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资本意志是如何渗透网络舆论的？有何危害？怎样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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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运行机制、表征及风险防范
方 旭
摘要：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指的是资本凭借算法控制、平台渗透、舆情干预、境外操纵等方式对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是按照资本意志呈现出的虚假的上层建筑景观，本质是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负面效应。“算法控制”是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场的技术工具，“传统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是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重要载体，“网络舆情干预”是资本意志渗透互联网舆论场的惯用手段。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具有“冲击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危害国家安全”“叠加综合风险体”等风险，防控这些风险，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舆论引导、资本准入、算法治理、完善立法等方面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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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现象，实际上是就是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的一个个缩影。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已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71.6%。[1]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广泛渗透，构建起数字社会的新形态，不断增强社会联系与互动，为民众获取信息提供了极大便利。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早已由阅览纸质媒体、收看电视媒体，转为更多从网络获得信息。但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场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资本无序扩张导致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逐渐染指意识形态塑造，影响和操纵舆论话语权和社会心理动向成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之一。资本掌握的媒体平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关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和底线问题。从意识形态安全视角来看，资本的欲求一旦超出其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按照资本逻辑对网络舆论进行渗透并加以控制，就会严重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一、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运行机制
“互联网”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并非社会存在本身，互联网受生产关系制约，背后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属性。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p.402)“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p.98)一般而言，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国家具有对意识形态传播垄断权力，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近年来我国网络媒体平台飞速发展，资本意志已经有渗透我国当下舆论场的迹象。中宣部和主流媒体发出警告：“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
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指的是：凭借算法控制、平台渗透、舆情干预、境外操纵等方式对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是按照资本意志呈现出的虚假的上层建筑景观，这种上层建筑与现实中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并不一致，这既包括国内资本，也包括境外资本，甚至有的是混合跨国资本集团，同时也涉及对传统媒体渗透，进而冲击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基本含义：
第一，“算法控制”是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场的技术工具。互联网将信息作为虚拟社会存在的最基本单元，建构出现实社会中的数字社会。数字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与活动产生出海量数据，需要依靠各种不同算法完成数字社会内部的组织化职能。“算法”是联系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智能桥梁，是计算机通过系统方法来解决现实/虚拟世界问题的策略机制。从技术上看，算法逻辑本身追求“技术中立”，但分属于不同商业网络平台，算法技术依赖于资本力量的开发决定了其必须要服从逐利的资本逻辑。“数字空间已不仅是通信方式，而且是资本积累和全球资本运作的舞台。”[3](p.153)资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推荐、算法分析、算法决策）占有并深度分析海量数据，完成信息内容与用户精准匹配，预测人们的行为，替人们高效筛选出优质内容和结果，实现商业平台对利润的获取。同时，资本意志对数字社会价值的渗透已抵达用户指尖，人们每一次搜索和点击都伴随着数据的深加工，是对个性化用户的“价值画像”和社交化的信息关联，是个人信息基础上再造与个体密切相关的虚拟个体信息的过程。“对于个体来说，当他接受算法推荐的内容、产品时，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借助算法作出判断与决策，也就是把对内容与产品的价值判断建立在算法的评价上。”[4]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认为，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5](p.8)例如抖音、微博、微信等媒介平台，算法编织出“信息茧房”导致用户被动选择同质性信息。长此以往，用户就会失去接触异质性信息的机会和能力，沉浸在资本打造出的虚假“流量幻象”之中，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思潮随之出现。
第二，“传统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是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重要载体。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利用不断革新的媒介，塑造其“意识形态霸权”，维护资本集团统治。在政府层面，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的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次卿办公室、公共外交指导委员会，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公共事务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厅下属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情报与研究局、美国海军情报局及国防情报局都是执行舆论传播战略的官方机构。[6]在媒体层面，美国国际媒体署统筹旗下新闻网站以62种语言覆盖了全球54亿观众。2传统媒体包括：美联社（AP）、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福克斯（FOX），美国之音（VOA）和世界电视网（World Network）等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杂志，新兴社交媒体包括：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油管（You Tube）、Instagram等互联网社交媒体。美国资本集团利用媒体平台垄断优势，配合资本意志（投资方、广告方等），选择性编辑、屏蔽、炮制相关内容，达到引导网络舆论议题，从线上和线下控制网络舆论目的。2021年1月9日，以“推特治国”著称的特朗普反被推特以煽动暴力行为为由封号，这是美国资本通过舆论手段控制政治的一件典型案例。[7]紧接着脸书、谷歌、苹果、Tik Tok、Youtube、红迪网（Reddit）、twitch、电商平台Shopify、Instagram、Snapchat、Discord、Pinterest联手封杀特朗普。反过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这些媒体平台，通过渗透、渲染等方式强化意识形态认同，插手他国事务，甚至煽动制造分裂。对于他国而言，这就是意识形态风险。美国媒体平台按照资本意志宣扬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思想，已成为意识形态输出的惯常做法。例如在2019年香港极端暴力事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蒙面穿衣指南”，详细列出了参与暴力活动的必备物品，公开支持香港暴力分子。习近平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8](p.128)
第三，“网络舆情干预”是资本意志渗透互联网舆论场的惯用手段。网络舆情作为数字社会中网络表达和情感宣泄的重要呈现方式，良好的网上舆论生态环境通常是客观、科学、正面、理性、规范的，而资本意志依据信息是否对资本有价值，采取多种手段对网络舆情演化进行干预，创造“流量为王”舆论生态。通常采取以下手段：一是在网络舆论议题生产阶段，资本拉拢媒体平台上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大V”发挥网络意见领袖作用，将原始事件变为公共话题，在数字社会形成共同关切的舆论，同时在不同时间节点释放出诸多观点信号，引领舆论发展走向。二是在网络舆论议题发展阶段，资本指使“营销号”运用不同方式：如醒目标题、幕后新闻、自说自话、激发矛盾，剧情反转等方式，将“小话题”变为“大事件”，触发社会痛点泪点，获得情感共鸣，诱导民众倾向，促成意见气候。三是在网络议题演化阶段，资本调动大批“水军”，伪装成普通网民，通过发表、回复和转发符合资本意志的文章或文案，甚至通过“网络骂战”“刷票打榜”“刷屏控评”等方式在社交网络中传播释放大量有目的甚至不真实的文章，形成舆论压力，造成社会影响，影响政府决策。四是在网络议题控制阶段，资本动用“舆情公关”，对不符合资本意志舆论信息的信息进行舆情监控，选择筛选裁剪、搜索排位手段，甚至采取非法删帖屏蔽。2016年7月，某明星因支持涉嫌分裂国家和辱华事件而被网友在新浪微博平台上抵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梳理事件过程，阅读量超过2739万时被删帖。[9]部分网民为资本塑造舆情假象驱使，动摇政治立场和道德判断，站在资本集团一边，形成“网络民意”，最终助推资本价值追求实现。例如“饭圈”背后是庞大的偶像产业市场，涉及经纪公司、社交平台、“职粉”（职业的粉丝组织者）、“粉头”乃至水军等多个资本市场。“饭圈”参与者大多涉世不深，资本利用其单纯执着和愤怒，煽动负面情绪，以实现幕后势力方的私利。不少未成年人在社交媒体中形成声气相求的“饭圈”，群体内观点逐渐一致。群体意见在“回音室效应”下固化，在同质意见内卷的“信息茧房”中推助舆论极化，诱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抬头。
二、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表征及危害
“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10](p.36)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上思想、观点与现实各种因素在舆论中的交织呈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p.194)习近平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10](p.45)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在舆论领域主导权和控制权，破坏舆论的安全和健康发展，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冲击和消解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动荡、政权更迭往往始于思想领域的混乱、指导思想的动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前车之鉴。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的根本原因是其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该理论将“资本”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把“人”看作增殖资本之手段，强调发挥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并转化为一整套政策措施。这本只是一种学术观点，且在全球适用效果并不理想，但却被西方国家包装成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体系进行兜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这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多元社会思潮出现并趋于活跃，互联网媒介平台为了满足商业利益，曾无视、允许、引导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虽然以上情况目前已得到较大改善，但仍会以更为隐蔽、复杂的状态在网络上呈现。具体表现在：一是淡化甚至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曾经明目张胆引导发布“反马”“非马”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暴力论”，现在则以“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马反马”，披着学术作品、文艺作品的外衣，以伪装性更强的方式呈现。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大肆鼓吹“全盘西化”“市场万能论”“国企私有化”“国企腐败论”的言论便是该思潮的典型代表，而现在则主要通过采取“话题碰瓷”的方式在网络上配合境外媒体炒作，煽动“武汉病毒”“新疆棉花”“香港人权”等敏感议题。三是妄图取消党的领导，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曾经大张旗鼓宣扬“宪政主义”“三权鼎立”“军队国家化”等议题，如今则渲染极端行为，过分拔高塑造，无原则吹捧，颠覆大众认知，通过“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暗语影射、以偏概全、明褒实贬的方式攻击党、国家和人民军队。这些反动势力通过资本控制的媒体平台煽动反动言论，攻击主流意识形态，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成为其传声筒，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网络舆论往往是“颜色革命”的突破口。资本控制的新媒体平台在“颜色革命”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近年来西方国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策划的“颜色革命”案例来看，网络舆论往往成为引发暴力革命，颠覆政权，改旗易帜的“引爆点”，习近平强调：“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12](p.151)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风险点：一是主流媒体失控。纵观多次“颜色革命”的案例，看似一夜之间舆情汹涌，实际上是该国主流媒体早已丧失了引导能力，民众思想开始走向混乱极端，唯西方媒体是从。如2010年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最初是通过12月初“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所谓的“外交电报”，民众受到该信息引导，纷纷倒戈突尼斯的反政府派。12月17日突发的突尼斯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立即由西方掌控的网络媒体传播，点燃民众情绪，最终推翻原有政权。二是“线上线下”渗透。资本操纵的非政府线下组织通过学术交流、沙龙会议、资助出国、扶助边缘群体等方式培养其代理人，并帮助其建立“自媒体”“独立媒体”，包装其成为“公众人物”“意见领袖”等完成对主流媒体“点滴渗透”。这些新闻媒体在西方操纵下，通过“放大”“丑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问题或某个事件，网上和网下密切协作，发起民众抗议乃至推翻原有政权。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先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网络思想动员，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于组织抗议、相互沟通、外界联络，甚至向西方世界直播动态，最终冲击现实政权。三是“网络霸权支撑”。主流话语如果不符合资本意志，将会被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排除出网络舆论场，导致主流价值失语、失声。据香港《大公报》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推特和脸书两家社交媒体以“违反推特价值观和平台操作政策”“背后有国家操纵”“中国用假消息抹黑香港抗争”等理由，关停或者暂停高达20余万个中国账号。[13]
第三，网络舆论是诱发其他风险的“温床”。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社会、政治等状况的反映。从诸多社会舆情事件可以看出，网络舆论常是诱发其他风险的策源地，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具体来说：一是诱发政治风险。“资本集团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14](pp.12-13)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里应外合，渲染和加剧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与阶层对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攻击与消解。近年来否定近代一切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共产党，通过“揭秘”和“传记”形式来丑化领导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可看到资本介入的身影。二是诱发经济风险。传统媒体时代，公权力部门和主流媒体管控着绝大多数传播介质，他们依据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传播活动。正如上文分析，资本逻辑的本质决定着网络舆论必然要服从资本逐利的天性，其输出价值观必然是政治集团利益需求。比如美国脸书公司通过控制舆论为“天秤币”造势，可能引发跨境资本监控、反洗钱等诸多金融风险，国内互联网舆论场上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舆情炒作，产生误导国有企业改革舆论甚至引起市场波动。三是诱发科技风险。资本集团凭借资金充足、制度灵活、技术先发等优势，长期占据算法技术、媒体平台、计算机芯片、用户设备、软件和应用程序等影响网络舆论的核心部位，通过社交软件获取国防科工机密案件时有发生，直接威胁到科技领域安全。四是诱发外部环境风险。境外资本集团通过数字渗透，挖掘个人敏感信息（如手机定位、语音通话等），劫持用户网页（如篡改网页、安插恶意软件等），收集日常操作（如邮件、文字资料、照片等），更为隐蔽地侵入网络舆论，从美国“棱镜门”“X-关键得分”等监听世界计划可见一斑。五是诱发党的建设风险。党内有部分领导干部受“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影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导致权钱交易、钱色交易、行贿受贿、生活腐化等现象屡禁不止，影响了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
三、防范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治理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3目前来看，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交错迭代、争持消涨，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加剧了多元化思潮发展，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严重挑战。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意识形态风险交织叠加，形势愈加复杂。要深入研究资本意志渗透网络舆论的作用机理并加以有效治理，有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要做到以下四方面。
第一，坚持党对媒体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十个明确”，将“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放在了“十个明确”的首位。一是坚持“党管媒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防范化解资本意志入侵网络舆论的关键是切实加强党对媒体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掌握“枪杆子”与掌握“笔杆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应该将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15](p.111)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与发展，但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始终是不变的，党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方向的掌舵者。邓小平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16](p.27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党管媒体原则有诸多重要论述，如“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17]“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10](p.41)二是坚持党管媒体，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下，确保党对媒体的主导权、管理权，特别是政治属性较强的媒体，如各类党报党刊党台和通讯社。“党媒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同时，党和政府还要管好市场化、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如都市类媒体、大众化媒体、专业性媒体和各类网络新媒体。党对媒体的领导方式可以有所区别，但不能放弃党管媒体的原则，在舆论导向上不能有差别。三是要注重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对舆论导向上的管控，要在党的集中领导下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基本准则，真正做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18](p.16)我们党应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与党站在统一战线上共同抵御资本所裹挟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共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资本意志入侵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要求：一是要做好抵御防控资本意志入侵网络舆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资本意志入侵网络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种根本制度，是抵御防控资本意志入侵网络舆论根本制度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时代要求，同时要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减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二是持续壮大主流舆论的声音与影响。要营造抵制利益导向的舆论氛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采取创新方式方法，根据不同传播媒介和受众的特性，制定差异化策略，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习近平要求：“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17]三是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注重网络内容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强化网络平台的公共性质。要引导网络媒体加强行业自律，自觉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健全网络信息审查制度，明确各主体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各类媒体要旗帜鲜明地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绝不允许搞“法外之地”、舆论飞地。
第三，确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健全资本准入制度。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执行党的政策、落实国家战略、贯彻宏观调控，是抵御防控资本意志入侵网络舆论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一是在制度战略设计上要着眼长远，着眼建设“文化强国”战略，制定好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应规划，国有企业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涉及网络媒体的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涉及网络平台和技术攻关项目，要制定好针对重点人群、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舆论的反资本渗透的具体战略，抵制资本对舆论领域的影响和操纵。二是在资本准入方面，对宣传导向型的媒体实行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参股，进一步加强相关企业准入标准的界定。如2021年10月8日国家发改委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就明确了非公有资本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三是做到既要防止资本在媒体无序扩张行为，又要充分调动传媒产业的发展活力，依法保护民营、外资等其他所有制的合法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使其更好地为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第四，坚持技术治理，完善网络空间立法。当前我国关于智能算法推荐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显得相对滞后，传统的法律法规在监管智能算法推荐上也表现出适应性不足。[19]我们要将加强算法技术治理与算法治理管控，完善网络空间立法并将其作为完善总体国家安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突破，强化监管能力。技术“卡脖子”问题必须解决，逐步扭转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技术上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局面，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技术优势，提升监管的效率和精准性，根据算法推荐服务的内容类别、用户规模等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实施分类分级管理，以强大的网络核心技术和有序的分级分类管理，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正如习近平所强调，“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18]二是强化行业规范，强化行业专家协会对算法技术应用专业性同行评议权重，引导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防止算法媒体权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野蛮生长。如要求推荐服务提供者应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运行机制等。同时，公开范围不应涵盖全部算法内容的底层逻辑，以合理保护算法开发者的知识产权。[20]三是进一步完善网络空间立法，在《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应用自律公约》等政策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引导平台及企业担当社会责任，服务行业自律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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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中宣部副部长徐麟：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776033815144993&wfr=spider&for=pc；《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7日；金观平：《加强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经济日报》2021年12月20日。
2参见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on Public Diplomacy，“2019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Focuson FY 2018 Budget Data，”pdf,p.180.
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作者：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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