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的贝聿铭去世了，但他的建筑让世界变得更美。

培疯按：5月16日，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了。他享年102岁，作品如林，地位尊崇；他出身苏州世家，据说“富了15代”；虽然长期在美国生活并且加入美籍，但其作品仍然传达着某种东方的美感…

想必今天大家已经被这位大师的文章所刷屏。贝聿铭无疑是世界建筑领域的制高点，如果看了他的作品，再环顾周围丑陋建筑，简直让人悲叹，这个世界太缺这样的大家了。

今天分享一篇贝聿铭谈论自己主要作品的清单。虽然可能大家今天已经看过很多类似的文章，但我想清单库里，怎可没有这样的一篇文章作为纪念呢？希望你喜欢。

1、苏州博物馆

中国苏州，2006

建筑的存在，是为了改善生活。建筑不光是空间中一个供人观赏的物体，若将建筑矮化至此，未免太过肤浅。建筑必须包含人类的活动，必须使其显得尊贵。

苏州博物馆灰与白的色彩，与苏州古城采用的传统颜色一致，并与这一带的绝美园林互补，其中有九座园林已名列世界遗产。

这件案子很特别。我在苏州长大，离上海不远……而这个地点实在再令人兴奋不过了。那是一块很特别的基地，周围是漂亮的园林。我想这件案子会触动我与过去的关系，我的祖先、我的故乡。

精心挑选的树木给馆内花园增添了一丝雅致

苏州博物馆有别于香山饭店及其他许多案件，在三度空间上有所差异。其他案件都是平屋顶。我为苏州博物馆提出不同的体量解决方案，这是主要的变动。

池塘背景是由贝聿铭设计的石艺墙

我的家族庭园历史，可追溯至元代的道僧。然而品味日益下滑，直到我叔公决定改变(注：知名颜料商贝润生)。他们在不远的太湖选了石头，然后养石，亦即把挑好的火山岩放在水中浸个十五、二十年。他们会在上面凿洞，再放回水中，让它继续浸蚀，直到石头变成美丽的东西。这就是石头的制作过程，在苏州很常见。石头在园林就和雕塑一样重要。元代的诗人与画家会造石园林，但后来已没有画家与诗人做这件事了……我派了年轻建筑师到山东省的采石场，带四五十块石头回苏州。我选了大约30块，而在2005年，我去到那儿，看见石头全放在地上，于是我坐在桌子中央(现已是池塘)，看着墙壁……那里有一台起重机，于是他们依照我的意思，把石头定位。我在那里呆了约1周，最后看起来还算不错。

苏州狮子林，贝聿铭的原乡

我是到了后来，才意识到以前在苏州的时光让我学到什么。回顾起来不得不说，没错，那段时间影响了我，让我知道人与自然可以互补，而不是只有自然。人的手与大自然结合之后，就成了创意本质。

2、上海博物馆

未建，1948年

（1940年代初期，贝聿铭在哈佛设计研究所师从格罗皮乌斯，曾经质疑现代建筑的一统性。他主张，现代建筑应该探索生活与文化的差异。） 

我说，我想要对自己证明一件事：建筑的国际化是有极限的。会这么说，是因为世界各地气候、历史、文化与生活等种种差异，必然会影响建筑表现。……格罗皮乌斯说：“你知道我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那就去证明吧，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选了一个主题：为上海设计一间博物馆。

我做了一个立体派色彩的设计，交给老师看。马塞尔·布劳耶认为这是哈佛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创作案件。

上海博物馆是一个收纳艺术品的容器，这些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很不一样。从文艺复兴以来到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品，多半是艺术家接受委托，赞扬教会或国家的力量。但是中、韩、日的东方艺术品，则是供私人赏玩。例如重要的画作，并不会长时间挂在墙上。那些画作是让人摊开、欣赏一番之后，再卷起来收好。

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也难怪我对立体主义开始发生兴趣，就是感受到它与建筑之间有某种共生关系的时候。就这方面而言，柯布西耶的作品无疑影响了我。

我向来对公共建筑最有兴趣，并认为最好的公共建筑案就是博物馆。我偏好博物馆，是因为它总结了一切……我在盖博物馆的时候总会学到许多事情；如果我不去学，就无法设计。

3、卢浮宫改建

法国巴黎，1993

卢浮宫改建将在我的建筑师生涯占据第一的位置。

他们会找上我做这件案子，实在太令我意外了。你知道法国人的，就更别提巴黎人了，卢浮宫在他们心中是深具纪念性的建筑。

找美国华人来做案子，实在太出乎我意料。……法国总统密特朗是学建筑的，在找我之前，他曾做了许多研究。他说：“你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做出了特别的东西，把新与旧整合在了一起。”

我虽然兴奋，却没有立刻答应接下案子。反而告诉密特朗，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探索案子，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八百年来，卢浮宫对法国人一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反映着他们的历史……我在这四个月好好研究了一番，要求造访卢浮宫四次，每个月去一次……密特朗都答应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设计什么，是不可能为自己的设计辩护的。

我明白卢浮宫的建筑是不可以切断的，因为它的身份强烈，大家的眼光会马上拒绝任何建筑物增设的部分。因此，我决定让自己扮演景观设计师，而非建筑师。给我最多启示的，是勒诺特(注：安德烈·勒诺特，法国景观建筑师，1613-1700)……玻璃能映照出卢浮宫与天空……我喜欢想象为喷泉、为金字塔赋予生命的是法国精神——即使是由一个美国人设计。

为什么用金字塔？就形式而言，金字塔与卢浮宫的建筑内容最相容，尤其卢浮宫有着多面屋顶。金字塔以玻璃与钢构成，意味着与过去的建筑传统区分，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作品……金字塔具有象征性入口的功能，由此进入庞大的复合体，里头是蜿蜒相扣、不存在中心的建筑物。

4、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

美国华盛顿特区，1978

这座建筑物必须联系朗方于1789年规划的建筑群(注：皮埃尔·夏勒·朗方，1754-1825，法裔美籍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以及1900年麦克米兰继续发展的建筑物(注：参议员詹姆斯·麦克米兰，华盛顿特区核心地区重新设计的主要倡导者)。

我认为新的建筑必须与原有的建筑群联系起来，尤其是约翰·罗素·波普设计的西馆。这与社区的居民关系有类似之处。在我心中同样重要的，是这栋建筑物必须能代表它的时代。或许是我内在的华人思维，让我如此尊重和谐：我深信一个地方的整体，比个别部分更伟大。

基地是三角形，而且不是等边三角形，因此我们在面对一旁的西馆时会出现困难。西馆是古典建筑，位于东西/南北完全对称的基地。而我们必须在此设法做出联系，才能成为整体建筑群的一部分。所以轴线必须从旧建筑开始，之后当你来到这个不规则的基地，要找出能配合轴线的三角形，其他地方则成为另一个三角形。案子由此展开，重点是寻找与西馆轴线的关系，并将剩余地方放进另一个三角形。

基地是三角形。一开始我觉得很棘手，觉得自己得去克服这一项限制。有时你试着去解决一项问题时，可能会灵机一动，化阻力为助力。这次的灵感则与透视法有关。我参观过许多伟大的建筑，尤其是在欧洲，从中学到关于移动与透视的一课。最后我找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德国南部的维尔增海利根朝圣教堂。我在那里发现了教堂设计的感官性，很能满足感官享受。当时，我还不明白那代表市民，但我面对这个三角形时，便想起了德国的教堂……秘诀何在？我想秘诀在于那些教堂表面的曲线，是承袭了博罗米尼(注：巴洛克建筑师)的手法，透过千变万化的光线赋予生气。

曲线表面有无限多个点，你如果在这种空间移动，视角会不断改变。多数建筑物是在方正的网格上设计，只有两个消失点。但三角形网格则有三个消失点。这项案件让我学到一课，是如何把基地的难题变成优势。

马塞尔·布劳耶是我在哈佛最好的良师益友。我们夫妻俩曾与他和他的妻子康妮到希腊两次……我们在旅途中很少谈到建筑。他对光线非常感兴趣——会带来影子的光线。如果希腊有何特别之处，那就是光的特性。因此，或许可说我是透过他看待光线的方式，更了解光线对建筑的重要性。

光在我的作品中向来扮演重要角色。我很喜欢早期的立体派雕塑，要欣赏这些雕塑，光线绝不可少。事实上，如果没有光线，就不可能欣赏任何雕塑了。这一点也可以延伸到建筑。我认为，我在设计建筑时，光线是首要考量之一。

5、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美国科罗拉多州柏德市，1967

在洛基山脉的丘陵兴建建筑时，不能打造脆弱的建筑物，而是要昂立迎向山的尺度。这座建筑不该像要塞，而是必须人性化，但同时得够强势，才足以立于此地。我发现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之道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自然结合。

我到那里探索场地时，经常想到和谐。我忆起童年曾和母亲见过的地方——山顶的佛教精舍。在科罗拉多山区，我再度试着倾听静默，就和母亲教我的一样。研究一个地方，对我变得有点像是宗教体验。而这件案子也给我机会摆脱包豪斯的手法。那正好就是我的目标。

业主大气研究中心创办主任沃特·罗伯茨博士表示：“我不想要一栋有效率的建筑，我想要没有效率的建筑物。”……“我来告诉你原因”，他说：“科学家喜欢在走廊遇见彼此，然后聊个天南地北，聊完之后，他们会想远离人——他们不想见人，想要独处。”换言之，不要给我长长的走廊，附带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研究室，而是给我能让人碰面聊天的建筑，因为偶遇很重要，而他们想要独处的时候就要能独处。所以对我来说，这次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规范。这一点让我很高兴；我说，我正好想试试看这么做。

我吸引他的原因，以及他能在某种程度上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热爱自然。基地位于洛基山脉的丘陵，后方是个庞大的山脉，你得在这个地方盖房子。然后房子就这么一丁点儿，山脉却无比广袤。我们针对这一点讨论许久，思考如何处理，如何把房子盖在这样的基地上，而我对自然的兴趣，正好助了一臂之力。

我想与自然融合，因此使用从山上取得的石材来盖房子……我当然是以新的方式使用石头，不是把一块块石头堆起来，完全不是，而是放进混凝土中，于是建筑物的颜色就能与山脉一样。我也告诉罗伯茨博士说：“如果你一百万年前盖这栋房子，看起来也一样，颜色就会是这样。”当然这是夸张之词，但这就是建筑物与自然融合的方式。我从美国印第安人那边学来的。他们就是这样盖房子，于是很能与自然搭配得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建筑物几乎与自然融为一体。

梅沙维德国家公园(Mesa Werdes)的立体形式(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国家公园，拥有全球保存得最好的岩壁住屋)，宛如出自塞尚的油画。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也是立体派作品。

自然与人是共存的，这个想法存在于我的血液中，是我从中国带来的。正因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共存协助我克服了丧失国家的问题。

她(注：指贝聿铭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记得她带我去过一个固定前往的寺院精舍。我得坐在那里，静静打坐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母亲教我的事情：静听静默。

如果我在建筑中运用了光，就是运用了自然的力量。如果我运用几何结构赋予严谨性，比如像香港中银大厦这样庞大的高楼，那么我就是理解自然的力量。那似乎是自然的、基本的，然而要能敏锐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却需要时间。

可以一笔完成的，何必用两笔？……你必须理解并接纳一项案件的限制，同时安排优先顺序，如此才能直指核心……换言之，在你处理形式、空间、光线与动线之前，在你真正进入建筑之前，必须把非常复杂的需求精简到只剩它们的本质。这不容易达成，需要花点时间。你必须除去比较不重要与抽象的部分。我从老子身上学到这一点，他把文字精简到只剩下最精华的部分；我的手法也是简化……这么一来，过程开始时很复杂，但会变得更简单、简单至极，然后又回归到发展出复杂度，以及为建筑成品做出细部。

从开始设计构思，经过施工到建筑物落成，需要好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令我想起养石。

6、梅耶森交响乐中心

美国达拉斯，1989

当我为这项委托案面谈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对委员们说，我爱音乐，但不太了解音乐。

我很坦白，我告诉建筑委员会，我之前没有设计过音乐厅，因此也不了解，但我希望这辈子能盖一座了不起的音乐厅。

我接受这项委托案时，音响工程师已经选好了。他们已同意，世上最好的音乐厅就是以维也纳和波士顿音乐厅为原型，亦即像一个双层方形鞋盒。这是一项既定条件……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音乐厅周围和室内的部分，我该如何处理。我非常、非常保守，我想要的是偏向十八、十九世纪的精神，因为这些音乐是在那种环境之下演奏的。至于音乐厅外部，我觉得需要自由感。因此，为了要用另一种形式把鞋盒包起来，我开始使用曲线形式……这是巴洛克形式。正因如此，音乐厅具有了空间上的刺激感。

梅森不是比东馆(注：指国家美术馆东馆)更卓越的建筑，但是空间上更复杂。音乐厅的曲线形式让空间更流畅，更富感官性。你不能光靠着看去理解，而是必须走过去，随着空间开展，你会受到吸引……这里有神秘力量，有惊喜。

我们在中国并不太了解西方音乐。我第一次听到，是在波士顿的交响乐音乐厅，那是美国一流的音乐厅。当天的曲目是贝多芬的交响曲，表演令我深深感动。

我了解中国的音乐，我母亲会吹笛子。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来说是新的，虽然说来似乎很奇怪。我在上海听过爵士乐，但那不是古典音乐。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贝多芬、莫扎特、巴赫与舒伯特，对我来说都很新奇，而我也如鱼得水地接受了古典音乐。

建筑与音乐都是内心的建构物。它们需要结构来赋予形式，才能成为概念的实体证据。之后还有时间的因素，需要在空间的构造中依序体验。音乐和建筑都牵涉到对形式、结构、色彩与空间的感受。

7、中国银行大厦

中国香港，1989

1982年，香港的中国银行有两个代表找上了我父亲，因为他曾担任中银总经理……他们请我父亲答应由他们来说服我设计这栋建筑。这是典型中国人表示尊重的态度。我父亲说，要不要设计就交给我决定，他们应该问我。于是他们来问我，我也接受了这项委托。巧的是，1920年代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旧总部，就是我父亲发起兴建的。当时他是经理。

（虽然中国银行案和贝聿铭有个人渊源，但是找上他时，案子已面临重重障碍，主要是基地环境。贝聿铭是在换地与劈开新路的情况下接下案子。除了大众对风水的批评，中银大厦还得抵抗种种争议。然而，身为业主的中国银行，倒是在整个过程中对贝聿铭一路相挺。）

基地周围被高架桥、高速公路包围，因此我们担忧周围车流的噪音。正因如此，我们在建筑物两边设立水景花园。

风水根源于对大自然的赞颂，但有时却沦为一种迷信。你在香港设计建筑物时，根本摆脱不开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一公开，我就立刻遭到攻击，炮火跟当年为卢浮宫设计一样猛烈，但理由全然不同。比方说，他们抨击我们的建筑太多尖角。他们说：“这些角就像剑刃，会为邻居带来霉运。”还有许多其他反对声浪。幸好我的业主自始至终都支持我。

©本期内容来自建筑vs艺术vs音乐公众号，清单重新编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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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培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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