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阿信” 知青安海燕（下）

1974年4月20日早晨8点，我步行七十多里到了我的第三故乡—— 呼和浩特市郊的小井公社苦草坡(德胜)大队，一个养育了大青山游击队的革命老区。听说村里要来个女医生，全村上下别提多高兴了。村里派了一名比我早下几年乡的老知青牵着头驴到离村四十多里的山口等我，我很不好意思地上了驴，就像电影里演的回娘家一样。他牵着驴让我骑着，他在旁边走着，走着，走着我说：“要不你骑吧，我下来，我牵着。”他说不用。我就下来走一会儿，骑一会儿。我也不会骑驴，骑驴也挺累的，我们走走歇歇就回村了。

我原来插队的太平庄是平原，条件特别好，是呼市郊区最富饶的村子。在这儿完全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到这儿以后，就想着今天干点儿啥，明天干点儿啥。实际上，那地方青山绿水，风景特别漂亮，就是离城太远，人没有文化，没有交通，过的是近乎原始的生活，但是生活得很平静。

 海燕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前

刚到村里，给我安排在一个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副村长家里住。你说那晚上一家人睡觉吧，按当地的风俗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可能是怕虱子咬，全家老老少少睡在一条炕上。男的四十多岁，还有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我们六个人挤在一条炕上。那边是男的，中间是女的，这边就是孩子。我在孩子边上，只好和衣而卧，永远是脸朝着墙，晚上翻个身也是睡着后的无意识动作。当时也是因为村里没有空房，让我跟这一家人住了几个月。

头一天晚上在他家吃晚饭，喝那莜麦面糊糊煮土豆，饿极了的我这么大的碗喝了好几碗，那会儿我可能吃呢，吃也吃不饱。天刚黑，没有电，全家都躺下睡觉。临睡的时候女主人告诉我，晚上不能出去，这几天正闹狼，刚咬死几只羊。你说你还敢不敢出门?哎呀，还没睡着就想上厕所了，不敢出去，四周鸦雀无声，又不好意思让女主人陪我去，因为我刚来这儿，全是生人。人家的地上放了一个大瓦盆当尿盆，全家人一会儿这个下去尿，一会儿那个又下去尿。他们不尿我还好受一点，这条件反射把我憋得更难受了。我不敢出去，又不敢在这个盆里尿，我怎么能在人家地下一点儿遮拦也没有就这样尿啊?我憋得浑身冒汗，好不容易挨到了天蒙蒙亮，管他有没有狼爬起来就往那很远很远的没人的山沟里跑。其实，村里房前院后都是厕所，人拉下来的粪便猪狗随时就吃了。男的小便就找个墙角，女的就找房后没人的地方，咱们知青哪儿能这样啊?打那以后，晚上我再也不敢吃饱了，渴得不行也不敢喝水。

全村二百二十多口人分布在方圆70里的两条沟里，共有七个自然村。最少的一户人家只有老两口，有的村也就是三四户人家。我待的那个村是大队所在地，最大，有13户。两条大山沟中间隔着可大的大山，我就在这七个自然村里转。村里规定，谁家有病人我就跟谁走，吃百家饭，住百家屋。这是一个很穷的山沟沟，是全市郊县惟一的一个无电村，连电灯也没有，粮食是用石磨加工的。村民大部分是文盲，男的多，女的少，男的大部分是光棍，一个劳动日的分值就是五分钱到一毛左右，吃粮靠返销。这里特别闭塞，没有交通，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驴。有的人根本就不认识钱，你给他拿一张新版的人民币他都没见过，他们不花钱，就吃一把盐，酱油和醋之类的作料是没有的，连菜都不吃，夏天能挖点儿野菜吃也就不错了。土豆、莜面、盐，就这么简单的食物，油也很少。

我给你讲我吃的最恶心的一顿饭。我们一辈子吃多少饭，有几顿是能记住的?这顿饭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村里有个六七十岁的乞丐，旧社会就是讨饭的，他就喜欢讨饭，他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人家还说他是赤贫。他偷偷地出去讨饭，队里看都看不住他，他不在周围村子讨饭，到别的县里去讨饭。他就不愿意在这儿劳动，不愿意在这儿生活。他是个五保户，队里给他点儿生活费，但是他出去不讨饭就难受。他走了以后村里就四处找他，觉得他是在给共产党丢人了，怎么能让贫下中农讨饭去?我们现在的社会能出现讨饭的?就让人往回找他。但是他不回来谁能找到他?有一次他回来了，回来干啥来了?病了，是肺结核吐血，那个病最传染了。但是我是先进，我不能怕脏，我要是怕脏就是政治问题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做文章呢，为了革命为了党我也不能呀。

背着枪的海燕(摄于知青屋旁的羊圈前)

我给这个老头看病去了，原先受那“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时见有拿半个碗吃饭的，这人就是这样，半个掉碴儿的破碗，那双筷子是拿树枝子掰的。他就拿这筷子、碗招待我。这地方只有莜麦，高寒地区长不了别的，要想吃小麦得拿莜麦换，换回来过年过节来客人吃点儿，一年也就能吃两三顿。

这个老头也不洗手，他一辈子都没洗过手，你说脏不脏?他和了一块莜面，和完了面，就在自己的胳膊上弄成个片，撕下来放到那儿，再弄一片再撕下，摆满一个盖子了，放在那个锅里蒸。怎么蒸?他穿着件紫红色的绒线衣，你能看见那虱子刷刷地在他身上跑动。他把绒衣脱下来。我说：“大爷，你别脱，天这么冷，小心感冒还得咳嗽。”“哎，傻孩子，你不知道。”他哗的一下就把衣服盖在锅口上了。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没有锅盖，就拿它捂气。”虱子一遇热，都钻出来了，在那儿满世界地爬啊，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乱窜。

我想这虱子可都得掉进锅里去了。等到掀起来的时候，那莜面是红色的，原来他那绒衣掉色，把莜面染成紫红色的了，虱子死了以后也都掉进去了。

村里有几个小伙子，其中有一个小学老师可坏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得罪过他，可他老看着我不顺眼，老想琢磨琢磨我。他和人打赌，打一盒太阳烟，那烟挺贵的，两毛二一盒，如果我吃了这顿饭，其中一个人就要赢一盒烟，一个人就要输一盒烟。他们一会儿就进来了，好像挺关心的：“吃了没?” 我知道这两人有事，心想，这是敌敌畏也得喝进去，非得吃，让你们看看。那个老头拿了半个碗给我拌了一点儿莜面说：“姑娘，你吃吧。”“大爷，您吃吧。”两人推让了半天，我就想，虱子也是肉，要不然怎么能吃进去呢?我咬着牙赶紧吃了半碗，紧接着就顺着那山沟跑呀，出去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了。哎呀，恶心得简直就是不行，你想能不恶心吗?这样的饭我都能吃进去，我把这些都当成政治任务了，就为了不给党丢人呀。村里人从来不洗脸，早饭后刷锅的水就这么一口，那抹布臭臭的、黏黏的，投完了以后这擦擦，那擦擦，一拧滑滑的。“海燕，你们知青爱洗脸，擦一把吧”，就递给你了。你还不好意思不擦，不擦是嫌贫下中农脏呢，擦吧，这么一擦，满脸都是臭味，黏糊糊的。山底下就是泉水，但是那会儿哪有香皂呀?根本没有香皂，怎么洗也洗不掉，一天怎么闻身上都是那股馊抹布味。就是那样，你也不能搞特殊，你也得人家吃啥你吃啥，人家住啥你住啥，从来也不说个不字。我时时提醒自己是个先进，不能丢人，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做文章。我活得很累，跟别人的累不一样，身、心都累。

上山后，我就像一只逃出笼子的小燕子，生活非常快乐。那里很穷，穷得像过原始生活，很多人家平均不上一人一床被，一件衣服从新穿到破，不洗一次。孩子上学翻山越岭，一至六年级在一个屋同时上课，一块木板，几块木条，几张破桌子，十几个孩子，这就是学校。缺医少药，甚至根本就没医没药。这地方的人对我特别好，在这儿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我觉得这才是一群原汁原味的人。再看看小孩子们衣不遮体、天真可爱的小泥脸，一种原始的情感在我的心中产生：这将是此生永远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这山、这水、这人将伴我终身，我要改变他们！

一年多里，我生活得很好，很平静。汽车上不去，进不了山沟沟，很少有人让我开什么会。我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工作，种药、采药，把村里给的五亩地全部种上了党参。那党参长得特长，有小孩胳臂那么粗，我拿到市里去，全部是特等品。有人问我是怎么种出来的，我说是挑大粪浇的，每天就折腾这五亩地。拿着卖党参的钱，再到市里去换成西药。

上山采药 

我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山头，哪个山哪个沟有什么药我都知道，山头就是我的大药库。我还到市里的中药厂、西药厂学习简单的制药技术，丸、散、膏、片什么都做。在呼市我的名气可谓家喻户晓，到哪儿一听是我，厂长、工程师都来见，非常认真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技术和设备问题，让我因陋就简生产中药。一个生物制药厂的工程师给了我十几套压片机上用的管状材质，像冲子一样的压片模具，教我用斧头砸，砸一下一片药。我回去将黄连、黄柏、黄芩按他们教的方法制成了“三黄片”，用于消炎、败火、解毒，治好了不少病人，节约了不少经费。许多中药，如果能用新鲜的，比用干的效果好。工程师们又教我保鲜方法和简单的提炼法。我先后走访了十几家制药厂和医院制剂室，用土办法制了几十种药，全部是中草药或中药西制。这点儿技术，为我后来下海办化妆品厂打下了基础。

在合作医疗站(1975年)

我们二百多口人的合作医疗，每人平均交一块钱加入，可以分三次交，凑起来办了个“合作医疗”。二百多口人就是二百多块钱，到最后有的人还是交不起。

办起来“合作医疗”后，我就天天拿个镢头背个筐，装条麻袋在山上采药。我常牵着头驴驮上两口袋草药到市里卖，卖完了换点儿西药或其他医疗用品，就这样，把二百多口人的合作医疗费给解决了。折腾了一年多，居然实现了免费医疗。后来好到了什么程度?农民下山住院治疗，我都给报销，是名副其实的公费医疗啦！1975年呼和浩特市合作医疗现场会还是在我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卫生所开的。

就我这一个人在折腾，但折腾得特高兴，没有任何骚扰，到哪儿人们都那么热情，给你吃，让你住，家里没鸡蛋借鸡蛋去，给你炒鸡蛋吃。那孩子就黑不溜秋地站在旁边看。我可不忍心了，给这个吃点儿，给那个吃点儿，但是那种淳朴的心，你很容易跟他们融在一起。我说我是知识青年的贵族，一点儿没有被迫劳动受迫害的感觉，觉得比他们强多了，有人照顾我，我是上宾，我穿得比他们好，吃得比他们好。

因为寂寞得不行，每次回家我都要背20斤书。那会儿，我爸已经到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重新工作了，当时还没当馆长。老头儿特呆板，一个书卡可以借三本书，我就只能借三本，不让我多借一本。我就说：“您能不能跟他们说说，我的路实在是太远了，好长时间也回不来，因为我要步行70里地回去。我一次就能背20斤书，我拿秤称，够20斤你给我我也不要了。” 但是我爸就不借给我，说那是原则问题。我就找我爸的同事：“阿姨，我爸能借三本，您也能借三本，您能帮我多借几本吗?”“没问题。”我每次去内大图书馆就背20斤书，除了医书以外就是人物传记，我爱看那些东西。看完这20斤书就回去换，每次到城里面都是为了换书，而且都是背着我那当图书馆长的父亲偷偷借的。

看到村里的人太可怜了，每次从家回来就多背点儿东西。10户人家我背10个茄子，一家一个，多了背不动呀。有一个小孩是哑巴，我让他拿了个茄子去给他妈。他走到半路上，把茄子吃了，因为他以前没见过，以为能生吃。

老书记是解放初就当上书记的，人非常好，一看就是电影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我主动找书记商量，咱们干点儿这，干点儿那，罗列了一大堆想干的事。老书记慢悠悠地讲了一句话：“咱们村什么时候能通上电、有了路就好啦。”电，第一要解决的是电！邻村都有电，一打听，全县只有我们村没电。一个革命老区，一个日本鬼子一次就杀了四十多人的村子，一个孕育了大青山游击队的地方，至今还没电。我到城里四处跑，到处呼吁，最后县政府拨了两万元钱。全村男女老少在电工的指挥下人拖马拉，硬是把五十多根高压电线杆立在了山头上。一个个软伤、硬伤，到处都是伤，那真是累呀，但累得高兴！电灯一亮，全村欢呼。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这是高兴的泪，这是幸福的泪！

我想要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就得种菜。我到奶妈家要了一堆菜籽，因为她是菜农嘛。菜籽种上了，也活了就是长不大，但是能吃。葱也能种啊，很多夏天的菜都能种。我就教农民们种菜。我还让我妈给弄了好几百棵苹果树苗，用汽车送到山口，又用驴驮到山上去。我一家一家地告诉：第一层种什么，第二层种什么，完全按我妈写的那些程序种。种下去，你给它浇点水不就活了?但他们不浇水，不信这个地方能种果树，结果后来全死了，没活一棵。

在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责任感支配下，我在山沟里的日程排得满满的，非常忙。外面的世界很少了解，村里惟一的文化生活是公社放映队。毛驴驮着个放映机，一至两个月轮一次，一块大布往墙一挂，就地盘腿一坐，看得有滋有味。《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几个片子，反复看都能背下来啦，我还是带上十几个孩子翻山越岭去追着看。

也许是看的次数多了，还真看出点儿名堂来，《地雷战》中老乡用毛驴压碾子做地雷启发了我的灵感。当时学大寨组织大会战，挖沟造田，砸得满手裂口，成效却不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地雷炸石头修沟呢?我琢磨，那个年代的农民能造地雷，我们现在为啥不能做啊?拿地雷轰多好呀。我跟谁也没说，背着干粮就下了山，直奔城里找到警备区，一名作战训练科的尹参谋接待了我。我拿着报纸说我是安海燕，他们都知道安海燕。我说：“我现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现在那边农业学大寨，你们看我的手，全是裂口，是刨沟刨的。我们要用土法做炸药修沟。”尹参谋听了很兴奋地说：“行呀，小丫头子，我支持你。”他给我列了一个采购单，有硝氨化肥、锯末、柴油这几种东西。我备了约两吨的料。他还送给我一个起爆器、一大堆电线、1000只电雷管。

第二天我去警备区取了1000个电雷管，捆到自行车后面。临走前到自治区知青办去了一趟，知青办在内蒙古党委大院里。当时我不懂这雷管的危险性，到了党委大院门口，站岗的不让我进去：“这是啥呀?”“雷管，雷管你不认识?”他说：“雷管?你敢往这儿拿啊?”我说：“怕啥?亏你还是当兵的呢，我都不怕，你还怕?这是电雷管，不炸的，有电才炸，没事的。”他说：“你进去可以，自行车不能推进去，也不能放这儿。“那我放远一点儿。”就把自行车放到旁边说：“你给我看着啊。”我就进去了。

第二天，知青办给弄了辆“130”车，好不容易把原材料拉上山，尹参谋亲自上山教我制成了炸药。打上几个炮眼，按计算盘上的数据填上炸药，放上雷管，连上电线，人先藏起来，一拧那起爆器，只听一声巨响，“咣”的一下，土就扔到一边去，一条沟就出来了。定向爆破真过瘾，高兴得我们叫啊，跳啊。

有一次，我在人家炕上坐着，看到这个老农民存了一冬天的垃圾肥要运到地里去，主人用镐刨，一刨一个白点，冻得挺厉害。我说：“有的是炸药，我帮你一炸不就炸松了?”我急忙回去拿了个雷管，抓了把炸药，从肥堆里捅了个洞装进去，按炸石头的方法这么一计算，拉上电线坐在他家的炕头上，一拧起爆器，一声巨响，一堆粪炸得全没了踪影。笑得我呀肚子都痛了，把主人气得鼻子差点没歪了。原本好意帮他往松里炸一炸，谁知炸药安得太多了。就这样，我们把一千多个雷管，二千多斤炸药炸得干干净净。要我说，还没炸成缺胳臂少腿的，还都活着，真够走运的。现在想起来多危险，多害怕，那会儿就敢干。

有一次，我从外村看病回来，肩上背着个出诊包，里面有注射器、听诊器，铁盒丁零当啷地响。看见了一只狐狸，挺寂寞的，我爱玩，就跟那狐狸玩，用石头“梆”的打它一下，“梆”的又打它一下，它跑我就追，一追这出诊包里的东西就“哗哗哗”地乱响。我跑它也跑，我坐下它也坐下。从这个石门子村到我们村是八里地。傍晚，要进村了，我见到田大爷，他正背着一捆柴往家走。我说：“大爷，从石门子这个狐子就跟上我了，到现在你看它还在这儿呢。”他一看忙说：“那是个'怕怕'，哪是个狐子呢?”他们那儿的人管狼叫“怕怕”。他这么一说，那狼好像能听懂，嗖的一下就跑啦。我听田大爷说那是只狼，浑身软得看见家门也迈不进去了，就地找了块儿石头坐着，缓了好长时间才起来。你说我这个命大不大?以前我在动物园看见过狼，那是有数的几次，对狼的感觉就跟狗差不多。真正野外的狼有点儿像狐狸，腿特别短，贴着地皮走，你能感觉到它的尾巴是夹着的，不是像狗那样是翘起来的。我想像中的狼可高可大的，像狗一样。

后来我们村有了六七个知青，很热闹，有几个是主动要求到村里和我一起奋斗的。他们的素质很好，很团结。我们几个孩子没事瞎琢磨，想起啥就干啥，村里也由着我们折腾。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上山采药，故意不带干粮，看看能不能生存。我们学古人“钻木取火”从棉衣袖子里撕出点儿棉花，拿起块石头猛砸也不出火花，又把一个知青的大厚眼镜摘下来对着太阳烤，也点不着，最后饿得实在不行了，一人弄了点儿生蚕豆嚼着吃还很香。村周围山上桦树林很大，喜鹊成群。馋嘴的我们什么肉都吃，喜鹊、乌鸦、野鸡，套上什么吃什么。每年春天掏喜鹊蛋能吃两个月，直到小喜鹊出来我们还掏来吃肉，气得许多喜鹊都搬了家。

我这样的典型在山沟里，知青办的主任怎么也得上来一趟。知青办弄了辆“212”吉普车就来了。全村十几条大狼狗围着这辆吉普咬，不是咬人而是咬车，它们没见过呀。把轱辘、后视镜咬得乱七八糟的，那车的帆布篷不是软的吗?好几条狗就在那上面，他们被吓得一个劲出汗，不敢下这辆车。最后村里的人都出来，把自家的狗给制住了。我说，村里的狗把这辆车当成动物了它们没见过这大家伙。就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

公社离我们三十多里，由于交通不便，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虽然知识青年订了点儿报纸，但半个月、20天的才由一个邮递员把报纸和信件背过来，这报和信就是我们惟一的信息了。村里人几乎没有信，他们不跟外边人通信；报纸呢，村里人也看不懂。我实在憋得不行，就买了一个半导体。这村里人可奇了怪了，“这人在哪儿啊?怎么说话呀?这么点儿的东西里面怎么能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也给他们解释不清。我就防备着那些孩子，他们老想打开看看里边的人，还说：多小的人呀，怎么能装进去?他们对这个戏匣子稀罕得不行。我就说：“这样吧，大家轮着听。”但是它是装电池的，哪儿能供的起那电池呀?听上两天就没电了。我回城时买上电池，回来再轮着听。但是，一不注意戏匣子，小孩们就打开了找人，你看就到了那种程度。

有一次，月食，有个老头就敲了个烂盆，边敲边喊：“社员们，快出来救月亮，月亮让狗给吃啦。”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无聊地跟着起哄，敲着个饭盒也喊：“社员们，快出来救月亮，月亮让天狗给吃啦。”我完全是跟着起哄，觉得这么好玩。不想这就成了政治问题了。“知识青年的标兵带头讲迷信?”上边的领导就对我说：“听说你还带头喊救月亮。”“村里的人那样喊，我就跟着闹。”“别人能闹你不能闹，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我心想，我是啥身份?我不就是个小孩?！我从来就没想到我是啥身份。“时时处处你不能忘记你是啥身份，一旦忘记了你是啥身份你就要犯错误。”但我毕竟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脑子里没有那种政治概念。我是个什么?什么也不是。在当时那种体制下，作为知青典型，对你出身好与不好也不那么计较，但入党你是入不了的，提到入党就该计较了，所以我始终入不了党。1973年我的事迹见报，不久就入团了，后来还当了团支部书记。团书记当然要写入党申请书了，一直对我考察，到1976年才入的嘛。前后三年时间。那会儿，要是我这种先进，本来是很容易入党的，也许这个月报上去，下个月就批了。我就是沾了出身的“光” 了。

最后怎么入的党?说来话长。到1975年的时候，我上这山沟沟一年多了。天天就这么高兴，就这么干，啥也不想，根本就把太平庄的那群王八蛋全忘了，但就是回不到原先那种状态了。掏鸟窝、上房，就像“小兵张嘎”那样干的。我能把全村的烟筒都塞上，就剩一家的烟筒不塞。让人家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把我高兴的，觉得特好玩儿。我到一家说：“给我烧点儿水，渴得不行了。”我一说要喝水，他们可高兴了，赶快给你烧。我就说：“你们先烧吧，你家太呛，我先走了。”到另外一家又要水喝，又是那样的，把那么个小村的人都给熏出来了。最后我在一户没被堵烟筒的人家坐着，那家不呛。这时有人找过来了：“海燕让我给烧水，她人哪儿去了?”别的人也说：“她也让我烧水了。”结果这几家的人都出来啦。“哎呀，我们全上当了。”他们就找我，还追着打我，我就满山跑，就这样玩，全村关系处得特别好。后来，不管谁做的恶作剧，他们老往我身上猜，我解释也解释不了，啥坏事都是我干的了，哈哈哈！

在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留影

在那儿待的几年，是最高兴的几年，人和人相处得很单纯，从来不往坏处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常常半夜三更跟上一个从深山老林来找我看病的人，提上一盏小马灯就走，十几、二十几里山路从没怕过什么。他们很热情，尽管他给你吃了带虱子的莜面，因为他也吃的是那个呀，他没虐待你呀，他把你当上宾。山区条件苦，但人们非常朴实憨厚，我到谁家都是座上宾。有的家满炕都是土，不扫还好一点儿，一扫全家都是土，但是他们还是热情地赶快拿笤帚扫两下，“坐吧，坐吧”，招呼你，让你坐下。有的女主人为了招待我，恨不能从母鸡的屁股里掏蛋给我吃，我真的不忍心吃。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75年年初，谣言就从我们原来那村追上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啥小插曲呢?我本来早就把那些事情淡忘了。刚上山的时候我在革委会副主任的家里住，没有房子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人家对我都特别好。可我觉得老是这个样子很别扭，我就想要个房子能够自己住，或者按知青的待遇安排我一下。另外，到这儿我没有口粮，村里规定我吃百家饭，到谁家治病就在谁家吃饭，可要是哪天没有病人我到哪儿吃呀?因为我是从别的队调去的，所以没有粮食指标，我就是特殊情况派过去的一个赤脚医生。

我去的时候，忽视了这些问题，因为这么一个先进典型，大家都顾的是政治炒作，生活问题没考虑到，因为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稀里糊涂就走到这儿了。那个穷山沟，谁也不愿意去，当时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先进还要吃饭。现在口粮成了大问题，队里讨论了好几次，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下来。队干部坐在一起商量，原则上是你落户在哪个队，哪个队给你留口粮。你还没落户在哪儿呀，因为你是大家的呀，你是大队的呀。我的口粮问题哪个队都觉得是一个大负担。全村二百多口人，七个村，上哪弄啊?穷得就连我这三百多斤口粮也成了大问题。他们吃的是返销粮，一个工是五分钱、一毛钱。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说给全村的人看病就吃百家饭，住百家屋，你给谁看病就在谁家住，给谁看病就在谁家吃。

我遇到这么个问题，也不敢说呀。好几个月了，呼市团委有一个副书记问我：“你现在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我没想那么多，说：“别的倒没什么，最好能有个房子住，我虽然不长住这个房，毕竟要清理一下卫生，或者是今天我没有病人了，我到哪儿住去啊?再有吃饭的问题，如果今天没有病人我到哪家吃去啊?”这位副书记当时就火了，说是这么一个典型到了你们那儿，连这么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他就从政治上给上了纲。其实我的意思是让他敦促解决一下，没别的意思，更没想把谁怎么样。这个副书记不知道在什么场合的一次会上把我待的那个公社给点了，说公社不善待这样一个典型，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支持。

点了名以后，公社分管知青的领导气势汹汹地就找我的麻烦来了。他说：“我女人现在差点儿神经病了，我等着坐监狱呢。”我说：“你咋啦，出啥事儿了啊?”他说：“你还在这装孙子呢?”我就知道他来找我跟这事有关系。他说市团委副书记在会上点了他，把他女人吓得到处找他。他女人在山下的一个村里，他在山上呢，他女人全家都哭成一锅粥了，以为他会被抓起来判刑，全家吓得到处找他。他说：“我来找你是赔不是来了。你说我能说啥?我说：“我啥也没说啊，就下了一趟城，他们问我有啥问题，我就说我的房子和口粮问题，能帮我解决解决，别的啥也没说。”因为这件事，就给我的入党问题带来了障碍。

可农民不管那些呀，他们从上到下都亲热地叫我燕子，还说：“爱他谁嚼啥舌根子，别理他们，我们燕子是啥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喜欢我们的燕子，爱他说啥说啥，让他们‘瞎撇去吧。”那边把胡说八道叫“瞎撇”。后来我的入党申请报上去以后，个别人坚决不同意，提出来啥了?“这种人出身不好，属于政治上投机，必须在关键时刻考验，必须是着火了，她往上冲，发大水了她往里跳的那种考验。”我们的老书记可不干了，他接着说：“那如果我们这辈子不发洪水，不着火，是不是我还得回去放火，我还得回去砸水库是不是?要不然我们的燕子就永远不能入党了?”

后来有个没见过面的知青，是个大青山游击队的后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了，准备把户口落到我们那儿。但是他本人不来，就是在形式上要到我们革命老区也就是到我们村里镀镀金，算是个下乡知识青年，等到半年以后，占个队里的指标入党再去上大学。这么个任务交到我们队里，老书记坚决不要：“我告诉你，入党的事情跟我免谈，我们村排好队了，我们燕子排第一，我们燕子入不了党谁也别想入，我们村不发展党员了，卡死了，再也找不出来燕子这么好的娃娃了。自治区要开一个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选几个代表参加。其中一个先进典型代表决定让我去，还有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有一些过去打砸抢、偷东西的人变好啦，也都是些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的典型，还有劳改释放犯的各种类型、典型做报告。我们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就站出来说了一句话：“安海燕不能去。”别人问他为啥啦?“她生活作风有问题。”这句话从老百姓嘴里怎么说都行，你是个市委副书记，怎么能胡说?而且是在会议上，当时就有人站起来跟他吵：“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是我们树的一个典型，而且我们多次了解，确确实实是谣言，她在大队得罪了一帮地痞，他们给她造谣，陷害她，你作为市委副书记这样说，这不是给人下结论了?”他不吱声了。但是这个会议最后还是没让我去。其实，当时没让我去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就因为这件事，市委专门为我一个19岁的知识青年、一个小孩儿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并为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大致内容是：根据市知青总指挥部指示，为做好即将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并为8月份内蒙古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会议做好准备，结合了解安海燕同志的主要事迹和存在的问题，澄清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舆论，我们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张鹏林同志、市团委副书记雷善元同志、郊区党委常委孟绍成同志、郊区团委书记张秉荣同志及郊区安办共六名同志，于6月25日去到小井公社。这些人到我过去待过的太平庄多次召开座谈会，登门拜访了贫下中农，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征求意见，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的结论说：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道的事迹完全真实，不但无假，而且很不完善，没有把全部事迹报道出来，同时对安海燕同志在上边活动多也提出了意见。7月17日，市革委会副主任张鹏林又带队到了太平庄大队。公社党委对这次调查很重视很关心，夏收大忙季节派团委书记跟着召开了大队党支部委员座谈会、贫下中农座谈会、知青座谈会、合作医疗所的座谈会共四次会议。个别访问了15名有关人员，三次走访了瘫痪13年的贫农社员王培文，并索取了旁证材料三份。旁证材料都是那些给我造谣的人自己写的，把自己骂得可难听了。调查完了，写了厚厚的一沓子材料。后来他们没用了，都给了我。这些材料，我一直保存至今。

海燕调查组的笔录原件

1975年的调查有了定论，才确认把我树为自治区的标兵。当时要树八个标兵就有我一个。上边说，安海燕这个人一定要树成标兵，一定要大宣传，特宣传。一下子就把原来有些看法的，都扭转过来了。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去调查的，我也没参加。而且去的是我离开了两年的地方，那里的社员说都是他们给我造谣，队里也说那些说我坏话的人是一群流氓、地痞。

我是忘了谁也不能忘太平庄卢所长一家，他们为我背了多大的黑锅，我还傻乎乎地在人家的炕上睡?！外边的人天天说他家男的跟我混着，卢夫人天天在外边跟人吵架。我不知道这些，知道了我可不给他们找这个麻烦。我就是不懂，原先跟他们家住在一起时老想，男的跟女的住在一个炕上，是不是会有啥东西爬过来就能怀孕，怀孕是咋怀的我不知道，我害怕怀孕。可又一想，没事，有他爱人和孩子，隔着两人呢。刚开始老这样想，后来也就忘了这件事，也不害怕了。我结婚以后反思，自己也暗自脸红，世上哪有我这么傻的人?我觉得很内疚，很对不起这两口子，无意之间给人家找了那么大的麻烦。我跟我爱人说要办一件事情，咱俩回去认个姐姐和姐夫，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经常回去，前年给他们买的房、电视机，反正啥都想着他们。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们，我那一年多不知道被人怎么害了，也许连命都没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位姐姐一点儿都不在我的同胞姐姐之下。

那阵子，我自己在精神上走不出这个阴影，一碰到知识青年，不认识的还好，认识的一说这是安海燕，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看我呢，那么多的传言，谁知道他把我想成啥了?

一直到1976年，当我听说他们要用绳子捆我，还要捉我的奸，心里压抑憋闷得难受，就想和他们拼命。他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狠?要这样害我。我又没挖你们家祖坟。从这时起我就得病了，不想吃东西，心里边恶心，但是那儿也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药治，又黄又瘦。回到家，我妈一炒菜我就往外跑，恶心得不行，闻不了油味儿。我说不对了，准是得肝炎了。去医院一检查，转安酶500以上，加号都是四个。赶快住院，可住院又没钱啊，知青办说他们给花钱。我在内蒙古医院住了四个月，加号全是四个，就是下不来，检查了几次动也不动，后来就怀疑是肝癌。

既然说是肝癌那就没有多长时间活头了，后来说到北京治吧，把我送到了北京地坛那儿的传染病院。那真是党的关怀啊。知青办给我花钱，又住了四个月。我的腿肿得老粗，都有了腹水，脸可大了。我说这是快死了就回内蒙古了。

回去以后又住到内蒙古医院，住了没多长时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回家过了个星期天，第二天早晨一去，医院不要我了，说没有病床了，把我所有的东西全丢到走廊里，说“四人帮”树起来的典型肯定是小“四人帮”，就因为“四人帮”，把我从医院给轰出来了。

我是个传染病人，又不愿意回家，到哪儿去呢?我没吱声，跟家里啥也没说，只说不想住院了。自己坐了火车，步行70里地，回到山里去了。你想那么重的病，我也不想活了，要回村里去死，到最高兴的地方去死。到了山里面，没医没药没吃没喝，我到哪儿都拿着自己的碗和筷子，怕传染别人。我说我快死了，到山上多采点儿药，多带几个徒弟。天天跟那儿的孩子在山上玩，越玩越想吃饭。那会儿想的是啥?不能就这样死，我要报仇！是他们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我说我得的不是一般的病，这是气的，被气成这个样子的，中医说是肝气不舒。我从民兵营弄了杆枪，天天打活物，所有的活物都变成了那些人的脑袋。打的这个是这个地痞，打的那个是那个流氓，我到处跟人家要子弹，存子弹。我姐夫是吉林军分区的团长，我到姐夫那儿，他给我弄了点儿子弹，我在那儿打，我说我吃不上肉打野兔子，弄了好几百发子弹。我天天练，脑袋里想的就是这些活靶子。死物一个不打，就打活物，我想我要在临死的时候把这帮子王八蛋全突突了，然后给自己留下一颗子弹自杀。

我最初打酒瓶子，后来瞄准石头打，再后来就是打活物，兔子、麻雀、喜鹊，什么都打。谁都不知道我练这是干啥，以为我是淘气玩的，实际上我瞄的都是坏蛋脑袋，就想回去报仇，我临死也要拉着他们，然后再写好遗书：“是我把这些坏蛋全杀了，不能让他们再危害社会。结果在山上一玩儿，停了所有的药，身体却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能吃，精神也越来越好，人也胖了。四十多天以后，我想回呼市再检查检查，看看离死还有多长时间，如果还有日子活，我就要在山里多为乡亲们干点儿事，到了最后的时间去报仇，然后自杀。人都到了那种地步了！一回去化验，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给我治疗的王大夫说：“海燕你吃啥了?”“没吃啥呀。”“你的病怎么治的呀?”我说，告诉你我是怎么治的吧....

内蒙古知青共大第二期学习毛选五卷培训班全体学员合影(1976年)

从这以后，我一下就把这个世界看开了。因为我是快死的人了，什么都不在乎了，碍你说啥了，我就是个女流氓又怎么样?我再到太平庄，就说女流氓回来了。我怕什么?一个快死的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来，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没有干过一点点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坏?这样害我?

1976年在我住院的时候，知青办给陈永贵写了一封信，陈永贵当时是中央知青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信里说，我们这儿有这样一个知识青年，是知青的标兵典型，给她造了那么多谣，为此还做了正式结论，把事实都澄清了，最后入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要在烈火中考验，在发大水中考验，这辈子要不发水、不着大火，这个人就永远入不了党。我们内蒙古都在为这个知识青年安海燕抱不平。这样，经过陈永贵的批示我才入了党。所以有时候我老想到大寨的虎头山上烧两张纸去。原文我没见过，但确实是批下来了，那些人一见害怕了，就批我入党了。1976年7月1日我入的党，10月粉碎的“四人帮”，要不以后我又入不了。

你说这一入了党，我就更高兴了，心情也好一点儿了。原来人家会说，为什么这个人入不了党呢?是因为作风不好，我就老往这上面想。你说我是反革命，说我杀人放火了，什么我都能忍受，就是这个谣言忍受不了，气得我要死要活的。后来心理压力非常大，就怕见人，不愿意出席会议，不愿意提到安海燕这个名字，甚至于想改名字，但真要是改名字了，又觉得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又怕人更说我。

陈永贵与知青 

但是我不想找对象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能证明我是清白的。人家一辈子都会想着你过去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受这个气干吗呢?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永远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我不嫁人。过去我有没有喜欢过人?当然喜欢过，在先进知青中我确实有过一种暗恋，但从来没跟任何人表达过。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

我的病好了，癌症也不是了，我不当这个先进了，跟谁也没打招呼，1977年报考了大学，结果考上了内蒙古医学院。数学考了个一塌糊涂，但语文还行，政治也行，就把分给拽上来了。

考上大学以后，一想这得向知青办汇报一下，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悄悄地走了呀。我对知青办还是很有感情的，那些人都向着我，老想为我干点儿什么，就是使不上劲。我找到知青办，知青办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辜负党对你的培养，标兵的走与留不是你个人说了算，必须经过讨论。”最后，内蒙古知青办开会讨论不同意我走，必须扎根农村，标兵怎么能走呀?！我说：“我一定要上大学，我不能稀里糊涂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去为人民服务，我一定要走，我的户口可以不动，但我要上学。” 他们说：“要不这样吧，你要上大学是计委的指标，户口就要动，你就拔根了，不是扎根了，我们没法交代。你呢，知青办给你花钱，作为特殊学生培养你，就像龙梅一样，你算党培养的特殊学生，不占计委的指标。”这样，我被他们送到医学院培养去了，一年1500块钱，知青办给医学院1500块的培养费，叫代培生，跟着本科走四年。结果学到第三年，知青办要撤，农村的地要分给农民。走不走?不走，你是农民了，知青全部回城了，再也没有知青了，你自己扎根去吧。我说我要回去；我也不是对这个先进有瘾。

1979年3月份，我被招工到精神病疗养院，分配我的工作是护理员，就是擦地板。我那边还念着书呀，可谁给你学历?知青办没人管你了，我又没有计委指标，续不上。实际上我1977年考大学考了半天白考了，没上嘛，那个指标就作废了。我就算是个代培生，不算学历，没有文凭。学到了第四年是实习，我就不实习了，因为我那儿有工作。白天来上课，晚上回去值夜班，我就把别人的夜班换到我身上。

要提我当市卫生局副局长是1976年没得肝炎以前的事，填完表我就住院了。住院以后身体不好，没有了革命的本钱嘛，就没有提升，放到那儿了。我就说我好多次是因祸得福，如果我没得病，如果我被提升，“四人帮”一垮台我肯定就完了。

回城后是一个月23块钱的熟练工，职称是护理员，这边上的是本科大学，上了大学又没文凭，等于白上，可我还是舍不得呀。党不培养你了，没人给花钱了，学校没再跟我要钱。老师同学都熟了，他们也不管我。我白天去上课，晚上值夜班，凑合着把这三年学下来了。

上大学后，我曾在产科学习，越学越后怕。当初的知青先进材料中我还是如实写的，可材料组三改两改的就变成了我给产妇做胎盘剥离，用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救了产妇一命云云，这发言稿我也念了好几年。胎盘剥离是年轻医生都不敢上手的活儿，更何况我?那时真是好笑，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说。

学校里大家都各奔东西实习去了，我是个护理员，就回去上班，勉强能在那医院当医生，但是不伦不类的，这怎么办呢?我妈那会儿已经解放了，找到一个市委书记，是我妈的好朋友。怎么办呀?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想法给解决一下。市委讨论了一下，责成卫生局解决吧。卫生局怎么解决的?那会儿有老中医带徒弟，可以带自己的孙子、带自己的儿子。他们说，你就在你们医院随便找一个有名的老中医吧。我们那儿的老中医没有什么名气，但还是找了个老大夫带我，签了个假合同，学三年，这样又熬了三年参加了出徒考试，弄了个技术职称，还不是文凭。等于是前后学了六年，给我定了个中医师的职称，但是如果你要想考主治医就难了。

我始终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1985年评技术职称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是个徒弟。没多长时间我就当了医院的副院长。就连那十七八岁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孩背后也是嘀嘀咕咕的，说我这个人怎么作风不好。他们都是听说的，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把我烦的，到了医院里我谁都不理，就是拼命地工作和学外语，学外语是为了考研究生。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对我特别好，他说：“我出题考你，你还考不上?”但最后有了规定，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不允许考研，就是从我那年开始不能考了，考研究生这条路又堵死了。

当时我看到《中国青年报》上开展的一个人生价值的讨论，每天都有人写这的，写那的，我拿起笔来很随意地写了一篇《如何恢复我青春的活力?》，写了几百字，我说我曾经是个标兵，但是被造了很多谣，连市委副书记都这样说，好像给我下了结论。我现在不爱说也不爱笑，整个像变了个人。我写的文章给发表了，来了上千封信，其中有许多是鼓励我的。你看我那个单位，我收到的信都是有邮票的地方被剪掉了，或者是剪得乱七八糟的，有的信被拆看了，有的有皮没瓤，有的有瓤没皮。我的单位就是这么一个单位，有些人就愚昧到这种程度，不懂得尊重人。

我的医院是精神病疗养院，是民政系统办的。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大街上拣回来无依无靠的疯子、傻子，是收留性质的；一种是杀人犯，一看他是精神病，没办法了，放在这里治疗，也就是终身监禁。整天跟这些没有任何治疗价值的人打交道，他们闹得厉害了，电打一打，安眠药上一点儿；闹得不厉害连药都不给吃。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整理卫生和检查卫生。我一到医院心里就烦，觉得不如在我的山沟里，那地方多好呀，在那里，起码是青山绿水，在这里每天臭烘烘的，还得去抓屎抓尿。就在我老想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还让我当了院长。既然当了院长咱每天就得尽职尽责呀，每天都是些事务性工作。干了几年以后实在不想干了。

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插曲，1979年抽上来以后，在1980年的时候，家里说我这么大了，也该张罗找对象了。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特别多，就张罗着帮我找对象。今天领来一个，明天领来一个，烦得我都不想回家。有很多我爸我妈的朋友来了以后就是：“给你姑娘介绍个对象，他爸是谁，他妈是谁。”因为我妈我爸那个圈里的大部分人是高干，一张口就是这个。我把门一关，我爸叫我出去，我根本不出去，我爸就骂我。我说：“我是找他爹呢还是找他娘?一进门说他爹是谁，他娘是谁，我一听就烦了，以后像这样的弄远点儿，那是找你们的，不是找我的，以后不要把他的爹娘给带来。

我就老穿着这条有十几个补丁的裤子，上下班一个样，就这么烂，也不懂得换。穿个烂球鞋也给洗白了，前面露了脚指头又缝上，穿的衣服就是中山服，蓝布衣服洗成白的，肩膀上全是补丁，就这么一身，够烂的吧?我妹妹老说：“你穿这身别跟我上街去啊，人家把你当要饭的看呢。”我那会儿在医院里找了个四面透风的仓库复习功课，住在那里根本就不回家。拼命地学习，想着怎么着也要离开这个医院，不在这地方待了，学中医的一辈子治不了一个真正的病人。

有一次，跟我一块儿值班的刘大夫问我想找什么样的人，我说平平常常的，最好是工人。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说：“我可有一个人，他叫邵学忠，每天到我们家玩，是我老头的同事，父母都是工人，山东人。”我那会儿说过，找对象就找外地人，就是种地我也愿意到外地去，远远地离开这儿，让人们忘记安海燕就行了。只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一听是山东人就感兴趣了，我说：“行，见个面。”“真的?”我说：“真的。”

跟一个男的坐在那儿搞对象还是第一次呀。我抓着衣服不敢抬头看他一眼，两人坐了一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刘大夫问：“海燕，这小伙子长得怎么样?”我说：“刘大夫，压根儿我就没看见。”刘大夫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好几次想抬头看一眼，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眼睛一撞，弄了个大红脸，马上把头给低下去了，谁都不好意思。我是说了一些话，但没敢看他，就看见背影尺寸还够。我提出看看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他的家是什么样的，同时附带了三个条件：一不在他们家吃饭；二不能像农村那样，门上窗户上全是看我的人，我说我受不了。他们家不就连他三个人吗?不能有第四个人看我；三我不跟他在一起走。那个厂子我认识，叫他几点钟在厂门口等我，我过去，他跟我最少得离50米远。这些条件他都同意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远远地看见一个人，他“嗖”的一下骑自行车就跑啦。我就追呀，追进去以后，厂子里一大片平房，都一个样儿，他突然从中间钻进去了。我进去以后就不知道是哪一排了，找不着他了。我就站在那儿等着。过了一会儿，钻出来半个脑袋，马上又缩回去了。我一看这人还真老实，就跟他进去了。他妈给我的感觉就像李向阳他妈的那种感觉：“姑娘，吃吧，喝吧。” 他爸高兴得就知道笑，我又想起来山里那个老书记的形象了。一看他们就是特别朴朴实实的那种人，这可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我就想在这么一种平平静静的环境中生活，暖暖和和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家了。

与其说看上他不如说看上他的父母了。

我去的时候就穿着一身旧衣服，他父母也看上这身烂衣服了。我的同学说：“相亲去呀，咱借给你一条裤子穿行不行?”我说：“我本人就这样，他要是嫌我这身衣服破，我还不是他们家的人呢。”快到中午了，他妈跟我商量：“姑娘，跟你商量个事。”我说：“啥事?”他们说：“咱们山东人是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你这么大老远地来了，不吃别的，喝碗面汤行不行?”我说：“行。”看我同意吃饭了，他们就高兴地开始和面，那么大岁数我能让人家和面?我动惯了，别人一动我就坐不住了。我说：“大娘，我来帮您和。”我开始和面、擀面条，跟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家就有一件家具，是个木头箱子，底下拿砖头垒着外边挂着个布帘，你说底下藏的啥呀?是罐头。左一个，右一个，他爸像做贼似的，一看我没注意，就偷偷地拿出来一个启开，放到盘子里去，一会儿看看我没反应，又拿一个出来，我当时不是说好不吃饭的吗?他们就不敢给你一下子搬上去，怕你不高兴，一会儿偷偷地摆了一大桌子菜，我一下子就看上他们这朴实劲儿了。

他也没有多的话，我们认识了半个月，见了两三次面。每次我都是提上大包小包的去看老人，就觉得那个家特别好，特别温暖。半个月以后，我腿痛，说是黑色素瘤，要做手术。我说这下完了，刚刚开始又要结束了。我跟邵学忠说：“我是学医的，我懂这个事情，医学院泡着个标本，一个小脚老太太的脚底下有一个瘤，就是因为那个瘤，那个老太太死掉了。我跟她的情况一样。”我对给我治病的大夫说：“你不用隐瞒了，我能正确对待，你不要写得这么复杂，写个皮肤癌就行了。第一，我要跟医院请假做手术；第二，我刚谈了个男朋友，我要结束这件事情。我不能害人。”他们同意了，就给我写上皮肤癌。我拿上这个诊断证明马上就跟他谈了：“咱俩应该结束了，我是个要死的人了，我不能害人。”他就说：“你啥话也别说，先看病，别的事以后再说。我说：“不行，必须说清楚，我三年五年不死，也不能害人，我绝对不会嫁给任何人。”后来我跟他的父母说清楚，我是这个病，明天要去做手术了，您们没有姑娘我把您们认成干妈干爸，以后就是您们的女儿，我好了出院就来看您们。哎呀，老两口哭得呜呜的，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做手术是邵学忠签的字，我父母都没告诉。我到一个朋友家住，她是个护士，晚上护理我。紧接着邵学忠来看我，我说：“昨天已经说清楚了，咱们已经完事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守着你。”他给我买了个女娃娃，我最后生了个女孩可能就是这个缘分。他把这娃娃放在我的边上说：“以后你病好了咱们要个孩子，你要活着咱们就过，你不在了我就跟这个孩子过。”我难受得不理他，一句话都不跟他说。他坐在那儿抱着我那不穿的皮鞋一句话也不说，没完没了地擦。他一来我特别难受，我让他走，他不走。最后我把很难听的话说给他：“不是这个原因，我根本就不是这个病，我骗你呢，我开了个假证明。今天给你说实话吧，我根本就没有得癌症，我是看不上你们，不门当户对，我父母都是高知，你父母都是文盲，咱们没有共同语言。你们家那么穷，就有那么一个破箱子，啥也没有。”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原因，你说什么也不行。”正好我爸在那儿，他说：“你不要这样，太伤人，你说话说得那么难听。这样吧，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同志关系，同志来看你了，你就不能这样了吧?”我说：“就因为他不是同志关系我才这样的，同志来了我为什么伤人家?跟别人来往都行，就跟他不行，我就不想见到他嘛。”我对邵学忠说：“以后你就不要来了。”结果，他几乎还是每天来，他妈做好吃的，他就往我这儿送，也不上班了，每天就守着我。结果半个月以后，病理切片出来了，不是黑色素瘤，是血管瘤。我不相信，怕他骗我，就把那个片子借出来，一看确实不是，我就安定下来了，说：“我今天宣布一件事情，我决定嫁给邵学忠了。”那会儿我们还不太熟，根本就谈不上了解，可就这么简单。我说：“定下来吧，明年五一'结婚，你回去宣布去吧。

我曾对家里人说过：“我谁也不嫁，你们嫌我，我就不回来，到单位去住。”我们家担心我嫁不出去没人要，只要有个人能把我娶走就行了，那会儿我26岁。现在我决定嫁给他了，见了两个月的面就不见面了，又给人家约法三章：“你不许到我们医院找我，不许给我打电话，我有时间会到你们家去。”我们两个没有单独在一起谈话呀，看电影呀，上街呀，一次都没有。我就上我的班，说要考研究生，要抓紧学习，时间很紧张，没时间谈情说爱。你也在事业上、前程上奔，有时间你就学习，你要是不求上进我永远看不起你，结婚也是麻烦，你学你的，我学我的。我们俩不见面，他也不敢给我打电话，也不敢去找我。

这样一直到4月底，临结婚的前一个星期他找我来了，说：“我妈天天哭。”我说：“她哭啥?我也没让你家大操大办，咱们吃一顿饭不就完事了吗?没钱就不办，哭啥?”“咱俩还没领结婚证呢。”“哎呀，真的，咱俩没登记。”

我那会儿已经是政工科长了，结婚介绍信就在我这儿开呀。我马上盖了个章说：“行，明天来取户口，我给你写上。可是我舍不得那点儿时间，马上就要考研究生了，一天的时间都不能耽误。反正也不要照片，拿上户口，名字是我的，你随便找个人跟你登记不就完了。”他拿着就走了，找谁谁不跟他去，最后找了他们院里一个老师的孩子大霞。他说：“大霞，走，跟大哥登记去，穿好点儿。”大霞就去了。临出门让她妈碰上了：“大霞，干啥去?”“跟大哥出去。” “干啥?”“登记去。”“登啥记?”“结婚嘛。”给她妈气的：“回来，大姑娘胡说什么?”山东人可封建呢，她妈说：“大姑娘逮啥说啥，什么结婚登记?回来，回来，怎么回事?”“海燕没时间，让我帮他登记。”她妈说：“图个吉利你也不能这样嘛，这种事怎么能让别人代替呢，不行，让她自己去。”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笨呀，这点小事办不成”?“确实找遍了也没人跟我去。后来我还是跟着他登记去了。

“五一” 结的婚，4月30日我还上班呢。单位40%的调资，我是调资领导小组成员。全要我给走后门，全要给我送礼呀，我结婚理所当然要收多少礼?我可不想惹这麻烦，一个都不能告诉。我悄悄地跟我们书记请的是“五四”青年节那天的假。那天有活动，我说我不能去，5月5日再来上班。书记送给我一个保温杯，是我结婚时惟一的一份礼。

结婚的那天晚上，紧张得不行，送亲的一走，我就觉得一点儿都不习惯这个家。我就要在这个家里住呀，两个老人和一个男的，而且变成人家的媳妇了。就在那天才开始想到结婚是怎么回事，以前没想过。他妈他们在大屋的大炕上，我们在里屋的小炕上。我一个劲想哭，老想跟送亲的走，想回去住几天再来，也不敢说。

那天晚上，他说我生理不正常，是个男的。我一下子就想：自己可能就是男的，不然，怎么那么反感男的?从小人家就说我的性格像男的，爱和小男孩在一块玩男孩子的东西，打球、上墙、上房，老爱玩危险的东西，女孩子的玩意儿不爱玩，不爱那些东西。我说：我确确实实不是骗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个男的，而且我确实是没做过检查。你不是要开证明吗?我就让医学院的同学给盖了个章拿来了。我要是知道我是男的还结婚干啥呢?

新婚之夜，我们俩说的就是离婚的事。我坐在那儿想哭也不敢哭，外面还有两个老人。这事儿恨的我呀，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说我怎么一次一次地就不死呢?那会儿我真想马上死，有个车祸也好，飞机掉下来让我轮上也行，让地震正好把我给漏进去正好。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我?怎么连自己是个男的都不知道?我悄悄闷着不就完了?后来我就跟他商量：“咱们俩闷三个月，三个月以后离婚，我不让你有任何经济损失。我用过的东西，包括今天晚上盖的这床被全部拿走，是多少钱都给你家拿来。但是我一下子没那么多钱，每个月有收入，陆陆续续都赔你。只是有一点，我用人格保证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他说：啊呀，你真混呀，外面传说你不知生了多少次孩子了，闹了半天不知道自己是个男的。我跟他说好了，三个月以后离婚，求他跟任何人不要说，对外就说是两人感情不和。他说：我不会跟你离婚的，咱俩抱个孩子就行了。我说：我不会害人，保证三个月以后跟你离婚。这三个月是给老人一段时间，要不然老人受不了。你要跟别人说咱这件事的话，我就不能活了，只有死掉。我们的新婚之夜就是这样过的。

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去找我的同学，说：“我真不知道要怎么个活法?我生理上是个男的。”“不会吧?”我说：“真是这样的，我自己不知道，人家男的可知道我是不是个男的。”结果一检查，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简直是开玩笑。” 当年，我已26岁，还是个学医的，自己却愚蠢到如此地步。我爱人也纳闷，一个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作风不好”的女人，居然是个“中性人”。 

下海的事也是阴差阳错。我后来学了整容，也就是玩刀子。1988年，我从精神病医院调到呼市中蒙医院，领导也不当了。就因为行政工作我不想干，医疗工作又干不成，学的东西一辈子没有用。我调到中蒙医院干啥了?医院准备拆完平房在原地盖楼房，时间是三年，就留守了几个人，其他的人这三年都出去学习，工资照发，我就回家待着去了。我怎么能闲得住呢?就学习整容，给人做双眼皮、隆鼻子。因为我以前在农村时在当地学过，在北京也学过。其实真正地、正规地学整容不难，我的手挺好使，绣花什么的都会，这都是基础啊。

1990年10月，我们内蒙古在海南办了个门诊，亏了点儿钱。领导派我去，说：“那儿的妓女特别多，做美容特别赚钱。那儿什么设备都有，你给他们带点儿徒弟。”我说：“那得多长时间?”他们说三个月。我想都是医生嘛，一教就会，电影里演的海南那么漂亮，去旅游一趟，玩一趟多好呀，那么遥远的地方像出国一样，要不然一辈子也去不了啊。我就带了点儿夏天的衣服，提着个小包去了。到那儿以后一了解情况，确实没有整容的人。

下海经商后的海燕(1994年)

我风尘仆仆赶到海口，刚到那个门诊，发现那儿什么设备都没有。我说门诊的负责人：你怎么骗我呢?他嘻嘻一笑，说：“不骗，你能来?我现在很困难很困难。”我说：“工作开展不了，工资也发不了，既然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做手术，咱们的技术没问题，咱们就共渡难关吧。”他问买设备需要多少钱，我说差不多一万块钱。他说：“我现在没办法，你能不能跟你们医院商量?”我就跟我们院长商量，能不能由医院出一万块钱，两家医院合着办门诊，肯定赚钱。院长说：“你到海南是偷偷走的，我都没跟别人说，我怎么能拿出来这一万块钱?今天拿出来，明天就有人到卫生局告我去了，你自己能不能借一万块钱?”我借的这一万块钱有多难呀，从内蒙古借到山东，都借到他弟弟那儿去了。300块、500块的好不容易凑足了一万块钱，和门诊负责人签了个合同，营业额三、七分，我占三成。等设备买回来，海南这边又说不行了：“医院没有人跟你去开这个门诊，你自己在外面赚了一万块钱，你说赚了100块钱也没人知道。”我说：“那你看怎么干?你愿意怎么弄?”他说：“这样吧，你给500块钱承包吧。”我说：“这对你太不合算了，500块钱一天就能挣回来。”他说：“不怕，我要500块就行了。”我说：那你起草吧。”我们又写了份合同，我签了字。

签完字的第三天他又变卦了，他说：“我们医院不同意，我们这么大的医院不在乎你那500块钱，你要是出了医疗事故谁负责?”我说：“确实是那么个理，那怎么办?”他说：“两条路，一条路是把你调到我们医院来，给你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你算我们医院的职工，一个月给350块钱，包住不包吃。”我说：“我本来是来出差的，没有想到来这儿挣多少钱。这样吧，我给你带徒弟。我的设备是一万块钱买来的，还没开封呢，设备你们还是收回去。咱们的合同已经变了三次了，都是你提出来的，我任何意见没有，我都签了字。这设备怎么办?”他说：“两条路：一条路是你自己拿着设备走人，爱到哪儿到哪儿去，另外一条路就是调到我们医院来。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设备和技术，我们才要你的，要不然我们医院怎么能想着调你呀?怎么能给你房子?”我说：“我在我们医院也挺好的，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他们的态度，我觉得特别接受不了，我已经借了这么多的债，一个月才挣二三百块钱，借的债要还半辈子。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了就这样逼我?！

我的性子犟，从门诊出去以后就打了个车。司机问，“你到哪儿?”我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语言又不通。就说：“你就把我带到一个妓女最多的地方。”他又问：“你是要干什么吧?是记者采访还是干啥?”我说：“都不是，我要给妓女做手术。”他说妓女分好多个级别，你是找最高的还是最低的?我说：“我现在穷，你给我找一个住得最便宜的地方，而且周围的妓女多就行了。”他就把我领到海口市中心的一个旅馆，他说：“这里不是嫖客就是妓女。”

这是一个农机招待所，几乎就是一个妓女院，里面住了七十多个妓女。我那会儿身上只有300块钱，随身带着我的技术职称证，写的几篇论文，一些获奖证书，还有我给人做手术前后的照片。我拿着这些东西，一家一家走访，介绍我做的手术，把这些给妓女们看。

我住的402房间，一上楼梯正对着大厅。一般的房间里放一张床或者两张床，这里放了四张床，门口住着个保安。我当时害怕呀，这里又是妓女又是嫖客的。四张床我扔出去两张，空出来的地方支了个大镜子。我将一张床做手术用，另一张床自己用。中间钉了一块白布，一拉帘，里面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我怕妓女怕得要命，不知道性病是怎么回事，大学没学过，妓女碰过的地方我不敢碰，妓女坐过的地方我不敢坐，怕性病。我想，要是得上这个病该怎么办呢?后来我找到她们说：“你们来做手术我全部免费，你们感觉好就把你们的朋友带来，我做一个手术收100块钱，给你50块，我只要50块。”因为我没有营业执照，害怕工商局抓我，自己又没有钱办执照。

第二天就开张了，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进项，我及时把钱汇回去，身边根本不留钱。为啥?一个是害怕，另外还得还账呢。我就是想把这一万块钱挣出来以后赶快回家。孩子从来没离开过我，想孩子想得要命。那会儿正好演的啥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就不敢看那个电影，一到街上播的就是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好啥呀，把孩子都扔了，来到这儿。”孩子九岁了，在家里我亲孩子亲得要命，睡觉都搂着睡，孩子想我，我也想孩子。那会儿没有直拨电话，有时为了跟孩子讲几句话，半夜到邮局去排两三个小时。那边也要带上孩子跟我通话，一次大雪天把孩子冻坏了直哭。

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这一万块钱挣到手赶紧回家， 一分钱都不想多要，哪天挣够了哪天回去。没有营业执照就偷偷干。有一天只剩下15块钱，来了个内蒙古老乡，他是瞎打工混饭吃的。找到我说：“大姐，咱们是老乡，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一天没吃饭，你能不能给我点儿钱?”我说：“我刚刚把钱邮走，只剩下15块钱，我留5块钱，给你10块钱吧。”这个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事也凑巧，第二天早上10点多了，楼里没有一个人。我就问服务员：“今天这些人是怎么了?睡得不起床?”“大姐，我告诉你，整个这个楼就剩你一个了。你猜都哪儿去了?昨天晚上“扫黄’抓走了三汽车，也有跑掉的，一个叫茉莉花'的光着屁股跑到楼顶上逃跑了。” 我说：“为什么不抓我呢?”他说：“人家公安局的早调查好了，就你一个不是妓女，她们全是妓女。”到了傍晚，我就只有这五块钱了，给我急的，就对服务员说：“你能不能帮我给家里打个长途?说我把钱丢了。”我没敢跟他说我被困在这儿了。

终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我还有一袋细长条的榨菜，五块钱出去买了10包方便面。我想，这招待所知道我要买设备，他们不会太着急要钱的，估计收到家里汇来的钱最少也得10天。五块钱买的10包方便面得吃上10天，我计划好了一天一包，等到什么时间来钱就熬出来了。因为当时不可能再有任何收入了，这里人去楼空，又快过年了，逃跑的妓女也不会回来了。

头三天，一天吃一包方便面还好一点儿，到了第四天，饿得没办法，不能把方便面往桌子上放了，看见就想吃。每次掰一个角，倒上一大碗水，放上几根榨菜，喝下去一会儿又饿了。每天一包方便面能泡四五碗水喝，一直坚持了10天，正好钱到了，这才有办法了。

我有时候吃亏就吃在性格太硬，有些事情又不爱跟人说，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就是硬扛着，不吱声。我那会儿曾经想写书，我的文笔不好，但是接触的那些妓女她们对我没有任何戒心，什么话都跟我说，因为我又是个女的。你说我最后干了什么了?她们得了性病以后，我买了可多可多的书，到底有多少种性病?性病是怎么回事?就看书，看完书就不怕了。以前怕妓女怕得摸都不敢摸一下，我知道这几种常见病的菌是怎么回事了。以后就买了几个妇科清洗用的扩阴器，我在妇科也学过，我说：“你们要洗呀，不洗太脏了。

有一个妓女跟我说，她一天最多能接10个男的。我说你们怎么活呢?简直就像动物一样，不理解你们。有一些人已有人格变态，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很无知很无知的，都没有文化，也不知道廉耻，也不知道个卫生不卫生，啥也不懂，觉得就是一份职业：“我们村的谁谁都干了。”很简单，你问不出什么来，她们就是吃饭挣钱。很多是一家几个或同村同族几个，一个一个拉出来干的。完全是一种肉体和金钱的交易。我问她们以后怎么办，她们说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就跟她们胡说：把我弄到妓院去，抓到妓女窝里去，我要在那里待一个月，写一本书叫《鸡(妓)窝历险记》。保证我待一个月，你放我走我都不走。一个月以后我再声明我不是妓女。

后来我没法儿在这宾馆住下去了，就去找低下一点的活儿，完成我一万块钱的伟大理想。我出去找房子，找到了一个小房子，对面是一条小街，我看上了那小房子上写着“美容”两字的小窗口，再添上两盏灯，这个地方不错。我进院子去问：这个房能不能租?他说有一个小姐下午搬走，你可以住，一个月100块钱。我说行，就进去看房子。那个小姐没走，姓蒋，是贵阳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到海南四年了。我跟她一说自己的打算，她就说：“大姐，咱俩合作吧。” 没有一小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因为我这个人最好合作了，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我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叫做合算，只要人家能提出来的想必就是公平的嘛。我说：“我有设备，有技术，咱俩添一点儿药也花不了多少钱。”缺什么?我缺钱，租房子要押好几个月的钱，你来交房租，再把营业执照办上，这些费用咱们以后算完了对半分，就这么简单。” 她说：“行，有个老板给我投资。”就领我去见那个老板了。

约好第二天晚上见老板。他在夜来香酒吧等我们，蒋小姐在这个酒吧服务。酒吧在三楼，一楼是大排档，楼梯是铁的，滑溜溜的，我就怕滑倒。以前我从来没进过什么酒吧呀歌厅呀，进去以后一看，外面有个吧台，里边有盏绿幽幽的小灯，再往里一看，那些人都俩俩地抱着呢。我头发都立起来了，第一感觉就是被卖掉了。为啥呢?杂志上看到过大学生被卖掉的事。我就想怎么不动声色地往外退，拿什么东西能搏斗。我开始往后退，小姐约的那个投资的老板从里面看见我，因为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来来来，进来，喝杯咖啡。”“咱们在外面说会儿话就得了。”他出来以后，让我坐在酒吧吧台前一个能转的凳子上。我以为那是个桌子，是拿酒放在上面喝的，没注意过那个东西能坐。他说：“来，来，坐这儿。”他自己就先坐下了。说实话，我对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他一定不是个好人，他怎么能坐桌子上喝酒呢?我说：“我不坐，你坐吧，我就站在这儿跟你说几句话。”

我将自己的情况简单地一说。他说：“行，我投资，你和蒋小姐干吧。”说了几句话我就走了，他跟着把我送出来。我想，最起码现在没有发生危险了。他说：“你什么时间认识蒋小姐的?”我说：“昨天去看房子的时候。”“噢，我知道了。”“我要租她的房子，她要搬家，所以我们俩就认识了。”他说：“我告诉你，你不能跟蒋小姐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她已经学坏了，她在当鸡'，我看你目前还没学坏，还没有被污染。”我一想我们见面的地方，不对呀，她不好你好呀?我们在这么个地方见面你就是个好人呀?他又接着说：“我来给你投资。”我听这个人说话也不像没有文化的，可能不是个坏人，因为还说我没变坏，还提醒我注意。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投资。”我说：“我不需要钱，我有钱，现在就缺一张营业执照，其他都不缺。因为，确实是那一万块钱搞得我没法回家。您要是能帮我领到营业执照，怎么合作都行，执照的费用我都花。开一段时间或者带几个徒弟我就走都可以，只要挣到一万块钱我就走。”那个人说：“你要一万块钱就走?行行，三天给你办下营业执照。”

我老老实实的没搬家，就在那宾馆里等着，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十多天他还不来，实在没办法，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好不容易找到他。他说：“你没有停薪留职、辞职的证明，执照不好办，这样吧，我借个车，带你去我的老家，那儿的中医院院长是我朋友，开个假证明回来不就得了。”我跟他去了，要找的人不在，可他借人家的车当天就要还，这样，他把我留在他岳母家，自己回了海口。

第二天见到院长，院长说：“我们这个小县城80万人啊，没有一个美容院，你在我的医院做，你是不用上税的。如果你同意，明天装修装修，后天一早开张，你一个月交150块钱房租就行。”我说：“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海南一般的要500块钱的房租呀，这太便宜了。“第二天，我就把家搬到中医院，开办了美容专科。以后，我挣了一笔钱，还清了外债。后来又和朋友合作在海口创办了“海华化妆品厂”，用我当赤脚医生积累的偏方验方和制药知识很容易地掌握了化妆品生产的技术，并研制出了小有名气的“古裂特”、“古丽特”系列产品， 受到消费者的好评。现在已通过美国FDA认证并出口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

选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