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2021年荐书 | 李红升：教育能促进社会流动吗？
文 | 李红升，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01.
《巨头的诅咒》
吴修铭 著 王怡棻 译
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7月第一版
为什么要反寡头垄断呢？法学家可能会说是为了执行《反垄断法》，经济学家则会说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福利和促进竞争。吴修铭则另辟蹊径，他通过对美国一百多年反垄断史的回顾和审视，为反垄断提供了法学和经济学之外的另一种视角，即反寡头垄断的政治学视角。正像老罗斯福总统对金融巨头摩根和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发起的挑战所表明的，寡头垄断不仅扼杀竞争和损害消费者福利，而且也导致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进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商业寡头往往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与民选政府竞争公共权力，并通过收买和游说等手段操控政治过程，从而导致政治腐败并危及民主体制。
吴修铭是新布兰迪斯主义者，信奉“小的是美好的”信念。在他看来，规模过大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规模越大罪恶也就越大，而且富可敌国的商业寡头的存在这一事实，就构成了对政治民主、平等、分权及制衡体制的威胁。因此吴修铭认为，通过强化监管和罚款等方式是驯服不了商业寡头的，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对商业寡头实施“外科手术”，即通过拆分和肢解商业寡头，以便使经济结构与民主社会互促互进。
吴修铭的观点振聋发聩、发人深思，对于当前席卷全球性的反数字寡头垄断风暴也极具启发性。但是，这种对商业寡头近乎极端的不信任、完全负面和毫不留情的批判性态度，以及激进的政策取向，也可能导向反商业精英的左翼民粹主义。同时，如同哈耶克关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会导致奴役一样，吴修铭关于商业寡头的存在会威胁民主存续的观点，也同样有些危言耸听。因此，阅读这样一本流行的小册子，抱持批判性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02.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
这本书是对人们惯常思维的一种根本性颠覆。长期以来，平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但在以结果平等为导向的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被证明彻底失败之后，机会的平等成为人们平等追求的主要诉求，而以个人努力和能力为唯一标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优绩主义，则成为通向机会平等的主要途径。相对于由出身、财富、种族、人际化关系等因素决定个人回报和前途而言，优绩至上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是一个健康和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
但是，桑德尔向这种神圣的优绩至上主义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的高等教育和文凭主义，以及所隐含的伦理观和社会流动神话发起了强有力挑战。在他看来，优绩主义信奉者将成功归之个人奋斗和天赋，并因此而心安理得自鸣得意，这不仅是对他们成功所依赖的的时机和运气的熟视无睹，而且也对社会各阶层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对出身上层的青少年而言，成功使得他们傲慢自大，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而为了达到优绩，他们不得不按照名牌大学的入学标准去玩命地接受学习和其他方面的挑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陷入焦虑和抑郁中；对出身下层的青少年而言，他们会被贴上输家的标签，从而导致自尊的缺失和自暴自弃。
优绩主义关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流动的神话，特别是教育将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由下而上的阶层跃迁，被证明很大程度上只是镜花水月和一厢情愿。事实上，优绩主义把教育变成一场激烈的分类竞赛，这一竞赛将决定一个人是精英还是平民，是位居社会上层还是委身下层。由于身处社会上层的富人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资源，进而更容易获得进入名校的分数和能力，并在优绩至上的“军备竞争”中握有巨大优势，其结果是社会上层的孩子大概率将跻身上层社会，而社会下层的孩子则将大概率委身下层社会。就此而言，教育非但未能促进社会公平和流动，反倒成为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桑德斯对优绩至上主义的批评不可谓不犀利，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操作的替代方案？由抽签来决定谁应该上哪个大学，可能会更公平，但对社会而言因效率的损失可能太大而变得不可承受。另一种方式是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试验过的“群众推荐上大学”的方式，但这一实验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既不公平又无效率。这意味着优绩至上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均衡路径，或者说我们已经落入优绩主义的陷阱而难以脱身。由于中国当今的教育奉行的是一种更加极端的优绩主义，因而也就面临着更深的陷阱和更大的挑战。从这种意义上讲，桑德尔的著作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巨大参照价值。
03.
《希特勒的哲学家》
伊冯·谢拉特 著 刘曦 杨阳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
德国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国度，自伊曼纽尔·康德以来，伟大的哲学家层出不穷，为人类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道道丰碑。但是，在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德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对战争和超人的极端崇拜。随着纳粹的崛起和上台，这一阴影甚至盖过了作为德国哲学传统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理性、自由和人文主义思想。作者告诉读者，除了犹太人身份的哲学家外，那些本应高高在上、躲在“象牙塔”中不问世事俗世的德国哲学家们，一个个都拜倒在那个自封的“元首哲学家”，也是狂人和魔鬼合体的希特勒的脚下，从而成为纳粹政权的合作者、同路人，为纳粹政权摇旗呐喊，或者为纳粹政权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的所谓“合法性”“正当性”背书。
合作者中不乏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和信徒，也不乏追名逐利的投机者，以及迫于纳粹淫威而没有骨气的懦夫，另外还有像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这样享誉海内外的存在主义大师和法哲学大家。
作者重点关注的是驱动哲学教授们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多重而复杂的因素和动机。这一合作既可以看成是纳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实行思想专制和垄断的结果，但也是受合作所带来的利益驱动的结果，包括纳粹政权提供的人身安全和保护，飞黄腾达的机会，犹太裔教授被驱逐后空出的大量教授岗位。而为了地位、声望以及元首的恩宠而展开的竞争，则更是丑态百出，哲学家的尊严更是荡然无存。
哲学家也是人，也会具有人性的各种弱点。在平常年代，这些弱点会被隐藏在高深的哲学后面。但在像纳粹极权主义统治这样的特殊年代，这些弱点就会显性化并彻底地暴露出来，并将为此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或陷入牢狱之灾，或难逃历史和公论的审判。本书不仅是对纳粹时期哲学家与极Quan主义Zheng权合作这一悲剧的审视，对处于相似情境下的学者们也有着巨大的警醒作用。
04.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余英时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宋明政治文化的核心在于对道统与政统关系的诠释。道统是指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政统则是王朝统治的一种传承。按余先生的解释，在三代时期，像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统治者是集道统和政统于一身，内圣与外王融为一体的圣王，也即西方哲人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但三代之后，道统和政统的传承相分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仅仅只是政统的继承者，而道统则由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等一代代道学家薪火相传。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成为道学的主流形态。
这种分离产生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由于道学不只是关注理气心性等本体论问题，而且以探究治国平天下的“治道”为根本目的，因而深受道学熏陶并深谙“治道”的士大夫成为世俗统治中的官僚阶层，并通过“君相共治”、“君臣共治”的方式与君主共同统治国家。另一方面，作为道统传承的道学以及持有道统高于政统理念的士大夫，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君主滥用权力的一种有效制衡和掣肘。因为君主一旦背离道学理念和“治道”准则，就难免有大臣犯颜直谏，或者如孟子所说的“格君心之非”以“正君而国定”。
从“君臣共治”理念推演，就可以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给出一种规范性界定：即君臣之间虽然有等级尊卑之分，但作为士大夫的臣子因秉持道学思想和“治道”理念，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的群体，而不是像主奴之间纯粹是一种唯主子之言是听、唯主子之命是从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君臣关系，从大处而言是通过君主官僚体系的共同努力再现儒家的理想世界——三代之治，从小处而言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决定个人的进退出处，而不是一味贪权恋栈，尸餐素位。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或政治哲学，即使是在当代也是很有启发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