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岳母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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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徐建华

编辑｜渡十娘

引言

今天是岳母离世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在上次写完对她的纪念文字后，我仍会时常想起她。文字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疗伤。在2022年母亲节之际，我拿出她“圆七”时我所写下的文字，以纪念芸芸众生中一个平凡的中国女性的一生。

我的岳母向其芳，一晃离世七七四十九天了。从她离开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想写点文字，来纪念一下她。一直都未能提笔，一来是因为杂事繁多，更重要的是想写的东西太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岳父昨天说，已经办好了她的退休金停发、领取了政府的抚恤金，这个人和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是的，岳母走了，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剩下的可能也就是别人对她的记忆了。不过能够还常常记起她的人，我想也不会多。她自己的兄弟姐妹、时常哭泣的岳父、我和太太，以及涉世未深的外孙和外孙女，加上姑妈和少数几个她的生前好友，构成了对她回忆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芸芸众生当中，她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性。不过，回顾岳母的一生，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普通城市女性一生。她的一生，是中国城市女性在社会不断变迁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生平

岳母1950年12月3日出生于湖北秭归县。她的父亲是行走于长江上的船只的大副。岳母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六。她头上有两位哥哥和三位姐姐，下面还有两位妹妹。在女姊妹中，她排行老四，故小辈都称她四姨妈。两位妹妹，我们叫的五姨妈和小姨（幺妹子）因为同住在宜昌，所以三姐妹也走得最亲。两位舅舅文革前都上了大学。大舅长岳母10来岁，退休前是宜昌环保局局长。小舅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安家，此后来往则稀疏。

外公因为其职业，长年在船上不得归家。照顾家庭的责任就落到岳母的母亲和奶奶身上。岳母从小就特别能干，是家里的好帮手，深受她奶奶喜爱。我也常从岳母口中听到她对外公的一些记忆。例如，他在跑船的时候，会给家里捎东西。但船在秭归并不会靠岸，于是他就和家人相约，在船经过的时候，他把东西从船上丢到水里，家人再用竹竿把他丢下水的东西捞起来。另一个记忆则是外公退休后，喜欢钓鱼。我太太小的时候，岳母常在下班后顺道去外公家取一些鱼回来做给她吃。

我对岳母的记忆还有另外一件事。她小时候上学前，跟她的奶奶住在秭归的老家，外婆则带着更小的孩子们住在宜昌，外公船靠岸的地方。据说到了上学的年龄，岳母从秭归的乡下搬到宜昌，她的妹妹不让她进门，说她是外来的孩子，这不是她的家。童言无忌，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这个大家庭中，位于中间的孩子母爱相对的缺失。

读书与工作

岳母在宜昌读书到初一时，文革爆发，学校基本停课，以后就没再上学。但按政策规定，她“算”初中毕业，实际上初一是她最高的学历。我没怎么听到太多她说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印象当中她也有坐免费的火车全国串联，至于是否到过北京，我有点不记得了。文革闹了三年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更多的是无奈）到农村去当知识青年。当时的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现在看来，上山下乡一则为了打发被动员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二则为了解决当时的城市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因为从小能干，岳母对下放到农村的生活，我倒没听到她有太多的抱怨。只记得她说自己养了一头很肥的猪，还说生产队的队长想留她做儿媳妇。

岳母在农村呆了不到两年就招工回城了。当时适逢国家大搞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以收复台湾和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多沿海和大城市的工厂内迁。宜昌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上游的位置，建了很多工厂。岳母一回城就进了一个军工厂，代号612，生产潜艇所用声纳。干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离家太远，换到137厂，生产橡胶，当时算是部属企业，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央企。在橡胶厂上班，现在看来是个高污染和有毒作业的工作，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强的意识，还为换到这个工厂而开心。

可能国家也知道这是个有毒工种，还给他们一点额外的补贴，每月6元钱。听说当时的工资也就36元，6元钱的补贴已相当可观。用这个钱可以买定量的猪肉、豆类等，当然得有粮票才行。当时的猪肉7毛8一斤。岳母所在的这个工厂，后来改名叫中南橡胶厂。她从23岁干到46岁退休。长期的有毒作业，让她的很多同事不到60岁就得了各种癌症而死亡。90年代工厂倒闭，土地全用来进行了房地产开发。后来还有人担心，那里的居民可能还会受到当年被污染土地的影响。岳母66岁被诊断出骨髓瘤，我们一直认为可能跟她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关。在跟病魔抗争了4年半后，她离开了我们。当年在工厂上班时，岳母身体非常好，还是厂里篮球队的主力，参加过市里的比赛。太太小时候观看她比赛时，还见过她投三分球。但有一件事岳母一生都非常遗憾。因为她在厂里表现突出，工厂有意推荐她去读大学，那时候算是工农兵学员。但外婆反对，说离开了宜昌，家里的劳动力不够，没有人照顾家，因而就没有去读书。而家里的两位哥哥，都上了大学。后来听说，每年给外公外婆上坟时，岳母和其他的姨妈们还常常开玩笑地和舅舅提起此事。

岳母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听到她对工厂繁重而高污染工作的抱怨。但每天的通勤，对她是个很大的压力。当年交通不便，骑自行车上班，要1个多小时。厂里有班车，岳母则每天坐班车上下班。在我和她相处的日子，还不断听到她说，晚上梦到因为没有赶上班车而急得大哭的情景。可见当年的上下班的压力非同一般。

1996年岳母退休，我太太也于同年考上了大学而离开家。年富力强的她，还独自做过两个工作。一是在宜昌的地下商城摆摊，卖小工艺品。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政府把当年的防空洞，改造成了地下商场。岳母则从武汉的汉正街小商品批发商场（俗称水货一条街），批发一些小工艺品回来卖。我太太如今还保留了一些她当年卖的陶瓷娃娃。她一个人坐汽车去武汉打货很辛苦，回来又在通风不畅的地下商场卖东西，身体很是受不了，做了一阵子就没再做了。但岳母闲不住，利用她做得一手好菜的本领，在家里做卤菜，拿到楼下街边去卖。后来听到岳母讲这个工作，有不少美好回忆，尤其是不少顾客对她做的卤味赞不绝口，她甚是自豪。当然，自从我认识太太之后，没少享受她做的美味。在所有菜中，我最爱的是她做的回锅肉。以前，每周我从香港或澳门回广州时，只要有可能，她都会给我做这个菜。当然，我永远也吃上她做的回锅肉了，这成为我对她怀念的一部分。因为对自己厨艺的信心，岳母和小姨还动过到北京开个小档口的念头。有一年，两人到北京呆了一个多月，考查开店的可能性。最后因为各种困难，不了了之。这是她最后一次创业的努力。

岳母和我

我第一次认识岳母，是2003年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时。大概是四五月份，她从宜昌来看望我太太。那时，我刚认识我太太不久，属于追求她的阶段，还没有确立恋爱关系，自然要献点殷勤。我太太当时读博士，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一天中午，我来她宿舍找她，第一次认识岳母。岳母后来说，对我记忆深刻的是，我当时拎了一块西瓜上去。那个时候，作为学生的我虽然穷，也不好意思找家里要生活费了，靠学校发的每月250元生活费、在学校借的贷款以及向我二舅借的钱生活。当然，我自己也有打点工，赚点零花钱。岳母对我的那块西瓜记忆深刻，我记得当时价格稍贵，1.5元一斤。之前在合肥读书时，西瓜基本是1毛5一斤。那段时间，岳母就在宿舍，用电饭煲给我太太做菜吃。我每天中午会打包一份饭菜，然后过来和她们一起吃饭，自然吃了不少她做的菜。因为长期和她们一起吃饭，有一天我干脆买了一个碗放在我太太的宿舍，以方便使用。太太后来跟我说，我走后，岳母对她说，难道他长期在这搭伙了呀！那个碗，我一直用了16年，直到前年被家里工人洗碗时不慎打破。

我跟太太拍拖了2年半。她2005年7月博士毕业了，而我则于2004年已经工作。2005年8月13日，我和太太去广州海珠区民政局领证结婚，岳母是唯一的见证人。回来后，我们去超市买了一瓶可乐和一只烧鸡，庆祝了一下。这成为我们结婚时的唯一的一次庆祝。听太太说，为我们结婚，岳母跟岳父吹了不少枕边风。岳母可能从小吃过不少苦，对从农村出身的我从未表示过嫌弃。我和太太结婚，没有摆酒，没有任何仪式，只是领了张结婚证。记得太太从民政局出来时开玩笑地说，嫁给我是 “跳楼价，大甩卖，血本无归！”

结婚后不久，太太就去了新加坡工作，岳母也就回了宜昌，我和她相处的机会也就少了。后来我又去香港读书，直到太太2008年4月底从新加坡回广州工作，岳母又来广州和太太生活在一起，我自己则是每个周末回广州和她们团聚。在广州，岳母帮太太和我们搬了无数次家，因此还很多回忆是关于搬家的。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有三次，一次是太太从中大博士毕业，我们在中大对面的水产所的宿舍租了个房子。岳母用小拖车帮忙搬了很多东西，还要从一楼搬到7楼。一个楼下卖水果的小贩见到她不断往返，还说为啥不找个搬运公司帮忙。第二次是从水产所宿舍，搬到越秀区的一大学教工宿舍，太太出国前在那个大学短暂工作过。搬家也是由我们自己完成，从海珠区的鹭江地铁转到越秀区那边，下地铁后还要走好远。有一次她累得想哭，说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们搬家了，可惜后来还是搬了无数次的家。第三次是我们买房子后，从枫叶路的加拿大花园的出租屋搬到天河区我们自己的家。当时房子装修完后，我就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房子放置半年后，岳母和太太搬家到新房。我不在广州，岳母和太太自己用小拖车搬东西。有一次，她们用自行车搬一块床板，走到中山大道的天河公园那边了，在半路上我太太一屁股坐到了路边，说太重了，丢到路边不要了。但岳母觉得都搬了老半天了，丢了不划算，咬着牙，搬到了新家。

自从2011年，太太怀上我们家老大后，岳母就长期跟我们生活在广州，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直到最后在广州去世。有一天我跟太太说，我和岳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差不多已经超过我和自己母亲生活的时间了。记得2011年11月24日，老大出生时，我和岳母、岳父在手术室门口等。当护士推着孩子从手术室出来时，我第一次看到两位老人同时流下了眼泪。自从有了小孩，岳母十分劳累，为我们张罗家务。三年半后，老二又出生，她就更忙了。一方面，她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很辛苦；另一方面，她自己的社交网络在宜昌，总期待隔一阵子能回一次老家，以减思乡之情。可惜当时她能够回宜昌的次数也很有限。每次从宜昌回来，她都会带回无数食品、用品，其重量远远超过我的想像。从2011到2021，岳母整整在广州连续生活了11年，再加上从2000年到2010年间岳母差不多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广州，我也算参与了她的后小半辈子的生活。

发病

2017年5月底，我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带了5岁半的哥哥同行。岳母和岳父则在我离开后几天就带了当时2岁的妹妹回宜昌。这也是至今为止妹妹唯一一次回宜昌。久未归乡，近乎有着洁癖的她忙着打扫屋子、买东买西、和亲戚团聚。可能由于过度劳累，一周左右就开始发烧。记得她说，当时从一楼上七楼的楼梯，她几乎是爬着上去的。后来在宜昌住院治疗，诊断出是多发性骨髓瘤。对于全家来说，这一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岳父处于惊恐之中，成天以泪洗面。太太从广州赶到宜昌，等病情稍为稳定后，带岳母、岳父和妹妹一起回广州，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

岳母发病，全家的运作模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之前她是全家最强壮的劳动力，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她突然发病，太太和岳父都经历了漫长的从震惊、否认、绝望到不得不接受的过程。太太负责起了她的治疗方案、医院转诊、费用筹集等困难，岳父则照顾她的日常起居。有一次，太太在楼下街边见到一个不算熟悉的朋友，谈起此事都忍不住嚎啕大哭。半年间，不到40岁的太太的头发大量变白。太太总是不安地问我，她的白头发是不是很多。我只能边摸着她的头发边安慰说：“还好啦”；或者说：“你还有头发可白；我想有白头发，可惜头发都掉光了，没得白”。

自从发病，岳母总想着有一天病好了，可以回宜昌，还想去重庆吃美食。我们只好安慰她说，会有机会的。可惜直到去世，4年半的时间，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广州。因为治疗，岳母手脚麻木，连指甲也无法自己剪。所以之后的四年半中，基本上是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她对我的这一行为，甚表感激和欣慰。这也是我和她唯一有身体接触的情境。在她去世前一个月左右，我在医院帮她剪过最后一次脚趾甲，她还特意送了一个指甲钳给我，成为她送我的最后一个礼物。今年7月，岳母病情转危，持续了近3个月的发烧，一度进了ICU，又转科室治疗，最后回家疗养。在去世前的一次视屏通话中，她说谢谢我在她住院期间，回广州还把她的棉袄洗干净了，像新的一样。我的解读是，她看到了在住院期间，我们为她治疗所做的各种努力。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跟我说谢谢。在她去世后，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之前我送给她的一个挎包里，放着老人乘车卡和一些买菜用的零钱。那个包挂在门后，四年多都没有动过，成为她发病前独立与外界接触的化石。

结语

在这个世上，岳母跟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一样，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勤劳，善良，干净，爱美。她经历过国家的沧桑，感受了时代的变迁。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有家庭的欢乐，也有逃不开的世俗心酸。对我来说，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她相处，有无数美好的回忆。今天是她元七，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她的纪念。今天白天，我们全家去给岳母上了香。愿岳母在天堂安息，我们永远怀念您！

2021年12月24日于澳门大学（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