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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舆论是撕裂的，一些争论早已跨越了阶层、地域甚至是亲情，看似因为是疫情，实则是中美角力的涟漪波及。其实战争早已打响，从来就没有什么贸易战、舆论战，只有生死战。战争就是战争，有的是血肉横飞，有的没有硝烟，有的战场在外，有的战场在内，就像是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抱怨的：疫情初期欧洲普遍反应是冷淡的，他们认为这就是“黄种人”的病而已。当我们还有精力在各个群里争得不可开交时，殊不知早已度过一波劫难。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疫情初期，提刀待宰、等着中国垮掉的7*24小时在线，而中国一旦大乱，食品医疗治安崩溃，我想问一下那些还在为方方辩论的人，还有没有精力再骂了。说起舆论战，我们倒也并不是总在舆论战处于被动，几何时也有让香港青年拿着《大公报》在港督面前抗议游行、在与苏联斗争时赢得很多国家声援的高光时刻，起码在建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的国内舆论战场，我们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只是作为农耕文明，似乎我们的所长和思维方式就是建长城，受迫性防守，而不像西方那种游牧海洋民族具备天然的进攻性，也欠缺西方国家长久以来积攒的斗争经验，舆论战应该怎么打？要打到什么程度？这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舆论战是软实力的延伸，也是硬实力战场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仅限于欧洲各国之间那种看不惯，倒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谈，而一旦升级为一定要搞垮敌人的程度，那这个过程将贯穿这一时期对抗的全阶段。
冷战时期美苏的舆论战持续了几十年，双方各自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针对对方国家的成体系的攻击，一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接过了衣钵，口水战又绵延到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西方媒体也会批评自己的国家和体制，给人“言论自由”的感觉，但只要涉及到俄罗斯和中国，涉及到本国民主自由体制时，却鲜有杂音，绝大多数是敌视和批评。客观来说，在捍卫价值观这件事上，西方民众有着更高的素养和执行力，所以无论疫情最终造成多么严重的结果，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们即便反思，也是建立在如何改善而不是摧毁立国根基之上的，或归咎中国，或归咎医疗系统，甚至都不一定责怪会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如此惨烈的情况下，英美澳等多国领导人的民众支持率反而屡创新高，而根据国外民调显示，把疫情泛滥原因归责在中国身上的，在西方国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思考，“打赢舆论战”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先不论就此我们实力如何，因为那相当于是让西方民众从制度和根本以及种族优势上进行自我否定，从目前看，条件还远不到这一步。从一战到二战结束初期，尽管美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可在舆论方面依然受到苏联甚至是英国、法国的压制，直到二战结束后伴随“马歇尔计划”文化意识方面的强力输出，才慢慢统一了西方“表亲”，合力围剿苏联。方方日记又何尝不是舆论战的一部分？在她授权国外出版之前，我一直秉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去看问题，可当她这一步迈出，性质就完全变了。还抱着善良单纯角度去看待这件事，那就是太幼稚了。她的行为不仅对国家是一种巨大的背叛，而且给海外亚裔的生命财产带来了直接的恶劣影响。美国学者安德鲁•鲁宾的《帝国权威的档案》一书，在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揭露了美国的“文化冷战”战略深刻参与塑造了二战后世界文学版图这一事实，一大批曾经头顶光环的“文学家”正在跌下神坛。就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作《日瓦戈医生》曾经是许多中国教授推崇的著作，但其实书写的并不好，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大家才知道中情局曾为推销他所做的种种努力。
所以舆论战不是一场定胜负，而是没完没了你来我往的开始，直到在硬实力上谁搞垮谁终止。这其中将会充满着谎言、偏见、常人想象不到下作的手段，纯粹和干净就真的只是童话了，无一不是角力，无一不是政治，而在争论中除了摇摆恐慌的人心，又哪里有什么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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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苏的宣传海报，攻心战从未停止
英国记者桑德斯写过一本《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把美国宣传舆论战分为“白色宣传”和“黑色宣传”两种。
“白色宣传”是指美国官方宣传机构利用公开手段，对外进行的围绕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宣传，比如美国新闻署的重点出资项目——富布莱特项目。“黑色宣传”是中情局把各种私人基金会有系统地组织起来对知识分子群体，别是高校科研机构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精准的点对点渗透。据《纽约时报》1977年的报道，中央情报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之多，其中不乏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拉斯基的《匈牙利的革命》以及海伍德和拉贝兹的《苏俄的文学与革命》等意识形态色彩颇为浓厚的著作。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计划资助数千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时就指出的：“有朝一日，这批新人将在苏联掌握政权，我们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人。”可这一切本应该是“传家宝”的工作方式，却被一个人打的粉碎，他甩着飘逸的榴莲发推开众人，说：“都滚蛋，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这些上炕都费劲的家伙”。谁能曾想，一个前言不搭后语，英语表达水平估计到不了四级，下一句话随时就能推翻自己上一句话的人能把传统媒体摧枯拉朽般的击垮。有着上亿粉丝的特朗普，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美国总统，他还是一个超级的舆论平台，是全球媒体流量平台的头部网红，或许我们觉得有的离谱到没边的话怎么会有人信，但事实是，批评他的民众多集中在精英层，而这部分人才有多少，更何况还有很多是有利益捆绑的，他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时代变了，煽动民粹，将一切政治目的情绪化，成为了舆论场的新战法，而特朗普式撕逼，是其中的佼佼者，对比他，我们就像个小弟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爽，就像是毒品直达你的神经中枢，很有画面感，从而忽视了这句话的逻辑和事实如何，绕过人的理性思考，他就已经赢了。那些每天在媒体发布会上追责特朗普想让他难看的记者经常被他骂得“鼻青脸肿”，奚落一顿后直接扣上帽子“你是个非常糟糕的人”、“都是假消息”、“下一个”。追着他的屁股后面想证明他错了啪啪打一下脸，他早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发了下三条推特，你追得越紧，他的能量就越大，而且永远都不会认错，永远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大义凛然，永远斗志昂扬。存在的就一定有其合理性，我们在批判的同时，不要着急不屑一顾和愤怒，更要好好想想特朗普现象带来的启示。碎片化的信息时代，在政治角力情况下，新闻“严谨真实客观理性”那一套准则已不完全适用了，表达、时效、目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崔天凯，一个钟南山，一个张文宏，是不是都是好的范例？我对外交部近期频繁出手在推特质问表示赞同，这是我们开辟新战场的全新举动，为此我们收到了“珍稀”的来自美国政府的抗议，他们一定会觉得困惑我们怎么会如此出其不意，而我们真的想说感谢特朗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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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舆论战不会有单独的输赢，那边界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觉得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别人，如果说服真的有用，那么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战争？我个人觉得，舆论战的核心在于：
前者很好理解，在基于事实理性的基础上，对一些有不良用心人员的污蔑造谣进行驳斥，适当造势，形成一个能够说出一些事实的外部环境，如果有余力，再以退为进捣捣乱。后者则是要尽可能团结内部的声音，形成一种共情共鸣共思考共患难的氛围。但是客观来说，我们的宣传做得，真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共情是够了，甚至有些时候稍微有点过，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每当发生灾害时，因为恐惧民众的怨气、“家丑不愿外扬”的惯性和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考量，会故意掀起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人诟病的一点。不是说不应该歌颂，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危难时刻总有人愿意站出来，歌颂无可否非，但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客观的报道、分析、反思、追责的声音被刻意淡化了，这样的共鸣、共思考理应占据声音的一部分比例。民众很难记得一周前发生的事情，这是事实，时间会冲淡一切，但那种情绪是不会消除的，会长时间积累，等到了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就会在某个点爆发。所以本来有了共情，但是缺了“共思考”的渠道，本应该“共患难”、我们期望发出“共鸣”的时刻，却发现“出师未捷身先死”，内部首先打得一塌糊涂。尽管是你死我活的舆论战，但随着此次疫情民意的觉醒和国家制度优势的体现，我们应该有个大国的气度和自信，朝着引导民众客观理智看待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后果，多一些人文情怀，多一些公民意识的启蒙，既能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能看得到别人的优点，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我举个例子，就是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回国的事情，前期自媒体那么带节奏，无非是想吸引眼球为自己获利，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好几天内对此几乎缄默了，好在现在我们在外对他们的关怀非常漂亮的搬回一分，但那种曾经冰霜冷语造成的伤害，很有可能是个钉子，只要钉进去了，就算拔出来也有一个洞。还有那道“长城”，实在有些太密不透风，以至于大家关在一起，精力都投入到内斗当中，如果有那么几个可靠的对外炮台和缺口，宣泄一些大家的精力，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能不能也设立一个白名单，让一部分的自媒体和媒体有向外看向外说为国效力的机会呢？
所以我觉得把舆论战比喻成一场战役，最终目标是取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那目前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做好国内社会认知的统一构建，因此当前阶段的主战场在内而不在外，虽然不得已被动应战，可时代开启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窗口，对此我们需要改良的决心、坦诚的反思和刮骨的勇气，做好这件事，中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