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根和翅膀：读王赓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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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熊景明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熊景明，出生于昆明，70年代末移民香港。1988年至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并从事农村社会研究，参与国际农村扶贫项目。近年在香港及大陆倡导“家史写作”。著有《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王赓武回忆录上下两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

有人说过：“我们能赠予子孙的永存遗产只有两种：根和翅膀。”

翅膀比较容易解读，“根”则见仁见智。王赓武受到的家教，那么清楚地体现了父亲和母亲培育这个独生子明确的目标：给他根和翅膀。根在中国。父亲认为“只要能把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授给我，就无需担心我会走偏，而必定会令我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王赓武出生在异国他乡，从懵懵懂懂尚不更事起，母亲就不断给他讲述故乡亲人的故事，要他认识王家深深扎根的中国文化传统。他是这个家族的后人，不可忘记自己的身份。母亲用娟秀工整的毛笔小楷，带着深情，一笔一划，为儿子写下自己五十年的回忆。

父亲给他遨游的翅膀

据说培养一个顶级的音乐家，需要三代人。成为当代杰出学者的王赓武得到的栽培同样世代相传。王赓武的父亲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素养，大学则念英国文学。父亲自大学时代养成的爱国情怀，追随他的一生，充实了他生命，也成为他培养儿子的宗旨。同时，英国文学为他打开的西方世界之门，令他明白必须给儿子遨游其间的翅膀。

一家人住在马来西亚，华人小孩通常进入中文学校，而父亲决定让王赓武去念英文学校，晚上父亲为他上中文课，他自小受到的其实是双语教育。父母虽然最终长眠异域，但他们一生都在等待返回中国。回忆儿时，作者常常用学者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经历，看不同族群相处的社会如何影响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令他克服偏见。他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学会各种语言，在不同种族的邻里中穿梭自如。当王赓武已年迈，为孩子写这本回忆录时，清楚地看到遥远的故乡中国给予他人生的目标，而他的生长之地则让他领略并学会珍爱多元文化。

没有心和脑，也即道德和人生观，根与翅膀无所依。父母对他的身教，远胜于言教。“父亲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自制力。严格的儒家教养让他不喜欢结党连群、兴风作浪对抗合法权威。身为教育官员，他努力超然于一切之上”。倾注全副精力培养下代的华人父母多的是，而王赓武的故事令人边读边感叹：真真一位天之骄子。他成长的环境好像被精心设计过。十岁生日，父亲送给他一本精美的世界地图集。他的“学术生涯”始于此：“逐一细读每张地图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探索发现的感动“。他认真研究每一个地方所处的位置及特征，列出的清单写满一本作业簿。学者所有的基本功后面，最重要的是研究的冲动，是“满足探索与发现的感动”，而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术业有专攻，学者的演讲未必能吸引各行各业的听众，王赓武教授则是例外。最后一次听他演讲是在2017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所举办的“一带一路”公开演讲系列宣讲论文。此时他87岁，不用讲稿，侃侃而谈一小时。研究方向另辟蹊径，思路清晰，用字精确而不生僻，听来十分享受。他的英文之佳素有盛名，偶尔用国语念出地名或术语，字正腔圆，不由人感叹道：如何练就的功夫？读他的回忆录，才明白除了教育，自身的努力，还有上苍给他的天赋和偶然机会。

才归故土又要离乡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终得回到故乡。王赓武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两万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中央大学。事与愿违，先后两年间，父亲因为健康，他则因学校关门，一家人又返回马来西亚。这一番颠沛流离对王赓武却是人生必须的一课，中央大学遇到的老师、同学对他后来的学业和研究影响至深。

令王赓武大惑不解，抗战胜利后，断垣残壁还在，八年的浴血奋战，流离失所，家仇国恨都被当下的站队划线掩盖。还来不及“从头收拾旧山河”，内战旋即开始：“大家视集体失忆为展望未来的正面表现“。反观马来西亚，当地感受的日本侵略，远不如在中国大陆那么深切，而“遗忘战争的人遭到严厉指责”。回顾50年代我在大陆小学时，国家的敌人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抗战从视野中被抹去。我舅舅1945年去美国留学，毕生不忘抗战，不用日本货。我一直以为莫谈抗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国策，原来人为的集体失忆在内战爆发后就开始了。

一家人盼望了十七年，终归故土之后，不得而已离开，心中之沉重难以想象。书中插入了他母亲写的三节回忆，是给独子的长信，感人至深。她心目中的祖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她希望在国外成长的孩子了解并记住他是哪里来的，他的根在何处。王赓武写这本回忆的初衷，也在于让他的孩子知道自己的家世。这本回忆原本用英文写成，第三代移民已不识中文很正常。他们的祖父母一辈子苦心要传下去的中国文化传统和根的概念，对长居海外的华侨，必然一代代淡出。作为人的身份认同之根，让人心有所皈依，但并非一成不变。

书中提到在作者在大陆的几位知交及亲友，在文革中都曾遭受磨难，有人没有活过这次浩劫。即便那些经历折磨、困顿，还能在80年代后回归本行业的幸运者，失去的机会和年华不可追。作者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后，每回中国，尽可能寻访当年的师长。念旧之情，是那么中国。

海外游子的家国情怀

回忆录的第二本《心安即是家》追忆似水年华，但从头到尾渗透了王赓武教授的学术叩问：何为海外长大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家”的观念，哪些因素影响其形成？他似乎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回答这一毕生专注的课题。从小到大，父母对他灌输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民族和国家，也是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一家人从来相信他们迟早将回到祖国，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然而事与愿违，1947年的归国之行成为梦碎之旅。

19岁的少年成为1949年10月成立的马来亚大学第一届学生，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概念逐渐形成，乃马来亚迈向独立国家的起步，与他们的“成人”同步。这个岛屿之邦有不同的邦属，不同种族，不同政治力量，联合依然前路漫漫。强大邻居红色中国有何意图，西方国家与本地政治的历史瓜葛，都是马来亚，尤其是它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学生难以避开的政治。

新同学来自马来亚的不同地区，王赓武的好奇心和语言能力令他轻松地结交背景不同的同学。来自西方的教授，以及他们推荐的阅读挑战了他小接受的儒家价值观。寻求自由成为他内心深处不曾泯灭的暗示。观念的转变正好与他所处的历史时空契合，年轻人对新国家充满信心，使命感油然而生。他当任学生会主席，参与组成思想研究的社团，认为“殖民地创建国家的艰巨认为才刚刚开始”，而他本人则决定要成为马来亚人，将为此奉献。

选择研究历史

王赓武在大学时，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在朋辈中小有名气。作者在追索往事时“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自己放弃对文学的兴趣，转而做历史研究？读者从他的家学渊源，追根问底的性格，会认为这个转变合情合理，他本人则认为遇到的老师取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定律的帕金森教授。“令我最信服的是，他指出杰出的领导人可以塑造思想和制度，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对人在事件过程中大关键作用，启发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王赓武一生福星高照，这位教授，替他找到了去亚非学院深造的奖学金，否则理想不一定成为现实。他对历史研究的初衷颇为“入世“，认为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囊括了过去和现在两个面向：”历史是一个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与现实有关的所有过去的事物都包括在内。我在学习成为历史学者时，一直关注的是与现实相关和互动的各种任务和事件的渊源“。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认识到学术研究没有国界。他没有身处大陆，也不在台湾，将言论与学术自由视为理所当然。他也许明白，但没有提到和同时代的华人学者比起来，自己多么幸运。

1957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路上，马来亚联邦独立了。看到英国国旗下降，马来言国旗升起，令他有一种难言的自豪。之后，他选择去国家首都吉隆坡，希望参与建立一个塑造新国家的新校园。1962年，这位32岁的年轻教授当选为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踌躇满志，他关注如何巩固马来亚民族的国家观念，认为独立必然会带来民主，当时并不知道“民主是一个非常难以管理的制度”。“我感到乐观，认为假以时日人民将学会建立一个民主的、不以族群为基础的马来亚国家，我也乐于为这个国家在教育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香港读者，看到这里，自然感触良多。国情虽不一样，身份认同之病根相同。

他觉得将一辈子投入的建设新国家的幻想持续了八年。1965年，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令这个国家“忐忑不安地跨进了不可知的新海洋”。之后发生的印尼政变、排华，使得他感到恐惧。一贯含蓄而慎言的作者没有直接说到自己是否绝望，只用十分学术的语言表达感受“随后发生是事件和辩论导致我重新审视民族主义在本地区可能的含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雷德教授评这本书道：“此书也是两段爱的故事：其中一段收获了太太林娉婷，是他人生中的北极星；另一段却无果而终，那就是他一度期待参与创建的国家”。好一位知音。

遇上林娉婷

作者的父亲堪称楷模，母亲聪慧贤淑。在一个中西文化、观念融合的家庭中，严父慈母为他提供的成长环境令人羡慕。而他本人的婚姻，用网络俗语来说，简直就是“拉仇恨”。大学二年级，他便遇到一位背景相似的华裔女孩林娉婷，用描述女性美好的各种词汇来形容她都不过分。书中插入了王夫人为子女而写的回忆，笔调轻松，温情洋溢，文如其人。儿女陆续降生，王赓武追赶着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转换工作，迁居成为常态。每到一处，妻子都能魔法般布置一个温馨的家，操持家务，照料子女，任劳任怨。同时，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只不过每需要作出决策时，她一定优先考虑丈夫的前途。而在他难以决策时，妻子的女性直觉指出的方向事后证明都是对的。书中看到她80多岁的照片，依然美丽动人。

跨洋过海的搬迁，从马来亚到英国、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最后的结论即书名《心安即是家》。作者说“无论我们在哪里生活和工作，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不能成为我们想象的家”。“想象”二字可圈可点。虽然父母传给他的根是中国，虽然他曾以满腔热忱投入建设属于自己的国家马来亚，他最终成为一位住在新加坡的澳大利亚公民。而这本希望探讨身份认的回忆录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如何才能够四海为家，让生活及心灵安顿下来，和每个人的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是否有关，本书只是提供了一个案例。这个小家庭遇到的许多难关，都由妻子一一克服；维持家庭的和谐需要作出牺牲时，她从不犹豫，作者笑言妻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本书的格调，议事论人的方式，处处看到一位儒者的影子。说这一对夫妇的文化认同和华夏文明相关，大概不无根据。这里再重复一次：“父亲认为，只要能把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授给我，就无需担心我会走偏，而必定会令我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躲不过的身份认同

我在七十年代末从大陆移居香港，人到中年，身份认同已经固定。女儿在香港长大，我的如意算盘是让她将来移民西方，去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身份认同会成为她的包袱，故有意识地避开有关的话题，遑论像王赓武的父亲那样，对她灌输“根”的观念。九十年代末，她去美国念书，立刻感到困惑。她觉得自己既不是大陆人，也不是香港人，十分羡慕那些兴高采烈地摇着国旗的美国人。1998年，香港回归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主题为“吾心安处便是家”的信。

重读这封信，我想起文革后期一次在饭桌上，父亲与我和弟弟的争论起来。父亲几年来受尽磨难，却一如既往地爱国。那时白桦的文章“苦恋”没没有发表，我却说了同样的话，不是我们不爱国，是国家不爱我们。父亲气得不行，大声道：你们觉得国家都不值得爱，去跳大观楼好了。去年以来，看到香港年轻人的行动，我才意识到集体缺乏身份认同的话，将使得社会失去凝聚力。对高于个人、家庭层次的认同与关怀，哲学家称为的“大我”，存在于人性之中，是每个人固有的需求。不认同自己生活的社会，自己的国家，自然会去寻求其他的认同。云集在某种旗帜之下，追求听起来高尚的目标，会带来内心渴望的身份认同，却可能失去方向。

熊景明

2020年10月15日

附录：熊景明给女儿的信

吾心安处便是家

Dear Lili,

80年代中﹐香港笼罩着大难将至之感﹐有国际认可专业的同事许多都做了计划﹐在97前舍“铁达尼”号去他乡谋生。现在有人说﹕冰山仍在前面﹐“东方明珠”的光泽将逐日暗淡。其实﹐人生是一本奇妙的书﹐每人只能翻到今日今时的这一页﹐就连铁板神算也只能偷看被翻阅过的一边﹐打不开永远神秘的另一半。五年前我们料不到今日的境遇﹐今天又怎可预测五年后将遇到的人和事?

处境会变﹐情怀也会变。19年前﹐抱着九个月大的你来到香港。那时须住满一年才可以回昆明探亲。彼时对我那么亲切的昆明﹐一探就探了两个月﹐走的时候与亲人﹑好友难舍难分。令我可以忍受离愁别恨的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有朝一日﹐还会重返故乡﹐不再受香港苦夏的煎熬﹐回归四季无寒无暑的春城﹐在乡音乡情中自在自得。说不清什么时候起却已不再肯定还会回故乡终老。去年回乡替爷爷举行追悼仪式﹐突然觉得除了熟悉的昆明话﹐城市已变得陌生﹐也明白我不再会于此长住了。万缕情丝是几时一条条扯断的呢?不无一丝伤感﹐却没有多少不安﹐只觉得我告别昨天的过程何其漫长。

人要搬家可在一朝一夕﹐心要搬家则需数载﹐待到心搬定﹐此处便是吾家。第一次在香港观看奥运会出场仪式﹐身着蓝色西装出场的中国健儿﹐带着自信﹑爽朗的笑容步入会场时﹐一贯否认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的我﹐却止不住眼泪﹔散散漫漫的香港代表队跟着米字旗走过来﹐则并无感觉。几年前又踫巧看到另一场奥运会出场式。莫明其妙地﹐令我热泪夺眶的是我们的香港代表队。

人离乡仿佛一棵树连根拔起﹐栽往异地。人越大﹐根越扎越深﹐生拉活扯拔断了﹐这棵树重栽下去﹐头几年多半是了无生气﹐枝败叶垂。待根须在新的泥土中稳固﹐才又见枝叶茂盛。自然也有移栽失败﹐从此一蹶不振的。香港的妙处在于它奇特的水土。百年来移栽此地的﹐不论“树”种﹐都一样成活﹐各自求得一隅﹔一样水土长百样树﹐一样米养百样人。异乡移民初初挣扎﹐渐渐适应﹐便把它乡当故乡。

香港和世界上多数大城市一样﹐面临无数令人不安的困境﹕人情味淡薄﹐人心不古﹐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经济潜在的危机和契机参半﹐中国大陆的风吹草动也都随时可以变成令这只船触礁的冰山。不晓得是否因为这种种隐忧﹐我在有意无意之中﹐历来避免让你背上家国的包袱﹐希望你对世界﹑人类﹑地球敞开胸怀﹐不执着依恋某乡某地。有一次听许倬云教授在饭桌上说﹐只有个人和地球这两层是自然的关系﹐中间的一切层次﹐包括国家﹑故乡都是人为设置的。此话当真。可是人要在地球上从容生活﹐仍需要形形色色的“人为层次”维系我心。92年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看到国旗飞舞和万众欢呼的场面﹐你说很羡慕美国人有国家。一个14岁的香港中学生有此感慨﹐大概国与家一样是人的需要。家﹑国之情令人多一种依赖与寄托﹐也令人心安。吾心安处便是家。

Mom
1998年4月7日

本文曾发表于《明报月刊》2021年3月号，由作者授权“渡十娘”公众号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