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说不尽的《战争与和平》

渡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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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李大兴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一

去年疫情开始后异军突起的极光文学系列讲座在2021年9月2日这一期由著名作家周立波孙女、北美华裔女作家周仰之主讲《战争与和平》。仰之与我素昧平生，只是最近同在流布甚广的微信公众号“渡十娘”作者群里，偶有交流。大约是所见不无契合吧，蒙仰之征召，担任她的讲座嘉宾，只好不揣鄙陋，也写下我心中的《战争与和平》与托翁。

如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战争与和平》也是一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经典。我读仰之的文章，便感觉到我们看到的其实颇有不同。不过令我心有戚戚的是：仰之和我同一年出生，而且都是在十二岁时第一次读的《战争与和平》。那是文革中期的1973年，西方文学名著还都是禁书，我却非常幸运，在少年时就有机会沉浸其中。从1968年到1977年，我没有上小学和初中，时常在北京街头游荡。家里的书被封存，然而父母的好友、邻居的黎澍先生，却由于种种机缘幸免抄家。黎澍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解放思想的先行者之一，八十年代中期曾经质疑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论断。他还是一位非著名藏书家，有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屋里是一排排书架，书架之间的间距将将能够转身。他不收古书，主要是翻译出版的西方文史哲著作。我初读的《战争与和平》，是竖版繁体字，是郭沫若还是高植的译本记不清了。男主人公之一的名字还是译为彼埃尔，而非今日的皮埃尔，折射出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的不同。

作者初读《战争与和平》时的年龄

除了十年浩劫期间被禁以外，《战争与和平》在中国的传播还算顺利。新文化运动后不久的1925年，郭沫若从日语转译了《战争与和平》，几年后高植的译本是第一次从俄语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对一代代文学青年的影响无远弗届，从民国时开始，长篇小说对史诗性的追求背后多少都有托尔斯泰的身影。不过从1949年到1966年前苏联文学压倒俄罗斯文学，当时人们更熟悉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1977年之后，西方文学重新进入中国。相对于19世纪经典而言，先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后是魔幻现实主义相对于19世纪经典有着更大的影响。就俄罗斯文学而言，取代销声匿迹的前苏联文学的并不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曾经被刻意抹去的白银时代，还有更具有现代性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得到了更多的聚焦。《战争与和平》一直在那里，依然是一种标杆，但更多像是小巷深处的陈年佳酿，经典性无需置喙，却也没有太多人品尝。

进入本世纪以来，快餐文化成为主流，考试教育下没有时间读长篇经典，托尔斯泰渐渐成为一个遥远的名字。美国好的学校还比较重视阅读，我在芝加哥时，看到朋友上六年级的女儿在啃厚厚的一本《大卫·科波菲尔》，不禁大赞，她说她的同学还有读《战争与和平》的呢。

作者珍藏至今的当年第一遍阅读《战争与和平》的版本

二

仰之说她读过三遍《战争与和平》，第一次记住了娜塔莎和安德烈的爱情，第二次看见了文字背后的托尔斯泰，第三次读出了历史。我也大约断断续续看过三四遍《战争与和平》，不过和仰之恰好相反，先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然后多少感悟托翁的襟怀、困惑与悲哀，最后留在记忆里的是爱情与死亡。

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结构繁复的作品并不少，被人记得，被公认为史诗的小说却不多。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后来的苏联，或者是中国，创作史诗的冲动一直存在，然而长篇巨制，恢弘开阔的作品未必称得上史诗。记得曾经看到新闻说某著名作家写了一部十卷本的长篇小说四五百万字，自然获奖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在我看来，当得起“史诗”这一桂冠的作品，须具有悲悯的情怀与精神的力量。《悲惨世界》如是，《战争与和平》亦如此。状写战争场景也好，叙述政治博弈也好，还有尘世间的爱恨情仇，第一遍读的是故事，第二遍就要去寻找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关于托翁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世界范围内的“托学”，大约不在中国的“红学”与“鲁学”之下，只是我辈经常是自觉读书不少，实则不甚了了而已。我自知更多是五柳先生一流，所以能说的仅仅是一点读后感，或者说一种感动。

托翁的博爱思想、宗教信念与忏悔精神自不待赘述，然而我以为他的起点在于对人性与命运的悲悯并由此而具有深刻的“同情之理解”。他的作品在续接前苏联理念的文学史里经常被描述为“现实主义“，甚至“批判现实主义”，其实非要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才可能真切地写实。在我看来，正是这份同情心为《战争与和平》带来一份叙事的温暖。托翁虽然极具道德意识，书中也不乏议论，却由此反而更进入了人物的多面性与不完美。无论是多少具有理想色彩的安德烈与娜塔莎，还是被认为相当程度夫子自道的彼埃尔，都时常呈现出人性的弱点。另一方面，即便是负面象征的爱伦，她的生活与死亡也令人感慨悲情。在托翁笔下，虽然历史是非理性的，战争是残酷的，个人故事多半是悲剧性的，然而人性的光辉与希望也一直存在。

伟大的小说，终究都是关于爱与死的，《战争与和平》也不例外。当硝烟散尽，历史成为尘埃，在心中长存的最终只有爱情故事及其消亡。时光流逝，最后一次阅读《战争与和平》已是三十多年的事了。难忘的，似乎是安德烈与娜塔莎在他临终前的爱与告别：“难道命运这样奇怪地带我到她面前，仅仅是为了让我死去？……难道人生之真理展现在我面前，仅仅由于我在虚妄中度过了一生？”这样的悲剧与美，铸就了《战争与和平》的古典性。每一次阅读虽然有不同的领悟，相似的是总能感受到一种升华。这种升华感，每当我读完另一部伟大的俄罗斯小说《日瓦格医生》时也会感到。“ 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

三

当然，托尔斯泰关注的远不止爱与死。他的目光聚焦在历史、命运、人的困境，这样一些更广大的关怀。如果只读到战争场面、贵族生活、爱情故事，你离《战争与和平》还很远。我十二岁的阅读，虽然已经记不清，想必是跳过大段大段的历史叙述与思想议论的。然而，那些部分才是作者有别于大多数小说家之处。《战争与和平》不仅是一部小说，甚至不仅是一部史诗，更是一部感性的思想之书。虽然这些思想如今很遥远很陌生，更多依附于小说传世。不过我以为一位伟大作家不可同时是一个大思想家，因为唯其非理性、感性、多元性、自相矛盾性才能成就作家，而十九世纪思想恰恰是理性主义和体系构建的年代。思辩是德国哲学的专利，启蒙背后多少有着法国式的激情，英国人的思考总是节制而严谨。俄罗斯还是欧洲的蛮荒之地，理性与宗教角力，沉重与狂热交错，左冲右突，历经反复后最终是沙皇被灭门的革命。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缺少西欧意义上的思想家，于是毕竟是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在思想史上，在所谓俄罗斯精神的构建上，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托翁最早的完整思想著述，只是穿插在小说本事之间，不仅形式上断续，内容尤其芜杂。从启蒙主义思想到中国的老庄，从理性思考到占星术，托翁涉猎极广，其所钟爱与所受影响也很难一以概之。大约他和几代俄罗斯知识人一样，因启蒙精神开悟，受自由，平等感召，然而工商业发展中几乎是必然的礼崩乐坏，是毕生大部分时间在俄罗斯庄园隐居的托尔斯泰难以接受的。他所向往与履践的，是虔诚的，自律的，淡泊的牧歌般生活。这样的梦想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年代自然只能是遥远的向往。托翁临终前不久的出走究竟是幻灭还是大彻大悟，恐怕会一直是众说纷纭。不过将之主要归因于反抗妻子的控制欲，多少是缺乏想象力与思想的年代里的八卦一种吧。

相对同时代或者更早的小说家，托尔斯泰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对完美的人物心存疑虑。虽然娜塔莎与安德烈或许接近他心目中的女性与男性，但是托翁笔下从不乏关于他们内心的冲突与软弱的描述。在我看来更加真实的是彼埃尔，他的思想相当混乱，他的意志堪称薄弱，他的行为动摇矛盾。另一方面，他敏于思想，颇具批判性，而又富于同情，近乎无用地宅心仁厚。

托尔斯泰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的思想脉络不甚分明，后人多半说不清，但是由此生发的批判精神更多几分怀疑，不那么斩钉截铁，往往两头不讨好，却也因此同情先于判定。批判性与同情心的并存，我以为正是所谓人文关怀的要谛，在一部伟大的作品里，二者不可或缺。有不少小说是很感人的，阅读时往往更令人激动或悲伤，然而回首时终究不能如《战争与和平》那样，安静地屹立在文学史上。为了不显得刻薄，在这里且不例举。不过我以为文学批评本应是尖锐的，应当刻薄，但不可苛求于古人。如今不少批评听上去更像是颂扬，读完了会以为当今有许多传世之作，跳出圈子会看到很可能是平庸作品的平庸评论而已。

四

我从不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书中的历史叙述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托翁也是凡人，一旦推崇一个人就难免偏颇。比如他对库图佐夫的褒扬，未始不源于1812年俄法战争后库氏的国民偶像化。虽然着墨甚多，书中的库图佐夫却没有给我留下了多少印象，还不如他颇多贬抑的亚历山大一世。另一方面，这种褒扬折射出托尔斯泰本人的俄罗斯情结，对西欧文化既倾慕又抵触的心态。这种心态下的俄罗斯批判精神一直传承到索尔仁尼琴。

在托翁的作品里，若论感人与直抵人心，我以为《安娜·卡列尼娜》尤胜；若论思想或宗教情怀的逼人力量，《复活》更加有力。从小说结构和技法上讲，《战争与和平》并不出人意表，至多可以称为舒缓而古典。但是这部小说确确实实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一种对大的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沉重关注，其高度与厚度，乃至于压迫感都是在别国文学里不常见的。这一系谱上的作品众多，著名者如《静静的顿河》。比较晚近的，意识明显的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但我以为形不似而神似的是《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本是“白银时代”残存的诗人，语言自是一流，但小说的结构与技法似乎不怎么讲究。如此看来，语言结构技巧虽然至关重要，但是构成伟大小说的要素中，还有一些在此之上的存在。

托翁是十九世纪中人，那个世纪人的真实和二十世纪相去甚远，我们也正在离开上个世纪而远去。所以不仅是不可苛求，更需要一种有历史感的理解。那时的人更多观念的桎梏，对自由的向往经常被自我压抑，但是另一方面，也较少赤裸裸的功利与欲望。前者不是懦弱，后者也未必虚伪。因此，那时的作者即使同样深思，却不曾面对或写出更直露的人性深渊。托翁一生未曾沉沦，终竟还是缺少了极端的亲身体验。在俄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最早抵达一种令人痛苦癫狂高度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值得留意的是，陀氏的文学史上影响更多是在海外。

那时的语言更多夸张，虽然在后来的俄罗斯文学里有所收束，到前苏联又走向极端。中国现代文学史俄苏文学痕迹极深，至今犹在。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思索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时，似乎应该回到托尔斯泰。重新阅读《战争与和平》的必要，似乎可以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