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颤抖的灵魂——郑成功后裔郑梦彪

2001年12月7日至14日，我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老三届知青文化周”、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出席了《命定——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影集》、《震撼与反响》两书的首发式和厦门老三届知青老照片展等一系列活动。其间，结识了许多新的知青朋友，其中就有郑梦彪。

在会上，梦彪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作为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知青联谊会的代表来参加会的，别看安海只是东南沿海的一个镇子，“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有大批知青下了乡。近年来，他们一改以往的涣散状态，组织起充满活力的知青联谊组织。联谊会是在地方政府正式注了册的，据说在香港、福州还设有分会，因为有一些像梦彪一样热心的知青和海外捐款的支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包括为当初落户的农村兴办文教、铺路搭桥、架设电线；为知青子女提供奖学金、给去世的知青送葬，抚恤他们的家属。这些充满人情味的义举，让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为之动容。和我一同赴会的定宜庄女士感动地说：“没想到一个镇的老知青的联谊活动就搞得这样有声有色。中国知青史要补上安海知青这一块儿。我想去安海看看，感受知青情结。” 

在福建晋江安海镇与当地知青联谊会部分成员的合影

说去就去，11日中午，我和定宜庄、李南一行三人前往泉州、福州进行学术考察途中，特意弯到古镇安海。知青联谊会在镇东街中海大酒家摆下宴席，为我们接风洗尘。南北老知青济济一堂的机会并不多。那一次，我们喝的是四川产的“知青酒”。曲酒的醇香，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说呀，唱呀，痛快无比。

梦彪近一米八的大个子，外刚而内秀，撰文作诗，无不笔下生辉。会议期间，他送给我三本书，《永恒的回忆》、《岁月如歌》是安海知青回忆文章的结集，还有一本是他为当年语文老师编辑整理的《夕阳集》。这几本书让我大开眼界，真正懂得了“文化古镇”的含义。没想到，一个小小安海镇，居然荟萃了这么多的文人墨客，各个才思敏捷，笔力雄健，足以令我们这些读了不少圣贤书的北方佬感到汗颜。

梦彪为人豪爽，好调侃，有话没话，总爱跟别人开几句玩笑。我后来得知，他是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孙，却因为受到父辈的政治株连，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他后来对我吐露心曲：“我不愿意把结痂了的伤口再揭开，那会很痛的，会有血从心底涌出来。所以，我爱神聊仙侃，把正经的、严肃的、沉重的当成笑料来说，把不正经的、不严肃的、不沉重的当成正经的、严肃的、沉重的来聊。这样做就轻松，不会累身，不会苦心，还不会误事。”在沉重的压力和残酷打击下，许多人的人格扭曲了，变得逆来顺受、唯唯诺诺，能够像梦彪这样依旧笑面人生的又有多少?梦彪的特殊家世与成长历程，不能不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因此，2002年初，当我为知青口述史选择采访对象时，马上就想到了他。在给梦彪的信里，我是这样写的：之所以选你为采访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我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大城市的，惟独你是文化古镇的。在1700万知青中，县、镇知青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在过去20年里，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 你是郑成功第九世孙，族大支繁，文化、政治、历史渊源深厚，有挖掘记录的特殊价值。第三，你说过，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少将军医，后来无辜被害，自己从小就受尽歧视、欺凌，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为此，你拒绝“忏悔”。你说的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能有所阐明。第四，你们的知青联谊会很有特色，值得介绍。你做口述，是否可以以上述几点为基本线索?

我采访每个对象，都要做现场录音，其他人或距离较近，或居住比较集中，实地采访都比较容易，惟独梦彪是个例外。从北京到福建，路途遥远，何况我刚从福建返回，短期内难有机会再跑一趟，于是我想出这么一个权宜的办法，由我寄去采访提纲，他根据提纲做一个口述，然后把录音带寄来。对我的要求，梦彪很痛快就答应下来。没想到，两个月过去，音信全无。最后不得不去信催问，他却抱歉地答复说：自己在乡下时受了很多苦，还自杀过两次，每次一提起笔来，就陷入痛苦的回忆，根本写不下去。他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做口述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好事多磨，没想到，几个月后，新的机会又来了。9月份，我和日本学者对北京郊区清史、满族史历史遗迹进行了合作考察。一位老先生对考察结果非常满意，临走时提出，能否在年底赴福建、两广地区继续进行一次考察。福建晋江石井等地，保留着郑成功的墓地、祠堂，还有许多跟他相关的遗迹，于是我堂而皇之地将泉州晋江纳入考察计划，梦彪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实地考察的联系人。12月9日到12日，考察在泉州晋江如期进行。白天，梦彪陪我们实地考察；晚上，我俩在宾馆内做口述。头天晚上，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半。谈到兴奋处，喜怒哀乐已浑然不觉，我陪着他笑，也陪着他落泪。男儿有泪不轻弹，难得的是感情上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梦彪后来说，多亏那晚上的酒，使口述真正找到了感觉。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可遏制地泪泪而出，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丝毫造作。“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徜徉在时间的隧道里，梦彪完成了他精彩的口述。

我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祖籍福建南安石井，1949年5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郑成功是我们石井郑氏本宗的第十二世，属明字辈，我是第二十世，属君字辈，郑成功与我之间相差八代人。我的大哥如果在世，是82岁的人了。我是我父亲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十二。我有九个哥哥，三个姐姐。哥哥们都很出众。大哥郑梦周，笔名姚紫，二十来岁任厦门《江声日报》副刊主编，后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亡命新加坡。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很了不起，有八百多万字的作品。他逝世后，被誉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奠基人。当时介绍我大哥，都说他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裔。

最近发现的明末本石井郑氏族谱，飞黄公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小时候，我说我是郑成功的后裔，同学们都取笑我，说我拉大旗做虎皮。我说，我哥哥是，那我不是?我是不是我哥哥的弟弟?他们还是不相信，说你是安海人，郑成功是石井人。我说，我爷爷从石井来安海教堂做杂工，我奶奶挑水。小伙伴说，你真爱臭美。我很气，就不说了，说也没用。再说，郑成功也没给我什么好处，不如糖果饼干这一类的东西。

四十多年来，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和镇上的人很少知道我是郑成功的后裔。2002年元月，我在报上几次批评电视剧《康熙王朝》杜撰历史、编造历史、篡改历史后，泉州的记者抖出了我真实的身份。新华社的记者们到石井认真地核对一番，才确认我不是江湖骗子，是目前海内外石井郑氏辈分最高者之一。他们到石井，听到郑氏宗长称我叔，把在宗祠里居中的位置让我坐。八九十岁的人唤我公，称我爷，与我同龄的人竟然与我相差四代人，理应尊我太公。

郑成功陵园在1929年5月12日被盗。石井族人赶来安海找我父亲，我父亲立即率领石井郑氏族人百余前往护陵，同时请来国民党驻军许卓然(靖国军军长，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在福建的干将)部派了一个连驻扎。我父亲郑时雨当年在泉州一带很有名。他是孙中山警卫营的排长。陈炯明叛变的时候，子弹打穿我父亲的腹部，肠子外流，伤势很重，就在广州治疗。孙中山和许卓然看到我父亲不能从军了，安排他就地读书。就这样，父亲上了广州中山医学院，成为医生。后来，父亲回到安海，创办“安海平民医院”。虽然他一心一意行医，不再参加国民党党务，但凭他的资历资格，还是被授予少将军衔。陵园被盗没受大的损失。墓桌四周被撬起，盗贼没进墓室。父亲建议，与其投入人力物力，天天守护，防止陵墓再一次被盗，不如由本族人先挖掘陵墓，把郑成功陵墓中最有价值的遗物按房份分别保存，把不值钱的、剩下的卖出去，所得的钱作为修墓的费用。他的提议获得通过。郑成功的玉带、玉带头、头发，团龙绣补服，郑经、郑克的墓志铭，都是在这一次被盗事件中出现的。

小时候哥哥常提起这件事，后来，在福州档案馆工作的朋友寄来1937年《逸经》半月刊登载的旅行家谢云声写的《郑成功墓被掘始末》，其中对我父亲的形象描写极为出色。谢云声说，从我父亲的性格特点和言谈举止中，可以想像出郑成功的样子。小时候，我家的旧厝大厅中间悬挂着郑成功绣像，壮实，魁梧，两耳垂肩，目光很亮。郑成功的一些诗，我都会背诵。如：“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故国河山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心。”“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度，不信中原不信朱。”一把据我四哥说是郑成功遗物的鞭锏，也由我的八哥交给“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至今不知去向。

1962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时，安海郑成功纪念馆向我四哥借去郑成功的玉带头。展览后，并未归还，后来，转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父亲在临解放前被当地游击队枪杀了，解放后，我们这一杆子人全成为镇压家属，能说啥?敢说吗?人家斗你批你，你还得说声“谢谢群众的帮助”，远远地看见居委会的小组长，就得凑上笑脸，不然会说你仇视政府。

据我的调查访问，父亲不该死。从他遗留下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父亲是爱国的。抗战时期，他发明药膏的商标是“9.18”。商标的图案是：在中国版图上有只雄狮。那时，我大哥和他的同学(一些人是地下党的负责人)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属进步的知识青年。父亲看不惯他们整日游东串西，不好好学习，见大哥带同学来到我家，经常骂他们没出息。大哥没面子，同学也没面子，对我父亲的意见很大。后来，大哥受到通缉，在我还没出世即1947年亡命新加坡。

大哥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当时他如果及时赶回安海，父亲就不会死，因为地下党的负责人不是自家亲戚就是同学。但是刚要启程时，遇上了台风，赶不回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三舅黄锡隆(留英医学博士、脑外科专家，原厦门中山医院院长)带领我们兄弟，一直为父亲的冤案向各个部门提起申诉。1983年，当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胡平在申诉书上做了批示。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我认为，父亲是在社会激烈大变革中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父亲为什么而死。头颅掉下来了，总接不上的。万幸的是，当年我父亲死后，对我们兄弟并没采取斩草除根的措施。解放初期，地方政府也没抄我的家。我父亲留下来的财产没受到侵害，我们这么个大家子的人还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没落到沿街乞讨要饭的地步，因为家中的大缸里还装着银元。我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想说，在“血统论”以及“阶级斗争天天讲”还没盛行的时候，我没有因父亲的死而受到株连。

我的七哥是革命烈士，解放初牺牲的，证件是毛泽东签发的，还有效，或多或少让我家以“红”抵“黑”遮掩遮挡一下。我想，如果这烈士证是刘少奇签发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受到的迫害会更加悲惨，更加凄凉。

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日子，我们一家子最挂念的事，就是县里和街道什么时候来慰问军烈属。临近春节，我家把大门冲洗得干干净净，把桌子和椅子抹得一尘不染，欢迎领导为我家大门贴红联，为我母亲递送抚恤金。但是，薄薄的、破旧的一张烈士证怎样能抵挡“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呀。当大风大雨扑来时，我拿出烈士证，想证明：郑梦彪是烈士的弟弟，郑梦彪虽然出身反动家庭，但是郑梦彪以他的七哥为榜样，背叛反动家庭。知青办和“四面向”[1]的人，把烈士证往桌上一摔，冷笑道：“你的七哥是烈士能抵过你父亲被镇压?另外，我告诉你，你的叔叔也是被镇压的。你说，一个烈士怎么能抵得过两个被镇压的人呢?”我晕头转向了，要是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被镇压，那用七哥的烈士证做抵押，还能行，如果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是烈士，多好，不就能以“两红”盖“两黑”了吗?我太天真了，既然“血统论”的株连是浩劫年代的产物，就绝不是用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可以解答的。

我的叔父郑选卿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没调查，没发言权。我只知道，叔父是民国时期的石井镇镇长。每逢祭奠郑成功时，他是主祭人，因为他的辈分很高，属石井郑氏“维”字辈，与郑成功仅相差七代人。对于他，我连模糊的印象也没有，可是，在我的档案中有他的影子。这影子、这亡灵一直陪我走到旭日东升、邓小平同志灿烂复出的时候，才慢慢消逝。

谈家世，自然会说到我母亲。提起母亲，我心头就发酸。不避讳地说，我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老婆，也就是令我们中国人反感的“三姨太”。因为凡是年轻的姨太太，大都以其青春美貌讨老公的欢心而霸占家产，恶骂正庶的儿女。母亲进我家时，我二妈已和父亲分手了，去厦门鼓浪屿独居，母亲的年龄比我大哥仅长一二岁。

我上幼儿园时，一个阿姨捉弄我，问我，谁是你父亲?当我错把父亲的名字说成四哥的名字时，这位阿姨呵呵地笑，还讲给其他的阿姨听。时至今日，我不饶恕她！因此，那个时候，我的哥哥们，无不对母亲怒目相对，摩拳擦掌。

听哥哥说，父亲被枪杀不久，我母亲患肠炎，卧床不起，以三哥为首的哥哥们准备把母亲扛到厝后，由她自然死亡。母亲感到异样，抱病起来，上厨房煮饭，才免遭一劫。我很清楚，那时，哥哥们不服我母亲，看不起这个为偿还她爹欠我父亲的医药费而嫁给我父亲的农村妇道人家。再说，我大妈的亲戚们以及七姑八姨担心我母亲熬不了日子，改嫁去了，有辱家风。

母亲没文化，不懂众亲戚冷言冷语中的含义。她默默地挑水、煮饭，扫地，为哥哥们洗衣服，做针黹。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婚娶了，母亲高兴地为媳妇坐月子，带孙子。当孙子叫她一声“奶奶”时，母亲笑了。我的嫂嫂亲切地唤她一声“婶阿”(我也是用“婶阿”称我母亲的)，母亲笑了。从父亲死后直到现在，母亲从没离开郑家，守寡50年，这容易吗?

由于母亲的淳朴厚道，我和我的八哥、三姐自自然然地融入郑家九男三女的大家庭之中。母亲、哥哥和姐姐都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深度和方法宠爱我。擦脸，三姐递来毛巾；上学，由八哥背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形成多元化的性格，张狂、冥顽、厚实、耿直、狡猾、不怕硬、只怕软等等兼而有之。不过，男人血性是郑成功后裔的共性。在石井，你会发现，郑氏文文弱弱的人，一被激怒，便会卷起狂风落叶的。这大概和大海的性格有些相同。

不是吹的，我的天资不笨，小学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在95分以上。我学习好，表现一贯不好。爱闹，爱打架，曾有把铅笔尖死命戳入同学手臂的劣迹。而直到今天，这位同学的右手皮下还留有黑色痕迹。不过，我也曾勇敢地替他承担了偷割邻居的猪尾巴的责任。尽管我的小学毕业成绩优良，可是安海没有一所中学敢要我。原因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少将的最小的儿子还想进中学读书?这是1962年发生的事情。

还没懂事的我简直懵了。不知为何，初考落榜了！那几日，家里笼罩愁云，时时听得到母亲轻轻的抽泣声。看到母亲湿了一大片袖管，我无声无息地躲进小楼。这时，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哭。四哥不停地在庭中来回走。夜里，他房间的油灯一直亮着，人影茕茕。隔日，四哥刚进门，母亲焦虑地问：“行吗?”四哥颔首，唤我上楼。在大理石圆桌旁，四哥说：“我们比不上别人，你啊，要好好读书。”我似懂非懂，点点头。同学们已上课一个月，哥哥们才为我走好了后门，我才走进养正中学初一(五)教室。

我的母校养正中学很了不起，1928年创办，是福建省的名校。每个学生在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桌和昂贵的显微镜等教具。1965年，学校的高考录取录率超过百分九十。关于养正中学的光圈，我是在离开母校后才体会到的。那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只觉得中学比小学大，人多，好玩，树木、花草繁密，容易躲藏。就这样，我好动、好打架的本性发挥得相当好。

没想到，这时候我已经被政治老师盯上了。课堂上，政治老师不但把我父亲被镇压的这件事抖搂出来，还要求全班的同学要和我划清界限。同学不理我了，班主任把我扔在最后一排，单独一个人坐。这件事我不敢告诉我母亲和哥哥，怕他们骂我，打我，罚我站四方砖，平举双手。在这种环境里，你说，我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成绩一落千丈是自然的。

不久，我害了一场大病，患乙型脑膜炎，昏死了近两个星期(请注意，这是第一次没死成，下去还有两次没死成呢)。初一学年结束，我有五门功课不及格。其实，没有这样差。五门功课都是差一二分，政治这科，竟是59.5分。我留级了。留级，这在我乃至我的哥哥们是从没出现过的大事。

1963年除夕，二哥回家，我心中有鬼，整天东躲西闪，害怕见到他。在兄长中，二哥最有威仪，我怕的就是他。他的眼睛好像总能看穿我的小伎俩。吃过年夜饭，等着分压岁钱。这时，二哥突然发威，拍了桌子，说，不能给梦彪，他的新衣收起来。明天，他不能吃饭，不能穿新衣，去捡牛粪狗屎。留级，有辱家风！我说了算，谁也不能违背！他说着，狠狠地瞪我母亲一眼。大年初一，我颤颤抖抖地拿起二哥早就为我准备好的小铁耙和粪斗。我在前面走，二哥在后面跟。我哭，他就踢我的屁股。二哥赶着我，在郊区转了一天，骂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轰轰”响。中午，没吃，饿了。傍晚，饿极了，我趁二哥不备，眨个眼，溜进厨房，舀了一碗肉汤，正要喝，“啪”的一声，手中的碗掉在地上，鸡汤溅了一身。我大吃一惊，猛抬头，二哥凶神恶煞的脸上两个滚圆的眼珠直盯住我，说：不读书，留级生能有肉吃?哼！你没吃饭，我也没喝汤。你饿，我也饿，但是随随便便就有饭吃吗?只有把书读好，才有饭吃。家里的人全围上来，靠在二哥的身边，没人敢插话。除夕春节发生的这一事件，对我在那个时候和今天这个时候的刺激都非常大。二哥有效地遏制我向冥顽发展，激励我告别不学无术。二哥已走了好些年了，我怀念他啊！

打这以后，我安分多了，各科成绩突飞猛进。1964年，我的一篇《远足》(闽南人把春游称为远足)的作文平生第一次变成铅字，登载在《儿童文学》上。这件事，我的语文老师高兴，我也很牛气，走起路来，胸部挺得很高。我急忙把这篇文章寄给二哥。二哥说，很差。但我分明看到他嘴角掠过几丝笑纹。我把留级生常遭同学和老师白眼的颓势扳了过来。

我家的藏书很多。《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延平王护官杨英从征实录》、《郑成功传略》、《岳家军》、《史可法》、《张煌言》、《徐霞客游纪》、《石头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有。那时，我懂也看，不懂也看。见到插图好看的，就偷偷塞入书包。岳飞的字帖也有好几本。现在记不起来了，到底是不是真迹，我不敢肯定。帖子是装裱过的，有霉斑蛀洞，很烂。岳飞的字好看极了，哥哥们临摹，我也描红。“还我河山”这四个字，我写得特棒。“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帖子被抄走，我可惨了。因为在帖子里，在我的日记里，有我写的“还我河山”字迹。这还得了?惨了！镇压家属想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大字报糊满了我家大门墙壁，糊满了我母校的操场，我的班级教室，我在教室里的椅子，害得我不敢坐下。我们兄弟真的没有反共和反攻倒算的想法啊。只是敬仰民族英雄岳飞，痛恨汉奸秦侩。十六七岁的我，哪有力气去复辟变天?再说，也没有人把我拉入反革命的复辟队伍。这时候，我家的话，我的话，谁听?苦，自己捶胸膛吧，或者掏开心肺。

1966年6月中旬，我被揪出来了。这一年，我17岁。

一个同学揭发我在英语课本的“毛主席”词组下面注上谐音：“千人骂” (无中生有！这位老兄现在与我的关系还不错)。这还得了?“现行反革命郑梦彪罪该万死”、“打倒郑梦彪”、“郑梦彪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革命标语和大字报糊满校园。工作组进校了，我遭殃了，方寸大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便在教室前的操场上正式宣布：对镇压家属、现行反革命学生郑梦彪可以继续揭发和批判。我们对郑梦彪的揭发和批判仅仅占全校不到千分一的比例。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于是，我的二十多本日记被抄出来了。写日记是语文老师一再强调的，不写就扣分。日记里，有我读郭沫若的《为曹操翻案》、《蔡文姬》，田汉的《李慧娘》，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的新人》，还有什么人的《广陵散》、《改选》、《本报内部消息》等等的读后感。最要命的是，我在日记里、在课本上，还大量摘录了丁玲、陈企霞等“右派”的言论。这些东西我是从旧《文艺报》、《文汇报》合订本上抄来的。如“一个人只要有一本书，谁也打倒不了你”、“我像一块石头被人踢来踢去”、“放下你的鞭子”(延安时期的剧目)。同学们不清楚这些话是谁说的，全归在我的“黑话”中了。

上千张大字报把“郑梦彪”三字倒过头，上面打上红叉，有的大字报中间还画着血红的大勾，就像是枪毙犯人的样式。大字报确实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显微镜和照妖镜，我的“罪行”被放大了几十倍。我的毕业相片被接上牛和蛇的身子，牛鬼蛇神的样子非常丑陋(其实，在37年前，我的体高已1.75厘米，长得并不丑，女同学还给我传过纸条)。大字报多得难数。

一个同学在我的椅子上贴了大字报，让我整天站着，腿脚颤抖发麻。这事，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同学现在是山区中学特级教师，副校长兼市人大教委主任。25年前见了他，我总想要揍扁他，被人劝开了，没揍成。感谢同学看见我还能老实交代，没戴我高帽子，揪去游行示众，没在班上搭台批斗我。但是，他们要我读毛主席“老三篇” [2]中那一篇纪念张思德的文章。战战兢兢中，我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被我的猖狂激怒了。(上帝爷啊，如来佛祖呀，我在这个时候哪敢猖狂呀！找死?！)我夺门而逃，他们在后面追。遇上老师，老师不敢说话，更不敢救我。

“文化大革命”浩劫时，老屋前门被贴满大字报，开不了，进出都得走后门，而且随手把门上闩后，顶上石臼。夜里，早早熄灯。老屋静寂，只有放在埕围蜂群的“嗡嗡”声响。一个晚上，我又被唤去写交代材料，很迟才回家。敲门时，听到母亲、长兄下楼的声音。“回来了，回来就好。”在庭院中，母亲搂住我，长兄拉着我。家的温馨抚慰着我的惊魂。那年头，老屋是平静心灵的港湾。

在工作组的关心下，养正中学的“四家店”开张了。表哥、表嫂当老板娘，我的语文老师任掌柜，我成了他们券养的马前卒。一天，我正在学校餐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工作组组员呵斥我，要我跟他走。我就这样地走入县看守所。自己一个人一间，房间很大，一张草席，一条薄薄的、小小的被单，很凄凉。我没日没夜地写揭发材料，知道的都交代了，不知道的就编造。甚至把表哥也给揭发出来了。我编造表哥(我大妈的侄儿，我的英语老师)梦见蒋介石，还说他说过“日有思，夜有梦”。实在没词了，我知道表哥家对面是邮局，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段子：蒋介石反攻开始，表哥说，我先占邮局。

我之所以把表哥端出来，因为他时常流露出我是后娘养的、不是他姑姑亲生的那么一种不屑一顾的冷漠目光。而且每回照面，他总不和我打招呼，不和我说话。在禁闭室里，我把老师教给我的记叙文的写作方法全部发挥到一流水平，上纲上线，无中生有，弥天大谎，无所不用其极，都上了。一听到工作组组员在廊道的咳嗽声，我就打颤；一看到他们走入禁闭室，我就低头服罪，完完全全没有往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狂。那时，我只会唯唯诺诺地点头，说，是是是。我交代，我揭发，再深挖，争取早日回到革命的队伍，坚决与罪恶的家庭决裂。

1966年10月18日之后，我被放了出来。回到家里，我只会掉泪，好像失语了，整天呆呆的，两眼无光，临窗发傻。当晚，我八哥告诉我，表哥揭发母亲藏父亲的血衣，工作组领一搭人来，要母亲交出来。母亲交不出，被踢倒在地，又踩上一只脚，被斗了好几回，回来后，服了断肠药，被抢救过来。家里的衣柜被砸，庭中的石板被撬翻，挖地三尺，花岗岩铺成的庭院，一塌糊涂。我静静地听，眼泪流到天明。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敢上街，只走小巷。遇见同学头一低，闪开。红卫兵不要我，如果要我，他们就成为不纯的组织了。革命大串联没我的份儿，我真羡慕同学们点燃古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把，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的红色种子，舞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个时候，我异常失落。没办法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就在房间里挂满毛主席和林彪的大幅照片。我好像已经变成红卫兵了，和同学一样，手捧毛主席语录，捂在胸口，虔诚地高声朗读“最高指示”。我不敢大声，只能默念一段又一段语录，害怕邻居揭发我“打着红旗反红旗”；害怕语音读不准，冒犯伟大领袖毛主席。

小镇的游行静坐开始了，我去瞧了一回。糟了，第二天，街上的大字报强烈地谴责我，警告我不准上街，不准混入革命小将的队伍。往日十分要好的同学见到我，如避瘟疫，逃之夭夭。虽然镇上两派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在我的问题上，看法一致，那就是不能让郑梦彪混入“红卫兵”的革命组织。有个高三的学长，悄悄地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激动好几个晚上。我每天用最干净的绒布虔诚地、轻轻地拭去像章上的灰尘。

古镇的“文攻武卫”开始了。一派占医院，一派炸医院，战斗非常激烈。医院就在我家厝后。子弹“嗖嗖”擦墙而过。隔三差五地有武斗队战士从我家后门巷子走过。一天。母亲和哥哥听到有人说，要不要给郑梦彪也来一枪，让他去见他爹?母亲和哥哥都吓坏了，我更是屁滚尿流，湿了外裤和内裤。我很紧张，母亲倒镇定，说，有人敲门，你马上躲在阁楼的大橱里，我已把橱腾空了，别吭声。躲了几天，平安无事。但母亲和哥哥们还是放不下心来，轮流为我望风。

半夜寒风紧，我母亲的侄儿从离安海30公里的金井镇后安村赶来接我。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行李。临走时，我从琴桌下的密室里，取出《红楼梦》和王力的《诗词格律》，放入行囊，惊慌地逃离安海，如丧家之犬。天蒙蒙亮，到了后安渔村妗娘家。中午，姨妈来，说我长得英俊，像父亲，也像我母亲。小舅舅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别回安海了。一位长者，左瞧右看我，连声说，不愧将门之后。村里的文书拉着我的手说，好呀，红卫兵小将来了。欢迎！晚上，你可以给我们贫下中渔讲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带我们学好、用好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惊魂刚刚定下来的我，不敢说话，一直露着笑脸。大姨抱养的女儿、我表妹也来了，她与我同岁，很开朗。她牵着我的手，辫子一甩，拉我往海滩踏浪去了。连续几个晚上，我都为在夜校的贫下中渔读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的社论。我不敢再读“老三篇”，害怕又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有一回，福建前线歌舞团到后安慰问演出，我还上台朗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那个报幕的女战士一个劲地夸我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小将。这一夸，使我又把尿湿透了内裤。幸好，天黑，没人发现。

小舅舅、表哥和表妹都是基干民兵。夜间，他们带我到海边巡逻放哨。海风吹来，打乱我的头发，但是我昂扬挺胸，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定坚决、彻底地歼灭胆敢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金井后安村，我一待就是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仿佛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了。我不想回安海，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引起我伤心的泪。再说，我和表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天，到海滩去，碰上大雨，表妹和我躲在礁洞里，她抖得厉害，依偎在我的胸前。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女，虽然不敢超越雷池半步，但是双方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是挺诱人的，挺让人躁动的。

1969年，“文化大革命” 的风浪平静些了，我回安海过春节。有一天，在路上遇上我的体育老师(好老师。他前年撒手走了)，他说：“下午我们谈谈好吗?谈你怎样说你表哥梦见蒋介石，还要夺邮电局的事?”我不吭声。“你说呀。两年前，你年纪小，不懂事，做错事，不是你的事。”我不吭声。“你要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工作组诱骗你的还是你编造的?你说，老师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乖乖，说实话，你是好学生。你说，老师听着呀。”我依旧不吭声。“你说呀！你别坑害人呢。他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表哥啊！”“不是我亲表哥！”“那他是谁?”我不吭声。“你不该捏造啊！”"他捏造我母亲藏着我父亲的血衣。我母亲差点儿为这事死了。谁的危害大?我17岁，他40岁......我走了。路上，我发现嘴角流了血，是自己的牙咬的。

这次的谈话传开了，传得很广。混蛋、薄情、不义，出卖亲友等等全部扣在我的头上。现在一些“老三届”的知青提出要忏悔。我是老三届知青的一分子，我要忏悔吗?你、我、他都忏悔吗?跪着对谁忏悔?谁是我们的教皇教主?谁有这个资格?忏悔了，上帝会赔偿我们的青春年华?我认为别奢谈什么忏悔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体现。高举忏悔大旗的人忏悔了吗?他忏悔啥?谁听到?郑芝龙的脑袋被砍下来，你要他忏悔降清吗?

我和我表哥谁也不向谁忏悔，但是事实到底怎样，大家心里明白。我不改口，这是我的权利，我的性格。他不改口，这是他的权利，他的性格。为什么我不揭发别人而揭发他?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人平时做人的准则。同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同样在一个问题上，忠孝诚信仁爱的人与残暴薄情寡义的人给人们造成的危害程度大不一样。现在表哥不理我，我也不和他讲话。照面了，他点点头，我也点点头。他微笑，我也露个笑容。他不点头，我就不向他露笑脸。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舅，是一个医生，我病了，请他看病，他说，你别找我，去找你的亲舅舅。表哥的儿子、女儿和女婿遇见我，连招呼也不打。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直到现在，我没告诉我的下一代有这么个事梗着。我也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这种隔阂，你有责任，总不能全归当年17岁的我。有本事你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去控告吧。在历史的判决书上，我是无罪的，而当年胁迫我的人也无罪，也不是他们自觉要这样干的。我还记得一位李老师拿饭给我吃，上面还放了两片肉。无罪的人忏悔啥?不过，也别到处向你的同事、你的学生、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宣传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劣迹。有头脑的人会帮我去反思。谁对谁错，自有公论，一直梗在心上，对谁的身体都不好。更何况，你老了，我也不再年轻了。但是，一句话，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揭发材料这个事，永远不忏悔。

我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个“老三届”的学生和他父亲的观点不同，就卡死了他的父亲。这人中邪了，有血债，要负刑事责任。但是，当枪口贴在他的后背心口时，你说，他要怎样忏悔?要向谁忏悔?面对人类的苦难，我们下跪......词句很美，但是跪下忏悔的内容是什么?你来罗列还是他来罗列?或者我来罗列?大家齐声高喊：主呀，我有罪。或者大家心里默诵：三宝祖佛啊，我有罪。主和三宝佛听见了吗?茫茫的苍穹之下，有一群傻头傻脑的人跪着......这有些滑稽。

可能还会这样说，忏悔不要形式上的忏悔，而是要从思想深处去忏悔。这更摸不着，猜不透了。我讨厌当着众人的面，举起酒杯，热泪滚滚地向老师道歉，说：当时我不该戴您的高帽，抄您的家，偷您的书。我错了。于是，老师也泪流满脸。这种场景其实是在做秀。忏悔者合理地利用喝酒容易动情，是煽情的最佳时段。如果我也登台，凭我10岁就在教堂洗过礼，凭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凭我背诵过莎士比亚长篇对白的基本功，我敢保证，如果要这样忏悔，我具有一流的水准。

我表哥在很多场合都说，凡是有郑梦彪出席的场合，我就不参加。如果我知道他有这样的说法，就打电话过去，先关心他的健康，又赞扬他儿女的成就，再请他来参加同学联谊会。结果，他来了。我端起酒杯，说，大家干杯。他也高兴地回应。你说，我这样做秀一番，能消除我和表哥之间的疙瘩吗?

关于忏悔，我写过一篇《远离上帝》，大意是这样的：我的长辈和哥哥们都信教，惟有我说不清楚到底是拜佛还是信基督。回想起来，童年时的那一碟炒花生是其中的一个缘由。七八岁时，我就不傻，排行又最小，便得宠，受宠的待遇之一是客人来时可以上桌就坐，吃得到哥哥姐姐吃不到的炒花生，炒豆芽，还有豆豉上敷着的薄薄的肉片。不过，我得跟客人们做忏悔。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见有三辆自行车停放在庭中，知道有客人来了，书包一放，溜进餐厅坐在我的位置上，守候着，嗅漂来炒花生的香味，听锅中“啪”的声响，嘴唇翁个不停。

客人谦恭上座了，炒花生，炒豆芽，还有豆豉上敷着的薄薄的肉片也上桌了。我的眼睛盯住还在“啪啪”作响的炒花生。这盘炒花生不是平时那种泼盐水翻炒的，而是搅猪油搀蒜泥的，颗颗粒粒，油光焕发，黄中透红。“主啊！”轻轻一声，四哥、六哥和客人们都闭上眼祈祷，忏悔开始了。不知道为啥，我的眼皮被香味四溢诱惑住了，闭不上。眼珠溜左瞧右，只见四哥、六哥和客人们浸濡在静穆之中。说时快，那时迟，我的小手不由自主地向碟中抓一把炒花生放入口袋里，没人知晓。又一把，还是没人反应。真想再一把，可是，祈祷忏悔结束了。大家举箬夹菜时，我埋头扒饭，不敢正视他们。一位上年纪的客人从桌上的边沿挟起一粒花生时，用慈祥和蔼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吃完饭后，我从裤袋里掏出炒花生，分几粒给三姐和八哥。

放学后，我贪玩，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回来啦！”六哥冷冷地说。我看娘，娘不睬我，上厨房。“你上来！上来！”四哥在楼上吼我。我大惊失色，因为我最怕的就是他。“站好，不能超出这块四方砖，听到没有?举起手，平伸！你不忏悔，还偷炒花生，当我没看到?你呀，你！”四哥胡子直了之际，正是我哇哇大哭之时。我一抹鼻涕和双行眼泪的惨状使娘用袖角擦泪。三姐说：“是那个上年纪的客人告你的状。”我摸着发痛的屁股，大喊：“羞羞啦，假慈祥，他也没祈祷，也不忏悔，他眼睛也没闭起来。不然，哪知道我偷炒花生呀?”

发生“偷炒花生”事件后，客人来，我不上桌，让八哥上。我逃避忏悔了。长大了，遇到很多风和雨，我就慢慢地远离上帝。

提倡忏悔的人说，忏悔只涉及“老三届”红卫兵，与“老三届”知青无关。那好，就当我没事惹事，因为我根本没资格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我有资格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安海镇“老三届”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秋开始的。老实说，我想去，想尽快地逃离安海，安海这个地方不是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当时，“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都是自愿结组到农村独立门户的。同组的，不是同学就是邻居，或者亲戚，或者同一个战斗队。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和我结组，可能怕我玷污他们小组的革命性吧。我只好跟我五哥的小舅子和两个不相识的男性社会青年结组，也就是永福知青中极少的“和尚组”。

一个蓝色的木箱、一个脸盆、一张草席、一条棉被就是我离乡的全部家当。迈出老屋时，母亲没哭，眼睛红红的。我也没红着眼眶。八哥和九姐送我到母校操场上。操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咚咚”。有人哭，还有人把车上的知青拽下车，抱在一起哽咽。这时，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金井后安的表妹和我表哥赶来送我。表妹给我捎来一把板胡，她眼眶好像有流过泪的痕迹。两年后，她到我插队的县城来找过我。我赶去小旅社，没几句话，她就哭得像泪人一样。她说，大姨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长她15岁的男人，问我该怎么办。她的意思很明白，只要我同意，她就嫁给我。我承认，我拥抱过她，吻过她，和她一起流了很多的泪。但是现实就是现实，悬在半空中的我，生死未卜，怎能再拉上一个人一起跳岩投潭?我离开了她，回到村子里那个用塑料布当门扇的家。她回去后，不到三个月就出嫁了。

插队时的梦彪

我是1969年10月23日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后盂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在农村，我干活儿很猛，180斤的担子，50华里的山路，对我不再沉重。每晚上还能频频地手淫一番。我每一年的出工都在300天以上。我当过民工，拉过板车，背着竹箩驮煤炭，系着麻绳在悬崖打石头，点炮眼，放炸药。虎口被打烂，坚持扶钢钎。我的体会是，能干活儿就能吃，能吃能干就壮实。

知青们的日子都苦，苦中相濡以沫。在苦日子中，人们自然不会计较你的出身、你的“反动”了。上山下乡使我重新融入“老三届”知青之中。我很高兴，很惬意。大概这就是我愿意为知青做事的一个原因吧。

村民不关注我是否是镇压家属，或“右派”学生，或者曾经揭发、编造过什么黑材料，他们认为只要能出工，能做事，能帮他们写楹联的就是好同志，好知青。你帮我，我帮你，讲义气，凭良心，这就是我当知青时形成的脾气。有两个知青谈恋爱，因为那时没方弄到避孕套，一不留心，女的有身孕了。这事出了，两个知青很快结了婚，在山区扎根，这就意味着永远走不出大山了。于是，我应他俩的邀请，走了30里弯弯山路，和他俩喝酒。仗着酒性，我看着这位男知青一前一后用力踢女知青的身子。女知青忍着痛，喊，再来，用力。呀！那夜，雨大雷响，知青点落在僻静的山凹，没人听见这呼天抢地的哭声。一团黏糊糊的血肉团踢下来了。当把这堆肉团投掷到深潭时，酒醒了，我异常恐惧，像是杀了一个人，有罪恶感。可惜，后来这两位知青离婚了。

苦日子，知青都能合着一起过，幸福之神降临时，知青的日子却乱了套。招工开始了，知青之间倾轧较劲相咬也就开始了。为了一个招工名额，尔虞我诈，大打出手。你抖出我的家底，我说你奶奶驼背。王五检举张三体重不过100斤，因为兜里藏着秤锤。我冷冷地看着，跳出场外，凭我的家庭出身，凭我的黑档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一场场的竞逐。由于我不是任何知青的对手，或者打击的对象，所以，大队的知青们都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我为很多知青写过“自我鉴定”之类的文字，炮制过许多贫下中农的“推荐表”和“推荐意见书”反过来，知青们关心我，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离开村里时，都把吃的、用的送给我，而且时不时寄信来安慰我。

刚开始的那几年，我还能平静地看待招工，但是一年年过去了，知青一茬茬走了，人少了，我慌了。这时，我感到一种恐惧的阴影逼来，压得胸口缓不过气。一个知青偷偷地告诉我，龙岩地区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说，我们让被镇压的郑时雨的小儿子当农民、当知青，已经是落实党的“给出路”政策了。郑梦彪想上师范学校?哼，等到全部知青都调出来，都招工了，再考虑他的问题也不迟吧。这一席话传到县里，县里传到公社，公社传到大队，大队传到小队。

我今生今世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注(主)死”无疑了。我想到死，想到自杀。一个人想死，想自杀时，头脑很清楚。我积累了四十多粒安眠药。1974年，整个大队只有我没回家过春节。除夕那天，大缸仅剩四五天的口粮，袋子只有4.8元。我向村民借了辆自行车，去吕坊(相邻大队)买竹叶青酒。半路上，两瓶酒掉落，酒往外直流。我待在原地很久，“死了吧”念头油然而生。当晚，村民送来米酒，我边喝边想，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没有任何牵挂，和着酒，慢慢地把四十多粒安眠药送到肚子里。想吐，吐不出来，头很昏，但思路特别清晰。迷迷糊糊中，有人架住我，头一沉，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村民夜里出来关鸡舍，看见挂在门上的塑料膜还亮着，以为我没睡，想和我聊天。结果，我第二次没死成。

这一年初，任大队党支部支委的老农花很大的力气推荐我到后盂学当民办教师。恰好，永福学区的负责人是泉州人，他点了头，我把民办教师当上了。每逢暑假，我都不敢回安海，总是怕有人把我的位置夺去。我是教书的料子，数学、语文、英语、体育、唱歌，什么都教。我一边自己认真地复习，一边认真向高三学长求教，知识不因上山下乡而荒废，反而有所进步。学生爱听我的课。经我调教的学生成绩不错。在他们之中，现在有的当了官，当了作家，当了企家，日子混得不错，还经常惦记着我这个王先生。

与永福知青的合影

说来也好玩，当我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已成为作家的学生眼前时，他认不出我了。因为我长胖了，眼镜是金丝边的，衣着是名牌的。后来，我说起当年在小学的细节和情景，他恍然了。他说，郑老师胡子拉碴，毛发长长，散乱。冬天没穿鞋，赤脚，常年一套褪色军装。夏天，脊背胸前黑黝黝的，烙印着黑灰的背心模子。这位学生，把我当时潦倒和现在富态的形象写进他的小说里。

学校有篮球，有乒乓球桌，知青来了，可以玩一玩，消除烦恼。后盂小学成为大队知青的联系中心。我教书，我读书，好好的，没招谁惹谁，还写了个小歌剧《一支小扁担》，让学区的头头剽窃得了奖，我也没吭声。可是，在1976年春，公社的一位副书记要我回小队重新接受“再教育”，他想把他远房的亲戚顶替我。这时候，如果我回小队，自留地没了，鸡舍也没了，还有锄头、劈刀、耙子等工具全送给贫下中农了。原来在村里的住房养着牛，我一无所有，能去哪儿?人到无路可走时，大无畏的精神和狗急跳墙的本性就会爆发出来。我站在大队部大骂这位副书记，骂了个天昏地暗。我叉着腰，顶着天，立着地，横在副书记的这位远房亲戚的家门(与我同小队)，大声地骂娘。我的学生也随着我的骂声起哄。还是不痛快，难消心中的愤怒，我就从大队部骂到小队骂到学校，一路骂开，一路发狂。谁都抖缩不敢回应。当天晚上，我把火线接在左手，把地线接在右手，开关一拉，抖了一下，保险丝断了，电压不够220伏，我在愤怒中在激动中又没死。这位副书记和他的远房亲戚退却了，卷起铺盖溜了。这次的自杀抗争行动好得很，就像是“狼牙山五壮士”拿着冒烟的手榴弹，喝退了日寇，然后跳崖。他们被树枝钩住，没牺牲。

阳痿” 的电压恩赐我，第三次没死成。

开门大笑夜间雨，满地桃花满地红。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怕情，我珍惜义。情义无价！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不都是重情重义的人吗?我说，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可以把心中的喜怒哀乐相互倾诉的人，就是可以相互帮助的人，不然，交朋友结知己干啥?我不相信“我有可以排了一条街的朋友”的说法，这种泛泛广交的朋友，一冲就溃了，就没踪影。那酒，那饭，那肉，统统被白喝、白吃、白拿了，很浪费，会使人心痛几天几夜。

1975年10月，突然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招工名额下达到公社。我和他都是候选人，也就是说，我和他，二者必居其一。我和他的成功、失败的概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九以上，五十一以下。这很残酷。我俩是肝胆朋友，有事都相互托付，他会演戏，我会写戏；他会打球，我会当裁判；他出工率高，我是贫下中农儿子的老师；他一身蛮力，我的三角肌也有三团肉；我俩的父亲都被镇压，但我比他的家庭背景要黑得多，因为还有一个叔叔也被镇压。那时，什么都颠倒了。谁最“红”，谁下；谁最“黑”，谁上。知青的招工有时也搞形象工程”。我的七哥是烈士，如果我上比较“形象”，既“黑” 又红”呀。这事咋办?我俩都想不出办法，再争取一个名额是不现实的。形象工程”搞多了，就没形象。我不敢说你下、我上；反之，他也不敢说我上、你下。谁上，谁就是活路一条；谁下，谁就是死路一条。那天，我俩喝酒，都没说话，默默的，突然，他眼睛亮了，握了双拳。我会意了——打！摔跤！谁输，谁下。我说：你赢，我下；他说：我输，你上。一种相互的意会是很美妙的。我关上学校的门，他扫庭院的地。他赤膊，我穿三角裤。

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时我的脊背还有一股冷气飕起。我的眼睛闪着青色的光，他的牙咬得“嘎嘎”响。为了找活路，两人像两头野兽对峙着。

这时，有人敲门，喊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是女人的声音。我俩惊讶，呆着不动。喊声越来越响，门敲得越来越紧。我套上外裤，他跑去开门。原来是一个女知青找他来了，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俩练拳呀。”异口同声，配合得很好。我偷偷地问他，她是不是你的......他点头。我也点头。我说：“你上，我下。”他不吭声。“我下，你上，听到没有?”他拉着我的手，很久没放松。后来，我俩都下海经商，他把我弄到一个集团的一个公司当老总，他也在这个集团的另一个公司当老总。我俩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有时竟闹得不可开交，任什么人如何做工作，都调解不了，但我俩的关系直到现在总是闹不翻。这种关系成为安海企业界和安海知青的一道解不开的谜。

我死不了，就乐观起来，养成神聊仙侃的习惯。有人说，女知青爱幽默的男知青，这话不假。T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蛋脸杏眉樱桃唇。看她那用红头绳扎紧的辫子在后脑勺晃来荡去时，是一种享受。那天大雪纷飞，T穿一件鲜红的花格子衫，走在雪地上，很靓，很像一幅“雪梅”图。当晚，我说，T真美。这话被伙伴们哄哗起来，说什么我移情了，爱上T，说我抄的宋词......堪恨归鸿，情似秋云薄。书难托，忘了前时约”是送给T的，等等。在一灯如豆的草棚里，同伴的笑闹撩去许多烦闷。

可是，小道消息越传越甚，害得我现在的老妻Y赶了五十多里山路找我，说要和我摊牌。“她怎样?”Y问。“长得漂亮呀！”我直说。她辫子一甩，走了。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追了上去。

下雨天是知青们最无聊的时候。买酒，没钱；煮大锅饭，米缸空空如也。“上T家去，她爹总会让我们这些女婿都有饭吃的。”此话像一道阳光照得大家心坎亮堂堂。“别，别这样。” 话犹未了，我就被大伙儿架走了。

一进T家的门，同伴指着我，对T的爹说：“他想来，又不敢来，我们陪他过来坐坐。”说罢，狡黠地眨眨眼。“来客人啦！”T的爹唤，T应声，见是我，脸颊飞起红晕。大伙儿啃了鸡喝了糯米酒之后，腔更油调更滑。微醉时，T的妹妹捂我的耳朵，说：“阿姊说她明天中午要去学校。”

第二天中午，T穿那件鲜红的花格子衫来学校。我问：“找谁?”蹙眉，说：“你忘了?”我“哦”了一声，恍然大悟，记起T的妹妹替她说的话。“我，我，我很尴尬。说什么好呢?揭发同伴骗吃骗喝的底细吗?知青的日子苦，能不消遣消遣?虽恶作剧，但不抢不偷呀。想到这儿，我释然，坐怀不乱。“哟，是你们俩呀！”声音很清脆，且挟带讥讽。Y不知从何方飘来。我一愕，T一怔，问：“她?”我如获救兵，急忙说：“她是我的女朋友。来，你们认识一下。”说罢，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Y是我的老妻莹莹，T是永福回乡知青秋桃，这事的经过是真实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都是知青们调侃惹的。1999年，回永福，我请镇上的头头为我了解秋桃的情况。头头们说，有这么个人，她疯了，瘦骨嶙峋。我心酸了一阵子，没胆量去看她。如果是因为我没娶她，她才疯了，那责任的问题说也说不清楚。不过，在山里，我从来没有娶当地姑娘为妻的念头，因为我属于大海，是大海的儿子，不是大山的后人。为了留下一段记录，记住在山区里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我在去年写下这篇东西，报上发稿后，我寄去永福。

说到秋桃，我的老妻也有一番感慨。她说，那天假如她没撞上秋桃，那事情难说了。我苦笑，真的不好说。当年，老妻说，一辈子要为我洗碗。我说，好，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的经历虽然坎坷，没死是我的福分。那么，自己找点儿快乐，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生活就不会太沉闷了。如果我没有爱的心态，爱的相随，可能就在破罐破摔的同时，把自己也给毁了。有了心上人，有了责任，我学会了乖巧。

插队时摄于郑成功纪念馆前

1976年夏天，工作组到我大队组织“夏收夏种”我知道，他们是劳动局和计委的，有意靠近他们，隔三差五地抓狗杀狗焖狗肉与他们共享。恰好，不久粉碎“四人帮”，形势大好。工作组回去不久，给我电话，说，要招工了。好机会，我上县城活动。他们说，县竹藤厂要人。我说，我会编藤椅。他们不信，我拉着他们到厂里去，现场编藤椅。结果，行了。70年代的最后一天，我被招工了，九死一生地跑出大山。凭这一关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未婚妻也弄出来了。大队党支书讹诈了我两斤猪油后，才在我未婚妻的招工表上盖上大队革委会的印章。结果，我和老妻把床板加宽，用我的棉胎当垫子，买了新床单，缝密了老妻原来的棉胎，又买了一对新枕头套，一张新蚊帐，花了140元把婚结了。我和她很满足，新帐新衾度春宵。老妻躺在床上说，好洁白的纱帐啊。我说，好漂亮的你呀！

工作有了，老婆也有了，我的惨烈知青岁月结束了。小命没丢在山沟沟里，还有幸遇上新时代。哈哈哈，好玩儿。回头一看，惊怵百感生，真的不敢再看多一眼啊！从离开永福的那一天算起，整整22年，我从来没想去看看原来插队的地方，虽然从县城到插队到地方只有45公里的路程。

到了县城，我和手工业管理局一位未脱掉“右派”帽子的生产股长同租一处民房。不久，他平反改正，摘了帽子，当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他不时地拉我一把，我顺得多了，编藤椅改为做电工，电工改为供销员，参加过好几回“广交会”，供销员成了业务主任。

1983年，县里筹建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的大项目，调我去负责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和《扩充设计计划》。“老三届” 知青怕的是碰不到机遇，机遇一来，便会紧紧扼住，不轻易放手。作为“老三届”初中生的我，对于这一重任，心中惶惶不安，但面对领导，脸不改色，一口承诺下来。本来这种活儿是工程师和经济师干的，但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结果写得乱七八遭，上报地区和省城的主管部门，不但被刷下，而且挨了骂。我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失败原因，他们的失败就是我的成功。我天不怕地不怕，拿着报告和计划上省厅，向专家学者大侃特吹引进西德(1983年的称谓)生产聚酯混凝土设备和技术的种种好处及依据。报告通过，我赢了。一个竹藤工出身的小小工人干了件大大的事，我脸上有了光彩。可是，出国考察时，我被拉下(还是家庭问题。怕我叛国当汉奸)。我恼极了，一甩手不干了。把两个40英尺的集装箱从厦门拉到漳平火车站后，我跳槽去工业局当生产技术科科长，充分地享受一张报纸一支烟、一杯茶水一张嘴的安逸工作。局长是老高三学长，他和我的关系外紧内松，唱双簧后，我们哈哈大笑，很开心。这几年，我和年轻人玩起围棋来了。

改革开放伊始，东南沿海的钱好赚，我经不起诱惑，在1989年辞职下海，到石狮、厦门和安海当老总。从1989年到1996年的七八年时间里，我从未看过一出完整的电视剧、一张报纸、一场球赛。晚上当“鬼”，泡舞厅，吼卡拉OK；白天也当“鬼”，拉关系，诱客户。不是西装革履，就是皮衣大哥大。风流而不下流是我惟一的警戒线。看到我八哥在安海公园唯唯诺诺地看守着游戏车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论才气，论文笔，他远在我之上，我为他在困境中的孤独养成的怪癖而伤心。有时候我想，假如我没上山下乡，没和知青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偷鸡摸狗，我也会沦为不伦不类的人，甚至比我八哥，比我的八哥们更惨。因为在浩劫年代，素称文化古镇的安海容不下我，会把我的脊背扭断，把我的灵魂扭曲，至少不会让我自由自在，嬉笑怒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到大山，逃过一劫，起码个性没变，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90年，老妻和儿女回安海了。一大车的家具，一大堆的电器，跟20年前一张草席、一个脸盆、一个木箱的反差太大了。我不是说我有了钱，可以吹牛了。我是想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站了起来的人了。在安海，在异乡，可以放心走大路，不必像20年前或者30年前，躲躲闪闪，净走小巷道，而且低着头，不敢多看他人一眼，担心他人会我口水，踢我的腰，压我的头，扭我的手，押我进看守所。那时，我戴不上“红卫兵”袖章，参加不了战斗队，被踢出“革命”队伍，现在我参加了福建省各级各类的协会，甚至当了一个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顾问。这谁挡得了?人，最有价值的是，朋友承认你是有益于朋友的人，社会承认你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便有些人还在我的背后喋喋不休地说，33年前，他是一条可以随时呼来喝去的狗。说这话的人，我为他可怜。有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至今依然抱残守缺，那张脸，苍老了，而思想仍很苍白，丝毫没有进取心，说不定，再过些时日，他的心身会突然崩溃，“砰”的一声，倒下。说不定，看在“老三届”知青的份儿上，我和与我同命运的“异类”们还会为他送终。

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三哥。1957年，他在广东政法学院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到三水劳改农场，在农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后来，他平反改正脱帽，42岁才结婚。当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满嘴马列语言，没有自己的语言。我说他患了失语症。他大怒，写了长达万字的信，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上下五千年，骂我个痛快。他骂我在接受“再教育”时，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不走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骂我辞职跳槽是背恩忘义；骂我搞知青联谊会是纠集一群无法无天、教育不好的人喝酒划拳；骂我离开老屋，在外买房是忘祖行为；骂我揭发编造表哥的材料是“文化大革命”的罪人，等等，不一而足。他说，他死后，要学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骨灰撒在珠江，撒在石井江(祖籍地石井)，撒在鸿江(出生地安海)。

不久前，他走了，我哭了，哭的内容很复杂。根据他生前的遗嘱，骨灰葬在了石井。彻悟了，可悲！我知道他可能想起，在清初的时候，郑成功的祖父郑士表的坟墓被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惨死于满清人精心设计的火药之中，尸首二地，凄惨地离开了人世，家眷和儿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十一人被斩杀；我的父亲能保护郑成功的墓，“文化大革命”中却保护不了自己的一杯黄土，他的墓被受蒙蔽的革命小将用大铁锤砸开，我们把他的遗骨连夜下葬在石井，等到浩劫平静了才偷偷地把墓碑矗立起来......在宗亲的帮助下，我为他在祖籍地石井找了一块地。这祖籍地，将抚慰一个被扭曲的灵魂。在三哥的骨灰盒前，我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不了解我，我不是张狂，你应该为我在磨难中还保留一种锐气、一种积极的心态而高兴。如果我沉沦了，天天处在诚惶诚恐中，那才是我的悲哀和你的悲哀！我跨过两个世纪，活下来不容易，过了2002年，是53周岁的人了，但我的心态不老，白霜的鬓角稍微让老妻梳染化妆一下，还挺年轻的。

1969年秋，安海计有一千多名“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插队落户，分散在18个大队、124个知青户。返城以来，知青们长期像一盘散沙，他们中既有“老三届”又有社会青年，既有因在“文化大革命”时同一派而后来经常聚在一起的，又有因不同学校而形同陌路的。再说，安海是个千年文化古镇，满街都是圣人，你不服我，我不买你的账。在原来的知青中，有当官的，有蹬三轮车的，有企业家，也有打工的、看大门的，各个阶层都有，他们之间的地位、贫富相差悬殊。你不服我，我能听你的吗?你“老三届”有啥了不起?你们还在读书时，我们已经闯荡社会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轴心，因此，你一群，我一伙儿，一直散散的。

1996年以前，安海周边的泉州、石狮、青阳知青已举行了很多次团拜会，我们应邀参加，很脸子，想做又做不来，相当多的知青很苦恼。1996年正月初二，安海知青吴端养找我，说林志滔从香港回来了，想找我们谈谈关于成立知青联谊会的事。

林志滔是六八届高中毕业，和我同龄，出生在古镇的一个儒商家庭，在养正中学上初中后，因上不了母校的高中，只好到外地上侨校。他很聪颖，有才气，学生时代德智体的成绩很好，字也写得漂亮。“文化大革命”和下乡期间，他熟读哲学著作，很有心得，在他内向的性格中，透出一种英气。我说他“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很多知青都说准确。他在1978年去了香港，又当了一回“洋知青”，在地铁、码头、街市扛货、卸货，当苦力。后来他成功了。

成功后，他依然不露声色，很低调。深圳、山东、石狮、安海都有他投资、独资的企业。当他蹲在地上和我们聊天喝酒时，提到的是上山下乡的事，从没说起他的成功。在安海知青中，他平民化的个性和任何人没有距离。有一次，他参加安海的一个庆典活动，身穿牛仔裤和一件不是名牌的衬衣。镇长端茶时，闪过了他，只是一个手势——请用吧。后来这位镇长问，香港的林志滔先生来了吗?志滔兄说，我就是。镇长连忙说，不好意思，您这么年轻啊。志滔兄冷笑道，嘿，如果我是当年的红卫兵，你就会认识我。我不失时机地插话，红卫兵当年见的是毛主席呀。镇长很是尴尬，众人大笑。

志滔兄说，当年我们打球没输过石狮、青阳的知青，他们成立知青会，我们安海知青这么多年没成立，脸没地方搁。我在香港、在大陆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但是对成立安海知青会很感兴趣。上山下乡，空前绝后，我们同命运，共呼吸，有知青情结，成立起来可以互相帮助。成立联谊会不在于谁当头，谁过去是哪一派，“老三届”和社青都是知青，不分彼此。我想，发扬奥运精神，重在参与。他一再强调，不当联谊会的头头，为了启动，先拿出10万元，不够开支，以后再投入。

安海知青开始行动起来，1996年正月初三成立筹备小组，4月26日在安海东海酒家隆重举行“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章程》，选举产生组织机构的名单，规定每年正月初三为安海知青的团拜日。澳门安海知青颜延龄、颜康龄和颜鸿龄三兄弟捐赠135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会址。林志滔荣任会长。为了会长的事，我们差点儿与他闹翻。他坚决不干，说，这改变了他的初衷。直到成立大会的前五个小时，他才被我们赶上台前。苏永安、高增仁、高铭宣、黄木林、吴端养等任副会长；黄旭晁任理事长；陈永兴、张世源、李柏万、萧清萍等任副理事长；我任秘书长；林炯明、陈志成、黄少凡等任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

1996年6月5日，晋江市民政局以晋民社证字第(96)002号发给我会《福建省社会团体登记证》，安海福)知青联谊会依法成立。

我们认为，联谊会的成立不是权宜之计，要想得到会员的拥护，应该制定规章制度，按制度办事。我们的制度是——会员资格：(1)于1969年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上山下乡的知青；(2)承认本会章程即“凝聚力量，增进团结，互相解困，共同发展。为安海和永福两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会员的义务：(1)每年缴纳50元会费；(2)参加本会活动；(3)缴交在每年正月初三团拜日餐桌上的费用(由各分会统一缴交本会)。会员的权利：(1)因本人去世可向本会领取1000元及分会1000元左右的补贴及布幔；(2)父母、家属去世可向本会领取400元的补贴及布幔；子女考上大专院校可向本会领取奖学金(3)(本科1000元，专科600元)。

六年来，知青联谊会(含个人)对安海和永福两地的教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捐献，主要有兴建科学楼的300万元，艺术馆的100万元，铺路搭桥架设电灯 的100万元，增添教具的20万元，在永福造“知青桥”、修建校舍、铺路、架设电力线200万元，在永福设立知青奖学金(永福籍考生文理科前10名)10万元，在安海设立知青奖学金(会员子女)20万元，同时还组织了春节前慰问已故知青会员家属，组织会员参加送葬等活动。

1999年，我们组织六百多名知青及知青子女重返第二故乡永福，同年出版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岁月如歌》(香港瀚华出版公司)。2002年，组织厦门、漳州、泉州、石狮、晋江、安海溪边知青农场的团拜会。可以说，我们安海知青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两个故乡的父老乡亲，对得起自己的知青兄弟姐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良知。

安海知青在港澳台及国外的有近百人，他们的捐资占知青联谊会资产的百分六十以上，没有他们的慷慨解囊，联谊会就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本来担心，联谊会成立后，会虎头蛇尾，热闹一阵，喝喝酒，猜猜拳，也就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搞联谊会是几个人想出名，想得利，后来看了我们一伙儿人做的事，心服口服了，重新积极参与活动。联谊会从没冷清过。每年的正月初三，在安海最豪华的酒店餐厅，排开五六十酒席，真个痛快！

一个社团仅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做，要搞好，不可能，而且吃力不讨好。我们安海知青有一大帮子的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我们也有争论，有时也为非原则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解决的办法是：以“知青的名义”——猜拳。谁赢了，听谁的。做起事来，你呼我应，声大些，呵斥了谁，谁就咽下来，不吭声。有一次，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黄少凡实在忍不下去了，才说，如果不是知青的事，在安海，谁敢惹我?！副理事长张世源每年为知青本人、知青直系亲人奔丧达30次以上。你知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很忙的。

我的同学林炯明绝对是中国知青典型。在他手机里储存的电话号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安海知青的。每年他为知青的事打出的电话费何止千元?他别想拿一分钱的补贴。最近，炯明认为联谊会没会歌，很遗憾，说罢，第二天就把歌词给写出来了。虽然这词得好好商量一下，但起码他尽力了。他把我会的会徽放大上色，别在挽幔上，在送葬过街时，让安海人知道，安海知青是团结的、重情义的。日前，炯明又来了一手，说想在明年正月初三的团拜会上提出，购个地皮，建个二三层楼，搞个“安海(永福)知青活动中心”。我答应写这个《建议书》，并在会上提请审议。他很高兴，请我们吃了一顿川菜。炯明正经而严肃地说，我死了，身上就盖有“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会徽的水被。座中无不动容。

联谊会成立后，我当了秘书长，更离不开一枝笔了。离我10年的笔因染了中国知青的浓墨重彩，好像不那么生涩，那么僵硬了。说来好笑，当初我写联谊会1996年度的工作汇报时竟然忘了报告的文体，累得满头大汗，后来还是由理事长、老高三的黄旭晁改定。当时，我满脸羞红，心想，笔不能丢，要捡回来，为自己，也为知青。到1999年即安海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和陈仲初编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时，我落笔流畅多了。

1997年至2002年，我每年的发稿量达10万字以上，得过一些奖项，加入了省、地、市的一些文化学会，历史研究学会，俨然是个文化人。后来干脆离开企业界，进入文化界，拿笔玩儿了个什么“晋江市海峡文化策划中心”。这两年，我编《安海楹联》，与他人合编《安海百年文学选》，为古镇文化人陈方圆(已鹤归)编辑《丁酉纪实我的“右派”岁月》，为我的语文老师蔡尔辇编辑《夕阳集》。

本以为，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乡土史的人都温良恭俭让，相逢时，问个好，鞠个躬，唤一声老师，回一声先生，心痒痒的，满足极了。有时候，邀请几个评论家，你吹我捧，大家欢天喜地。交往中，我发现有的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乡土史的作家、专家学者特爱趋炎附势。今天写的，明天改写，后天篡改。臧否前人，今天说好，明天说不好也不坏，后天看哪门子有谁当官了，哪方富得流油，便说好，而且是好好好。有个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干得不错，为了跃上新台阶，不惜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扬施(施琅，本地的一个历史人物)贬郑(郑成功)，把以前褒扬过的郑成功及其后代骂得一文不值。更让我寒心的是，今年年初，在东南沿海某市文化部门的一个年轻人竟追究起谁在搞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纪念，并说，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纪念郑成功得到南安石井去，这里是施琅的故乡。难道明代人的地盘，到今天还拥有产权证?

郑成功和施琅都是泉州人，郑成功祖籍南安石井，七岁从日本回国，在安海星塔村读书。他三分之二的生涯是在安海度过的，现在还有他战斗生活的遗址。施琅祖籍晋江衙口。他俩原先一为主，一为臣，祖辈关系很好，施琅的宗叔施福是郑府的管家。郑和施都是泉州人值得骄傲的历史人物。郑成功不卖国，不当汉奸，从荷兰人手上把海峡东岸的疆土挑回华夏；施琅率领清朝水师把漂浮的台湾平复了，反对清王朝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就是郑成功和施琅两个历史人物值得纪念的原因。

在九世先祖郑成功的雕像前

作为郑成功对手的康熙皇帝没骂过郑成功，他向郑成功赠了“忠臣”和“孝子” 的匾额，写了“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个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的楹联，并准许郑成功在台湾的灵枢回迁南安橄榄山，也就是现在的郑成功陵园。说准确些，这陵园是郑成功与其先人的合葬墓，在墓里，埋有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的骨骸。可知在清朝统治下，石井郑氏人家的无奈。一代天骄的郑成功，竟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杯黄土。

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纪念郑成功的活动一波连一波，永不停歇。可是，还有人说“郑成功抗清，破坏民族团结”、“假如郑成功没有驱荷复台，那他就不是人”。对于这种说法，回应之声很少。郑成功骂不倒，有人就骂他的儿子郑经，说他搞“台独"，并从野史坊间查出郑经搞“台独”的所谓证据。其实，康熙平台时，郑经死了近二年了。郑经要搞“台独”，早就搞了，不会在郑成功死后的21年里依然奉明永历为正朔，不改明朝国号。有人骂郑经后，再骂郑克块，说他是“可怜的阿斗”。1683年，郑克块13岁，他懂什么?郑经死后，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刘国轩等人的手上。郑克块只不过盖盖章，圈阅一下罢了，完成一项“形象工程”。一些人真的没词了，就说郑成功杀人如麻，妻妾成群，或借艺术创作之名，假施琅之口，大骂郑成功后代是“小子”。我因为反对这种不尊重历史、杜撰历史、篡改历史以及热衷于“影射史论”和“影射文学”的现象，就以私人信件的形式，把上面的意见提出来，希望在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不要太过分。收信人把我的信件抛了出来，不好了，我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马蜂窝该捅，为了还原历史，为了弘扬爱国精神，为了忠和义。

我喜欢刺激，喜欢压力。不刺激，没压力，长大不了。一股扬施贬郑的歪风让我冷静下来，仔细地研究郑成功和施琅。我打开被捆绑的旧书籍，开始整理书柜。石井乡亲看在我父亲、我哥哥的面上(他俩都是医生，救了很多人。也治好很多人的病)，由商会会长出面，办了10席酒欢迎我回祖籍地。治学严谨、有良知的专家学者认为，歌颂施琅，假如有益于国家的统一，无可非议。但是，简单的类比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方法。

在覆船山郑氏墓地的祭祀大典上

康熙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其实是一个民族反抗另一个民族的残酷镇压。说到底，郑氏的抗清是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王朝之间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是形式上的类似，而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把本质不同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做类比，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扬施贬郑的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而且会造成不良后果——颠倒是非，使忠奸不分、爱憎不明。我们只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所以说，扬施不必贬郑，扬郑也不必贬施，历史是真实的，镀金镀银的人物总会褪色。

我保存的《大众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发霉破旧了，可是重新翻开读，很有心得。我回石井，对我的宗孙、宗侄们说，在纪念郑成功时，不要数落施琅二度降清，重请荷兰人攻打郑成功，要把“明郑成功集团叛将施琅”改成“明郑成功集团旧部施琅”，最好也请施氏来参加活动。第一点，石井的郑氏宗亲做到了，第二点还没做到。但我想，总会做到的。

历史上，郑施两姓关系密切，后来由于误会，加上郑成功和施琅性格冲突，造成了两家的流血事件。政治上的冲突引起掉脑袋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无聊的食客、闲士就编造“郑施不通婚”的故事传说。今年，我也去了施琅的墓莹，去了施琅的家乡，也去了施琅纪念馆，还和施氏后人在施琅的石雕像前照了相。施氏后人硬把我拉在中间，使我很感动，也使我更加看不起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聊文人，伪学者，伪君子。这么几个人，今天到南安石井去，饭饱酒酣，夸郑成功，骂施琅；明天到晋江衙口去，夸施琅，骂郑成功祖辈三代人。如果跪在岳坟边的秦桧送红包给他，他会骂岳飞，骂岳云；如果秦太太和他去跳舞，喝咖啡，开房，一番满足后，他会仗着酒胆色胆，趁夜把岳飞的坟墓给挖了，顺便把史可法的墓也砸上一大锤。第二天一早，叫醒大汉奸洪承畴与汪精卫共进早餐。我向石井、衙口的郑氏、施氏说，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吃饭。酒喝多了，红包拿习惯了，会用死人制造矛盾，来压活人。这不利于团结，更不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郑氏和施氏后人都笑了。

重返农村时摄于后盂村前(1998年)

当我花很多时间研究郑成功和施琅时，刚好碰上今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的活动。我是郑成功的后人，而且辈分居高，自然能够参加许多活动，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还可以接触很多的历史资料。我不懂就问，当然，懂了就不装着谦恭的样子请教。老前辈教我许多研究历史的招法，比如说，要把历史事件时间硬背下来，要把史料中的虚词吃透，要以新的切入点，在同一史料、文物遗址或者旧书籍中发现新的价值。古镇有一位文化老人，92岁了，当我把张三说成李四时，他很不高兴，几天不理我，见了面就说我不长进，说我不学乏术，说我的下盘不稳，东摇西荡。这些指点，一些善意的骂声，让我受益匪浅，感恩不尽。

今年初，我代表郑成功后裔批评电视剧《康熙王朝》严重违背历史事实，新华社做了报道。我发现了时间最早的郑成功族谱，被各种传媒广泛报道。我还写了有关郑氏家族的论文、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楹联。

给郑成功庙的楹联是：

给郑成功族谱修编工程写的楹联是：

当我写的文字发表了，被刻在石头上面时，虽然白了一大片的头发，但是，我认为：值。我想倾诉时，就去漳平市，去永福镇，去厦门、泉州、青阳、石狮的知青家里；去石井镇，或者上华夏知青网，老三届知青网，聊天，上帖子。最近，我很想去后盂村，看茶花，看瑞香，看兰花，锄锄草，施施肥，过得休闲些。我有些累了，不过，休息一会儿，还能出工，讨小海，还能干活儿，还能教书，因为每餐我还能吃三碗干饭。哦，我还有一首老知青之歌，要在明年正月初三团拜会上唱的——

《安海老知青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