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棚户区 | 正午
整个20世纪，北京都处于基础设施改造、城市空间重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可人民没有对自己居住的这块空间的命运作出决定的资格，能私盖、整修、赚钱、搬家，但对大的命运大抵是少可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也是等待也是逃避，成为一种在西方人眼中常常显得超然的哲学和生活方式。
在棚户区
文 | 淡豹
一
坐上电动车后座的那一刻，座位下沉，大晃特晃，吓人一跳。膝盖很弯，脚离地面很近，像回到蹬儿童三轮车的小时候。车子是房产中介的，他熟门熟路，骑得惊险，从灰色的张自忠路突然就岔进天上散漫敷着一大片绿的东四胡同，这里树很大，槐树与白杨在空中交换树冠，密叶投下网一般的影子。也有些树藏在院子里，极粗的树干从房顶上冒出来，显得神秘。电动车七拐八钻，开出不快不慢的风，车把一拧我就跟着一旋，迷失在槐树与白杨的树影里。
这是去年八月，夏天将要尾巴的时候，我要在一度熟悉的北京重新注册自己。为树所惑，我在东四一条胡同租住下来。
流行文化里，北京胡同有两种面貌。一种是关于“拆”的空间，由建筑师、城市史学家和外国记者书写，承担历史与暴力，象征消逝中的老北京。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老住户情不情愿都得搬走，全胡同强制拆迁，折换成新楼房，小说写住户与拆迁公司间的纠纷与暴力，居民的情感伤痛：“强制拆迁那天，张大民抱着石榴树不下来。推士机把小房都推塌了，他还挂在树枝上摇晃，像一只死心眼儿不开窍的土猴子。” 另一种面貌就商业化，时髦得很，出现在时尚杂志和视频节目中，布满私房菜、西餐厅和小店，象征新北京转换并容纳‘旧’的潜力。
东四非此非彼。住到这里，我才知道，有些胡同是永远不要拆掉的，还非得有居民住在里面，保持一个活遗产的形象。
北京自1990年起开始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对紫禁城这样的“文物保护区”的延伸，保护北京旧城的传统街区、商铺、民居。东四北三条至八条这片胡同大体保留了元代大都“衚衕”的面貌，是划定的三块“传统胡同住宅保护区”之一。这种保护，注重保存建筑与我曾为其所惊的那些古树，发掘名人故居和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当然，那些名人故居也多半已成了杂院，有些院内相当破，院门外挂的“保护文物”牌像酱油渍过。保存完好的院子呢，东四每条胡同上都有几座红门紧掩、甚至门内有卫兵站岗的独立四合院，墙光壁洁，没有杂院外常见的那种私建的小棚子，胡同里飞檐走壁的野猫都跳不进去，里头住着邻近居民也不知其名姓的神秘人。其余就都是杂院，一个院子内住几户甚至十几户人家，我常觉得一个wi-fi就够全院子用的。
讲起来，这些房子有解放前的旧宅子甚至旧庙改成的住宅，有整个20世纪里不断围着四合院房屋建搭的小房，还有不少是所谓“地震以后建的”，指1976年唐山地震后加固抗震的房子——还真是要到河北和京津，才能体会到唐山地震给城市建设留下的疤痕。产权方面，有些是私产，居民可以自行改建或者盖起小二层，还有不少是由房管所管理的所谓“单位托管公房”，居民每月为几十平米的房子交几十元租金，基本不用担心国家这个大房东收回房屋。
我所住的这条胡同就属于保护区，这意味着它免于拆迁。大多数居民并不为此高兴，不少人宁愿拿到补偿费，“到郊区买套楼房住去。” 有位邻居听说我是记者，拉我进他家的杂院，指着宽仅三扎的窗户说，“你看，是不是老舍的《龙须沟》？”
起初我倒没觉得这里像《龙须沟》，何况我对《龙须沟》也有浪漫主义情绪，何况东城胡同...... 听起来仿佛有商业和艺术气息，周围也确实有摄影师工作室和酒吧。直到初秋，朋友A来访，在傍晚时分和我一起在胡同口下了出租车（一般出租司机都不肯开进来，钻胡同费劲），向里走，经过一座公厕（辉煌的建筑还贴着奥运文明的标牌，都是2005年后为迎奥运建起来的新式公厕），又经过相当味儿的下水道（胡同家用下水管道狭窄、马桶易堵塞，居民习惯将剩饭菜倒去街上的公用下水道），经过拥挤的杂院角落露天架起的油锅，她愉快而新奇地说，“好久没来过棚户区了。”
我起初不肯承认这是棚户区，只慢慢摸索胡同平房生活的轮廓。
首先是地址。没有信箱，收不了平信，只能接收快递。通常每个杂院共享一个门牌号，而我不能按自家在大杂院里的正经门牌号写地址：杂院其实在我家背后，按那门牌号找不着。这是因为据说这套房子的房主和邻居打架：邻居就是他的亲弟兄，而老二总找老大的麻烦，因此老大堵上了自家面对大杂院的那个门，在房子后身冲街道这一侧重新开了个门。对我生长在附近炮局胡同的朋友讲起此事，他说，“水深着呐”，街坊之间打成什么样都正常。
因此，地址得写成“东四X条XX号南拐角处黄门（上面贴福字的）”，一个需要侦探能力和想象力的描述。能从窗内听见快递在外头问邻居，估计手里还拿着快递单比对着：“这上说有个门上面贴福字，在哪？” 告诉朋友或者快递员从胡同口来这扇“拐角处黄门（上面贴福字的）”的路线时，我就说，西口进来第二个公厕左拐——公厕，胡同最醒目最整齐规范的公用设施。
还有声音。小区里是安静的，陌生来客还往往会被保安拦截。而在无遮无挡的胡同，清晨天还没亮，城市秩序与日常生活的音乐就在胡同响起。我刚住进来时，每天早晨四五点钟总会在胡同里清洁工用大扫把画着圈扫街的声音中醒来，似乎能听出手臂的动作，是时而宽时而窄的。
胡同的音响持之以恒。有的家庭除了白天睡午觉时，都开着收音机。老人坐在杂院口小凳上，听一整天京戏。邻居中有一位月琴老师，常在家练习，练罢出来在院门口遛狗谈天。也有人弹古筝——胡同里似乎流行民乐。我自己也常把音箱开得声音大，朋友说远远在几十米外就能听到，简直是胡同广播站，这如果在公寓楼里大概会被敲墙，但在胡同里住着，坐在我窗下晒太阳的那些老人还表扬我放的歌好听。日常她们也就在我窗下始终地、不计时间地悠悠聊天，仿佛她们的坐席已经是胡同固定建筑的一部分。“买一条裤子，一揭商标底下盖一个窟窿眼儿。好呐，十五块钱...... ” 好像人人都习惯在微微嘈杂中生活，不是菜市场那种定时喧闹，而是与众人生活并行不悖的配乐，也算日常生活的复调。
在胡同里的生活，时刻像听房。声音与噪音间的界限更模糊，人活得密集，生活相互浸透，不是相互交叉而已。
每天上午，都有卖菜的妇女推着板车经过胡同，沿街叫卖，“黄瓜茄子白菜小白菜儿”、“大头菜扁豆豌豆好土豆”...... 也是大街或小区里听不到的声音。还有郊区农民挎着尼龙大菜篮子来卖鸡蛋、咸鸭蛋、松花蛋。磨菜刀的外地人自己盘下了店面，惯常每几天也走街串巷一次，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便民。2011年以来，北京清理整顿露天农贸市场，取缔或圈养在大楼或大厅里，那些露天或流动的菜摊是城管驱赶的对象，而胡同里的这些菜贩则基本只有在国家庆典和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才受管制。新城市像对胡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一边承受基础设施的不便，一边享受“乱”之下的便利。
几乎每条人口稠密一点的长胡同上都建起了所谓菜篮子便民服务站，这种迷你超市般的胡同菜店是北京市政府菜篮子工程的一部分，很多居民习惯在东四这九条胡同里的各色小店完成日常购物，从烧饼，馒头店，鱼铺子到日常菜蔬，不大去邻近的大型超市排队。我想象北京是几座看不见的城市的重叠，如立交桥一般，不同居民各走各路。
我不做菜，对大头菜扁豆豌豆好土豆只是听听看看而已——胡同里没有天然气管道，还是用煤气罐，我多少怕危险。就常借助新经济的便利，用APP订附近人家自己做的菜。东四六条有位阿姨卖鸽子汤，随时可订，显见是自家养了许多，做好就由她丈夫盛在珐琅锅里骑小摩托送来。原来他们家里在平房屋顶上建了两层鸽舍，养百多只鸽子，二十年来皆如此，飞得好的带去郊区参加信鸽比赛，那不太精神的杀来炖汤。不过如今鸽子不能戴鸽哨了——扰民。饶是惯于众生喧哗的胡同，在新的文明观下也将鸽哨视为噪音，总有抗议的、向街道报告的。声音的习惯未必可以久远。这里不再是北岛在《城门开》的序言中回忆的那个1989年之前鸽哨尖锐响亮的北京：“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
末了是胡同的空间经济学。室内狭窄拥挤，房子又多低矮、不大见太阳，人就惯于待在室外，也是晒太阳，也是摘菜，也是聊天，也是就那么待着，一天一天。下雨时，只要还不太大，老太太也依旧待在胡同街上，只是从她们惯常待的地方挪动到空调机底下去，用机箱挡点儿雨。从南方来的合同制清洁工就住在公厕边的小管理间里，日常把腊肉挂在公厕外墙高处晒着，我每看总觉得新奇。也有人家在大树上钉粗钉子，拖把就挂在树上，也省地儿，也省得平房屋内更潮湿。晾晒衣服也通常都是在胡同街上扯一根铁丝，怕风刮走，衣服夹好，袜子打结系在铁丝上，也晾抹布。
东四这些胡同几乎都是本地与外地人口杂糅。八百米左右长的诸条胡同，东西两侧胡同口进来的头一百米几乎都是出租房，不是门面、菜店、饭店、理发室，就是前店后家的裁缝室、干洗店，或是负责附近片区的快递公司员工宿舍，总之住满外地人。到我门前，也就是所谓“第二个公厕左拐”之后，已经没有门脸房，都是本地人住了。我门前有三根铁丝横亘，跨L型拐弯的角，各占一层，互不干涉，我出门时就从层叠的抹布下钻出。
朋友B来访，为文化差异一时气结，“这是侵占私有产权”——他是律师，我对他也解释不通。在胡同里，好像大家都设法多占一点公共空间，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似乎是以不吵架为限，到有人抗议为止。汽车停在胡同边，余下的距离仅能供小型车在训练有素的司机手下小心翼翼地挪动，而路边那些车为了防止磕碰，统统后视镜掰进去、轮子外绑着胶合板甚至砖头固定，大多数遮着防雨篷，简直是动产变成不动产。胡同居民日常开车的不多，但位位都是教导倒车的好汉。哪辆不知好歹的车要过，免不了听到一通教育和指挥，“这边儿！咳，干嘛离那么近”，是日常看的好戏。
为防潮和节省空间，居民把拖把钉在胡同里大树上。
胡同里横亘的铁丝上打结系住晾晒的袜子。
二
刚住进来时还是夏天，北京下了几场连绵的大雨。夜晚常有湿气，胡同里灯火不多，星星并不清楚——不管胡同多无遮无挡众声喧哗，也与楼房人民共享空气质量。雨声则听起来不同。大杂院里，不少房子都是所谓“私搭乱建”，雨声打在简易房顶的塑料板上，不是淅沥的雨声了，而是噼啪的，雨点溅起来，听起来粒儿大。明明在下雨，可雨声之外异常安静，我会想起王小波在《红拂夜奔》里写李靖醉酒的夜晚，竟然有些天涯同感。那是失德之世，他感觉到危险，也刚刚见过月亮一样漂亮的长发姑娘，“李靖走到洛阳桥头，再也走不动了，他一头摔倒在明渠边，打起呼噜来。李靖醒来时，只看见漫天的星斗，偌大的洛阳城，只剩下寥寥几盏灯火——夜深了。” 他走回自己漆黑一团的小屋子，不知当留还是当走。他“耳朵里轰鸣如雷，什么也听不清”，而天上全是星星。
在这样的一个大雨的夜晚，猫便来了。是我开门进家，手里拎着伞，两道门开得慢。伞支在地上晾起来，转身正要锁门，一见伞下已经坐着一个猫。灰猫像是没意识到房子里便没有雨似的，仍旧躲在伞下像避雨，还不停地打着喷嚏，浑身湿漉漉，毛缠在身上，瘦得很。这猫就住了下来。
然而我烦恼得很。猫有时跑出去，开门就溜走，躲到哪辆三轮车底下，或者上房顶去玩。轻捷的灰猫在大瓦房的房檐上窜，飞檐走壁，确是胡同中的侠隐。等淋了雨或者饿了，再跳到我窗外台子上喵喵哀叫。我按照过去养家猫的方法，每次它回来就带去宠物医院洗澡、除跳蚤，很快就在捉捕游戏中累得不行。
九月初时，胡同发生了一些变化。闲人都动员了，老大妈和中学生都穿“首都治安志愿者”的崭新蓝色厚织POLO衫，老大妈普遍凝重，坐在惯常的小凳儿上，像静物上加盖了一层防尘布。零星的蓝色学生也坐小凳儿，刘海儿向树，紧盯手机，臊眉耷眼，一团孩气。每件蓝衣服都显得太大。胡同里，“街道”的存在感和政治能力比一般住宅区要强，街道不时办新年中秋晚会或是招工活动，而这时候，街道就组织着一条略受改造又似乎一切如常的反法西斯的胡同，准备迎接阅兵。正午，一队蓝衣人喊着口号从东向西列队行进，正如老大妈把自己精神起来装扮成警卫员，眼神机警的小伙子也压低了姿态，装扮成自卫队员，一整条胡同有微弱的蓝色民防气息，像玩一场大游戏。对手是谁？
又一只猫从右手边车底钻出来，飞快穿过胡同向对面院子红门而去。坐在院门外街上矮脚方凳儿上的蓝大妈站起来，“哟，回来了”，打开院门，猫进去，她关上门。
“这猫老在我们这院儿待着。”
“是您院儿里养的？”
“哎，从小儿就在我们院儿里待着。有时候儿出去，出去完了还回来。”
“那它原来是流浪猫？它爸它妈是谁啊。”
“还爸妈呢。它都生四个了。两个叫街那头儿的抱走了，死了一个，还剩一个……它爸它妈早没了。”
“您院儿里一块儿喂它？”
“它啊，出去会儿就回来。这背后这家儿喂的多。这猫啊，怕生人，见了生人就回院儿里来。”
我说，我家里来了只猫，不知道是流浪的还是哪个院子养的。现在不太爱走了。若是哪个院子养的，现在我把它圈起来了，怕不合适。
蓝大妈说：“这猫啊，你跟它好，它就跟你好。它出去了，你跟它好，它还回来。” 这猫从小儿就在这院儿呆着，她反复说从小儿。就好像给予关系合法性的是关系本身的存在，是关系所跨越的时间，而不是什么产权所有权，父母谁人，来历契约。就好像猫与人之间性质不同而平等，都是这里的居民，猫和人相互选择，总是自由，猫没有主人，人也不拥有猫，猫喜爱人而人提供给它栖息地。一种主动的、有力的亲爱激发一次次的再度选择。
猫踏着板车蹦跳着上房顶去了。猫倏忽而去腾跃着隐没在电动车的背后。后来我想，我该忘记给猫洗澡、抓猫回来到防盗门背后让它和我一起生活之类的执念。像卫生这样的事，也许有其他方法，譬如我适应它，而不是相反。也许它可以不是财产，共同生活可以不是绑定的在一起，不是它在家中等待自由出入的我。也许它也该享有自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我敞开门。北方话里的“留门”，本来就不是留住门的意思，而是为谁开着门。
或许我与街猫共同生活的幸运，在于我经常得以为它提供食物，它有时愿与我玩乐，相互陪伴。不是令它必须等待一个常出外的我。我经常喂它，它也可以出外觅食玩耍，寻找其他伴侣。我们都在大地上来来去去，幸而有时可以共同缩在一扇门背后。如果我待它好，它就待我好。平房里的关系是更平的吗，感情可以更自由吗？这是乡愿吗？我不知道。
国家把蓝大妈们动员起来，也是一点补充，也是真有用。不熟的脸例如我，都受到了盘问。午后时辰，看那边又走过来一位，穿个杏色七分裤，裤链全敞开着，长蓝制服半盖着肚子，伙着第三位蓝大妈很阳光地走过来。一大妈说：“你这怎么穿的啊？” 二大妈答：“嘿，这衣服就这样儿。就这么穿。” 一大妈不依不饶，指着裤链：“你这算怎么穿的？” 二大妈笑，退而不怯：“刚吃完中午饭，热。这啊，空气流通。”
三位大妈团团圆圆地坐下。头半扭不扭，东张西望着，像习惯，也像认真地反法西斯。
三
秋天的反法西斯庆典和街道动员很快过去，让人觉得资源浪费，动作太大，又感到爱国气象荒诞，难免灰心，不能安宁。接着是困难的冬天。走在胡同里，白雪的小巷排列着，盛大的大雪让我想起北于北方的几个故乡。然而供暖前是真冷。晨晨昏昏间，人过起浑身不舒服的日子，等待一晚一晚的小地狱。胡同两头从早到晚站着的协警也冻得浑身发抖，这种困在格栅之中生命渐渐消灭的感觉，这种等待雪后绿荫的心情，大概古今警民无不同。
平房原本都是自家烧蜂窝煤取暖，污染重，也容易起火。北京从2001年开始试点，2009年把这些不拆迁的“历史文化保护区”都改成了统一取暖，所谓“煤改电”。是在居民家里安装电暖气，这种电暖气里有电热丝和耐火砖，有蓄暖作用，居民在夜间电价优惠时开电暖气，白天关掉后它也可以继续散热。这种电暖气开启时就极热，能烧化邻近的电线，烧焦窗帘，用起来要相当小心。而居民就不必交统一的采暖费，各家都有个独立于生活用电的电暖气电表，可以自己控制每天开启时间和热度，也就控制开支。
这倒是惠民又环保的事。北方城市普遍实行的集中供暖其实问题很大，一方面暖气没有开关、无法蓄能，不能分室供热，人不在时也照样是热腾腾一个房子，满浪费的。而且集中供暖，每年入冬天气不同，哪天开始供暖也总是要集中讨论、抱怨多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经济相对凋敝、城市管理落后一些的北方城市来的人会知道，经济差的小区里，一个住户不交或交不起采暖费，经常是整个小区都不供暖，这在东北和西北相当多见。贫穷的人家承担不起一年的采暖费，暖气就被彻底切断，就不能譬如在最寒冷的时候或者夜晚睡觉时偶尔开暖气，边省钱边维命。沈阳很多这样的事。不独立供暖，家用暖气也没有开关，人又交不起采暖费，后果就是这样。
北京平房的“煤改电”是国家补贴的政府工程，起初每户自付安装电暖气的费用，后来购买电暖气也有政府补贴。补贴也体现在优惠电价措施上，区分白天与夜晚电价，晚上其他地区用电少，平房居民正好以低电价采暖，降低各户采暖开支。起初夜晚的优惠电价时间短，现在延长到8个小时了。为配合电采暖，还改造了平房陈旧的电缆线路，按说是安全得多。
不过要适应暖气的“独立性”也要一点习惯的时间。我几次到断电，冷，才意识到要续交电费。胡同里的电表安在各种奇怪的所在，有的就赫然在室外墙上淋雨，而我的电表居然在一个高牌楼底侧，交完电费得搬梯子爬上电表，去扳开电闸。煤改电的电表与日常生活用电的电表也是分开的，明明是同一户的两块电表，位置却差得远。搬梯子去黑洞洞的牌楼，爬梯子，打着手电筒一块块找自家电表，不对，再下来，挪动梯子，再爬上去查下一块，眯着眼睛找电表又怕梯子翻覆。那蓝电表上蒙着霜，手指触上去冷得很，恐怕是我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煤改电”在节能上要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建筑太旧，未经保温改造，有些墙体过薄，散热快。胡同窗户通常薄，因为窗户尺寸小，安不了寻常那种保暖、隔离性好的铝合金窗。窗边就总是有风。平房的门也容易进风，毕竟直接对着外头，缺乏楼道的过渡。到冬天，便有人家去国营布店选布裁剪，安门帘儿挡风了。棉门帘儿是在室内门顶上加钉一道木条，挂上夹棉的厚门帘儿，有图俏的人家用绿的，是冬天胡同里少见的鲜嫩，隐隐约约。
冷日子一切都慢。老太太穿得厚厚的，帽子直扣到眼睛，下午出来，在老地方晒两个小时太阳，说话也慢。老伴儿多半早不在了，老太太独个住，中午下碗面条吃，或者和儿孙住在一起。独居的八十多岁老太太凑一堆，慢慢说着话，
“您不去闺女家住两天呀？楼房暖和。”
“人家没请咱们呀。”
“唔，这要去，就是硬去，不是缺心眼儿吗。我也不去。”
“你要说叫咱们去了，那我回家，归置东西，三两天就搬家。这也没叫呀。”
冬天也有好事——我的猫终于不跑出去了。
室外墙上挂着的电表。
四
不拆迁，胡同房子就成了要下一番决心才能变现的资产，大多数老人还守在这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居民可以选择的是所谓“腾退”：若愿意搬走，可以参加北京各区的“旧城保护定向安置房项目”，住进在郊区为旧城居民特盖的经济适用房和定向房。若不愿搬走，便等待政府逐步改造旧房，即“翻建”，从建公厕、由政府出资为院内地面崎岖不平的大杂院铺设地砖、刷墙这些改造措施，到实现终极目标：在原址上整修或新盖有独立厨卫的新式四合院，居民住进翻建后的新房。
但什么时候会翻建？如果愿意参加定向安置，以什么比例置换房产或是折算现金？这条胡同的居民议论纷纷，没人知道答案。
三月，街道要求各家去登记，也有工作人员上门走访“摸底”，记下各家人口情况、居住时间，大体腾退意愿。我跟着街坊去看热闹，居民大多意愿不确定，或者不敢说出意愿，想等细则出来后再决定。不过他们七嘴八舌的提问得到的回答是“等通知”，“这不得先登记你们的情况吗？”
回来后，东四八条的人们仍旧在我窗下坐着，讨论腾退的事儿。有人纳闷：自己家住的是公房，房顶漏雨，向房管所申请做个新屋顶，房管所回复说，报修得等国管局批钱，慢着呢。她再问：那是报修快，还是等翻建快？房管所说，根本没听说要翻建呐。
老太太说，“腾退… 等不着喽，死喽！”
再一位老太太大声说，“这咱都不懂。糊涂！”
又一位老太太张着耳朵，想参加到谈话里去——她耳朵有点聋。“听不见——通县？爱哪儿哪儿！”
从程序上看是个难解之谜：如果不了解居民意愿，不知多少人想走多少人想留，就无法制定细则；而如果不知道细则情况、预备何时翻建新房、置换现金和面积的比例，居民就无法给出意愿。我很疑惑，在这个逻辑下，工程究竟如何能修建呢？48岁提前内退的电车司机老吴给出了他的解释：哪年有领导人来参观，就能翻盖了。
聋老太太这次听清楚了：“或者开大会！哪年要开大会了，外国人来，就能给盖新房！”
那边登记腾退意愿，这边由政府主导并出资的“东城区棚户区平房修缮工程”也开始了。我始终没能接受朋友A把我所住的街道认定为棚户区的判词，声称这是条好得很的胡同，直到政府改造工程的命名与墙上挂着的标示让我再无法辩驳：
东城区棚户区平房修缮工程
施工给您带来不便 请您谅解
正在施工 请您注意安全
加强自我防范 提高安全意识 发现可疑人员 及时主动报告
民警向您提示：住户出走时，请将房（院）门、窗户关好，院（楼道）内严禁堆放杂物，
外地人员及时报暂住户口 注意防火、防盗、防煤气中毒
等等，什么，住户出走？
棚户区工程3月19号动工，工期三个月，预备免费给全胡同统一刷墙，墙体外贴上灰色砖片，各杂院大门涂上颜色鲜亮的红漆。老吴说，这是一时半会儿翻盖不了喽。我鸡贼地请工人顺便把我的家门也给刷了一遍。
美国记者何伟曾经住在菊儿胡同，也在东城，不过菊儿胡同早已经推倒了旧房子，改建了整齐的新式四合院——正是东四一带的目标。在文章《胡同因缘》中，他写道：“一般很少听到普通的北京居民对城市所发生的整体变化表示关注。很少有人说起建筑保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概念并不像西方那样与建筑紧密相关。中国人建造房屋时极少用到石料，而是每几十年更换一下屋中易朽的材料。”
我倒觉得，那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和“过去”的概念与建筑材料的关联恐怕很小。居民对决策并无发言权，如今民主征集意见的复杂流程更令居民处于一片迷雾之中，并未真正获得裁决权，还多了不确定感，只能从电视新闻和网络传言中猜测自己的命运。没有话语权、等待抉择到来却不知它将何时、以何种条件到来的人，如果不听天由命，又能怎样呢？历史学家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中这样写，“北京城的居民对于急剧改变他们生存空间的开发项目的决策很少或根本没有发言权。” （页14）整个20世纪，北京都处于基础设施改造、城市空间重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可人民没有对自己居住的这块空间的命运作出决定的资格，能私盖、整修、赚钱、搬家，但对大的命运大抵是少可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也是等待也是逃避，成为一种在西方人眼中常常显得超然的哲学和生活方式。
我翻出去年刚住过来时的日记，看到去年八月天津港爆炸后记下的对话，已经不知是谁说的，莫名打动我：“我们家那边除了化工厂就是白杨树。这次爆炸那地方就离我家7公里。我爸妈经历过唐山地震，天一红，还以为又地震了。” 也看到刘天昭在随笔集《毫无必要的热情》里这样写北方：“上回风大，在树林里走，脸刮得生疼。可是也不觉得严酷……站下来，听风声呼啸，觉得自己无法融化，因此又感动又坚定起来。” 不知怎地，这些关于白杨和命运、等待和忍耐的话都把我和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关于中国北方的情意，似乎作为“人民”存在的中国人的情感和居住总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听天由命，而有记忆和感情。
胡同里车辆周围挡着预制板和黑黄防撞墩以防磕碰，成为‘不动产’。
五
三月比较柔和，四月轻灵灵地过去，进五月天热起来，猫又时不时跑出去玩，想回来时就从街上跳到窗台上冲我翘首而喵。一个晚上，深夜一点半钟，我在家里看书，听到窗户响动，以为是猫，懒怠起身。又听它响了一会儿，终究还是出去看。结果这时客厅一扇窗居然已经是打开的，纱窗也推到一边，直敞敞从黑洞洞胡同里吹进的凉风让房间似乎冷了几度。我站上沙发，伸手臂关那扇高窗，正看见一张清楚的脸，双手抓紧窗外护栏，离我一臂之遥。他在我惊叫中跑掉，一个红影快速跑进黑。
打电话报警后，我在卧室待不住，走进厨房。这时大门底有响声，有工具敲动门——那人回来了。我再次打110，催警察快些来。那人返回又到我门外，我蹲在厨房角落里等警察的几分钟，大概是我平生最恐惧的几个时刻之一。多年前去四川黑水做踩点调查，冬天冰冻，路况不好，夜车司机困得嘴里叼着的烟掉下来烫了裤子，我躺在打滑的卧铺大巴上不能合眼。那次最后倒没有实际的危险。有危险的那次是在曲靖做什么调查回来，遇到泥石流，坐在小面包车里等待，车也不能移动，而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块正好砸在车顶，砸出凹陷，轰隆隆从身边车窗又滚进江水。人嵌在座位里，车子小小的在泥石流中，山上雪崩一般下石头雨，那种浑身冻僵、等灾祸降临而无法移动的哭泣，在这个胡同的夜晚重温。我渐渐觉得，让人最无助的大概就是肉体暴力、疾病、地质灾害三样，在它们面前人是羔羊。
我在早晨四点离开派出所回到家。警察怀疑这个意图入室或盗窃者是重犯或有前科的惯犯，否则未必敢在我看清其外貌后又返回来，而我看清了那张脸和穿着，也恐怕会成为后患。警察也发现，这个人其实已经撬开了我洗手间的窗户，或许因位置太高又改去开客厅的窗。因此第二天立案，区刑警队也来搜集了窗户上的指纹。案子后来没查出什么，不过在机关工作的朋友教我与派出所打交道的语言：不能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要示弱，要去一遍遍找他们，说：“我一个女性，很害怕，所以很希望警察同志能再多看几段监视录像，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要去找领导，说：“我胆小，不敢在这里住下去，可房租又付过了，请所长看看能不能在我家附近多派人，加强巡逻。” 我不知是哭还是笑好。
警察说，你应当搬家，平房不适合独居女性；又问我的生活习惯，是否晚归，又建议我以后要找人合住。我的女权主义这时也不帮助我。我明明认为问题不在于我的生活方式或穿着，但也没有勇气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黑影和脸成为我的噩梦。有时我等到天亮再睡，有时在梦中惊醒，仿佛看见卧室门玻璃外出现影子。有时过一个兴高采烈的白天，傍晚天黑时觉得不能再住在这里，临时订房去酒店。有时害怕声音和影子。夜晚不知道该不该开音乐，没有声音会害怕，开了音乐又担心会错过危险的讯号。晚上醒来几次去查看门是否锁好。
这终究成为我离开的原因。应了搬来时街坊说的那句话：“明明可以去住楼房啊。”
五月，我的朋友，艺术家黄静远的作品《是谁把你带到我身边》开始在东四七条展览。展出场所LAB47是个不定期举办艺术活动和展览的艺术空间，像抽屉一般低调嵌在胡同中，隔壁就是杂院。艺术家这边布展，那边附近居民见它开门，好奇地牵着狗进去环视一圈。目前艺术空间主人不在北京，门钥匙放在附近的食品店保存，有一天，我前往食品店时是下午三点，对面史家七条小学正放学，挤得很。食品店主——一对夫妻显得焦躁，在食品柜上放口香糖、棒棒糖的几个糖盒里找了半天翻出钥匙，说：“下次不要放这里来了；不好找，我们这里又乱，要是丢了东西我们是不是还得担责任呀。” 后来又说：“我们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就是租房子的嘛，又不是邻居。”
“那谁是邻居？”
“街坊才是邻居嘛！这个是开画廊的，是租房的，我们又不认识他们，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每次就来找我们放钥匙，多的放过一个月。” 有趣的是，食品店主夫妻也并不是本地人，他们来自中原某省，也是租下房子开食品店的。
即便食品店主称自己与空间主人不熟悉，甚至觉得钥匙的事是找麻烦，他同时也对艺术空间抱持相当大的善意——无论怎样抱怨，他事实上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着空间，事实上也承担了风险和责任，他也说，如果是不对劲的人来拿钥匙，他都要好好查问。
在食品店里我想到自己。我怀疑自己也像《是谁把你带到我身边》一样，是把自身搁置在这个社区的一个作品。一个暂时者，由于兴趣、好奇心、介入胡同的冲动来到这里，在这里获得住址和生活经验，虽然没有获得亲密，但也获得了善意。而这次意外是胡同对我的惩罚吗？狂妄的外来者，希图倚赖上某种自己曾认为坚实、有传统的生活方式，以获得一些活力，而内在于那种生活方式的艰难和希冀，不可控性和种种谈判与妥协，则是我在搬来后才逐渐知道的。像董玥写的， “老北京的居民事实上在今天也急于逃离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奔向他们心目中更舒适的生活”，他们与对老北京和胡同意象的怀旧和商业化并不属于同一种潮流，虽然他们可能会以后者为策略保护自己，张扬自身利益。
其实，我的邻居并不管自己生活的空间叫胡同，“胡同”是在外来者的观察中、在关于老北京商业化与现代化潜力的文本中、以文化视角理解生活或者以建筑学视角理解北京城建时，常常出现的概念。在我邻居的语言中，“胡同”只在前边跟着修饰词时才作为具体地名出现，譬如石桥胡同。我的邻居——生活在这里的人，强调的是平房与楼房、旧房与新房的区分，住在这里就意味着住平房，住旧房。而在既关心生活条件改善，也关心文明和“素质”问题的政府和规划学家看来，这里是既需要保护又急需改造的棚户区。
胡同，平房，旧房，棚户区……这个具体的地方是这些概念的混糅，也超出所有概念。生活不容许浅薄的好奇心，或许也没有“全身而退”。预留出路的、可退可进的、以体验为目标、预计好离境时间的外来者，自命为观察者的人，或许总会受到惩罚。对人的兴趣、关怀和同情最终要求人献祭自己的身体；在田野中没有安全、隔离的气泡。我的朋友把冬妮娅当成一个动词，以此嘲弄我，有时对我说：“你又冬妮娅了。”这次事件后我有时觉得它是报应，活该，但朋友提醒我，这种心态也是“又冬妮娅了”的一种。
我始终不能对这个事件感到舒适。也或许它只是一个意外。总之我现在想，要进入，介入，理解，起码要带着力量。这里不容谁“体会生活”——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东城区文物保护建筑”的牌匾之外，它还是棚户区，在胡同建筑文化与风情之外它还是平房，在画廊和酒吧和明信片之外，它有公厕的生活实质。它有气味，声音，习惯。它拥挤、潮湿、缺乏光照、马桶管道过窄、电话信号不好。住在这里的人有改善生活的愿望，有听天由命的无力感，有日常生活的难度和危险。
老太太在下雨时躲到街上空调机箱底下也不回家。
六
到六月初的此刻，“棚户区修缮工程”仍在进行中。工人刷完我的门后，也帮我刷了木制防雨檐。现在它从外表看起来很像个不损害北京城市形象的小平房了。政府又开展了一项帮助居民安装淋浴花洒的工程，有补贴，不过居民要自己出钱购买政府规定的花洒，多数人并不积极。
胡同里收废品的公司接到了要限期搬走的通知，据说小饭店也要清理，以保持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街道清洁。而那个必须离境的日期，像“腾退”“翻建”一样模糊不定，收废品的工人把堆满纸壳的卡车停在胡同里，躲在小宿舍里依旧喝着啤酒，绿瓶子摆满一窗台。
胡同两端修起了类似于岗亭的站台，从早到晚站着的年轻协警现在站到贴着“温馨提示”的台子后面去了，像北京春天一样透着股不耐烦。他们实际上由物业公司雇佣，公司背后是街道办事处，与派出所之间并没有隶属或管理关系，KPI主要由撕胡同里小广告的成效判定，穿着像警服的低配版本，手臂上却圈着“首都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遇到喝酒打架的，不得已便管管——不得已，是譬如就在眼前打起来了，其中一方大叫：“你管管啊！” 小协警愁眉苦脸：实在处理不了，只能用对讲机去麻烦警察，那警察也不高兴啊：“多大点儿事呢。干嘛要喝酒，干嘛要打架呢。”
我也快要搬走了。
天气已经热起来。午间走回胡同，烟纸店前照旧坐着一排男人。单行道的窄胡同里，对面居然开过来一辆无知的白面包车，破破烂烂，成了灰色，驾驶室里坐一个毛头小子，和走正确方向的一个桑塔纳杠上了，窄得很，两边都不能移动，我也卡在那里过不去。烟纸店前坐着的男人，本胡同居民，冲毛头小子喊：“违章了！不能走，单行！《道路安全法》知道么！！” 又冲桑塔纳喊：“撞它！” “撞它！” “打交通报警电话，122，告它！违章了！你撞它！” 一喊，酒气从嘴里飘出来。这些也像老舍笔下的北京，也并无不可思议之处。
而午夜走回胡同，本地人都睡了，外地人完成一天的劳动，准备回家去。胡同口一对夫妻佝偻着坐在电动车上，一个后座一个前座，完全平行着身体，列队一样。女人从前座拧过身来，男人举起身旁板车上的透明保温杯，里面是柠檬黄的暖灯光一样的液体。我想是酒。他们是借身旁板车做酒桌，前后身坐着休息。板车上不锈钢盘里的烤串吃完了，剩几根木签子，一盘花生毛豆还有小半。女人站起，活动臂膀，又坐下，长声如叹息。男人举起酒又放下。在胡同里，有一些日子我自己也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风鼓动在空洞的小房间，声音因缺乏回声的余地而非常的脆。胡同磨灭一些白日梦，这也算胡同教我的事。
夏天又要到来。我依旧喜欢胡同的大槐树，打在地上一大片繁密的叶影——在没有公厕的大街道，也就没有那种槐树了。北方人离开槐树和白杨，就觉得不对劲。而附近胡同13平方米隔成3间的学区房，在我搬过来时是270万，如今要310万了。
树影。
题图：淡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