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元：坚持更容易，拒绝很困难 | 正午·视觉

原创叶三正午故事

每个月我们会邀请一位创作者，谈谈影响他（她）的作品。本期是艺术家刘庆元。

刘庆元：坚持更容易，拒绝很困难

口述 | 刘庆元

采访 | 叶三

小时候，我父亲在大学里面做哲学老师，他们学校图书馆里有很多杂志。晚上轮到我爸值班，他备课，我就到处翻书看，除了《奥秘》、《法制与生活》和《知识就是力量》这些科普杂志外，我还会翻到很多打仗的书，各种历史战争回顾、作战训练手册、法学/刑法案例分析之类，我喜欢看那些东西。当时我把所有东西都想象成一个战争状态，一个小孩子的想象是很幼稚，很天马行空的。看完后脑子里面有想法，就得画，憋不住。

我记得开始画画时的场景，是自己在墙上画各种打仗的场景和细节，古代的，三国，越战，韩战，反特，局部战争……我从小就想把这些场面和细节画下来，然后反复琢磨。后来我发现，画多了战争，再画所谓优美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

有一次我经过青少年宫，看到了橱窗里面陈设的各种军事模型，这些东西可以做到如此之精致、复杂，就像我平时去中药店里看到的各种动植物制作的药品标本一样。趁门卫不注意，我就偷偷地溜进去了。所有的门都关着，但是里面传出了歌声和喧哗声。我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涌进来了一大帮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孩，每个人长得都很精神，戴着红领巾，意气风发，他们就是模型组的。我感觉他们是一个有别于我的团体，他们有共同的游乐场而我没有，我很难受，但是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说过，我要去青少年宫。

我学哲学的父亲也是一个美术爱好者，相对他的专业他更喜欢历史和考古，这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但他没有专门教过我，但他一直都说他有在教我。后来我就说，好吧。我父亲有一帮书友画友，其中有个叔叔穿一件皮衣，还背个画架，年纪很大也不结婚，留着长头发。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我就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特别不一样。还有一个阿姨也没有结婚，老是穿一件很鲜艳的红色大衣，好像她跟那个穿皮衣的叔叔是想搞对象没搞成。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跟画画有关系了？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当时我叫我父亲找个专业老师教我画画，最后变成了他自己是我的老师。他把一些鸡蛋给我画。我觉得画鸡蛋一点都不难。这应该是我被训练的第一步。那个穿皮衣的叔叔也教过我画画，但是我发现他根本教不下去，因为他总是要摆造型，准备了半天把画架打开，拿出一张印刷品画片，说了老半天，一笔没动。我觉得他画鸡蛋肯定没我画的好。

我在重庆一直待到初一，然后我们全家就移民来了深圳。

在深圳，我参加了学校的课外兴趣小组。我碰到另外一个学校的画友，他是个高中生，有一天我去他家，发现他居然把他自己的房间整个刷成黑颜色，把他自己的床下面垫满稻草，不睡他们家给他的席梦思，我觉得这个人太有趣了。他跟我说，有个人唱了一首歌，你要听一下，那首歌叫《一无所有》。

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厌恶深圳了，我觉得这个城市无了期地在工地打桩、走香港亲戚、做生意，显摆特权，乡党聚会……年轻人好像不用担心未来，父母每天都在上班，我们整天没有别的事儿干，特别难熬。我和我的画友一天到晚聊天，我画友的父母也不管他，他可以关起门来，大家一起抽烟彻夜聊天，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抱怨，说在深圳没有能够教我们的老师。我们经常白天一起出去画画，顶着太阳，故意晒自己，现在想起来就是年轻幼稚，无时无刻不是希望有一种东西让自己难受。

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个人叫做陈丹青，听说那个人的数学很差，但是画得很好。他搞到一本他的书，让我拿去我爸单位复印，结果我就有了第一本陈丹青的速写集，还是复印的。我看到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对着电视机画速写，这样的话提高才快。我的天呐，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式，我要向谁学习就一定要跟他差不多，这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每天就盯着电视机画画，还专门挑那种歌舞表演，唱歌之类的，画了很多，电视机是我其中一位老师。

我当时以这本复印的陈丹青速写集作为自我技术训练的参照标准，然后带着我的画，到处去找那些我们觉得会画画的人，给他们看，让他们给一些指点。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傻艺术青年的状态。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填了一个美术学院，另外一个是警察学校，第三个是厨师。填完之后我就在做梦了，第一我要么就做艺术家；第二个就是做警察，做警察的话，我就已经想好了，不能结婚，一定要战死在任务上面，只跟重刑犯打交道，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价值的；第三个是厨师，我觉得厨师真的会给别人带来幸福感。

后来我考上了广州美院版画系。印象中我们系的素描课时间特别长，似乎永远在画人体。大家每天窝在课室长期画素描，模特身边一堆碳火，都可以闻到人肉的味道了，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实在受不了大喊一声“我想搞创作啊！”但我就觉得就是要这样，一成不变的东西可能会激发另外的东西出现。我就喜欢那种残酷的，很局限的，长期的折磨。所以，素描意识对我影响很大，它是个人观看周遭世界的图式反应。

我当时给自己安排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白天面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素描课，另一个是要把图书馆所有的书、所有的藏画全部看完。我发现美院图书馆有另外一层楼叫“教师阅览室”，里面是只给老师看的进口画册和杂志，我的天啊，我才发现有些现当代艺术杂志是国家从国外订购，然后海运运过来的。那里一般学生不给进，但看门的阿姨很寂寞，好不容易来一个人，后来我去就没有障碍——里面居然还给我发现了日本浮世绘的春宫图。

那段时间我喜欢好多西方的艺术流派，像瑞士的达达，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德国新表现主义和美国的波普艺术，后来更喜欢贾科梅蒂和北魏的雕刻。我疯狂地看所有跟贾科梅蒂有关的画册和文论。我发现了解一个艺术家要研究他的痕迹，他的痕迹不是他成名的作品，而是成名作品背后他工作的痕迹，不露声色的痕迹。这种痕迹只能在一些当时比较专业的画册里面才会有，比如工作室的照片和画家的手稿。当时我对艺术家/建筑师/作家的手稿特别迷恋。那个年代对西方艺术家的印象，我觉得贾科梅蒂给我印象很深，从他身上我学到跟时间相处的方式。从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到反复地去做同样的一件事的能量，包括观看与空间变化的关系，他的手稿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痕迹。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要画很长时间的速写，不能画快写。我抱着速写本去中山大学，待一个下午，去画那些树和建筑，长时间地画，把纸画烂，再补上去，痕迹叠痕迹。另外我还喜欢丰子恺，到现在也是。我喜欢丰子恺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位“让自己有用和被他人使用的人”，他的多重身份（画家、翻译家、教师、音乐家、作家）也让我敬仰。我大学期间有一段时间把沈从文、丰子恺、林语堂、钱钟书这一代人的所有文集都看了一个遍。我也喜欢民国漫画家，例如叶浅予、白光、张光宇和陆志庠等。

贾科梅蒂的作品。

大学毕业之后我想到底要做什么，我想的时间不长，就决定要做一个不那么时髦/见效的事情，而且时间要长，而且每天都得做，而且需要一点磕磕碰碰。那就刻木刻吧。木刻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么被关注。我的第一个所谓的工作室就在我的床旁边，当时我觉得工作与床的距离一定要近，所以有段时间我是晚上工作的，工作到差不多凌晨四、五点钟，我就睡觉。

刻木刻要给自己题材，但是这个题材我觉得首先是不要美的，但是也不要故作苦涩，另外不要精良，因为要避开这些痕迹，所以只能快，快当中出错也是快的，在快速当中形成自己的迅速判断。那好，要刻什么呢？我觉得绘画语言只能是体现在个人的语言上，个人如果有语言的话，你的视觉才会有语言，个人没有语言的话你只是一个信息采集者，而且不是你自己。所以我当时决定刻木刻还是跟我的素描意识有关系。我去向那种不是精心炮制的、不是刻意营造主观世界的艺术家们学习，包括民间、街头巷尾（不只是民间艺术）出现的视觉形象，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迷人的。我研究过延安木刻，还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木刻，包括所有的能收集/了解的抗争艺术，哪怕只是涂鸦或口号。我觉得木刻一定是适时发生、要被使用的，我做的木刻就是要为我喜欢的东西服务，或者是要给予一个适合它的存在方式，这样的地方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

木刻对我来说，不是创作，是书写方式。当然我也会做其他的作品，但是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还是“刘庆元是做木刻的/做木刻的刘庆元”，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最好是做木刻的同时也是搞体育的，兼顾农业生产和全媒体营销，跨度越大越攒劲。不要动辄就说，“你是搞文字的他是玩儿艺术的”，这样的语气让人有些尴尬。

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接受很多视觉化的东西，但是现在我的阅读工具书大量都是文字书。我觉得阅读很重要。我会把完全不同的几本书放在一起看，比如《中国古代园林图谱》，《不安之书》，《残酷戏剧》和《正宗佛山咏春拳》放在一起交叉阅读，根据需要随时搭配……现在我桌子上的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法》，和《未来就是现在》。买书的时候，我会选最近的工作中需要的一些书，但是也要通过自我解读，要能消化，要能转化。看电视的话，我主要看中央七台——就是农业军事/军事农业台，我看很多年了，至今没有致富。

《不安之书》

再说影响创作的话那就是行走了。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坐很久的车，然后去办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比如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去乌鲁木齐，送一封信给一个人，到了那里，发现他已经搬走了。我冥冥中就喜欢干这样的事情。

作为艺文工作者，工作所对应的日常性是很重要的。日常的观察、记录、发现、试错，还有判断，思维转化如果不是建立在日常性能量转化的话，我觉得会很困难。我从来不写日记，尽可能不带相机去拍照，我觉得回忆是最好的拍摄方式。回忆可以筛选、遗忘，忘记就忘记了，但要激活自己的这种机能——你总会记住你想记住的东西。

创作，我觉得是没有欲望的，因为做这件事情不能有欲望，要把情绪压住，由内心决定，最好不露声色。就像我去朋友家做客，正聊着天，我突然觉得我要做一件事了，我就会按捺不住，我会站起来转身就走，但是也不告诉他我要干什么事情。要迅速，不能等待，不能展开讨论。

我不太聊我自己的东西，但学生找我聊教学，我一定要很认真地跟他们谈，因为作为一个老师，这是职业所需。现在我选择自己的身份，还是一个大学老师，这是最清晰和朴实的一个表述。因为老师可以干任何事情，可以种田也可以打仗，也可以破案和讲故事。对于想做艺术家的年轻人，我的建议是：正视自己的局限性。不然的话，只有出口，没有入口，怎么行呢？

刘庆元部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