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外抗美苏 内防变质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47周年纪念日，为此特修改重发此文，谨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主动积极地投身农村和边疆，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这场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运动被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源于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5年，结束于“历史转折”时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贯穿于新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伴随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发展和解体全过程，全程参与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政治制度的巩固，提升了农村文化结构，促进了农村中小学教育普及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经历过“三大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知青上山下乡初始距今已整六十年，我们现在评价那段历史必须跳出新的“两个凡是”的束缚，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探寻时代意义，而不是以个人的经历得失为标准，更不应该用道听途说或谣言为依据。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人口出生率猛增，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保证全体人民的粮食需求，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开荒3868万亩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农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5年8月9日，杨华、李秉衡等60名北京青年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屯垦戍边的申请，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的热潮。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2000多名青年先后来到北大荒，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同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主席获知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非常赞赏，指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上山下乡是新中国青年学生的历史创举，是改变建国初期一穷二白面貌的时代选择，党中央顺应了历史潮流，将青年意愿上升为国家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的满腔热情，他们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些知识青年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涌现出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知青典型代表。记得前两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当地的导游和村民主动向我们提起知青，是知青给他们带来了文化知识和边疆安宁、种下了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其感激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知识青年为开垦荒山、稳定边疆、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背离了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毛主席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开展了中苏大论战。苏军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于此同时，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台湾蒋邦在美帝支持下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疯狂叫嚣反攻大陆。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加快了大三线建设步阀。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知青亦农亦兵，劳武结合，平战结合，扛起枪杆能打战、拿起锄头能生产，极大增强了国防后备力量。与此同时，中央加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力度，把广大的知识青年作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分散到农村，充实和加强农村基干民兵组织，提高农村民兵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提升了“全民皆兵”的综合水平。可以说，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面对核战争危机等复杂国际环境下保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调整全民皆兵战时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毛主席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推进教育革命和消灭城乡差别的一次重要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没能根本改变，读书做官论的封建思想还很有市场，城市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农村进城读书的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现象逐渐增多，学校培养出的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经验，在思想上、感情上同工农群众逐步拉远距离，这样的教育体制是不能培育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为此，毛主席站在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行教育革命，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根本上废除了科举取士的封建制度残余，延缓了新贵族、新八旗子弟的重现，从理论到实践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又实践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当年的决策既有群众基础、实践经验，也有社会调查、理论创新，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既是一次彻底的文化革命，也是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更是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劳动锻炼，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懂得了劳动的价值，理解了劳动人民，学会了战胜各种困难，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拉近了距离，促进了城乡融合、增进了社会和谐。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科学和文化，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很多知青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农科所技术员和社队企业骨干，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的研发和运用以及社队企业的发展和效益，大幅度改变了农村的面貌，逐步缩小了城乡差别，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当时“五七道路”基本同步的，走的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目的就是反修防修、反贪腐防变质、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避免重蹈苏修的覆辙。广大知青在农村的生产实践中更好地学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学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时经历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三大实践的知青在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劳动技能、社会经验、理想信念等各方面绝大部分都远远优秀于现在的大学本科生，他们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