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陈茶：少年所见两行泪——邻人鲁家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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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陈茶

编辑｜渡十娘 Eric.T

鲁姆姆一家是我儿时的邻居之一。当年我家和鲁姆姆家、喻老师家合住在我母亲任教的广西农学院教工宿舍西区一个五居室的单元里，三家人共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单元有个大门，通向外面开放式的公用走廊。我家占单元里的两房，分别在小过道两侧。我住在家里当吃饭间用的小房里，单元里这侧只有我这一间房。鲁姆姆和鲁伯住最靠里的那间约十二平方米的房间，与我的小屋斜对着，紧挨着厨房。鲁姆姆家里只有老俩口：姆姆和鲁伯，虽然那时姆姆总跟我说，她有一儿一女。但在我儿时最初的记忆里，姆姆的儿女很久都未出现。

与鲁家为邻的儿时旧居。二楼左边有绿窗帘的那间，是我当年住的房间。从窗里望出，空地上有棵高过房顶的白兰花树。好在1995年回国时拍下了这张照片。现在已经被拆掉

1995年春天拍到的儿时旧居环境。路旁的是芒果树，夏天地上掉很多芒果

鲁姆姆可以说是我儿时所见过的最胖的人，胖到走路双手都没法正常地前后甩，而是要在身后左右摆动，很像一只大鹅。鲁姆姆不仅胖，骨架还很大，个子高高的，这在广西人里很少见。她的五官也是大的，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总像瞪着，金鱼一般，且嘴大唇厚，这让她的面相看上去有点凶。广西的夏天极是湿热，她常只穿件蚊帐布质的无袖T恤——当然那时叫汗衫，下身总是一条松紧带裤头的宽腿黑色七分裤，春秋天就穿那种斜襟褂子，以铁灰或灰蓝色的居多。姆姆那时应该未到六十，可在我的印象里，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老人，皮肤松驰，头发花白，像那个时代的中老年妇女一样，剪个齐耳短发，再用两只铁质发夹在两边夹起。

我们平时都叫她鲁姆姆。“鲁姆姆”这三字要用桂林话念，全平声，非常顺口。广西农学院在南宁西郊，我母亲在院里的植物保护系昆虫教研室工作。1949年后广西首府从桂林迁往南宁，在1958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农学院便被连根拔起，从桂林郊外的雁山直接移植到南宁郊外。由于这段历史，与其它的广西大专院校一样，我们大院的“官话” 是桂林话，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母语。我们小孩子如果当面用我们的桂林话叫她，免姓，只姆姆长姆姆短地喊。她本名叫刘珍——这是我上学识字后，她告诉我的，还拿户口本给我看，一边叹气说：有好多事，慢慢跟你讲，等你以后会写字了，帮我记下来。姆姆告诉我说，她小时不爱读书，只得高小文化。我听得心里生出小小的自豪感，说好啊好啊，我以后帮你写，但没想过问她要写下来给谁看。

姆姆的先生叫鲁纯，我们小孩随周围的大人叫他鲁伯。我后来才听说，姆姆和鲁伯没有生养过的，姆姆还告诉我，鲁伯早年在桂林当警官时娶过一房小老婆，但那二房也没能生下个一男半女。姆姆跟我说这些话时表情很自然，好像面对的不是个小孩。我那时对“小老婆”这词半懂不懂，根本没想起追问那女子的下落，想来必是1949年后各自飞了。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鲁伯是个“历史反革命”。这当然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的警局里当过警察，就在当年广西大学农学院所在的雁山镇上的警察分局里，49年后给就近遣送到农学院当了小职员，之后便随农学院从桂林搬迁到南宁。在我小时候，听到“国民党”，跟听到“砒霜”的恐怖程度不相上下，何况还是国民党的警察。后来知道鲁伯当年不过是警局里的小股长，那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官阶了，薪水不会高，却还娶了个二房，想来是因急于生养。

鲁伯虽然很瘦，但腰板挺得特别直，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这让他看上去确实有点警察的派头。他的形象跟红色样板戏中反派人物的造型非常像，有只眼睛是坏的，看上去眼里总有一层白白的雾。他的脸是长形的，看上去有点浮肿，脸色暗中带点黄绿，总像在病中。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个老人的模样。刚明白他的“历史反革命”身份意味着什么时，我很有些害怕，有一阵总是偷偷地观察他，想像是他是个潜伏的敌特分子，总在准备搞些颠覆活动，特别是后来读了反特小说，有段时间甚至怀疑他那有问题的眼球里面装了发报机。他不仅看上去像个瞎子，而且几乎无话，与邻里也没什么来往，下班回家后基本就不出门了。我那时经常在他们的小屋出入，他不可能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却给我留下个哑巴的印象，可见他连跟老婆也不怎么说话。记忆里，鲁伯总是穿着有洞的老旧月白色背心，阴丹士林布做的短裤，沉着脸静坐在靠窗的木椅上抽烟，吞云吐雾。他们家里总会有不少晒干的烟叶，由姆姆拿去菜市场找人切成烟丝，然后拿回家自己卷成烟码好，那个卷烟的工具是个长匣子，很好玩，我经常要求姆姆让我帮她卷，所以鲁伯抽过不少我卷的烟。我儿时从未好奇过鲁伯静静地坐在那儿抽烟时心里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相对于姆姆而言，他在我眼里就是个透明人。而我们这些到他家如入无人之境的小孩，于他大概也是透明人，两不相干。

我的房里有个圆饭桌，一张大竹椅。窗前放着一台上海牌縫轫机，我平时就在上面写作业，房里放的是架床，我睡下铺，上铺放着樟木箱皮箱之类，床下也塞了不少东西。在寂寞的童年里，我无数次地爬到架床上翻看那些箱子，里面多是父母的信件、记事本、相册和书之类，我竟百看不厌。窗外有棵两层高的白玉兰树，夏天一树的花香袭人。房里还有个碗柜，碗柜上放着热水瓶等，也有茶杯水杯。父母总是很忙，没人不停地往那瓷水壶里加烧好的开水。大人可用热水冲茶，可我们这种小孩一是不爱喝茶，二是总是在玩疯到口渴得实在顶不住了才想到要喝水，哪里喝得下热水瓶里的热水？那年头又没有软饮料，家里更无冰箱，所以总是去姆姆家蹭喝凉白开。

和鲁家为邻的儿时。1970年代初期

姆姆家里一进门的矮桌上有两个有盖的大号搪瓷缸，里面永远盛满了凉开水。我在外疯玩跑得气喘吁吁，只要口渴了，拔腿就会往回跑上楼来，直接冲进姆姆家，不由分说，揭开搪瓷杯盖“咕咕咕”地往肚里灌水，每到这时，她会用一口标准的桂林话不停喊：渴死鬼投胎嘛？慢点慢点，慢点喝啦！等下呛到了又哭又喊，造孽啊！姆姆开始肯定只是为自己盛的凉水，大概我们小孩子来多了，她就弄出那两个大瓷缸，随时添满水凉着，待我们享用。水是室温，四季不断，随到随有。这儿时的生活经历，养成了我一年到头都爱喝凉白开的习惯，后来随父母搬了家，年纪也大些了，就才懂得自己随时往家里的大茶壶里盛开水凉上。后来来美国，我从一开始就对喝凉水和冰水很适应，就是因为从小喝惯了鲁姆姆一年四季为我准备的凉白开。

单元里喻老师一家住在大门边的两间直套房里。喻老师是学院附小的语文老师，四川人，从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随她那四川大学毕业的先生夏叔叔来到广西。夏叔叔在农学系教植物分类，小时我还跟他学过如何认中草药。

晚年的夏叔叔与喻老师

三家公用的厨房不算小，灶台上并排放着三只煤炉，有个洗菜用的水池，从厨房拐进去则是共用的卫生间，竟是抽水马桶的，虽然那抽水的机关早坏了，院里也不来修。

姆姆家的饭桌上永远罩着个防苍蝇的罩子。姆姆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每天总是早早就将饭菜做好，久不久会有个蒸肉饼或者煎小鱼，看得我直流口水，她偶尔就让我尝一口。他们一屋的家具颜色很深，看上去毫无光泽，老旧得让小小的屋子显得沉闷而拥挤。饭桌边有个脸盆架，鲁伯一回来就在那儿洗脸。跟我们一般人家里不同的是，鲁姆姆家的蚊帐每天都会认真地收卷起来，再用塑料布搭上，两头用大木夹一夹，以防灰尘，这个细节看在我眼里真是太讲究了。姆姆没事就拿个鸡毛掸在桌椅间划拉。大床一头靠着窗，边上那把椅子，就是鲁伯经常坐着抽闷烟的地方。虽然卫生间出门一拐就是，鲁伯却总是在自己的屋里用痰盂大便。每到这时，他家的门就关上了。便后由姆姆拿痰盂去卫生间倒。对我而言，他们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就是床底的那只大铜盆。姆姆总是从厨房里打来烧好的热水，倒到铜盆里兑凉水，让鲁伯在屋里洗澡。这样一来，除了姆姆用厨房，鲁伯是基本上不与邻居分享公共空间的。

姆姆是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妇女，早已无麻将可搓，也没扑克可打，跟我们小孩子相处的时间便很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的看顾人。那时大学已经停课，周围的大人却看上去更忙乱了。外面电线杆上挂的高音喇叭抽疯一样，时不时就突如其来地狂响一番。红歌，样板戏，大批判稿不停推送，还动不动就来个紧急通知，什么批判会，批斗会，学习班，游行，应有尽有。有时半夜里高音喇叭也会突然大响，那是北京又传来了最高指示，每到这时，大人们就要立刻爬起来，套上衣服冲出去参加游行，还敲锣打鼓庆祝。那些最高指示在我听来不仅很费解，还非常无趣，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人们要那么激动。为写这篇文章，我打电话问年长的朋友为什么当年总在半夜里发表最新指示，朋友说：大概是半夜里才开完会，讲了话呗，下面的人就当接到圣旨，要立刻传扬。

我到姆姆家喝完水后，没人玩了就在她屋里盘桓，听她东讲西讲，也很乐意帮她干点穿针引线之类力所能及的活儿。姆姆看上去粗眉大眼，说话声音也粗，嗓门也大，但我很爱听她说话。她并不把我完全当个孩子，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什么都对我讲，还有问必答，不像周围的其他大人，对我们小孩以打发为主。我小时大部份的时间是在学院里的幼儿院、托儿所度过，有时半托，有时全托，从无与祖辈们共同生活的经历。可长大后与生活中碰到的老人家总容易谈得来，相处自然而愉快，从不觉得听他们说话不耐烦，这应该跟我儿时跟鲁姆姆的密切往来有关。

姆姆还给我看她抽屉里的旧物什，有时我自己去翻，她也并不介意。那时鲁家已被抄过，家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可铜制的掏耳针，粗大的老式顶针之类，在我看到还是很有意思。记得她竟将包得好好的拔下的牙齿打开给我看，说都要留好，将来要带着一起走。我问你走去哪里？她就“啪”地关了抽屉，说：“去棺材里呗！”——她总是爱讲与“死亡”有关的事情，这确实让她更像个老人，但她说这些话时，不显得特别悲伤。她还总说自己有高血压，说倒就随时可倒的，若能死在丈夫之前其实是福气啊——“死在夫前一朵花，死在夫后黑麻麻”，她强调着。“麻麻”用桂林话念，平声，如“妈妈”音。“黑”则念“和”的平声，黑麻麻是漆黑一片的意思。南宁在文革中大力推行火葬，这也是最早由她告诉我的。她那与她弟弟同住在南宁城里的老母亲去世了，就是“被烧的”，她强调说。然后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整个过程，她怎么在观察口看到焚化炉中的遗体会突然坐起来，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后来在学院或街头的布告栏里看到宣传火葬的招贴图片，总忍不住踮了脚仔细看，想要印证姆姆讲过的种种细节，回去还找她再问。长大后，我对生活中各种细节有着特别的兴趣和敏感，想来与儿时跟鲁姆姆相处的经验大有关系。

鲁姆姆的娘家人仿佛都在南宁城里，一到周末，她和鲁伯就穿戴得整整齐齐，一摇一摆地晃去坐公车，进城去看她弟弟一家。记得她弟弟一家住在中华路一带的南宁汽车总站宿舍里。她的侄女有时也来看他们。她是怎么嫁去桂林的，这点我不记得她讲过。有次去学院里的大字报棚乱窜，撞到一幅配文字的漫画，我那时并不认得几个字，但靠漫画一眼就认出了那画的是鲁伯和姆姆夫妇，可见那大字报里的漫画水平还是有两下的。漫画中的鲁伯穿着一套黑色的制服，扎着皮带，穿的是绑腿的马裤，手里拿条警棍，表情凶煞。姆姆被夸张地画得更胖了，脖子上吊着一串巨大的首饰，那是我在生活里从未见她拥有过的，耳且竟然还穿的是旗袍和高跟！可都是我那时在生活里从未得见过的东西。我请旁边的大人读给我听，说的是历史反革命鲁纯是国民党警察，老婆出身有钱人家，好吃懒做，爱打麻将。我的小脑袋完全无法将这些描写与我认识的鲁伯和鲁姆姆对上号。鲁伯在旧社会不过个低级小警官，那时也在学院的农场里也就当个仓库保管员，管管农具种子化肥之类的，却扛上个“历史反革命”这样沉重的名号。

自从上了大字报，鲁伯被批斗的日子也就开始了。他有时上下班会提个纸糊的高帽，上书：“打倒历史反革命鲁纯！” 我就知道这天他在农场不是被批斗，就是要当陪斗了。他的高帽拿回来就放在箱子上，我去喝水时见到，曾想拿下来看，被姆姆喝住，说千万不能动，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姆姆虽然看上去凶，但绝少讲话那么严厉，我当然就给吓住了，从此再不敢去碰。后来我父亲也有了一顶上书“牛鬼蛇神、走资派”的高帽，我自觉地远远地躲着它，从不敢碰一下。农场在学院的边缘地带，主要是教学实验用的农田和果园，从我们宿舍走过去要近半小时。鲁家没有当年人们常用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鲁伯便总是步行上下班，看着他拎个高帽穿过半个校园缓步而行的样子，真不知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他从此就更像个哑巴了。我上小学后，孩子间曾流行一个游戏，当拍手念到：“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大家就要做出定格状。不久，我们那个非常上进的班主任出来制止说：不要再玩这个反动游戏，这是阶级敌人在指桑骂槐，他们不满自己被革命群众剥夺了发言权。我便想起鲁伯沉默地长坐在自家窗前，面无表情地抽着一根又一根的纸卷烟，真是很像个木头人。

说到这儿，要讲到鲁姆姆的儿女了。前面说过，鲁姆姆和鲁伯没有生过孩子，鲁伯娶过的二房也没有生过孩子。这就是说，他们的一双儿女都是接养的。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接养的，在什么情况下，又是从哪儿接样的，我相信以姆姆那样健谈的性格，肯定给我讲过，我却一点没记住。只依稀记得她有一次跟邻居家的阿姨说起儿子鲁金，提到当年在桂林郊区逃难时看到整村整村饿死人，这给我留下个印象，他们的儿子鲁金就是那时在桂林郊区捡来的孤儿。

我不知道我们三家人是什么时候成邻居的，我只知道大人们都认识鲁姆姆的儿女，那就该是我有记忆之前的事了。在我见过姆姆的儿女前，我只是不时从姆姆的口中听到他们的名字。姆姆告诉我，她家女儿叫杏荣，很懂事，从小帮她做好多家事，还帮带弟弟，姐弟俩感情特别好。杏荣还特别会读书，鲁伯最爱她了，父女感情最好。姆姆每次跟我说到女儿，总是“你杏荣姐”长，“你杏荣姐”短的。她又告诉我，杏荣姐在文革前考上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把鲁伯高兴坏了，给女儿带去上学的衣裳裤子、被子蚊帐提桶脸盆等等，里里外外都是全新的。那时在中国读师范不仅免费，还发生活费，这也是姆姆告诉我的。我想象不出终日面无表情沉郁寡言的鲁伯高兴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他笑了吗？他笑起来会是怎么样呢？

姆姆拿过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给我看，那是他们一家四口早年的合影。可能因为不习惯面对镜头，大家看上去都很有点紧张。我的注意力落在那对儿女身上。杏荣姐扎着两条短辫，个子好像很小，儿子鲁金那时还像个小孩，但看上去很机灵，眉眼很清秀，与照片里的另外三人完全不同，也很不像。那时没有什么“帅哥”这类词汇，我只懂得讲他好看，姆姆有点不太满意，不悦地说：是英俊！说着就将照片从我手里拿回去，小心收起来。我又问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呢？姆姆说，你杏荣姐大学毕业后分到柳州，在一个中专教书。我那时想不到问她为什么杏荣姐不见回来这样的问题。就只知道他们有个女儿杏荣姐在柳州教书，偶尔有信来。那时从南宁坐火车去趟柳州要五、六小时，在我听来真是远在天边，所以觉得她回不来也正常。

姆姆又告诉我，他们英俊的儿子鲁金在读水利专科学校。学校好像在南宁东郊的长罡岭那边。鲁金在我的记忆里出现过一次。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当时穿着一件带毛领的褐色皮夹克，很像画报里见过的飞行员穿的行头，那是我在周围的人群里从来没见过的，让他显得特别精神。鲁金留着分头，举手投足很有派头，我觉得真是很英俊。在我的记忆里，我是要抬头仰望他的，仿佛我身高只及他的腰际，可见我那时很小。按说在南宁要能穿得住皮夹克，最晚也得是在早春，因为一近“五一”，气温就会急升，穿单衣都会觉得热。那样算来，我应该是在1968年的早春见到他的。记得鲁金是提着个小箱子回来的，对我们跑来围观的小孩子很友好，给我们分了水果糖。分糖的时候，他笑得很灿烂。他显然认得我们这些围上来的小孩子，还叫得出我们的小名。按记忆的样子，今天想来他那时不过二十岁。姆姆后来告诉我，鲁金专科毕业了，分配到水利厅的一个单位里工作。我说到他的夹克，姆姆就自豪地说，那是你杏荣姐给她弟买的，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在1968年里，广西的局势开始失控，战火在全区各地燃烧起来，到五月至七月间最为激烈。广西主要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联指”和“四·二二”打得不开交，流血事件不断升级。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历史上著名的“七·三”布告。布告措词严厉地谴责了广西地区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令箭一到，正规军力量直接参与进来。双方在南宁城里展开血腥巷战。

鲁金就在这个夏天的武斗中被打死在南宁城区“四·二二”的战壕里。我不知道那个夏天的武斗现场有多么惨烈、恐怖。很多年后，一位当年从上海到广西壮乡插队的老哥告诉我，他们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旅行，终于到了南宁火车站，可一出车站就全呆住了：“你们南宁打成了一片废墟，市中心的南宁百货大楼一带都给大炮轰平了。我们一帮小年青觉得上海已经够乱了，但这样的场面，我们还真是从未见过，完全无法想象，全部呆在那里。”

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我的记忆可以连接的碎片多起来。

我记得鲁金的死讯是在夏天的黄昏里传来的。我刚被家里从幼儿园接回家，正要兴冲冲地去姆姆家中打个转，就看到他们家里来了黑压压一屋子人——那肯定是因为屋子小给我的错觉，当时来的应该不过两三人。那些人拎着皮箱之类，表情都很严肃。我在门口一出现，就被大人扯回。过了好一会儿，那些人走了，我出门一转，听到楼下空地上三三两两站着的大人正小声议论着什么，我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又折回家里，好奇地往鲁姆姆家看去，只见平时白天里几乎从不关门的鲁家关上了门，我和喻老师家的孩子在单元的小过道玩起来。喻老师那漂亮的女儿悄声告诉我：“鲁金死了！” 我半懂不懂，甚至也没问怎么死的，只觉的情况有点严重，难怪大人们的表情都这么难看。很快我就忘了，又在过道里跑动起来，弄出不小的响声。这时，鲁家的门开了。姆姆一出来，随手将身后的门又带上了，她挪着自己胖大的身子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晃了晃，压着声跟我说：你们出去耍吧，不要吵，鲁伯想安静点。她那两只金鱼眼有点发红，说话带着鼻音，表情却看不出有特别的变化。因为平时跟她说话很随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你鲁金哥死了，刚才他单位的人来送他的遗物，鲁伯很难过。姆姆说得很直接，“遗物”这个词，跟她说的“英俊”一样，对我而言非常陌生。她说完转身，摇摆着回自己的屋里去了。我感到周围的空气很凝重，就踮着脚躲回自己的小房间了。

到了第二天，鲁姆姆家的门又敞开了，我趁鲁伯不在家时又窜进去，看到家里多了一只皮箱，想来那就是鲁金的遗物之一了，不知那件漂亮的褐色皮夹克是否在里面。从那天起，鲁伯抽烟更凶了。我从没听说过鲁金遗体的下落，想必是被集体处理掉了。

南宁解放路一景

由于鲁金的死，我终于见到了姆姆嘴中念叨不断的“杏荣姐”。杏荣姐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到的，是接到了谁的通知而来的，我已无从知晓。我那时应该没被全托在幼儿园里，所以夜里会在家。听大人讲杏荣回来了，就很想去看。杏荣姐显然没有时间和心情搭理我们。我远远看到杏荣姐个子不高，打两条短辫，比照片里显得老成多了，看上去普普通通。杏荣姐回来，鲁家的门又关上了，她跟父母是如何互动的，我无法得知，只清楚地记得，那个夜里我起身去卫生间，刚走近厨房，就听到喻老师和杏荣姐在里面低声说话。那时为了省电，卫生间和厨房里的灯瓦数都特别低，夜里显得特别暗。我探了个头，看到杏荣姐在卫生间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搓洗面前木盆里的一堆衣服。喻老师靠在卫生间的门边，背对着我，小声地跟杏荣姐讲着话。我听到了鲁金的名字，赶紧竖起耳朵。搓洗衣服的响声没了，短暂的静场，我在厨房门外缩回头，一下就听到了压抑的哭声。喻老师的声音愈发轻下去，显然是在安慰杏荣姐。杏荣姐的啜泣声越来越急，变成了抽泣，努力压低着，不敢放声。我的心跳在加快，小心地探头往里看，只见黑暗中，喻老师已在门边蹲下来，杏荣姐坐在小木凳上，手还泡在一盆衣服里，喻老师的声音带上了浓重的鼻音。杏荣姐说了句什么，接着是一串低沉的“呜呜”声，可能是压抑得太狠，那哭声带着呼呼的低鸣，好像嘴里塞了个布团，哭一声咬一下团布，又因乏力而没咬紧，听上去非常怪异。作为一个孩子，我之前从不知道人是会这样哭泣的。我第一次见到杏荣姐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她是鲁伯最爱的女儿，她心爱的弟弟死不见尸，她却不敢放声痛哭。

晚年的喻老师

我悄悄地退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再从托儿所回来，杏荣姐就没了人影。我去问姆姆，她轻叹一口气，说杏荣姐已回柳州去了。从姆姆家的窗口望出去，晾衣杆上搭满了衣裳，我知道那是杏荣姐前夜里洗出来的。姆姆自语道：她的孩子还很小，她要赶回去照顾小孩啊。

从那之后到文革结束，我没见杏荣姐再回来过。听喻老师跟大人们讲，杏荣姐的丈夫出身好，又很要上进，入了党，还当上了学校的领导，他坚决反对杏荣跟她那“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来往。杏荣姐只得在那样的天枰中作出无奈的选择。

接下去的日子更差了。整个学院乱成一团。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的父母也戴上了高帽被游斗。父亲被隔离审查去了，身体很差的母亲也被弄去五七农场劳动，家里也被抄过了，连我最喜爱的一对玻璃糖罐也被抄家的人收走了。喻老师被她的前学生回校闹革命时打得流着鼻血回来。有一天我突然听说前楼的秦科长自杀了，跟着人们跑去看。到了那楼下，听说火葬场的车已经来过，秦科长的遗体被拉走了。大孩子说他们看到秦科长的舌头长长地掉出来——他们比划着，将我吓得直哆嗦，从此记住了，上吊的人舌头会掉出来好长好长。秦科长的妻子是我们幼儿院里的郭阿姨，也是当年跟着学院从桂林过来的老员工。我听到她哭着对围着安慰她的人们说：“老秦也就是接到让他下午去参加批斗会的通知啊，怎么就——”，她的独子比我还小。再后来，我亲密的小伙伴阿康的父亲也“自绝于人民”了。

到了这时，鲁伯更是无声无息，铁青着脸，与身边的世界不作任何交流。可那个拿走了他心爱儿女的乱世仍没放过他。姆姆哭丧着脸告诉我，鲁伯因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始被扣发工资，每月按每人十三元的标准给他们发放生活费，那就只够吃饱，没法像往时那样能久不久吃点鱼肉，喝点小酒了，鲁伯买烟的钱也很难挤出。他们先是砍掉周末去城里走亲戚，姆姆叹气说，坐公车要花钱买票不讲，见到侄儿侄女的小孩子也不能空个手啊，现在荷包都空了，就不要去了吧。大概见他们一连几周没去，姆姆的侄女就来了，走时给她留了十五元钱。从那以后，他们周末又恢复进城走亲戚了。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每回出门都换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头发梳理得清清爽爽。果然像姆姆常说的，马要鞍装人要衣装，两人收拾一下，看上去比平时真是体面多了。姆姆的侄女不时会塞个十块八块的给她，姆姆就讲那是借的，要一笔笔记下来，以后有机会要还给侄女的。来自自家兄弟和侄女侄儿们的关照，应该是姆姆和鲁伯在那段日子里最大的安慰。姆姆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为宿舍区里的人家带小孩子，以贴补家用。

日子过到1974年夏天，家里分到了宿舍区另一楼里的一套带厨房和卫生间的三居室单元，我们就搬走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好几年了，世界一下显得大多了。搬家后，我开始还不时会去姆姆那儿转转，慢慢的就稀疏下来。

儿时最爱和小伙伴在这水塔脚下玩耍

到了日子回归正常，由于忙于准备高考，我就基本没再得空去找姆姆玩了。忽然有一天，听说鲁伯查出了胰腺癌晚期，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心里觉得很难过，又不知该怎么去表达。我在宿舍区里见到了专程从柳州回来照顾鲁伯的杏荣姐。她比我当年见到时显得更年长了，个子小小的，剪个运动头，搀扶着鲁伯进进出出去看病、住院。鲁伯更瘦了，脸色蜡黄，很热的天里还穿着厚厚的外套，听大人们说鲁伯已没有希望康复了，大家叹着气，又说，他最爱的女儿毕竟能回来尽孝了，陪他走人生最后一程，对他肯定是很大的安慰。

鲁伯不久就走了。鲁姆姆看上去一下就老了很多。杏荣姐随后就将她接去柳州跟他们一起生活了。我忙于准备高考，越来越少有时间想鲁姆姆一家。等到了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忽然听说鲁姆姆回来了。我在宿舍里撞到她。她看上去瘦了不少，头发很白了，但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穿着浅灰色的短袖斜襟褂，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只是步子摇起来比过去慢多了。她见到我很高兴，唤她的一双外孙子女过来叫我“姐姐”。他们看上去比我小好几岁。姆姆告诉我，她是由杏荣姐陪着回来落实鲁伯平反的事情，院里给补发了当年扣发的鲁伯的工资。杏荣姐安静地站在一旁，话很少，只看着我浅浅地笑，说我长大了很多。我注意到她的声音是清亮的。我已经晓得告诉姆姆，我为她感到高兴。她晚年终于能跟女儿一家在一起了，又有两个可爱的外孙儿女，以她当年对小孩子们的那份热情，她一定会很享受这份次迟来的天伦之乐。她给我带来一包水果糖作为礼物，一如当年的鲁金那样。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姆姆。之后的人生，便是一路的飞奔，越跑越快，越跑越远。偶尔会想起姆姆，也总盘算着等有机会要到柳州看看她，后来就听到了她在柳州去世的消息。按她早年担心的，她是走在了夫后。我只希望她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黑麻麻”的。

2016.5.16. 记写于硅谷