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进展

• 17世纪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所著的《伦理学》^[2]，以形而上学的视角，从本体论、认识论等出发探究关于善恶是非的伦理问题。

  
  

• 20世纪上半叶，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3]以常识性世界观和语言分析来探究伦理问题。

  
  

• 20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约纳斯（Hans Jonas）^[4]则较早关注到了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并展开了论述，结合具体的医学与生物技术，探讨了科技活动的伦理责任。

• 一方面，科技伦理是伦理学一部分，是关于伦理的思辨与实践探讨；

  
  

• 另一方面，科技伦理与科技实践密切相关，问题导向性较强，其议题重点随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演进而变化。

• 段伟文^[6-7]提出，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本身承载着伦理价值，伴随着科技进步，是要让人性框定科技进步的方向，而非臣服于技术变迁的逻辑。

  
  

• 杜鹏^[8]、李真真^[9]认为，科学技术不再单纯是一个与理性和逻辑相关的“神圣世界”，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也成为一个可以进入伦理学对话的领域。在内容范畴方面，科技伦理包含了科研人员的职业伦理，但在中文语境中，集合性概念更加凸显，例如：按学科领域划分，科技伦理涵盖生命伦理、医学伦理、人工智能伦理以及生态伦理等子类；在学术研究方面，科技伦理研究从伦理维度分析不同领域科技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 曾毅等认为，科技伦理包含了对人类与生态有益等价值观与原则，以及相应的行动^[10]。

  
  

• 韩国元等^[11]提出，涉及社会责任时，技术创新通常是问题来源；涉及技术创新时，社会责任又暗含某种程度的限制，由此带来公众周期性科技焦虑，而提倡负责任的科技伦理是对这种焦虑的回应。

  
  

• 葛海涛等^[12-13]提出，科技伦理代表着科技发展中应恪守的价值观念与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 此外，除了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科技伦理受到关注外，也有学者引申出了科技传播普及中的科普伦理^[14-17]。

• 一是科技与人直接作用的领域，例如医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伦理问题，涉及人的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权益；

  
  

• 二是科技对社会、环境等的影响，例如环境保护、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方面的关切，涉及人的发展权、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平公正权益等；

  
  

• 三是对科技发展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科技伦理治理能力的提升，例如倡导科学精神，推动信息共享与合作，构建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科研行为规范等。

• 20世纪60年代，有关科技的道德探讨更加专业和具体，形成了专门的伦理研究。例如，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中，对DDT等化学药剂的滥用发出了警告，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

  
  

•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关于基因研究的伦理研讨开始出现，如关于人类遗传疾病筛查、产前诊断等技术所引发的法律与社会问题等的探讨。

  
  

•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切尔诺贝利、博帕尔等重大事故，此外，臭氧空洞、气候变化、空气和水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涌现，使科技伦理再次成为全球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后进入世纪之交，基因编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则使科技伦理议题上升到关于人、科技、自然三者关系的维度，并引发关于人自身主体定位等哲学层面的大众思考。

• 一是不确定性。包括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后果难以确定，应用中出现的新情况难以确定，未来发展的走向难以确定。

  
  

• 二是隐象性。新技术的实施过程难以直观把握，问题出现前可能没有明显征兆，对新技术做不到全局性认识。

  
  

• 三是系统复杂性。新技术研发需要跨领域开展，需要在复杂大系统中协同工作，需要团队成员之间高度理解，复杂程度远超以往。

  
  

• 四是伦理滞后性。新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迅猛，远超出相应的伦理认识和理论反思，使既有的技术伦理理论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 一是对人的影响，即新技术对人的全面发展（生理、心理、自我意识等方面）造成影响的伦理难题。

  
  

• 二是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阶层、地区、国家）利益重新调整过程中遇到的伦理困境（例如数字鸿沟、对弱势群体的关照）等问题。

  
  

• 三是对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安全环境、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影响，即防范新技术可能产生的环境、安全、健康等负面影响时所担负的伦理责任。

  
  

• 四是针对科技自身，主要包括对新技术进行伦理评估的途径与方法是否适配、有效。

• 一方面，传统的科技伦理问题仍待解决，科技与战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基因技术的风险、信息安全等科技伦理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人类。

  
  

• 另一方面，科技飞速发展带来新的伦理变量。随着新的科技研发内容与科研组织形式的产生，科技伦理问题进入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

• 2013年，转基因食品安全成为社会话题之时，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

  
  

• 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爆发，中国科协第一时间发表声明，重申中国科技界将严格遵守科学道德和学术伦理规范以及相关国际规则。

• 2018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谈到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强调要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此后，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

  
  

• 2022年3月，《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顺应了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是针对近年来愈发凸显的科技伦理问题所作的回应，尤其在科技伦理基本原则上，树立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为之后的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基础支撑。这是中国首部系统部署科技伦理治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在迈向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道路上踏出历史性的一步。

• 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应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

  
  

• 科技社团要发挥作用，推动设立中国科技伦理学会；

  
  

• 相关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科技类社会团体要促进行业自律，加强合作，宣传普及；

  
  

• 科技人员要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主动学习，增强意识，自觉践行，坚守底线。

监管机制与政策需进一步落实到位。调查显示，83.73%的公众认为加强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的主要作用因素是政府管理，61.52%的公众认为应从推动科技政策法规的完善入手加强科技伦理治理^[24]。近年部分引发社会舆情的典型科技伦理事件中，也暴露出了中国科技伦理监管机制不完善、反应不及时的问题。

伦理失范行为缺乏及时有效处置，政策落地需打通最后一公里。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科技工作者认为中国对科研伦理失范事件的惩戒力度不够强^[25]。总体而言，中国科技界认为对伦理失范行为的惩戒震慑的力度尚且不足。针对伦理失范行为的惩戒，需要错必纠，公开公正，这样才能更好形成震慑力。

存在认识层面不足的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认识有待提升。据“北京地区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意识”调查显示，仅38.4%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了解科研伦理规范，仅17.5%的科技工作者明确知道本单位设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26]。因此，在科技工作者的教育阶段以及进入科研工作后的培训环节中，科技伦理还需要占据更大权重，以提升科技工作者的伦理意识，最终形成被普遍接受和认可、并融为行为惯性的科技伦理规范。

推动国内相关机构、科技组织、学者深入开展科技伦理领域研究，加强科技伦理学科建设，造就一批高水平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队伍，在科技伦理的内涵挖掘、边界划定、规范制定以及可行性治理路径的探索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前瞻性谋划。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积极开展国际科技治理，代表中国发出声音。

国家应加强科技伦理立法，使科技伦理政策的出台和施行有法可依。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为核心设立机构，构建并完善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的覆盖全科研流程、涵盖各学科领域的监管机制，形成可行的常态化工作流程。根据科技发展形式和科技伦理风险的变化适时调整相关政策，从而实现伦理敏捷的科技治理模式。

科技组织一方面应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精神价值引领，将科技伦理融入科技界内部文化建设的价值氛围中；另一方面，还应对其在科研活动中的实践行为进行规范引导，各学科领域的科技社团将科技伦理的理念落实为指导科技工作者科研活动的规范守则，对社团成员违背科技伦理的行为施加惩戒，对于不遵守科技伦理的行为加以约束^[29]。

将科技伦理制度性、常态化引入面向高校学生的宣传教育、科研人员的入职培训、学术交流与同行评议等各环节。尤其在科技工作者职业培训中，要确保传达清晰完善的科技伦理规范、实验室操作规范，并定期开展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全面提升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意识。将科技伦理的价值引领贯穿至科研活动的全领域、全流程，提升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意识与自觉性^[30-31]。

提升全民的科技伦理意识与科学素养，提高公众对科技伦理问题的认知水平和参与度，将科技伦理社会文化融入科技发展的血脉，使良好的科技伦理治理拥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底支撑，从而推动全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携手推进中国科技事业良好发展，加快建成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