去痛片，不敢说出去，怕大伙闹意见。主管药房的这个男的老婆跟他打架、闹离婚，把他在药房给谁开的什么药在全村都给抖搂出来了，群众意见当然大了：当官的吃好的，我们的医疗费都让他们给占了。因为呼声太大，就让他回家劳动去了。

这么一个肥缺谁来干啊?谁没有个三亲六故的，都要抢这个位置。在实在找不到平衡点的情况下，最后决定：还是让安海燕去吧，她是个外乡人，又是个先进知识青年，让她去谁都不能说什么吧?这样，把那姓石的炒回家去，把我弄进来了。

我根本就不懂这里面的道道儿，非常原则地按卫生所的决定办，那几种镇定药该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什么银耳木耳、人参鹿茸的，谁吃呀?根本就不进。买药计划里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一下子就伤害了一批人，一部分是当官的，一部分是地痞流氓。村里人称后者叫“灰菜旗杆”。农村的地痞流氓比那电影里的活生生的还厉害，那么大的村子里有几十个。你知道都是些什么样的流氓?他们在旧社会的时候是大烟鬼，大部分都有大烟瘾，离不开去痛片和安纳加。他们把药片放在烟盒里面的锡箔纸上，把一根自行车车辐条或者火钩子给烧红了，再拿到锡箔纸下一烫，药片就冒烟了，再拿张纸卷个筒吸进去。吸进去以后还不舍得吐，死劲憋着这口气。身边放着一碗水，顺着就把这碗水给咽进去了，实在憋的不行了这口气才出来了。当地还有句俗话，这叫“水推云，上西天”。吸完以后人特别精神，说是可舒服了。有的时候还说让我吸一口，我可不吸。

这些人不吃饭可以，不吸这个难受得不行，就跟我闹，我就是不给他们。在卫生所里我就说了，以后药房就不进这种药，安纳加不进，去痛片是病人才能用呢，谁吸大烟他自己弄去，卫生所是贫下中农的，怎么能让这些人捣乱?！我单纯到只知照章办事，连住在一个院的老两口的去痛片也给断了顿。实际上，多年来此类药品早已成了少数人的特供品。我只认处方不认人，一下子就给卡死了，他们能不恨我?恨不得把你一脚踹出卫生所，就是拿你没办法。你又是个先进，又谁也不怕，怎么弄你呢?你要是想回城，拿回城指标吓唬吓唬你，或者干脆给个指标把你弄走，但我就是不走。曾经给我一个上大学的指标，我硬是不走，当时真有一种腹背受敌孤军奋战的感觉。让你走你不走，弄不出去你，你说这不是个眼中钉?天天大烟瘾一上来就恨死你了，恨不能把你杀了。这帮人干吗呢?没事干就坐在那里研究怎么害我。我说编电视剧都是非常生动的，我既然敢写出来敢说出来的都是有真名真姓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市委组织调查组了解过的。

开始整我的一些情况，还是我离开那个大队两年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是蒙蒙胧胧有些感觉，但是并不了解具体内容，包括造我的一些谣言。有一天，郊区团委的一个副书记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市里去谈话，说：“你要注意政治影响，你现在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我那会儿对这几个字还不是太理解。“比如说你现在骑的自行车是谁给你买的?”我说：“我自己买的呀。”他又说：“真是你自己买的?”我说：真是我自己买的。”我确确实实是用头一年下乡分红的钱买的自行车。为啥?村里三千多口人，村子南北1.5公里，东西2公里，这么大的村子，我一会儿在村子东边，一会儿在村子西边，如果没有一辆自行车哪行?大喇叭里喊：“安海燕，赶快到村东头，x队的，xx家，有急病。”就这么反复喊上几嗓子，你心里就跳啊，这“急病”两个字和人命有啥区别?就得跑着去。你想，一个人满村子跑，能跑过来吗?那个年代，自行车是奢侈品，哪好意思跟人借，谁家嫁、娶能有辆自行车，那就是好人家。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全大队一年给的几个自行车票都是抓阄来决定的。

海燕在学习

不过，我为了借自行车确实出过一件事。姓崔的大夫是被开除回来的，他爱人有点儿神经质，凡是跟他接触的女的她都怀疑，就是从来不怀疑我。我也没往这上面想，因为我太小了，才17岁，她怎么能怀疑到我这儿?我比她儿子还小，他儿子都快娶媳妇了。我把他们当长辈，在卫生所叫他崔大夫，在他们家叫他崔叔叔，跟他爱人叫阿姨，我怎么能往这上头想呢?他们那是大人的事情，离我可远了。我知道他爱人有病，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老听人家说那些笑话，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事会跟我有关系，谁能往一个17岁的孩子身上想这些事情?尤其又是在那种年代。我的家庭、父亲是非常正统的，家里老是因为报纸上和新闻联播里的国家大事、国际大事争论不休，生活中没有那些琐碎的事，更没有谈论过男女方面的事。

崔大夫有辆自行车，他自己常骑车满村跑，有时正赶上他在卫生所我就临时借用一下。因为卫生所就那么几个人，他开了处方，我得出去打针，骑上他的车子打上针就回来了。没想到，这辆自行车就给我找上了麻烦。

卫生所控制的那些药，有些人天天吸，老农民几乎都吃不上，都供了他们。我一下子给他们断了顿，这一群流氓就冲着我来了。当时我不知道呀，因为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又不惹他们谁，执行的是卫生所的制度，药房是我的正常工作，跟他们是不搭界的。

有一个老头叫“鬼来红”，六七十岁了。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家伙最鬼，也是村里的老光棍、老地痞，只要有酒让他干啥他干啥，农村叫这种人“灰菜旗杆”，是没人敢惹、没人敢理的这么一个人。有一天，有个地痞用一斤散酒唆使他到崔大夫老婆那儿，告诉她崔大夫跟我“不干净”，还对她说崔大夫把自行车送给我了，我经常骑着车子满街转。

崔大夫的老婆不相信别人但是相信我，对我不太怀疑。她不相信但也没办法呀，想自己到卫生所问又怕她男的，于是就让九岁的女儿巧珍不去上学，天天在我那儿守着我。我问：“巧珍，你咋还不上学?”“我妈不让我上了。”那会儿上学不用交学费。我说：“你妈为啥不让你上学了?”“不知道，不让我上了。”实际上，她妈安排的任务她都知道，就是监视我，看看我和崔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她妈妈说：“阿姨，你怎么不让她上学了?什么年代了，你们还这样重男轻女?你不让她上学干啥呀?”如果那会儿她要是真的没有学费，我肯定会赞助她呢，看着那么好的孩子真可怜。我又跟崔大夫说：“你还是个中专生呢，你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能不让孩子上学?我就想不通你们。”我给巧珍出主意：“要不然你回去天天闹，天天哭着要上学，她就让你上了。再不然你把书拿来，阿姨帮你复习。等哪天你妈高兴就让你上了，别拉下功课。”她每天拿课本来我就教她，一个多月以后这孩子回去上课了。我还以为是我努力的结果呢，闹了半天是人家挑拨完了，她妈让她跟踪我，我走到哪儿她跟我到哪儿，我走到哪儿把她领到哪儿，我觉得她愿意跟着我，跟我挺好，我也挺喜欢这个孩子的，她是个小孩嘛。她每天跟她妈汇报我干了些什么，见到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她妈就排除了怀疑。以后这事就平息了。

借着巧珍监视我的事，“灰菜旗杆”开始在外面宣传了：“你看那两个人混着呢，人家孩子都没法上学，跟踪她，监视她。”四处造舆论，我呢还傻乎乎的啥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是借自行车出了问题，就再也不骑崔大夫的自行车了。第一年的分红我分了一百多块钱，那会儿自行车买不上，我还托人到别的公社的罗家营村弄了张票。我不敢跟队里要自行车票，因为我是先进，我要搞特殊化又该让人说了。我们村都是抓阄，谁抓上谁买，很难弄到。我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没舍得骑，就让给我哥了。我说，骑也骑不出个好来，每天满村跑。换回来一辆旧红旗，反正也有交通工具了。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这次领导找我正式谈话，问我骑的自行车是谁给我买的。我说：“自己买的呀。”“真是你自己买的?”“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是用分红的钱买的。”“有没有你骑别人自行车的事?”我说：“有，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去年还因为骑自行车闹过一次误会。”他就让我注意。你说，我那么点儿的一个孩子我受得了吗?那时就想到肯定是有人给我造谣了，这市里传的比村里还快。我只听说传我“作风不好”，开始没当回事，因为许多先进都会遇到这种事。结束谈话出来，我还在生气，骑着自行车一边哭一边往回走，走到外面的荒郊野地没人的地方就放声大哭，哭了有一个多小时。把我这两年多的苦水使劲地往外吐了吐，觉得这下心里舒服多了，就跟出了一口恶气似的。那是第一次感觉到受侮辱了。其实，人家领导找我谈话没说什么，就问了问自行车的事。联想到曾经有过的误会，我就想，还不知道他们说我啥呢，我错在哪儿啦?借用一下别人的自行车就给我扣上“作风不好”的帽子，我怎么也想不通，真受不了。那会儿一气之下如果想不通真有死的可能。

这件事在我的心上重重地戳了一刀，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单纯活泼了，自己也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性格一下子变了，不爱说话了，也不爱笑了，从那时起我就怕所有的男的，特别注意回避他们，跟他们躲得远远的，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借了几十本人物传记，尤其是关于女强人的，看看她们有没有和我同样的遭遇，她们又是怎么想的。这个风波过去以后我还不知道，他们还在算计我，只要有一点点能够利用的东西就会利用起来。

卫生所里那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女护士李果桃，崔大夫的爱人怀疑她一点儿也不错，他们确实有这么回事。崔大夫和李果桃他俩都四十多岁了，整天在那儿动手动脚。让我给撞上过，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但人家不怕我，觉得我这个傻瓜什么也不懂。有一次，那个女的说：“崔大夫，你看我这个手烧的。”这个崔大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先是摸她的胳膊，顺势就摸到她的脸上了。我一见，刷的弄了个大红脸，一下子把装注射器的盘子盖给扔了，把门一摔就走了。还有一次，李果桃病了，躺在家里的炕上输液，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实际上也用不着输液。我守在那儿给她输液，崔大夫也在跟前。她躺在炕上，就穿了个小背心和小三角裤衩。一会儿，哗的一下就把那被子给踢开了，我赶快给她揪上，心想，一个男的在这儿坐着，你怎么这样呀?你又不是昏迷不醒又不是发高烧，就是个普通的小感冒，如果你嫌难受穿上衣服嘛。觉得这个女的怎么这样?挺不自尊的。后来，他们开始装修卫生所的房子，搭了个小阁楼子。本来一间不太大的房子，没必要那样搞，干啥呀，弄得黑咕隆咚的。再一想，由你们折腾去吧，我又不是这儿的主管。一次我进去了，两个人就在那儿抱着，被我撞上了，把我搞了个大红脸，扭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敢直接进卫生所，只要一进大门离卫生所还有十几步远，就喊上了：谁在卫生所呢?”那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俩要是搂着呢就赶快分开，我要进去了。要是有别人的时候我就大胆进去了，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就不敢进那个屋，就怕撞上。我知道他们俩肯定是不对劲的，但是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

有一天，“鬼来红”又被人拿酒灌了，去分管卫生所的卢所长家。当时他是卫生所所长，但是不到卫生所上班，是村支部委员，现在还在那儿当大夫呢。他的爱人叫玉莲。“鬼来红”对玉莲说：“你家里的可是跟海燕不对了！” 玉莲说：“咋不对了?你看见啥啦?你给我滚出去，我知道你想干啥了，海燕是个啥孩子我还不知道?你要是再这样胡说八道，看我把你的嘴撕烂！”她是我的老病人，她的孩子也常有病，我老到她家去，我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

“鬼来红”走了以后，玉莲觉得我住在卫生所太危险，因为她听到的太多了。可我不知道啊，还蒙在鼓里。她跟儿子两个人也没跟我商量，就把我的行李抱到她家去了，说：“你别回去了。”但是她也不跟我说啥。为什么不让我在那儿住?她说：“这么大的村子里什么样的坏人没有?半夜三更的，砰砰砰一敲窗户，你跟上人家就走，把你领到哪儿去了、干啥你都不知道。我男人是负责卫生所的，你是个先进，你要是出了点儿啥问题，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男人负不起责，上边来跟我要人我怎么办?一个是跟你的家长我没法交代，另外一个我们跟上级也没法交代，你就住在我家里。”

我们本来关系挺好，另外，环境的复杂也使我真的不想在那儿住了。为什么我住卫生所而不在知青大院住呢?我刚开始是跟那个老大娘住，后来有一些老知青走了，腾出来房子我就住进去了。作为知青先进，“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个态度肯定要表的，表这个态时心里真犯嘀咕。我下乡时已不是主动要求下去的那个年代，而是不由分说百分之百送下去，许多人不是笑着下去的，而是哭着下去的。全村一百五十多知青，大家为回城指标，各找各的路子，费尽心机。你一个人在那里喊扎根，唾沫都能淹死你，但不喊又不行，革命需要。我这个表态遭到了冷嘲热讽，压力很大，甚至到食堂吃饭都要受气。很自然的，我在知青队伍中成了一只孤雁。我本来就是孤雁，下乡时就没和本校的同学住在一起，同来的知青一个不认识，下乡住在老乡家，卫生所工作又比下地劳动看着清闲，这许多的因素，决定了我在这个村知青队伍中的孤立是难免的。

好大的大院子住了六十多个知青，一大排房子，一模一样，都一边大，白天都分不清，别说晚上了。经常半夜三更有人找我看病，不知我住在哪屋，便扯着嗓子大喊。农民他不管那一套，他需要大夫，他想怎么喊就扯着嗓子怎么喊。当我赶紧穿衣服出来时，已经把全院子六十多人都吵醒了。女青年还好，有些男知青很野，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你一天风不吹日不晒的，爷们一天劳累得要死，晚上还不让睡?”我多少次暗暗地流泪，但也不能怪他们，人家劳累了一天心情也不好，半夜三更谁不烦?没办法，我就跟大队商量，让大队给我安排个住处，队里也没有地方住，就让我住在卫生所。

卫生所给我安排了半间房，一间房子中间隔了一堵墙，我住的这个房子后半部是药房，有个窗户，就是农村的那种大窗户，差不多一米五长，宽度也有六七十公分，要打开，一掀拿木头支上就行了。我放了一张床就没有一米宽的地儿了，弄了个小小的小桌子，这就是我的家。我便成了全村24小时全天候值班的惟一一个人，24小时随叫随到。那时村里的医疗真方便，比现在城里人看病还方便得多，大部分是出诊，尤其是输液，一守几个小时。我经常是昼夜不分，熬得血压经常是高压70—80，起床猛点儿就眼冒金星，白天还要咬牙坚持。没有环境和时间让你用来补充睡眠。我1.65米的身高，体重才八十多斤。只要有口气我是能坚持的，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激励着我，打心眼儿里没有怨言。

海燕在知青代表会上(1974年)

 卫生所独门独院，隔壁院里住着老两口，有七十几岁了。那个女的是一辈子当妓女，男的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解放前穷得没办法娶媳妇，解放后就从妓院领回来一个，所以他们没儿没女，村里把他们当了五保户⑥养起来了。他家就成了扑克房，全村没人敢惹的“灰菜旗杆”大部分晚上吃完饭就来了，聚集在这儿打扑克，一直到天亮。天亮以前睡觉的时候很少，白天再回家睡觉。那个老太太玩扑克的时候，腿放在别人的身上暖着。我很少到那屋子去，觉得乌烟瘴气。你想要睡觉?看看这个环境，你能睡得好吗?

这次玉莲正好让我在她家住，住就住吧。但是我傻到什么程度?人家才三十多岁，我和他们睡在一个炕上有一年多，我一点儿也不懂还有应该回避的事情。我旁边是玉莲，那边就是她男人，这边是她刚上小学的六七岁的儿子，我睡觉的时候搂着他，挨着我睡。我稀里糊涂地就在人家睡了一年多，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睡觉。后来我听到一点儿风言风语，又有人说他男人和我怎么了，可是这位卢支委在村里名声极好，威信极高，属于邪不压正的那种人，我在他家睡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谁能把屎盆子扣到他头上。我觉得这样下去对人家不好，执意要搬回卫生所，死活不在他家住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确实是救了我一命，如果我这一年多不是在他家住，真的要出事了，因为那些人就是要害死我，想尽一切办法想把我置于死地。

上边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自行车的事，那些日子我像个精神病人。有一天早晨起来一看，我住的屋门大开着，窗户大支着，电灯亮着，我和衣而卧。更使我不解的是卫生所里发了水灾，所里的水缸和所有的盆都装满了水，更怪的是我住的房间凡是口朝上的东西，包括墨水瓶、鞋和暖瓶盖里也都是水。而且这么大的大窗户掀开，窗帘掀开，门开着，我却在里面睡觉，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啊。我门前有个辘辘井，挑一挑水要搅四次，把卫生所里所有的水缸全挑满了你知道要跑几次?怎么也得四五担水。哎呀，有了鬼了，真有了鬼了，我想世界上真是有鬼了！头一天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我睡前在纸上写上：“某月某日某点关灯关窗锁门，缸里半缸水，盆里鞋里均无水。” 早晨起来依旧全是水。我又不敢说，就老想这是什么样的鬼。肯定不是我干的呀，肯定是鬼干的。到了第四天夜里，我挑了个担子又往出走的时候，一头撞在那铁门上了，这下把我给撞醒了。我见自己挑着个空水桶正要往外走，才发现是自己脑子出问题了，这就叫夜游症。我就开始吃安眠药，吃了好长时间的安眠药，并对外说我太累了，为了躲出诊，到知青院里住了几天缓了过来。这事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否则又要编出什么离奇的故事。你说半夜里神志不清醒，打那么多次的水也没掉到井里去，悬不悬?现在想起来真命大！

有一天，“鬼来红”拿了一张赵大夫也就是那老地主给他开的输液用的10%的葡萄糖处方来取药，我说：“你好好的输什么液呀你?”他说：“爷当糖水喝的，你管得着吗?”他交了五分钱就要拿走葡萄糖。我就不给他，说：“你去改个自费处方去，因为营养药是自费的，拿来喝可以，开自费处方去。”他就开始大骂，骂得很脏很难听，实际上他是故意来闹的。我就去找那个老地主，他是谁要什么药就给什么药，他才不管呢，我把处方摔给了他，说：“你为什么给他开这样的方子?是你开的让他拿来喝的?”“啊呀，我没办法，这种灰人我得罪不起的，快给他吧。”我说，就是不给。这是卫生所第一次吵架。

隔了没几天，我早晨5点钟就起来了，因为有好几个炉子呢，我就早早地把炉灰掏了，把炉子点着，把水给打满了，这一折腾啊，天就亮了。天一亮，这病人就要开始来了。院子里的那个当过妓女的老太太冯根娣先来了，她早晨从来不起来，因为刚入睡，这一次很反常。她说：“给我拿200片去痛片。”我说没有了。她说：“昨天刚买回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昨天刚买回来的?”“果桃告诉我了。"“刚买回来1000片，我拿200片。”“全村才拿了1000片，你就拿200片?不可能。”“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不给我当时就给你死下，我反正这么大岁数了，没有这个片儿我活不了，我现在就给你死下。” 院子里黑乎乎的就我们两个人，这个老太太是当了大半辈子妓女的人，她自己讲她是没有不能干的事。我怕出事呀，连个证人也没有。被逼无奈，给她包了100片，并要她补处方，我说：“先这样吧，黑天半夜的，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按说我没有权利给你，现在先给你拿上100片，天亮了以后你让大夫给你开处方，开了处方你再交钱，现在我不收你钱，你拿着100片走吧。”她拿上100片走了。

天一亮，卫生所的人都来了，我就要求开会，把卫生所卢所长也叫来了。我说：“前两天出现了开葡萄糖喝，不给就闹事的事。我们内部已经定下来了，去痛片是敏感药，买回来以后不能跟任何人说，如果有要止痛片的病人就给他开上点儿，这样胡要我们招架不了。怎么我头天买回来药，第二天就有人知道了?早晨就跟我闹，不得不给她100片，如果不给，就要死要活的，我知道她要干啥?”因为批评了李果桃，她在里边痛哭流涕。我说：“我没到药房以前，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们这不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吗?有意见咱们公开说，桌面上说，别这样啊。”“啊呀，我不是故意的，她问我呢，我就告诉她药来了，没有别的意思。”李果桃赶紧解释。

没想到那个老太太根本没睡，就站在门外偷听，她就不干了，一下冲到屋里，说她不活啦，用头对着我就撞过来了。我赶紧一躲，她就戳在那儿了。那时人都上班了嘛，病人也来了不少。她爬起来连撞了我好几下都没撞着，我就跑出来到了院子里，她满院子追我。这院子不大，墙上房上都是看热闹的人。“不活啦，不活啦”，她一边叫着还一边骂我，骂我的那些话我也听不大懂。好不容易一帮人把她给弄住了。旁边一个老太太快80岁了，她是我们村长的妈，就在隔壁住着。老太太特好，我也老给她看病，这老太太说：“姑娘，别在这儿待了，都是一群灰人啊，啥事做不出来?村里人都怕他们，你住在这儿可太危险了，不要在这儿住了。姑娘，你赶快回家找你妈去吧。你听听她骂了些啥?这要是村里的姑娘，人家能把她的嘴撕了，人家可不让她呀。只是你们是城里来的，家长都不在这儿。你赶快回吧，不要在这儿住了。”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我真的应付不了啦。就因为我是“先进”要注意“影响”，有气不能撒，有话不能讲，这一群“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真是刻骨铭心！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经常被噩梦惊醒，梦见的总是这几个恶鬼在干坏事。

我回到家，第一次把在村里的处境讲给了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右派父亲，那时我母亲还被关着。我真不忍心再折磨他，实在是无处诉说，我快要憋疯啦。父亲听后气得直发抖，满地打转说：“士可杀，不可辱；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没完没了地讲，我真后悔不该回来就跟他讲这些。天刚亮，他要骑车到村里“找他们算账”，我跪下求他：“爸，你千万不能去啊，你一个牛鬼蛇神找‘贫下中农'算账，他们把你打死都是你不对呀！”父亲哭了，这是我见到他惟一的一次哭。红卫兵打他，批斗他，他受尽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来没哭过。

父亲答应不到村里去，我也决定暂时不回村。不料，父亲还是偷偷地骑上他那辆破车跑了二十多公里到了村里，找到了村支书，要求冯根娣解释她讲的话和骂的话。村里召开了村干部会，把冯根娣找来，她一进门就扇了自己几个嘴巴子，一个劲儿地解释她骂的不是我，骂的是崔大夫，崔大夫是她的远房外甥女婿，并说：“咱是灰人(坏人)，干了一辈子灰事，人家海燕是棱瓣也没开的好闺女，咱儿花、女花没一花，修个好死得了。"自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村长书记一个劲儿地给父亲赔礼，围观的几百号人怪叫着轰走了冯根娣。回家后，老爷子讲那是一群流氓无产者，是人渣，同时也为我的安全担心起来。这一场折腾总算过去了，暂时风平浪静地过了一年。但是他们公开不闹了，背后还在闹，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第二年，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复杂，但是想走也走不了，因为我是标兵。我不想当先进，也不想当标兵，就是走不了呀，党不让你走，你能走吗?你死都得死在这儿。吃苦受累我都不怕，今天需要我去要饭，拿上打狗棍就要饭去，都没有怨言的。但是今天造谣，明天污蔑，这种打击我受不了呀。他们背后弄你，我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我那么一点儿经历对付不了他们，他们要干的事情我不懂，骂到我头上我也听不懂，我怎么能应付得了这帮人?

后来，我就老想着离开这个地方。怎么个离开法呢?1974年3月，我向郊区知青办递交了一份申请：“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哪儿也不挑，你们就给我安排吧，只要是最艰苦、最缺医少药的地方我就锻炼去，我要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并不是想离开农村不扎根农村了，但扎根我也得有块土壤才能扎下去吧，在这儿我没法扎下去，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知青大院不要我，住到农民家里像个什么?住到卫生所旁边有一群狼，连命都不保了，还怎么扎根?但是当时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那个背景没人知道，因为我不这样提出来就走不了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不怕艰苦，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群狼，我要躲开这个狼窝，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

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3月份递上去，4月份就批了，报纸上头版头条做了追踪报道[7]，在内蒙古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又是我没想到的。我原本只是说换个地方就行了，这一下又变成了政治典型来抓，作为政治事件来炒作。紧接着又来了一篇《新的步伐》，报道了我在新环境的情况。

两年以后我才得知，就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又阴差阳错地躲过了一场大难。事情是这样的：崔大夫和李果桃的事，让果桃的男人给逮住了。果桃为了摘清自己，又去找药房被开除的主管商量对策，想陷害崔大夫，并澄清自己。这个前主管本来就想为被开除的事报复崔大夫，他的报复心特别强，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他还是想报复。这位先生可能一宿没睡觉，一夜之间将整个村里用黑、白两种涂料粉刷了百十条大标语：“崔毛驴”、“崔流氓”之类可多可多的脏话，满村都是。天一亮，村里就闹翻了锅。最后给崔大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

想不到是，这件事把我给澄清了。李果桃本意是想把责任推到崔大夫身上，她一不想离婚，二不想张扬，没想到这么一闹，全张扬出去了。她又开始憎恨那个被开除的前主管，最后哭哭啼啼地跑到村干部家，把那群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陷害我的那些阴谋全抖搂出来了。其中说了一件让我心惊肉跳的事：我是4月20日离开太平庄的，头天夜里村里开了好几个欢送会，一直闹到凌晨。天快亮了，我就在知青屋里睡了几个小时。就在那天夜里，一场更大的陷害在等待着我。原来那个姓石的药房主管纠集了另外两个人埋伏在卫生所外，还带了两根绳子。他们预谋等我一回宿舍先把我捆起来，而后再到崔大夫家，撒个谎说那儿有急病人让你去，等他到了卫生所也给捆起来，号称把我们捉了奸送到公社去。不料等到快天亮了我也没回去，这三个人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回家了。

如果要是这样害成的话，我还能不能活?那天幸好我没回去，就没害成。这个李果桃还说：“你说歹毒不歹毒?差一点儿把人家海燕给害了。刚开始是造谣污蔑，造谣污蔑不成就想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点子陷害，海燕能活到现在可真不容易，那会儿我不敢说，怕他们杀了我，那群人真有动刀子的心。”

药房主管这一闹，崔大夫以上吊自杀了结了他不到50岁的生命，把个本想解脱自己的李女士搞得臭名远扬，她一气之下把陷害我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以表明她自己也是个受害者。那是两年后我才知道的。这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命真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