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秘密 —— 故乡打拉池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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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晓燕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王晓燕，1980年生于打拉池，一个地处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边界的小山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伤痕》《妈妈小时候》《走向教育家》等著作。

爸爸烧伤已经半年了，可他还住在医院。我天天思念他，可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去看他。

每次去医院看爸爸，他都拿出许多探病的人拿来的东西给我吃，各种水果罐头啊、饼干啊、豆奶粉啊、蛋卷之类的。有时候，也要看着护士给他换药涂药，而我的任务是替他汇报背部的烧伤面积有没有感染或缩小。

爸爸的皮肤一周有一种变化，许多新生出的皮肤就像刚出壳的小麻雀的皮，薄薄的一层贴在他的身上。已经长好的皮肤和新长出的由于颜色不同，让他露出的脸、手变成了斑驳的花色，再也不是以前的模样了。

爸爸的皮肤夹杂着浓重的消炎药水和烧伤膏的味道。偶尔碰到他的手，感受他长出的新皮肤，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究竟那层皮肤下面的人，还是不是我原来的爸爸。

这些皮肤，让我和爸爸之间像是有了一层新的隔膜。

每次我去看爸爸，到了中午都要去医院所在镇子上的一位亲戚家里吃饭。从医院去她家需要经过一个自由市场。那个市场很大，是县城交通和贸易的汇聚地，水果蔬菜、鞋帽衣袜、锅碗瓢盆，应有尽有。

有一天，市场上来了一辆大卡车，车仓内堆积了山一样高的衣服。人们像蚂蚁一样涌到车仓四周看衣服，各式各样的毛衣、线衣，线裤之类的，款式花样我已完全记不清楚了。唯一记得的是，那是一辆很大很高的车，车仓里堆满了像卖白菜一样论个要价的衣服，买衣服的人很多，一层推着一层。卖衣服的贩子站在衣服堆里，大声吆喝，几乎要被埋进衣服堆里了，高扯着嗓门和车底下的人谈价钱、收钱、找衣服、找零钱——忙着买衣服赚钱。

爸爸被大火烧伤那年是1990年。90年代初的西北小县城，人们的物资条件处于一种未被开发的水平，对外交流非常有限，时髦物件匮乏可陈。这样一车从外地运来的衣服自然会吸引人们极大的热情。

那天中午，我从医院出来，照例要去市场那头的亲戚家吃饭。当我路过市场时，老远就看见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如同沙漠里从天而降的一块西瓜皮，四周沾满了饥渴的蚂蚁。卡车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将我也吸了过去。

我夹在一群大人的中间，凭借着娇小灵活的身体，迅速地拨开一层层的胳膊和大腿，从中间挤进去。人们手里撕扯、挑拣着衣服，感觉她们不是买衣服，而是活生生在抢衣服。你一把，我一把，扯到新的一件，便丢掉手里的那件重新抚摸掂量起来。

顺着旁边一位阿姨的手我也扯到一件毛衣，学着像她一样地抚摸起来，感受它的质量。正当她撕扯到另一件衣服的时候，这件毛衣竟完完整整地落到了我一个人的手里。它就像一只巨大的毛线口袋，足足能装进去我的两个身体。我捧着那件毛衣，觉得它那么柔软，那么温暖。要是秋天的时候，它穿在爸爸新长出的皮肤上，该是多么舒服！

一个念头突然在耳边告诉我：“这是爸爸的毛衣，爸爸穿着它一定很暖和。”

我双手抚摸着毛衣，正这样想的时候，好像有人在我背后重重一把，将我推出人群。我从严严实实的人群的胳膊缝里退出来，没有人在乎我，就连高高站在车仓上卖衣服的人，也正忙于应酬跟前疯抢衣服的其他人，无视我的存在。我抱着毛衣接着又后退几步，还是没人理我，然后就猛地一转身，飞一般地逃出大卡车的场地。

我竭尽全力地大步奔跑，跨过卖水果的地摊，穿过菜市场……我紧紧地攥着那件毛衣，身上的血好像冲到了脑盖骨上，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和隐约传来的市场里的叫卖声。但我似乎什么都没听到，只想拼命逃跑。

等拐过市场尽头的一座小桥，我一头栽进亲戚的家门，没等他们问话，就匆忙将那件毛衣塞进自己之前带来的背包里。

我的心跳快得简直要蹦出来了。我想不到自己竟能偷窃成功 —— 一件将要包裹爸爸的温暖的毛衣。在慌乱与勇气中我害怕得不能自已，兴奋得不能自已，时刻觉得身后会有一只大手从天而降，将我随时抓走。但幸运的是，那只大手始终只推着我往前跑，并帮我把一切恐惧堵截在后……

夏天很快过去了，爸爸还住在医院。再往后，天气凉下来的时候，他被烧伤的皮肤，也长得越来越好。周末的时候，我还是定期去医院看他，虽然每次离开都舍不得爸爸，但有那件毛衣每天陪着他，的确让我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再往后，爸爸身上的伤逐渐地好了，只是留下了许多斑驳的印记。等到那些印记慢慢长硬、长厚，不能再有更新的变化时，爸爸就从医院回来了。

爸爸换了一层又一层的皮肤，直到回家的时候他胸前的几处伤口还未痊愈，像附在身体上的波纹，一圈一圈慢慢生长。来家里看他的人都说他变样了，竟是皮肤一变，倒像是新生的一个人。

这些皮肤，也让他和我们之间像是多了一层生疏的墙，需要重新的相认。

爸爸一直很沮丧，像是一团愁云化不开。有一次，他跟来家里看望他的伯伯说：“我现在还能有什么用呢，都是从坟堆里爬出来的人了，什么事还能指望我呢？”我连忙看他的脸，顿时觉得那么陌生。

又有一次，他出门回来，对妈妈说刚在路上碰见一个亲戚，原本关系都是很好的，现在见了他竟连招呼都不打，远远躲开了。他觉得别人开始瞧不起自己。

爸爸头顶的愁云似乎越来越重、越来越厚，抱怨也越来越多。他的脾气原本就不好，等从医院回来后，仿佛变得更加厉害了。

一天晚上，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和妈妈吵起来，到最后，妈妈没有言语了。爸爸躺在炕上不停唠叨，说出很多叫人伤心的话。

我睡在他们中间，佯装熟睡。我想让他们停止这样的争吵，可又不敢说出来，就故意喘着大气假装睡熟。

可爸爸还是没有停止，他大概是觉得我真的睡着了，即使没有睡着，在他眼里，我也只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即使听见他们的争吵，又有什么关系呢。

已经是夜半了，爸爸还没停下来，妈妈终于忍受不住，便一把掀起我的被子，叫道：“小丫，我们外边睡去。”说着人已下了炕，夹了一条薄被朝外走了。

我正装睡，听她这样一叫，迅速地翻起身，随着她出了门。

那是夏日的夜，已是更深夜静了。月光把大地照得一片光亮，甚至亮得有些刺眼，竟比白天还要清晰可辨。

妈妈白天从地里收麦子的镰刀架、磨刀石、水壶静静地躺在月光里，像油画里的静物。笨重的架子车，卸掉白日负重的担子，在墙角慵懒地歇着，似我刚才一样，在佯装熟睡。

“咱就躺架子车上凑合睡吧，好歹隔块板夜里不潮。”妈妈说着就把被子朝车板上一铺。我顺着就躺了上去。

那夜，应该有繁星吧，我是记不清了，月亮倒是很大。架子车是倾斜着放的，睡在上面就像是被悬在一个斜坡上，可恨那斜坡的表面还是用竹片制成的，隔着一层薄被子光滑得直往下掉。

妈妈和我像两条虫，紧紧地吸附在架子车的竹板上。虽已是半夜，却全无睡意，也难以睡着。互相又不说话，背靠背悄无声息地躺着。夜间的凉气从地上升起来，也从空中降下来，不冰冷，但在茫茫无际的夜里，却有一种无处着落的感觉，叫人如何能踏实入睡呢。

那时正是抢收庄稼的酷热夏天，妈妈白天疯了似地在抢收麦子，如一只无怨无艾的蚂蚁，晒得焦黄黑瘦，不能休息。晚上竟连睡个好觉都不能够。

我背着身，默默流泪。冰凉的泪水跨过鼻梁顺着眼角一直往下流。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假装发出睡熟喘气的声响，担心妈妈发觉我在流泪。

妈妈转过身来，绕过手来拉着我上面的胳膊，也许怕我受凉，或许也是怕我从车板上滑下去。我僵直地撑着那只胳膊，忍着不用手去擦在耳窝打转的眼泪，屏着呼吸默默流泪，心却像一个不听话的弹簧升到了嗓子口，颤抖得快要蹦出来。我想起白天妈妈一个人忙碌得无依无靠的样子，想起爸爸烧伤以来她无数次垂头沉默的样子，又想起刚才从爸爸口里说出的那些让人伤心的话，哭泣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颤抖了。我的心好像已经跳到了离我的耳朵最近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说：“小丫，你一定要用功学习，学习好了才能叫妈妈不再这样劳累辛苦……”。我并不知道“用功学习”和“不让妈妈劳累辛苦”之间到底是不是可以划等号的因果关系，但除了这样的精神慰藉和无声告白，对于无助的妈妈，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斜着身躺在架子车的一侧，胸口实在抽搐憋闷得不能呼吸，就假装打个瞌睡，伸伸胳膊。妈妈见我还没睡踏实，悄悄说一声：“小丫，咱还是回屋里睡吧，外面太凉，受风感冒可不成的，明早还要起早收拾地里的麦子呢。”

我可怜的妈妈，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心里惦记的依旧是地里的庄稼。

我偷偷擦干泪跟着她走回去。等我们轻着脚悄悄回到屋的时候，爸爸早已睡着了。我轻轻地躺在他们的中间，听着他们的气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爸爸终于回来了。家里重新有了爸爸的气息，这比什么都能让我得到安慰。我不用天天在家思念他，也不用每个周末去县城的医院去看他了。之后的日子也一点一点过去了，时间帮我们平复了许多的伤痛和忧伤，唯独那段去县城医院探望爸爸的日子却永远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许多年后，那个奔跑的小女孩，会时常不期而遇地来到我的梦里。每次看见她时，她总是在拼命得跑，拼命得逃，像一只惊慌失措的野兽，紧紧地攥着她手里的毛衣。我努力叫住她，可她怎么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我想从前面拦着她，可她总是会转向相反的方向。我想用力拉住她，抱抱她，但当我刚要伸出手的时候，她突然一下，拐入一个深巷，就不见了……她像一个影子，永远地跟着我。

童年的这段往事，是我在醒着的时候，从未说出的一个秘密。

本文节选自王晓燕散文集《妈妈小时候》，由作者授权“渡十娘”公众号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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