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爷爷的秦腔 —— 故乡打拉池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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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燕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王晓燕，1980年生于打拉池，一个地处甘肃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边界的小山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03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伤痕》《妈妈小时候》《走向教育家》等著作。

小时候，带我看戏最多的是爷爷。

爷爷不识字，看不懂戏文，更别说音律了，但不知为什么，他要唱起秦腔来，几乎能够一人一本戏，转变着音调将不同角色的唱词说词全都演绎出来。其中需要过渡的板路，他又从角色变成乐器，模仿干鼓板胡唢呐的声音——“咚咚咚”“锵锵锵”“哒哒哒”，几乎成了一场秦腔的单口演奏秀。

爷爷喜欢一个人干活的时候，或者从地里劳动回来躺在炕上等吃饭的空档里唱秦腔。有一次，他躺在炕上唱秦腔，以为屋子里没有人，其实我正在地下的方桌底下玩。他一会扮底气洪厚的男声，一会又尖着嗓子唱娇滴滴的女声，两个声音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着话。我藏在桌底下边听边玩，恍然间感到果真有两个人坐在炕头唱戏。等听得几乎要入迷了，炕头上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打闹声。我以为是从外面进来什么人，急忙从桌底钻出来看。哪里有什么其他人，原来是爷爷唱戏唱得太入迷，正在扮演戏里的人高抬低蹬地在炕上耍腿脚。

我站在地下看好半天。爷爷背对着我又接连几个大踱步。他先是左右重重跺两下脚，然后狠狠地摇几下脑袋，接着又重重跺两下脚，再狠狠摇晃几下脑袋，等他转过身来正要假装捋胡子的那一刹那，突然就看到了炕底下站着的我。

他立刻停下来，从上往下高高地看着我。

“你咋在这儿？”他的表演被打断了。

“我在这儿耍……”

“多长时间了？”他唱秦腔早忘了时间。

“我一直在……”我骗他我一直站在那里，只是他没发觉。

“娃娃家不到外头耍去，蹲屋里耍个啥？”

“我听你唱秦腔呢……爷，你咋还学女人唱戏呢？……我要告诉旁人去…”我觉得他学女人唱戏是一件不能让人知道的丢人的事情。

他楞一下，然后立刻笑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笑过，牙齿全露出来了，嘴角都流出了声音。

“爷，刚才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

“就你刚才唱的那个人。他为啥要发那么大的火？”

爷爷一听，猜想我这是听懂了，索性将身子一倒坐下来，依着炕头给我讲起这一折戏文来。

他说方才他唱的是《三对面》，说的是从前有叫陈世美的人，书读得很好考上了状元。皇上想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嫁给他。但这个陈世美有妻子还有孩子，他为了进京赶考把妻儿都留在了老家。皇上问他有没有结过婚，他撒谎说他没有。过了没多久，他的妻子秦香莲带着儿子女儿大老远地来京城找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不但不相认，还派手下一个叫韩琦的人追杀这娘母三人。韩琦是个心软的人，经不住秦香莲苦苦相求，就偷偷放走她们，但却因为无法向陈世美交差只能自刎于破庙。世间竟能有这样仁义的大丈夫，听来真叫人痛心。伤心欲绝的秦香莲状告到包公面前，包公惊闻后气得怒发冲冠，他立即找得人证物证，要斩杀陈世美问罪。公主与太后听说包公要杀驸马，急速赶往刑场，并以高压低万般阻挠。但包公终不让步。在公堂之上，公主问一句，包公回一句。公主骂一句，包公顶一句，最终他还是将陈世美推上龙头铡。

爷爷这么一讲，我就全明白了。刚才一男一女、一言一语骂架斗嘴的人正是公主和包公。爷爷说，这个包公也叫包黑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人被人欺的青天大老爷。他虽然长得丑，但是心眼长得正，从来都是要为穷苦人主持公道。爷爷说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就得多几个像包公这样的好官。

我问他，包公是最大的官儿，比皇上都要大吗？爷爷说，包公的官儿没有皇上的大，但是他胆子比皇上的大。我突然想起他平时爱骂我“猴女子，贼大胆”，就赶紧问，胆子大的人就能当官儿吗？爷爷却说除了胆子大，还要书读得好，还要能把德行和理性做到人前头。

我越听越入迷，缠着他讲更多的听，他却嘴里哼着调开始不理睬我了。

从我记忆以来，爷爷就是个悠闲散漫的人。他不怎么爱操持家务，只要把外面地里的活干完了，回家卸了驴车，收拾完农具，进了上房，直挺挺往炕上一躺，就再也不管家里其他事了。一切家务都是由奶奶操劳着。有一次，奶奶叫他吃饭，掀开厨房门帘在院子里喊好半天没动静。她跑到上房一看，爷爷正翘着二郎腿在炕上唱秦腔，气得直骂他是“死耳瓜儿”“懒骨头疙瘩”，一转眼看我也在炕上玩，就骂我是“小死耳瓜儿、小懒骨头疙瘩”。我怕奶奶生更大气，连忙推着爷爷让他起来。爷爷却照样哼着秦腔不理睬。

每年正月初三一过，隍爷庙就敲锣打鼓唱秦腔。每到这个时候，爷爷就带我去看戏。

一到戏院里，爷爷立刻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和那些鼻涕眼泪流到嘴巴的老汉们，远远地靠在戏院的院墙边，东拉西扯的谝着闲，絮叨叨像是总也说不完。

戏还没开演，隍爷庙的戏台下就已经人声鼎沸了。姐姐妹妹、女婿外甥又说又笑地都赶来了，婆娘小孩们各自夹着小板凳，都开始忙着在戏场子里找自己的看戏位置了。前面土台子上的第一声锣还没敲响，后台上临时搭建起的帐篷房（用时髦的话讲叫化妆室）里已经是挤满了看热闹的小孩。他们睁着铜环大的眼睛使劲看着，见到什么都感觉到新奇。戏班子封存了整整一年的道具箱子又打开了，那五颜六色的袍啊、裙啊、褂啊、帽啊的，又被抖落着从箱底挂起来了：闪着金光的帽子，有像挑水扁担那样的左右两个长柄的是做当官的人戴的（庙里的隍爷正是戴了那样的帽子，所以觉得很威武）；有像一面扇子那样打开的布帽子，是读书人的标志，他们一般都是长得眉目善良，书不释手，暗示看戏的小孩读书就应该有个规矩的样子；有插着长长羽毛的是打仗的将军的帽子，打得激烈时，帽子上的羽毛也会在空中互相拚杀，显示武艺之人的绝顶功夫……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花，红的、粉的、绿的、蓝的……不一会儿就会贴在小姐、夫人、丫鬟们的头上，映衬得戏台胭脂红粉，香气袭人。

白天的时候，爷爷看戏，我就在戏园子里跑来跑去地玩，踏得黄土沫子满天飞扬。到了看晚场戏的时候，我就不敢乱跑了，老担心自己被丢掉，只能寸步不离地待在爷爷身边。有时困了实在听不下去，便想回家去。可一想不等戏散场，爷爷是绝对不会回家的，只好央求他背着我看。爷爷怕我睡熟了会从背上掉下来，就会不住地哄我说：“瓜女子，可不敢睡着，马上就唱《拾黄金》了。”

他知道《拾黄金》是我最爱看的丑角折子戏。戏里那个名叫“胡来”的乞丐光棍汉，鼻子上堆着一层厚厚的白豆腐，眼睛涂成了小黑豆，活像一只丑老鼠，在台上挤眉弄眼地一会说快板，一会绕口令，每次都惹得我捧腹大笑。只要提起《拾黄金》的戏命，就能让我的小脑瓜清醒上好一会儿。

隍爷庙的戏台那么高，秦腔吼得那么大，像是能穿透头顶的黑暗，直接传给天上的神听。但在裸露的戏院里，冰凉的空气不一会儿就从地面升起来，也从天上降

下来。爷爷背着我和其他看戏的人紧紧簇拥在一起，像极了抱团过冬的温暖的虫。

好不容易等戏散场了，爷爷背着我沿巷子一路回家。黑沉沉的夜里，巷子里煞是空落。在朦胧的睡意与寒夜的清凉中，我听着爷爷边走边哼唱方才听的《苏武牧羊》：

“小李凌讲此话全无道理，他怎知老苏武一片心迹……”

爷爷唱得低沉回转，似乎靠着这些声音排遣黑暗和冬夜里的寒冷，全然忘记了在他后背上还爬着一个正在聆听的孩子。那种在夜色中像流水一样向前行进的低声吟唱，令人刻骨铭心。

“我岂肯背叛祖国贪图荣华富贵自安泰，

骂的哪卖国贼子一个一个头难抬。

不投降他将我囚至北海，

强逼我放羊郊外来……”

迷迷糊糊中我突然听得有些奇怪，那就是刚才爷爷唱的“强逼我放羊郊外来”。

“爷，戏里唱的这个人是个羊把式吗？” 我问他。

“他可不是羊把式。他可是个大官，叫苏武，叫贼幡子捉去了。贼幡子叫他投降他不投，就逼他放羊了。”

“那他真的在放羊？”

“你冇听戏里唱吗，他给贼幡子放了几十年的羊。”

“我咋没看见戏台子上有羊呢？”

“这是唱戏……羊拉上戏台了还能唱吗？”

“爷，戏台底下的人能知道苏武在放羊吗？”我还在纠缠自己的问题。

“咋不能？听苏武一唱就知道了。”

“那要听不懂咋知道呢？”

“听的多就听懂了，耳朵听，心里还要想。”

“爷，那要咋想？”

“跟着台上唱的人想……他咋唱，你就咋想。”

“爷，台上人唱的我听不懂，我不会想咋办？”

“长大就会了，我娃以后读了书、认了字就会了……”爷爷又开始哼起来。

哼了没几句停下又说：“不要像爷爷一样是个睁眼瞎……一天的书都没有念过……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话没说完又自顾自地接着唱起来。

“身上无衣又无盖，我冷冷清清，清清冷冷饿难挨……”

我真佩服爷爷。他不识字，却能唱出很多秦腔的戏文，还能用自己的话把秦腔里唱的故事内容和背景说得活灵活现。爷爷常和人一起说秦腔。他说听秦腔不能站在那里光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还要用心跟着去想。但是在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心里，凭借着眼睛耳朵去想象一个剧情，或一段历史，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他唱苏武，说苏武，赞苏武，但无论他如何解释我也决然想不明白，戏台上哪个叫苏武的白胡子老头为什么要在冰天雪地里，为俘虏他的人放牧着一群惨兮兮的羊羔，任凭一个叫李陵的人千般劝诱他都不肯动摇？

直到多年后，我上了大学，读了中文系，坐在一栋苏式结构的教学楼里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在反复啃读《李广苏建传》中的“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才依稀悟出爷爷在唱“他怎知老苏武一片心迹”的那份韵味。一个神秘的瞬间，我似乎真的走进了苏武的那片冰天雪地。就像爷爷说的，用心想象，奇妙的门自然就打开了。但一字不识的爷爷，又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份灵感与诗意，竟能够独自一人踏进苏武的塞外寂寥？秦腔里那些不可言说的喜悦，那些戏文中所蕴含的忠孝节义情节，那些无限悲怆又意境悠远的音韵，陪伴他度过了人生许多沉闷而又空暇的时光。

爷爷还是一位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大师。他说起话来总是能够以动人的细节、恰当的演绎，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某种魔幻效果的完美融合。哪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被他说得活灵活现。而他自身又恰恰热衷于言说与倾诉，旁人要是愿意倾听，他甚至会乐此不疲地向每一个人奉献他自己人生的所有细节。

三岁那年，他早早地就失去了父亲。对于生命之初的这场劫难，他似乎一直保留着感官上的鲜活记忆。他说那是1929年，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他降生在打拉池的几年之前，1920年，这里曾发生了一场千古罕见的大地震。正是那场翻天覆地的劫难，把他父亲与母亲的人生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也才造就了后来的他的生命。

据说他的父亲，因着那场地震，失去了他生龙活虎的五个儿子，以及生下这五个儿子的他的正在年轻的妻子。而他的母亲呢，也因为那场地震，失去了她所有的家人，地震中倒塌的火炕庇护了她，以及肚子里将要出生的一个孩子。在震后的一片废墟与绝望中，这两个一无所有的满目苍凉的人走到了一起。偏偏旱灾、饥荒、瘟疫在那些年月里连绵不断，天灾与祸乱夺去了村庄很多人的性命。没过几年，也就是他出生的第三年，他的父亲，只因一场小小的疾病就将自己的人生草草收了场。就这样，人生这部戏的主角就全都推给他的母亲。这位裹着小脚的连续失去两个男人的年轻寡妇，从此便带着他的三个子女在乱糟糟的人世间艰难度日。可恨那个时候土匪、匪兵到处都是。为了逃避土匪、匪兵，他从小就习惯了跟随母亲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土堡，而他担负的最大的一项任务就是将家里仅有的一头毛驴同时牵进土堡。

更多的时候，他们还要承受许多来自乡人的欺负。有一家邻居，时常爬在墙头高呼“土匪来了，快跑啊……”。他的母亲听到喊声不由分说地就会带着他们，朝堡子里跑去。可是藏了好大一会儿，发觉没有土匪，便重新回来。等回来时才发现，家里已被洗劫一遭。正是那家邻居在他们母子逃出的时候趁机打劫的，好几次就连刚刚擀开的面团，或正在煮着的面糊也被他们抢走了。母子几人只能饿着肚子撑一夜，默默流泪。有什么办法呢。下一次，听到外面大喊“土匪来了，快跑啊”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不顾一切往外跑——谁让他们是家里没有男人的寡妇人家呢。

之后的岁月里，他慢慢长大。少年时的记忆几乎全是随乡人在各处逃荒，最多的是从甘肃老家徒步乞讨至宁夏中卫一带讨吃，再从宁夏背着讨来的粮食一路走回，救济困在家里的母亲和其他兄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给外乡的一家地主放羊耕地。天寒地洞的时候，竟连一双能穿的鞋都没有，只能赤着脚在荒郊野外与羊群相依为命，其中的艰辛非言语可以表明。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被公社选派成为一名炮兵志愿兵，从西北奔赴遥远的朝鲜战场。那时候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国家战事最需要的时候，依然抛下妻子儿女，赶赴抗美援朝保卫战。路途漫漫，战争无情，他的母亲和妻子每日为他悬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可幸的是他福大命大，1954年终于活着重返故乡。

1958年，在他返乡的第五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当时为解决甘肃中部的定西、会宁等地区因缺水而面临的生存问题，正在轰轰烈烈地启动引洮河水到中部地区（也就是我家乡所在的区域）的工程。那一年，爷爷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公社和生产队组织劳力支援“引洮工程”时，他又一次舍下妻儿加入外行大队，一去又是整整四年，直到1961年才重新返乡。

爷爷的个人自传中，总是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意向，那就是不断地走出，又不断地回来。从洮河返乡后的爷爷又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为生产队放牧过很大的羊群。那时候，为了避免羊群过多食用村庄的水源和粮食，生产队要求羊把式要把羊群赶到离村庄很远的荒山野林中去牧养。为此，爷爷和村里另一位长者跟随一群羊成年生活在海拔两三千米高的屈吴山上。据他后来讲，山上因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很多次为了保护羊群，他屡次在与山洪、狼群的搏斗中险些丧命。

等他结束羊把式的生活，最后一次返回家的时候，五个儿女都早已长大成人。

爷爷如今都已97岁高龄了。村里人常夸赞他“您老人家有福”“您老人家高寿啊，能长命百岁！”。他总会开着玩笑说：“哪能活到100岁呢，身体就像地里的庄稼，现在都熟透了，再长就要败了，该到时候了。”

我喜欢爷爷这样的说法，它是我听到过的对生命最朴素、最释怀的比喻。爷爷在黄土地生活了一辈子，经历了一生的风雨，年老的他就像是土地上的一棵植物，随着年轮的增加，由一株年轻的植物变成了衰老的植物，并因为身边长出了一群小植物而感到欣慰、满足。

听着爷爷的故事，想象他曾走过的路，似乎突然间就理解了他选择的人生。在这漫长又曲折的近乎一百年的人生路中，他唯独最爱秦腔。秦腔几乎填充了他人生所有的空白。在我翻阅自己记忆中关于他的许多场景里，除了白天的劳作和偶尔出去和人谝闲（聊天），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躺在炕上唱《三对面》，唱《苏武牧羊》，唱《周仁回府》……

许多戏文从他嘴里出来，都带有浓重的土话的痕迹。唱《赶坡》中薛平贵的“西凉国辞别了公主玳瓒”时，他总是要唱成“西凉‘归’辞别了公主玳瓒”，把王宝钏回唱的“十八载都不能管顾于我，我还与他争的什么脸面”唱成“我还与他争的什么‘碱面’”。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好笑，大声地问他是不是唱错了，应该是“西凉国”而不是“西凉归”，应该是“与他争的什么脸面”而不是“与他争的什么碱面”。“碱面”不是妈妈和面蒸馒头需要放的发酵粉吗，王宝钏为什么要和薛平贵争“碱面”呢？爷爷眯着眼似乎不屑于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说：“瓜女子懂个啥，秦腔就是要这么唱的，这么唱才是秦腔，从老辈子人一直都是这么唱的。”

许多的唱词时间久了都长在了他的身上，使他在平时说话中都多了几分古意。例如，他和人平常扯家常，在说到谁家的女主人时，别人都会说“谁谁家的‘女人’”，或“谁谁家的‘媳妇’”。他却说“谁家的‘妇人’”，还有他会把“军人”叫做“军家”。而且在后来讲到《杨家将》《五典坡》等相关戏文的时候，他还会捎带着说起戏里的“西凉国”“佘太君”等与我们打拉池的关系来，惹得我们百听不厌。

因为这些缘故，使得我情不自禁地就跟着他进入秦腔的意境中，从小就能跟着他哼唱几句简单的戏文，讲几段关于故乡的历史典故及风土扔请。至于那些层层套叠的优美唱词，开一嗓回三声的千回百转，把黄土高坡的粗狂与隐忍体现得淋漓尽致，更让我对它爱得深沉。以至于在长大后的许多岁月中，脑海里始终都在不断回响起它独特的音律。有时不免也会产生某些奇特的联想，例如在吟诵苏轼的《赤壁赋》“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嘴角却不由地响起秦腔《周仁回府》的唱词来：“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闷悠悠回家来说明情景，气昂昂贤得妻巧计顿生。阴森森暗藏着短刀一柄，弱怯怯无气力大功难成……”

多么奇妙的联结，它们何时来到我的世界，又如何影响了我的认知？我无从得知。唯有那种感动、那种喜悦，带给人莫大力量，叫人欣慰。

不经意间总会想起爷爷，想起多年前看戏归来的那个夜晚。他在黑暗里讲给我的那些话，似乎至今还在停留在空气中飘荡，而那个瞬间在我的生命中已成为永恒。爷爷讲给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意思，都像是头顶苍穹之上明亮的星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永久地焕发着光辉。在我远离它们，以及最终更加远离它们的时候。这些美丽的星辰总是能够萌生出许多深沉的广阔的象征，指引我走向更炫美的星空。

但是，给我这光和种子的爷爷，也许他却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